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范文1
一、以科学规划为先导,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近年来,按照中央、省和黑河市的总体要求和部署,结合我市的区位优势和现实基础,我市明确提出到2015年把北安打造成为我省北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先导区,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构筑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按照这一思路和目标,我市进行了高标准规划。一是科学规划城镇发展布局。按照“抓点、成线、带面”的工作思路,确定了以北安城区、赵光镇、通北镇为节点,以吉黑高速公路为轴的经济发展带,构筑“三点一线”城乡发展格局,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二是科学规划村镇体系。按照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我们重新修订了《北安市村镇体系规划》,除保留8个乡镇所在地外,全市333个自然屯整合为21个新型社区。凡确定撤销的村屯不再进行新的基础设施投入,集中力量尽快完善乡所在地和新型社区的基础设施,迅速形成拉动效应。三是科学规划小城镇产业布局。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城镇是引擎。必须不断扩大城镇规模,完善城镇功能,使其真正起到示范、引领,聚集、辐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坚持“因地制宜、适度超前、突出特色”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了北安市区的城市定位,编制完成了以赵光镇、通北镇为重点的小城镇规划,优化城镇产业发展布局和社会事业发展布局。把北安市区定位为黑龙江省北部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城市,全力打造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交通运输中心、信息通讯中心、电力配送中心、文化教育中心、医疗卫生中心和工业产业集群。把赵光镇定位为工业重镇,以工业园区为平台,加大外引内扩力度,培育骨干企业,打造优势产业集群;把通北镇定位为商贸大镇,不断完善商贸物流载体和配套设施,发育农机、农资、建材、家电等市场体系。通过政策扶持,全力推进小城镇建设,构筑带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引擎。
二、推进土地规模经营,促进农民与土地分离
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是首要前提。加快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是必经之路。我市在抓好试点、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不断扩大土地规模经营面积。2010年实现土地流转面积61.7万亩,规模经营面积42.5万亩,分别占全市大田耕种面积的44.1%和30.5%。一是注重经营主体培育。我们将各类经营主体作为推进土地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的主要依托,结合村屯实际、发挥农民首创精神,加快培育和发展各种类型的经营主体,扶持它们做大做强。我们在借助国营农场大型农机具优势的同时,重点扶持了农机合作社、农村合作组织、农机大户、土地经营合作社等经营主体,提高其经营效益,增强其带动辐射能力。截至目前,全市已组建农机作业合作社34个,其中投资达5 000万元的大型农机合作社4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70余个。二是注重经营模式创新。依托各类经营主体,通过试点不断探索成熟有效、形式多样的土地规模经营模式,实现经营上的“双赢”或“多赢”。现已形成农场托管、农场代耕、专业合作社经营、大户承包等模式,使农民通过入股分红等形式参与土地规模经营。在具体运作中,重点完善了利益分配机制和运作流程,在经济效益上让农民得“大头”,不仅不用农民承担自然风险,还使他们获得了比自己耕种土地还多的收益。农户在一分钱不用投、农活一手不用伸、“粮食直补”一分不少拿的情况下,流转土地后每垧地纯收入达到5 000元左右。三是注重服务体系完善。建立健全了市、乡、村三级土地流转中心,搭建起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规范长效的市、乡、村三级土地流转平台,为农民开展土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服务,建立土地流转档案,规范土地流转行为,推进土地流转有序进行。四是注重政策引导。为了推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我们制发了《北安市加快土地流转推进土地规模经营实施方案》,制定了一系列鼓励政策:对实行规模经营的,给予农机购机补贴优先、农业贷款优先、农业保险优先、机耕补贴优先、涉农项目安排优先、农田基础建设投入优先的“六优先”政策,对整村推进土地规模经营的村奖励10万元,奖励乡镇2万元;对整屯推进的村每亩奖励3元,奖励乡政府5 000元。对规模分别达到1 000亩、2 000亩、5 000亩的经营主体,分别每亩奖励3元、5元和10元。对完成年初规模经营计划任务的乡镇一次性奖励5万元。
三、推动村屯搬迁,加快农村城镇化
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以后,如果继续居住在农村,他们的生活水平和保障待遇很难提高。为此,我市采取整体搬迁、旧村改造、分散转移、局市共建四种模式,推进农民向城市、小城镇、新型社区、农场场部转移,通过抓试点,以点带面,摸索经验。一是整体搬迁模式。将村屯整体向城市、城镇和新型社区转移,集中建设住宅新区。2009年,我们以赵光镇东丰村为试点,在广泛调研和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把东丰村整体搬迁到赵光镇区,高标准建设东丰新村。新村分三期建设,总投资1.6亿元,投资4 200万元的一期工程已基本完工,可入住农民131户,二、三期全部建成后,全村9个自然屯、1 000余户农民将实现整体搬迁。二是旧村改造模式。对规划保留的居民点进行改造,建设新型社区,吸纳本村及周边村屯农民入住。2008年开始,我们在城郊乡建民村进行试点,重点实施了改房、改水、改厕、改圈、改厨和道路绿化、路面硬化、路灯亮化、环境美化、庭院香化、街道净化“五改六化”工程。目前,主街和巷道全部实现硬化;主要街道全部亮化;中心屯住房砖瓦化率达到100%、自来水入户率达到100%、四旁绿化率达到100%;建成农民休闲文化广场、农民活动中心各1处;开工建设大型超市、浴池各1处。下步将通过新型社区建设和政策吸引,吸纳周围10个村屯向建民社区整体搬迁,尽快使建民社区人口达到5 000人,发展成为新型小城镇,实行社区化管理。三是分散转移模式。对于不具备整体转移条件的村屯,通过宣传引导和政策扶持等措施,鼓励有意愿、有条件的农民进入城市、小城镇、新型社区、农场场部居住。几年来,向市区和小城镇分散转移的农户已达6 000余户。今年要求每个乡镇完成分散转移农户100户以上。 四是局市共建模式。省农垦总局按照县级城市规模和生态型小城镇理念,强力打造5个人口在10万人左右的中心城镇,50个人口在1万人左右的重点城镇。我市以此为契机深化合作共建,依托市域内的农垦北安分局及所属农场,规划把就近村屯的农民整体搬迁到农场场部,把土地整体转给农场规模经营,把农民变成农场的职工,享受农场的政策待遇。今年,我们正在探索和研究二井镇二井村二井屯、海星镇岚光村阳光屯2个屯整体向农垦转移问题。
四、推动城镇产业发展,构筑农民就业平台
