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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监督论文范文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审判监督程序显出了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太相适应，出现了一些弊端。审判监督程序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是一种特殊程序。在我国，审判监督程序亦被称为“再审程序”。再审程序具有四个特征：事后性、法定性、权力性、补救性。当前，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和其他国内外诸多社会舆论对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希望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能够尽快得到修正与完善。对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加大了理论的研究力度，并着手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再此，就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略陈意见。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
关键词:特征观点弊端出路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又称再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予以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对该案重新审判所应遵循的步骤和方式方法。
审判监督程序，是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是每个案件的必经程序，只有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的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才能运用。困此，它是一种特殊程序。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1、事后性。裁判在未宣判和未生效之前不得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2、法定性。提出再审的理由是法定的，凡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04条、《民事诉讼法》第179条、180条及《行政诉讼法》第62条、63条、64条所规定的几种情形，均不得提起再审。行使审判监督权的主体也是法定的，包括各级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各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各上级人民检察院,除此之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能直接启动再审程序。
3、权力性。它不同于一般的民主监督，也不同于党内监督、行政监督，这些监督不会必然引起法律后果，而审判监督权的行使必然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启动再审程序。
4、补救性。其目的是纠正生效判决，裁定的错误，维护法律的权威与尊严。
二、对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取消审判监督程序，取消二审终审制，设立三审终审制。
持此观点的法学家表述的原因如下：
1、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弊端带给司法权威的负面影响，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破坏了司法公正的作用，即对法院工作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2、审判监督程序制度的存在表面司法裁判的无终局性，与WTO的裁判应当及时终结的理念，或者说与外国人主张裁判应有既判力的理念极不相符，故亦应予以摒弃。
3、在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法律规定，也无专门适用再审程序裁处案件的职能庭室及相应法官，因而主张取消我国的再审程序法律制度。
第二种观点：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并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目前，积极推进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必要性在于：
在我国继续保留两审终审外加再审程序的诉讼模式，比起三审终审制而言，显然要更节省司法资源，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减少诉讼成本，更为满足司法效率的现代化要求，同时亦更为迎合中国人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伸冤理念。以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并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就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人权而言，申诉可以说是普遍受到尊重的人权之一，司法制度中的再审程序，不过是申诉权利于司法领域的扩张表现而已，再审程序的价值即在于此。人们不应以任何其它的理由对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横加质疑，而是应当正确面对再审程序的改革，尽快革除现行再审程序制度层面的弊端，积极推进再审改革的法律进程。
事实上，两大之中再审程序的理念至今仍然普遍存在。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皆存在再审制度，只是不同国家再审制度的繁简，再审机构，再审名称等各不相同，但都有针对生效裁判错误给予相应救济的程序，亦即我们所说的再审程序或者审判监督程序。在大陆法系各类诉讼法典之中，几乎皆有关于再审程序专章或专项条文明文规定，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十六编第三分编，德国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日本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三卷第二编，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四编等等，在英美法系中，虽无完整系统的再审程序，同样有关于再审制度的明文规定，如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33条，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59到62条，1995年英国刑事上诉法第二部分关于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的规定等。从两大法系关于再审程序的规定来看，再审制度的存在与审级的设立没有必然的关系。如日本采取的是四级三审，德国普遍法院实行的是三级三审，法国普遍法院实行的也是三级三审。美国联邦以及州法院双重系统皆采取三审终审制，但是这些国家同样存在再审制度。即使像国际法院，虽然只采取一审终审制，但也允许以发现能够影响判决的、决定性的，且在诉讼过程中不可获知的新事实，申请重新审理。
两大法系的国家，多为WTO组织的成员，裁判既判力的理念亦确实是由这些国家所提倡的，为什么两大法系下的这些国家至今仍然保留再审程序的法律制度呢？看来，以国外并无再审程序之类的人云亦云论调以及审级多少或者入世为由，甚至关于既判力的机械理解，来否定再审程序的必要性，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树立科学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指导思想：
