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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论文范文1
实践中，电视新闻缺乏趣味性与吸引力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电视新闻编辑在选取新闻素材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受众者的需求，但其报道新闻消息的方式却存在程序化与单调性的特点，趣味性不强，同时缺乏一定的视觉审美感，不能有效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从而降低了电视新闻的收视率。[2]主要原因是电视新闻编辑受到单位环境、社会环境等的影响，政治理念意识较为严重，将简单的新闻资讯往往与国家政策相结合，有时完全成为了对于政策的单调解读，缺乏趣味性，而人们的闲暇之余收看电视新闻主要是为了获取一定新闻消息的同时，能够放松心情。如果将其新闻报道编辑工作趣味化，则会吸引更多的受众者。
2、新闻内容缺乏创新性
在信息化的今天，各个行业竞争日益激烈，对于电视新闻编辑亦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期电视新闻编辑的手段与方法需要与时俱进，使得电视新闻节目具有时代性。实践中，许多编辑工作人员缺乏主动学习的精神与品质，同时不能有效锻炼自己的创新思维与创新意识，新闻内容缺乏时代性与创新型，固定不变的排版格式、节目报道形式，每档节目均以完全相同的程序化方式进行，难以吸引观众的兴趣与积极性。部分电视编辑只是在办公室、通过网络、微博等搜集新闻素材，为了获得较高的收视率而重复、夸大事实的报道，不能体现出新闻的实际价值。
所谓有志者要学到老，电视新闻编辑更是要具备学习的积极性，电视新闻是一个走在媒体前端的工作，新闻编辑必须要具备统筹和把好关的作用，能够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加快学习的脚步，提供编辑的创新性，除了编辑稿子时要统筹全局，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精神，结合社会客观需要，还要增强编辑内容的趣味性，捕捉受众的观看心理，提供新闻播报的收视率。[3]对于广播电视新闻的驾驭能力是电视新闻编辑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例如对于突发性事件，编辑人员应当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在短时间内提炼出有价值的新闻思路，以独特的角度阐述事情的实质，作到及时、有效、准确的为观众提供新闻资讯。电视新闻编辑需要走出办公室，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发现、提取新闻素材，同时通过了解百姓生活，可以使电视新闻节目更加生活性与趣味性，更能吸引广大观众，因为电视新闻的受众绝大部分是普通群众。电视编辑在新闻传播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它是信息搜集、整合、及反馈的实施者，在传播过程中，编辑要判断新闻价值、体现编辑意图，实现最佳传播。[4]电视台可以为专业的电视新闻编辑工作者提供定期、专门的培训与经验交流的机会，培训进行的同时是一个加强学习、积累编辑经验的过程，可以取长补短、相互分享电视新闻编辑的成功经验，从而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新闻节目播出后对于观众心理与需求方面进行的研究，从实效性、价值性、政治性等方面予以评级。以此可以不断的总结，提高电视新闻的品质，在激烈的媒体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1、增强创新意识，转变工作流程，提升新闻的互动性
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微博、微信、QQ等“自媒体”大量的出现，为人们获取新闻消息提供了诸多便利。同时电视新闻与“自媒体”特点的相互结合，可以创新电视新闻的亮点，增强吸引力，微博、微信的评论观点可以作为电视新闻的素材来源。要转变电视新闻的工作流程，在对新闻稿件进行采集、编辑过程中，可以在恰当的时机插入精彩的网民评论，其时长、篇幅的大小应在严格控制的范围内合理安排，从而加强电视新闻的互动性。所以，电视新闻编辑需要养成广泛阅读网络评论的习惯。[5]
2、增强网络观念，转变受众意识，吸引受众群体
新闻论文范文2
新闻内参的舆论监督要在“以人为本”的根基上才能发挥其作用，但新闻内参不是“包青天”，也不是“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绿林好汉，更不是纪检监察部门。新闻内参的主要功能在于敏锐地发现问题，真实地报道事实，并积极促成相关部门解决问题。农民工被欠薪问题历来是媒体报道的重点。面对被拖欠工资、生活难以为继的农民工，记者和编辑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会油然而生，此时，记者和编辑必须以职业化态度保持清醒和冷静，认真核对基本事实，了解来龙去脉，为领导协调解决问题提供思路。辽宁广播电视台内参先后报送了多篇农民工、环卫工被欠薪事件，由于事实严谨、立场客观、态度公正，全部得到妥善处理和解决，无一例存在异议的报道。
二是把握好态度的度
新闻内参作为体制内监督的工具，开展舆论监督的初衷应该是善意的，监督的目的是促使被监督者积极改进工作中的不足，及时纠正出现的错误，而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在沈阳某运河边发现大量私家车主取河水洗车，造成道路拥堵和路面污染。记者向行政执法、区政府热线、街道办事处、运河风景区管理处、城建热线等单位逐一反映情况，上述部门都表示没有明确的管理权限。记者又查阅了《沈阳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以及《沈阳市运河风景区管理办法》等法规，确实未找到执法管理的依据。面对这样一个管理真空地带，新闻内参不针对任何部门和个人，如实地反映问题，使领导及时知晓社会管理中存在的缺失。这篇新闻内参报送后，沈阳市公安局主动承担了管理责任，积极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最终圆满地解决了问题，内参为此又进行了追踪报道。所以说，新闻内参要从有利于工作、有利于解决问题的前提出发，与有关政府、部门积极配合，密切协作共同促成问题的解决。
