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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1
[关键词]马克思；人学思想；哲学
[作者简介]万闽拢1988―），女，东华理工大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化研究。（江西南昌 330013）
关于人类自身思考的问题一直都是古往今来哲学界探索的问题，只是在不同的年代，对人类的思考角度和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我们以西方哲学的人学研究为例可以获悉，其逻辑路径是从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再到非理性主义、追求实践形态。马克思人学思想在吸收了前人的理论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和理解，形成了全新的人学理论，并深深影响着当代社会人类对人学的研究和认识。
一、人学思想的形成
（一）马克思人学思想的萌芽
思索人的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理论探索的开始。在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黑格尔哲学形成，在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下，马克思哲学思想也开始起步。从黑格尔哲学体系中，马克思吸取了其用理性来对现实进行批判的思考方法以及人的思想和行动都应该自由独立的观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人学思想。马克思在第一部哲学著作―《博士论文》中，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人学思想的重视，在这本著作中，他写道：“哲学要能够积极的作用于现实，这才是对现实的批判和改造，通过实践批判现实、验证现实，对个别现象、特殊现象都可以通过实践来批判”。马克思就是通过对宗教神学的思考和世俗封建统治的批判，更加坚定且彻底地提出了人要树立起正确的人学思想，就必须得人神的思想。特别是康德哲学构建的以人为中心的目的论体系，更是影响了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形成。
（二）马克思人学思想生成的直接依据
西方哲学里有不少关于人学的理论，黑格尔对这些理论有所传承，它的人学思想也影响了近代西方主要人学思想的发展成果。在黑格尔的人学思想体系中从不同的思维角度都对人的独立自主性作了理论分析，将人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过其思想里也有不少的唯心谬论，但这并不影响其为马克思人学理论发展提供基础和根据。黑格尔认为人的本质是精神，但精神并不以具体形式存在，可见黑格尔在阐述人的独立性的同时，又基于唯心论过分强调了人的主观意识的决定性作用，正是因为这点，马克思认为其不符合唯物主义论，但这也为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佐证。
（三）马克思人学思想生成的来源依据
费尔巴哈是德国的哲学家，他结束了古典哲学思辨式本体论思维方法，提出了基于感觉论的人本思想，它认为人是思想发展的最终落脚点。但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所说的人仅仅是哲学中的抽象的人，并没有讲到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根本。马克思针对这点，提出了人存在于物质世界中，其活动行为都是以物质为前提条件的，意志支配超越不了物质的界限，因此，马克思以这种现实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本主义替代了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批判了传统的人学理论，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创造了另外一种更具创新意义的人学理论。
二、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内容
（一）人的本质问题
马克思人学思想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他指出：“种类特性之间的区别是由生命活动性质决定的，而人的类特性是自由有意识的活动”，这句话里所说的活动指的就是人类的劳动。马克思人学思想理论认为人的活动是劳动，劳动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其次，所有社会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人的本质。马克思人学思想指出，人的本质既不是个体性的，也不是抽象不可捉摸的，处于社会的人，会同周围产生各种社会关系，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也即具有社会性特征。对人类特性做出这样的诠释，马克思是历史第一人。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里，人既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两种特性相结合而存在，在研究本质时不能分割开来，而应将这二重属性结合在一起。
（二）人的价值取向问题
人学的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个价值目标是新唯物主义价值取向的折射，是“人的社会特性”在个人方面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这是人类本质向个人的回归，也是对人的社会性特征进行的重新定义。马克思还指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融入集体社会中才能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离不开社会、离不开集体。同时，也说明了随着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人也会随之发生全面的发展，而人的进步发展又能反过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人的活动规律问题
马克思人学思想指出，人既有自由性的一面，也有自觉性的一面，人开展的各项活动都是在意识支配下进行的，就像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性标志。由于人的所有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追求人的“自由”与“发展”，而“自由”又与“自觉”存在着关联性。其次，人的活动要在目标的引导下按照规律办事，也即是说人的实践活动要尊重自然环境、尊重客观世界的同时发展规律，不管是社会、经济、环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类在尊重规律性基础上的实践活动，同时人在实践活动中又会提升人的发展，实现目的性和规律性的统一。
三、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有利于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社会本质属性的体现，也是我国社会建设努力的方向，而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核心就是“以人为本”。马克思指出社会发展是围绕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展开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马克思思想在现实中的践行。马克思在其人学思想理论中强调人与自然并非只是抽象的关联问题，而是与现实社会有着密切联系。人是社会构成的基本个体，是能动和被动的统一体，要通过对象性活动来完成。在这种对象性活动中，自然客体与主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主体在尊重自然客体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客体进行改造，从而让客体为主体所用，最终实现主体的价值和意义，也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健康发展。因此说，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能够让人更深刻了解构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有利于建设和谐文化
文化是由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又可以对其起塑造作用，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若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层次和程度不一样，那他们所选择的文化也会不一样，因此，关注了解马克思人文思想有助于帮助人们加深对文化的了解，有助于和谐文化的建设。和谐文化的内涵就是、包容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各种文化差异，从而促使具有思想共识和价值共识的文化形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精神就是具有和谐文化，而和谐文化的建设就是实现理念和谐、精神和谐、心理和谐，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文化，和谐文化要以人民作为根本，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促进社会的和谐。
（三）有助深化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念的理解
在前文里提到，马克思将传统抽象的人学思想发展到具体、现实的形象的人，重点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是马克思人学思想形成的根源，也是目标，实现的是人本质的全面丰富的展示，人的所谓自由发展实质上是建立在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人的自觉、自愿和自主性的发展，这两者是相互促进，互为前提的，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我国正处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与人自身全面发展目标体系，它关注的不仅仅是物质社会的发展，更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彰显了马克思人文思想中人本主义思想的精髓，突显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国社会发展规划正是在对马克思人文思想的深沉思考和深化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人文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实践。
四、结束语
马克思人学思想综合了核心层、价值层、策略层。其中，核心层分析了人的本质，确立了人是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本质；价值层则明确了人的劳动是具有社会性和目标性的劳动，人的价值诉求是追求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策略层则指出了人的活动要尊重事实、尊重客观规律。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生成的前提条件是康德哲学的主体性、直接依据是黑格尔哲学的人学意蕴、主要来源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论。马克思人学思想对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推动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都有着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吴炜.马克思人学思想论析[J].学术研究，2014，（2）.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社会焦虑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生活方式作为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以其独特的理论魅力和建构功能，为我们解释社会焦虑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而其固有的范式又为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常伴随着社会诸多方面变革的社会事实，这些社会事实一方面孕育了具有现代性特质的价值因素，促成了现代性社会的渐进生成；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并解构现代性社会生成的不和谐因子，社会焦虑便是其中之一。社会焦虑不仅给转型时期人们的生活带来了烦恼，而且也给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带去了尴尬。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建制，提醒着人们必须对焦虑的社会事实进行关注并诉求适时的理论来解释，进而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理路和办法，以此减少转型时期的社会动荡。
