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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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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经历了漫长的以感悟经验为主的语文学时期之后，以专注语言层面机械对等的唯科学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从70年代至今，经过理性回归最终将视线转移到翻译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对翻译过程和结果的不容忽视的作用与影响，翻译研究从此得以“文化转向”进入了文化学时期，其代表人物美国学者安德烈·勒弗维尔认为翻译研究的着眼点不能只停留在探究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上对不对等的问题，同时还要关注与翻译活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种种文化问题上去，如为什么翻译外国文本，为什么选择某个文本，谁选择的，译者自己、委托人，有没有别的因素，译文读者什么反应又怎么去根据读者反应去调整，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有没有按当时社会、文学和意识形态去考量等等［1］242。而翻译的跨文化性决定了以语言文化为载体的翻译研究必然将学术的视角对准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行为和现象，其中既有对翻译内部的微观研究，如语言技术层面以及文体翻译的总结，又有对外部因素的宏观关注，可以概括为三种:“目的语文化中的各种规范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的影响;翻译作品对目的语文化产生的影响;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在地位上的差异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结果的影响。”［2］而外部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常常是跨文化翻译研究的关注重点，所以这也是本文对两个译本进行跨文化比较的理论依据和主要探讨内容。
二、《西游记》两个英译本的跨文化比较
截至目前，《西游记》有两个最全的译本。第一个将这项浩大的文字工程完成的是美籍华人、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和美国神学院教授余国藩(An-thony)。全译本历时14年，共分四卷，译名为TheJourneytotheWest，于1977年至198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并同时在英国伦敦推出。而紧随其后英国汉学家詹纳尔(W．J．F．Jenner)的第二个全译本(JourneytotheWest)也接着问世，于1983至1984年由我国的外文出版社出版，首版共分三册，再版时又分为四册本和六册本。两个全译本的连续问世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文化盛事，受到了当时的文学界、文化界、翻译界乃至宗教界等多个领域的广泛关注，在英语读者中也得到了积极反响。
(一)两个译本的成书背景
在两个全译本成书之前，《西游记》英语译介都是以节译本、缩译本或选译本的形式出现的。“假如要详细研究两种文化对翻译作品做成的引力，我们当然不能撇开其时代背景及译者的文化取向，也就是说要同时顾及宏观的文化氛围和微观的个人背景。”［3］11全译本推出的时候，中国已经实施改革开放，对外经济的开放也意味着文化的开放，以及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魅力的迫切愿望。查明建、谢天振在回顾中国20世纪文学翻译史时总结说:“从1977—1979年，无论是重版旧译还是新译作品，大都是世界古典名著和被认为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近现代作品。翻译出版社选题基本上还是以五六十年代的翻译选择规范为标准。”［4］“文学翻译必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由主管机关和各方面统一拟定计划，有方法、有步骤地来进行。”［5］508这就是当时的规范标准。詹纳尔版的全译本是在1977年前后开始启动的，无疑为成书的历史背景做出了最令人信服的背景注脚。他于1962年从牛津大学中文学习结束以后就来到中国，连续三年(1963—1965)在外文出版社做翻译工作。后的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又以外国专家的身份为国家外文局从事翻译服务。接受《西游记》翻译任务之前，他在本国内已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动画片《大闹天宫》的电影脚本翻译为HavocinHeaven:AdventuresofTheMonkeyKing。后来他在《西游记》翻译后记中说道:亚瑟·韦利的译本《猴》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缩译本，激发了他对《西游记》与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由此可见，詹译本的出现是历史的需要、文化交流的诉求、政府的委托与个人兴趣的共同结果。再来看余国藩的全译本。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英国本土人士的翻译作品在中国出版，而华人的翻译作品在海外出版，这种现象恰恰说明全世界当时对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关注度。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社来说，把住时代的脉搏是保障其商业利益的必要手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版《西游记》全译本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从余译本的成书过程来看，出版社或其他机构并没有事先委托，成就余国藩的全译本的先决条件是他在香港长大的背景赋予他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的修养，在美国求学教书的经历成就了他在西方语言文化方面的深刻造诣，而最根本最直接的诱因是他从小就爱读《西游记》，当看到亚瑟·韦利的缩译本“对语言根本性的改写和大量省略字句、片段和段落”［6］18，感到十分不满与痛心，并公开提出了批评与质疑。另外，余国藩在译文的序言中说《西游记》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小说之一，而且东西方学者也对其作了大量的研究，也出现诸多不同的译本，但是译者都是西方人没有一个中国人，“除了1959年的一个俄文全译本之外，还没有一个全译本适时地介绍给西方读者”［7］40。由此看来，余国藩的全译行为也是时代的文化需求，但更主要的是一种个人选择，而这种个人行为是基于他作为海外炎黄子孙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自觉。
(二)译者翻译策略的比较
语言的相似性成就了翻译的可能性，而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了翻译的必要性。文化专有项是翻译中的主要问题，因此，选择哪种翻译策略来有效传达原文中文化信息是每一个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翻译的结果，“翻译已被越来越明确地视为一个决策的过程”［8］。《西游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且不说儒道释三种宗教文化的综合呈现，单是形形的各种制度文化、哲学神话、物质用具、风俗人情、习语方言、诗词歌赋等等，汇聚一处就足以显示该书翻译的难度与高度了。两位译者在译文中皆显露出了高超的文化信息转换能力，而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也表现出不同特点与倾向。出于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的美好愿望，余国藩在照顾到一定程度的可读性基础上，翻译策略的选择总体是倾向于著名翻译学研究专家、美籍意大利人劳伦斯·韦努蒂的异化策略的。他认为，随着时间的迁移、交流的加深、知识的增加，许多不可译的内容会变得可译，那种只看重可读性而舍弃原文中大量的文化信息的做法是文化上的简约主义，是“不可饶恕的归化罪孽”［6］18，所以他在译文中对文化内容大多采取忠实直译加注释的具体措施来拆除文化障碍，“每页差不多都有半页的篇幅作注解”［6］18，就连“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来历也解释的清清楚楚。另外，为了加强读者对原书的了解，他在译文的前言中叙写了篇幅达62页的导读内容，涉及到原文本的成书过程、作者生平、人物介绍以及研究现状等等;又在每一卷的附录中都标出注释的参考出处，横跨经史子集和一些学者的相关著作，足见其良苦用心和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而这样一来，评、译、注的结合就为余的全译本添上了一层浓厚的学术色彩与人文关怀。詹纳尔的全译本是中国开放之初在政府部门委托下进行的，当时的初衷主要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外推出一些有进步意义的名著作品，在传播文化的同时，作品的可读性还是要放在首位的，再加上詹纳尔的母语文化背景对英语读者阅读期待的了解，就使得他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呈现异化与归化并重、可读性与忠实性并存的特点，而不是过多地在学术性效果上下功夫。这可以从他的翻译后记中看出:“不管原文中的信息是什么，对我来说不是担心自己的翻译怎么样，而是只要能好好地享受作者的智慧、幽默、以及丰富无穷的观察力与创造力就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我在翻译中获得的这种乐趣如果我的读者也能感受到，那么我的努力就没有白费。”［9］2341-2343所以为了读者阅读的流畅性与愉悦性，詹纳尔也没有像余国藩那样做出那么多的注释，虽说他在附录中也提供了一些原书有关的研究著作书目，可这不过是出版作品的一种常规做法，一是表明作者的严肃创作态度，再者也是为感兴趣的有心读者进一步延伸阅读提供帮助。