三是把握好法律的度
新闻论文范文3
新闻炒作不同于新闻策划，这本来是一个毫无疑义的命题，可在当下这样一个价值迷茫的时代，两者的区别却如此模糊，因而我们有必要指出：相对于新闻策划，新闻炒作存在着本质性的价值缺失，新闻炒作说到底是一种根本违背新闻规律与专业精神的行为。考察一个完整的传播链条，我们不难发现，从传播者的角色定位到信息的选择、开掘，再到受众的接受效果，新闻炒作都存在一系列的价值缺失。一、有价值的传播者角色的缺失
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媒体和记者。作为传播活动的发起人、传播内容的发出者，当然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有着理想的角色功能。人们把他们描述成信息的传播者、社会的守望者、历史的记录者、群众的代言人等等。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新闻炒作中的媒体和记者早已不完全是这样了，他们陷入了角色的错位和价值的缺失之中。在此起彼伏的炒作事件中，这些信息的传播者，变成了信息的制造者，既能制造空穴来风的假新闻，也能利用某些事实基础，变态地制造出“新事件”。这些公众利益的“守护神”，社会舆论的“导向人”最终变成了大众的愚弄者，社会舆论的误导者。
以轰动一时的“杨丽娟”事件为例，当一位67岁的老人为满足星迷女儿的愿望而卖肾的信息公之于众时，媒体想到的不是如何借助自己的力量对这个偏执的家庭及他们偏执的孩子进行正确疏导，相反，却以一种及其兴奋乃至癫狂的姿态在“13年”、“买房”、“卖肾”等字眼上大做文章。北京某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甚至三次到兰州商谈“业务”。而某电视台记者也对杨家做出承诺：“我们台有实力，能联系到刘德华，见是肯定的”。媒体到后期甚至还参与策划了“明星捐款”等事件。本该发挥舆论引导功能的媒体将这个病态家庭作为道具，自编、自导、自演、自播了一出追星悲剧。
2006年3月23日《兰州晨报》的相关报道曾这样写道：“虽然林鹃(化名)的父母一时无法凑足费用让她第三次去香港，使她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除了本报和央视《社会与法》频道记者的关注和重视外，《南方都市报》、东方卫视以及央视《共同关注》栏目组记者也将于24日抵达兰州，对林鹃痴迷和寻找刘德华所付出的代价及遭遇进行关注。与此同时，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强势媒体也将在24日联合本报一起刊发林鹃父母写给刘德华的‘请愿书’。希望刘德华得知此事后能够安排时间和林鹃见面。此外，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强势媒体都已转载了本报对痴狂‘追星女’的连续报道，并对本报长期以来对弱势群体的爱心和帮助给予了肯定和赞扬。”面对这样的报道我们不禁要问：“星迷”林鹃值得媒体如此关注吗?媒体不遗余力倾注如此热情的动因是什么?《兰州晨报》在这段文字最后借他者之口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表述以及那些“唯恐影响不够大”的描述无疑给出了答案。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言：新闻炒作的第一个目的，也就是最直观的目的就是“引起轰动”，而最终的目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媒体要为杨丽娟“圆梦”，最终要圆的是自己的利益之梦。当杨丽娟疲惫地返回兰州，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情绪激动地说道：“媒体太残酷了，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事，之后扔下我们就不管了。”是的，“在杨丽娟事件狂轰滥炸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残忍，杨丽娟事件分明变成了一场媒体的盛宴，舆论的狂欢!”。娱乐变成了愚弄，受众的尊严被肆意嘲弄，新闻的专业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二、有价值的传播信息的缺失
“拍到王菲生子，等于事业成功”，这是娱乐记者们在2006年时的口号。为何是这样?圈内有名的娱乐记者王小鱼在回答《南方周末》、凤凰卫视等诸多媒体采访时说：“拍到目前华语娱乐界地位最高的天后王菲和最具争议的影星李亚鹏孩子的第一张照片，和当年德国人在美国拍到麦当娜孩子第一张照片，从新闻含量上来说是一样的。”“如果哪个娱乐记者说：王菲生孩子与我没关系，我想，他一定疯了。”而当央视主持人和晶问偷拍到菲鹏恋的意义时，娱乐记者卓伟的一段表白更可称作新闻炒作的价值宣言：“这个照片它本身的新闻性大过了它的艺术性。这个照片没有什么艺术的价值，但是它有新闻的价值，它的新闻价值就在于它是第一次拍到王菲跟李亚鹏在一起的照片，证实了王菲跟李亚鹏两个人确实在谈恋爱。”
菲鹏恋爱、王菲生子或许确有一定的娱乐价值，但肯定不具有什么重要的社会价值，因而不具有真正的新闻价值。新闻媒体大张旗鼓地渲染此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正是典型的炒作。于是，有价值的传播信息消失了，轻、浅、杂、碎的新闻炒作到处出现了：“庾澄庆与伊能静的婚姻危机”、“周正龙将被聘为深圳某动物园的名誉园长”、“陈冠希准备向好莱坞进军”，这些“五花八门的男欢女爱，生生不息的恩怨情仇”，毫无社会价值可言。而即便是可以从中挖掘社会价值的信息，一旦受到炒作的观念支配，便会统统滑向肤浅的泥塘。笔者有意收集了2008年“艳照门”事件发生后《重庆晨报》自1月30日开始的相关报道，在几十天的报道中，节选以下几个连续报道的标题：
1月30日：《陈冠希阿娇张拍芝艳照网上流传》(配有陈冠希、张柏芝，阿娇三人艳照)：
1月31日：《陈冠希离港避风头下一个蔡依林?》(配有张柏芝一张目光迷乱的艳照)：