目前，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设计的再审程序，一方面仍表现出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即是无论什么时候发现生效裁判的错误或不当，都应当主动予以纠正，使人民法院再审的提起与再审的审理集于一身，这种非常理想化的制度，实则违背了“诉审分离”的基本诉讼理念，导致纠纷的解决没有止境。另一方面就是过于偏重纠正错案忽视了裁判的稳定性、权威性，违背了程序的及时终结性和“一事不再审”的原则。我国三大诉讼法律中并未就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做出明文明规定，但其内容的指导思想是有错误必纠，这从相关法律条文关于法院、检察院以及当事人可以“确有错误”作为发起再审理由的规定中即可看出。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原则在审判监督工作中的作用，建立符合审判监督工作规律和特殊性的指导思想，即“强化证据意识，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正如2001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会议报告中所指出的：“今后，在处理申诉，再审事件时，一般不再有错必纠，以免发生歧义和误解，但再审工作必须贯彻‘有错必纠’方针在司法程序中的具体体现”。因此，以依据纠错替代有错必纠为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显得尤为重要。
三、现行审判监督程序的弊端及不足之处：
申诉与申请再审不加区分，作为宪法保障下的公民的申诉权利在三大诉讼法中的延伸体现，便是请求再审的权利。这种权利，正如宪法所保障的其它任何公民权利一样，当需要通过司法程序获得救济之时，定然要按照司法的特性来设计行使。所谓宪法规定的公民申诉权利应不受限制的主张，既是对宪法规定法本身的曲解，也与现代司法理念不相符。然而，长期以来的审判实践中，当事人一方面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另一方面可以申诉方式通过多种非法定渠道要求对生效裁判进行复查以及再审，对这种申诉没有申请时间等任何的限制，以致于各级法院门前时常为这引起申诉群众拥堵不堪。
职权色彩过于浓厚。这从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既可看出，原本审判疾步程序的法律价值在于回应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诉愿望。但是，由于现行审判监督制度下，只有人民检察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权再审权可以直接启动再审程序，致使当事人的申诉愿望常常被无限期搁置，申诉权大有形同虚设之感，当事人对此极不满。
有权提起再审程序的主体过于宽泛。三大诉讼法均规定了案件当事人（刑事案件还包括法定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申诉和申请再审；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可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法律规定的情形的应当提起抗诉，由人民法院再审。据此，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有权提起再审。法律之所以规定宽泛的提起监督的主体和途径，其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纠正错误，防止错案发生，实现司法公正。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监督主体多、监督途径广，相应的增加了监督程序的启动频率。一个案件只要一方当事人对裁判结果不满意，便会穷尽法律规定的途径，到处申诉，或自己直接向法院申请再审，或向检察院申诉而抗诉启动再审，提起再审的主体和再审途径宽泛，虽然可以最大可能的纠正错案，但也“最大可能的导致了再审案件的增多，再审案件增多最直接的不良后果是导致终审不终”，影响裁判的稳定性，冲击司法权威。
引发的再审理由过笼统。确有错误是人民检察院以有。人民法院引发再审的主要法定理由，而什么是确有错误？的确很难界定。至于其它引发再审的理由，诸如主要证据不足，违反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等，司法实践中把握起来极为宽泛，缺乏可操作性。
引发再审程序的时限及次数不明。一项生效裁判，几乎可以不受任何时间及次数限制的被引发再审，致使终审裁判的既判力严重受到影响，造成了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对司法权威产生极大冲突。
其它一些问题，诸如再审案件的管辖不清，审理方式不明，审理时限无约束以及无条件中止原执行，法律文书使用不规范等，这些问题的不规范，均使得再审程序的实践运用给司法秩序带来相当的混乱。
四、关于审判监督程序改革与完善的出路与方向：
更换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审判监督程序的名称，所强调的无疑是职权主义色彩，在司法实践中，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事实上亦多是基于人民法院的再审抗诉权以及人民法院的再审决定权，至于由当事人的申诉权直接引发审判监督程序的适用，是相当困难的。审判监督程序名称下所代表的这一理念是不相符的。为此，首先应将三大诉讼法的相关章节名称，由审判监督程序修改为再审程序。
增加当事人的申诉权利，减弱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再审抗诉权，取消人民法院的自行决定再审权。民事、行政诉讼是私法领域，在这一领域应当充分贯彻司法自治的原则，尽量减少国家职权的干预，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即使是错误的裁判，如果当事人不主动提起再审，则表明其已经放弃了自身的权利，只要这种处分不损害国家和第三人的利益，人民法院和检察机关就不应强行予以干预，由于检察机关参与再审，打破了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格局，替一方当事人主张权利，会影响民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此外，为了确保人民法院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人民法院应处于中立地位，然而人民法院凭决定再审权自行启动再审程序，使得人民法院难以保持中立地位。更何况，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之所以决定再审，决大部分是基于当事人申诉。既然已经赋予当事人凭申请再审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定权利，那么，继续保留人民法院自行决定再审权是没有必要的。为此，在完善三大诉讼法的再审程序时，对凡是涉及人民法院再审决定权的原有法律条文皆应予以删除。
合理界定发起再审的理由。现行三大诉讼法对发起再审理由规定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皆允许以“确有错误”直接作为发起再审的理由。所谓确有错误，显然涵义甚为宽泛，即使某些条文具体规定了发起再审的理由，但也不便实际操作而且难以满足当代人们对程序公正的价值追求。为此，在完善三大诉讼法的再审程序之时，应对发起再审理由做出十分具体的规定，突出体现再审程序的可操作性。
最后，在其它方面，因为各种原因致使原生效裁判显失公正的，如司法工作人员，故意作枉法裁判的；司法工作人员是因为水平不高，或者严重不负责任，致使生效判决显失公正的；司法工作人员犯与本案存在着牵连关系的职务犯罪的；诉讼人超越授权实施诉讼行为的。以上四大类24小类错误情形应当再审纠正。
明确再审时限。在强化当事人申诉权以及合理界定发起人再审理由的同时，还须对发起再审的时限以及再审案件的审理时限做出明确的规定。现行三大诉讼法对这些问题的规定不甚严格，致使一定数量的当事人长期伸冤，大量申诉案件久拖不决。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时应确定合理的期限。
理顺再审案件的管辖。鉴于三大诉讼法关于再审案件管辖的规定不甚统一，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就再审案件的管辖，可以做出以下明确的规定：首先，在管辖上，再审案件由原审法院上级法院管辖。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本身就有监督的职能，当事人对原审裁判不服总寄希望于上级法院，由上级法院管辖再审案件，既能起到对下监督的作用，又容易使当事人息诉服判。其次，上级法院审理再审案件时，不允许再发回到下级法院审理，这样可以避免反复再审的现象，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再次案件只能由上级人民法院再审一次，这样既可保证程序即使终结，又可使错误的判决得到纠正。最后，各类再审抗诉，皆由与提出抗诉机关同级的人民法院管辖。
确定再审案件的审理方式及审理范围。再审案件的审理，有其特殊之处，首先是对再审理由成立与否进行审查，申请再审立案的审查，应只涉及程序不涉及实体，立案庭对当事人提交的再审申请书，首先要审查是否在裁判生效后法定期间内提出，是否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然后调卷再审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申请再审立案的条件。最后才有可能对案件本身进行审理。这种审理方式的阶段性特点以及审理范围的特殊要求，仅按现行三大诉讼法所规定的参照一审或二审程序加以审理，是不科学的。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规定较为多样而是活的审理方式，以更合议庭根据案件审理需要进行选择；局面审理、听证明审理或开庭审理。至于再审审理范围，则皆应规定以再审理由以及请求事项为限。