(三)译本读者接受的比较
“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在我们判断一个译作的价值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6］22两个译本的先后问世，既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也受到了普通读者的广泛欢迎。在余译本的第一二两卷出版之后，198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弗雷德里克·威克曼(FredericWakeman)就在5月29日的《纽约书评》发文大力赞扬:“余用一种既忠实于原文又可使英语读者理解的方法将精妙深奥的原文翻译出来。他甚至将其中难以处理的诗词也全数译出，借助这本真正意义上的全译本，那些熟悉亚瑟·韦利缩译版的读者终于能够领略到原小说的博大丰富，定会惊叹不已的。”［10］西游记研究专家、哥伦比业大学夏志清教授给予余本充分赞誉，认为是对英语世界文学的丰富和补充。普林斯顿大学普莱克斯·安德鲁教授(PlaksAndrew)认为詹的译本“没有学术机械感，非常具有可读性”［11］283。由于学术条件与区域范围的限制，笔者没有找到确切的西方读者对两译本的评价资料，但是借助互联网查到了美国最大的图书销售网站亚马逊网关于两译本当前的销售情况，并且看到了读者的评价。西方人的良好的学术习惯使得他们在网站上的评价往往不是三言两语而是以不少的篇幅严肃、客观地写下自己的想法。笔者认为这就是描述两译本在海外接受情况的最直接最鲜活的数据。从网站上提供的数据看，余译本的销售排行第53399名，远远超出比詹的译本的第224822名，这里要说明的是后者的译本是亚马逊的引进版，所以上架时间不同这里不作为比较依据。从译本的平均得分看，余版四星半略高于詹版的四星，但从写评价人数的活跃度看，余版27人远低于詹版的60人。购书的读者大多都给予两译本肯定的评价，其中一个叫Luke的读者在2006年5月20日留下了长达732字的关于这两个译本的评价ComparingTwoTranslationsofJour-neytotheWest。他在文中简单介绍了两译本的出版与译者的情况，然后评价说詹本语言地道易懂，注释不多可读性强，高中水平就可以阅读;余译本不如詹本地道但是更忠实，以至于到了slavish(奴隶)的地步，有些地方甚至不惜牺牲译文的可读性，不过余本更严肃、更有学术性。他最后总结说，两个译本翻译水平不相上下，难分高低都值得推荐，如果读者倾向于忠实性，余本是首选;如果读者倾向于语言地道故事流畅性，詹本是首选。由此看出，今日西方读者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已经“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不闻不问”［6］17改变为热情而又理性的接受，当然这既要归功于《西游记》自身非凡的艺术魅力，也要归功于两位译者的呕心沥血的付出。若从比较的角度来说，两个译本在学者中的认同度与读者中的受欢迎度确实是各有千秋、难分伯仲。
三、全球化语境下经典翻译的跨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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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镇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增长速度来看，安徽呈现出较快的增长势头，从2008年的526.7元增至2013年的956.03元，年均增长率为16.3%。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来看，也有明显提升，从2008年的5.53%逐年增加到2013年的7.04%。安徽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在中部六省具有一定比较优势。数据分析显示：2007—2011年，安徽省城镇居民年均文化消费年长率为14.2%，仅落后于河南，处在中部地区第二。安徽城镇居民平均文化娱乐用品支出从2007年的259.91元逐年增至2012年的413.61元，在中部居于第三位，高于河南、湖北和江西。农村居民平均文教娱乐支出从2007年的283.17元逐年增至2013年的376.66元，2011年仅落后山西，处在中部地区第二。
二、安徽省居民文化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安徽城乡居民文化消费虽呈现出增量趋于加速、产品趋于丰富、服务趋于多层等良好态势，但也存在与全省城乡居民对文化消费日益增长的期求，以消费拉动文化发展的需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等状况。
（一）在消费总量上，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是反映居民文化消费水平高低和居民文化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文化消费会快速增长，人均GDP接近或超过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则会出现“井喷”。据统计，2013年安徽全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9038.87亿元，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理论上分析，居民文化消费应进入快速增长的“井喷”阶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统计部门的数据来看，2012年和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的文化消费支出占全部消费比重均超过7%。2012年，居民文化消费总体增速为9.24%，小于12.1%的经济发展速度。
（二）在消费水平上，存在区域间、城乡间和群体间的不平衡
一是区域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安徽各市间城镇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差距较大，从文化消费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来看，2012年占比最高的芜湖市达到9.02%，比最低的淮北市高3.47个百分点。2013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达到2411.16元，最高的马鞍山市（3719.26）是最低的六安市（1361.57）的2.73倍。在公共文化资源拥有方面，2012年阜阳市公共图书馆图书总藏量56.46万册，居全省第12位，仅相当于全省总藏量的2.49%，约为合肥市的1/10；而其人口数却占全省总人口数的14.9%（常住人口数约占全省的12.8%）。二是城乡间文化消费不平衡。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消费支出明显落后于城镇，2013年芜湖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是2456.06元，其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610.84元，仅是城镇的1/4。三是不同群体间文化消费不平衡。需要引起关注的农民工、下岗职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文化消费水平堪忧。安徽是农民工输出大省，农民工能享受的文化服务偏少，业余文化生活总体单调，文化消费能力、消费时间、消费频率等方面问题较多。
（三）在消费结构上，新兴文化消费发展不够
