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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调解论文范文1
同时，随着法院各项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我们应当对传统的诉讼调解进行重新审视。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的推行和庭前准备程序改革的进行，构建庭前调解独立程序的观点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所谓庭前调解，是指案件立案后至开庭前，根据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原则，由负责庭前程序的法官召集、组织、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的诉讼活动行为。此项工作在司法实践中开始运行并得到推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在庭前程序中的重要功能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思想不重视，效率低。这与目前庭前准备程序中的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完全分离的“调审分离”的天然缺陷有关。主观上，庭前调解法官对调解工作的意义认识不够，忽视庭前调解，加上庭前调解结案的案件又不完全属于调解法官的审判成果，其积极性无形中受到打击；再者，当事人也知道庭前程序的法官完全不参与案件的审理，加上庭前程序“无非是证据交换”的一种错误认识，对庭前调解没有兴趣。由于上述主观上的原因直接导致其结果便是庭前调解流于形式、效率低下。可以说，认为这种独立性的庭前调解可以充分调动当事人调解的积极性，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并提高诉讼效率的愿望是美好的，可实际上却往往事与愿违。
2、庭前调解工作基本完全独立于合议庭工作之外，只有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再由合议庭流于形式的合议一下。那么对调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审查权，是属于了解案件情况的庭前调解法官还是不了解案件情况而掌握裁判权的合议庭呢？答案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可这难道不是庭前调解工作所面临的尴尬？
3、客观上有的庭前程序的法官难于准确把握案情，调解往往在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的基础上进行“模糊调解”，调解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小。
出现这些问题，虽然有主观上人为的因素，但同时与庭前调解制度的设置上存在的缺陷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其所固有的优点应是制度本身的设置能优化和调动各种审判资源，提高效率。因此，对庭前调解程序进行规范显得非常重要。
当前，各国法院的庭前调解制度大体有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分立式，法院庭前调解程序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一个独立的调解程序，这种模式的代表是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第二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结合式，法院的调审主体不分离，即庭前调解和庭审人员的身份竞合，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庭前的调解工作和庭审工作，这种模式以德国为代表，我国的传统调解模式亦不例外。第三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分离式，法院把庭前程序从审判程序中相对分离出来，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相对独立的另一种诉讼方式，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目前在我国庭前调解程序的设立上有些作法也遵循了这种模式。这三种模式都有自己的特色，而改革绝不是照猫画虎，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我国传统调审结合式的诉讼调解模式的基础上，融合庭审分离式的一些作法，建立一个符合法院制度改革发展规律，具有本国独立特性的民事诉讼庭前调解模式。
二、我国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应具有的特性。
1、庭前调解程序属于普通程序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
在对构建庭前调解相对独立程序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似乎忽视了在简易程序中构建庭前调解程序的合理性问题，认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事诉讼庭前调解机制，案件立案后不分简易程序抑或普通程序，先进入庭前调解程序，由专门的审判人员负责调解，调解不成的再进入审判程序进行审理。这种把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并纳入庭前调解程序的观点非常值得商榷，首先，有违于民事诉讼法关于设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立法意图。民诉法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类型是一审中一些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且争议不大的案件，并且规定了较短的审限。其含义是方便审理，提高效率。如果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之前再加上一个庭前调解的程序，再安排一个审判人员进行调解，显然与民诉法的立法本意是不相符的。其次，简易程序的案件均是基层法院受理，采取的是独任审判，从目前基层法院法官的现状来看，面临法官断层的状况日益突出，在审判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简易程序的案件不应该设立庭前调解程序，以便充分利用基层法院有限的审判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法为民。三是，独任审判案件的案件类型比较单一，事实比较清楚，法律关系不复杂，如一些涉及人身权的离婚、抚育、探视、扶养等案件，这些纠纷产生的根源在于当事人之间缺少了感情上的沟通与理解，从而产生积怨；还有一些事实清楚的民间借贷、人身损害等案件，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结果皆有大概的一个预测。审判人员直接介入案件的调解，主要是从情理的角度去说服当事人，更多的是通过我们法官的努力，感动当事人接受调解，而发生以判压调的可能性比较小。况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是由审判员一个独任审理，案件立案后直接交给独任法官，并不否定独任审理的案件进行庭前调解的工作，独任法官尽早介入案件的调解，既符合最高院《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规定》的要求，且与庭前调解的程序并不冲突，又能节省审判资源。综上，简易程序中构建庭前调解程序并不具有合理性，因此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应仅属于普通程序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2、庭前调解程序具有其相对独立性。庭前调解程序的独立性体现在调解程序与立案程序的分离，庭前调解是在立案后进入庭审前的一个预备程序中的工作，有的称预审庭。庭前调解工作由预备庭或预审庭法官主持。有观点认为，在立案庭设一个调解机构，专司诉讼庭前调解工作，在立案准备工作过程中或立案后的阶段介入庭前调解工作。这种作法有两个弊端，一是与法律规定的立案审查的七日期限相冲突，在法院受理后到立案的有限期间内进行调解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设立立案前的庭前调解程序不符合客观事实。二是立案后由立案庭进行调解与立审分离制度的改革是不相符。目前随着立审分离制度改革的深入，立案登记主义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立案的工作主要是对案件形式上的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登记立案后即按审判流程转交各审判庭，因此，庭前调解其实属于审判庭案件审理的一部分工作，庭前调解程序完全独立于立案程序。同时，随着法院系统庭前准备程序改革的深入，更多的观点认同于庭前调解程序属于庭前准备工作中的一个程序。是一个与立案程序和庭审程序相对分离的有其独立性的一个诉讼中的程序。庭前调解程序独立的相对性表现在，其与庭审程序是相对分离的，即调审主体的相对分离。要求庭前调解的法官不能担任同一案件的主审法官。目的在于，防止调解主体可能挟审判权进行威胁或诱惑，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确保当事人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调解，保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
三、规范庭前调解程序的几点建议。