产业是城镇发展的基础,是农民就业的平台。因此,我们始终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城镇建设的重点,积极推动农民实现非农产业就业,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一是打造产业发展平台。按照“企业(项目)集中布局、产业集聚发展”的思路,规划建设产业园区,引导工商业和生产要素向园区集中。坚定实施工业立市战略,重点抓好北安工业园区和庆华机械加工园建设,规划建设赵光和通北工业园区。坚持把商贸物流业作为推动北安发展的战略产业,规划建设北安物流园区、汽车经销集聚区、农机农资和工程机械经销园区、赵光物流园区、通北物流园区五大物流产业园区,引导优势产业项目和配套企业向园区集中,不断增强城镇功能和聚集辐射能力。二是发展城乡二、三产业。坚持以城带乡、城乡联动、协调发展的原则,依托产业园区发展平台,通过加大招商引资和政策扶持力度,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和商贸物流业,不断增强市域发展内在动力,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坚持以工业为主导,在全市重点培育发展了北安完达山乳品公司、宜品乳业公司、进发公司、昌泰水泥公司等一批骨干企业,初步形成了食品、机械、能源、建材、药品、木制品等六大产业集群。围绕打造工业重镇,赵光镇培育壮大了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新型建材、化工等主导产业,工业企业发展到12户,工业总产值达到8亿元。三是开展劳务输出。整合各类培训资源,大力开展定向技能培训、专业技术培训和创业培训,提高农民就业技能。进一步健全市乡村三级劳务输出服务体系,积极组织农民开展劳务输出。2009年新转移农村劳动力5 560人,增加收入6 113万元。
五、推动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农民向城镇聚集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范文2
内容摘要：CBD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它的规划、建设将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重庆CBD规划建设背景及定位分析，阐述了其规划建设将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居环境及投资环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旅游发展、产业规模效益、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等方面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关键词：CBD 城市经济 重庆
CBD与城市发展相关概念
（一）CBD的特征及界定
1923年美国学者伯吉斯（E•W•Burgess）在其创立的城市空间结构的“同心圆模式”中最早提出了中央商务区概念，即城市空间结构分为5个圈层，中心为城市地理及功能核心区域中央商务区（简称CBD）是大城市核心区金融、商贸、商务高度集中，高档酒店、公寓、文化娱乐等配套设施完善，交通通讯便捷，生产要素快速集聚扩散的物质空间。1937年及以后，普劳德福特（Proudfoot）、奥尔森（Olsson）等人采用零售业贸易额、商店租金及临街商店的长度指标来界定CBD。1954年及以后，墨菲（Murphy）和万斯（J•Vance）将地价峰值区作为CBD最明显的特征，提出中心商务高度指数（CBHI）和中心商务强度指数（CBII），满足CBHI大于1，CBII大于50%条件的地区就是CBD。1959年戴维斯提出“硬核”（hard core）和“核缘”(Core Fringe)的概念。即：满足CBHI大于4，CBII大于80%的地区称作“硬核”，其余的地区则称为“核缘”。
（二）CBD与城市发展
在现代经济社会中，CBD已成为一个城市经济开放程度和经济实力的象征，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和动力，是所在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集聚地。在城市发展中，CBD具有区域中最高的中心性，城市内部最高的可达性和拥挤程度，CBD具有最高的人际和信息交流量，具有城市内部土地价格的峰值，具有区域最集中和最高档的零售业等特征。从国外CBD建设的经验看，CBD作为现代化城市中环境最现代、基础设施最完备、标志性建筑最集中、交通最便捷、金融贸易活动最频繁、信息最活跃、人才最密集的区域，是一个城市和地区的中枢。中央商务区建设对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形态塑造、布局优化、提高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服务功能，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庆CBD规划建设背景及定位
（一）基于高端服务业发展的重庆CBD规划建设背景
重庆是我国四个直辖市之一，中国五大中心城市之一，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大的综合城市之一，也是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内陆出口商品加工基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先行区，以及中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长江上游科研成果产业化基地。重庆大企业主导商贸流通产业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组建了商社集团、新华书店集团、商务集团、医药股份等10多户流通大公司、大集团，其中商社集团2009年实现销售300.5亿元，列中西部第1位，全国连锁百强第9位。与此同时，城市商圈已经成为重庆发展亮点和核心增长极。
重庆作为中国西部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和国际经融结算中心，金融业占GDP比重提高到8%，居全国各城市第四位,拥有银行、证券、保险和各类金融中介服务等功能互补的金融组织体系，金融机构数量为西部各地之首。截止2009年底，重庆已经有四十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八家外资银行机构，全市拥有证券经营机构66家，证券营业部65家。境内上市公司30家。
目前重庆高端服务业形成了以解放碑为龙头，以江北观音桥、沙坪坝三峡广场、南坪步行街、九龙坡杨家坪步行街为辅的五大商圈。但随着重庆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原有的商业及高端服务业集聚地段已经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因此，重庆CBD规划建设势在必行。
（二）重庆CBD定位
重庆CBD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目前《重庆中央商务区规划》确定的功能定位是：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的区域性商务中心。重庆未来规划中的CBD主要由江北城商务中心区、解放碑商贸中心区和南岸弹子石功能配套区共同组成。重庆中央商务区规划建设中的中央商务区结构模式在空间上分为硬核和核缘两个部分，硬核由“两点”组成，即现在的解放碑和拟开发的江北城（江北嘴），核缘则由硬核周边区域和长江以南弹子石滨江地带所组成，总用地规模达5至6平方公里，硬核部分为4平方公里。由解放碑、江北城、弹子石组成，构成重庆未来的商务金三角的功能定位：江北城（江北嘴）现代商务区是中央商务区的商务中心，承担商务办公职能，包括一部分商贸职能；解放碑商贸区是中央商务区的商贸中心，承担商贸功能，同时包括一部分商务办公职能，作为解放碑地区功能延伸区的渝中区化龙桥地区也承担部分商务职能；弹子石功能配套区承担配套服务功能，包括高级居住、公寓、酒店、文化设施等。在2011年召开的“两会”上已被写入了“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该规划要把重庆建设为国际大都市，高起点建设两江新区，发挥区域辐射集聚作用。按照规划，江北嘴CBD在2020年全部建成后，将集聚全市80%的金融机构。
