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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1
关键词：风险投资；退出机制；首次公开上市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4-0-02
一、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作用
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是指风险投资机构在其所投资的风险企业发展相对成熟后，将所投入的资金由股权形态转化为资金形态。风险投资属于资本运作，它的最大特点是循环投资，既“投资—退出—再投资”，可见，退出机制是风险投资的一个重要环节，只有建立了畅通的退出渠道，资本循环才能有效完成，资本增值才能够实现。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作用具体体现在：
(一)实现投资收益，补偿投资风险
风险投资追求的是高新技术企业经营成功后的高额垄断利润，而不是成熟企业的常规利润。一旦企业发展到成熟阶段，风险投资家就可能迅速地将风险企业交给新的投资者。而由于风险企业本身所固有的高风险，使得风险资本要求有很高的回报来补偿其承担的高风险。这样投资者才愿意承担“高风险”，其根本原因在于追求“高收益”。如果缺乏完善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成功项目的收益难实现，失败项目的损失也不容易得到弥补。
(二)保持流动性，促进投资循环
风险投资是筹资、投资、蜕资三个环节构成的连续的商业投资活动，其能够持续运转的根本在于风险资本的周期流动，它通过不断进入和退出风险企业实现资本增值。如果缺乏退出机制，有限的风险资本金就会陷入停滞状态，风险投资活动的链条就会中断，风险投资也就无法实现资本增值和形成良性循环，更无法吸引更多投资者加入。此外，风险投资是一种长期投资，在此期间，通常需要对那些有发展潜力的企业追加投资，因而风险投资要能适时退出，否则就无法进行新的投资。
(三)评价风险投资，发现投资价值
风险投资的对象一般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高新技术企业。因而对这些企业不仅要评估其现在的价值，更要评估其发展带来的远期价值。因此，其价值只能通过市场评价来发现和实现。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为风险投资活动提供了一种客观的市场评价方法，评价其投资价值最好的标准就是看风险投资退出时能否达到大幅度的增值。
(四)激励创业企业家，降低风险
对于创业企业家来说，风险投资退出也是极为必要的。风险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二者属于委托关系。为了降低风险，风险投资家必须对创业企业家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首次公开发行不但能给风险企业家和创业企业家带来高额回报，同时还能将风险企业家掌握的企业控制权交还创业企业家，这对创业企业家的激励是无可比拟的。相反，清算则是对风险企业家最具刚性的约束，清算退出意味着风险投资项目的彻底失败。
二、风险投资退出的主要方式及影响因素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其风险资本的来源不同，并且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也不一样，因而风险投资退出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目前，世界上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主要有四种：
(一)主要方式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IPO。首次公开上市是指风险投资者通过风险企业股份公开招股上市，一般以普通股发行，将拥有的私人权益资本转换为公共股权资本，将股份在二级市场上出售以实现资本增值的方式。显然，首次公开上市，主要指通过二板市场上市是最有利可图的退出方式，也是风险投资退出的最佳方式。
2.兼并与收购。兼并与收购是指风险投资者等时机成熟后，通过并购的方式将自己在风险企业中的股份卖出，从而实现风险资本的退出。接受兼并和收购实质是将投资股权出售给一家具有雄厚实力的上市公司，使其成为高科技企业拟进入证券市场的强大资金后盾，实现风险资本顺利退出。
3.股权回购。回购退出是指通过风险企业家或风险企业的管理层购回风险资本家手中的股份，使风险资本退出。就其实质来说，回购退出方式也属于并购的一种，只不过收购的行为人是风险企业的内部人员。回购的最大优势是风险企业被完整的保存，风险企业家就可以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决策权，因此回购对风险企业更有利。
4.清算和破产。破产清算是指在风险企业经营不成功时，风险企业家不愿意再花费精力来维持其投资而采取的对其进行清算，收回部分或全部投资。清算退出是一个遭受损失的退出途径。
(二)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的因素
世界各国的风险投资退出的主要方式和完善程度都各有差异，而影响风险投资退出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证券市场的活跃程度。活跃的证券市场为风险投资退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板市场明确定位于为具有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和高科技融资服务，是一条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上市标准和条件相对较低。二板市场的建立直接推动了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也成为风险投资实现退出的一条有效渠道。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2
【关键词】国际投资实验实践教学网络平台实验教学学科竞赛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高校经济管理学科实验教学模式的探讨较多，如卫慧平（2010）认为高校经济管理学科实验教学模式按实验内容划分，可分为自主型、合作和研讨型实验教学模式三类别，按实验技术层次划分，可分为传统的实验室教学模式，网络实验教学模式，社会实践教学模式[1]。吴凡和潘峰（2012）提出了国际商务实务模拟课程的4Cs教学模式，即Casestudy案例教学法，Computersupport电脑辅助教学，Counselinginstructing校外实务导师咨询性指导，Cooperation&Competition合作与竞争互动[2]。NSCardell，RBartlett（1996）探讨了大学本科经济学的实验教学模式[3]，Gyorgy，K.研究了企业金融课的实验教学方法[4]。国际投资实验或实践教学模式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南雪峰（2013）提出除了传统的教学模式，也可以尝试让学生投入最低限度的实际资金进行阶段性国际投资实战，或组织专题讲座（由跨国公司、金融机构的专职人员讲解现实中国际的流程和注意事项），或进行分组小论文写作等形式的实验教学模式的创新[5]。李辉，侯志铭，高嘉琳（2014）等提出了利用最新国际投资案例设计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或由学生分组自选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案例制作PPT进行课堂演示和讲解等方法[6]。程金亮（2014）提出国际直接投资部分的实验教学可以尝试体验式教学，让学生通过角色体验来了解国际投资的真实过程，打破传统的以老师和黑板为主体的教学模式，探索师生互为主体的新型模式，尊重学生的主体学习地位[7]。ChenXiaoying，Yur-AustinJasmine(2013)探讨了国际投资学课程中模拟投资组合项目的教学意义[8]。总之，国际投资实验和实践教学模式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和全面，也没有形成成熟的体系，因此需要结合国际投资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上升和投资形式不断创新的背景，积极创新相关实验实践教学模式。
二、传统的国际投资课程实验实践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国际投资学课程地位低导致国际投资实验实践教学不受重视