一、社会焦虑的一般性分析
1.“精英症”及其焦虑的社会事实。2004年均瑶集团总裁王均瑶英年早逝；爱立信中国区负责人杨迈猝死在跑步机上；2005年初中国社科院学者萧亮中，猝死时年仅32岁；2005年4月10日著名画家陈逸飞又“突然”的离我们而去。像这样的事例最近这几年屡见不鲜，他们大多数人是企业家、学者、艺术家等知名人士，他们是成功的象征、社会的中坚。从群体分析来看，他们是社会中的精英群体（社会地位比较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某种意义说都可以列入其中），可是，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却病了，过劳死、亚健康、心力衰竭、心理危机、抑郁、焦虑困扰着他们的生活，由此成了“精英症”患者，面临着精神与身体的双重危机。[1]越来越多的研究报告显示，这类群体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容乐观。从阶层理论来看，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浓厚精英文化氛围的国度里，他们的能量和影响力是其他社会阶层所不可比的，他们的示范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他们中一些人却被焦虑的情绪所纠缠着，有的甚至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本文之所以关注精英群体并以“精英症”这一现象为切入点，来关注社会焦虑问题（社会焦虑是指在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2]），原因在于，一是引起人们对焦虑问题的高度重视和警觉。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精英们关注更多的是“鲜花”和“掌声”，而对精英们焦虑等病症关注的却很少，在我们的意识里总以为焦虑更多地发生在弱势群体里，但就近几年的资料显示（如零点调查公司对415位北京“白领精英”的社会心理调查显示，心理疲劳程度在等级3及以上的人数比例达到了61.4％[3]），他们的生活状态却出现了问题，很多人长期在一种焦虑状态下进行生活和工作。二是精英们在整个社会评价系统所处的顶级地位。他们的角色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牵动着整个社会的趋势走向。精英们尚且如此，其他群体的状况也不容乐观，来自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最新完成的一项调查（2134人参与）显示，焦虑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生活常态——34.0％的受访者经常产生焦虑情绪，62.9％的人偶尔焦虑，只有0.8％的人表示从来没有焦虑过。[4]“郁闷”、“烦恼”已成为当今人们的口头禅，这也在进一步说明我们的生活状态已不再为我们所满意，生活已失去了往日的平静，进入了一种“焦虑”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是“由于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而在民众中产生的压抑、烦躁、不满、非理性冲动、抑郁等紧张心理的集合，这一集合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张力，最终以社会冲突或其他方式释放出来。”[5]一定意义上，焦虑的社会事实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和思维世界。
2.社会焦虑及其研究成果。社会焦虑的发展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部分焦虑阶段，二是普遍焦虑阶段。部分焦虑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因为社会总是变动不居，总有部分人会落在时代后面，从而感觉到紧张；普遍焦虑是指在社会转型期间，绝大多数群体都受到焦虑的困扰，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张力（个人或集团之间几乎不能控制敌意或紧张局势），从而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6]通过以上对我国焦虑的社会事实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是我们的社会已经进入了普遍社会焦虑的状态，这种焦虑的状态正在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它或显性或隐性，或以激烈的方式或平缓的形式，侵蚀着我们内心的宁静。这种状态对于个人发展的伤害自不必多说，因它而引发的社会张力对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当焦虑困扰着绝大多数群体时，人的主体性便无法彻底发挥，一个忽视或埋没人的主体性的社会无疑让人不悦。从社会控制角度来讲，它使社会的整合度降低，社会关系更加紧张，社会秩序失去控制，因而，容易导致人们集体事件发生。
当社会处于部分焦虑时候，可能个人因素会多一些，而当社会进入普遍焦虑状态时候，社会因素就占据了主导。诚然，焦虑的产生既有其个人因素的作用，又有社会因素的制约。只有二者达到一定程度时，焦虑的状态才会出现。从社会焦虑问题的特殊性以及我国国情来看，从社会因素分析焦虑现象对问题的解释和解决会更有意义，换言之，当人们的焦虑状态达到普遍社会焦虑时，我们更应该从社会制度安排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带有结构性的社会问题。从这样维度来解释社会焦虑产生的原因，并在原因分析基础上找到解决问题的适时办法，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从资料上来看，国内较早研究社会焦虑问题的吴忠民教授认为，“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是社会焦虑出现的重要原因；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是社会焦虑产生的直接原因；社会安全网的缺乏加重了社会焦虑现象；国外的示范效应对于社会焦虑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7]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我国社会焦虑的产生，在原因分析基础上他又提出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焦虑的办法，如“尽可能地实现充分就业、大力推进社会保障的建设”，[8]也有学者提出“‘安全阀’、‘缓冲带’、‘代言人’”[9]等具体的措施。无疑，这些措施和方法都是积极的、适时的，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深入，还会有更多行之有效的制度、政策不断推出。在本质上，一定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定的理论来指导，社会焦虑问题也不例外，我们应该在一定理论的指导和解释下，把社会焦虑降到能够让社会所承受的限度内，为和谐社会建设减少阻力，为人们享受改革开放的利益成果提供解释力量和平台框架。因此，本文就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在寻求理论思路的指导下，转换研究视角，用生活方式理论去解释这一社会问题，并指导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二、生活方式理论对社会焦虑的应然指导
在我国，有关生活方式理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生活方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制约下和价值观念的制导下所形成的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10]从使用范畴来说，生活方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包含“全部”生活活动，狭义上指日常生活及其个人生活行为的表征，但是当我们在谈论或使用生活方式这一概念时，二者是密不可分、互相渗透的，因而，往往是二者兼顾使用。近些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生活方式理论的实践和发展有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和契机，特别是伴随着中国化的深入研究，其理论来源和原理保证又有了进一步夯实。
社会焦虑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自然有我国的一些特殊背景和实际情况，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要有适时的理论来指导，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生活方式理论对于社会发展以及由发展而引发的社会问题为何有如此魅力和解释力？缘由有二。
一是生活方式理论来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其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创始人在他们的多篇著作中多次使用过“生活方式”的概念，如马克思、思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11]可以说，这些经典理论的表述方式和深刻的理性思维，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使我们从中找到了生活方式的理论光芒和成长点。通过对马恩著作的经典解读，一方面丰富了中国化的研究成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社会理论体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拓展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对经典的不断诠释、重构和创新，使生活方式理论的内涵及“生活”的能动性，在理论的指导下全然发挥。
二是生活方式本身的理论特性以及因特性而具备的建构功能。在我国，长期以来，我们在阐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社会理论时，在强调物质生产重要性的同时，恰恰忽视或丢掉了“生活”、“社会生活”、“生活的生产”、“为了生活的生产”，这样一些重要范畴和基本命题，结果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被解读成“经济决定论”、“生产本位论”的观点，完全用“生产”消解了“生活”，科学的历史发展观被解读成了“唯物化”、“见物不见人”，以及“遗忘生活”的历史发展观，并在发展实践中摆错了生产和生活、人和物的关系，造成了一系列不良的现实后果。[12]当然，这其中也使人们在价值观上更加功利化，出现了一些急于求成、以“物”为主的短期行为和思想。由于过分强调人的力量，使人们之间关系更加紧张，特别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中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张力（产生普遍社会焦虑的关键社会性因素），造成了人们之间无休止的竞争，攀比心理严重。
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说到底就是以人为本，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但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并不能自动地发生转化关系，其必不可缺的中介环节就是生活方式的全面性和丰富性，重新把“生活”作为社会理论的重要范畴既是“生活”能动性的体现，也是理性回归的必然结果，因此，生活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建构功能便会积极地发挥。发挥生活方式的建构功能，有助于把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起来，消除科学和市场的诸多“二律背反”的性质，实现人文生态的平衡。[13]生活方式强大的理论建构功能，能够实现物与人的完美平衡，使我们的社会理论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具有柔韧性、伸缩性和平易性。只有反思，才能超越。生活方式理论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能够为社会焦虑提供解释，而其固有的范式又为我们提供了寻找解释的方法。