重庆CBD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对改善重庆整体投资环境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重庆CBD的建成将加快和加大外资的大量涌入，因为CBD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通过高度的要素集聚来集中发挥商务及有关的辐射功能，而资本正是CBD需要集聚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重庆CBD作为一个区域性商务品牌，规划品位高，基础设施完备、先进，具有良好的文化氛围和拥有便捷、舒适的工作、娱乐环境。这些条件不仅有利于发展商贸，而且有利于吸引资本、技术和人才，特别是吸引国际国内的大公司资本、技术和高层管理人员。通过CBD的建设来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有关机构和我国境内的大型企业集团、金融、贸易和相关服务组织进驻重庆，促进重庆总部经济的发展，使重庆CBD真正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化地区性中央商务区，充发挥CBD对多周边地区的辐射与集聚效应。
（二）进一步促进重庆城市功能的空间布局形态
城市是一个大的系统，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子系统，而城市系统的高效取决于城市系统的合理功能划分，城市发展的方向与城市功能性分工合作具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以商务中心为核心功能的重庆CBD将对重庆的城市功能划分和布局起到重要的战略意义，将促进中央商务区、工业园区、高新区、经开区、住宅区和商圈功能划分明确的城市区域定位格局的形成，从而提高重庆各行业的集中度和规模效率，降低行业交易成本，提高重庆工业、商业和贸易经济总体运行的效率。
（三）将彻底调整重庆的产业结构
城市化离不开工业化的推进，工业化需要大规模的工业基础设施、大量的劳动力和产业的集聚效应的支撑，同时城市化本身又需要充分建立和发挥其服务功能来为工业化提供动力和消费需求，而以服务业为主的重庆CBD必将加快重庆第三产业整体的大力发展，并将从根本上改变重庆的产业结构，这也是符合“退二进三”的重庆产业发展战略，重庆CBD第三产业要素的高度集中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将直接辐射整个重庆，最终使重庆形成点、线、面有机结合和多层次网络型协调发展的产业布局体系。
（四）将促进电子商务在重庆的推广和应用
重庆CBD是在旧的重庆整体拆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新的中央商务区，所以重庆CBD大多是现代化的商务办公楼和基础配套设施，该区域将成为企业进行现代商贸活动的集散中心地，而电子商务也将成为重庆CBD的核心业务活动，可以通过B-B、B-C和B-G等电子商务形式完成对重庆的商贸交易活动。同时重庆CBD的电子商务也将为以制造业为主的重庆提供高度信息化的商务支撑功能和示范作用，从而使重庆的工业具有明显的信息化经济特征，电子商务使得重庆的工业和商务活动最大限度地集聚在同一空间，实现高速的信息生产并进一步提高重庆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竞争力，推动江北传统产业结构升级。
（五）进而将提升重庆旅游业的整体水平
重庆CBD建成之后本身将成为重庆一个极具魅力的旅游景观，从而促进重庆旅游业的大力发展。尤其是江北城CBD的双城结构―记忆之城与未来之城规划将极大丰富重庆的旅游文化内涵，不仅有现代化的商务区景点，而且通过江北老城的“记忆”延续形成未来之城与古城并存的格局与机理，保留古迹与历史遗存，发掘历史文化内涵并赋予新的活力要素，以混合使用为主要功能。总之，重庆CBD的建成将使重庆成为不仅是一个具有可以进行高效商务活动的都市发达经济区，而且在重庆中部形成西北―东南走向景观主轴，延续至渝中朝天门，并一直延续到南山观景区， 最终使重庆CBD区域成为一个超大型工程艺术品来欣赏，丰富重庆的旅游文化的内涵，充实重庆人和来重庆观光的人们的旅游文化生活。
（六）将直接提高重庆城市人居环境质量
重庆CBD不仅在建设期间将为重庆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样在建成后与商务及相关服务行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将保持大量的就业岗位的供给，同时重庆CBD建成后具有较高环境质量，对在这里工作的人员的素质要求也比较高，因而重庆CBD人口的高度集中将形成一个较高素质的流动人口群体，这对重庆人口结构的改变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将提升重庆市民整体素质和人均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改善重庆的社会和文化结构。重庆CBD建成的中央公园、重庆大剧院、科技馆、网球中心、文化馆、博物馆等大量的公共建筑设施也将对重庆人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重要的贡献，最终重庆CBD将在重庆社区建设中起到重要积极的示范作用。CBD南区要造一座新城，与解放碑CBD和江北嘴CBD互为配套，以商住功能为主。目前，中海、九龙仓、富力、龙湖、东原、阳光100、聚富等国内十余家大地产商纷纷进驻，弹子石板块作为CBD南区中心的城市形象已轮廓初现。
参考文献：
1.李珊.CBD建设与发展的途径―以郑州为例[J].中国房地产，2008(8)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范文3
关键词：城乡经济发展；“城中村”失地居民；社会保障；研究
一、“城中村”失地居民社会保障的现状分析
（一）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差别大
在我国，城乡居民在拥有社会保障等一些基本的权益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因为城市户口，他们享有基本的“三险”，这“三险”就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而除了这三种保险以外，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还享有其他众多的保险以及补贴。但是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因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以及缺乏相应的管理制度，就导致了大多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只能依靠于国家平均分配的土地。