文化消费结构是指城市居民文化消费支出中各项消费资料的种类和比例关系，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城市居民文化消费状况的重要标志。文化消费结构一般被分为较低层次和较高层次两种，前者是指娱乐性、享受性和消遣性的文化消费，后者是指发展性、知识性和智能性的文化消费。从近几年的文化统计年鉴可看出，安徽居民文化娱乐用品消费远低于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具体表现为看电视、听广播、阅读报刊杂志和上网是主流文化休闲娱乐方式，而涉足欣赏艺术演出、创意手工制作、绘画、收藏等文化活动的居民相对较少。从全省来看，城乡居民的文化消费品种还比较单一，消费层次整体不高，新兴文化消费发展力度有待增强。（四）在消费供需上，有效供给矛盾突出制约安徽居民文化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较为严重的供需矛盾。从供给来看，近年安徽实施了文化惠民工程，不断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但安徽文化消费产品总量供给不足的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如一些乡村文化站、农家书屋、活动中心虽然硬件设施较为齐备，但存在着图书种类少更新慢、文化产品单一陈旧、文化活动匮乏等问题。目前，安徽县级电影院屏幕总数较少，全省不到一半的县有数字影院，远未满足县城及周边农村消费者的需求。从需求来看，部分文化产品超出了居民文化消费能力，特别是一些高雅的文化消费，如音乐、舞蹈、戏剧、美术、艺术品收藏等，在价格上都高于普通民众的心理预期。文化产品还存在结构性矛盾。政府推进文化消费的政策大多都集中于广播电视、书报杂志等传统文化产品，对新兴的文化消费需求呼应不够，对特殊群体文化需求重视不够。
三、推动安徽文化消费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供给能力
安徽文化产业发展要坚持以政策引路、用政策激励、靠政策支持，在认真落实中央政策的同时，借鉴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经验，研究制定具体政策，各市按照省里的规划，出台高水准、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和促进服务业发展政策措施，在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公共服务平台、投资融资体系、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增强文化产品的供给能力，要进一步发掘安徽丰厚的文化底蕴，提倡创作体现徽风皖韵的原创性作品，制作既体现安徽特色又适合新媒体传播的文化精品，分类打造面向市场、面向全国的一流文化产品品牌、文化节庆品牌和文化园区品牌。同时，应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皖中、皖南等文化产业先发地区，可整合现有文化产业资源，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以实现产业集聚效应，推动产业做大做强。皖北地区城市应根据各自优势，建好文化产业园区、文化产品基地和文化旅游项目等文化载体，重点打造淮北洪庄文化创意产业园项目、淮南志高动漫基地、亳州老子文化生态园、蚌埠星宇文化创意产业园、宿州神游天下动漫产业园等重点项目。
（二）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培育多元文化消费主体
在安徽当前的经济条件下，扩大文化消费，一是要特别重视适应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新形势，培育新型业态。扶持计算机网络和手机等新型传播载体带来的新媒体、新业态，力争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相融合、共同发展的格局。二是围绕建设动漫大省的目标，着力发展动漫产业。谋划并建设以合肥、芜湖两个国家级动漫基地为龙头，辐射带动马鞍山、池州、淮南、蚌埠等动漫产业集群点的动漫业发展新格局。三是加快产业融合发展。积极推动文化产业与工业、农业、旅游、体育、教育的深度融合，提升文化产业产品的附加值。四是通过开展文化课堂讲座、艺术鉴赏培训以及在媒体开辟文艺评论专栏等形式，有效提升百姓的文化品味。五是加大宣传，尤其要加大对文化品牌的广告宣传力度，重视文化形象包装，激发消费者旅游、购物、经商的热情，引导人们转变文化消费观念，提升生活文化内涵，释放文化消费新活力。
（三）健全公共服务体系，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主要目的是完善文化消费的支撑平台，满足人们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进而帮助人们提升文化层次。同时，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等原则，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广覆盖、高效能转变。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公益性，它决定了必须建立起同政府财力相匹配、同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投入保障机制。同时，还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通过资助项目、兴办实体等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让服务多元化、社会化。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决定了必须坚持向城乡基层倾斜。继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解决城乡、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要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一契机，把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镇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交通建设等相互衔接，建设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四）细分文化市场需求，缩小城乡文化消费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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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社会文化是由各种独立多数的文化现象组合而成，主要包括主导，高雅，大众等文化形式，内容丰富，如果从客观角度出发，可以将其内容分为以下几点，具有一定意愿性符合社会大众需要的是主导文化，强调社会人文关怀和追求个性的是高雅文化，高雅文化主要指的是人类对相关知识学习的理解和欣赏。例如，古典音乐，芭蕾舞和古典音乐剧等等，一定程度上放映了人们生活的情趣和兴趣爱好。都市文化指的是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需求，个性化和时尚性是它的主要特征。例如，时尚杂志，广告，影视连续剧等等，民间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地方性和民族性较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和居民对未来的展望，具有温情的感彩。例如，民歌，年画，风筝和京剧等等。如果从时代角度出发，还可以分成现代，传统或者东西方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充斥在一起，组成了丰富多彩的多元社会文化。
2艺术设计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
艺术技术是人们通过物质和艺术手段，设计出符合人们要求和目的的艺术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和物质世界的需求，艺术设计的本质内容是创造文化，独立性和理智性是它的主要特点，艺术设计使人们创造艺术的过程，是在人类生活的基础上，开展具有一定精神文化气息的活动。例如，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服饰艺术设计，产品外观艺术设计，园林保护艺术设计等等。设计者和设计品是艺术设计技术的行为主体，艺术技术水平是一个设计者全方面高素质的体现，创造艺术的过程中需要设计者的创作灵感和审美能力，创造出符合大众审美，做工精湛的文化艺术品是对设计者的基本要求，艺术设计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创造的表现形式，它的内容在方方面面都展现了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特质。
3艺术设计技术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方向
3.1发扬多元化的艺术设计技术理论知识学习在艺术设计领域中，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的设计想法和设计产品的突出特征也有所不同，具有很强的差异性，尤其是在国内外的艺术教育学校中的差异最为明显，培养全能型的技术应用人员是我们艺术技术教育的重要任务，艺术设计专业在我国属于发展中的学科，在课程的综合素质教学和培养人才方法上教学模式都比较单一。学校在艺术学科的课程上，应该以学校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基础，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艺术专业，将学校的艺术学科和专业在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教育体系中进行结合，让学校的艺术设计学科开设的专业课能够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和融合，让学生更清楚地了解各个文化的魅力，在不同的文化特点中找到相同点，从而找出符合自身艺术设计特点的发展方向，加强专业课学习的多样化，提高专业艺术设计技术的整体水平。
