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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论文范文1
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关系
正确认识是进行科学实践的前提。若不能正确地把握不同理论问的区别和联系，在应用理论指导实践时就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本文拟就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的关系作一探讨，以澄清某些认识误区，使相关实践活动获得正确的导向。
一、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发展
比较优势的思想发端于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第四篇第二章中提到不同国家生产商品的固有的或后天获取的“自然优势”(naturaladvantages)和交换的合理性。--之后，李嘉图将亚当·斯密的绝对比较优势思想发展为相对比较优势思想，并将这种思想理论化和应用于国际贸易研究，初步形成了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按照李嘉图的观点，比较优势，即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该差异源自各国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国家根据相对优势进行生产和交换，双方均可获利。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存在诸多局限性。其中最令人不满的有两点：一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仅涉及劳动力一种生产要素；二是该理论难以解释多种要素存在情形下的比较优势来源。对李嘉图理论的不满导致了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倍受关注的是赫克歇尔一俄林的“要素份额理论”。该理论构造了一个包含“两个国家、两种商品、两种生产要素”的模型。该模型从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及其所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的国际差异的角度探寻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得出了一个国家应出口哪些密集使用本国富有要素的产品，进口哪些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的结论。并指出，通过国际自由贸易可以使生产要素得到有效配置，通过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可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并影响产业布局。
在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之后，贸易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数据收集和处理技术的进展，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贸易理论进行实证检验的可能性。里昂惕夫发现，美国进口资本密集产品与出口劳动密集产品的状况，与美国资本充裕而劳动稀缺的现实不符。这就是所谓的“里昂惕夫难题”。该难题的提出，使人们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普适性产生了怀疑。为了对现实作出新的解释，一些研究者引入人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进行改进，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揭示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还有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部分重要假设来构建“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从以下两个方向发展了比较优势理论。
发展方向之一，放弃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关于规模收益不变的假定，研究规模收益递增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指出一国的企业或者行业可能仅仅由于历史或偶然的原因较早地进入某个产业，从而可以较早地扩大生产的规模，并利用规模经济形成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