1、从加强庭前调解工作的重大意义进行思想教育，要在政治的高度上理解庭前调解的意义。要让庭前调解法官充分认识到庭前调解工作不仅是一项诉讼解决纠纷方式，而是落实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贯彻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司法为民”的审判宗旨。要通过庭前调解充分发挥法院司法职能，发挥司法对社会关系的规范、调节、引导和保障作用，化解矛盾和纠纷，为群众办实事，缓解社会矛盾，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准确把握调审主体相对分离的原则，对庭前调解程序法官进行重新定位。
调审主体分离的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意见，大多数意见认为，从目前我国法院实际情况看，调审主体不应分离。这种观点是比较客观的，但这种调审不分离的观点，既要结合我国法院审判实践又要立足于法院改革的高度来看，才能准确把握。庭前调解程序中调审主体不分离应理解为只是一相对分离，即调解的法官不承办该案件但参加案件合议庭。这样的做法有四个有利：
一有利于提高调解法官和当事人思想上的重视。庭前程序的法官因为要参加合议庭，对审判的质量负有责任，在调解中思想上会重视。同时，案件当事人因为主持调解的法官参加合议庭对案件的结果有影响，心理上会更容易接受调解。而不会出现有的案件中，当事人觉得庭前程序法官不参与案件的审理，对庭前调解根本不予理睬。
二有利于合理利用审判资源，使得庭前工作与庭审工作的衔接。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是合议庭在审理，应充分发挥每位合议庭成员的作用，而不能象过去那样合而不审。所以，实行调审相对分离，由合议庭其他成员担任庭前调解程序中的调解法官，能充分发挥合议庭每一位法官的职能。增强诉讼的实效性、提高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提高调解的成功率。有些案件调解的成功率高低与否，虽与调解法官的工作有很大关系，但与当事人的心理亦有密切关系，有的当事人因没有感受到诉讼风险的压力，更愿意在主审法官的主持下调解，因为那样“心里有底”，所以漠视庭前程序的调解。而如果是参加合议的其他法官主持调解，当事人调解的心理便产生一定的变化。加上调解法官在调解的方法和技巧中通过对案件法理的分析，会让当事人感受到接受调解对自己是有利的，最终选择调解，从而提高了调解的成功率。
四有利于保护案件的承办法官。我们现在反对以判压调，而且在很多案件的调解特别是一些与当事人经济利益相关的案件中，调解法官可以在调解中通过法理的分析，向当事人预测判决结果提供参考，或对诉讼风险进行提示。但因为该法官不是案件主审法官，也不是审判长，所以不会给当事人造成以判压调的感觉，当事人也不会责难承办法官。
具体做法：从合议庭成员中确定庭前调解的法官。如果立案庭立案时已确定合议成员和承办人的，按审判管理流程将案件分流到审判庭后，由庭长指定合议庭成员中审判长和承办人之外的另一名合议庭成员担任庭前程序的法官，由该法官负责庭前程序工作和主持案件的调解。调解结案的，结案数统计在调解结案的法官名下，而非立案时确定的承办人名下。如果立案庭未确定合议庭及承办人的，案件分流到审判庭后，由庭长指定合议庭成员中的一名担任庭前程序的法官，负责庭前程序工作和主持案件的调解，调解成功的案件属于调解法官的个人结案。如果调解不成的，庭前程序结束后，由其他合议庭成员承办案件和担任审判长，案件属于承办人的结案数。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范文2
一、民诉法的条文数量应有成倍的增长
民诉法修改的幅度和规模如何，条文数量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也是民诉法修改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对此，学界尚缺乏专门的研究。论文百事通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主流的观点是希望条文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笔者认为，此次民诉法修改，条文数量不是一般的变化，而应有成倍的增长，起码要达到900条。这一数字，远远超出了我国现有基本法的立法规模，亦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期。提出上述主张的理由是：
首先，民诉法条文数量的成倍增长有助于消除我国长期形成的立法规定过于粗简，司法解释不断膨胀的弊端。自1979年我国加强法制建设进行大规模立法至今，我国的立法技术和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在立法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其中立法规定过于粗简，司法解释不断膨胀已成为我国法律的一种特点或者说是一种不好的习惯。这一问题在民诉法中表现的更为突出。比如，1991年修改后的民诉法仅有270个条文，1992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就达320个条文。此后，为适应审判实践的需要，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民诉法的主要内容几乎进行了全面的补充，以至于学界有人惊呼，民诉法已被肢解、架空。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多的指责最高法院。在立法过于原则和立法解释缺位的情况下，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民诉法进行补充，以满足审判实践的需要，这种做法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其次，民诉法只有在条文数量成倍增长后才能够承载起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庞大体系和内容。从大陆法系国家的情况来看，其民诉法典基本上都有1000个以上条文。[1]从实际需要来看，我国现行民诉法虽仅有270个条文，但相关司法解释已逾千条。[2]三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3]其条文总数不会少于900条，否则就无法担当起为当事人有效行使诉权和法院行使审判权提供程序保障的任务。此外，我国台湾地区民诉法的变化情况也从另一个方面为900条提出的合理性提供了佐证。台湾民诉法是沿袭旧中国的民诉法。该法共九编12章640条，已近70年历史，其间虽有多次大的修改，但条文总数没有变化。台湾虽保证了其民诉法基本框架的稳定性，但有些条文由于承载过多的内容，还是给人一种臃肿的感觉。例如，台湾新增的小额诉讼规定在436中，该条文从436—1条一直延续到436—32条。
最后，民诉法只有在条文数量成倍增长后才能保证其基本框架的长期稳定性。大陆法系国家的基本法虽大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其内容也在不断的更新，但由于制定时条文数量比较合理，其后的修订基本上都能在原有框架内进行。而我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立法以来，受“宜粗不宜细”指导思想的影响，每部基本法制定时条文数量都很少，[4]以致于每次修订法律均面临扩充条文的问题，这就影响了法典基本框架的稳定性。
二、民事诉讼的目的
应确定为程序保障程序保障说是民事诉讼目的的主要学说之一。该说从“正当程序”的观念出发，认为民事诉讼的正当性来自其程序的正当，而不是其结果的正当；民事诉讼程序并不是为了达到正确判断的手段，其过程本身就是民事诉讼的目的。因此，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在于“为实现当事人自律性的纷争解决提供程序保障”。
在我国，至今仍存在着严重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这固然与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同时，与我国立法对程序保障的忽视有很大关系。但随着我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巨大变革，这种状况已越来越不适应新时期法制建设的需要而亟待改观。近年来，法学界研究程序的热潮不断升温，学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论述了程序对法治的重要性，揭示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辩证关系，无论在研究的视角还是深度上，均较以往有很大突破。
目的论的研究在国外（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如德、日）已经相当深入，形成了诸如“私法权利保护说”、“私法秩序维持说”、“纠纷解决说”、“程序保障说”等代表性学说。但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它却长时间地被忽视，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目的论的研究才受到关注并不断升温，其中的程序保障说也受到不少理论与实务界人士的推崇。如果在民诉法修改时，能以程序保障作为基本理念来设计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肯定要比以其它几种目的论观点为基本理念设计的民事诉讼制度更注重诉讼的程序。这对实现民事诉讼目的从以实体为中心到以程序为中心的转移，扭转长期困扰我国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提高我国的法治和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水平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5]
三、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应由空泛的宣示性条文走向精简的制约性条文