三、生活方式对社会焦虑的现实评价
如果说生活方式理论本身的特性为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焦虑的解释、解决提供了可能，那么社会焦虑原有的属性又使这种可能成为了必然。总体而言，社会焦虑的产生是由社会和个人双重因素所导致的，那么，我们一方面要求从社会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求解，另一方面也要从个人因素上寻找原因。生活方式恰好为社会焦虑的双重基因提供了切合点，能够为其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它一面能够从社会建制方面找到理论的解释点，另一方面又能够从个人生活层面提供了一个趋于完美的考量。这样，我们不仅在“治本”上有了理论指导，而且在“治标”上也有了方法和技术的支撑。
从人类追求幸福的角度来看，焦虑的另一面就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幸福指数的增长，而这些恰恰是生活方式对人类幸福生活的终极关怀，可以说，发生在我们周遭的焦虑的社会事实，正在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着我们的生活样态，是“向左”还是“向右”，无论是对于处于焦虑其中的人们还是对正在追求幸福的人们，这都是值得关注的话题。为此，用生活方式理论去看待、解释社会焦虑，更一步加深和表达了以人为本的人文价值和社会治理理念，它无疑为我们看待社会焦虑提供了全新视角，为制度的制定和措施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生活方式理论毕竟是一个宏观的理念，具体而言，从本文所思考的问题意识出发，在对待社会焦虑问题上，生活方式理论可以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1.根据我们的现实国情，在国家层面上倡导和谐的生活方式。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在整个社会上形成生活方式意识并把这种意识带到日常的工作、学习、生活中，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和谐的、宽松的社会评价体系。打破僵硬化、功利化、物质化的评价体系，使人们在对待成功、理解生活上更注重文化层面的解读。在生活方式理论的指导下，建立切实可行的制度和措施，把政策的制定和关怀纳入生活方式视角，如建立社会解压机制（如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人性化的公共服务机构、社会公共的心理调节设施以及休闲娱乐制度）等。这样，在社会上通过“生活”的中介连带作用，不仅能够给人们的生活以愉悦和宽松，而且也能够带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繁荣。
2.倡导回归社区，致力于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在社区内培养和谐的人际关系。社区建设必将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一定意义上，和谐社会就是若干和谐社区的有机组合。因而，在社区内形成和谐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显得重要。现代人们对于社区的依赖越来越强烈了，社区本身所具有特性，使人们能够直接地参与更多的社会事务和活动，同时社区也为人们提供了形式多样的、直接及时的帮助和服务。社区的这些功能为解决社会焦虑问题提供了最佳场所，这是因为，社区的有益生活可以把容易导致焦虑的社会性因素和个人因素控制在更小的范围内，避免由于集体性的焦虑行为而导致社会成员的“集体冲动”事件的发生。在社区里，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咨询互助活动，如通过义工或专业人士对老年人、中年人、中小学生等不同群体开展一些心理预防和矫治活动；还可以开展一些重参与的、实践性强的社区文体活动，使生活在社区中的人们在互动中体验社区生活方式的乐趣。总之，社区既能为大众所认可、接受的生活方式提供试验场，又能为国家层面所提倡的和谐生活方式以指导和规范，因此，社区将成为构建并倡导和谐生活方式的最佳切入点。
3.和谐的生活方式孕育离不开和谐家庭的生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的根基，也是社区组成的基本单元。温馨和美的家庭对于每个人成长、成才、成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们这样异质性很强的社会里，家庭应该成为家庭成员宁静避风的港湾，为家庭成员提供有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必要帮助。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慰藉对于焦虑心态的缓解是极其必要的，在家庭这样一个相对私秘的空间场域里，人们更容易体验生活百味，完善自我心性。相信家庭中的和谐生活方式，必将激发家庭成员的生活热情、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平和的个体心态。其实，和谐生活方式的建构过程归根到底也就是现代人的生成过程。
总之，我们正处在一个越来越压抑、越来越焦虑的时代，但同时我们更处在一个更加觉醒、更加关怀自身生存境遇的年代，生活方式的理论魅力和建构功能为我们解释社会焦虑现象提供了一个崭新视野，让我们重视并积极地面对这一带有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并在理论创新和心灵体验中有所收获。
参考文献：
[1][3]南香红,师欣.精英症[N].南方周末,2005-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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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3
【关键词】国字；汉字；起源；会意字；运用
中图分类号：H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6-182-02
一、背景介绍
作为汉字使用国的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一直为着汉字的发扬光大而不懈努力着。汉字早在数千年前就已形成，至今被东亚诸国确立为当用文字使用。然而，和其他诸多语言学现象一样，汉字在不同时期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化。现今的汉字，与古时的相比，难免在读音，字形以及意义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变，有的甚至已经无法知晓其本身含义。作者认为，不同国家所经历的不同的汉字演化过程正反映了该国国民的思考方式以及社会的意识形态。在众多汉字的演化过程中，日本的"国字"可谓是相当有趣的研究课题。
所谓的"国字"也就是日本人自己创造的汉字，虽然经过"逆输出"①，现在也有很多其他国家使用"国字"，但是论其语源，日本才是其真正的发源地。日本汉语研究界著名学者，京都大学教授，阿辻哲次把"国字"定义为："原本中国不存在的，由日本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日制汉字'。"实际上，"国字"并不是完完全全新造的汉字，更多的情况下，"国字"是日本人通过重新组合已有的汉字偏旁部首创造而成的。譬如"鱈"字是通过将"鱼"和"雪"组合起来用于表示"下雪季节捕获的鱼"的意义。这里需要指明的是，"国字"和"异体字"、"略写字"需要被严格地区分开来。例如，根据《新明解汉和词典》，日本汉字"畳"字就是中国汉字"叠"。这就说明，"畳"只是"叠"的异体字而已，不能算作是"国字"。
本文论述目的为：通过对多数日本"国字"的详细分类调查，从"国字"的创造原理出发，对日本的意识形态进行尝试性的剖析与理解。本论文的主要文献为包含96个常用"国字"的《国训国字》。这篇文献所收录的"国字"中，囊括了动植物，自然现象等大范围词汇，所以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权威性。
如果要对"国字"有一个深入的认识，理解汉字的一般创造原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中国汉朝的语言学家"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他将汉字的创造原理大致分为六个类别：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形声字、转注字和假借字。一般而言，从汉字的创造原理的角度来考虑，"会意字"和"形声字"居多。一方面，"会意字"是通过把有意义的各部分重新组合来体现整体意思的一类汉字；而另一方面，"形声字"是通过把表示声音和意义的两部分重新结合来体现整体意义的一类汉字。作者的疑问是：对于"国字"的创造，那种方法被运用得更为广泛呢？
二、研究方法
四、结果分析
从以上的统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这些规律：
首先，从表一中可以看出，在被调查的"国字"文献中，"会意字"占据了绝大比例。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需要从"国字"产生动因的角度进行解释。最初被日本引入的中国汉字无法完全地描述其生存环境中的各种概念与事物，这种在意义表达上体现出来的不足被认为是"国字"创作的先决条件。"国字"和其他所有汉字一样，必须具有表意功能。不可否认，"形声字"或"象形字"等其他类别的字也具有表意功能，但是从便利和易于理解的角度考虑，"会意字"更占优势，因为此类型是在原有偏旁或汉字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重新组合来创造新概念的一种手法。例如：「身＋「美＝「躾（为了使身体体现美感的教化）。对于这个例子，虽然很多读者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发音，但是对于知道"身"和"美"两个字的读者而言，"躾"的意义应该能够一目了然。因此，如果说汉字的主要目的是传达意义，那么"会意字"是把这个功能发挥得相当出色的一类字了。
其次，从表二中可以看出，表示"生物"、"自然现象"和"关于日常生活"这三类意义的"国字"占了整体的77.1%。在"生物"一类中，表示"鱼"的"国字"有29个，占了"生物"整体的55.8%。从这个结果来看，"国字"很适合"指代日本固有的事物及观念"这一定义。"国字"的创作与其使用者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当需要描述只在日本存在的而中国不存在的事物时，中国的汉字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回到"鱼"的例子上，日本作为岛国，国人吃鱼的习惯屡见不鲜，而其渔业颇为发达。正因如此，给捕获的各式各样的鱼命名就变得尤其重要了。然而，由于当时日本所见的鱼类品种繁多，在输入日本的中国汉字中，表示"鱼"种类的汉字明显不足，于是日本人不得不创造自己的字来满足其命名的需求。这也就是所谓的"国字"的动因之一了。
与中文通过重新组合既有字词来创造新词汇的手法不同的是，日语多数情况下是根据外来语读音而转化成"片假名"。虽然中文中也不乏外来语（比如：DVD、马克思、伽马射线等），但是由于中国担心"过度使用外来语会降低本国语言的纯度"，除了一些人名、地名及其他专有名词以外，基本上中国使用的都是已经被"中国化"了的外来词汇（冰岛语等也具有此突出的语言学现象）。这种所谓的"中国化外来词汇"对外国的中文学习者造成了许多难以逾越的障碍。相反，日本则倾向于大量使用音译外来词汇。据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次大规模统计数据来看，汉语用词在日语中的比例有所下降，而音译外来语及其混合语的比例有显著上升且高达17%。"片假名"的使用给予了日本国民对"不可思议的外来事物"进行吸收并加以运用的机会。回到"国字"的问题上，和"片假名"一样，"国字"的创造原理也是所谓的"创新"（日语为"改新"）的意识形态。这种"创造力"在"国字"的创作中体现得十分充分并且这样的"创造力"不仅仅被应用在"创造便于理解的字"这一个方面，它也对日本国民增强日本民族意识做出了贡献。
五、主要结论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理论范式；实践效度
中图分类号：b8205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2)04005808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问题是近年来在我国学界引起较大关注的一个问题。当然，任何一种理论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都会不断地提出新的问题或应对新的理论挑战，这使得理论思潮的流变如同溪流经过，总会激荡出涟漪或波涛。但是，本土化话题的展开并非仅仅理论自然流变而发生的一段微小插曲，它呈现出重要的意义指涉，因而也必然有明确的目标指向。