发展方向之二，放弃赫克歇尔—俄林关于贸易参与国在获得生产技术方面具有相同可能性的假定，研究不同国家的企业或产业获得不同水平或内容的技术的可能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技术可获得性差异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也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就发达国家而言，即便两个发达国家在开发技术方面具有相同的能力，由于随机性因素的影响，开发出来的具体技术也是存在差异的，且不同国家还可能专业化地开发不同产品或生产技术，因而，两个国家的技术能力相同并不意味着最终产品相同，具有相同技术能力的国家仍然存在贸易的可能性。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研究结果是导致著名的产品或技术“生命周期”理论的产生。该理论认为，新的技术和产品一般是在发达国家首先开发成功的。当产品和技术趋向成熟并进入标准化阶段时，产品的生产则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与产品和技术的这种生命周期相适应，首先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新产品，其后则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成熟的标准化的产品。至于为什么新的技术和产品总是首先在发达国家开发成功，研究者则一般从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角度予以解释，认为，只有富裕国家才有可能支付得起昂贵且具有高失败概率的研究和发展费用。按照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观点，处于创新期的产品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处于发展期的产品为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处于成熟期的产品为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处于衰退期的产品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产品的产地也从技术创新的国家向其他国家转移，由此决定了国际贸易的走向。研究者们还得出了以下结论：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最有可能具有相似的消费者偏好与市场需求特征，当一国的厂商计划进行跨国经营时，他们最有可能进行开发的市场首先应当是与本国收入水平相当的市场，从这个角度讲，收入水平相当的国家间的贸易量应当是比较大的。
贸易理论的上述新进展与国际贸易发展的要求是相适应的。按照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国际贸易应当主要在要素禀赋结构相差较大的国家间进行。然而，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际贸易的发展状况却是要素禀赋结构相似的国家(地区)间的贸易——主要是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占有国际贸易的主要份额。新贸易理论为国际贸易的这种新的发展动向提供了解释。二、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竞争优势理论的系统构筑者是迈克尔·波特。波特于1980年、1985年和1990年相继出版了其著名的竞争3部曲：《竞争战略》(CompetitiveStrategy)、《竞争优势》(CompetitiveAdvantage)和《国家竞争优势》(TheCompetitiveAdvantage0fNations)。三部著作一脉相承，自成体系，成为现代管理学界的权威论著。《竞争战略》，运用作用于一个产业的5种竞争力模型。确定了分析产业及其对手的理论框架，提出了获取竞争优势的成本领先战略(OverallCostLeadership)、差异化战略(Differentiation)和目标集中战略(Focus)。《竞争优势》采用价值链分析方法，论述了企业如何获取竞争优势的方法和途径。《国家竞争优势》，利用所构建的“钻石体系”模型，探讨了国家、州(省)与其他地理区域如何取得持久竞争力的问题。波特认为自己所提出的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区别在于：后者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政府预算赤字、货币政策、市场开放或民营化)或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方面；前者则突出强调主要根植于商业环境的地点竞争力，认为劳工、资本和自然资源并不能决定繁荣，因为取得这些资源并非难事，竞争力来自企业以当地的资源生产出更具价值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力，生产力的提高则离不开国家和区域的竞争环境。他所构筑的“钻石体系”模型，从“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战略与竞争背景”、“相关产业和支援产业”等4个方面探索了竞争力的来源、变化及其对政府与企业的意义。
三、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关系辨析
目前，有关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关系的认识存在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不相容，只能择其一。另一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只是采用了不同称谓。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均有片面性，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分别隶属于经济学与管理学两大学科，二者既相对独立，也相互联系。
1、两种理论相对独立波特明确指出，其研究的领域是管理学而不是经济学，给自己的定位是管理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学致力于解释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规律，是一门认识世界的学科；管理学致力于提供实现预期经济目的的途径和方法，是一门改造世界的学科。虽然经济学和管理学呈现出交织发展的特点，但仍存在较为清晰的边界。