限制中止原判执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裁定再审时应当中止原判的执行，但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裁定再审的案件，应当裁定中止原判决的执行。应当指出的是，再审案件的受理与审理，原则上皆不应具有中止执行原判决的法律效力，这是世界范围内再审程序制度较为主要的原则。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在借鉴这一原则的基础上，同时考虑司法实践之需，就做出相对灵活的规定。原则上皆应禁止因申请或提出申诉而中止原判的执行；刑事及民事再审案件中，人民法院的申请再审人提供充分而有效的担保条件下或认为确有必须，可以中止原判的执行。
规定再审次数。由于现行三大诉讼法没有规定可以发起再审的次数，致使许多再审申请人以同一进帐或者同一请求事项重复的申请再审，无限的进行申诉。为此，在修正三大诉讼法再审程序之时可以规定：再审案件原则上皆为一裁终局，但对案外人异议等特殊的民事再审改判案件可以允许上诉；对终局再审裁判不得以同一理由或者相同请求事项重复发起再审。
规定不得申请再审的情形。一是一审裁判后，当事人未行使上诉的不得申请再审；二是终审后发现了因为当事人原因而示发现的证据不能申请再审；三是已经经过现审程序的不得申请再审，即同一个案件只能再审一次；四是最高人民法院终审的案件不得申请再审；五是当事人不得对生效调解书申请再审；但考虑到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以调解方式损害第三人或者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调解可以提出抗诉，案外人因生效调节而利益受到影响的，可以申请再审，明知再审理由未曾上诉的，不得申请再审。
司法文书的正确运用。首先，申诉与申请再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申诉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民利。故对申诉的处理方式一般以书面通知的形式，而申请再审是当事人的诉权，对诉权程序上的问题，应当使用裁定。其次，再审裁定书和驳回再申申请裁定书应写上申请再审理由成立或不成立的具体理由，这也是进行法制教育，服判息诉工作必不可少的环节。
其它事项。为了更加体现再审程序的特点，可以在以下方面就再审程序加以完善，可以规定刑事再审的分类，即分为有利于及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两类；应当规定刑事再审不加刑原则，这是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自然延伸，但是不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除外；应当规定案外人异议制度，即民事与行政案件中，应当赋予受裁判影响的案外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应当规定民事、行政再审缴费的制度。
五、改进与完善审判监督制度的重要意义：
改进完善审判监督制度是树立司法权威的需要。再判监督与司法权威本应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命题，具有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加强审判监督是为了树立司法权威，树立司法权威需要实行审判监督。
完善改进审判监督制度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需要。司法公正是所有诉讼程序的终极目标，审判监督程序作为诉讼程序的一部分，也应该为确保司法公正这一目标服务，因为程序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
完善改进审判监督制度是提高司法效率的需要。“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司法效率的低下直接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实现。法律迟到的正义即变得毫无意义可言，甚至会危及到整个国家的法制信用体系。由于审判监督程序的特殊性，当事人自然对其寄予了“愿望”，希望借之已经生效的裁判，尽可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而立法本意同样希望借其来避免错误的发生，并用之检验裁判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两种陌路同归的思维纠合在一起，便造成诉讼的无休止延伸，司法的公正效率荡然无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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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监督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审判监督程序作为一种“事后救济”程序，作为一种非通常的诉讼程序，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一国法治水平越高，司法越公正，司法权威性越高，所需要设置的司法救济程序的层次就越少。审判监督程序是与我国的法治状况相适应的，就目前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有诸多不完善或者很不完善之外，本文仅对审判监督程序，即再审程序的启动予以讨论，以期对再审程序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当事人，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既判力效力的判决、裁定及调解协议确有错误而提起或申请再审，由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时所适用的诉讼程序。
二、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是法院系统的内部监督。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实质性条件只有一个，即发现已经发生既判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所谓确有错误，是指裁判结果确实存在不当之处。具体而言，应当包括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至于能否包括程序上违法，则值得探讨。从《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来看，严格地说，裁判确有错误并不能包括程序上违法的内容。但是从审判监督程序的整体意义上看，将程序上违法排除在“确有错误”之外，从逻辑上又有矛盾，这将违背“有错必究”的司法原则。况且程序上违法这一前提经常会导致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受到怀疑。当然，尽管《民事诉讼法》第177条使用了“发现”、“确有”这样的词汇，“确有错误”依然只能是一种主观判决。在再审程序起动之前，没有实质上的法律意义。
三、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发动再审程序是其法律监督权的具体体现。
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条件：《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实质性条件。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权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抗诉决定：申诉人在原审过程中未尽举证责任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判决、裁定存在错误或者违法的；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证据属于当事人在诉讼中未提供的新证据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中，但处理结果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不大的；原审违反法定程序，但未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条件的其他情形。