国际投资学作为证券投资学、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学和国际贸易学等多学科相关的交叉学科，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的一门重要选修课。但根据笔者抽样调查，发现一些高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30%的方案并没有把国际投资学课程纳入教学计划，常用投资学、证券投资学、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等课程代替。即使是在纳入教学计划的方案中，只有40%左右的高校单独开始国际投资实践课或实验课，且国内现有经典的《国际投资学》教材体系偏重理论性和学术性，体现了国际投资学教学重理论轻实践的特征。
（二）教学项目定位不明或内容不全面
其一，根据对相关教学大纲的抽样调查，已经开设的国际投资实验或实践教学课程中，大部分仍然存在教学项目定位不明确或内容不全面的问题，如有的教学大纲强调一般性的国内市场证券投资和金融投资项目，没有国际证券市场或国际投资的内容，国际化环境模拟的特色没有体现出来；而有的教学大纲的实验实践项目和内容虽然体现了国际性特色，却片面的退化为外汇投资实验课程、国际金融与外汇投资实验课、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实验（跨国公司实物资产的取得方式-跨国并购、国际投资环境评价和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等）或国际直接投资案例教学课（招商引资策划方案和投资环境分析）等项目，忽视了如美股投资，国际指数期货，黄金交易等国际间接投资项目和内容。其二，根据对国际投资实验实践教学软件或教学系统的抽样调查，笔者发现有的国际投资实验实践课程使用网络版金融实验室，提供的实验项目只有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投融资等相关内容，实验项目只有公司风险和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公司融资及财务管理，金融投资行业专业课程等。某国际投资实验实践教学课程只使用一套外汇交易模拟系统从事国际金融外汇模拟实验，或利用某金融软件高校金融实验室进行国际金融与投资模拟实验，实验项目只有股票、商品期货、外汇模拟交易、黄金等间接投资内容，而且股票和商品期货产品类别只限于国内证券市场等产品，没有国际化特色。其三，根据实验内容的语言环境而言，多为中文，缺乏双语甚至全英文的实验环境。因此，现有国际投资实验实践教学课程存在国际化特色不明确和内容不全面的问题，且缺乏教学内容全面的国际投资实验教学软件。
（三）实验项目创新性不足
一方面，从实验项目的特征来看，现有国际投资实验实践项目中多为验证性和设计性项目，如证券，外汇等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等直接投资等，实验指导书和实验报告格式较固定，而探究性项目和创新性项目较少。另一方面，从实验中学生是否合作的角度来看，自主型实验较多，合作型和研究型实验较少。如证券投资主要是使学生了解注册开户、证券发行、证券交易委托方式、证券投资基本面分析、证券投资技术分析、模拟交易、证券分析软件系统的使用等方面的基本操作技能，跨国公司海外并购或海外上市主要学习国外投资环境和政策、海外并购或海外上市的政策和流程、投资风险分析等内容。而如国际商务谈判这类多角色合作或竞争实验的项目较少，跨国公司经营战略或投资风险分析等研讨性项目较少。
（四）实验实践教学条件有限
目前多数的国际投资实验实践教学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学校实验室集中教学模式。但是由于高校扩招后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或多校区并行教学等原因，常产生实验教学资源紧张等问题。而由于部分高校互联网和无线网络建设落后等问题，一时也很难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难以让学生利用互联网参加远程实验教学，也难利用互联网上外汇模拟交易平台或证券模拟交易平台等企业型实时模拟国际投资实验，降低了实验的真实性和时效性。另外由于还缺乏完善的企业接受实习生的政策机制和社会环境，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基地有限，所以也很难组织大规模学生到企业或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现场实践教学，这也影响了社会实践教学的开展。
（五）实验教学管理方式的局限性
由于学生管理工作条例的限制性和大学学制和学时安排的计划性，目前大多国际投资实验项目都是由教师指导学生在规定教学时间和实验地点进行指定项目的基本业务技能的操作，导致学生只能集中在实验室以班级为单位按规定时间段学习，难免出现实验时间不足或不连续，实验设备不足，不能利用课后时间继续实验或不能在实验室以外地点远程参与实验等问题，实验效果就会受到影响。如网络平台版的外汇模拟或国际股指期货的交易需要按照美国等多国交易时间看盘，就很难按照中国的上课时间完成实验。另外由于学分管理制度的限制，目前还少有能用参加学科竞赛来替代的国际投资实验课程学分的制度安排，所以实验实践教学还不能很好的与国际投资相关的学科竞赛相关联，也限制了实验实践教学的创新性和实用性，也不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三、新时期国际投资课程实验实践教学模式创新及教学内容改进
（一）突出教学项目的国际性特色和教学内容的创新性
应多做面向国际市场的实验项目、营造国际化的投资实验环境优化验证性项目，打造国际投资实验的国际性和双语性（或全英文）特色；应鼓励创新性项目，如外汇投资实验方面，要更重视外汇投资技术分析实验而不是外汇投资流程模拟实验，多做问题式教学；考虑到模拟实验与真实投资的心理差距会导致模拟实验投资的效果，可以探索允许部分有条件的同学进行最低资金限度的国际投资实战项目；另外在国际直接投资的案例教学方面可以由教师指导学生搜集实时的教学案例，对实验教学案例的形式要实现文字、图片和视频多种形式的结合；要充分利用日益完善的互联网技术，降低传统实验教学的比重，加大网络平台实验教学和实习基地教学的比重。
（二）注重实验项目的全面性和内容的动态性
实验指导书中要对实验项目和实验内容进行多元化、多视角和多层次的安排，实验内容应该全面覆盖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重点部分，同时也应紧跟时代变化，对实验项目动态调整，如结合国际直接投资中非股权投资形式的发展拓展服务外包、特许经营、订单农业、管理合同等内容的实验，结合互联网平台拓展国际金融衍生品投资项目；鼓励教师选择、重组和优化教学内容，如对高年级实验教学则可设计动态跟踪学科发展前沿的综合性和创新性实验课程，允许学生自主选择部分实验项目和实验内容，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潜力，如对今年来中国企业OFDI案例的跟进和关注，并分组制作PPT在班级进行宣讲。
（三）完善实验教学软硬件条件
维护和更新软硬件条件，加大实验室无线WIFI的建设力度，为使用互联网实验教学平台创造条件；不断拓展实践教学基地，重视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和构成，注重企业指导老师的聘任；积极与国外大学相关专业合作，引进国外的的实验教学模式和实验教学方法，如全球模拟投资系统（如美国的StockTrak系统）；不断完善实验教学大纲和指导手册，联合企业开发和完善实验教学软件和实验教学系统。
（四）改进实验教学管理的灵活性
应灵活管理实验具体时间和地点，适当扩大实验的时间段和学习地点（网络实验可以由学生在实验室、图书馆、宿舍和自习室等地点完成），为外汇模拟实验的同学提供操盘时间安排上的便利；鼓励学生跨班级，跨学校形成实验小组，进行比赛和交流，探索学科竞争获奖成绩用来折算实验课程成绩的制度；在教学任务书中设计一定比例的学生自选实验项目，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五）统一协调好实验教学课程体系的建设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影响不断加大，国际投资课程教学越来越具有重要性，所以应该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教学方案中重视国际投资学的课程地位，教学计划中应该安排有实验实践课时；同时要注意与经济管理类其它实验课程体系相互协调互补、层次递进，如果证券投资学、国际金融学实验等课程安排在前，国际投资实验实训安排在后，实验项目和实验内容方面要相互协调并各有侧重；另外，实验实践内容也要与理论课程内容相协调。
参考文献
[1]卫慧平.高校经济管理学科实验教学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10，11):107-9.
[2]吴凡，潘峰.国际商务实务模拟课程的内容构建———基于4Cs模式的创新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12，04):68-70.
[5]南雪峰.普通高校《国际投资学》课程科学创新教学研究[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3，33):288-9.