第一，理论基点不同。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点是交换和贸易，竞争优势理论的基点是竞争。尽管比较优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先于竞争优势理论，但二者在逻辑上并不存在严格的前后相继的关系。波特虽然提及比较优势理论在探讨竞争力问题中的应用，但并未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建立竞争优势理论，而是另辟蹊径，对比较优势理论所未涉及到的植根于商业环境的地点竞争力进行了系统研究。
第二，作用目标不同。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从历史的、客观的角度，对已经发生的国际贸易及相关的经济现象做出解释、分析和判断，为预测国际贸易发展趋势，选择合理的国际贸易模式提供科学依据。作为战略管理理论基础的竞争优势理论，则是从价值创造的角度，致力于为经济行为主体做出合乎价值取向的决策、设计提供有效的工具和方法。作用目标不同，理论体系框架及其应用范围也必然有所不同。
第三，发展路径不同。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绝对比较优势”到“相对比较优势”、从“外生变量”到“内生变量”、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的历程。作为战略管理理论基础的竞争优势理论的发展，则经历了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产业中观层面乃至国家宏观层面的历程。
时政论文范文2
关键词投资组合有效边界无差异曲线实证分析
1证券投资组合的可行域和有效边界
设有证券投资组合P，其期望收益率记为E（rp），标准差记为σP。则以E（rp）和σP为轴，可建立描述投资组合的坐标体系。在此坐标系中，所有可能的证券组合方式被定义为证券投资组合的可行域。对于只有两个证券A、B的投资情形，其组合分析见图1。
图1中由证券A和证券B建立的证券组合位于连接A、B的直线或曲线上，该直线或曲线被称为证券A与B的结合线。结合线的弯曲程度由证券A和证券B的收益率之间的联动关系所决定，而与选择的组合方式无关。证券间的联动关系采用相关系数来衡量，取值介于－1和1之间。不同组合在连线上的位置取决于该组合投资于证券A、B的比例。如果市场不存在卖空机制，则证券投资组合的可行域即是证券A、B之间的结合线。类似地，对于三个证券A、B、C之间的组合分析情形，在不允许卖空的条件下，由三条结合线（每两种证券形成）构成的所有投资组合的可行域见图2。显然，可行域内的每一点可以通过三种证券的二次组合来得到。例如，A、C的组合为D，B、D的组合为Z。一般来说，当存在n种证券可供选择时，根据建立组合的限制条件（如是否存在卖空机制等），其可行域可能是有限域，也可能是无限域。但无论如何，可行域的左边界总是向外凸的（允许线性部分），不会出现凹陷。
根据马柯维茨均值方差模型的假设，在相同期望收益的投资组合中，投资者会选择方差最小的组合方案。对于每一个可能的期望收益，均有一个方差最小的投资组合恰好构成可行域的左边界。另一方面，在方差相同的投资组合中，投资者会选择期望收益最高的组合方案。而对每一个可能的方差水平，都有一个期望收益率最高的投资组合恰好构成可行域的上边界。综上所述，投资者实际选择的证券组合应位于可行域的左边界和上边界的公共部分，该局部边界被称为可行域的有效边界（见图3）。
2证券投资组合的无差异曲线
在投资实践中经常会见到高收益伴随高风险的情形，即：
E（rA）＞（rB），σA＞σB
此时，投资组合A比B承担更大的风险，但同时也具有更高的期望收益，这种期望收益的增量可视为对风险增量的补偿。
基于风险与收益之间的补偿作用，不同投资组合的实际效用（即满意程度）在投资者看来也许是相同的。将被投资者认为满意程度相同的投资组合曲线绘制在均值方差坐标系中，形成图4所示的无差异曲线族。显然，族中无差异曲线的位置越高，该曲线上投资组合的满意程度越高。由于不同投资者对风险的态度大不相同，故无差异曲线通常被划分为风险偏爱、风险中立和风险厌恶等三种基本类型，其曲线形状（见图4）。
3最优证券组合的确定
统计调查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对风险持厌恶态度。为此，本文以风险厌恶型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为代表分析最优证券组合的确定方法与过程。
如前所述，在马柯维茨假设下，给定投资环境中的每个投资者将根据证券组合的收益和方差以及自身对风险的态度确定相应的无差异曲线族，并借助于无差异曲线在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上选择一个适当的投资方案。显然，由于所选投资方案既不能离开有效边界，又希望具有尽可能高的满意程度，故该方案必然对应于某条无差异曲线与有效边界的切点。其图解过程见图5，图5中H点所代表的投资组合方案即为所求。
4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上证30指数的指标股作为实证分析的对象。研究时段为2000年1月7日～2000年12月29日，共计48个交易周的收盘价。首先计算股票的周收益率及其方差，期间凡有送股、配股和派发现金股利的股票，均根据其配送方案分别进行复权，以保持数据的完整性和一致性。然后构建组合投资的决策模型及确定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最终给出指标股的投资方案并进行必要的结果分析。
4．1周平均收益率及其方差计算
样本股周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为：
rit=■-1（1）
式中i=1，2，…，30；t=1，2，…，48；
rit：第i只股票从第t－1周到第t周的收益率；Pit：第i只股票在第t周的收盘价；Pi，t-1：第i只股票在第t－1周的收盘价；ai：第i只股票从第t－1周到第t周的送股比例；bi：第i只股票从第t－1周到第t周的配股比例；Bi：第i只股票配股价；di：第i只股票在第t－1周到第t周的每股现金红利。
各样本股在样本时限内平均收益率和方差的计算公式分别为：