由于立法没有对检察机关抗诉的范围予以一定的限制，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与法院的审判权经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集中表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抗诉范围的限制上。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先后作出规定，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调解协议、破产程序中的裁定、诉前保全裁定、先予执行裁定、诉讼负担裁定、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维护原裁判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的裁定、发生法律效力的不撤销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等提出抗诉，法院不予受理。这些限制大多体现在裁定方面，这些限制并不符合立法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816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法院应当再审，对于裁定是否为再审的对象，应区别对待。由于裁定并非仅仅是解决程序问题，也有确定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裁定。前者不能直接成为再审的对象，因为其并非终局判决，如果其存在问题的话，可以对其后的终局判决提起再审。后者由于是确定实体权利关系，允许成为再审的对象。对这类裁定，在现行法的框架下，也应当允许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四、当事人申请再审
已经发生既判力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因此，作出该法律文书的程序是否公正、该法律文书的内容是否公正对当事人至关重要。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其诉权的具体体现。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
1、形式条件
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符合下列形式条件：（1）提起再审的主体，必须是原审案件中的当事人。只有原审案件中败诉的当事人及其一般继受人，才能提起再审。全部胜诉的当事人无再审利益，不能提起。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人可以代为申请再审。（2）提起再审的对象，必须是已经发生既判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3）提起再审的期限，是在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发生既判力效力后两年。
2、实质条件
审判监督论文范文3
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对审监工作的领导
针对审判监督工作综合性强、涉案类型广泛、所处理法律问题复杂的特点，法院十分重视加强审判监督庭的组织建设，专门抽调数名作风正派，原则性强，通晓刑事、民事、行政等项审判和执行工作的人员到审监庭工作，为搞好审监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为切实增强审监干警业务素质，法院尽可能地安排审监法官参加上级法院组织的学习与培训，拨款为审监庭购置了丰富的学习书籍，鼓励法官们参加正规的学历教育，使审监庭人员全部达到了大学法律本科学历。为使审监法官在工作中消除顾虑，放手开展工作，法院注重教育引导干警自觉摆正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院领导逢会必讲，理直气壮地为审监法官撑腰打气。对个别对审监工作乱发牢骚的干警，及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从而使全体干警端正了认识，为审判监督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二、认真实行审前预防，严把案件入口关
立案工作作为审判活动的起点，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法院把立案工作也纳入审判质量监督的范畴。审监庭定期不定期对立案庭来信来访登记材料进行检查，看符合条件的是否在法定期限内予以立案，案件受理费收取是否计算正确；对于当事人反映的当立不立或业务庭室反映的立而不当案件，由审判监督庭及时以独任或组成合议庭的方式进行审查。经审查发现确有错误的，发出《纠正错误通知书》，由立案庭或业务庭及时作出立案或驳回处理，如果立案庭对“通知书”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确定，此举能够使我们最大限度地在第一时间把“问题案件”屏蔽出局，从源头上保证了工作质量。
三、多措并举，全方位开展审中监督
一是听庭监督。由审监庭不定期从立案庭随机选出案件，按照排定的开庭日期和地点随时进行庭审旁听。听庭内容包括程序和实体两部分，主要包括审判是否公开、是否按期开庭、开庭是否走过场、当事人诉讼权利是否得到实现、适用程序法、实体法是否正确等。专门制作了“听庭反馈意见表”、“限期补正意见书”和“限期重新开庭通知书”等格式文书，庭后由听庭人员及主审法官分别签字。对于听庭中发现的问题，能补正的及时补正；无法补正需重新开庭的，由审监庭报经分管院长同意后限期重新开庭；在限期内不能补正或未重新开庭的，由审监庭报经审委会研究后按审判监督程序另作处理。通过听庭监督，使我院庭审活动得到进一步规范，违反庭审程序的现象明显减少，庭审功能得到较好的发挥。年以来，全院审结的案件因程序违法而被发挥重审的下降了70%，得到市中院的充分肯定。二是执行听证监督。对当事人就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的变更、超标的查封等内容提出申诉，或第三人提出执行异议，审监庭认为有必要进行听证的，及时组织有关当事人就申诉人提出的申诉理由进行听证。在听证中发现确有问题的，向承办庭发出《限期改正意见书》，逾期不予改正的，报审委会研究处理，既保证了出现问题能及时受到干预，又不影响审判组织的独立性，体现了司法权的制衡。三是审（执）中抽查。审监庭根据立案登记随机抽取正在办理的审判、执行案件，对其程序和实体分别进行审查。审查中发现的问题，能补正的由审监庭书面通知责任庭室限期补正。特别是严格审查各类“中止”案件的合法性，防止规避法律和随意中止现象发生，如发现规避法律无法补正的情况，由审监庭报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按错案严肃处理。此举有效杜绝了随意“中止”案件的现象发生。
四、严格标准，加强考核，案件质量评查科学规范
1、制定科学的质量标准体系。法院对刑事、民商事、行政、执行、非诉执行及技术鉴定、评估等各类案件，就主体资格、人资格及权限、审限、送达情况等程序性问题及庭审笔录、合议庭评议笔录、裁判文书等文书类问题均制定了不同的质量标准，对合议庭从调查取证、庭前准备、庭审、举证责任的分配、合议庭评议、裁判文书制作到宣判、审结等也制定了质量标杆。为搞好评查提供了完善的参照标准体系。
2、实行评查主体多元化，提高评查主体责任意识。法院认为，只有让被管理者享有一定的管理权能，才能真正增强其接受管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使其既服从严管、又主动、自觉参与严管，从而提高管理的整体效能。为此，该院将案件质量评查主体多元化，形成了以审监庭为主体，其他庭室共同参与，审判委员会进行全面监督的案件评查运作体系。在这一体系下，院审判委员会为审判质量监督管理工作的领导和监督组织。审判监督庭为主要实施机构，在审判质量管理机制中处于轴心地位，具体负责质量监督管理的实施和运作。具有业务职能的庭、科、室、队，固定一名主要负责人和一名内勤作为专职评查人员，具体负责评查事宜。这样每一个评查人在评查别人办案质量的同时，自己也在接受别人的评判，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理者，责任意识、质量意识大大增强。
3、建立评查信息反馈体系，确保信息畅通。按照从审监庭案件评查人抽查人（审委会委员）院长再到审监庭的运作程序，建立金字塔式的案件质量评查、信息反馈体系。塔基是审监庭，塔身是评查人，塔顶是审判委员会，院长通过从审委会委员抽查的案件中再抽查，综合了解案件评查总体情况和效果。这样，案件存在的问题、评查工作本身的质量问题、都能在这个体系中得到反映，并及时反馈到审监庭，确保了评查信息的畅通，质量问题也可及时得到纠正。
4、实体与程序分查，确保评查效果。为保证能全面查清存在问题，按照程序、实体各占50分的百分制计分办法，将实体和程序分别安排不同庭室的人员评查，评查实体的不知程序由谁评查；评查程序的也不清楚实体由谁评查，相互不做任何交流和沟通，只在“案件质量评查意见表”上填写评查意见和扣分依据，但不署名，待实体、程序全部评查完毕后，由审监庭汇总并统计得分，写出评查意见，通报全院。采取程序、实体分查，评查人只在审监庭备案，不在评查表签名的方式，确保了评查人能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地进行案件评查，有效避免了你好、我好、大家好，案件质量没保障的现象发生。为使审委会对全院案件质量有一个宏观把握，为加强对审判工作的宏观指导提供信息，还实行了审委会委员抽查制度，每次评查后，审委会委员都从评查过的案件中再抽查出三件重新评查，院长再从委员们抽查的案件中进行抽查，并将抽查意见和原评查人意见相对照，看原评查人评查案件是否认真、是否走过场。
5、加强评查结果的综合运用，打破“错案循环链”为防止过去那种质量好坏一个样、问题追究不到位、同一错误反复出现的不良现象，该院对案件质量实行了百分制考核，每月评出后三名，并将评查的案件质量和评查人的评查态度、评查质量、评查是否及时等内容，在全院进行通报。
五、运用评查结果，建立个人质量档案