[6]李辉，侯志铭，高嘉琳.应用型本科院校_国际投资学_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J].内蒙古财经大学学报，2014，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3
(一)东道国环境因素
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创新环境、法律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等一系列宏观环境因素决定了东道国风险投资机会的多寡、投资者权益保护程度的强弱以及退出机制的完备与否。因此，一国的宏观环境会决定其对国际风险资本的吸引力程度，影响国外风投机构对该国进行跨境投资的意愿［22］。1．创业和创新环境。由于创业风险投资的高失败率，风险资本需要投资于那些高成长、高回报的创业企业作为补偿。所以，风险资本大多集中投资于那些具备高成长性特征的高科技行业企业，如信息技术、生物制药行业等。而一国的创新能力决定该国的高科技创业水平，高科技人才和专利数量越多、研究开发支出越大，则该国的高科技创业的机会也会越多，对风险资本而言也就更有吸引力［23］。所以，一国的创业和创新能力是决定该国风险投资行业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更多好的投资机会不仅能促进本土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也会增加对国外风投机构的吸引力。风投机构克服距离、文化和制度等障碍，跨越国境进行投资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为了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和保持投资组合的多样化。一个国家的投资机会越多，则国外风投机构对该国进行投资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基于汤姆森VentureXpert数据库的交易层次数据，Aizenman和Kendall(2012)［24］508研究了创业环境对国际风险资本流动的影响，结果表明高端人才储备水平和技术基础设施水平会正向影响国际风险资本的流入，即一国的高科技创业环境越完善则国外风投机构投资该国的可能性就越大。Guler和Guillen(2010)［25］196的一项针对美国风投机构跨境投资的研究发现:以专利数和科技论文数为代表的东道国创新活动正向影响美国风投机构投资该国的可能性。因此，风投机构进行跨境投资的意愿受东道国创新能力和创业活动水平的影响，东道国投资机会的多寡是吸引国际风险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10］33。另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决定其投资机会的多寡，越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获取高回报的创业机会也会越多。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大量投资机会能给予潜在的风险投资者以积极的信号，增强其对于投资回报的信心［26］。因此，预期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更容易吸引到国外风投机构的注意，提高风投机构对该国进行投资的可能性。Schertler和Tykvova(2011)［27］431对2000－2008年间全球跨境风险投资的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东道国的预期经济增长率越高，针对该国创业企业的跨境投资就越活跃。这表明，风投机构更倾向于投资那些未来经济增长预期良好、具备大量高成长创业机会的国家。2．证券市场发展。证券市场发展程度也一直被认为是促进风险资本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8］242。风险资本并不追求对企业的管理控制，更关心的是如何实现财务回报，因此风投机构十分关注能否顺利退出［20］668。而IPO是风险资本成功退出最重要的途径，对风险资本的发展至关重要，发达的证券市场有助于风投机构通过IPO成功退出并缩短资本回收的期限，加速其投资循环的速度［28］。因此，规模较大、流动性较高的发达证券市场能够提高对风投机构的吸引力，带来风险资本市场的繁荣［29］。一个国家的证券市场越发达，意味着通过IPO成功退出的机会就越大，所以国外风投机构也更愿意投资于那些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创业企业。除此之外，通过IPO成功退出也有利于提高风投机构的声誉。风投机构过去的表现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后续的融资能力和难易程度［30］。对其他市场参与者而言，风投机构所投资企业的成功IPO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正面信号，代表了风投机构的能力。风投机构过去所投资企业成功IPO的数量越多，其他市场参与者特别是潜在的有限合伙人对其认可度就会越高，风投机构就能更容易募集到资金［27］426。因此，国外风投机构会偏好投资于证券市场发达的国家，以便能够有更多的IPO成功退出机会以建立声誉。另外，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IPO使得企业家能有机会重新获取控制权，这提高了企业家对于风险资本的接受程度。在对高风险的初创企业进行投资时，风险投资者一般要求创业企业家让渡一些特定控制权来保证自身的利益。所以在接受风险投资之后企业家的控制权会被稀释，但是风险资本通过IPO退出给了创业企业家重新收回控制权的机会［28］243。因此，证券市场越发达、IPO机会越多国家的企业家更愿意接受风险资本的投资，对风险资本的需求也更大［8］254。这意味着，对国外风投机构而言，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潜在投资机会也就越多。近期的一些跨境风险投资相关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观点，认为证券市场发展程度会显著影响东道国的国际风险资本流入。例如，Aizenman和Kendall(2012)［24］509考察了1992－2007年间全球100个国家的风险投资交易，结果表明发达的证券市场是一个国家成为国际风险资本投资目的地的一个重要因素。Schertler和Tykvová(2012)［16］1777对2000－2008年间美国、加拿大以及15个欧洲国家的风险资本流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市场资本化比率显著影响国际风险资本的流入，即市场资本总额占GDP比率越高的国家，国际风险资本的总流入也越大。3．法律制度环境。法律制度环境是跨境风险投资研究中一个广受关注的因素。由于风险投资的高风险性，风投机构倾向于通过进行少数股权投资以达到投资组合的多样化。而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制健全程度会决定少数股东权益受到保护的程度。因此，相比较于传统的制造业国际投资，跨境风险投资对法律制度环境更为敏感，东道国的法律制度环境对于投资者权益的保护程度会影响国外风投机构对该国进行投资的意愿。一些学者关注不同法律体系对风投机构跨境投资意愿的影响。在少数股东权益保护较为薄弱的国家，风投机构会倾向于通过提高绝对控制权来尽可能地避免问题，导致风投机构的投资相对集中于少数几家公司［31］，而这不符合风投机构通过分散投资来规避风险的倾向。因此，风投机构会减少对法律保护较薄弱国家进行投资的意愿。一般认为，相比较于大陆法系，普通法系能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保护，特别是能为少数股东权益提供更好的保护［32］。比如，Guler和Guillen(2010)［25］200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国风投机构更倾向于投资普通法系国家的创业企业，即对少数股东权益保护较完善的国家能更多地吸引国际风险资本的流入。另外一些学者则通过考察法律保护和执行环境对投资者和企业家双方合约安排的影响来探讨法律制度对跨境风险投资意愿的影响。创业企业的发展存在着很高的不确定性，导致风险投资合同存在很大的不完备性。风投机构和创业企业双方可以通过控制权的配置来保障契约双方的权益，特别对投资者而言，可以在少数股权的情况下通过获取特定的控制权来抑制风险，从而提高风投机构对风险程度较高的早期创业企业的投资意愿［33］。但是，在法律保护和执行环境较为薄弱的国家，这样的一种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复杂合约安排并没有相应办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和执行，导致风投机构只能采取次优选择，即追求绝对控制权来规避可能的风险［34］。然而，对创业企业家而言，在企业估值相对较低的早期阶段要求其放弃多数股权，意味着企业家会损失企业未来成长带来的可能收益，因而较少有企业家愿意在早期阶段放弃多数股权。对国外风险投资机构而言，这意味着特定东道国符合投资要求的潜在投资机会的减少，降低其投资该国的意愿，从而会减少该国国际风险资本的流入。比如，Balcarcel等(2010)［35］选择世界银行的法治指数来测量一国的法律保护和执行水平，考察了1995－2004年间806家美国风投机构对2372家外国企业的5354起跨境风险投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薄弱的法律保护和执行环境会导致风投机构倾向于采用次优的合约安排，而这样的一种次优选择又会负向影响特定东道国的国际风险资本流入。
(二)国家间差异(或融合)
除了东道国宏观环境之外，国家间的差异程度也会影响风投机构跨境投资意愿，如地理、文化、制度等差异会加剧信息不对称程度，影响风投机构的跨境投资意愿和行为。不过现有关于距离因素和跨境风险投资关系的研究主要关心国外风投机构如何采取相应措施去消减这种距离带来的劣势，即国家间距离对跨境投资行为的影响［20］666。相比较而言，只有少数研究考察了距离对跨境投资意愿的影响。如，Aizenman和Kendall(2012)［24］491与Tykvova和Schertler(2008)［36］14的研究都发现距离会负向影响国家间的风险资本流动。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对距离的反面，即国家间的融合程度是否影响跨境风险投资更抱有兴趣。Alhorr等(2008)［14］911考察了欧盟国家经济一体化对彼此之间跨境风险资本流动的影响。他们认为经济一体化会促进国家之间的制度环境趋同。这些制度环境包括法律、政治、社会文化体制等，是个体与组织行为规范的准则。制度环境的趋同减少了风投机构对其他国家企业进行投资的障碍，因此会促进跨境风险投资的流动。他们对1985－2002年间24个欧洲国家的风险投资情况的数据分析表明，采用共同市场和共同货币对欧洲国家间跨境风险投资的流动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即国家间的融合会提高风投机构的跨境投资意愿。另外，基于手工收集的15个欧洲国家的问卷调查数据，Bottazzi等(2011)［13］2考察了国家间的双边信任程度对跨境风险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国家间的普遍信任程度会正向影响风投机构的跨境投资意愿，国家间的信任程度每提高百分之一则做出跨境投资决定的可能性会增加百分之七。