一、创新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范式
根据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演进状况，本土化建构首先应当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创新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所阐发的核心概念，库恩所谓的范式主要是指“那些公认的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内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1\](序)库恩将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两个方面：首先，由于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因而可以“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可以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其次，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库恩又强调，“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所构成”\[1\](p158)。因此，科学的革命的发生往往就表现为范式的转换或重建。从库恩的阐述中可以看出，范式所表征的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它体现了一个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和共同认可的探索界域，或者表征了一个科学共同体的世界观和公认的方法论原则，范式也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它奠定了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基础。
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仅对于科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其运用空间也不断被拓展，逐渐成为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都广泛运用的概念。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科学领域中，关于范式转换或重建（构）的论题不断被提起。
在上述基础上来思考我国环境伦理学的范式转换和范式变化，实际上表达了我们对中国环境伦理学三十年来的发展状况和未来愿景的这样一种基本判断：中国环境伦理学的三十年进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最起码来说，在伦理学理论阵营中，环境伦理学已经不再被看成是“藏在深闺人未识”的冷僻学说或“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了，无论是研究阵营还是研究成果都已成“大观”。但是，中国环境伦理学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范式，即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信念，秉持共同的方法论原则和在共同的问题域中进行研究的学术共同体，质言之，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繁荣带有一种表面性的“征候”。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应用伦理学学科群落的崛起，伦理学的谱系得到了快速的扩张，而在应用伦理学的阵营中，环境伦理学在初始阶段可谓异军突起，发展非常迅猛，在一定时间内，成为应用伦理学群落中最引人瞩目的一脉。但是，在今天看来，中国环境伦理学的进展很明显是在外部输入的背景下取得的，即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都是对国外环境伦理学的翻译或介绍。当然，译介国外的理论成果也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或者说不容贬损的重要环节，但是长此以往则暴露出我国环境伦理学在表面繁荣的背后所存在的弱势或不足：缺乏对理论研究目标的清晰厘定，缺乏对研究方法和研究原则的共识，缺乏对研究使命的共同承诺，缺乏对研究论题的持续规划和深度掘进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的存在暴露出了中国环境伦理学当下所面临的一种困境：缺乏自己的范式。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7月第12卷第4期李培超：论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建构的目标指向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范式的缺乏在实质上体现的一个学科或学说的薄弱。中国环境伦理学虽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着理论研究繁荣，但是学科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动力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般而论，学科的厚度或繁荣可以通过学派有无体现出来。
人们通常把学派的形成归因于学派三种因缘，即“师缘”、“地缘”和“问题缘”。但是从
质上说，学派是同一学科中由于思想、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由于知识背景、切入问题的视角等不同，人们可能形成相同或不同的见解，而持相同见解的人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学派。学派的产生或更替是学术发展过程中具有规律性的正常现象，也是学者探求真理的一种组织形式。学派的出现对于学术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从人类文明史上看，许多理论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许多重大创新性成就的取得，都与学派之间的论战密切相关。可以说学派论战几乎遍及了所有学科领域，有的甚至贯穿了一个学科发展的始终。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学派之间的争鸣，要实现学术繁荣几乎是不可能的。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学说的诞生和发展，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新思想、新观点的提出与发展，往往并不是在本学派的赞同声中取得的，而是在它的反对者中实现其发展的。任何学者或学派都不可能穷尽真理，更不能垄断真理。学派的地位只能根据其学说对于学科发展的贡献来衡量，而学术论战是学派互动的基本方式，也是增进学科共识和学术积累的必要平台。因此，没有学派就没有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也就失去了学科的整体厚度。
或许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环境伦理学发展到今天并不缺乏学派，诸如所谓的生态中心论、生命中心论、动物解放论、自然价值论，人类中心论、非人类中心论、深生态学等等，都在中国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论坛上现身过，众多的研究成果也都是围绕着这些流派而展开。但是从实质上看，这些学派并非中国环境伦理学内生的理论成果，而是对国外已有学术流派的介绍，或者是在移植流派观点或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理论再加工或中国化的再阐释，并没有学派所必须具有的原创性特质。而这种“无根”的思想很容易就像“清风逐流云”一样，瞬乎而生，也忽然而逝。们认为，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建构首先应致力于形成一种新的理论范式。
二、强化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效度
强化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效度也是其本土化建构的重要目标指向。
伦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学科，环境伦理学作为其中之一脉也必然要秉承实践性的特质。但伦理学的实践性并不等同于“工程思维”所主张的实践性。所谓工程思维是专注于对现实世界中杂多的“实体”的筹划或措置，“实体杂多有众多属性，它们之间有必然联系的，也有非必然联系的，因此把握实体的完型，不能诉诸逻辑推论，而只能诉诸非逻辑的直观和描述，即以理性直观的方式将关于实体身上的各种属性的描述复合为一个整体”\[2\](p93)。所以,工程思维所强调的实践带有直接性的特征，即要严格按照筹划者的主观意图来行动，或者直接要将筹划者的主观意图转化为客观实体，工程思维的实践指向重视可行性、标准化、数量化、可检测性或可直观性。在现实生活中，以“照葫芦画瓢”或“按图索骥”来比喻工程思维是较为形象的。
而伦理学所强调的“实践”则与工程思维的“实践”有很大的差别，它强调的是，道德是人类“实践精神”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或者说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而这正是道德发挥作用的特殊性或特殊方式。那么实践精神究竟意味着什么？
从思想史上看，西方近代许多哲学家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阵营的思想家们都非常重视将伦理学与人的意志关联起来，以凸显伦理道德的特殊本质。康德提出了著名的三大“批判”理论，以分别研究与人们的知性思维（理智）相联系的逻辑学、与人们的理性思维（意志）相联系的伦理学和与人们的判断力（感觉、直观）相联系的美学。在康德的“批判思想”体系中，“批判”的主旨意思是“限定效用、划定范围”，即是说，在康德看来，人的知性思维、理性思维和判断力都各自有关涉对象，因而也各自有独特的效用，不能任意僭越。康德的“批判思想”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其主要目的就在于抑制知性（纯粹理性或认知理性）的狂妄或独断，限制其应用范围，从而为信仰留下地盘。而道德就是属于信仰的范畴，它是人的知性所无法穿越掌控的，而只能通过实践理性来确立。康德认为，道德与建立在经验论基础上的知识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具有普遍必然性，也就是说于道德不是感官经验的结果，而是实践理性所具有的“绝对命令”。人们按照道德律令行事的欲望、企图，即意志，就是康德所谓的“实践理性”。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实践理性是意志的同义语，就像纯粹理性是知性的同义
语一样，而道德体现的就是人的意志或信念，是属于信仰的范畴。康德之后的费希特和谢林基本上都沿用了康德的以“实践理性”以说明意志的特点、以信仰来言说道德的理路。尽管黑格尔反对康德将知性与理性割裂开来的二元论，但仍然强调伦理具有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相统一的属性，这种属性是“主观精神”或“理论精神”通过自我运动、发展而扬弃主观内在性的结果，是绝对精神获得实在性规定的标志，这也意味着绝对精神已经发展成为实践精神，所谓实践精神即意志，是理论精神的发展阶段。由此可见，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伦理学研究的是与人们的意志相关联的问题，所谓的实践理性、实践精神都是指人们的意志活动，伦理学关涉的不是知性的领域，而是信仰的空间。
马克思也提到过“实践精神”的问题，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谈到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时，批判了早期经济学家遵循从实在、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最终会导致实在或具体蒸发为抽象的规定。马克思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这一问题上，黑格尔就陷入幻觉之中，他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这实际上是以思维来代替现实，完全颠倒了思维与实在的关系。实际上，“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3\](p42-43)。尽管马克思在此并未展开对实践精神具体内容的阐发以及掌握世界几种方式的差异或相互关系，但是从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及其文本总体中可以明确地透显出这样几个重要观点：