2月1日：《容祖儿卷入艳照门香港警方拘捕涉案男子初步认定照片并非PS，不排除是手机拍摄》(配容祖儿等人艳照)；
2月2日：《陈冠希新博客贴半稞照张柏芝传与谢霆锋闹离婚》
2月3日：《陈冠希博客回应媒体“这不是游戏，是我的人生”》(配张柏芝代言的寝饰广告1张)《张柏芝谢霆锋家中闭关打电玩，众艺人身价不降反升》
2月4日：《港媒报张柏芝再度怀孕保住婚姻》(配张柏芝与谢霆锋与婆婆拉姑亲密照片)
从这些标题中我们不难看出，媒体从一开始就放弃对“艳照门”事件中具有深层价值和意义的“道德危机”问题的探讨，而是嗅着事件的新鲜和刺激味，一味进行猎奇式实录报道，唯恐有闻不报，报有所漏，沉溺于浅薄与无聊中不能自拔。
新闻娱乐化，更进而炒作化，原本只是媒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对受众的迎合之举，但受众真的只愿看这些鸡毛蒜皮、鸡鸣狗盗的事?恐怕也不尽然。但从卓伟等娱记们自以为是的表述中(“这个照片没有什么艺术的价值，但是它有新闻的价值”)，炒作者当是久居鲍肆不闻其臭，更闻其香了，他们或许真的以为在传播很有“新闻价值”的东西。对此，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媒体对于‘王菲生子’的围追堵截，本质上是圈子里的自恋行为，媒体是以这种高度“敬业”的表演来表达对自己的敬意。”
三、有价值的传播效果的缺失
传播效果通常分为三个层面：认知层面、态度层面、行动层面。依此而言，正面的有价值的新闻传播效果应当是：(一)达成受众对周围环境全面客观地了解和认知；(二)通过舆论引导和监督在受众中形成某些共识，促进社会的正常有序发展，并由此进一步树立媒体的公信力；(三)在受众中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带动受众行动层面上的良性变化。然而。解析新闻炒作，我们不得不承认，无论从哪一个层面上看，其所带来的效果大多都走向了反面。
从认知层面上看，新闻炒作以持续和遍在的方式，制造了事件重要的虚拟现实，而对于视野有限的一般大众而言，就误将这个虚拟的现实当做真实的现实来把握了。再加上炒作带有的刺激性和趣味性，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这些炒作的信息便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受众对客观现实的理解和把握，造成注意力的局限。有研究者对2008年初“艳照门”事件和南方特大雪灾两个事件的网络受众关注度做过分析，得出下面的一组数据：
两个事件在时间上有重合，但受众的关注度却明显同它们的社会价值成反比。除了受众窥私欲的干扰，我们说，媒体的大肆炒作是造成受众这种盲视的重要原因。
从态度层面上看，新闻炒作中诸多的故弄玄虚、虚张声势、无中生有、弄虚作假等等，最终加剧了受众对炒作新闻本身的逆反以及对媒体公信力的质疑甚至否定。从20世纪90年代的陈健康事件、白晓燕被绑架事件，到近在眼前的纸陷包子事件、艳照门事件等，每一次“重大”事件都以媒体的集体狂欢开场，而又都以民众对媒体操守的千夫所指了结。
行动层面上看，失范的新闻炒作行为能够如此长久普遍地存在，本身就给受众提供了一种负面价值坐标。久而久之，受众不仅会对无良的炒作现象习以为常，更进一步，还会在其暗示下，模仿和发挥炒作的内容。如香港的部分中小学生就在艳照门事件之后就掀起了自拍艳照公开上传的热潮。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再次重申，炒作不是策划，炒作就是炒作，它是一种丧失了新闻价值观的严重违背新闻专业精神与规范的不良行为。我们应该在学理上明确地坚持这个看法，这样也才能在实践上有效地反对新闻炒作。
新闻论文范文4
（一）均是对新闻事件的详细分析
无论是什么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均会起到一定程度上的舆论监督及引导作用。在报纸的一些专栏新闻中，会对一些新闻事件发表一些看法，对舆论导向会起到一定的引导式作用。而在网络新闻传播中，一些社会公知对于某些新闻热点事件的看法也会对网民的新闻意识及行为产生一定的引导作用。由此方面看，两种新闻传播均会对新闻事件进行较为详细分析解答。
（二）新闻娱乐化较为常见
在网络及报纸新闻传播中，均存在着新闻传播娱乐化的特点，也正是因为此特点，对于新闻传播的改革工作开展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例如，曾在对两会进行报道时，无论是网络平台还是报纸媒介均在对基本的会议议程内容报道的同时，对于一些热点话题人物的提案也进行了采访。对于一些极具代表性的会议提案，广大网民也进行了评论，且评论大多带有调侃色彩。新闻传播的娱乐化色彩使得在新闻传播中多样化热点得以突显。
二、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的不同之处
（一）网络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内容性更强
在互联网刚开始兴起时，网络媒体传播的时效性便极为突显。在1999年的5月8日凌晨，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坠落了3枚来自北约的导弹，最终造成3人死亡、20人受伤。在42分钟后，网络媒体便将这些消息传播至互联网之上，我国人民也迅速得知此事。而当时大部分报纸对于此新闻消息的传播在次日，比网络传播晚了24小时。另外，与报纸媒体相比，网络传播新闻的内容也更为丰富化。例如，在对克林顿绯闻消息进行传播时，报纸无法将长达78页的反驳报告完全刊登出来，445页的调查报告自然也无法出现在报纸上。但是在互联网上便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容纳此事件的内容。网络与传统新闻传播之间存在此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在报纸新闻传播时会受到其版面大小的限制。而在网络传播中，新闻者中有较大部分为网民个人，无需经过道道关卡，只需点击鼠标便可完成新闻的。
（二）传统新闻更加注重专业性