(三)母国环境因素
相比较于东道国环境因素，母国环境因素对跨境风险投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只有少数研究将目光投向母国环境对跨境风险投资意愿的影响。如Schertler和Tykvova(2011)［27］433发现，母国的证券市场发达程度会正向影响该国跨境风险资本的流出。理由在于证券市场发达国家的风投机构更有机会通过连续的IPO成功退出建立声誉，因而也更容易募集资金，这保证了风投机构有足够的资金能够投资于那些缺少风险资本的国家。不过，他们发现母国的预期经济增长率会负向影响风投机构的跨境投资意愿，这是因为高增长国家的投资机会也会更多，所以风投机构会更多地投资本国而较少投资其他国家。Aizenman和Ken-dall(2012)［24］509的研究结果表明，母国较好的制度环境、发达的金融市场、良好的人力资本和技术基础设施能创造一个良好的资金募集环境，有利于风险资本供给市场的形成，从而促进该国风投机构进行对外投资。总体上看，有关母国环境对跨境风险投资意愿影响的研究还缺乏足够的积累，需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和探讨。
二、社会网络对跨境风险投资意愿的影响
社会网络也会影响到风投机构跨境投资的意愿。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间的跨境人际关系网络，特别是移民企业家和技术人员的跨境流动所带来的创业和创新活动的全球化对国际风险资本流动的影响;另外一个是风投机构之间的网络关系，特别是国外风投机构与东道国本土风投机构之间的网络关系对风投机构跨境投资意愿的影响。
(一)跨境人际关系网络
创业和创新活动的全球化，即创业和创新人才的跨境移动和交流促进了国家间的交流和理解的加深，对风险资本的跨境流动带来了积极影响［37］。风投机构追求的是高成长的投资机会，而创新活动的全球化趋势［38］，带来了创业机会在全球的扩散，加速了风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投资机会的步伐。更重要的是，创新和创业人才的跨境移动，主要体现在美国移民技术人员和企业家向母国的回流［39］，进一步地推动了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高技术人才的跨境移动会推动国家之间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如Gao等(2013)［40］学者的最新研究表明，高技术人才的跨境移动显著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样在风险投资领域，高技术人才的跨境移动也会促进风险资本的跨境流动。高技术移民企业家在回国新建创业企业的同时又会继续保持着与包括风险投资者在内的美国相关专业人士之间的网络联系［41］，与这些被Sax-enian称之为“新阿尔戈英雄(TheNewArgonauts)”的移民企业家所建立起来的跨境人际关系网络给风投机构提供了跨境投资的契机。另外，这些移民企业家既习惯美国的行为规则又对本土环境非常了解，可以减少风投机构与企业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国外风投机构克服外来者劣势。因此，跨境人际关系网络可以看作是对国家间距离制约的补偿，提高了风投机构跨境投资的积极性。Madhavan和Iriyama(2009)［42］用专业和技术移民的存量来测量美国与特定国家之间的跨境人际关系网络强度，研究了1980－2003年间跨境人际关系网络强度对美国风投机构跨境投资的影响。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跨境人际关系网络变量显著正向影响风险资本的跨境流动，表明特定国家与美国的跨境人际关系网络越强，则来自美国的风险资本流入就越大。在此基础上，Iriyama等(2010)［43］更深入地考察了跨境人际关系网络与美国风险资本跨境投资的影响。作者认为美国与其他国家(地区)间跨境人际关系网络的区域特征，比如台湾移民集中在加州地区、爱尔兰移民集中在波士顿地区等，可能会反映在美国风险资本的跨境流动上。作者基于1995－2006年间地区层次的双边关系数据的实证研究证明，移民网络的方向决定了风险资本的跨境流动方向，比如，台湾地区与加州紧密联系、印度与纽约紧密相关、中国大陆则与华盛顿特区和纽约紧密相关。这进一步地有力证明了美国风险资本的跨境流动跟随着人际关系网络流动的方向，跨境人际关系网络是影响风投机构进行跨境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二)风投机构网络
风投网络一直以来是风险投资研究的一个重点内容。风投网络会对风投机构的投资对象筛选、监督和绩效等诸多方面产生影响。同样地，通过交换投资机会、降低不确定性和获取知识，风投机构之间的网络关系也会影响其跨境投资意愿。风投网络成员的关系具有互惠互利的特点，网络成员之间通过长期的相互合作以建立信赖关系［44］。在跨境风险投资中，本土风投机构会邀请国外风投机构联合投资于当地企业，而作为回报本土风投机构也能获得国外的投资机会［45］。网络关系是风投机构获取投资机会的重要来源，特别是由于其所面临的外来者劣势，国外风投机构会更加依赖于通过网络关系来主动寻求高质量的投资机会［15］94，因此，风投网络成员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有利于促进风险资本的国际流动。并且，风投网络可以帮助风投机构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监督行为的有效性。美国国内风险投资的研究表明，远距离风投机构可以通过与本地风投机构的网络关系来拓展其投资的空间边界，扩大备选投资项目集合［46］1576。同样，在跨境风险投资中，国外风投机构可以利用与本土风投机构之间的网络关系，减少距离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限制，扩大备选投资项目集合。例如，由于本土风投机构在减少信息不对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原本那些信息相对不透明的企业也可能成为国外风投机构的投资对象［20］677。Tykvova和Schertler(2008)［36］18发现通过与本土风投机构的联合投资可以有效降低距离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增加，提高风投机构远距离跨境投资的意愿。因此，网络关系可以帮助国外风投机构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扩大潜在投资机会的集合，提高跨境投资意愿。另外，网络关系也是获取和积累有关国外市场知识的重要途径。风投网络有助于风投机构获取外部知识，并可在关系持续互动的过程中将外部知识逐步转换为内部知识［47］。这些有关国外市场的知识有助于风投机构了解国外市场、克服跨境投资中可能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在国外风投机构缺乏足够跨境投资经验的情况下，这种网络关系显得尤为重要［2］6。因而，通过获取知识、特别是有价值的隐性知识，风投机构拥有的网络关系会促进其跨境投资的意愿。Makela和Maula(2008)［48］对芬兰9家新创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本土风投机构与国外风投机构间的网络关系越强，则越有可能吸引到国外风投机构的跨境投资。这表明，通过获取信息和知识，网络关系可以帮助降低跨境风险投资的障碍。Wuebker和Corbett(2011)［3］18则强调了联合投资网络成员的国际投资经验对风投机构跨境投资意愿的影响，认为风投机构可以从具备国际投资经验的网络成员处获取国外市场信息和学习国际投资经验，从而减少国际化的阻碍。作者基于2313家风投机构的21605轮投资的实证分析证明，联合投资网络中具备国际投资经历的成员数越多，风投机构进行跨境投资的可能性就越大。也有学者认为风投机构在母国整体风投网络结构中的位置也会对其跨境投资意愿产生影响。比如，Guler和Guillen(2010)［21］404从网络中心性和网络中介优势的角度考察了这一影响。作者认为，网络中心性指标所代表的社会地位优势可以在不同市场之间转移，社会地位所具有的信号发送功能有助于风投机构克服在国外市场的外来者劣势，获取更多高质量的投资机会。所以，在母国风投网络中的高社会地位有助于风投机构进行国际扩张。而网络中介优势的发挥需要依赖于特定情境，一旦离开这一情景，网络中介的优势也不复存在，所以较难转移到国外市场。作者基于1990－2002年间1010家美国风投机构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观点。不过，也有个别研究发现网络关系对风投机构跨境投资意愿的影响可能有限。比如，DePrijcker等(2012)［17］937考察了欧洲国家风投机构国际化的影响因素，基于5个欧洲国家110家风投机构的问卷调查分析表明，相比较于风投机构的经验知识和人力资本，风投网络对跨境投资意愿的影响非常有限。
三、风投机构主体因素对跨境风险投资意愿的影响
资源基础观被认为可以有力地解释企业国际化现象，这一理论视角也同样适用于风投机构的国际化研究［6］155。除了环境和社会网络因素之外，企业本身的异质性即风投机构自身所具备的资源和能力等，也会影响其跨境投资的意愿和行为。
(一)风投机构的人力资本
专业服务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员工的专业知识水平［49］。因此，作为专业金融服务企业，风投机构的人力资本是其最主要的资源之一，会决定其投资能力，影响其投资范围。并且，人力资本丰富的风投机构能更快速地获取国外市场知识，提高其与东道国本土风投机构的竞争能力［50］36，因而也更有意愿和能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Manigart等(2007)［51］研究发现，欧洲风投机构的人力资本与其国际化意愿密切相关，风投机构中的管理层人数越多，意味着其知识和资源也越丰富，就越有机会和能力进行跨境投资;除了一般意义的人力资本之外，企业与国际化密切相关的特殊人力资本，即风投机构管理人员的国际知识也会显著影响其跨境投资意愿。管理者的国外工作和生活经历有助于其了解国外市场、积累国际市场知识，加深对国外市场风险的认识和提高其国际管理能力［52］。所以，风投机构的国际知识越丰富，其感知到的市场风险也越低，也就越有能力和意愿进行跨境投资。基于136家欧洲独立风投机构的数据，Patzelt等(2009)［53］567考察了高管团队组成对风投机构跨境投资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高管团队中拥有国际经历的成员比例越高，就越有可能进行远距离的跨境投资。另外，Patzelt等(2009)［53］568认为高管团队的创业经历也会影响其跨境投资意愿，他们发现具备创业经历的投资者能承受更多的风险、也更愿意接受挑战，因此，高管团队中具备创业经历的成员比例越高，风投机构就越能够承受远距离投资带来的不确定性，呈现出较高的跨境投资意愿。