目前，随着城乡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也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因为存在的问题众多，面对的压力也较大，就导致了工作的进展并不大，成效也并不明显。据广西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3月底，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的人数分别为490.29万人、961.03万人、239.99万人、273.27万人、242.71万人，分别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9.05%、97.86%、99.58%、91.09%、99.07%。而针对农村居民来说。从2009年9月国务院正式启动新农保试点，到2010年，试点覆盖面由11.8%扩大至23%左右。虽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正在不断的建立完善中，但是与城市的保障体系相比，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和不足。而正是因为这种严重的不对等就使得城乡矛盾的升级，因此，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国家政府可以在规范自身权益以及完善土地使用制度的基础上，促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基本的保障，还可以在对土地价格进行合理评估的同时，完善其补偿制度，从而进一步增加对失地居民的利益补偿。
（二）失地居民缺少基本的社会保障
经过不断地努力和奋斗，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逐渐走向成熟，但是美中不足的是，适合城乡共同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并没有建立。特别是对于失地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政府还没有形成具体、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但是因为城市化依然在继续，加上失地居民不满情绪的高涨，这就导致了众多矛盾以及争议的产生，而出现的这些问题不仅会给城市化进程造成了很多的阻碍和压力，还会给政府的工作带了众多的考验和挑战。
在城市化进程中，还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有小部分失地居民并不赞成城市化，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之前的生活方式是他们所熟悉且喜欢的，而城市化就意味着农民要脱离生活多年的土地，再加上农民融入城市保障体系具有一定的困难性，这就使他们连最后的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
二、加强“城中村”失地居民社会保障的相关对策
城市化趋势是必然的，但是城市化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因此，城市化进程应该从人们的切身利益出发。然而本文探讨的失地居民社会保障的问题突出的原因就是因为政府没有探索出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法和对策。因此，我国政府应该加大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力度，这样才能使“城中村”失地居民的社会权益得到基本的保障。
（一）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对于每个公民来说，生存权是他们最基本的权益，然而因为受到自身种种条件的限制，就使得许多公民的生存权得不到保障，因此，为了解决人们生存方面遇到的困难，政府就应该采取相关的有效措施，最低生活保障的概念就被正式提出。
所谓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是政府为了解决公民的温饱问题，而为他们提供的一种基本生活保障。“城中村”失地居民是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而存在的，在城市化之前，他们拥有保障自己生活的方法，但是城市化的进程带给他们不仅是基本生活保障的失去，还有相关权益的损失，因为他们属于市民但是一些市民的权力他们并不享有。因此，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政府就应该通过相关措施的实施，在为公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同时，使失地居民享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政府可以通过拨出一部分款项用于完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只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得以建立健全，才能更好地解决失地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养老保险制度在我国的正式建立时间较晚，其中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险经由二十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其体系现已逐渐地在走向成熟，但是农村居民的养老模式依然处于传统、落后的家庭式养老。而因为“城中村”失地居民也是属于传统农民中的一列，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养老思想还有待改进，这就需要政府充分地调动失地居民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此外，针对失地居民要建立严格的养老保险制度，一方面，就业的失地居民应该被纳入到城市职工养老保险的一类中；另一方面，失业的失地居民可以重新建立一种不同于城镇的养老制度。缴纳养老保险费以及发放养老金的标准应该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而定，这样就能保证“城中村”失地居民在履行其基本义务的同时，也能享有社会的权益。对于有些超过或接近养老保险办理年龄的公民来说，政府可以通过其所在的村组织每月发放一定的生活补贴，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三）积极落实就业政策
解决失地居民基本生活困难的根本途径就是就业。然而，因为失地居民的知识水平以及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于他们自身条件的限制，不仅参与竞争的能力较弱，而且还很难融入到现代化、科技化的社会中。对于一些年龄大的劳动力来说，他们的身体机能也在逐渐的下降，这样在城市中生存就显得更加困难。而对于得到“再就业”机会的失地居民来说，他们的工作范围也限制在体力劳动以及服务行业中，这就导致了失地居民的工作环境、工作收入的不稳定以及经济条件差、生活缺乏基本保障等情况的出现。
想要解决上述问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出发：首先，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深入调研活动，大力发展各地的第三产业链。然后，进一步落实各项就业政策，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以及有序进城务工。最后，加大对“城中村”失地居民的培训，在推进素质就业、技能就业的同时，提高失地居民的就业质量。
结束语
总而言之，我国城市化在加快进程的同时，也要加强完善“城中村”失地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以及就业等制度的基础上，促进失地居民的基本社会权益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1]薛亚娟，张骥飞，刘英.城乡经济发展推进“城中村”失地居民社会保障问题[J].研究农业经济，2012（02）