E（rit）=■，σ2i=■（2）
式中E（ri）是第i只股票的周平均收益率，rit是第i只股票在第t周的收益率，N=47为计算总周数。
上证30指标股在样本时限内周平均收益率和方差的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
4．2决策模型与有效投资组合
因为我国证券交易市场不存在卖空机制，相应的组合投资决策模型可写成以下数学规划的形式：minσ2（rp）XT∑X
s.t.XTEn=1
XTR=R0（3）
Xi≥0，i=1,2,…，n
式中：X=（x1，x2，…，xn）T为证券组合投资比例向量；r=（r1，r2，…，rn）T为各单个证券投资收益率向量；R=（R1，R2，…，Rn）T为收益率向量的期望向量；∑（σij）n×n为收益率向量r的协方差，σij=Cov（ri，rj），i，j=1，2，…n；En为元素全为1的n维列向量；E（rp）=XTR表示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σ2（rp）=XT∑X表示证券组合的风险。
该模型的内涵是在给定预期收益率R0的条件下，力求使证券组合投资的风险达到最小。其中，R0为投资者所要求的最低收益率水平。
借助于Lingo软件平台，通过编程计算，不难求解上述数学规划，从而确定证券投资的有效组合。实际运算结果表明，上证30指数指标股的有效投资组合一共有14组，每一投资组合中各样本股所占的投资比例见表2。
5．3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及结果分析
由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随着组合投资方案中证券数目的增加，用方差代表的投资风险在迅速降低，最终稳定在某一固有的风险水平。该风险水平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投资环境的系统风险，必须由投资者个人承担，而无法通过投资组合的方式来化解。
根据表2的数据可以绘制出上证30指数指标股投资组合的有效边界，其界面曲线见图6。
图6中的B点表明，投资者在上证30指数指标股投资组合中可以实现的最高周收益率为1.4721%，折算成年收益率为75.71%，同时需要承担方差为45.08%的投资风险。其具体投资方案为将全部资金投资于龙腾科技，属于单一证券的投资选择模式，是高收益、高风险的集中体现。
另一方面，图6中的A点表明，如果将资金按一定比例分投于所选择的9支股票（详见表2），则投资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σ2=5.2%），同时可实现0.249%的周平均收益率，对应年收益率为12.78%。显然，该证券组合投资的收益率仍然远高于银行同期年利率2.25%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小詹姆斯L.法雷尔.齐寅峰译.投资组合管理理论及应用[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
时政论文范文3
股利政策是现代公司理财活动的三大核心之一，也被认为是当财学上的一个难解之谜。影响股利政策的因素有很多，如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资产变现能力、筹资能力等等。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主要从股权结构角度比较分析我国不同股权结构公司的股利政策，通过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股利政策的关系，提出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的一些措施。
为了考察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其股利政策关系，本文选择上海证券交易所的10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分析其连续5年（1999—2003年）的财务数据，试图找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方式的特点及其与股权结构的内在联系。本文选取的样本公司主要涉及行业，包括交通业（10个）、制造业（15个）、农业（9个）、房地产业（10个）、商业（15个）、信息技术业（15个）、社会服务业（11个）和综合类公司（15个）。该行业分类标准遵循上海证券交易所所制定的行业标准，样本公司是通过随机选取的方法进行选择。
一、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特点及其与股权结构的关系
对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的考察，我们首先从总体上把握我国上市公司主要采用的股利分配方式，其次考察公司股权结构对其股利分配方式的影响。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方式主要有派现、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简称转增）、混合股利分配方式及不分配股利。
（一）100家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方式总体情况分析：
从1999年至2003年，各种分配方式的平均比例为：派现占43%，送股占7%，转增占12%，混合分配方式占12%，不分配股利占44%。
（二）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方式与股权结构关系
在随机选取的100家上市公司中，非流通股份比例小于50%的公司仅有16家，占样本公司总数的16%，而非流通股份比例大于50%的公司有84家之多，占样本公司总数的84%。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设置不合理，非流通股股份占的比重过高。