我国民诉法从第5条至第17条，用13个条文规定了18项基本原则。基本原则在法条中所占比重之高，创世界民诉法立法之最，这也表明我国立法者对民诉法基本原则的重视程度。但数量庞大的基本原则体系发挥作用极其有限，原因在于，立法者主要将其定位于口号的宣示上，缺乏以诉讼权利制约审判权力的具体内容。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就必须以现代司法理念来重塑我国民诉法的基本原则，使其由空泛的宣示性条文走向精简的制约性条文。按照这一指导思想，排除那些不具有基本原则特质的原则和已经由宪法规定的原则，我国现行民诉法需要保留的基本原则只有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两项。这两项基本原则在各国民诉法中都处于重要位置，在现代法治国家其内涵亦比较一致，修订时增加其对审判权的制约内容即可。[6]此外，还应增加直接言词和集中审理两项充分体现程序保障要求的基本原则。按照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法官必须在法庭上亲自听取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陈述；当事人之间的辩论必须采取口头方式，证人的证言原则上不能由他人代读而由证人亲自讲述；裁判只能由亲自看见并听见案件全部情况的法官来作出，并以庭审中接触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按照集中审理原则的要求，民事案件的审判要保持连续性，即审理尽量不中断，法官不更换，审理终结后随即合议，作出判决。这两项在法治国家早已存在的基本原则，可以说对解决我国审判实践中许多黑箱操作和不规范？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H绻能够规ú⒐岢怪葱械幕埃？我国审判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判者不审、审者不判和庭外不当干扰等许多弊端都在很大程度上能被克服掉。[7]如果确立直接言词原则，那么审判委员会决定案件的制度也就可以取消了。
四、民事诉讼的调解应由审判制度变革为法院内替代性纠纷解决制度
法院调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时期，我国陕甘宁边区等革命根据地的法院就立
足于调解处理民事纠纷。此后，调解一直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旋律，审判实务中绝大部分民事案件是通过调解解决的。调解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最有特色的制度之一。然而，当法院调解在消弥纷争、维护社会秩序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同时，它也产成了一些负面效应。例如，调解与审判混同使法院本身隐含着强制的契机，调解与审判的混同还导致了法院调解中实体法和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均被软化，从而助长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等不正之风。不少人认为，区别于“判决型”的西方民事审判方式，我国传统民事审判方式的特点是“调解型”的；这种追求调解的审判方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已经不能适应需要，并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弊端。对调解制度进行改革在学界基本已形成一种共识。笔者认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主导方向应是建立国际上通行的诉讼和解制度，以诉讼和解重塑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从而推动我国审判模式由“调解型”向“判决型”转化。与此同时，设计附设于法院的非讼化调解，作为我国的法院内替代性纠纷解决制度即司法ADR的一部分。
司法ADR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在司法程序内迅速解决纠纷的一种新的方法和手段。它与简易、小额诉讼从不同的角度为法院解决积案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节约国家司法资源方面具有异曲同工之效。简易、小额诉讼程序主要适用快速的方法审理案件，而司法ADR则是将案件处理在法院正式审理前，属于法院内具有广义上司法性质的纠纷处理程序。我国目前还缺乏国际上广泛流行的司法ADR制度，因此，增设司法ADR是非常重要的。从必要性来看，它是分流我国日益增多的案件的需要。从可行性来看，近年来，司法ADR在国外的迅速发展和取得的显著效果在我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引起了我国理论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并对引进该制度达成了普遍的共识。司法ADR在我国的主要形式必然是调解，[8]而各种形式的调解人们大都是比较熟悉并容易接受的。尽管作为司法ADR的调解与现行的法院调解之间有一定的差异，但由于新的调解民主和合意程度均比较高，因此，这丝毫不会影响人们对其的接受度，并将成为人们
更愿意接受的一种调解形式。
五、民事诉讼的审级应由二审终审更新为多元化审级制度
按照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民事诉讼采两审终审制，且绝大多数案件由基层法院作为第一审，主要是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很多地方交通不方便，实行二审终审，绝大部分民事案件可在当事人所在辖区解决，一方面可以方便诉讼，减少讼累；另一方面，也便于高级人民法院或最高法院，集中精力搞好审判业务的指导、监督。以二审终审制为基础，以再审制为补充的审判制度是我国审级制度的一个特点。[9]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案件类型和数量的剧增，这种审级制度所存在的各种矛盾就凸现出来，当那些不满二审判决的当事人寻求正常上诉的渠道被两审终审制堵塞的时候，大量复审案件便纷纷涌向再审程序这个特殊的复审程序，于是，再审程序不断地膨胀，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因此受到严重破坏。面对如此严峻的“司法危机”，理论与实务界越来越多的人对我国审级制度存在的问题开始了理性的反思，并对民事诉讼的审级由二审终审走向多元化审级制度形成了共识。
审级制度的改革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10]
首先，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建构多元化的审级制度。对此，不少学者已作了有益的探讨。比如说，对一般民事案件仍实行两审终审，对符合特定条件的案件（如有原则性意义的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对小额诉讼案件实行一审终审或有限制的两审终审。可以借鉴外国法中的允许“当事人订立不上诉协议”和“越级上诉”等规定。还可以将第三审原则上确定为书面审，等等。
其次，重新界定四级法院的性质和功能并据此对法院系统进行调整。[11]我国法院各审级功能混淆并存有严重的非专业化倾向，因此，法院机构的改革必须在打破现有框架的基础上，按照现代审级制度和司法独立的要求重新进行设计：
1弊罡叻ㄔ骸W罡叻ㄔ菏枪家最高审判机关，作为普通案件的第二次复审法院，其功能主要是通过对第二次复审案件的法律审来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适用；
2备呒斗ㄔ骸0凑帐澜绺鞴的通例，高级法院被定位为上诉法院，主要受理第一次复审的案件；
3背跎蠓ㄔ骸9赜诔跎蠓ㄔ旱纳柚茫我国也应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将基层法院改造成专门处理简易、小额诉讼案件的初审法院，而将中级法院改造成普通案件的初审法院和简易小额案件的上诉审法院。[12]
最后，在改革审级制度的基础上，严格控制再审。改革再审制度，应将再审程序的发动主要限于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再审程序的条件应特别严格，由制定法明确列举。当然，再审案件数量的大幅度减少是以正常复审制度的完善和案件质量的提高为前提的，否则，仅从限制再审案件一个方面着手，问题也许会更加严重。所以，我们在改革再审制度时，必须将再审与上诉审两种复审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进行。此外，司法独立与法官队伍的改革等问题也应一并予以考虑，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新晨
除上述五个方面的问题外，民诉法的修改还涉及到主管和协议管辖范围的扩大，证据和简易程序制度的建构，审前程序和特别程序的改革和完善等问题。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讨论。
注释：
[1]如法国民诉法有1507个条文，德国民诉法有1066个条文，继承葡萄牙法律的我国澳门地区民诉法也有1284个条文。
[2]最高法院颁布如此多的司法解释，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民诉法的正常运行，必须以相当数量的法律条文为基础。新增制度（如人事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等）加上完善后的证据制度也需200条以上。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范文3
关键词： 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内涵，重构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反映了民事诉讼法的精神实质和立法指导思想，正确把握基本原则不仅有助于弥补立法的局限性，而且对民事诉讼的具体规定和审判实践有广泛的指导意义。但我国现行规定内容庞杂、排序不科学、划分标准不统一，无论从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民事司法救济程序的内在要求，还是从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与国际通行诉讼理念相吻合都存在问题。在民事诉讼法的完善已提上日程时，基本原则的重构首当其冲。
一、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内涵的重新界定
按照《布莱克法律词典》，原则的含义有三：其一，法的基本真理和原理；其二，一般规则或原理的基础和来源；其三，诉讼程序和法律判决的确定规则。那么作为法律专业术语的原则应包括两方面：第一，它是一般规则或原理的基础和来源，是法的最为根本基础的真理和原理；第二，作为事物本体和结构的本质，是诉讼程序和判决及其机制运行过程中具有普遍约束的行为标准的规则。 其中第一方面是指原则中的原理性和真理性，第二方面是说原则中的行为标准，任何原则都是这两方面的统一。