[2]刘英泽，王慧，赵艳芹，孟文静.城中村失地居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09（21）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范文4
一、农耕文化朴实性思想的历史变迁
朴实性作为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是指它的内容以及研究方法都比较简单朴实，是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等的简单描述，并不具备现代社会下的科学理论和科学的试验方法，是当时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共识。而一旦一种思想意识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普遍认同，它就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和指导性。正因如此，这种朴实的农耕文化成了当时成都平原人认识世界和解决问题的有力工具，广泛运用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尚处农业社会时期的成都平原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一.农耕文化的朴实性思想是成功建筑都江堰水利工程的重要思想保证。战国末期，秦国蜀守李冰及其儿子治理岷江水患之所以能够成功，一方面在于他们吸取了前人的治水经验；另一方面则在于他们在治水过程中巧妙地结合了当时成都平原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阴阳五行学说是成都平原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耕文化朴实性的重要代表。它是成都平原人在当时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巧妙地运用事物之间的联系来解释自然和社会未知领域的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在当时看来是非常先进的，而相对于当前的科学理论而言它却是一种非常朴实的农耕文化。这种朴实的农耕文化是当时成都平原上的主要制度安排，它指导和规制着整个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李冰父子将阴阳和五行巧妙的运用到对江水的治理中，按照学说中的“土胜水”、“水土相克”、北斗星“齐七政”和“杓星”“主西南(1)”等朴实的思想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治水理论，从而建筑起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将上游来势凶猛的岷江水分为内江和外江，从此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全国著名的“天府之国”。
第二.农耕文化的朴实性思想是人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指导。宋王朝时期，成都平原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就主要得益于朴实的农耕文化对人们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从需求理论的角度思考，需求的多寡以及需求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着人们的需求心理偏好的影响，而需求偏好正是人们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在需求方面的集中体现。不同的需求偏好决定了不同的需求。同样，对于教育的需求偏好就决定了教育发展的不同方向。宋王朝时期，成都平原上的“士大夫虽好学，但多以静退相高，淡薄荣利，读书的目的为修身固道而已(2)”，这与成都平原流行的道教思想是统一的，也正是这种朴实的农耕文化形成的教育偏好使当时成都平原人对功利性质的科举并无明显的需求，“不事科举反而成为时尚(3)”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相反，在当时宋王朝的其他地方，“望子成龙”、“福荫子孙”、“光宗耀祖”等功利性的教育需求偏好就决定了其对科举考试的乐此不彼。但是，成都平原朴实的教育需求偏好并没有妨碍其教育事业的发展，反而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在当时，文人贤士大都乐于兴办书院，而他们兴办书院的主要目的不再局限于应付政府的科举考试，而是传授文理学说或修身养性。这样一来，教育的内容比以前就更加广泛和丰富，同时受教育的人群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致使在宋王朝时期成都平原的书院得到了最为迅速的发展，数量和规模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如成都的沧江书院、眉州的东馆书院以及涪州的北岩书院等。诸如苏轼、苏辙这样的著名学者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二、农耕文化自私性思想的历史变迁
自私性是小农的典型特征，也是农耕文化的重要特征。在生产力并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小农出于自身需求的最大限度满足，从自私的角度保护和扩大自身的财产是人性的必然驱使。这种情况在秦汉时期的成都平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农耕文化的自私性为秦汉时期成都平原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从当时的环境分析，成都平原人的自私性主要体现在土地私有观念上。
第一.农耕文化的自私性思想是促使土地私有制最早在成都平原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秦国移民以前，成都平原沃野千里，人人都可以开垦到足够的土地，土地私有观念并不是非常的突出。但是，随着秦人的南下，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外来人口占据。第一生产资料的减少直接威胁着生存安全，于是，成都平原的原著居民就不得不考虑土地的安全性问题。由此，自利思想开始得到加强，土地私有观念在成都平原产生并确立了起来。一方面土地原始产权的确立，既保护了土地的私有性又提高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正如舒尔茨指出：“一旦有经济利益的刺激，小农便会为追求利润而创新(4)”；另一方面通过搭便车侵占他人土地的行为得到了遏制，促进了人们对荒芜田地的垦殖，使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进而出现了“溉田畴之渠以亿计，然莫足数也(5)”的恢宏场面，农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土地私有制被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地位，并在全国推广开来。从而，成都平原上一次重要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吻合取得了成功。发展至西汉，成都平原的土地私有制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土地买卖也日趋成熟，土地集中现象逐渐明显，大土地私有制初现端倪。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范文5