在非流通股份比例小于50%的16家公司中，在1999年至2003年中各种分配方式平均所占比例为：派现41%，送股14%，转增20%，混合股利分配16%，不分配股利46%；在非流通股份比例大于50%的84家公司中，在1999年至2003年中各种分配方式平均所占比例为：派现45%，送股9%，转增12%，混合股利分配11%，不分配股利45%。
综合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1）不管是非流通股份所占比例是大于50%还是小于50%，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主要有两种：派现或不分配；（2）在非流通股份所占比例小于50%的公司中，不进行股利分配的公司稍多于派现的公司（不分配公司比例为46%，派现的公司比例为41%），而送股、转增股本和混合分配等分配方式的比例也较高；（3）当非流通股份比例大于或等于50%时，不分配的公司与派现的公司比例虽各年有所不同，但总体来看，其所占比例是一致的（两者均为45%），而送股、转增股本和混合股利分配方式的比例较非流通股份比例小于50%时的比例有所下降。（4）从分配方式的时间分布来看，不管非流通股份的比例是否大于50%，在1999年至2003年期间，各个公司的派现比例是逐步上升的，而不进行股利分配的比例是逐步下降的。
二、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方式与股权结构关系分析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其股利政策的制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特殊的股权结构必然会使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行为呈现出中国特色。（1）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表现为二元结构，就在国内上市的公司而言，主要分为流通股和非流通股。流通股又称为公众股，是一种可以在市场中流通的股份，但所占的比例相当低。在非流通股中，又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转配股。而国家股、法人股是不能上市流通的，由于其所占的份额较大，容易造成国有股东在上市公司中的绝对控股地位，从而会制订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股利分配政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不合理，“一股独大”现象容易使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成为某些具有控股股权股东的股利政策，中小投资者的回报很难得到保证。笔者认为，在所考察的上市公司在制定股利政策时，基本上是从控股股东的角度来考虑。从不分配股利到其后的热衷于分发现金股利，都是由大股东一手操纵。虽然近年来上市公司普遍出现“派现热”，但这一热潮可能并未真正惠泽中小投资者，主要表现在股票的换手率方面。我国股票市场的股票换手率极高，约达到200%左右，而美国只有67%。也就是说尽管上市公司提高了派现的比例，但流通股股东仍热衷于股票的短期买卖价差。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成为了“大股东”、“控股股东”的股利政策。证券监管部门要求上市公司提高派现水平的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减少资本市场的投机行为，但从股票的换手率来看，中小投资者并不买帐，市场上“投机风”依然强劲，中小投资者的埋怨并未消失。（2）由于上市公司非流通股（特别是国家股）所占的比例很高，政府自然就是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它必须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政府又是市场的监管者（由中国证监会代为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资本市场规范运行，它必须对资本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在政府既充当市场管理者又充当市场参与者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行政干预的痕迹。根据实证分析（李常青，2001），1999年以前，我国上市公司不分配的现象逐年增多，且分配时多以送股和转增股本为主，派现的比例较少。而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在1999年后，公司则多倾向于派现，不分配的比例有所降低，送股和转增股本处于次要的地位。分析股利政策的前后变化原因，笔者认为，并非是因为上市公司的业绩提高了，很大部分的原因在于监管部门的政策限制和期间舆论的监督。“跟着政策走”、“跟着舆论走”是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一大特色。
时政论文范文4
可见，带动城市群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发展。
从综合竞争力看，武汉市综合竞争得分远高于其它中心城市，综合竞争力排第一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其次是郑州市、太原市和长沙市综合竞争力居中，排名靠后的是合肥市和南昌市，其中南昌市排在6个中心城市最末。
从分类竞争力来看，武汉市各单项竞争力均居首位;郑州市的经济竞争力和社会发展竞争力较强，排第二位，而对外开放竞争力偏弱，排名倒数第一;长沙市的基础设施竞争力排名第五，经济竞争力和社会发展竞争力二个单项竞争力均排名第三，居中等水平;合肥市社会发展和基础设施竞争力排名靠后，其基础设施竞争力处于末位，对外开放竞争力排名第三;太原市基础设施和对外开放竞争力较强，排名第二，而经济竞争力相对较弱，排名倒数第二;南昌市在中部地区6大城市群中心城市中，各个单项竞争力排名均靠后，竞争力较弱。