为准确界定基本原则的内涵，必须首先明确它的特征：
第一，效力的始终性
对于基本原则的效力，理论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应贯穿民事诉讼的始终，另一种认为它只对某个诉讼阶段或主要诉讼阶段其指导作用。分析可知，第一种观点是站在实然角度客观反映立法的实际情况，第二种观点是从应然角度即基本原则的词义出发。本人认为第一种观点的依据只能是现行民诉法有关基本原则的规定，有十分明显的注释特点，力图从理论赋予立法有关基本原则以科学性、合理性，这不是正面现实、正视问题。因此有的原则对某个阶段或某几个阶段有重要作用，而对民事诉讼全过程没有指导意义，这样的原则不应称其为基本原则，只有那些为保证整个诉讼法动态运作而起指导作用的才能称为基本原则，以区别于诸多诉讼制度或具体原则。
第二，地位的根本性
表现在他是制定民事诉讼中各项具体程序、制度、规则的基础，在整个民事诉讼法的体系中的地位不可或缺，其不可动摇的根本地位决定着他以其渊源功用在整个诉讼程序中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民事诉讼各项具体程序、制度、规则是基本原则的具体化，体现了基本原则的要求，从不同侧面保障基本原则的实现。根本性还体现在基本原则在诸多原则、规则中居于上位层次，其它下位原则、规则都不能与其实质内容相背离和抵触。
第三，表述的抽象性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一种抽象的规范，他并不具体的规定民事审判主体﹑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也不是具体规定进行民事诉讼的某项具体制度。如果一项规范是涉及诉讼主体如何实施某一具体诉讼行为的操作性规范，那么这一规范就不可能是具体原则。
通过以上分析，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含义已明晰，它是指贯穿于民事诉讼始终的能够体现根本性诉讼原理并对整个诉讼活动及各诉讼主体均具有广泛指导作用的规则。
二﹑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反思
（一）立法体例杂而无序
首先，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基本原则的规定是与民事诉讼的任务、适用范围等合在一块，以第一章的篇幅共17个条文加以规定的。如果没有理解错，立法企图突出该章有关内容与一般原则的区别，否则基本原则的标题失去意义。那么第5条至17条似乎都可归于基本原则，结果造成内容杂乱以至到底有多少基本原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出现17种说、13种说、9种说、7种说。这种混乱状态不可排除与学者自身认识角度不同有关，但与立法规定的不科学有直接关系。
其次，排序不科学。一般条文的规定都应根据法律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内容重要程度排列，更何况是基本原则的法条规定，立法应讲求技术不能以立法者自己主观意愿任意规定。第12条“辩论原则”和第13条“处分原则”贯穿整个诉讼过程。而且是诉讼模式为当事人主义还是职权主义的主要衡量尺度，其重要程度明显大于第9条“法院调解原则”第10条“合议﹑回避﹑两审终审﹑公开审判”，第11条“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诉讼原则”（先不说他们是否能称为基本原则）。历史的看这个立法体系的法条排序与当时职权主义、国家主义有密切关系。
（二）标准不统一、基本原则范围宽泛
将一些不符合基本原则的内容纳入第一章中，实际上降低了基本原则的地位、有堆砌之嫌，不能发挥基本原则的积极功能。表现在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的混淆。单抽象就内容而言两者很难区分，但制度是体系化，系统化的行为规则，以规范性具体性﹑可操作性为特点，他的功能重点在于规制诉讼主体的行为。而基本原则的特点正如前文所述具有抽象概括性，而不具操作性，因此二者有质的区别。再者，一般原则与基本原则的混淆。虽然都称为原则，但二者有不同的效力和意义，一般原则只能适用与某个阶段，对该阶段具有指导意义。所以民事诉讼法的一般原则很多但真正的基本原则却只能是几个。
（三）基本原则缺乏应有的内容和适用性
基本原则是其它制度、规则的基础，决定着其他制度、规则，同时基本原则也需要其他制度﹑原则的支持和丰富，以保障基本原则的真正实现。但由于内容的局限性又缺乏具体制度规范的足够支持，造成基本原则空洞化，使基本原则名不副实，也与世界各国通行原则相差甚远。许多法律规范之间还存在冲突，不符合基本原则的实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上。
（四）一些重要原则的缺失
《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诸多基本原则，但有关公平、效益、信用的重要原则我们还没有确立为基本原则，例如诚实信用原则。这些原则是世界民事诉讼领域已被实践证明的有益成果，我国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确立的，有着深深的国家干预的烙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个人权利保护的加强，基本原则体系在剔除不适格的成员时，也要加入符合基本原则内涵的新原则，以回应经济体制和诉讼理念的转变。
三﹑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重新设计
（一）剔除不适格的“基本原则”
第一，支持起诉原则
建立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事法律关系是公法关系而非私法关系的理论基础之上的支持起诉原则，是国家干预当事人民事诉讼的重要补充。由于此原则只适用于起诉这一环节，实质上是一个具体、微观的诉讼行为，何谈具有抽象性宏观指导意义？基本原则在诉讼过程中应有许多具体体现，而该原则在受理审判执行程序中无任何体现，无其他可与之衔接配套后续的法律规定，现行法律也没规定支持者的权利义务，除了形式主义宣言作用外无实际意义。从诉讼法理来看，起诉权是当事人的一项诉权，基于不告不理原则，当事人放弃诉权即不告是处分自己的权利，那么支持起诉的理论基础在哪里呢？
第二，人民调解原则
在诸多论文和教材中或回避解释或根本不提及该原则以逃避理论上的尴尬。首先，调解是在诉讼开始前展开的，处于非诉讼阶段，案件尚不存在只是纠纷。如何为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更不用说对诉讼全过程的指导意义，构成其他阶段原则的来源和基础。其次，人民调解是诉前一个可选择性程序，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的指导下进行。共同指导意味着行政权和司法权同时介入。法院没有通过诉讼程序就提前介入当事人民事纠纷的调解中，有悖不告不理原则，导致司法权的非程序扩张，无论调解是否成功已渗
透法院的意志。如果调解失败进入诉讼程序，法官很容易形成倾向性，有碍居中公正裁判。最后，人民调解程序具有独立性，国家制定相应法律规定，设立一套调解机构、程序，实际上人民调解是脱离与基层法院联系而运作。
第三，法院调解原则
调解与审判是法院解决民事诉讼两种不同手段，不可否认调解有其独特功能，一贯被认为是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但该原则实际走向了立法者本意的反面。82年规定为“着重进行调解”形成了全面盲目追求调解结案率，91年民事诉讼法为弥补不足，规定为“自愿合法进行调解”，但实践中未能遏制负面影响，并且法院调解作为基本原则与法院职能相悖。由于适用上须以当事人双方自愿为前提条件，故其运作不具普遍性无法涵盖民事诉讼运行一般规律，不符合基本原则的内涵。是否发扬优良传统就一定要将它作为基本原则呢？调解只是在特殊社会基础和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法律现象，无论如何不能高于审判，人为将其不适当拔高不但不利于发扬传统反而拔苗助长，周旋于词语补以法院调解的先天不足也不能使之成为基本原则。
第四，合议、回避、两审终审、公开审判
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合议、回避、两审终审、公开审判制度”。这四项规定都是关于审级和审判组织、形式的规定，适用于审判阶段。它们反映的都是民事诉讼的秩序公正、效益等价值的要求，不是民事诉讼法的根本问题，不可能成为基本原则。立法者是将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混同了，而这四项制度正是民事诉讼法的四个基本制度。
第五，平等、对等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给予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与我国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但外国法院对我国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民事权利加以限制时，人民法院将采取相应措施。关于外国人在民事诉讼法律地位享有国民待遇这个问题的两个相因相成之规范，未涉及民诉程序的动态运作过程，其只适用于涉外诉讼当中，而且是诉讼平等原则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体现和要求。
第六，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变通、补充规定
民事诉讼法17条的规定实质是民族自治地方变通补充立法的程序和规则，根据宪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原则并结合当地民族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补充规定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一项自治权。我们知道民事诉讼法是规范法院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各种诉讼活动及由此产生各种诉讼关系的法律规范，因此第17条规定在基本原则之中明显不恰当，应当放在附则中规定。
（二）对基本原则内容加以充实、完善