关键词：二元制度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制度演变路径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5―0142―04
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通过保护产权、节约交易成本、促进技术进步、资源优化配置等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同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制度必须随经济社会发展相应调整，否则间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既是经济结构问题，也是制度结构问题，经济和制度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强化。研究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不能不关注城乡制度结构差异的形成原因和机制、表现、城乡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通过转换制度一经济作用路径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一、制度体系内在结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规则的总和，它包括由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组成的非正式规则，和由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构成的从宪法到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契约的正式规则。不可否认，正式制度在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持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无论正式制度如何完善，它也只是总体制度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大量规范经济社会主体行为的职能是由非正式制度来承担的。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相辅相成，在制度体系中形成对立统一关系。它们都承担着规范主体行为，维护经济社会正常秩序的功能，都由核心制度和一般配套制度组成，都包括规则、组织和执行机制等内在要素，都经历产生、发展、成熟、调整和创新的过程。它们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
第一，形成机制不同。正式制度最终要经过正式认可程序才具有普遍约束力，其形成的环节多、成本高，由于正式制度具有纯公共品的特点，一般要求由政府提供。非正式制度是人们自发地对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长期体验、反思、升华以及相关群体或政府的宣传、提倡等而形成，经历个体体验上升为个体意识，个体意识转化为群体意识，群体意识再上升为社会意识的过程。尽管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也从自己利益出发有意识地促成某些非正式规则的形成，但总体上看，形成的自发成分较多、时间长、直接成本较低的主要特点。
第二，实施机制不同。正式制度的实施要通过对相关主体行为的观察、评价、激励(包括正激励和反激励)等环节影响主体经济行为收益来发挥作用；非正式制度主要通过主体对照非正式规则的反思、内省和相关个体及群体的评价、认可、排斥或谴责等来达到制度的规范效果。
第三，主要功能不同。尽管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都是行为规则，但在具体功能上存在较多差别。正式制度安排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做出具体的安排(包括自主安排和借鉴别的制度)，借助于实施机制发挥作用，达到相应的效果。因此，正式制度在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具有潜在优势。对于非正式制度而言，由于作为核心制度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稳定性强，改变十分缓慢，保持社会稳定的作用较为明显，但由于受其制约的配套非正式制度与其高度一致性，难以快速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可能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
第四，作用的环境和影响范围不同。一般地说，从横向比较看，正式制度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居主导地位，起主要作用；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区，由于政府对正式制度投资不足，正式制度存量较少，非正式制度发挥这主要作用。从纵向比较看，一般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正式制度越完善，所起作用越大，同时，非正式制度的辅助作用越明显。由于正式制度借助正式组织实施，具有规模经济优势，能够在较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非正式制度由于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范围相对较小。
第五，演进的路径不同。正式制度的变迁主要通过经济主体追求潜在制度收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得以实现。非正式制度由于其核心制度的意识形态具有超强稳定性，一般只有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渐进地演变。
最后，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机制不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降低交易成本、保护产权、促进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的运行成本和效率上差别很大。一般地讲，正式制度供给引涉及到相关有形组织、规则的构建，固定成本较高，但运行的边际变动成本较低，随着交易规模扩大、频率增加，连续性增强，制度运行会出现边际变动成本下降，平均成本降低的趋势。对于非正式制度而言，由于硬件配置较少，一般不需要专门的组织和正式的规则，制度固定成本很少，但由于交易的非标准化，运行的边际变动成本较高，从而在小规模、稳定群体内部交易条件下成本较低，但随着交易规模扩大，频率增加，交易开放度提高，平均运行成本和总成本将快速上升。从经验上看，当交易规模较小、较分散，而且连续性不很强，交易主体固定时，非正式制度的优势比较明显。对于大规模、高频率、开放性的交易来说正式制度的在降低交易成本上优势更明显。从制度渐进演进的角度讲，制度与交易形式是吻合的。
从供给来看，制度是供给主体是遵循制度供给成本最小原则，或者制度建设成本约束内最小化制度投入和最大化制度投资收益的经济理性原则。由于正式制度具有降低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分散风险，促进创新等作用，一般情况下，有效正式制度供给与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成正相关关系。正式制度供给的城乡倾斜必将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的城乡不平衡。