与报纸新闻传播相比，网络新闻的专业性较低。由于在网络新闻者中，有较大一部分比例为网民，其素质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具有丰富的内涵修养，而有些是尚未成熟的学生。有些正直的网民乐于传播社会中的一些正能量新闻及揭发丑陋事件。而一些素质较低的网民，可能会为了提升自身微博的阅读量而去编写一些假新闻，欺骗民众。还有一些网民，在网络上肆意谩骂，污染了网络环境。与网络媒体相比，报纸在进行新闻传播时，虽然其时效性相对较弱。但是大部分的报纸编辑、记者作为新闻工作人员，其专业素养是不容置疑的。所以，民众在获取到网络上的一些新闻信息后，只有在报纸等传统媒体上得到认证后才会相信。就此点而言，报纸等传统新闻的专业性、权威性还是较强的。也正是因为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专业性使得一些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的新闻问题得到解决。例如，在2003年发生的“孙志刚”案件，最开始是在网络上传播，随着其转发量的迅速增加，人民网进行了相关报道的转发，从而使得国家相关部门开始关注此事，并将其妥善解决。
（三）网络及传统新闻传播特点存在不同
网络新闻在传播时的互动延伸性较强。在2011年底，方舟子对韩寒的作品原创性提出了质疑，在网络上掀起了热议的浪潮。广大网民在网络平台上运用微博、论坛等渠道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想法。且由此进一步延伸开始对韩寒其他作品进行挑错及韩寒反击行为的探讨。虽然事件的最终发展、结果尚且等待证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广大网民在此事件上的互动及延伸化讨论对推动事件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报纸等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形式以满足受众需求为目的。现今对于重大新闻的传播报道，只有充分展示出真实的场景，满足民众的信息获取需求，才能够真正得到其关注及青睐。在现今这个网络、传统新闻传播并存的时代，报纸新闻传播还是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的。在2011年的3月，日本突发9.0级地震，地震发生后对当地民众的人身及财产安全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损伤。日本当地的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均参与至新闻传播工作中。无论是海啸已蔓延至日本东部还是震后当地民众的自救，均是当时报纸、电视等媒介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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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新闻学院，正是通过交流与互动有效地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让教学人员和媒体工作者产生知识和功能的互补，共同从理论抽象和基础学术层面来深入研究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用正确理论促进新闻传播事业跟上时展的步伐。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前期反复调研、论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践和探索。下面选取了共建方案的部分主要内容，作如下推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新闻观为统领，立足于资源共享、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发展，加强高校新闻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机制，提高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水平，着力培养一批具有“正确立场、人民情怀、责任担当、传播创新”的新闻工作者队伍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为推进成都市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二）共建任务
1.建立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机制
建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领导，市教育局、市广新局，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成都传媒集团、市广播电视台，市记协及各主流新闻单位等共同参与，成都学院组织实施的联合培养新闻传播人才的机制，推动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在师资队伍、实践基地方面的共建，鼓励成都学院与境内外高水平大学开展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交流合作，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
2.加强新闻观教育
把新闻观教育融入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引导师生始终坚持新闻工作党性原则，坚持正确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加强新闻职业精神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师生秉持新闻职业操守，履行新闻工作社会责任，增强做好党的新闻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3.加强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按照更加注重新闻观统领、更加注重学科交叉融合、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培养、更加注重现代技术运用的原则，制订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三）共建内容