(二)风投机构的国际和本土经验
1．风投机构的国际经验。经验知识也是影响企业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商务研究领域学者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国际化可以看作是一个学习和知识积累的过程，企业从以往的投资经历中不断吸取经验，而这些经验知识又可以应用到以后的国际投资中，减少不确定性［54］79，这点对于风投机构而言尤为重要。风险投资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信息不对称和风险，除了可以采取选择信息透明企业、分阶段投资和联合投资等投资策略之外，风投机构所积累的经验知识也有助于其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风险［17］931。国际经验可以从风险感知和能力构建两方面影响风投机构的跨境投资意愿。首先，随着企业国际投资经验的积累，对其他国家的制度环境越来越熟悉，所感知到的风险程度也会相应降低［55］1155。另外，随着国际投资经验的积累，企业会逐渐地学习如何在不熟悉的环境中经营［56］，也知道如何去应对不确定性环境所带来的风险和监督成本［57］。例如，Meuleman和Wright(2011)［50］46研究发现，风投机构的国际经验越丰富，来自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制约就越小，也就越有能力独自开展跨境风险投资。Guler和Guillen(2010)［25］200在考察东道国制度环境对美国风投机构跨境投资意愿的影响时也发现，国际经验在东道国制度环境和风投机构跨境投资意愿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国际经验越丰富，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就越小，这意味着国际经验能帮助风投机构克服跨境投资时所面临的内在困难。因此，在进入新的国际市场时，有丰富国际投资经验的风投机构更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其所感知到的风险程度也会相应降低，也更愿意进入新的市场。其次，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所发展出来的适应新市场的独特能力也有助于提高其国际投资意愿。已有研究发现，要想获得成功，在交易筛选、监督和增值服务等方面，国外风投机构必须要采取适应东道国市场情况的投资策略，而不能够仅仅复制本土的行为方式［11］25。因此，当风投机构走出国门进行跨境投资时，必须要了解以及学会如何在新市场进行运营。经验提供了一种学习机会，当企业开始在国外市场运营后，企业能逐渐积累国外市场的知识，发展出适应新市场的独特资源和能力［58］，而这些能力和运营方法又能广泛应用于其他新市场［55］1156。因此，风投机构的国际经验越丰富，就越有信心和能力在新市场进行投资，继续进行跨境投资的意愿也就越高。最近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例如，DePrijcker等(2012)［17］936基于110家欧洲风投机构的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经验知识对于风投机构跨境投资可能性和活跃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具有国际经验的风投机构进行跨境投资的可能性是无经验企业的7．5倍;在已有国际经验的风投机构中，经验每增加1%，其投资次数会增加0．42%左右。这意味着国际经验会显著影响风投机构跨境投资的可能性和活跃程度。Schertler和Tykvova(2011)［27］431基于Zephyr数据库的全球风险投资研究也发现，风投机构的国际投资经验越丰富，就越熟悉如何在海外进行投资，其跨境投资的意愿也越高。Wuebker和Corbett(2011)［3］21针对美国风投机构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认为国际经验会显著正向影响美国风投机构的跨境投资意愿。2．风投机构的本土经验。对风投机构母国本土投资经验的关注是风险投资国际化研究与传统制造业国际化研究的一个显著区别之处。除了受到广泛认同的国际经验之外，一些国际风险投资研究领域的学者认为，风投机构在母国所积累的本土投资经验也会影响其国际化意愿［27］427。首先，风投机构通过本土投资所积累的经验知识有助于其提高和改善投资能力，开发出更好的交易筛选和评估方法［59］，降低其对跨境投资的感知风险，从而提高跨境投资意愿。其次，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相比较于只有少量投资经历的风投机构，有大量投资经历的风投机构对于投资组合地理分散的需求更迫切，更有可能开展远距离的投资。此外，从风投网络角度也可以说明本土经验的作用。联合投资是风投机构最常用的投资方式，也是其建立网络关系的主要来源［46］1559。本土经验越丰富的企业越有可能建立一个规模更大的风投网络，也就更有机会从具备国际投资经验的网络成员处获取国外市场信息和学习国际投资经验，从而提高跨境投资意愿。最近的相关研究也对风投机构母国本土经验的作用进行了实证考察。如，Schertler和Tykvova(2011)［27］431对2000－2008年间全球跨境风险投资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风投机构的母国本土经验对其跨境投资意愿发挥显著正向影响作用。不过，一项最近研究显示经验有可能是市场特定的(market-specific)，即经验作用的发挥依赖于特定的市场环境，在其他市场环境中并不一定起作用［60］。他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外风投机构的经验并不适用于中国市场，国外风投机构投资中国企业时，其经验并不有助于提升投资绩效。这一结果对母国本土经验的积极作用结论提出了挑战，意味着风投机构的一般经验，特别是在母国的本土经验并不一定会带来积极作用。但是，从投资决策的角度来看，通过本土投资经验所发展的知识和能力有助于增强风投机构的信心，其所感知到的跨境投资风险也会相应降低。因此，虽然不能确保提升跨境投资绩效，但通过降低所感知到的风险，母国本土经验也会有助于提高风投机构的跨境投资意愿。总体上看，本土经验的影响并不如国际经验那么直接和显而易见。学者们对母国本土经验影响风投机构国际化意愿的认识还没有到达成定论的阶段，还需要更多情境下的实证研究来检验，特别是其影响机理还有待进一步地深入研究。
(三)风投机构的特点
除了上述的风投机构的经验知识和资源以外，现有研究也发现风投机构自身的特点，如规模、年龄、声誉和专注投资阶段等也会影响其国际化意愿。Hall和Tu(2003)［12］181是最早对风投机构跨境投资意愿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的研究之一，他们从风投机构自身特点的角度考察了英国风投机构的跨境投资意愿。他们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英国风投机构的跨境投资意愿与规模、专注投资阶段正相关，而与年龄负相关;即大规模和专注于后期阶段投资的风投机构会倾向于进行跨境投资，而年龄大的风投机构会倾向于留在本土市场。DePrijcker等(2012)［17］936对欧洲国家风投机构的研究也发现规模与跨境投资意愿正相关。不过，Abdou和Varela(2012)［61］对美国风投机构的考察却发现:年龄与跨境投资可能性正相关，即年龄越大的风投机构越有可能进行跨境投资;规模与跨境投资可能性负相关，即规模越小的风投机构越有可能进行跨境投资。此外，Wuebker和Corbett(2011)［3］20研究表明声誉会正向影响风投机构的跨境投资可能性，声誉高的风投机构能获得更多的跨境投资机会，因而会促进其跨境投资意愿。虽然不是其主要研究内容，Guler和Guillen(2010)［21］402将风投机构特点作为控制变量考察了其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年龄和声誉会正向影响美国风投机构的跨境投资意愿。由此可见，关于规模和年龄的影响，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结论并不一致，表明在不同情境下，风投机构的行为可能存在差异。特别是关于年龄的影响，欧洲和美国的证据支持了不同的假说。针对欧洲风投机构的研究支持了“逐名(grandstand)”假说，即年轻的风投机构会更积极采取高风险行为以证明自己的能力。而美国的研究则支持了经验的作用，即年龄大的风投机构会有更丰富的经验知识来应对应对高风险的投资，因而更有意愿进行跨境投资。关于专注投资阶段的影响，学者们的看法相对一致，即专注早期阶段的风投机构会更倾向于进行近距离的投资。这是因为早期的企业信息相对不透明，另外其各方面资源也较缺乏，更需要来自于风投机构的增值服务［62］119。而这一点恰是国外风投机构的劣势，由于距离的限制，国外风投机构在信息获取上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也难以积极频繁地提供增值服务。相关实证研究也证实，国外风投机构会倾向于投资信息较透明和较少需要管理帮助的处于成长期阶段的创业企业［20］674。所以，专注于早期投资的风投机构会倾向于留在本土市场，相比较而言专注于中后期投资的风投机构会有更高的意愿进行跨境投资。另外，关于声誉的结论也比较一致，表明声誉和社会地位优势一样具有可转移性［21］391，可以在不同市场之间发挥作用。
四、结论与展望
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4
[关键词]黄金投资；分散风险；提高收益；最小方差有效组合（MVE）；夏普比率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7-0080-02
1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让每个投资者都看到了“黑天鹅效应”的巨大危害，聪明的投资者们纷纷转向了实物投资，他们钟爱黄金。根据黄金的历史价格波动图，近五年来黄金价格总体呈上涨趋势，但从2011年下半年起出现下跌。2012年世界黄金协会（WGC）更是在彭博贵金属会议上向世界投资者做了题为“黄金的战略投资”的展示，认为黄金可以为投资者提供超额收益，在投资组合中有效分散风险，并希望更多人参与黄金市场的交易。笔者初步验证了此论断的正确性，现将成果陈述如下。
2黄金投资的利弊分析
当我们面临众多投资选择时，黄金可谓不错的选择。黄金和其他投资产品如股票、债券、对冲基金等成负相关，可以在投资组合中分散风险，从而提高风险调整后收益。另外，黄金的价格波动率比股票和商品指数波动率低，在熊市中尤为明显，所以在地缘政治动荡或金融危机中黄金是投资者的“安全港湾”。值得一提的是，黄金和货币还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19世纪的金本位制度就是明证。直到今天，许多国家在其银行储备中还持有大量的黄金，和美元相比，黄金仍是具有极大流动性的安全资产。