事实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制度体系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运行的基础，共同认可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以及观念化的正式制度等能降低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正式制度的适时变迁和内化为主体观念又可以促进非正式制度变迁，使其尽快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
二、我国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的成因、表现及其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关系
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范文6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即一方面是农户的分户承包经营，另一方面是村组的合作统筹经营；两种经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但是凤阳农村实行的是一种单层经营。为什么说是一种单层经营？因为实行的是一种土地完全承包。说其完全：一是所有土地全部承包给农户，集体一点不剩；二是以户为单位承包，几十年不变，一包到底。土地完全承包，其使用权、经营权完全掌握在农户手中，村组没有一点权力，拥有一个空头的所有权；只有“分”而无“统”，无法实现双层经营，所以是一种单层经营。
土地完全承包和单层经营，其弊端是明显的。
一、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成为当前农村很多矛盾和纠纷的引发点
当前农村带有普遍性的矛盾和纠纷主要有三类，都与土地的完全承包有关。
第一类是农业生产上的矛盾，突出的是农田基本建设，尤其是水利建设方面的矛盾。凤阳是个易旱易涝的地方，每到干旱季节，农民因争水而发生的矛盾很多。水利矛盾，说到底是建设不足的问题。六、七十年代，国家在凤阳境内兴建了四大水库、机站和一批中小型水利建设项目，之后又不断增补完善，目前从大的方面基本解决了农村缺水问题，但是村组与主干工程配套以及村组自备塘坝和灌溉渠道建设长期不足，成为建设的死角。“大包干”以前，土地集体经营，这种矛盾还不十分明显；“大包干”以后，小块分割经营，这种矛盾就突出起来。为什么这种状况长期解决不了呢？原因除资金外，最主要的还是土地问题。水利建设必然要使用土地，由于土地掌握在农户手中，村组没有一点机动权，只能与农户协商，这种协商往往难以成功。前不久，凤阳殷涧洪山村经村民会议讨论，一致要求修一面大塘。村干部也认为很有必要，于是自筹资金把大塘修好了。这面塘解决了周围400多亩农田的灌溉问题。但是修塘过程中占用了五户农民的八亩土地。被占土地的农民说：这是好事，我们都知道，但是受益是大登陆文秘站网网查看更多文章家的，不能让我们五户损失土地，请补偿土地吧。村里哪有土地可以补偿呢？只好协商经济补偿，农民不愿意，声称，如果不给土地就要上访。村干部本来想做件好事，结果却落得一身的不是。村组水利建设滞后，农民用不上水；即使用得上，成本增加，水费难以协调，经常与水利部门形成对立，所以又造成很多水利设施闲置，渠道无人管护，毁坏严重，反过来进一步加深了水利矛盾。
第二类是农民生活上的矛盾，突出的是宅基地和道路建设方面的矛盾。农村宅基地每户之间都有明显的界限，随着人口增长，原来的房子不够用了，需要增加建设，往往与邻居产生矛盾。而且“大包干”以后，农户人口增减不均，有的不够用了，需要寻找新的地方，由于土地在农户手中，村组无法进行统一规划，农民只能在自家承包地或者承包山上建设，而自家承包地、承包山不一定适合建房，没有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建。所以，现在到农村去，经常看到，一方面村庄建设零散，土地大量浪费，另一方面房子又建在耕地上，就是这个原因。房子建在耕地上，必然影响周边农户的生产，往往成为农村矛盾的引发点。村庄道路建设也是如此，也是因为土地问题难以解决。
第三类是农民与工商投资者的矛盾。政府要发展经济，就要千方百计招引投资者。投资者来了，首先要解决土地问题。政府把农民的土地拿来了，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就会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抵制。中国农民是从封建社会走来的，特别看重土地的作用：他们不仅把土地看作是当代人的饭碗，同时也看作是子孙后代幸福的依靠，其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土地被征用了，如果村组掌握了一定的土地调控权，给予相应调整补充，或者政府有能力帮助失去土地的农民安置就业，他们也就算了，但是现在这两个方面都无法办到，农民必然与村组和地方政府形成对立，就要上访。上访解决不了，他们就会与投资者过不去。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这时候投资者已深感不妙，后悔来投资，而准备来投资的听说了，也赶紧缩回去。工商投资对于当地来说是件好事，但这只是就周边整体而言的，对于失去土地的少数农民来说，眼前就是一件坏事，因为失了去土地，就失去了生活门路，他们又怎能善罢甘休呢？
土地完全承包还有一种潜在的矛盾，即土地与劳力之间的矛盾。完全承包，以户为单位一包到底，承包的土地在农户之间固化了。而农户的人口是在不断变化的，二十多年过去了，变化还很大。有的农户在承包初期可能是人口小户，现在已经变成了人口大户；有的农户在承包初期可能是人口大户，二十多年中，由于人口死亡或儿女出嫁、上学、参军，现在变成了人口小户。但是承包的土地还是那么多。我在调查中发现，有一户，七八年承包的时候，他家共有九口人，承包了三十多亩土地，现在只剩下老头一人；而相邻的一户，七八年全家只有五口人，承包了十几亩土地，现在全家已有二十多口人，人均几分地。土地多、劳力少，土地少、劳力多，这就造成一部分农户无地可种，另一部分农户种不了。土地多，收入多，人口少，家庭负担轻；土地少，收入少，人口多，家庭负担重，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村贫富差距，使一部分农户逐步走向贫困化，成为社会问题。过去土地收益少，农民对这种情况反映还不太强烈，现在土地收益好了，很多群众心里就不平衡了。他们说：土地是集体的，同样是村民，为什么有的人种不了，有的人无地可种，难道回到旧社会了吗！从去年开始，国家逐渐取消农业税，增加对农民的补贴；土地多的补贴多，土地少的补贴少，很多农民就不愿意了。而且我在调查中发现，由于土地一包到底，很多上学、参军成为国家公职人员，现在还继续承包着土地。他们一方面拿着国家工资，另一方面又坐收土地收益，农民意见很大，也影响了公职人员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随着国家对农民补贴增加，土地收益更加显著，我想农民的这种不满还会加深，甚至会形成农村新的不稳定因素。
二、严重制约了农村乃至县域经济的发展，成为农村和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
第一，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单层经营，不仅制约了农业生产本身，也影响了农业经济效益的整体发挥。
很多生产条件受到制约。水利等农业基础条件的改善是农业发展的前提，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很大。小块土地，不利于机械使用，难以提高生产效率。分割承包，土地不能合理利用，造成了相当数量的浪费。土地与劳力失衡，不利于土地的精耕细作，经常出现抛荒现象。一家一户经营，无法进行市场预测，不利于特色产品的开发，也不利于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农业综合效益难以发挥。农业经济走出低效农业，必然要走产业化经营的路子。农业产业化，首先是规模化，其次是企业化，第三是科技化。一家一户承包经营，无法实现规模化，也无法实现企业化；科技化更是以强大的资金和技术为后盾的，农户很难企望。过去我们也搞规模化，到处听说万亩什么、