在搞好案件全方位监督的同时，为进一步增强办案人员的责任意识，强化科学考核，法院以审判监督庭为主管部门，为每个业务部门及办案人员都建立了质量档案，对案件质量实行档案管理。具体做法是：将各业务庭室、科、队每月报卷的数量逐人分别登记在承办人名下，同时，按当月每人所结案件数、案件审理天数、审限执行情况、适用程序、调解、撤诉率、程序、实体方面是否存在问题、存在什么问题、个案扣减分数，有无重犯的错误、应当注意的问题、庭室、科、队质量得分排名等情况逐人逐项填写，并将上述指标汇总得分，按规定换算成综合考评分后装入个人（庭室）审判质量档案。为全面、客观反映案件质量，对那些因上诉而未参加评查的案件，在中院退卷后，根据中院的审理结果，再由院督查办（立案庭、监察室、审委办、审监庭联合会议）对个案进行评判，将评判结果同时装入个人审判质量档案。年终经审监庭汇总提交院综合考评办公室。每个庭室、科、队及每个办案人员全年结了多少案件，属错案的是哪一件，错在什么地方，有问题案件是哪一件，问题出在哪里，结合二审结果、当事人申诉、来信来访等方方面面，全年哪个业务庭室被扣多少分，扣的是谁办的案件分，能否参与年终评先等一目了然。该“质量档案”既真实又客观，办案多质量高的干警得到了表彰，办案少质量差的干警受到鞭策，使全院干警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压力，并转化成了追求质量的动力，有效地提高了全院干警的效率意识和质量意识，从而使“质量和效率”得到切实地落实。
审判监督论文范文4
[论文关键词]简易程序 公正 效率 公诉人出庭
引言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75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由于司法实践中几乎很少有公诉人在简易审的案件中出席法庭，导致简易程序审判的诉讼结构由控、辩、审三方构架演变为法官和被告人两方对峙的态势，庭审呈现出较强的“纠问式”色彩，不利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行使，也不利于保障被告人在庭审中的合法权益，由此理论界产生了公诉案件简易程序公诉人是否可以不出庭的争论。
为统筹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新《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第二款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这一规定与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175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的规定截然不同，明确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必须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同时也是对我国理论界长期所争论的简易程序公诉人是否可以不出席法庭的一个终结性的结论。那么，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到底具有什么法律意义以及是否违背设置简易程序所追求的效率原则呢？本文试作探讨。
一、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的法律意义
（一）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是程序正当性的重要体现
公平正义，是司法活动的基本价值追求，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是司法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公正决定效率，效率服从于公正并促进公正，我们必须把维护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作为法律工作的生命线。简易程序程序的设立，不仅具有诉讼经济的要求，还承载着人权保障的价值，同时也要坚持公正第一的原则。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两个方面，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应当尽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一方面在于通过合理的设置，保障个案的实体公正，另一方面则在于程序公正本身——“公正不仅应当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出庭支持简易程序案件的公诉，是刑事诉讼中程序正当性的重要一环，是以程序公正来确保证实体公正。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公诉人如果不出席法庭，那么审判员在庭审中，不仅要承担宣读起诉书和出示证据的职责，而且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反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的任务，容易使法官产生为起诉书和证据辩护的心态，不能完全居中裁判，其导致的局面必然是由主审的独任法官来出示、宣读证据。此时的法官，既是形式上的控诉者，又是实际的仲裁者，控辩审三方的相互交涉变成了裁判者与被裁判者的对峙，在这种审判环境中，三角平衡结构被打破，违背了法官中立、控辩平衡的一般原理，容易导致法官身份错位，最终可能严重侵犯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例如当被告人对犯罪指控无异议，却提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辩解时，法官的身份就十分尴尬。或者由于辩护意见没有得到公诉人的反驳，法官本身又不能超越职权进行辩驳，只能采纳辩护意见；或者因为公诉人没有出庭，根据卷宗无法了解被告人具体是否存在从轻、减轻情节，为了最大可能地避免错误裁判，会要求被告人、辩护人举证证明，无形中将原本应当由公诉人承担的证明责任交给了被告人，增加了被告人的辩护难度。
控审分离和法官中立是现代法治最基本的程序正当性要求。简易程序实质是普通程序的部分环节和步骤的简化，但其简化应以维系控辩审三方履行各自职责的刑事庭审基本构架为前提，“在任何一种简易程序形态中，法官都被禁止与任何一方进行任何形式的单方面接触，法官的所有司法裁判活动都要由控辩双方同时到场参与，这是维持简易程序公正性的必要保证。”纵观世界其他国家的简易程序体系，基本上只要开庭审理，检察官无一例外的都需要出庭指控。如英国的简易程序体系，一种是根据书面诉状直接裁判，一种是治安法院采用简易程序审判，主要特点只是没有陪审团参加审判；美国的辩诉交易体系，不再经过正式审理而直接进入判刑程序；意大利的简易程序体系，法官可以直接根据案卷、辩诉协议、处罚令直接判决，或者必须快速审理；日本的简易程序体系，明确要求必须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这些国家的简易程序体系，虽然进行了诸多简化，也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但是都建立在对控、辩、审充分分离的基础上，被告人的自主权、异议权、辩护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按照公正与效率的理论，公正永远是第一位的，提高效率不能以牺牲公正为代价，不管是实体公正还是程序公正，都应当尽最大限度的努力去实现，而公诉人出席法庭，无疑就是对公正的最有力的保障。因此，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简易程序公诉人应当出庭是追求程序正当性的重要体现。
（二）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必然要求
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责之一。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对案件审理活动的法律监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庭支持公诉，二是对错误裁判提起抗诉，三是对法院的违法行为发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具体到对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的法律监督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人民法院是否正确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监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公诉案件简易程序的适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人民检察院根据案件的情况提出适用简易程序的建议，然后由相应的人民法院决定；另一种是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而商请同级人民检察院同意的，即检察机关对简易程序的使用有提起权及监督权。
二是对人民法院审理简易刑事案件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主要包括：法庭的组成人员是否合法；审判人员是否应当回避；有无侵犯或剥夺被告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其他诉讼程序的合法性。如果发现人民法院或者审判人员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