第一，辩论原则
我国辩论原则直接来源于原苏联的立法经验，强调法院的职权干预。虽然现行民事诉讼法相对于82年的规定已经弱化了干预，但与英美、大陆法系的辩论主义还有很大不同。辩论主义的核心是当事人对法官的约束力，而我国法官可依职权调查取证而不受当事人约束。辩论原则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化的抽象原则，没有系统化为诉讼法上的基本原则，它只是规定当事人有辩论权，未就当事人辩论对法院判决的约束力作规定，因此法官的判决可以超出当事人的辩论范围，辩论又有何意义。我们要进行诉讼模式的转变就必须对辩论原则进行改造，使之反祖于辩论主义。
第二，处分原则
处分权对法院审判权制约是现代法治国家民事诉讼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我国处分原则是指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但立法者和司法解释又为权利的行使设置重重障碍，体现处分原则与国家干预的联系。可以看出我国立法仅从当事人权利角度出发，此种规定的结果使法官是否遵循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变成不重要，而英美法系的处分主义不仅从当事人权利角度，而且从权利的行使效果予以解读。可以说在我国当事人虽有处分权但未必对法院有约束力，所以我们的处分原则也可以称为非约束性的处分原则。
第三，检察监督原则
检察监督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权力制约论，审判权同其他任何权力一样具有易腐性，必须以其他权力监督其运行，监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自然要承担起对审判权的监督任务，但实践中检察监督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当前司法改革正在确立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要求使民事诉讼成为审判权和诉权相互制约相互支持的自足系统而排拒外来干预，因而民事检察监督失去了存在依据。但是针对目前的司法现状，法官素质不高﹑民众法律意识、法律信仰尚未建立起来，职权主义仍较浓的情况下，民事检察监督依然有存在的必要，可以说是一种司法的无奈。因此我们不但要保留还应具体落实监察监督的权利，以真正能够对强大的法院加以制约以实现诉讼平衡。
（三）补充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实体法上的原则，但已被许多国家适用到民事诉讼领域。它是程序公正实现的条件之一，法官只有兼听和尊重当事人各方意见，保障各方能够充分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程序公正才有实现的基础。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不得以损害他方当事人和社会公共利益来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在一个平等的诉讼环境中赢得胜诉才是公正的。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可能使用违反良心的技巧投机取胜，甚至为达到诉讼目的进行欺诈制造谎言，倘若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作虚假陈诉，故意实施证据突袭等不正当诉讼行为，就会破坏诉讼秩序，当事人之间均衡对抗的格局也会被打破，这就需要采用诚实信用原则对过度行为进行适当控制。
诚实信用原则符合基本原则的内涵。既然当事人、法院和诉讼参与人等在民事诉讼中都有滥用诉讼权利的可能，所以该原则适用所有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而且贯穿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具有效力的始终性和地位的根本性。
对于权利不得滥用，我国法律是有规定的。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自由权利”，这就从国家根本大法的高度确立了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也要求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但在实际诉讼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滥用权利的现象不无存在，不仅仅是当事人滥用起诉权﹑反诉权﹑上诉权等，而且当事人证人作虚假陈述，违反真实义务，甚至有的法官不当的利用职权，故意规避法律，从而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无论是从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还是与国际接轨我国都有必要确立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我国的诚实信用原则可以确立如下内容：
1.禁止恶意轻率地请求回避。为了保证审判的公正，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一项权利，请求回避必须基于合法的怀疑，否则即有恶意地行使回避请求权的嫌疑，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如法国民事诉讼法第340条规定，在存在合法怀疑的情形，有数名法官自行回避将造成受案法院不能裁决诉讼，此时可按规定将案件移交其他法院审理。如果不存在合法怀疑的情形，便构成恶意轻率地请求回避，是要负责任的。
2.禁止翻悔及矛盾举动。当事人在诉讼中或诉讼外的行为应该具有前后一致性，即当事人在诉讼中或诉讼外的行为虽然在时间上具有先后的特点，但行为的内容不应作出实质的改变。如果该矛盾行为会侵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法院可以否定后来的矛盾行为。
3.权利的失效。如果一方当事人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行使诉讼权利，其权利就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灭。对方当事人有充分理由认为他已经没有行使其权能的意思，如果当事人后来因行使其权利而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就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
4.禁止妨碍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首先，禁止妨碍证明。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17条当事人以妨害对方当事人使用为目的，
毁灭有提出义务的文书或以其他方法使之不能使用时，法院可以认为对方当事人关于该文书的主张为真实。其次，禁止胁迫行为。各国法律均规定由于受他人胁迫所为的行为是无效的，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再次，禁止欺诈行为。在英美民事诉讼法，一方当事人利用欺诈的方式，对相对方做虚假陈述，如对方能证明前者有欺诈行为，法院将给予处罚。
5.禁止故意迟延。当事人在诉讼中往往以各种手段故意使诉讼迟延，这样足以消弱判决的实用价值。并且办案时间的拖延给当事人拉关系提供了条件，某些心术不正的法官甚至故意拖延审理时间，诱使当事人上门行贿这已经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严重问题之一，因此需要规定惩罚措施。
6.禁止恶意制造诉讼状态。良好的诉讼秩序对诉讼顺利进行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要求当事人和法院严格依法行事，不得任意制造事端，使诉讼处于混乱的状态。例如随意追加第三人，乱列被告，都属于这种情况。
（四）小结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范文4
[论文关键词]民事诉讼；审前程序；改革设想
一、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现状分析
（一）“审前准备程序”与“审前程序”的概念辨析
很多学者在研究民事诉讼程序时，将“审前准备程序”与“审前程序”混为一谈，在使用时两个概念混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笔者认为“审前准备程序”与“审前程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等同使用。区分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对发现我国审前程序的弊端起重要作用，还有利于审前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审前准备程序”对于庭审程序而言，在形式上具有独立性，但究其根本，设置审前准备程序的目的在于为庭审程序的有效运行服务。在审前准备程序中，法官处于中立地位，主要负责指导双方当事人交换与固定证据、整理固定争点，为随审程序的顺利进行打好基础。而在功能上，审前准备程序并不具有独立性，它对庭审程序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审前准备程序中的“准备”是为庭审程序而做的“准备”。离开了庭审程序，“审前准备程序”也就缺少了发挥的空间，因此“审前准备程序”不能独立存在。
“审前程序”不仅具有交换证据，整理争点等“审前准备程序”的传统功能，还具有其独立的功能，即通过当事人双方和解或法院调解，以此完成民事诉讼的任务并终结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由此可知，审前程序的独立功能的目的并不是为庭审程序的顺利进行提供服务，而是力求将有待庭审程序解决的问题提前到“审前程序”中解决，只要解决成功，整个诉讼程序即可宣告结束。与“审前准备程序”相比较，“审前程序”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功能上，它都具备了鲜明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经上述的比较分析得知，“审前准备程序”与“审前程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使用时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将“审前准备程序”等同于“审前程序”，因为“审前准备程序”只有被赋予独立功能后，才能称之为“审前程序”。