万亩什么的。实际上这种规模化没有科技化作为支撑，还是传统农业的规模化。而传统农业本身已经规模化了，不存在继续规模化的问题。低层次科技型的规模化在凤阳也曾出现过，如楼店大棚蔬菜、枣巷蘑菇生产等，不过这种规模化大多好景不长，原因在于缺少企业化经营。企业化经营并不是有几家公司在那里收购产品就企业化了，关键要有一个一头连接市场，一头连接生产，组成紧密的生产、研发、加工、销售一体化的龙头公司。这里一体化非常重要，如果农户是农户、公司是公司，只有生产、销售两个环节并不能形成一体化。一体化的龙头公司不仅加工、销售要企业化，生产也同样要企业化。而生产企业化，公司本身是无法解决的，这就需要一个媒介，就是合作经济组织。单层经营，无法产生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形式出现不了，“公司+农户”就无法实现，双层经营就无法实现，农业经济的整体效益也就难以发挥。
土地完全承包阻碍了农村双层经营，走的是一条传统农业、小农业、低效农业的路子。这种经营形式延续下去，农业经济难以振兴发展。
第二，严重制约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农村经济、县域经济都离开工业化。但是凤阳农村工业化一直滞后，原因在哪里？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土地的完全承包。
土地完全承包阻碍了乡村集体工业的发展，使凤阳在八十年代失去了第一次农村工业化的大好时机。凤阳农村工业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萌发于七十年代。那时候，国家不允许个人发展工业，只能发展社队集体工业。七十年代，凤阳社队工业开始起步，也形成了一些基础，但是紧接着“大包干”出现了，农村忙于土地承包，发展农业，把社队工业丢在了脑后。不仅是丢在脑后，而且是一次沉重打击，这其中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村办工业。那时候村一级组织多数有几部拖拉机或汽车搞运输，有一些米面加工厂、茶林场，有的甚至还有建筑队、窑厂、皮鞋厂、五金厂、农具厂、矿山开采加工厂等。凤阳梅市蒋庄村当时就有21个村办企业。“大包干”的时候，强调一个“分”字，一分到底。村办工业在“分”字中被肢解了。拖拉机、汽车不好分，有的地方就拆成零件分。从那以后，村办工业在凤阳大地上基本销声匿迹。而就在这个时候，沿海地区农村工业正是从村办工业起步，尤其是江苏。“大包干”的时候，江苏很多地方就没有一分到底。他们一方面把村办工业保留下来，另一方面也没有将土地完全承包，村一级留有很大的土地调控余地。八十年代，群众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国家开始支持工业经济发展，沿海地区随之跟上。那时候，贷款比较容易，但是有一条，承办单位必须有自有资金。沿海地区由于集体工业没有被分掉，留下了很多办工业的种子，尤其是村一级组织拥有大量的土地机动权。八十年代，国家对土地管理没有现在这样严格，谁拥有土地，谁就可以发展，谁就拥有了发展资本。所以他们把土地“乔装打扮”，拉上围墙，平整土地，做出建设的样子，然后争取银行贷款，银行一看很满意，贷款给了，企业就这样发展起来了。沿海地区的乡镇虽然不像村组一级拥有土地，但是他们与村组合作，互相取长补短，所以乡镇工业也随之发展。那时候沿海的城市就不具备这样的优势，他们办企业首先就遇到土地问题。九五年，省政研室做过一个比较：“大包干”之前称为“市”的地方，到九五年，安徽与江苏相比，差距并不很大，差距最大的在农村。当然现在不能这样比较了，但是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即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江苏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农村，而不是城市。按理说，同在一个地方，城市发展工业比农村有优势，为什么那时候江苏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原因就是那时候江苏的城市不具有农村那个土地优势。八十年代，凤阳各级政府也没有放松村级工业的发展，其力度比现在大，但是就是发展不起来，原因也在于：一方面村办工业没有了基础，另一方面没有地方可以发展，也不能像江苏那样把土地变作资本吸引贷款。那时候凤阳乡镇一级工业虽然没有在“大包干”中被分掉，但是和村一样没有土地，发展不了新项目，只能靠原有的那点企业滚动发展，其速度不可能快。在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八十年代是最好的起步时期，很多地方都是在那个时期起步的。但是凤阳错过了这个大好时机，不仅推迟了十多年的发展，对后来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多不利影响。
土地完全承包还严重影响了农村民营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对民营工业的起步极其不利。在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地区，集体工业发展不起来，只能靠民营工业的发展。民营工业如果不是从已有的工业企业中分化、生发产生，那就只能从农户中产生。农户在从农业迈向工业的过程中，最初选择的经济形式是家庭副业和手工作坊。他们通过家庭副业和手工作坊，进一步积累资金、技术和市场经验，实现二次积累和创业，然后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工业。而处在这个时期，他们的资金、技术力量都很薄弱，离不开本土，只能利用庄前屋后现有的条件成长，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本土经济”。这种经济的发展最取决于本地已有的发展条件，比如经营条件、电力条件、资源条件、交通运输条件等。土地完全承包、单层经营，使农村公益建设受到严重制约，很难为他们提供这些条件。他们要经营场地，解决不了；要电力供应，解决不了；要出村道路，还是解决不了。这种环境无法让农村的家庭副业、手工作坊产生出来，尤其是手工作坊。所以，凤阳农村为什么出现不了外地的那些水暖村、电子村、豆腐村、编织村、鞋帽村、头巾村、纽扣村、服装村，就是这个道理。另外，完全承包，让更多的农民捆在土地上，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和观念，也限制了他们接触工业的机会、学习技术的机会和聚集资金的机会，进一步影响了他们从农业向工业迈进的步伐。所以家庭工业发展不起来，严重影响了民营工业的起步和形成，使民营工业的发展成了无源之水。不过凤阳也有两种家庭工业没有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一是石英石、石灰石开采，二是农副产品加工。石英石、石灰石开采从山头上起步，与农民的土地矛盾小；农副产品加工从乡村集体粮油加工厂中起步，与农民的土地矛盾也小。到了九十年代初，凤阳采取了变通措施，与农民“返租倒包”，解决了工业建设用地；又积极争取银行贷款和财政周转金，对民营工业进行扶持。这时候凤阳的两种家庭工业纷纷从山头上走下来，从乡村的米面厂房里钻出来，形成了一批民营工业。所以，凤阳民营工业虽然在九十年代以后有所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也仅限于这两个行业，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九十年代后期以后，“返租倒包”被禁止了，土地难题又来了，民营工业再度停滞不前。
农村实行是从凤阳开始的。这既是中国农民的创造，也是国家对农村经济体制和土地政策的一项重大改革。这项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