非中心城市竞争力比较
中部地区6大城市群中，除中心城市外，共有36个主要地级城市，表4列示了竞争力排名前10位的城市。在综合竞争力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中，皖江城市带有3个城市，分别为：铜陵、马鞍山、芜湖;中原城市群、太原城市圈分别有2个城市，即洛阳、焦作和阳泉、晋中;其它城市群分别只有一个城市进入前10位。
在经济竞争力排名前10位的城市中，皖江城市带有3个城市，分别为：马鞍山、芜湖、铜陵，中原城市群有洛阳、焦作、新乡、平顶山4个城市，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分别只有株洲和鹰潭各一个城市进入，而太原城市圈没有进入前10位的城市。
从社会发展竞争力来看，中原城市群的洛阳和新乡、皖江城市带的铜陵和芜湖、长株潭城市群的益阳和株洲分别进入前10位;社会发展竞争力在中部地区6大城市群中居首位的太原城市圈，优势明显，该城市圈有晋中、阳泉、吕梁、忻州4个城市的社会发展竞争力排名进入前10位。
从基础设施竞争力来看，尽管皖江城市带基础设施竞争力排名靠后，但其有3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竞争力进入前10位，它们分别是马鞍山、铜陵和芜湖。武汉城市圈和中原城市群分别有2个城市排名进入前10位;其它城市群则仅有一个城市排名进入前10位。
从对外开放竞争力来看，皖江城市带有铜陵、芜湖、马鞍山3个城市对外开放竞争力排名位居前10位，环鄱阳湖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各有2个城市排名进入前10位，武汉城市圈仅有一个城市排名进入前10位，而太原城市圈则没有城市排名进入前10位。
中部地区城市群主要城市竞争力聚类分析
时政论文范文5
回填前给水、中水管线根据图纸设计要求做管道水压力试验；污水管线采用闭水法进行严密性试验。管道及管道附件的支墩和锚定结构应位置准确、牢固。管件法兰螺丝要进行防腐处理。1）准备工作：水压试验前必须对管道节点和接口、支墩等及其他附属构筑物的外观进行认真的检查，观察工作状况是否良好，后背必须坚固。落实水源、试压设备及放水，量测设备是否准备齐全。2）正式试压工作:1、管道充水：管道试压前，向试压管道充水，充水时水自管道低端流入，并及时打开排气阀门，当充水至排出水流中不带气泡且连续时，立即关闭排气阀，停止充水，观察各管口及阀门连接处是否漏水，若渗水及时处理。2、试验：管道浸泡24h且符合要求后进行水压试验，水压试验应逐步升压，当水压升至试验压力（1.35MPa）后开始记时，保持管道试验的压力恒定，在试验压力下，10min压力降不大于0.05Mpa，且管道、附件无损坏。3）安全施工措施：（1）、水压试验，必须统一指挥，分工明确，及时联系。对后背、支墩、阀门、接口等都应要求专人负责检查，明确规定发现问题及时联络。（2）、试压管段除接口外，填土至管顶50cm以上并夯实。并做好后背及阀门等管件加固工作。（3）、在水压实验时，后背、支撑、管端等附近不得站人，若检查应在压力停止时进行。（4）、在水压试验时，管身、接口禁止进行敲打或修补缺陷，如遇有缺陷时，作出标记，待卸压后修补。
二、管道沟槽回填
（1）管道工程的沟槽回填工作是施工质量控制的关键部分，其沟槽回填，按图纸设计要求选择材料。管道回填前，应该检查管道外观有无变形及损伤，若管道有损伤或变形，应立即修复或更换；（2）管道沟槽回填工作，应从管底基础部位开始至管顶以上0.5m范围内，必须采用人工回填；管顶0.5m以上，可以用小型机械设备从管道轴线两侧同时回填并夯实，回填厚度每层不大于0.2m，管顶以上0.4m范围内可以用小型夯实设备夯实；（3）管道回填工作，应该从管道两侧同时回填，同时夯实。管道与管壁紧密接触，不得用土或其他材料填充；设计的管基有效支承角范围内必须用中粗砂填充密实。
三、管道的焊接、法兰施工质量控制要点
一）管道焊接的质量要求市政工程施工的焊工，本人必须持有压力管道焊工有效的合格证上岗。保证焊接材料的材质和管材合格，且焊接位置和焊接方法与现场焊接条件一致，按图纸及规范的规定，焊接工艺指导书应根据焊接材料的特性进行焊接工艺评定，必须按照焊接指导书的规定进行。二）法兰连接的要求在安装前，法兰的选用必须符合设计要求且必须进行外观检查，其表面应该光滑。按照系统的最高工作压力、最高工作介质、工作温度、法兰的材料编号等因素，综合选用适当形式及规格的法兰。
四、结束语
时政论文范文6
去年九月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及G7会议结束后，有关人民币升值的争论似乎平静了许多。但是，升值的压力并未因争论的平静而减弱。官方统计资料显示：今年上半年，在对美贸易顺差有所减少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新增约600亿美元，扣除FDI和贸易顺差，大约又有300亿的短期投机资本流入，加上去年600亿美元，一年半时间，共900亿美元的热钱流入。此外，民间还有近2000亿的美元资产。这将带来通涨压力。
日前美国联邦储备局再次加息0.25%，这当然是好消息，因为这似乎加大了中国调整利息的空间，看着这几个月CPI的走向，主流观点都在预期加息。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二．人民币汇率预期的经济学分析
人民币是否升值，以下是几个主要几个因素：人民币被低估的程度、通货膨胀的预期以及目前人民币与美元的利率差。根据张斌（世界经济黄皮书：2003-2004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用H-P滤波法估算，近几年人民币年平均升值2.6%，2003年上半年被低估6-10%，按此推算，至今年七月约被低估了11%左右，这是较为保守的估计；张欣（美国托雷多大学教授）的计算为22.5%；另有一些学者表示可能低估了30%以上。综合的分析表明：人民币被低估了15~20%是客观存在的。
目前，亚洲外汇市场的人民币离岸一年期无本金交割合约（CNYNDF）的贴水为2300点（相当于1美元兑8.05人民币）附近，说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依然很强。