1.办学设计
结合现代媒体业的发展，顶层设计新闻学院的教育教学，努力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教育体系，推进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学业教育、继续教育和提高教育。切实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以满足支撑成都市作为首位城市，在领跑全川发展中对各级各类新闻传播人才的大量需求。
2.加强学科专业建设
结合学校自身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切实加强专业建设，完善培养计划，致力于把成都学院的新闻传播类相关专业建设成省级、市级普通高等院校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切实加强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积极引入媒体实战项目置换现有学校课程，推进实战型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力求在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建设方面有新突破。在教材选用和编写中强化教学与教改建设，体现出新闻传播类专业的基础性（新闻观）、系统性（职前职后一体化）、广泛性（学生涉猎的知识面）。学校加大投入，组织教师、行业专家合作编写出版培养成都市新闻传播人才的相关教材。
3.开展师资队伍建设
成都市委宣传部每年定期从新闻单位挑选10名优秀编辑记者到成都学院兼职或挂职任教，从成都学院选派10名骨干教师到新闻单位兼职或挂职1～2年，或到国内外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习。派出单位在人员职级晋升、职称评定等方面予以政策倾斜。每年推荐1～2名学界知名学者、业界知名专家、媒体精英、优秀从业人员到成都学院兼职授课或从教。引入“双导师”制，聘请业界导师和学校教师共同在选课、实习、撰写毕业论文、就业等方面指导学生，推进教学与行业的接轨，让学生与行业“零距离”接触，加强学生一线体验和业界专业训练。
4.推动资源共建共享
共建“成都市新闻传播研究中心”，开展新闻传播趋势研究，指导成都市新闻传播行业的实践。成立“成都市新闻传播培训中心”，开展新闻传播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共建实训、实习基地，成都学院与市新闻单位合作，共建5～10个实训、实习等实践教学基地，积极建设校外实践平台，强化新闻传播类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从业技能。
5.构建评估机制
健全成都市委宣传部组织，市级相关单位、专家阅评组、市级媒体等多方参与的评估机制，对新闻学院开展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情况进行全面评估，确保办学效果。
（四）保障措施
1.组织领导
成立由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相关市级单位、各区（市）县委宣传部、高新区发展策划局、天府新区成都片区科宣局、新闻媒体等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与成都学院共同参与的院务委员会；制定共建新闻学院章程，明确各方权利和责任，在多方面加强深度合作。院务委员会要发挥共建优势，加强和完善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领导机制建设，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积极统筹协调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为成都学院新闻学院实施新闻传播教育的创新改革、人才培养质量的提质升位、新闻传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智力支撑。
2.政策支持
成都市委宣传部牵头组织各相关单位给予成都学院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计划所需的相关配套政策支持。支持成都学院与新闻宣传单位的合作，建立联合育人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支持新闻学院师资队伍建设，鼓励高校与新闻宣传单位从业人员的互聘制度；支持参与“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新闻宣传单位与成都学院共同建立大学生校外实践平台。3.稳步推进。强化统筹，有序推进，根据各项工作特点，做好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方案、培养标准、培养计划、专业建设、师资引进工作规划，科学安排工作步骤，把握时间节点，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二、取得的主要经验
1.加强重视，凝聚共识，突出制度建设
组织机构是工作运行的平台，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是工作得以正常运行的有效保证。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高度重视新闻学院建设工作。成都市委宣传部成立了以副部长牵头，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新闻学院筹备工作组；成都学院在学校党委书记统筹安排下，成立了以主管副校长牵头，学校宣传部、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艺术学院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小组。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认真贯彻国家文件精神和中央、省、市思想宣传工作会议要求的基础上，双方结合地方新闻事业发展实际和学校新闻后备人才培养需求，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资源，互通有无，凝聚共识，有力有序推进新闻学院建设工作。在新闻学院筹备前期，双方在全面调研、研讨的基础上，详细规划了新闻学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共建方案、领导小组、共建章程等。这些规章制度既考虑了国家的相关文件精神，又考虑了各级党委宣传思想工作的会议精神；既考虑了地方党委宣传部门的要求，又考虑了地方新闻事业发展的实际；既考虑了学校当前的自身条件，又考虑了今后新闻人才培养的长远需求。