（二）我国的审前程序实质上停留在审前准备阶段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3条至119条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审前准备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依法向当事人送达起诉状副本和答辩状副本；（2）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组成人员及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3）全面了解案情，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4）通知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参加诉讼。[3]再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的相关规定，立足我国民事审前程序的司法实践，可看出，多年来我国民事诉讼的一系列审前准备活动还只是处于审前准备阶段，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审前程序。
我国的审前程序仍停留在审前准备阶段的原因有：（1）程序强调的是“先后秩序性”，而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各项审前准备活动的侧重点却是事务性工作，这些工作并不强调“先后秩序性”，出现了不连贯、主次不分、先后不明等问题；（2）在这些审前准备活动中，没有正确处理审判权与处分权的问题，强调以法官为中心，法官在准备活动中起主导作用；（3）这些准备活动与庭审程序的各项活动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职能不分，将两个不同阶段的活动混淆。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中对审前准备活动进行了改革。例如，该《规定》第34条所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但这只能说明我国的民事审前程序处在不断完善的阶段，民事诉讼审前活动只是向着程序性的方向迈进一步，它仍然不能完全脱离“审前准备阶段”的范畴。
二、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改革设想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立法对于审前程序的规定过于单一，给审判实践活动带来了较多弊端，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这种基本由法官包揽，而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几乎不介入的超职权主义的民事审前程序在审判实践中，其弊端日益突出。结合我国审前程序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
（一）设立案件分流机制
审前程序设置的目的在于简化程序，使案件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基于诉讼经济原则，其自身可分为复杂程序和简化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简单的案件，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的争点明确，案件事实比较简单、清楚，在被告向法院提交答辩状后，便可确定开放审理的日期，无需法官对双方的争点进行整理；对于争点不明确，事实关系比较复杂的案件，则可进入争点整理程序。而实现简化程序目的有赖于案件分流机制的创新和完善。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目前我国的法院将案件主要划分为简易案件和普通案件，但对于如何区分案件繁简，立法上还没有明确规定，通常案件的繁简由有关领导批准立案，分案时直接决定。然而案件的繁与简并不能直观地看出，在实际的审理过程中很多案件由简易程序转入普通程序即是明证。因此，为了更好地区分案件的繁与简，在立法或制度建设上，制定明确的简易案件的标准是必要的。如从诉讼标的额大小、是否存在争议焦点、争点的分歧大小以及案件的复杂程度及其影响范围等方面加以明确。
（二）审前程序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6条规定：“合议庭成员和独任审判员开庭前不得单独接触任一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该条规定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而落实则需要相应的措施：审前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审前程序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即在审前程序中设置预审法官，专门负责主持民事审前程序，把庭审法官从审前工作中脱离出来。预审法官组织当事人进行补充和更改诉讼请求，收集、提交和交换证据，整理争点，依职权进行调查等庭前准备工作，以便集中审理，提高庭审效率，庭审法官不介入审前程序，有利于法官公正审理案件，防止先入为主。
审前程序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的典型有两种模式， “大立案”模式将审前程序由法院单独设置的立案庭法官负责，在完成法律规定的审前准备工作之后再移交给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或独任法官。“三二一”模式由合议庭法官的法官助理来负责审前准备程序，法官只管坐堂问案。这两种模式都是负责案件审理的法官不参加事先的审前程序，其支持观点主要基于：实行审前准备法官与本案审判法官相分离的制度，有助于提高司法的公正性，极大限度地防止“人情案”的发生。
我国可以借鉴法国的做法，在整个民事诉讼过程中，不应只由同一合议庭或审判员来完成，不同的诉讼阶段应由不同的法官负责。审前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不仅指形式的分离，还要求实质上的分离，不仅不能同为一人，还要求禁止两者之间互换意见，以保障庭审法官排除预断。因此，笔者认为在今后的《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应增加审前程序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的内容。
（三）开设预审庭
预审庭是审前程序中的重要环节，法官在预审庭中的主要职责是：调动各方当事人的积极性，对争点和证据进行整理，补正诉状、答辩状，对事实和证据自认，对证人和证明文书辨别，避免不必要的证明和重复；确定开庭审理日期或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的条件进行裁决。在预审庭即将结束时，法官对整理后的争点问题和证据、当事人的申请、开庭审理日程的确定等事项作出审前裁定，裁定在后，对日后的诉讼程序产生拘束力，如果不会产生显失公平的后果，一般情况下不得随意修改。
结合我国改革实践，美国在预审庭制度上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美国预审庭制度实行的是审前会议程序，具体指在审前证据交换后，由审前专职法官组织当事人和律师参加，审前专职法官引导当事人详尽总结无争议的诉讼主张、案件事实和证据，并将其固定；细致总结归纳有争议的诉讼主张、案件事实和证据，缩小讼争范围。同时，法官在预审程序中，应尽量寻求当事人和解的机会，使纠纷得到迅速、妥当、公正的解决。
（四）完善诉答制度
由于原告和被告双方缺乏充分的交涉，导致双方当事人在起诉和答辩中难以全部表达对案件和对对方观点的理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诉讼之初设置了诉答程序。但诉答程序的主要功能是启动诉讼，其次才是整理争点，所以过多地寄希望于诉答程序是不现实的，要达成整理争点的目的，还需要通过建立预审制、审前会议等制度来实现，以及建立强制答辩制度。完善诉答制度可从以下几点进行：
1.规定诉讼请求时限和事实主张时限。制定相关法律，规定当事人要变更诉讼请求和事实主张，应在审前程序中提出，在开庭过程中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和主张的，除非可能造成明显的不公正，否则，法院对当事人的变更将不予以考虑。
2.强制答辩制度。强制答辩制度就是将被告对原告起诉的答辩作为一项法定义务。这个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原告了解被告的主张和事实理由，以此来保障当事人平等地位；有利于发挥审前程序整理争点的关键之一。通过当事人双方积极的答辩和再答辩，双方的争点则逐渐清晰，提高庭审的公正和效率。
3.答辩失权制度。答辩失权制度是强制答辩制度的保障。要使答辩作为一项强制性的义务，需要明确不履行答辩义务则要承担的不利后果，以不利后果来督促当事人答辩。即如果被告不依法答辩，则视为默认，意味着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从而失去其在庭审程序中的攻防权利。
（五）建立健全的证据交换制度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进行，在吸收司法界理论研究成果和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2月6日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比较详尽地规定了举证时限和证据交换等制度，初步构建了我国审前程序的内容，从司法解释上改变了“一步到位”的做法，取得了较大进步。但其改革的不彻底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笔者认为还应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