3.2发展多元化的艺术设计资源配置多元化的艺术设计资源配置对提高艺术设计专业和艺术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首先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发展艺术设计技术的根本要求，目前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的教师队伍主要是由合同制教师和专职教师组成，专职教师主要从艺术设计的实践，研究和历史发展三方面为主要教学内容，这些教师的自身要求普遍比较严格。例如，艺术实践方向的教师主要是专业的设计师，教学生学习艺术史论的教师是视觉设计方面的史学家等等，而合同制教师主要负责的是学生艺术设计技术方面的研究和学习，此类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和坚实的技术知识，为学生解决艺术设计中遇到的难题，提高学生的整体技术水平。其次，完善的教学设备是学生将理论技术知识赋予实践的主要手段，现阶段我国很多学校并没有艺术学生专用的工作室和实验室，很多学校对于此类资源的认识不清，资金不足也是主要的一个限制因素，加大我国艺术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是提高艺术设计技术水平的重要条件。例如，可以为艺术系的学生建立一个完善的学习研究教学资源平台，为教师生提供一个创新的教学空间，如图书馆，数字设备，智能电子数据库等等，通过这些手段的实施，来满足学生和教师学习科研的需求。利用丰富的教学手法和高品质的图形资源来提高学生的课外自主学习能力，加强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操作能力。
3.3培养艺术设计学生多元化的专业能力艺术设计学科专业性比较强，学生毕业后用人单位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高，由此可见，培养全方位的高素质艺术设计学生显得尤为重要，对提高设计技术水平也有较大帮助，多元化的文化模式是艺术专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多元的社会文化发展环境下，设计艺术的特点根据不同地域和历史文化而发生变化，提高学生的艺术创造能力和思维创新精神是当代艺术学生应该具备的专业能力。首先，教师应该对专业教材进行深度的研究，利用学生的自身情况，发展灵活的教学模式。例如，鼓励学生课外阅读，通过专业艺术论文或者是学习报告来进行竞赛，增强学生的良性竞争意识。其次，教师应该将学生自身知识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进行整合，通过留题目的方法，把学生划分为小组形式，让学生根据自身的条件进行分工合作，从而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在团队中互相帮助，相互学习，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为以后的艺术学习做好基础。最后，学校可以与相关专业对口的企业和公司进行合作，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让学生通过实习单位举办的各种活动，增强自身文化学习意识，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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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启蒙教育是通过对幼儿这一群体生命与成长的关注来实现诠释现实中的教育品格；在培养精神层面的发展以及深化文化内涵的同时，提出发展与创新文化的可能。实现文化的发展创新，优势与目标更多的蕴藏在幼儿这一群体中，中华文化启蒙教育融汇了中华节日与饮食文化启蒙教育、中华艺术与游戏文化启蒙教育、中华礼仪与民俗文化启蒙教育、中华人物与发明创造文化启蒙教育等多种形式与类型的教育领域。
（一）丰富中华文化的课程资源
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开展传统文化启蒙教育，有着其他教育模式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也能够为保护和传承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找到更适合的途径和新生力量。我国传统文化只有依靠民族、社会和家庭的力量，才能实现不断延续、代代相传。将中华文化的优秀元素融入课程设计环节，从不同领域丰富幼儿日常的学习氛围，为幼儿成长增添更多的活力与动力，作为受教育者既可体验中华文化教育层面的意义，又为自身的成长发展吸收多元化的文化气息。
（二）促进幼儿民族情感的形成
许多人对传统文化往往存在误解，认为是封建落后的一套，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让孩子花时间和传统文化接触有些落伍，不如把时间精力花在学习外语等方面更务实。对传统文化的误解造成了目前幼儿教育在继承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方面出现了偏差和缺憾。其实，中华文化中乐观辩证地看待周围事物的哲学思想，对于教育孩子保持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正确看待生活中遇到的挫折具有很现实的指导意义：民间谚语“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将心比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与目前的知识时代提倡的终生学习观、换位思考、坚守诚信等不谋而合。传统文化可以丰富幼儿的知识，开阔幼儿的眼界，同时培养幼儿的民族自豪感和热爱祖国的情怀，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引导幼儿切实感受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播下传统文化的种子，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二、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对幼儿民族道德感形成的影响
幼儿的道德情感不是天生就存在的，而是经过不断地社会实践逐步产生发展的，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会对一些行为产生具有一定道德意义的感受，从而认识到自己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尝试着采用一些道德方式去接触周围环境，以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道德结构。中华文化启蒙教育的展开，进一步为幼儿提供了道德情感体验的社会性刺激，使幼儿在成长中获得具体的情感感知，使得个体道德要求与社会道德要求一致，丰富与提升幼儿的道德情感。
（一）丰富幼儿民族道德情感认知
中华文化在华夏民族传承发展中，始终保持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气息。中国地域辽阔，民族文化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性与象征性，通过认识雄浑奔放的黄河，了解北方的中原文化；认识清奇秀丽的长江，了解南方的楚文化；认识广阔的大草原，了解西部的游牧文化。同时，幼儿对民间故事、民间艺术等有着较强的好奇心，可借此来进行道德感教育，符合幼儿的心理发展水平与思维的具体形象性特点。传统作品来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对幼儿来说，贴近生活，更贴近他们自身的道德需求，使幼儿在领略中华文化的同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实现幼儿在成长中拥有自身的道德情感经历。根据幼儿道德发展水平与特点，将中华文化中的道德知识以容易被幼儿理解接受的形式呈现出来，以提升幼儿对道德知识的获取。在成人的道德评价和各种榜样作用的影响下，幼儿自身的民族道德情感逐步形成，对于道德认知结构的形成，是从初步区分好坏的标准开始的。从最初只有同情感与怕羞等道德情感的萌芽，到集体生活中各种行为规范的掌握，是幼儿道德情感认知结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传统文化要素在幼儿成长经历中的渗透，对于幼儿道德认识的深化具有重要作用，以传统道德精神的存在影响幼儿民族道德认知的形成。
（二）帮助幼儿民族道德感行为的养成
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可以培养和熏陶人们的社会规范行为，也可以理解成对良好社会行为培养的影响。改善现实生活中一些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如在家庭生活环境日益优越的情况下，幼儿与家长、伙伴交流的话语越来越少；独生子女家庭中幼儿自我为中心的观念，缺乏与他人分享、关心他人、主动去服务他人的意识。以上现象中的幼儿社会行为的培养就显得尤其重要。《孔融让梨》的古典故事、《三字经》中“父子恩、夫妇从。兄刚友，弟刚恭，长幼序，友与明，君则敬，匡则忠，此十义，人所同”等都体现了文化精神中的友爱与谦让、忠孝思想，有助于提前学会与人相处，学会相关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懂得相关的礼仪，尊敬父母，更易于其认识如何表达关爱，最终帮助幼儿逐步养成关爱他人与生活的良好行为。同时，在现实生活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观念中，从幼儿阶段着手进行感恩教育的想法较少，从而导致幼儿只知索取不懂回报等不良现象的出现。进行传统美德教育，让幼儿学会尊敬老人、体谅父母、为家庭分忧解难，培养幼儿感恩意识并实现幼儿感恩行为的强化。