三是对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行使抗诉权。一般而言，由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容易成为检察机关的抗诉盲点。因此，对于判决中量刑畸轻畸重、刑种适用不当的、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认定不当的、定性有错误，侵犯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情形应当予以抗诉。
可以看出，上述审判监督的主要方面是第二项，即对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新《刑事诉讼法》第203条（原第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如果简易程序中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出庭，则根本无从发现审判活动中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况，更不可能提出纠正意见，从而导致检察机关无法充分履行审判监督职责，只有公诉人通过出庭活动，亲身体会、了解庭审活动，才能为抗诉、发出检察建议和纠违通知等监督行为奠定基础。可以说，公诉人出庭，通过直接面对整个法庭审理过程，是行使审判监督职能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简易程序作为刑诉法设立的庭审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虽然分别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对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和审判程序进行了具体规定，且在2003年3月14日又会同公安部颁布了《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但是，相关规定一方面允许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另一方面对简易程序审理刑事案件的诉讼活动如何开展法律监督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司法解释对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检察机关不派员出庭的许可以及司法实践中公诉人基本不出庭的做法，使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缺乏亲历性，从而导致检察机关对于庭审程序、审判结果的合法性缺乏足够的了解，导致法律监督活动缺乏针对性和实践性，法律监督权的正确行使必然受到影响。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公诉人应当出庭，从而从立法上确保和督促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审判监督权。
（三）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是维护被告人合法权利的需要
保障人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另一重要价值诉求，也是设立简易程序的根本立足点。被告人的知悉权、辩护权以及获得律师帮助权等权利是国际社会公认的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也是刑事简易程序适用中所必须要保障的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司法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但简易程序是一种会使被告人的权利受到限制并可能导致被告人受到有罪判决的程序。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时，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法院可以直接作出有罪判决，法庭不必再对证据进行示证、质证。公诉人出庭是被告人获得辩护权的前提条件。如果公诉人不出庭作证，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对象开展质证和辩论活动。被告人面对的是纠问式的审判，它根本不可能针对控诉者本人进行反驳，其辩护权受到了极大的制约。辩论原则是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原则，所谓辩论原则是指在法庭审理中控诉方和被告方应当以公开的、口头的、对立性的方式进行充分的辩驳，未经充分的辩驳，不得进行裁判。没有辩论的审判是侵犯了被告人基本权利的审判。因此，基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诉讼权利的需要，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简易程序公诉人也应当出庭。
（四）规定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弥补了刑诉法立法上的缺陷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175条又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由此造成对简易程序公诉人不出庭案件审判监督立法上的缺陷和不协调，导致简易程序庭审活动的法律监督出现“缺位”，而仅仅依靠对判决书的审查来决定抗诉与否的事后监督是不全面的，新《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第二款的规定显然弥补了上述缺陷和不协调，是立法进步的表现。
三、规定简易程序公诉人出庭所带来的效率问题
在刑事诉讼中，由于犯罪率的上升及司法资源的有限性，适用简易程序审理部分刑事案件已成为世界性的实践。一般认为，刑事简易程序具有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保障案件及时审理的优点。简易程序本身是通过快速处理达到最终公正。“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如果案件当事人在漫长的诉讼中所付出的物质、精神代价远远大于他所能从诉讼中得到的利益，那么即使最终法律还他以公正，这种迟来的正义对他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通过简易程序迅速审判，无论对于被告人还是被害人，都是公正的一种体现。在当今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要办理更多的刑事案件，势必要降低每个案件的诉讼成本，而利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正是降低诉讼成本的可靠途径。简易程序节省了诉讼的时间，简化了诉讼的环节，诉讼成本必然降低。诉讼成本的降低使得司法机关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办理更多的案件。
审判监督论文范文5
论文关键词 量刑建议权 检察机关 公诉权
一、量刑建议权的概念
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是国际司法界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都存在检察官行使量刑建议权的事实。量刑建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或出庭支持公诉时，就被告人应当适用的具体刑罚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式等向法院提出意见的诉讼活动，因此量刑建议权是指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或出庭支持公诉时，结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认罪态度以及社会反映等就被告人应当适用的具体刑罚向法院提出具体意见的检察权，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属于司法请求权中的刑罚请求权。
二、量刑建议的现实价值
（一）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提高案件质量
收到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后，应当对判决、裁定是否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以及量刑理由、依据进行审查，如果法院判决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出入较大，法院说明的理由不能成立，量刑确有错误时，符合抗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依此作为抗诉理由，有效地启动二审程序，提高了抗诉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办案质量。