黄金可以保护投资者的资本免受通胀贬值的风险。与其他资产类别相比，黄金在高通胀环境下的实际回报高，当国家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市场普遍存在高通胀预期时，黄金可以有效维持投资者的资金购买力。尽管目前全球投资者对黄金的投资比例较小，黄金市场的流动性和美元总规模却可以与其他投资类别相媲美。因此投资者可以在黄金市场上随时购买和出售黄金，而不会产生显著的交易成本。考虑到现期的黄金在投资组合中占比小，未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黄金投资的弊端及风险点。第一，不像投资股票可以获得持续的股息收益，黄金不提供任何的固定收入，因此投资黄金的所有收益来自增值。第二，除了珠宝制作和投资外，黄金没有显著效用，而其他商品如油或玉米有实用价值。第三，考虑投资者持有黄金的成本，黄金投资的收入现金流可能为负。此外，黄金价格自2001年以来已大幅升值，人们开始担心黄金价格增长是否预示着泡沫。
3基于美国市场的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黄金投资的可操作性，笔者进行了如下假设和研究。选择美国市场的原因是我国股市、债券市场成立较晚且1999年进行了股改，收益率数据在时间前后可比性不大，而美国股市近年的交易数据易得、有可比性、较为成熟。根据Bloomberg数据库的历史交易信息，可以得到表1从1988年至2011年的美国大盘股、债券、短期国库券和黄金的年收益率，进而计算各投资方式的收益均值、方差、夏普比率（Sharp ratio）和相关性。
下面分单一资产投资、自行设计投资组合两方面检验。
31单一资产投资
单一资产投资是指投资者只选择一种市场投资，如股票、债券或商品市场。根据上述资产的历史数据，我们假设未来短期内各资产收益情况仍保持历史趋势，则作为一名理性投资者，投资的最优选择是美国债券，因为它具有最高的夏普比率，这表明对相同的单位风险，投资债券可以获得最高的回报。对于选择黄金的投资者，并不是被黄金的超额收益率所吸引，它的风险调整后收益率次于美国债券和大盘股，而是因为黄金与其他资产呈现负相关。
32多资产组合投资
相对于单一资产投资，多资产组合投资是指投资者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是购买多种资产形成投资组合，其中资产配置在投资组合中占据重要地位。
先假设投资者投资三种资产，分别为美国大盘股、美国债券和黄金，笔者设计了三组投资组合，黄金权重第一组为0%，第二组为10%，第三组为33%，通过黄金权重从无到有的设置，我们可以考察黄金在投资组合中的分散风险作用和改善收益能力。
我们观察到，黄金比例最大的投资组合3的夏普比率仍最高。初步判定，黄金可以改善风险调整后收益，在投资组合中分散风险。那么在投资者承担的风险水平一定情况下，如何合理分配资金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个问题涉及马科维茨（Markowitz）证券投资组合理论。
图1马科维茨（Markowitz）证券投资组合理论
如图1所示，投资者希望找到M点，因为M点处的投资组合是资本市场线与有效边界的切点，拥有最高的夏普比率，即投资者面临单位风险所获得的收益最高。利用Excel中对数据的处理功能optimizer，我们可以在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情况下寻求资本的最优配置从而达到理想M点。这里我们假设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相等；各资产允许卖空；投资者希望投资组合的方差固定，即投资风险可控且一定；使用1992年6月—2012年6月的月度数据。
首先在投资组合方差为10%的情境下只考虑投资美国大盘股、债券，得到如下结果：
为了更加直观形象，笔者对含有黄金的组合收益率和不含黄金的组合收益率进行对比。图2中一目了然，在预设风险水平下，含有黄金的投资组合收益率均高于不含黄金的组合收益率，说明投资者在构造投资组合时适当考虑黄金是有益的。当然做出这个结论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假设历史数据可以预测未来趋势，否则模型会产生预测性偏差；第二，图中涉及含黄金或不含黄金的投资组合均为该情况下有效前沿上满足夏普比率最高的选择（MVE-minimum variance efficient portfolio），即不同情况下最优选择的收益比较。
图2不同标准差下的不含黄金和含黄金最优投资组合收益率比较
根据分析的黄金投资趋势，投资者选择黄金是可取的，因为黄金具有分散风险的作用。另外，尽管世界黄金协会投资研究部全球主管胡安·阿蒂加斯回答了关于“黄金是否可能成为泡沫资产”的问题，他认为现在的金价上涨属于正常现象，因为投资者选择变得多样化，而黄金的供给却极为有限，但投资者仍需警惕黄金价格一路飙升可能预示的价格泡沫。从投资者的角度看，如果市场对黄金投资的信心普遍下降，则会影响未来黄金的价格走势，进而影响其投资回报。则我们按照历史信息得出的风险和收益间关系也可能发生变化，直观影响投资组合的资金分配及有效前沿的形状。
如果我们更加深入地探讨黄金分散风险的原因，可以发现奥妙就在相关性矩阵。无论是1988—2011年的年度数据还是1992年6月—2012年6月的年度数据，黄金与美国大盘股、债券、短期国库券的相关性系数都很小或负相关，这也是我们得出“黄金是不错的投资资产”这一结论的重要前提。如果由于未来国际化或金融市场联系紧密，使得黄金的价格变动与其他主要资产一致，那么黄金的“安全港湾”作用也就消失了。
当我们进一步扩大投资资产的种类时，如扩展到11种资产，具体包括固定收益类资产如美国短期国库券、美国债券和国际债券；股权类资产如美国小盘股、美国大盘股、发达市场股和新兴市场股；基金类资产如对冲基金（HFRI）；实物资产类如美国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高盛商品指数（GSCI）和黄金。
最优投资组合的均值提高至962%，夏普比率为584（=（962%-378%）/001）。我们选择卖空商品指数（GSCI），因为它的风险调整后收益最低，同时调高了美国REITs在投资组合的占比，比不投资黄金的组合中占比提高了2459%，黄金在实物资产中占比最高，达到2079%。显然，加入黄金的投资组合更加有效，因为其风险调整后收益更高。
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在上述投资组合的构建中，黄金的投资收益率并未考虑交易费用和储蓄成本等支出，根据历史信息，我们假定黄金的收益率从880%降至400%，标准差仍保持1597%，笔者想研究黄金实物的交易成本和未来价格变化的不确定性对投资者的资产分配和收益率造成的影响，仍然保持投资组合的平均差为10%，可得新的资产分配比例如表10所示：
当黄金的收益率下降5455%时，黄金在最佳投资组合中的占比也骤降68%，新组合的投资收益率为902%，仍比不投资黄金的收益率高，也就是说，黄金的交易成本和未来变动的不确定程度将直接影响黄金的收益率，进而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即是否要将黄金纳入自己的投资选择。
4结论
本文以2012年世界黄金协会（WGC）关于“黄金有超额收益”的演讲为起点，以期验证投资黄金是否可提高投资组合收益率，分散资产风险。笔者首先概括了投资黄金的利弊，接下来分别运用1988—2011年的年度数据和1992年6月—2012年6月的月度数据，对最优投资组合的收益率进行检验，主要对比包括黄金的最优投资组合和不包括黄金的最优投资组合收益率高低。具体研究步骤为：第一，投资单一资产，基于历史数据可预测未来的假设，按照夏普比率高低确定投资者的最佳投资方案；第二，控制投资资产为三种，研究投资黄金和不投资黄金的两种组合夏普比率高低，即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大小，其中设置了多种风险档次，以不同的组合标准差为标的；第三，扩展投资资产为11种，重复步骤二的研究过程，其中对黄金的收益率进行调整以反映交易、储存成本和未来价格变化可能引起的负面影响，经过上述初步研究，笔者发现在本文的假设条件下，不论投资资产种类有多少，如何变化风险水平，含有黄金的最佳投资组合收益率比不含黄金的最佳投资组合收益率高，进一步笔者得出结论：黄金的收益率高低、标准差以及与其他资产的相关性决定了投资者进行黄金投资时是否可以改善投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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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投资风险论文范文5
[关键词] 财务理论;研究;思考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在2008 年财务工作任务中明确提出了“加强财务理论和实践研究”、“完善学术研究,提高理论创新能力”等要求,对财务工作人员加强理论学习与研究,以财务理论指导财务实践的创新、提高财务工作效率,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和推动力,对提高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1 加强财务理论学习与研究的必要性
理论是实践的指导。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任何实践都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否则很可能出现“南辕北辙”的结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导致了实践的无效和混乱。同样,财务理论的学习、研究也是指导财务实践的重要基础,将为财务实践指明正确的方向。大型国有企业的财务实践具有自己的特点,涉及的财务资源巨大,如何利用财务理论指导财务实践,是一个积极的、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2 企业财务理论学习与研究的主要内容
2. 1 财务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财务理论体系的研究旨在揭示财务对象各要素之间的本质规律,解释现实与预测未来。因此,学习、研究财务理论体系,熟悉相关模型,将为更好地运用相关知识解决财务实践中的问题奠定良好的基础。财务理论体系分为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大部分。基础理论包括财务管理主体、客体、目标、假设、原则、任务和体制机制等理论,还包括财务管理的本质理论、行为理论和职能理论以及财务发展史等。不同的研究者对这些理论有不同的看法。例如,财务管理的本质理论有“资金运动论”、“价值分配论”、“价值运动论”、“本金投入收益论”和“财权流论”等观点;财务管理职能也有“六职能说”、“五职能说”、“四职能说”等观点;财务管理目标有“经济效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所有者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观点。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在完成企业利润目标的同时需要承担部分社会责任,因而财务管理目标也具有特殊性,必须加强具体财务理论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的相关研究。