（三）促使幼儿民族道德情感提升
中华文化具有丰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内涵，不仅能使幼儿获得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尊敬长辈的道德观念，还能通过亲身体验，获得伴随道德观念所带来的愉悦情感。可通过情感环境提高自身的情感素质，实现民族情感的培养与表达。在新年吃年夜饭、拜年、走亲访友中，幼儿能感受到亲友邻里间的情感交流以及家庭生活的和谐安定，从而学会处理与父母长辈间的关系，实现与他人的情感对话与表达。在团圆的人伦精神影响下，体验节日中的真实情感，在意识到被爱的同时，学会如何更好的爱他人。
三、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对幼儿民族理智感形成的影响
（一）激发幼儿民族智慧潜能
引导幼儿开展古诗吟诵、童谣吟唱、绕口令、歇后语活动，进行创编儿童诗、顺口溜、相声，听成语故事、说成语活动，感受语言产生的魅力，对认知中华传统文化、开发幼儿智慧有重要作用，以不同的视听效果及传统文化气息感染幼儿的艺术表现力，激发幼儿对此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对传统艺术好奇与热爱的基础上，主动吸收与模仿好玩的情节，开阔眼界，同时领略中华民族地方特色语言的丰富化，并根据自身兴趣深层次接触这些文化，产生对家乡对民族语言文化的热爱，并进一步深入了解有关民间艺术的发展历史与价值，从语言、思维及艺术方面实现智慧的发展。民间游戏同样蕴含着较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充分利用这些教育资源，有利于幼儿体能、认知、情感与社会性等方面的发展，民间游戏成为幼儿快乐成长的关键内容，为幼儿提供更充沛的探寻机会，为幼儿智慧的拓展提供更多的条件。例如，老鹰捉小鸡的游戏中，幼儿借助游戏去进行好与坏、善与恶的道德认知，了解危险及安全的常识，已达到提升自身机敏灵活、判断能力的目标。
（二）促使幼儿民族理智感行为的养成
在传统节日活动中，因为环境与游戏的需要，幼儿会一起制作相关民俗事物。在端午节时，幼儿可通过参与包粽子、品尝粽子、做粽子形状的艺术品，去体验传统节日活动的丰富性。在此过程中，幼儿需要仔细倾听，观看教师操作时的动作，并在自己操作时锻炼动作的灵活协调性。这一过程符合幼儿认知特点，具有较强的兴趣性、游戏性，使其顺利完成具有一定难度的操作认知活动。通过融入活动并体验活动的乐趣，充分利用民俗文化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实现理智行为的养成。幼儿在认知基础上实现自己理智思维活动的形成，再协调动作综合完成活动的进行。更多的传统民俗活动倡导尊老爱幼、惩恶扬善、文明礼貌等传统美德，同时会体现人们对祥和乐利等方面的美好的愿望。在中华节日启蒙教育实施过程中，成人积极的情感态度对幼儿具有强烈的感染作用，同时促进幼儿的认知活动。幼儿在学习与接触过程中，不但认识中华文化，而且满足理智情感方面的需要，诱发探究与学习热情。
四、中华文化启蒙教育对幼儿民族认同感形成的影响
（一）促使幼儿形成民族归属感
中华文化启蒙教育根据年龄分期使幼儿体验不同类型的中华文化，为幼儿自身创新与创作思维提供更丰富的文化源泉。在幼儿园集体教学活动中融入中华文化的优秀元素，可使幼儿充分感受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并深入了解自己的民族特色。可以丰富幼儿园园本课程，注入代表本地域鲜明特征的传统文化色彩，通过幼儿园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打开幼儿教育领域的文化发展空间，实现幼儿群体的文化交流、传承和发展，使中华文化具有更广泛的包容性。以启蒙教育的形式传承传统文化，目的在于拒绝文化的中断与消失，通过优秀文化的渗透和有目的的创作实践实现传承。例如在幼儿认知自己民族的艺术作品时，通过动手制作简单的作品、展览与点评作品来增强民族意识，深刻感受自我创作所蕴含的民族情意。
（二）帮助幼儿增强民族使命感
中华文化中的审美教育培养人们欣赏美的能力，提升审美创造力，人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活动中，按照美的规律营造美的世界、生活及作品。对于中华民族来讲，创新是更高意义的能力与精神，可以充分落实到实践层面。在已有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将具有自身特点的创造思维运用到各种活动中，实现创新实践与创新思维的结合，对于幼儿心智的发展会产生很大影响，从而使他们发挥更多的主动性去完善自身的成长，为民族发展增添创新的元素与思维，从而逐步培养对国家、社会及自身的责任意识，了解作为中华民族一员所应负的责任与义务。
（三）促使幼儿体验民族自豪感
不同民族在交流互动时，通过对语言、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异同程度的观察、比较会形成不同程度不同意义的认同，进一步形成了民族自我意识。在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各民族会在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上形成自己固有的特征，形成容易辨别的民族属性，赋予强烈的民族情感，从而内化为民族的象征、民族个性。幼儿正是在逐步感知民族特征的过程中，形成了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意识及民族自豪感。将生活与艺术结合起来，并把民族文化象征深化为自我创造的资源，提升创新思维能力，使幼儿主动认识并选择民族文化中感兴趣的方面，围绕兴趣点去进行探究与创新，从实际操作中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进一步体验参与过程的真实性与趣味性，从而更进一步激发幼儿的民族自豪感。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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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上海市最早期的石库门样板被，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南地区，问题同样严重，以致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直言，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昆明大拆大建的方式拆除了许多积淀丰富人文信息的历史文化街区，这对昆明历史文化是毁灭性的打击¨9J。随着有形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消失，附着其上、以其为土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逐渐变了味道，众多披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外衣的项目逐渐退变为表演节目抑或博物馆收藏，原本植根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无形要素渐渐被淡化。然而，与上述事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以及丽江、平遥等古城旅游开发经济效益的凸显，各地纷纷效仿，重视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打造，开始了各种以恢复该地历史上最辉煌的或最具代表的以文化为主题的建设活动，各种被重金打造的文化景观纷纷见诸报端。山西省大同市从2008年开始，历时五年，耗资百亿再造大同古城；河南省开封市从2012年开始，预计在4年内花费千亿打造北宋时期的“汴京”盛景¨；昆明市晋宁县在2012年10月26日破土动工了投资220亿元的“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城”，昆明市宣布要确保3年时间再造一个古滇国。在这些超大规模的文化复建背后隐藏的是堂而皇之的经济发展目标，传统文化被当成了生产资料，此时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倒不是二元对立的了，也体现出了现阶段城镇化进程中对待文化遗产的乱象，即在凝聚了历史文化内涵的、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遭遇着不断被破坏的命运的同时，各地政府却忙不迭地耗巨资打造着“假古董”。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皇家建筑学会主席在考察完我国之后便警示到，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建设有趋同的倾向，希望中国在进行城镇化建设时要尊重城市原有的特色，尊重中国传统文化¨。30年问，我们经历的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经济突飞猛进，作为城市内涵的文化特色却在逐渐消失，城市的历史文脉被割裂。文化遗产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城镇再造中扮演的究竟是什么角色，究竟应该处在什么位置，与其大肆新建历史文化城，那些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在城市的经济、文化发展中又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惯用的拆旧建新路线调整的合理性依据又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思考并迫切解决的问题。