1马克思所说的“掌握世界”主要是指人与“外部世界”“交往”或“打交道”的方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将这个外部世界也称之为“实在主体”，“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3\](p43)。而在其他著作文本中，马克思又把这个外部世界或实在主体称之为自然界、现实世界、对象化世界等等。在关于人与外部世界交往或打交道的问题上，马克思提出过多种不同的方式，如实践的方式、理论认识的方式、实践精神的方式等等，通过梳理和比较，不难发现马克思在关于人掌握世界的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认为，实践的方式是人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最基本的方式，它主要体现为人按照自己的意图、目的或愿望来改变外部世界，使其发生能满足人的需要的改变。之所以说实践的方式是人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最基本方式，主要是因为人通过实践来实现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从而满足人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有机体维持生命的需要，没有对外部世界实践的掌握，人就无法生存，更遑论发展和完善。实践地掌握世界的最大特点就是目的性、对象性和社会性，即人的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社会组织形式下所进行的有目的的创造性活动，以改变外部世界的原初状态来获得对它的掌握，这也是人与动物维持生存方式上的根本区别。
在马克思看来，实践的方式只是人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人与世界交往的全部。实践的方式作为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是最基本的活动方式，这种活动方式除了以满足人的生存为基本目的之外，还在于它是可以诉诸经验和感觉来捕捉的活动，即表现为直接的现实性。但是，人与现实世界的交往除了发生在物质交换的领域之外，还发生在思想或认识活动的领域，因此理论认识的方式也是人与现实世界打交道的重要方式。与实践掌握世界的方式不同，理论认识的方式从本质来说是属于人的精神活动的范畴，是人认识、反映和再现外部世界的过程，因此，理论认识掌握世界最终并不是要改变外部世界的原初状态，而只是通过思想观念来反映外部世界的样态，它并不诉诸客观的物质手段或以工具实体为媒介，而是通过语言描述和概念概括来体现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当然，实践的方式和理论认识的方式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只是二者所体现的人与外部世界交往的侧
点有所不同。实践的方式和理论认识的方式之外，实践精神的方式也是人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方式之一。所谓实践精神,是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间环节,是联系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作为一种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精神领域对世界的掌握方式,实践精神通常以方针、政策、路线、纲领、战略策略等形式出现。从功能上看，实践精神是以改造外部世界对象和创造外部世界所没有的崭新的客体为直接目标,是直接支配人的实践活动的观念。因此,实践精神亦可以称为 “实践观念”。实践观念虽然在本质上也属于人的精神活动的领域，但是它与人的理论认识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的。这主要在于，理论认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获得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它以准确地反映、摹画外部世界为目标，因此它追求的是主观对客观的真实表达，因而它总是要剔除人的情绪、情感或欲念的干扰，因此我们可以把理论认识称之为“实然观念”，即它以反映外部世界的实际样态为目标。但是实践观念则不同，尽管它并不排斥理论认识，它却一定要超越理论认识，也就是说它并不满足于获得关于外部世界“实际如此”的了解，更着眼于世界“应当如此”的导引，所以，实践精神是涵容了人的意图、目的思想观念，是要着眼于现实世界的改造，但是这种改造又与实践的方式有所不同。实践的方式是直接诉诸物质手段或者以一定的工具实体为媒介，直接作用于外部世界。实践精神在本质上则并不是物质活动，而是人的思想、观念或者心理活动，但是它能直接作用于人的实践活动，确定实践活动的目的、方向或目标，最终通过实践活动获得现实性的转化。
由上所述，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全方位地接触外部世界的，所以人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也就表现出多重不同的类型或样态。实践的方式是人掌握世界的最基本的方式，是客观的物质活动，以实现人与世界的物质变换为目标；理论认识的方式则是人通过语言表达和概念概括来认识和反映现实世界，它以获得对现实世界本来面目的认知和把握为目的；实践精神的方式则是凝结了人的价值意识——情感、目的、欲求，力图以价值意识对人的行为或实践活动做出明确的规范或引导，它以实现现实世界按照人的价值意识发生“应该如此”的改变为目标。
2道德作为人实践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也就意味着它在本质上就是一种价值意识，或者说它表现为通过价值意识引导、规范人的行为或实践活动的方式来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道德的力量不是直接表现为客观的物质力量，而是直接表现为一种现实的精神力量。它是通过怀疑、反思、追问来确立基本的价值坐标，对人生意义、做人目的、人的行为正当与适当等问题作出价值判断，建立起属于人的意义世界。因此，道德作为人类实践精神掌握世界的方式，其功能和效度的发挥就体现在它对人的价值观念的矫正、塑造，就在它通过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挖掘与澄明来确定人的行为向度。也就是说，道德在人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主要帮助人们在思想意识中明确什么样的行为是应当践行的，什么样的行为是应当避免的；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什么样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样的人格是高尚的，什么样的人格是卑下的，……通过这些“应然性”的价值宣示来引导人的行为，干预人的客观实践活动。
3道德作为人类实践精神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即是说，人们借助道德构筑出一个不同于经由实践活动（物质活动）所建构的物质世界和经由理论认识所积淀而成的观念世界，道德所构筑的是一个价值世界。所谓价值世界，也即意义世界，它是人在超越生存欲望的基础上对生命意义的探求和追问。如果说人居于物质世界之中所主要关注的是生命机体的存活问题，人在知识世界所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确定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那么人在价值世界中则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看待世界和人生，或者说价值世界主要帮助人来确立好的生活的基本向度和标准，因而价值世界向人敞开的是关于有意义的生活的可供选择的多种路径，它通过善与恶的辨析帮助人们树立生活的理想，确定行为的方向。
价值世界是一个属人的世界，这包括两层意思：其一，价值世界只有在人的生命活动中才会出现。如果说物质世界是人与动物所共栖的世界的话，知识世界中也包括一些感性经验和浅显的意识识别的因素，那么价值世界则只是人所独栖的世界，也就是说，只有人才不满足于活着，而是追求一种有意义的活着，因此，价值世界是专属于人的或者是由人独享的。
这也充分说明了，人的生活世界是丰富的，其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是普遍的，他“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4\](p47)。其二，价值世界对人来说是普遍的，即任何一个人，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凡夫俗子，无论是富足还是贫穷，都会追寻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或都致力于寻求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这不是人的生理本能，但却是人的文化本能。人可以以多种方式活着（维持肉体的存活）——可以富足地活着，可以贫穷地活着，可以悠闲地活着，可以忙碌地活着……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忍受无意义地活着，所以价值世界是对人的真正存在的规范与确证，它向世间所有人都保持着一种敞开的姿态。
综上所述，当我们判断一种道德理论和伦理学说是否对现实生活有影响力，并不是基于它是否直接在维持肉体存在的意义上帮助人们提供了多少实际可以消费的物质资料，也不是仅仅基于它提供了一种认识世界的知识框架，而主要是首先看它提供了一种反思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参照系统，即使得人在这种参照系统中省察人生的目标、理想，确定行为的应然向度，自觉地砥砺意志、塑造人格。其次则是看它所提供的价值或意义范导是否已经掌握了社会大众，即被社会大众所熟悉、认可、内化并付诸实践，这意味着，是否获得“生活化”的品格而不是知识化的品格也是衡量一种伦理学说的现实效度的重要标准。
因此，当我们判断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效度时，不能纯粹以学术圈的热闹喧嚣为基准，也不能纯粹以知识界的成果累计为标的，更应该以它掌握社会大众的广度和深度为尺度。所谓广度即是看它的受众范围，即环境伦理学的价值理念或规范要求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民众所了解、理解和接纳、内化；所谓深度则是看它激发人们价值反思所达到的程度，是仅仅局限于功利层面还是在超越功利的层面来思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来思考人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来确定人生的坐标和目标。 以这样一种参照来反观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效度，就不得不承认一些反差现象的存在：学术圈的热与生活中的冷，学术成果多与实践应用少；理论研究多解决问题少，等等，而这也暴露出了中国环境伦理学实践效度的缺失，也是亟待改变的局面。
三、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实现与超越在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建构的过程中，还必须正确处理本土化的实现与超越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本土化建构的应有之义。
从中国环境伦理学范式和效度的缺乏为背景来思考问题，必然的逻辑归宿就是，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未来发展应该或者说必须要形成自己的范式。对此，有必要做出如下说明。