应用理论包括应用理论体系和应用方法体系两部分。应用理论体系具体包括:资本结构理论、投资组合理论、股利政策理论、资本资产定价理论、套利定价理论、风险规避理论、利率决定理论、汇率决定理论、市场效率理论(有效市场假说EMH) 、成本与信号传递、控制权理论、初次公开发行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应用方法体系可分为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基本方法包括如货币时间价值、风险价值、成本效益分析、动态数量分析、经济数学模型法等; 具体方法包括财务预测、财务决策、财务控制、财务分析、财务检查等各个环节的方法,如经济订货批量法、差量分析法、因素分析法、净现值(NPV) 分析方法、金融衍生产品估价技术、事件研究方法、公司估价技术和现金持有量模型等技术性方法。
熟悉理论体系和应用方法体系中的各种基本观点、方法,结合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企业实际,可以很好的指导企业的财务实践,并充分利用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为企业的融资、公司治理和价值评估等具体的财务实践服务。
当然,对于不同的财务理论体系划分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汤谷良认为西方财务的理论基础划分为7 个基本的理论模块;谢志华、汤谷良认为企业财务分为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包括董事长总经理理财) 和财务经理财务3 个层次。熟悉不同的理论体系划分方法可以为提高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效率提供借鉴。
2. 2 实证研究的方法
实证研究,是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材料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并设计实验,进行量化的、精确的测试并推导出结论的研究过程,一般由以下4 个步骤构成: (1)问题的提出。重复出现的经济现象和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思考或完善都可以成为问题提出的起点; (2) 构建理论模型。包括提出假设、构建模型和导出假说3 个环节; (3) 进行经验实证。主要是检查理论假说能否经得起经验资料的验证,如果假说被经验资料证明不成立,需要重新构建理论模型; (4) 对实证检验结果进行分析、解释,得出结论。
目前发表在《经济研究》、《会计研究》等核心期刊上的论文相当部分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论文中包含大量的数学符号或计量模型,数学分析可将复杂的经济关系高度抽象,有利于经济概念的精确定义,有利于经济学理论的推理。熊彼特把数学分析工具的改善视为衡量经济学发展的标准;现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几乎都离不开经济模型的构建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现代财务理论基础的相当部分内容运用数学符号或模型予以表述。我国的财务实证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统计软件使用不够广泛,国内学者大多采用实证方法来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财务理论问题,例如股利信号传递理论、CAPM理论、股市有效性及资本结构等理论在我国资本市场和上市公司的体现方式和有效性。
实证研究方法大量使用数学语言,需要较好的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等数学基础,需要掌握大量的数据作为研究的支撑。企业财务人员将实证研究方法的学习作为财务理论学习与研究的内容是很有必要的,即使数学基础水平暂时无法提高,也应加强数据搜集和统计分析的意识。同时,必须认识经济数据的真实、准确对严谨的财务实证研究的重要性;数学分析必须以财务理论的规范研究为前提,避免陷入就方法而方法的数学模型参数讨论之中,从而迷失研究方向。
2. 3 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热点问题
结合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实际,财务理论的学习、研究要关注以下方面内容: ①公司财务治理结构的研究。公司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子系统,从属于公司治理结构,关系公司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的权力划分与配置问题; ②企业福利货币化政策对个人所得税税负的影响;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增值税等税收政策转型的研究; ③对“十二五”财政支持政策的研究; ④社区建设和运行费用的资金投入政策的研究; ⑤企业年金、住房补贴等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财务政策; ⑥内控授权、绩效考评等激励机制研究; ⑦与石化行业发展相关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研究。
同时,还应加强特殊财务业务相关理论研究,包括资产重组、可转换债券、资产评估、衍生金融工具等方面中所涉及的财务问题,企业多元投资风险控制方面的财务问题,加强对集团型企业财务管理体制的研究
3 财务理论学习与研究应考虑的因素
3. 1 人的因素
英国经济学家科斯(Ronald H. Coase) 、美国经济学家阿尔钦(A. A. Alchian) 、德姆塞茨( H. Demsetz) 、詹森(M. Jensen) 和麦克林(W.Meckling) 等都把企业视为“一系列契约的集合”(显性的和隐性的) ,股东、债权人及其他相关利益者均是契约的组成部分,企业实质上是围绕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关键资源而建立的。因此,财务理论的学习、研究中必须考虑到人的因素。一方面,人具有“经济人”属性,追求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人还具有“社会人”属性,追求安全、尊重、成就和自我实现等,这两种属性都会成为企业资源配置和成本支出的影响因素。人工成本是财务成本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企业是从人工成本方面考虑,也要求在财务决策时更多地考虑人的因素。例如,很多公司给予员工(甚至关键供应商) 股权不是为了筹资,而是为了维护公司长远的生存能力。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
3. 2 制度因素
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家们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研究经济问题。这种只考虑经济因素、忽视制度等非市场因素的研究方法很难解释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经济现象。
20 世纪30 年代诞生的制度经济学派,揭示了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无处不在。人的有限理性和人的机会主义倾向使人类行为与制度具有内在的联系,有了制度的作用,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这些生产要素才得以充分地发挥作用。目前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产生的最重要原因就是与对“金融创新”监管不力的制度性因素相关。因此,财务理论的学习、研究可加入制度经济学方面的内容,将其与财务管理研究结合起来; 实证研究中,必须体现现实社会中的制度因素以及文化、社会习俗、价值偏好等社会因素。
3. 3 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因素
企业的财务理论研究必须结合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实际问题。例如,理论研究。企业经理人的问题在我国十分突出,委托人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因此,应重视国有企业的成本控制,做好上市公司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5 方面与母公司的分离,防止母公司通过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资金和利润,禁止募股资金的使用方向随意改变,防止长期不分红或恶意分红现象的发生,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服务。
3. 4 国际化经营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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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国际商务面对的政治风险已经由战争、征收、国有化等传统型风险，向更为复杂、隐蔽的非传统型风险演化，其主要表现为由于东道国政策的变化、区域保护、区域内部协调、第三国的干预、民族主义和宗教矛盾、各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等原因引起的风险。这对于国际化起步较晚的我国企业影响较大，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去面对。
(一)评估政治风险，慎重选择经营区域