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1.98%（扣除利息税为1.58%），而美元联邦基准利率经过六月份以来的三次加息，已达到了1.75%，已稍为超过了人民币，但如果考虑境内美元一年期存款利率，以及人民币的一年期贷款利率5.31%，利率差异依然存在。当然，利率差异的缩小，正好弱化升值预期，给汇率的调整创造绝好的机会。共900亿的短期美元投机热钱和民间近2000亿美元潜在换汇风险，仅仅依靠中央银行买入后用短期债券（央行票据？）来对冲是无法化解的。国内的通货膨胀预期高达到4~6%并有强化的趋势。这两方面都支持人民币升值。
鉴于人民币在资本项下是管制的，从汇率理论来说，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保持人民币不升值，其升值压力就会并正在通过通货膨胀释放出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的消费品价格指数（CPI）在六、七、八连续三个月达到5%，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材料也明显上涨。
通涨的危害大家都知道，在所有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都找得到：总之是有人欢乐有人愁。老百姓要遭殃，表面上受益的是作为最大的债务人的政府，但最后经济会受到严重打击，不会有赢家。
三．汇率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经济不需着陆
软着陆原指是航天器在返回地面时依靠外部装置（如减速伞）降低飞行速度，从而实现安全着陆。但是，经济在起飞，强行让它着陆会带来很大的效率损失。治理经济过热（如果说存在的话）要对症下药，而不是动不动就进行经济迫降。这好比一个人发热了，不管是肺炎还是感冒，把人放进冰窖里一冻，表面上是退烧了，炎症并没有消除（我称之为冰窖效应）。结果，人闹得奄奄一息，也许还落下了更严重的痼疾。
上半年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使用货币政策后又采取了行政手段，在市场上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经济学家们又在争论能否实现软着陆，其中樊刚和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扬的争论很有代表性。但也有学者（如汤敏，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认为：争论硬着陆还是软着陆没有意义，因为没有统一的客观标准。显然，仅仅通过GDP的增长率来判断一国经济无疑是十分片面的。而且，不管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说到底，就是损害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增长）。
另一方面，我们一谈到宏观调控，不是放松就是收紧银根，隔几年就得采取“着陆”措施的怪圈，结果一放一收，最后的风险通通集聚到金融系统。都说现在是经济过热（不管是表达成局部过热还是结构性过热），什么是过热？只有出现市场的非理性过度投资或消费（经济泡沫），才可以认为是过热。中国经济经历了数年的低迷和通货紧缩，现在有了投资机会，热一点很正常，市场会自动调节。
我认为，现阶段中国经济没有过热（徐滇庆教授也持同样观点---本文未经徐教授审阅，文责自担），也无须着陆。只要把基础货币管住（当然同时也要把地方政府的非市场行为管住），就能让经济畅快地飞翔。反过来说，如果管不住货币（汇率不动），又要降温，就会出现类似冰窖效应的问题：经济是凉下来了，而金融系统更加积重难返，金融危机或恐悄然而至。
四．汇率调整—先解决汇率形成机制还是适时调整汇率？有学者认为：汇率稳定自身就是一个财富，是值得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然后才是汇率的变化。他比喻：假设人民币一次升值到位，几年后（哪用得着几年！---笔者注）基本面发生变化后又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想打个比方：这好比消防队员在火灾现场拿着消防龙头，突然发现还没有编制好救火的程序，于是回到消防局去编写程序。等程序编好了，房子也早被烧毁了。这个比方未必恰当，但却说明一点，有些事情是不能等的，否则会带来很大的代价。
国际上通用的汇率形成机制就那么几种方法，没有那一种是完美的。东亚主要经济体在97年金融危机后都放弃了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转为更加灵活的汇率安排，当时也得到了IMF和众多经济学家的好评。但是事隔不久，又向钉住美元汇率制回归了；世界上有不少采取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国家，最终又放弃了，而转向了较为固定的货币局制度或灵活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为后者受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约束力更强，有利于治理国内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安排，对一个经济体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以及所面临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可能有不同的选择。同时，汇率稳定的内涵应当是人民币汇率的水平能大致反映实际均衡汇率的趋势性发展而不是仅仅是汇率标牌上显示的数字。过去汇率都曾严重地偏离实际均衡汇率，并制约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后来不是都调整过来了吗？难道那反而损害了汇率的稳定吗？恰恰相反！如果汇率的水平不能反映实际均衡汇率，那就会伤害人民币本身，也就损害了经济的发展。这可不是“值得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吧。