首先，中国环境伦理学范式确立的核心问题是要思考一种伦理资源与中国本土社会的适应问题，因此，通过机械地模仿和照搬来获得学术上的喧闹与繁荣的做法是要戒除的。所谓与本土社会的适应主要是要使得环境伦理学的思想资源有利于本土社会环境问题的合理解决，或者要使环境伦理学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成为整个社会可统筹利用的一种思想资源。这种思考的立足点是：尽管环境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或者全球性问题，但是在存在着利益差异、文化差异和地域性差异的现实背景下，任何一种全人类性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通过民族化或区域化的“分解”方能落到实处。换言之，“共同的问题”或“共同的责任”只是人与自然关系普遍性的一种描述性的概括，这种描述并不能掩盖也不应漠视现实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究其实，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孤立地发生的，也不是独自演化的，它要受制于多种因素或者为多种因素所塑形，诸如人的社会关系状况、社会组织架构、社会交往状况、历史文化传统、生活价值取向等等，都会实际地影响到人与自然关系的状况，这就使得任何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的状况都是由具体的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交叉结合而成。因此，从根本上说，全球性或普适性的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通过不同自然背景、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不同社会组织背景和持不同生活价值取向的人们，根据自身生存和生活的特殊性，采取适应各自生存境遇的举措，最终形成合力来推动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而不可能按照同样的模式或采取同样的举措来应对。
当然，与本土社会的适应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构成本土社会的要素是非常繁复的，另一方面环境伦理学与本土社会的契合是有特殊的视角要求的。一般来说，人们的现实生活条件
、文化传统、社会价值心理、社会制度条件等等都是凸显本土社会特征不可或缺的要素，而环境伦理学与中国本土社会的适应主要是指，它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一定是要获得本土社会要素的支持或者说就是在本土社会要素的基础上生发出来，否则环境伦理学就会与本土社会产生隔膜感而成为一种异质性的价值观念，丧失了伦理学所必须具有的品格而完全堕入形式化的窠臼。
其次，范式的确立并不是要将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重新纳入到“中学西学孰为体用”的讨论路径上去，重新拾掇起来一些历史片段或学理碎片来生搬硬套到环境伦理学的视域中来，也不是以建立一种话语霸权或弘扬一种“文化山头主义”①为目的，而是在尊重独立思考和自由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寻求多角度、多层次地建构环境伦理学学术阵营的活动。
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毫无疑问，环境伦理学带有一种“舶来品”的意味，即它并非是从中国本土社会所自然娩出的，而是带有明显的外部输入性特征。而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来探讨环境伦理学与中国本土社会的适应性问题，必然回勾起人们对“中学西学孰为体用”之争的回忆。实际上，尽管在文化论争的过程中，“中学西学体用之辩”仍然会被提起，但是在一种新的经济发展、人际交往和文化传播的格局下，体用之辩往往也只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对于中国环境伦理学范式的确立，可以明确地说，完全照搬国外已有范式会遭遇合法性危机，而完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照搬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本土化的环境伦理学绝非通过回归传统的体用之辩就可澄明其建构的路径，而必然要通过超越体用之辩来开辟新路。
同时，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建构还应对“文化山头主义”保持一种应有的自觉警示。任何一种理论范式都有独特的原则和气质，这体现了它切入生活的独特视角。但是范式也有相对的封闭性，这也就往往体现出了范式的一种限度，即任何范式都不可能穷尽理论和实践的所有方面，环境伦理学理论范式的建构更应当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因为环境问题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的两大根本关系之一（另外一种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而且这两大关系并非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关系的状况会影响到人与人的关系状况，反之亦然。这就使得环境问题不可避免地具有综合性、历史性和复杂性，因而任何单一的实践模式或单一的理论模式都不可能把环境问题完全地网罗其中——根除其症，穷尽其理。这也就决定了任何一种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范式的建构都只能是抓住或强调某个层面的问题，因此范式也是有其限度的。戒除范式建构过程中的文化山头主义情结，旨在强调戒除一种封闭、自大、唯我独尊的学术霸权情结，而以一种宽容、尊重的心态来对待其他范式和流派。借用经济学家尼罗德里克所提出的“一种经济学，多个处方”的说法，环境伦理学范式的确立也应树立“一种环境伦理学，多个处方”的观念。
所以，尽管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要摆脱或祛除诸多“舶来”的症候，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而对国外的环境伦理思想一味拒斥。实际上，中国环境伦理学的范式建构与文化山头主义是格格不入的，而与积极吸纳国外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成果的胸怀和路径是兼容的，因为当今任何一种富有内涵的思想或理论都必须涵盖两大因素：其一是普适性因素；其二是适用于特定地区或者时代的特殊性因素。中国环境伦理学范式的提倡，并不是以伦理学中的地方性经验或特殊性因素取代普遍性因素，而是要矫正一些过度的做法。再者，国外的环境伦理学资源也并不代表普适性的经验，它们也都带有明显的地方性或民族性的特点，因而采取完全输入的做法只是以一种或多种特殊性遮蔽中国的特殊性，因此，普适性的因素是通过整合方能取得，而绝非通过照搬即可获得。，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建构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是一条为学术而学术、从思想到思想的发展演变道路。前文已述，伦理学是一种实践精神，是对人的行为的应然性引领，因此对人的行为的实际影响力便构成了一种伦理学理论合法性的重要维度，所以仅仅追求理论上的喧闹或逻辑上的自洽是远远不够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不应当重视理论研究和建构，而是说，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从理论思维或精神生产的立足点上或参照系应该有所改变。自环境伦理学在中国兴起之日起，总的说来，理论
研究的基本参照系是以欧美经验为主，特别是更加重视美国经验，把它们的环境伦理学知识方式几乎当成了唯一的典范。尽管30年的时间，尚不足以形成一种稳定的知识传统，但是这种知识建构的方式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影响，也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知识效应，即窄化了理论界思考问题的视野，往往把欧美之外的关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应该参照的多元历史经验割除掉了。但是，现实已经逐渐清晰地暴露出这种现有的以欧美知识谱系为参照的环境伦理学知识形态根本无法有效地理解、把握与解释我们所处的生存环境。因此，如何建立一个既反映本土实际，又涵泳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心理，同时又能以不同民族国家的生存智慧为参照的环境伦理学知识体系就成为了中国环境伦理学发展应当追求的目标，这也即是我们所说的建立中国环境伦理学范式的主旨所在。
总之，从中国环境伦理学30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建立这种范式的必要性或可能性。实际上，中国环境伦理学应该有一种本土化的视野，这也是许多国外环境伦理学家的观点，美国著名环境伦理学家尤金·哈格罗夫（eugene chargrove）的观点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认为，伦理学不像法律。要制定法律,人们只要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政府实体来执行既定的立法程序就可以了；但在伦理学的情形中,却并没有一个与此类似的过程。无论伦理学家们就某个方面的伦理问题写下了多少论文,提出多少新奇的观点，如果不能为社会民众所接受，这些观点和学说都是没有意义的。一种新的伦理观点只有当普通人开始接受它时,才能发展出来。 而人们是否会接受,这一点尽管无法准确去预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一种观点和文化传统相兼容时,它被接受的可能性就会增大,而一旦它被接受,它就成了那种文化的一部分。尤金·哈格罗夫还提出，具体到环境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尤其是在英语国家如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英国,这种研究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正是由于这种研究上的“先发性”，因而西方的环境伦理学就很可能成为非西方国家环境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或参照系。但是，这种模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取得成功,要取决于可资比较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内化到每一种文化之中,就像中国园林被采纳和吸收入西方的自然美学一样。实际上，一种环境伦理最终如何被阐述,并不是一个哲学争论的问题。它取决于一种给定文化当中人们自己的决定。因此，西方环境伦理学对于非西方文化充其量只能具有比较的价值,因为设想一种从西方的科学和人文中产生,致力于表达西方环境传统中的意会知识的文献,将会表达非西方环境传统中关于环境的意会知识或个人知识,那是不现实的。虽然西方环境伦理学中有一些“ 中国园林”式的元素 ,但是,其中多数也许是无用的——它们和非西方环境伦理学所应当立足的意会知识或个人知识并不相容——即使是其中的“ 中国园林” ,也许也要经过“ 内在化” ,或者“ 亚洲化” ,才能真的有用\[5\]。哈格罗夫的这种观点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
对于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诉求，或许在超出环境伦理学的视阈下加以审视更能凸显其价值意义。因为从当今的学术形态来看，“中国现代的知识体系已经相当‘西化’了，不论是生产知识的方式、传递知识的手段和培育人才的机制，还是观察分析问题的方法、理论架构的进路和言说表达的形式，莫不受到西方的影响乃至支配。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是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充斥着模仿和依傍的气。且不论社会科学怎样，就拿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这些人文知识领域来说，离开西方的研究范式和表达手法，我们几乎到了‘失语’的地步。这种状况，极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严重制约了人文学术的影响力，使得学院化的知识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越拉越大”\[6\]。所以，以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尝试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积累些许经验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当然，强调中国环境伦理学本土化的视野绝非是要排斥普遍化的价值关切，而主要是针对目前学术研究的现状而吁求一种纠偏之变。这就如同恩格斯在回答布洛赫所提出的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时指出的：“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