二、新型城镇化下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命题，是我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然而，近30年的城镇化发展带来了两个极端的后果，即城镇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城镇面貌的快速趋同。工业的标准化被嫁接到城镇发展的必然后果是千城一面，无论产业结构抑或建筑形态是什么，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城镇化过程中对于可以量化的物质形态的关注远大于其赖以发展的内化灵魂——文化。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通过多年对全球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跟踪调查发现，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人们的价值观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移，这一价值观转移的过程是以同时代“老一辈”和“新生代”的不同价值取向呈现出来的，即“代际价值观转移”。相较于过于追求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更看中人的自我实现和情感归属。“中国尚未发展到其多数人口在成长过程中可以视生存为不成问题的阶段”儿，也就意味着现阶段我们在物质生产资料上过分追求的合理性，同时也为我们指明，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现阶段所奉行的价值观是要被重估的。这就需要我们用一种更为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城镇化。当宽敞的住房、明亮的厂房、便捷的交通、现代的通讯等物质需求的满足一应俱全时，代际价值观的转移是必然的结果，“后物质主义”时代我们最需要的是文化层面的心理满足。这或许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并不妨碍我们用可持续的态度进行城镇化，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不能让这一历史时期努力追求的发展目标成为下一历史时期强力革除的现实对象，发展的目标要有前瞻性及延续性。后城镇时期，城市的发展动力来自于哪里，城市内居民的幸福感来自于哪里是现阶段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割裂传统的大拆大建并不是城镇化的必然选择。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也是最早走上城镇化道路的国家。工业革命的直接成就是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后农民生产力的大大解放，与此同时，工业工厂的建设又进一步消化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城市人口增加，在经历了两百年的发展之后，英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90％。在此过程中，英国的文化遗产并未经受破坏，相反，很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城镇被完整保存，剑桥、牛津、约克、切斯特等城镇各具特色，巴斯、索尔泰尔、爱丁堡甚至被列为世界遗产，这些历史城镇不仅保留了遗产的物质形态，更延续了传统的生活，历史艺术在这里交汇，文化传统在这里延续，这些文化遗产成为后工业化时代英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成为英国人新的骄傲。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性资源的再分配拉动和刺激了规模空前的文化商品流动和文化形态对撞，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承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正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国家和民族文化边界正在被消解”，各民族都在寻求自己的文化认同，试图在文化上重新定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全民族、全地域的文化内涵与形态存续，中华文明的认同与发扬才会有根基与动力，因而，必须调整拆旧建新的城镇化路径。
三、城镇化进程中文化遗产的价值效用分析
文化遗产，是由前人创造、今人继承并传之后世的具有历史、科学、艺术、文化等价值的物质及非物质遗存。根据所反映和代表的地区范围可分为地区、国家及世界级遗产。文化遗产的概念起源于西方，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最初的注重建筑本体发展到历史街区、城镇再到城市历史环境的保护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历程。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出台，明确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为日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纲领性的参考及标准认定，也正是从此开始，文化遗产的概念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采用与认可。现阶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沿袭的是固有的文物保护制度。138“文物”概念与“文化遗产”概念的对接始于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通过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等项工作，使文化遗产的概念逐渐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普遍接受，并得到迅速普及。”l171¨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第一次在红头文件的题目中用“文化遗产”一词，取代了我国使用了几十年的“文物”一词，这个转换具有深刻意义。从“文物”向“文化遗产”的转变绝不能局限于文字表述，更深层次的是与国际保护理念的接轨、与国际保护原则的统一以及对国际保护措施的践行。相较于“文物”，“文化遗产”所涵盖的内容及范围更加宽泛，从建筑、遗址等物质遗存到节庆、工艺等非物质遗存，从楼阁、庙宇等静态遗产到运河、梯田等活态遗产，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前进的轨迹生动地诠释了多样的文化精粹所代表的不同文明形态对于全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保护并传承中华文明，在城镇化过程中不能以任何理由来破坏任何形态的文化遗产，文化遗产在城镇化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
如同生物学上的基因能够保证物种的延续一样，文化基因决定并确保了一种文化形态的发生、发展。文化基因是文化得以传承的前提和基础，是使一种文化历经时间洗礼、岁月变迁仍能保持相对稳定特质的根本原因。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气质，而这些都是由文化基因决定的。作为一种文明形态的基本单元，城市从其建设之初就在不断积聚着各种文化信息。不同时期的文化信息被记录在建筑、语言、行为模式之中，朝代的更迭、产业的更替或许会改变城市的面貌，但其文化基因被嵌入到某种介质，“城市通过它的许多储存设施，能够把它复杂的文化一代一代往下传”[161舳，而众多储存了城市文明信息、城市发展轨迹、城市历史记忆的物质及非物质遗存便构成了文化遗产的最重要内容。“文化发展的过程是日积月累的，是一项累积的过程”l17l(P卯，切断了历史发展脉络、损毁了文化基因延续的文化是偏颇与狭隘的。文化遗产是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无论是有形的建筑、遗址、街区，还是无形的语言、民俗、节庆。随着城市内一处处文化遗产的消失，凝聚着城市文明精粹的物证也随之不存，逐渐地，无从寻觅的不仅是各个城市的文明，更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城镇化建设不能以牺牲自己城市的文化基因为代价，发展不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城市作为一个不断发展、更新的有机整体，其现代化建设是建立在城市历史发展基础上的。文化遗产是城市历史发展的见证，是城市记忆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失去了这些因素，城市未来的发展必将偏离故有的轨道。“工业发展的历史几乎完全是向越来越复杂的方向发展的历史，但另一方面，不受理性支配的人类行为所显示的并不是一种类似的进化过程”[18](P．