在《东亚汇率两难和世界美元本位》一书中，麦金农教授曾论述了美元作为东亚货币本位的主张及其对于减小汇率波动、维持金融稳定的作用。这对我们是很有启示的。人民币在升值后继续采取钉住美元并放宽管理浮动的范围应当是可行的。
一句话，不能因为要探索和完善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而忽视汇率调整的实际需求。
五．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对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最直接的影响可能是减少外部需求和出口，并影响短期经济增长目标。但实际的影响有多大，对各经济体会有很大的区别。这要看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进口弹性和出口弹性。举例来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依赖性很大，人民币幅度不大的升值（如10%），应不足以使美国的供应商撇开中国而寻求替代出口国，因此，人民币适度升值后，中国对美国出口以美元计算的收入减少有限，甚至增加。对日贸易的影响也许大一些，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善贸易结构（特别是有利于限制一些资源性出口）有所帮助。即便是贸易顺差有所减少，也许是一件好事，因为恰恰为人民币的相对稳定提供了一个国际收支平衡基础。
还有一个影响是：可能造成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短期失业。但中国的单位劳动工资水平很低，汇率的有限升值，不会改变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失业的压力不大。进一步讲，汇率政策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是宏观经济稳定的工具，而不是促进就业的的政策。在过去的一个时期，汇率政策曾经起了促进就业的作用，但它实际上是通过对整个价格体系的扭曲来来实现局部的政策目标的，而这会带来更大的资源错误配置（何帆，张斌：《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2004）。
另外就是目前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缩水。但即使人民币不升值，现在持有的美元资产的利率都很低，而美国已进入加息周期，这些以及不断增加的美元资产都要贬值，损失也将不小。
总体而言，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将有利于国内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平衡国际收支，从而有效地避免货币或金融危机。
六．美元加息了，人民币要跟随么？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过去，人民币实行的是实际上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形成了一种操作惯性。殊不知，美国的经济周期和中国（如果承认存在经济周期的话）是不同的。美国这几年一直都在利率低位运行，现在经济已经复苏，当然可以温和加息。但这时候人民币加息是不明智的。加息表面上是为了应对通货膨胀的压力，但结果却会适得其反。因为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短期投机美元的持续流入而导致的基础货币增长过快（一季度广义货币M2的增速大于物价和GDP的增速之和约6个百分点，M2与GDP的比例目前堪称世界之最，给中国经济埋下了金融风险的地雷），加息无疑将加剧这种趋势，而把通货膨胀这把火煽的更旺。况且，央行近期两次上调准备金率及其他的行政措施收效都不明显，说明市场并不认同。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调整汇率，到时候也许利率不必调整，或只需调整一点就够了。
七．汇率机制的形成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这说到了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
汇率机制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自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后，中央银行在法律上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但在实际运作中，仍然无法作出独立的货币政策决策。维护货币的稳定性和促进经济的增长都被确定为中央银行的目标，但事实上，我国的货币政策仍未能摆脱对经济增长目标的依附，并承担部分财政职能。由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低，维护货币（物价）稳定的目标很难达到。自79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四次经济周期，波动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而且每一次经济的波动都是以经济的急速下滑结束的。而几乎每一次调整都来自政府意志方面的压力，央行还没有足够的独立性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制定货币政策（蔡志刚：《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性与货币政策》，2003）。
在这种情况下，汇率的形成机制管用么？无怪乎周小川说，他已经没有货币调控工具可用！你不让他调汇率，他能做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