2.找准定位，“计划”驱动，打造特色品牌
成都学院在主管副校长的组织下，先后多次召集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学单位负责人、各专业负责教师、学界和行业专家等召开了共建新闻学院研讨会。专家们根据学校的发展实际，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城市型综合大学的定位，并结合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优势，从指导思想、工作思路、培养模式、运行机制等方面，就校地共建新闻学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实施方案展开研讨，并形成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成都学院坚持以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为驱动，在办学设计、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资源共建共享方面等都有新突破，为培育、造就一批高素质新闻工作者和新闻传播后备人才，进一步推动成都市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效保证。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学院在共建新闻学院，全面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过程中，既体现了国家的改革精神，符合国家的要求；又充分体现了成都特色、“成大”特色，将以共建新闻学院为契机，打造一批学界与业界的特色品牌。
3.汲取经验，追求卓越，推进改革创新
俗语说，采他山之石以攻玉，纳百家之长以厚己。国内一些重点高校在2013年已率先实施了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并形成了不少有益经验，并已取得了明显进展，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积极正视和借鉴。成都学院教务处、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多次向国内新闻传播学科知名院校进行调研，搜集了大量参考资料，汲取了国内知名院校在新闻学院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有益经验和主要做法，并将这些好经验、好做法融入到了成都学院新闻学院的各项制度中。成都学院在汲取这些好经验的基础上，力争顶层设计各项规章制度，逐步构建卓越新闻人才培养教育体系，全面推进新闻人才教育培养、地方新闻事业的改革创新。
4.强化过程，及时反馈，注重内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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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开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访华带来的研究热潮，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起来，召开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大众传播研究占据传播学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运用。陈力丹1986年在《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历史的探讨》中总结1979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中的40个研究话题时，有13个话题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应用。1987年，《新闻学论集》第11辑发表祝建华的文章《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国新闻传播学范围内较早的、鲜明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逐渐的，在传播学界，量化研究不再饱受质疑，而是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运用起来。同时，也不仅仅局限于频率统计一类较为基础的数学和统计学手段，更多样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学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闻学刊》上刊登了《新闻价值及其数学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数学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构建新闻价值这一因变量与读者需求、信息量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在这之后，在新闻传播研究过程中，数学模型的应用逐渐多了起来。