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7\](p591-593)因此，我们强调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本土化，并非是要与普遍化的价值关怀产生抵牾，而是主张要依据本土化的经验参与到全球性对话之中，也要对应对人类普遍性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既不能以本土化架空普遍化，也不能以普遍化窒息本土化，中国环境伦理学的未来路向应当是既要回到本土化也要超越本土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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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景海峰.国学的三种形态\[j\].新华文摘,2010,(21).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大众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作者简介：唐文利（1968-），女，广西桂林人，广西师范大学学院，馆员。（广西 桂林 54100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当代中国大众化的实现路径研究——基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视角”（项目编号：11BKS020）的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16-0180-02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理论教育的主课堂，是推进大众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如何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进程？笔者认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环节是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的有效途径。
一、 当代中国大众化的内涵
当代中国大众化的基本内涵是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重点的基本理论由抽象到具体、由深奥到通俗，逐步被广大群众理解掌握，从而获得广泛社会认同、形成普遍社会共识的过程。[1]具体而言，就是把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使人民大众更好地理解、更好地接受、更好地掌握，并使它转化为人民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内化为人民大众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2]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所谓掌握，就是要掌握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运用于实际生活中，提高大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践性教学：高校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的有效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高校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就是要对大学生进行理论的教育，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让他们真正理解和掌握的理论，学会运用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担负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环节，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依据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要求，安排一定的课时，组织和引导大学生亲身参与实践活动，通过参观考察、社会调查、课题研究、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具体形式，使大学生将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中，并在实践中学会用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因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具有实践性和时效性特点。
实践观点是理论首要、基本的理论观点。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又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方面去的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认为，实践是理论的生命之源，脱离实践，理论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只注重课堂讲授，注重单纯的概念化、理论化的政治传授，强调灌输，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现象，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学习理论兴趣不浓，教学效果不容乐观。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注重实践性，通过开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教育为主题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走进社会，走进生活，亲身体验，感悟生活，深刻体会理论的伟大，从而自觉成为的拥护者、宣传者和践行者。
与时俱进是的理论品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同样具有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它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必须是以时代需要为终极目标。[4]因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尤其讲求时效性，教学内容必须具有时代性，要反映现实社会的发展，体现时代特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
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使大学生把课堂所学的知识与现实生活相结合，在社会实践中深化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做到知行合一，让学生在实践中更好地了解的基本理论，更好地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种教学形式多样，灵活多变，极大提高大学生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是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的有效途径。
三、实践性教学：高校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的具体路径
1.集中活动与小组活动相结合
集中实践活动指由学校统一组织和安排时间、地点和经费，每年寒暑假由学工部和团委组织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如“三下乡”活动，参观考察、社会调查、青年志愿者活动等，学生参与面广，活动集中。小组活动指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教学特点，结合学生自身专业，以5-7人为小组开展社会实践活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性教学活动，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以激发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自觉性、主动性。按照教学场地的不同，可采取课内实践、校园实践、社会实践等形式。按照教学内容的不同，可采取以体验式为主的实践性教学、以社会调研为主的实践性教学、以问题探究为主的实践性教学形式。比如“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主要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可采取以体验式为主的实践性教学方式，可采用人物访谈、志愿服务、公益活动等形式。广西师范大学实践性活动设计的形式有：
（1）开展人物专访活动。要求学生拟定访谈专题，对自己感兴趣的人物进行专访。如著名企业家、文化名流、政府要员、劳动模范、英雄人物、部队军人、平凡百姓、博士、教授、校长、学校书记、检察官等。
（2）组织参加公益活动。如访问福利院、聋哑学校等并为他们做一些具体的实事；参加扶贫帮困“手拉手”、“一助一”活动；参加环保植树绿化环境或维持社会公共交通秩序或修缮社区公共设施等活动并做好记录。
（3）参观考察。如法庭观摩活动，参观庭审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课的目的是：使学生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使学生能够运用的立场观点科学地认识和分析复杂的社会问题，让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了解民情，真正体会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魅力。可采用以社会调研为主的实践性教学方式。可带学生参观新农村建设、考察改革开放成功的基地，围绕社会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开展社会调研等。如广西师范大学实践性教学组织学生考察桂林三金药业集团、桂林漓泉啤酒厂、桂林高新开发区、恭城生态农业、“印象刘三姐”表演村等进行学习。“基本原理概论”课注重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哲学原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可采用以问题探究为主的实践性教学方式，可让学生对某一社会问题、社会现象进行课题调研等。
2.开题指导和全程指导相结合
开题指导指开学初要求每个教师对实践性教学都要提供详细的计划，做到科学安排。首先组织学生制订实践性学习方案。开学第一周，任课教师就要求学习小组（以4～5人为宜）围绕课程的内容，根据学生研究兴趣，确定本学期实践的选题。实践活动的选题要具有时效性和针对性，选题要紧扣时代主题，针对学生的实际生活。其次，组织学生做好开题报告。学生选好论文题目后，要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报告通过后才能进入写作阶段。全程指导指在整个实践性教学活动中，教师都要全程跟踪，包括活动前要帮助学生制定实践活动计划及开题的指导，活动中要帮助学生解决实践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论文写作。活动后要及时帮助学生总结实践活动中的收获，指导学生完成论文写作。在指导过程中，可通过面谈、书信、电话、互联网等形式与学生保持联系和沟通。[5]
3.点评交流与总结表彰相结合
交流点评是实践性教学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点评交流一般在课程结束前的1-2周进行，可以在班级由教师进行综合总结评论；也可以由学生自己汇报，每个实践小组简要陈述小组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结果及收获，教师对每个实践小组给予相应的点评，及时总结实践活动成果。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是通过让学生亲身实践，深入社会、深入生活，让学生亲身体验当代中国的伟大成果，加深对当代中国的了解，运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问题、问题解决。通过点评交流，不仅让学生分享到不同的实践成果，而且能让学生在实践活动结束后真正领会到的伟大魅力，达到真知、真信、真用的目的。如广西师范大学在课程结束前两周，进行实践性性学习成果汇报、提问和点评。每个小组将自己的学习成果在班上进行汇报展示，接受教师的提问和答辩，最后教师进行总结点评和打分。学生汇报实践成果的形式灵活多样，有的实践小组派1名代表上讲台陈述成果；有的实践小组利用课件进行成果展示；有的实践小组采取表演的形式进行成果汇报；有的小组利用手绘漫画形式进行成果展示等。总结表彰一般由学校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单位组织，实践活动结束后在全校对积极参加实践活动的学生给予通报表彰，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当代中国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由传统的“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的转变。