（二）有利于强化量刑透明度，提高诉讼效率
由法官在控辩双方就量刑意见辩论后形成内心确信，作出量刑裁判，在判决书中对是否采纳各方意见的依据和理由进行说明和阐述，使被告人明了法院的量刑，减少滥用上诉、申诉权，也使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畸轻畸重行使抗诉权更具针对性，提高诉讼效益。
（三）有助提高司法机关执法水平，进一步落实三项重点工作
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实质上是在现行刑事审判程序中明确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量刑环节，是我国重要的司法改革成果，通过规范的量刑程序，将对量刑事实的调查和对具体量刑的论证更加突出地置于诉讼程序中，这是公诉工作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诉人要牢固树立定罪与量刑并重、实体与程序公正相统一、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办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相统一的执法理念，进一步提升公诉队伍素质；通过严格的程序设置，同时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通过清晰明了的制度设计和落实，是确保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完善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公正廉洁执法的重要举措，更有助于公众对法院判决的认可度，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和权威。
三、量刑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权威的量刑建议制度规定和统一具体的实施细则
量刑建议权虽已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部分被学术界和实务界所认可，但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致使实践中遭遇制度障碍；同时因缺乏指导量刑建议运行的统一具体规则，造成适用中的混乱。其中在学术界、实务界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性质及适用。有学者认为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不是司法解释，仅是人民法院的内部指导性文件，仅对法院系统内部量刑有约束力，不对外产生约束力，故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时不需要参照。但实践中检察机关大多囿于法院系统的规范性文件，依照法院系统的量刑指导意见确定量刑情节和量刑幅度，片面追求与法院量刑的一致性，使审判监督权不能充分发挥。若不参照执行，又面临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与法院审判有较大偏差时无应对措施的尴尬局面，庭审中更容易出现被动局面，长此下去，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会随之降低，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面临被架空的风险。
（二）量刑建议工作缺乏相关制度措施予以保障
法院是否采纳量刑建议没有保障，缺乏相关的判决说理制度。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不够充分，使得量刑建议的提出经常受到突袭证据的干扰。从而影响了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量刑建议与抗诉之间缺乏应有的制度安排。实践中，法院判决的宣告刑基本上都在法定刑的范围之内，并未超出法院的自由裁量范围，很难以判决“畸轻畸重”为理由进行抗诉。因为缺乏法定的说理制度，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不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不予说明论理；因缺乏量刑建议制度和抗诉制度的衔接机制，在量刑建议不被采纳，法院量刑虽符合法定量刑范围，但量刑确有较大偏差的案件不能得以及时纠正，故检察机关在何种情形下针对量刑行使抗诉权缺少法定的抗诉规格。
（三）量刑情节的检法认定标准不统一
从审查案件的角度看，检察机关更重视主观情节，法院更重视客观情节。如检察机关对与财产犯罪中的犯罪数额以行为时的数额为准，尽量要求行为人对犯罪总额负责，但法院重视退赃数额，可能根据犯罪人的辩解缩减犯罪数额，这也会导致检法量刑的差异；对关键量刑情节的掌控标准看，对于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检察机关把握相对严格，而法院掌握标准则过于宽泛，检法两家对关键量刑情节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直接导致双方量刑的不统一。检察机关重视量刑建议和量刑平衡，而法院重定罪，轻量刑，有时可能遗漏某些量刑情节，出现量刑失衡；检法两家的量刑就出现差异。需要相关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认定的标准更加明晰、统一。
四、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的具体措施
（一）统一干警思想认识，适应新形势下公诉工作的新要求
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正确理解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转变陈旧观念，牢固树立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定罪与量刑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社会主义刑事执法理念，切实提高执法办案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有机统一，切实将量刑与定罪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深入调研，不断积累经验，借鉴江苏常州市检察院在量刑建议试点中形成的“回头看”机制。同时结合办案工作实际，归纳总结量刑建议的指导经验。通过召开对具体案件量刑建议的分析会，主诉检察官会议等不同方式，加强业务培训，确保公诉办案人员掌握科学量刑建议方法，不断提高执法办案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刑事办案质量。并结合以往的判例，对多发性、常见性的案件分析总结，提高对类罪量刑情节、量刑幅度的整体把握，对特殊量刑情节的分析和研判。
（二）完善量刑建议法律的规范体系
综合学界和实务界的观点，我国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应积极商讨，达成共识，形成规范性意见，对量刑建议制度的具体运行规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详细规定，制定统一的量刑建议工作实施办法，围绕公诉案件量刑建议的试行范围，对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幅度及审批程序等具体问题规范、完善。为防止量刑建议权的滥用，还要建立、健全检察官量刑建议权行使的监督制度，防止量刑建议权的滥用。笔者赞同根据现行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议事制度以及近年来推行的主诉检察官制度，建立“分级决定”的量刑建议决定程序。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内部审批程序的设置：一是主诉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主诉检察官在授权范围内享有起诉权，故包含了对其办理案件的提出量刑建议这一内容。二是重大复杂案件，适用减轻、免除处罚的案件以及非主诉检察官办理的案件设置相对严格的审批程序；三是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以及建议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设置更加严格的审批机制。
（三）加强量刑监督机制的衔接
审判监督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 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判委员会，是检察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职能的重要途径。但在具体运行中遇到瓶颈，制约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展开。要从明确角色定位、明确列席案件范围、理顺监督程序等方面，不断提高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效力。
论文关键词 检察长 列席 审判委员会 法律监督