2o5)，当越来越先进的技术使我们的城市表现出越来越发达的演化态势时，不断消失的文化传统却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越来越彷徨与迷茫。尽管产值、GDP、城镇化率等各项具有能见度的经济指标节节攀升，但其带来的却是城市根本的丧失，而这恰恰是代际价值观转移的前提，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发端的征兆。城镇化并非“发生于拆旧建新的过程，而首先应该以尊重城市历史、文化的科学方法确保城市文脉的连续性：在拥有集体记忆的‘旧城区’寻求城市和谐发展的轨迹，或许能让我们的城市保持各自的文化特征。”l193苏州之为江南水乡，在于其小桥流水人家的城市格局，在于其古典园林蕴含的风骨；南京之为六朝古都，在于其虎踞龙盘的形胜，在于“南朝四百八十寺”的追忆，在于乌衣秦淮的风雅，在于明之故宫城墙、民之府邸学堂的积淀；敦煌之为丝路明珠，在于莫高窟隐含的异域风情，彼时的春风不度，此时的朝圣所系；成都之为天府之国，在于其“水早从人，不知饥馑”的都江古堰之利；上海之海派风韵，在于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在于石库门内的吴依软语，在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中西交汇。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气质与个性，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化灿烂多样、丰富多彩的根本。对于生物学上的基因突变我们有所畏惧，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我们有所忌惮，然而文化上的突变远比生物学的突变更可怕，文化上的突变足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属性，足以摧毁一个民族的根基。“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为历史的产物，其特性决定于各民族的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也决定于这个民族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材料。”[2oJ(P由此，对于承载着文化基因的文化遗产的珍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遗产凝聚着城市发展的文脉，是城市发展演变的见证，是城市历史悠久，内蕴丰富的象征。如果一座城市失去了文化遗产，失去了承载其文化基因的文物、建筑、遗址，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迷茫是必然的，而丧失了文化认同的民族又是可悲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催生了文化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Et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㈣。美国用“三片”(影片、薯片、芯片)征服了世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弗莱德曼高呼“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的浪潮正抹平国与国之间的边缘，世界正朝着扁平化的方向发展。作为文化基因载体的文化遗产，面对全球化的冲击责任重大，对于防御文化的同质化与一元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城镇化进程中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价值观取向，肆意的破坏必然使文化基因受损，使城市未来的发展趋同一致，而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则会对城市特色的保持与塑造产生根本的推动作用。保存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历史的连续性，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基础，也是未来发展的保证。城镇化进程中对于文化遗产的破坏是对城市文脉的割裂，是城市文化基因突变的直接诱因，而加强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是文化基因得以传承的防线，是中华文明绵延赓续的保障。
(二)文化遗产是调节城市文化生态平衡的关键要素
生态，即生存状态，原是生物学上用以描述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术语。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影响作用势必要引入文化因素。基于此，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以解释“存在于不同的区域之间的特殊文化特质与模式”_22j(P。文化生态学为描述对环境的适应如何导致文化的变迁提供了方法论，认为文化的发展演变与人们生存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等环境密切相关，对于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必然导致文化的变迁。文化基因则使一种文明形态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下保持其核心的相对稳定性，文化生态保证文化变迁的路径有迹可循。城镇化建设是对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地理空间、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再造，再造的过程即是环境变化的过程。依据文化生态学理论，外部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文化生态的变迁。相对稳定的环境所引发的文化变迁是有限的，而大拆大建、面目全非的环境终将造成文化的迷失。这种文化迷失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微观层面，随着大批文化遗产的损毁，城市内部原有的文化生境被全新的空间形态取代，剧变的外部环境对城市本身的文化生态造成冲击；在宏观层面，以趋同物质空间为单一导向的城镇化模式必然推演出城市问的文化向单一的生态模式变迁，进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呈现出一元化的文化生态图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生态大系统，维持文化大系统的平衡则需要各个要素的协同。城市的发展过程是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信息汇集成文化遗产的过程，每一处文化遗产又是城市生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经过时间的累积与沉淀，文化遗产成了城市中独特的文化景观。区别于单一的、同质化的现代建设标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与当代文化信息的和谐共存是城市文化生态平衡的根本要义。无论是从微观还是宏观看，“旧建筑是不能随意取代的，这种价值是由时间形成的，这种多样性需要的经济必要条件对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街区而言，只能继承，并在日后的岁月里持续下去”，文化遗产在文化适应环境的变迁中对于文化生态平衡的维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生态平衡的重要表征。同样，文化多样性也是文化生态平衡的内在要求，“多样的文化物种包含了丰富的信息，在生态结构协调发展的同时也塑造了完整的信息流通的管道，而信息传递和调节的能力，是保证生态系统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无论是生物多样性还是文化多样性，它们都是维持世界发展的根本动因。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是城市发展内、外两个层面的需求。对内而言，文化多样性的实质是对人们个体需求多样化的满足。多样的文化可以满足不同教育背景、知识层次及工作领域的市民的多样化文化需求，是人的城镇化在文化层面的直接表现。对外而言，每座城市都需要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以确保有别于其他城市的重要标识，不同层面的文化多样性需求便构成了文化生态系统平衡的实质表达。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明确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各种形式的文化遗产都应当作为人类的经历和期望的见证得到保护、开发利用和代代相传，以支持各种创作和建立各种文化之问的真正对话”。我国近30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城市文化生态的多元化发展遭到了破坏，原本特色鲜明的城市文化景观随着成片文化遗产的消失、成片钢筋水泥的崛起变得愈加趋同，相应地，全国范围的文化生态也呈现出趋于单一的态势。平衡的文化生态是一座城市最为宝贵的资源与财富，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源泉。良好的文化生态物化表现为城市内不同时期文化遗产的并存，其常常被认为是城市的文脉之所系，保住了文化遗产，也就留住了城市的根。城市文化生态归根到底是关于人的生存环境的理论。正如沙里宁所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什么。”城市的文化生态与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人们的行为改变了文化生态，反过来，文化生态也在塑造着人。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持城市文化生态的平衡发展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合目的性的内在要求，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城市内文化遗产的健康发展。