如《新闻学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颖的文章《深度报道——党报报道结构的再次调整》，运用了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在这一时期，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人员的眼界开阔了，研究也迈向了新的、更高的台阶。上世纪90年代中末期，传播学量化研究趋于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这其中，也不乏优秀的研究调查，如柯惠新、陈崇山、喻国明等人进行的亚运宣传效果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不仅对数据进行了频率统计处理，更对数据间的相关系数、显著性进行了考量。通过路径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处理数据，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断式的研究方式可能产生的误差，以科学的方法对受众态度成因进行测度。这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是比较新颖的研究方式。在这一阶段中，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课题更加丰富和广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论的引用和单纯借鉴上。原创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比较少。如张莹、申凡等对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发现在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数量很少，依赖性较强，创造性不足。
二、高速发展时期
迈入新世纪的新闻传播学本身，迎来了自学科引入国内后最蓬勃发展的一段时期。依据王海龙，沈翠婷的《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量化分析》对我国2000—2009年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统计显示：这10年间，新闻传播学科立项数量增长幅度达到了惊人的331%。在这一形势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中的运用也变得更加的普遍和广泛。2004年，有学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对于四种报纸的阅读情况考察为基础，考察了受众对于议程设置的敏感程度。这是一次将统计学中显著性水平测定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成功运用。谭天对2007—2009年间，刊载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这三本核心期刊上学术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最终得出结论，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论文数占实证研究总论文数的比例分别达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说明量化研究，在新闻传播中越来越受到大多数研究学者们的青睐和信任。
三、展望与未来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会调查和统计的思想就已经传入我国。随着这么多年社会学科和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发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1、统计方法应用多样化
对数字处理更加精确随着量化研究方法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统计学和数学方法被引入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张少臣等对上海五所高校学生对于政府信任度进行调查，对调查数据进行多元回归方程分析和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媒介接触习惯和媒介评价作为重要变量，出现在最后的结构方程中。尤薇佳等对受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如何选择媒介和对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处理，从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关联度和个人信任倾向五个维度出发，进行路径分析，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有效通过对于外部媒介接触条件的测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这一隐变量是如何随着媒介渠道选择变化而变化。对于突发事件者如何选择媒介通道和优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较好的建议。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归（PLS），研究的焦点是多因变量对多因变量回归建模，能在自变量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条件下进行建模，更易于辨识系统信息与噪声,对因变量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2、量化与质化研究之争仍未平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