落实和完善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途径。但该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法律监督职能的全面展开。从长远来看，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要达到更加科学、合理、规范的要求，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一、影响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效力的现实瓶颈
（一）“填补审判监督缺位”还是“干涉审判独立”——关于正当性的争议
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若干质疑和反对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观点，如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破坏了审判组织秘密评议的原则；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发表的意见可能会对审委会委员产生影响，不利于审委会公正、中立地讨论案件。但实际上，审委会制度本身的不完备性、议事程序的不公开性，特别是审判分离造成的审而不判和判而不审，长期以来受到专家学者的诟病。检察长列席审委会能够较大程度上弥补审委会审理案件在诉讼构造上的不足，可以有效弥补审委会自身机制的不足。此外，检察机关可以依照宪法赋予的职权对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而审委会对疑难、复杂、重大案件决定权的行使，本身就是诉讼活动的一部分，理应纳入到检察监督的范围。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可以填补检察机关在审委会阶段的监督缺位。
（二）程序上的错位——监督程序由被监督者启动
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体现，但是列席程序的启动并不由检察机关决定，而是由法院启动。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法院发现有符合条件的案件或议题时应当主动通知同级检察院检察长，但最终的审查决定权还是由法院控制，如果法院不通知，则检察机关便无从得知。该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理解为人民检察院享有列席程序启动的建议权，实践中，几乎没有检察长认为有必要而列席审委会的情况。即便检察机关了解审委会议题，如何认定“必要”又是新的问题，如果检察机关认为有列席必要，而法院认为无必要而不通知，检察机关同样难以列席审委会。这样就使检察长是否列席同级法院审委会，完全由法院来决定，陷入了监督程序的启动由被监督者来决定的怪圈，最终导致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落空。
（三）权利性监督还是权力性监督——法条和法理的冲突
从法律规定上看，《法院组织法》规定了检察长“可以”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委会；《实施意见》第三条明确了审委会在讨论可能判处被告人无罪的公诉案件等议题时，检察长可以列席。其中“可以”显示该条款规定是授权性规则，对于权利主体来说无强制性，因此检察长参加或不参加审委会，抑或自己不参加也不委托副检察长参加都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但从法理上看，检察长列席同级法院审委会制度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监督职权，是以法律监督权为基础，其实质是通过监督国家权力来达到国家权力之间和谐的目的， 权力监督是该制度存在的理论依据和根本。可见，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是权力而非权利。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是通过立法形式，由国家授权行使的，对检察机关而言法律监督是一种法定职责，是权力与责任的结合，放弃或怠于行使都是不允许的。
（四）程序监督还是实体监督——具体职能不明
《实施意见》规定“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可以对于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和其他有关议题发表意见”，检察长通过对案件事实、证据采信、案件定性、法律适用、量刑等问题发表意见，对案件的分歧意见进行全面阐述，有助于法院在全面把握案情的基础上作出公正裁判。但也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对审理过程中的法律监督应是程序性的而非实体性的。列席的检察长不得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发表意见，只能对审委会的工作程序，如到会人数、汇报人数、表决程序等进行监督。 也有学者认为，检察长对于审委会程序的监督，确有必要但现实意义不大，既然法院邀请了检察长列席，为了防止“家丑外扬”，势必会在各方面提前做好准备，检察长列席时，必然是完全符合法律程序，列席程序完全成了摆设。
二、提高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效力的路径选择
（一）明确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角色定位
就当下中国的司法现实而言，审委会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弊端使得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具有了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仅限于检察长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列席审委会。在角色定位上，检察机关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独特方式。列席审委会的检察长仅仅是一个法律监督者，而不是公诉人抑或其他任何角色， 因此检察长履职的职责只能是法律监督，而不是第二次公诉或其他，否则这项制度的正当性便会受到质疑。
明确了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角色定位，我们再来回答检察长列席是否可以带辅助人员的问题。既然列席审委会的检察长并不是公诉人，审委会讨论案件也不是对案件的再次开庭审理，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带辅助人员与其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不符。检察院公诉案件承办人员或公诉部门负责人无论以何名义参加审委会，均会使人认为检察长是在行使公诉职能，而不是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而且有了案件承办人员或公诉部门负责人的参加，审委会事实上均会或多或少变成第二法庭，有违控辩平衡原则，在程序上对被告人造成不公。而且如果列席人员不断泛化，列席审委会的监督权威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检察长列席审委会不应带辅助人员参加。
（二）明确列席案件的范围
《实施意见》第三条规定检察长可以列席可能判处被告人无罪的公诉案件、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目前，各地各级检察机关在积极落实《实施意见》的基础上，对列席范围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列席范围进行了适当扩大，扩大的类型主要集中在案件的定性上有重大分歧的刑事案件；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中的重大、疑难案件；在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热点和难点案件。虽然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范围有扩大的必要，但考虑到这一制度实际运作时间并不长，很多做法还具有探索性，检法两家还处在磨合阶段。所以，列席的范围不能无限的扩大，应严格限定在《实施意见》规定的三类案件中，而且是三类案件中存在分歧和争议的。从程序上讲，法院决定将《实施意见》第三条所列的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的，应当通知同级检察院检察长参加，但就实际工作而言，检察长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参加审委会，同时对于一些争议不大的案件，尤其是有些案件只是程序性地由审委会讨论，不涉及双方分歧也不涉及社会影响，检察长列席的意义也不大。因此，对于《实施意见》第三条规定的三类案件，特别是检法两家存在争议的，检察长需要列席。至于程序性提交审委会研究的案件，不论是抗诉还是其他，双方争议不大，意见统一的，则不需要检察长列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