(三)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力量的根脉所系
如果说城镇化建设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建设的母题，那么世界经济发展的母题则是全球化。全球化以经济全球化为发端，通过生产资料在全球范围内的分配与流动来实现，而通讯、交通的飞速发展则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从表面看，它揭示的是全球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国别的人们日益密切的相互依存的状态，实质上，它是全球文化一体化的物质基础及决定要素。文化的全球化一方面体现为国际间文化交流的加强；另一方面，文化在国际事物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文化已上升至战略地位成为国际竞争的着眼点。为了描述以文化为代表的新一轮竞争要素的重要性，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了“软力量”(SoftPower)一词，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不仅包括军事、经济等硬力量，还包括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等软力量_(P。世界上正在发生硬力量的广泛分散，主要国家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他们的传统权力资源来达到其目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在国际舞台上将具有绝对的话语权，“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利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因而，提升文化力将占据未来国家战略的首要地位。文化力量首先表现为文化生产力，直接体现就是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的选择，是后工业时期乃至后城镇化时期经济发展的动力。世界范围发展越是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其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越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目前，世界范围内文化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非美国莫属，以好莱坞、迪斯尼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产品充斥并主导着国际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作为一种产业形态，生产资料是决定其发展的根本因素。美国两百年的建国史并不足以为其提供可以深入挖掘的历史文化资源，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却为其提供了重要手段。美国文化产业发展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产业形态及技术手段等方面均已相当完备，并掌握了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权，我们需要认清自身优势，扬长避短，激活文化生产力。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文化产业被确定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又一支柱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创新思维的支撑，但创新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传承后的升华，是厚积薄发的灵感，是在深厚文化积淀基础上生发出的火花，“传统的信仰和传说在决定思维方式上具有重大意义”，，只有丰富的传统内蕴才能激发出点石成金的创意。良好的文化生态为城市文化的创新提供了源泉与动力，城市内的多样文化遗产无疑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生产信息，进而激发创新思维。电影《花木兰》《功夫熊猫》在全球的风靡进一步说明了中国文化的竞争力，但将这些文化要素推向世界的却是美国，这不禁让我们在片刻欢愉之后思考如何将自身资源打造成专属优势。
文化遗产资源是我国参与国际文化产业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支撑，是我国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文化资源安全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获得持续、稳定、及时和精神地获取它的存在与发展所需的文化资源的状态和能力”，守护好不同城市的文化遗产，保证国家文化资源安全，才能使我国的文化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文化遗产不仅是城市、国家发展的软力量，更是发展的硬力量。文化遗产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生产资料，能够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在人类所有的劳动和生产活动的成果形态中，只有文化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具有价值”，这种时间的累积直接促成了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进而使其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稀缺性生产要素。文化遗产独特的资源优势直接表现在其成为城镇独特的旅游吸引物，通过旅游开发，文化遗产对于促进城镇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直接贡献。乌镇是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江南古镇，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乌镇并没有大拆大建，摒弃自己传统的民居建筑及民俗文化，而是着力将其打造成文化资源独特的旅游城市，成功实现了经济与文化的并行发展。乌镇的经验生动地诠释了城镇化过程中经济与文化的关系产业成功转型，人们安居乐业，文化得以传承正是新型城镇化所追求的目标。城市的文化力量还体现在文化影响力上。曾几何时，万邦朝圣，中华文明世所景仰。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中惟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华夏文化博大精深，历经上下五千年的沧桑变迁至今繁盛，其强大的生命力及普适性为其他文明所不可比拟。凝聚了传统文化精华及各族人民智慧及创造力的文化遗产被视为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资源。在保护文化遗产真实性及完整性的基础上合理开发，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不同城市、不同地域的文化传统，不仅可以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更重要的是通过与文化遗产的互动交流可以提高广大民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幸福指数，通过文化对人的化育，让外在的文化遗产内化为市民的文化素养，实现真正意义上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质是对中华文明精粹的珍视与呵护，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智慧、创造力、生命力是城市乃至国家文化力量得以提升的根脉所系，只有保护好各类文化遗产，提升各级文化生产力及影响力，才能使我国的文化神圣不可侵犯，进而保证我国在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中具有竞争力及吸引力。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