4.教学计划与教学考评相结合
实践教学计划是实践教学的前提和依据，要根据各门课程的教学特点及教学目标，制订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计划。制定实践性教学计划时应遵循整体性、目标性、针对性、系统性、可行性原则，以保证实践性教学能够有序、有效进行。制度化的实践教学考评是监督和改进实践教学的需要，也是调动教师、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性教学的主要因素。要将教师指导学生社会实践计入工作量，作为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要把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的表现、实践成果的质量综合评价计入学生的期末成绩中，占总评成绩的30%～40%为宜。如广西师范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性教学成绩占期末总评成绩的35%。
参考文献：
[1]吴学东，余茂辉.当代中国大众化的路径探索[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11，（1）：95.
[2]吕卓超.试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的切入点[J].西安欧亚学院学报，2011，（2）：5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马克思中国化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和伟大实践。德育教育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为社会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合格人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德育工作如何顺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承担起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是摆在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和紧迫任务。
一、德育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一）德育角度下的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社会结构中以人为主体的各层面、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相互通融、彼此协调的状态；道德则是人类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者关系的伦理智慧与行为规范，是以一种非强制性的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人类良知以及教育去调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保证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精神力量。无论社会多么进步，法制多么完善。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无疑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感的社会。
（二）德育的和谐价值
新的社会发展观、发展模式赋予现代德育新的意义，它是通过对人的道德的、善的品质的塑造，赋予人以智慧和道德力量，使他们在一切生产的、生活的社会活动中，有可能按照道德的、人性的要求去做出价值的定向，使人不仅能按照物的尺度去认识世界，而且能按照符合人自身的善的尺度去改造世界；不仅懂得世界是怎样的，而且懂得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从而使他所塑造的世界更具人性，更适合人自身的需要与发展，而不是背离人的需要与发展。从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出发。德育的价值也主要表现于人自身价值的提升、人的各方面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与增强。因此。站在人的和谐发展的高度，我们有必要对德育的使命和功能进行再认识。要让我们的社会成员具备和谐社会中的“和谐人”所应有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在制约社会和谐的各种力量中，由道德价值观凝聚起来的精神上的和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只有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面对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才能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凝结意志，协调行动，步调一致。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
二、和谐德育-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
（一）和谐德育的特征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德育的根本目的在育人，和谐德育必须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德育。在教育目的上，突出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理念，把促进学生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目的和归宿；在教育对象上，突出个体价值、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把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发展学生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二是遵循科学规律。首先要遵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根据受教育者年龄、心理、阅历、个性特点，选择适当的德育内容和方法；其次是遵循德育工作的规律，充分认识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在德育实践中的内在本质联系，按规律办事。三是体系完整。协调推进，协调发展。和谐德育应该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的具有确定特性和功能的个完整体系，而不是单一方面；应该是作为个完整体系良性运行。
（二）和谐德育观念的创新
和谐观念是构建和谐社会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与前提，又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谐观念，就是要把和谐的意识、和谐的价值取向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形成和谐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氛围。在当前社会，要教育学生增强以下和谐意识；1.开放式的德育理念。德育工作者应把封闭式德育变为开放式德育，把学生德育“小课堂”同社会德育“大课堂”结合起来。新时期德育的根本任务，不是培养单纯的书生，而是培养品格健全、学识广博的人才；不是限制学生成长，而要培养他们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2.诚信意识。诚信是现代社会中做人立世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善、相互信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每个人都要恪守诚信，信义相交。坦诚相待，做到“言必信，行必果”。3.确立“以人为本”的德育观。当今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意识、心理素质、价值观与以往相比已大不相同，所以德育方式的选择必须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是否受学生欢迎，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生动活泼，能使受教育者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下愉快地接受教育，从而得到情感的陶冶和知识的建构。（三）和谐德育方法创新
一是要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及建设内容纳入学校的学科教学与德育课程之中，注重德育内容的现实性。首先要从理论与历史二个维度结合人手，在各科教学及德育课程中，有机穿插和引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思想文化资源，并及时宣传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引导学生做好人好事，学先进等行动。其次是内容的现实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德育必须适应客观现实的需要，并与学生的发展需要相一致，才会被大学生所接受。因此，高校德育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立足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实施人文关怀。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高等教育和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坚持用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学生，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二是充分整合学校、社会、家庭在德育方面的影响力量，使之形成合力。一个优化的社会关系环境，有利于德育有效性的实现和提高，从而有利于德育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下的高校德育环境，需要学生、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学生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学校要努力创设和谐统一、融汇多种价值的校园环境；社会要根据德育与人才培养的目标，系统调整社会结构，改变社会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持续优化的社会教育环境。
总之，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重在教育者以“和谐”为目标，给学生更多的鼓励，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体验机会，使他们既关爱自己、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勇于超越自己，逐渐实现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
参考文献
[1]杨德广，朱炜．“以人为本”的教育观述略[J]，现代大学教育，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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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忠杰，建设和谐文化的核心是倡导和谐的价值取向[]，光明日报，2006-07-25．
[4]周湘莲，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整体构建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20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