1.明确证据交换的范围
我国可借鉴美国证据开示的做法，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2.1条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提出与诉讼标的有关联，并且不属于保密特权的任何事项”，即除保密特权外，凡与案件有关联的事项都可作为证据开示的对象。因此，证据交换范围应该是与案件有关联的事项，我国法律应进一步明确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明确需要证据交换的案件范围；二是明确需要交换的证据范围。
2.证据交换的主持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9条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即将证据交换的主持赋予了审判人员。但是这项规定并不明确，笔者认为应设置审前法官，由其主持审前程序的证据交换。证据交换的时间、地点、方法等内容也应该由审前法官根据实际案件的性质来确定。
3.证据交换的程序
任何一项诉讼活动的进行都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证据交换也不例外。审前程序证据交换由审前法官对简要程序进行释明后，当事人要依次交换证据。证据交换完成后，法官经当事人同意后，明确案件争点，争点明确后，非经当事人同意，不得变更。
4.建立证据失权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5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这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法律规定，造成了司法实践中许多当事人搞当庭“证据突袭”，致使对方当事人无从准备而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对此进行了改革，有了举证期限的规定。“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在一定程序上被“证据适时提出主义”所替代，这项改革的实现还有赖于建立证据失权制度。证据失权制度即当事人双方在举证时限内不交换的证据材料，除法定事由外，这些材料将不能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对于证据失权制度，我国还应该加强对于当事人和法官证据失权意识的培养，使该制度得到切实执行。
（六）完善解决纠纷的相关配套制度
当下各国司法改革的趋势之一是司法纠纷方式的多元化。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防护线，司法改革不仅要促成新型纠纷解决机构的构建与发展，还要使国家司法机关与其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联系与牵制，以此达到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与法制化。美国ADR是纠纷解决机制的典型，值得我国民事司法改革借鉴。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点改革：
1.完善我国的和解机制
此项改革的关键问题是赋予和解协议足够的法制权威，使其具有强制的执行力。只要双方当事人所达成的和解内容不违背法律、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应当予以认定，并以和解内容为基础制作民事调解书。以和解方式解决双方之间的民事纠纷，使案件无需进入庭审程序，就可终结诉讼程序。
2.为了发挥审前调解程序的作用，我国首先要在审前程序中设置调解程序
在审前程序中，审前法官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即可制作调解书，终结该案诉讼程序。另外，审前调解还应进一步向当事人自身主导的调解倾斜而不宜有太强的法官主导色彩。
（七）建立“二次”交费制度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范文5
论文关键词 基层检察机关 多元化监督格局 职能作用
一、民事诉讼监督体系在我国的立法上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关于监督范围前后矛盾，束缚了民事诉讼监督工作的开展
《民事诉讼法》总则第14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法律监督。”这是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己使监督权的法律依据，应当说这一规定的范围是十分宽泛的。但是在分则第16章审判监督程序中该法的第187条一第190条仅规定了‘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应当提出抗诉。”因此该法前后规定不尽一致，特别是对于抗诉权的规定十分狭窄。而且在此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又相继通过司法解释和批注等形式将监督范围做了进一步的界定。面对这样前后不一致的法律规定和被监督者的单方限制，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在当事人的质疑和法律规定中进退两难，可以说正式由于这种立法上的自相矛盾，造成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认识上的严重分歧。
（二）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民事诉讼监督工作职权不明确
首先，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简单，使得调卷难，成为困扰基层检察院的一个普遍难题。有的法院认为应当有检察院到法院阅卷审查，并由法院给予方便；有的法院同意调卷，但是认为设置很多障碍，以各种原因拖延、推辞；有的法院同意复印，还要经过层层审批。因此在实践中，人民检察院为调取一本人民法院的诉讼卷宗经常要往法院跑上三、四次，而调卷的时间有时甚至能拖个一年半载。这不仅造成了民事检察资源的严重浪费，更是违背了诉讼经济原则，给民事检察监督工作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另外很多法院坚持不提供副卷及开庭光盘，使得当事人反映的一些问题无法得到印证，在这种情况下，检察监督形同虚设，更无法拿出一个合理的说法回复当事人，极大地损害了民事诉讼监督职权。
其次，法律未明确检察机关审查期间享有必要的调查取证权。应当说民事检察监督的特点决定了调查取证既是检察机关的权利，也是检察机关的义务。并且当民事案件进行到检察机关的申诉程序时往往诉讼时间已经很长，利益冲突明显，当事人双方各执一词。检察机关只有通过调查取证，并对所获得的材料进行一番细致入微的综合分析后，才能对案件的性质、争执的焦点有个正确的观点，为各方当事人负责，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然而，《民事诉讼法》第6条只有“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的规定，而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审判监督程序中的调查取证权利和效力却未予规定。
（三）民事诉讼监督的范围狭窄、监督方式单一，导致民事诉讼监督工作局限性很大
首先，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检察机关的监督仅针对法院的生效裁判，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事后监督”。这种时间上的滞后性，极大的限制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充分发挥，同时也不利于达到民事诉讼检察监督维护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利益的目的；其次，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现行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是我国民事检察监督的唯一法定方式。因此如果违法行为在判决、裁定未发生法律效力前就已存在，人民检察院却只能等到其发生法律效力后才能提起抗诉进行监督，这既不符合司法的效率性，也不符合检察监督的立法本意。司法实践中，这种单一的监督方式越来越暴露出其局限性和弊端。
二、民行检察监督工作各项监督途径探索
一位学者说：“任何国家都离不开法律监督，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法律监督权由国家检察机关专门行使。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律监督应当被逐步强化而不是被弱化”。豍的确，人民检察院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法律监督者的身份要求其履行维护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职责，其监督范围应当是宽泛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包括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和执行活动的各个环节及各种司法行为，具体指：（1）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活动中各种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及其他法律文书；（2）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活动中的司法过程；（3）人民法院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包括抗诉、再审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建议更换办案人、改进工作检察建议、违法行为调查和移送司法人员职务违法犯罪线索等。在这一大环境下，基层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处要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构建以抗诉为中心的多元化监督格局，应当着力做好以下三点：
一是努力提高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突破案件数量少的制约瓶颈。笔者认为，基层民行监察部门要做好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应当将提高案件办理质量作为民行检察工作的突破口，做到全方位精细办理案件。首先要对案件实体从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三方面进行细致审查；摒弃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对程序违法足以影响审判公正的案件提请上级院抗诉，对其他程序违法问题坚持以检察建议方式向法院提出。其次要以规范办案流程作为提高案件质量的制度保障。规范询问当事人制度，在询问当事人前充分阅卷并制作询问提纲，做到询问具有针对性；规范案件讨论制度，明确讨论重点，充分发挥集体讨论的作用。再次要细化办案期限，提高案件办理效率。具体规定承办人阅卷期限、提请讨论期限、提请审批期限、送达文书期限，避免出现不到期不结案的现象。
基层检察院只有在办理处令审判机关信服、让当事人满意的精品按时，才有资格，也才有能力向多元化的监督格局迈进。
二是科学、合理运用好各种监督手段，以取得监督实效。基层检察院在注重办理抗诉案件的过程中，应当逐步调整工作思路，将监督工作重心调整到同级监督、执行监督、调解监督、违法行为监督、维护区域稳定上来。针对基层民事案件监督的特点，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民行检察工作发展模式。
（一）以再审检察建议作为对同级法院的重要监督方式
加强对再审检察建议案件的跟踪监督，监督再审检察建议的审查回复期限，对法院不采纳再审检察建议的案件，必要时提请上级院抗诉。
（二）以一般检察建议作为纠正各级工作单位工作不足的重要手段
人民法院、行政管理单位存在工作不规范、制度有漏洞等情形时，可以建议相关法院、行政管理单位改进工作、完善制度。适用范围应限定于人民法院司法、执法活动及行政机关执法和管理活动。改进工作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
（三）探索开展违法行为调查工作
对在办理申诉案件中发现审判人员、执行人员渎职行为的，通过审查案卷材料、调查核实违法事实、提出纠正违法意见或建议更换办案人等方式进行法律监督。
（四）要整合检察资源，形成部门之间的法律监督合力，充分发挥检察机关整体监督的优势，提升民行检察监督能力
在这里，反贪、公诉、侦监、民行在各自工作中发现的不属于所负责检察业务范围内的案件或案件线索及时移送至有业务管辖权的部门，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通过建立这种案件线索的移送机制，能够更好的实现相关处室的协调、沟通，形成全院一盘棋的格局。从而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社会利益，保护国家利益。
总之，民行部门在处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应当注重探索案件分类，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方式，扩大监督范围，实现全面监督。发挥多种监督手段的整体作用，实现监督效能的最大化、最优化。
三、要积极创造良好的外部监督环境，调动社会各界力量，促进民行检察工作的开展
一是加强与基层法院的沟通协调，与基层法院建立沟通协作机制，形成定期通报、文件互换、会议互邀等机制，保证与基层法院的良性互动，工作顺畅衔接，确保民事监督检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是充分发挥基层检察院检务工作站的平台作用。坚持定期走访各社区检务工作站，开展民行检察职能宣传，扩大民事检察监督的影响力；开展普法教育工作，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 民事诉讼调解 检察监督 自愿原则
201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两高《意见》），其中第六条和第七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可以通过再审检察建议和抗诉方式予以监督。上述规定的出台与近年来我国法院着力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司法背景密切相关。在民事调解制度（本文仅指民事诉讼调解）充分发挥化解社会矛盾、彻底解决纠纷作用的同时，也出现了法官为了追求调解结案率而“以判压调”、“久调不绝”等问题，由于调解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导致调解反悔率高，案结而不能事了。检察机关在监督调解申诉案件时应当立足监督职责，依据自愿原则监督民事调解案件，真正做到“能监督、会监督、监督好”。
一、自愿原则的内涵
自愿原则是指民事调解须依照当事人自己的意愿进行调解，不得强迫。自愿原则应当说是调解的首要原则和精髓所在。仅《民事诉讼法》就在三次提及“自愿”原则，在第一百八十二条把违反自愿原则作为调解案件再审的两个必要条件之一，可见其重要性。
自愿原则要求法院在诉讼调解中只是参与其中，并没有任何强制性权利可以行使，其主要作用是提供一个权威、公正、客观的环境和平台让当事人进行自主沟通协商。当事人在协商过程中应当具有完全的意思自治权，真实而又充分的表达自我意愿，互谅互商的达成“合意”从而以较平和的方式化解矛盾。
二、自愿原则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1．方式不当导致“强行调解”。法官采取以哄代调、以骗代调、以判压调、以拖压调等方式“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情况在实践中并不鲜见。由于法院系统将调解纳入法院、法庭和法官个人的考核机制，使得原本与裁定、判决同属于诉讼结案方式的调解被赋予异化的内容，其目的和价值也随之扭曲。法院和法官过于追求调解结案率导致在当事人一方甚至双方均无调解的主观愿望时还想方设法的“强行调解”，从而与“自愿”和“不得强迫”的要求背道而驰。
2．制度缺陷导致“虚假调解”。与审判相比，调解过程中法官处于更加“超然”和“被动”的地位，双方当事人则被赋予更大的权利和主动性。只要双方达成协议并且签字，法院并不会过多深究背后的原因关系。这就为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以诉讼调解为手段，骗取法院生效调解书，侵害案外第三人，获取非法利益提供了可钻的漏洞。在看似“你情我愿”的假象下，部分审查手续草草而过、当事人之间没有激烈对抗、举证质证过程也被省略，只待一纸文书生效，权利义务关系立刻改变。法院和调解书被当作达到非法目的的工具，司法的严肃性荡然无存。
三、检察机关如何依据自愿原则监督民事调解案件
检察机关对于民事调解案件的监督仍应在当前民事检察监督的大框架之内，即案件来源主要基于当事人（或利益相关第三人）的申诉，审查方式以书面审查法院卷宗为主，坚持事后的、有限的、尽量不干预私权的监督立场。因“强行调解”主要发生在调解的过程之中，一般不会从诉讼卷宗中发现较为明显和直接的证据，只能寄希望于调解制度本身的不断完善，检察机关难以有所作为。因此，下文将重点分析如何“虚假调解”的相关问题。
1．“虚假调解”的案件特征。虚假调解案件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当事人之间有特殊关系，或亲朋好友或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2）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委托人对案件事实陈述不清；（3）原、被双方配合默契，无实质性诉辨对抗，或仅有象征性辩论或根本无辩论；（4）调解协议的达成过于快速和顺利。
2．“虚假调解”的多发领域。“虚假调解”案件主要是以财产关系纠纷为主，极少涉及人身关系纠纷（个别涉及人身关系的纠纷也是因背后牵涉财产纠纷），诉讼以非法获取较大数额财产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结合目前的社会背景尤以房地产为诉讼标的的居多，具体体现在以下六个领域：（1）民间借贷案件；（2）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3）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其他组织、自然人为被告的财产纠纷；（4）改制中的国有、集体企业为被告的财产纠纷案件；（5）拆迁区划范围内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6）驰名商标认定的案件。
3．检察机关应如何行使调查权。检察机关监督虚假调解的难点在于如何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存在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的情形。两高《意见》第三条详细规定了检察院行使调查权的情形。应当予以明确的是调查权是检察权的应有之义，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保证。调查既是人民检察院发现违法事实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也是决定是否监督、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监督的必要依据。
一般情况下证明责任应当由申诉方承担，即申诉人在申诉阶段向检察机关提供相应的证据，此类证据必须符合审判监督程序关于“新证据”的要求，同时在效力上必须具有完全证明力，如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公证书、行政机关出具的文件、权属证明、各类证件等等。以丰台检察院曾经监督的一起虚假调解案件为例，法院的调解书将两名被告的关系表述为“夫妻关系”，而申诉人提供的离婚证、生效的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明二被告并非夫妻，且其中一人在调解过程中的姓名、年龄、职业等信息全部是虚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