政治风险的评估，就是分析判定有关目标国的总体政治形势，据此筛选相对适宜的东道国。风险评估主要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政府的能力、政治风险的类别及稳定程度进行调查分析，以确定风险程度。评估的重点是导致商务环境突然出现变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即政府对外国公司的政策；以往的政府类型、党派结构和各政派的政治实力及其政治观念；政策的历史走向和政策形成的公共选择程序；有可能取代现执政者的政治势力；东道国政府与我国政府关系的亲疏程度。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时间较短，其中大部分是资源型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更加复杂，需要慎重对待。以石油企业跨国经营为例，按照“风险最小、投资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则，确定我国未来海外油气勘探开发战略地区的选择为：积极进入亚太地区、中亚和俄罗斯石油市场，适当参与南美和非洲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地区石油市场的发展变化，伺机进入。
(二)恰当安排股权结构，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
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股权安排主要有：(1)独资经营。这种方式虽然企业取得了完全控股，但是投资风险大，如果东道国发生民族主义的排外运动，不利于风险分担。因此，我国企业不宜采取在海外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方式，甚至不能认为股权比例越高越好，特别是在政治动荡、民族主义斗争尖锐的国家。(2)合资方式。与东道国企业合作的合资方式易于为东道国所接受。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投标的中标率，而且可以进一步熟悉当地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和文化习俗，更重要的是，不会轻易引起东道国内部政策变动和可能的民族主义等政治风险。与国际大公司合资，可以学习其规避风险的方法和经验，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3)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这种方式由东道国雇佣我方承包服务项目，并支付服务费或获得份额资源。它可以发挥中方的技术优势，提高投资热情，进而获得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信任，有利于我国企业未来市场的开拓。
(三)购买海外投资保险，转移政治风险
在具有政治风险的领域中，通过对各种资产进行投保，企业可以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从而可以集中精力管理、经营业务。当前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安全，通常依照本国国内法的规定，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实行一种事后弥补政治风险损失的保险方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已经开设了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业务。企业可以考虑通过投保来转嫁政治风险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失，转移投资风险，更大胆地开拓海外市场。
(四)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如果缺乏高效、灵敏的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企业便无法有效收集处理蕴涵着政治风险的信息。当政治风险发生时，企业会反应迟钝，不能与东道国及时沟通，从而丧失处理风险的时机。建立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当政治风险增大时，企业可以及时与东道国沟通，阐明风险将对企业和东道国产生的危害，以获得谅解和支持，同时将信息反馈给我国政府，争取通过外交途径保护我国企业的海外财产。企业还可以借鉴国际大公司合作和沟通的成熟经验，学习他们处理与东道国关系的方式，预防、规避政治风险。
二、法律风险
法律是东道国和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企业必须熟练掌握国际贸易、投资法律规则，改善企业的内部微观法律制度，加强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参与国际法律机制，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一)聘请知名律师事务所。处理涉外法律事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拥有专攻于某些行业的高级律师，拥有服务重大复杂项目的丰富的业界经验，以其很强的专业性，而处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它知道客户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服务、如何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还可以运用其强大的客户或信息资源，为客户提供“传递项目信息”、“协调斡旋”、“提供商机”等附加增值服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一般在世界各地设有分所或分支机构，拥有世界性的法律资源。如果需要处理跨地区、跨国家的法律事务，它们也可以充分、合理地调配和组织其国际性法律资源，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他们熟悉东道国的法律，可以直接处理法律事务，与东道国政府和法律界关系良好，具有很多便利条件。即使在东道国没有法律从业资质或无法执业，它们也可以通过中介机构间接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一般重视法律理论研究，对行业项目模式创新、东道国法律、政策等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影响力。他们注重收集、整理和研究各国法律法规，拥有强大的法律数据库系统，也经常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对行业项目模式、东道国法律法规、政策等进行评价、提出建议，对促进立法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遵守制度，严格控制合同流程
所有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首先要进行资信审查。承办单位应审查对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相应资质证明、资金状况、生产经营实力、技术条件、债权债务情况和商业信誉等，必要时可提请相关部门予以协助。谈判前承办部门必须进行技术、商务审查和法律审查。审查定稿后，承办部门应在签署前，办理内部会签手续，除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亲自签署外，公司其他人员对外签署合同必须获得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书面授权。合同履行结算时，合同承办单位应按规定办理内部会签手续。未经会签的合同，不能办理结算与支付。在合同履行期间，需要变更、转让或解除合同时，应当按照原合同订立程序重新和对方达成一致协议，并履行相应审查和报批程序后，以书面形式确定。凡以公司或境外分(子)公司名义签署的项目合同及非项目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或者提前解除或终止，应办理关闭手续，表明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无任何遗留问题。合同争议发生后，合同履行部门或单位应及时向公司申报。
(三)选择仲裁机构，一般协商争议解决
在涉外的合同中，一般都有争议解决条款。合作各方都会认真选择争议解决机构。国内公司和其合作伙伴通常都在其争议解决条款中选择国际知名仲裁机构作为争议解决机构。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的司法机构或仲裁机构人员，一般对涉外商务问题、行业法律问题不很熟悉，无法合理、妥善解决海外贸易投资法律纠纷。而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具有处理重大复杂项目法律纠纷和争议的能力，且具有丰富的经验。相对于国际诉讼而言，国际仲裁无论是在时间效率、成本、公平性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大部分争议、纠纷都会通过协商解决，双方一般不愿进行诉讼。因为，在国际经济贸易投资领域，合作各方一方面不愿意因为争议而损害各自的商业形象和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大信任争议解决机构的能力和效率，加上争议解决成本等的原因，所以都乐于通过协商解决其争议和纠纷。特别是对于那些在项目东道国发生的小型诉讼，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一般都自行协商解决。
三、治理结构风险
组织模式和治理结构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内部保障。对企业来说，并不存在统一的或最好的组织结构。考察国际公司的组织架构和治理管理模式，一般存在以下一些共性，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
(一)实行股份制，机构权贵明确
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一方面可以开辟多种融资渠道，大量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通过互相参股、环形持股的方式来转移和降低投资风险。埃克森公司、壳牌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等都是跨国经营的股份公司。在公司治理上，股东大会权力层、监事会决策层、经理人员执行层，各自的权利、责任和利益明确，相互制衡，保证公司制度的有效运行。内部职能部门、子公司和分公司的设置一般都采取分部制。
(二)建立责任制，规范内部管控
大型企业的内部控制一般以责任制为中心，各管理层次分责分权、责权明确。总部职能主要集中在战略与风险评价、财务及内部控制、人力资源与组织、法律事务等关键职能领域，基本没有具体的业务管理部门。子公司为业务经营管理公司，按总部规定负责归口管理某种类别业务，是利润责任中心。孙公司为经营性子公司，负责在某个国家或特定地区从事某种业务经营活动的公司，是子公司的分利润中心。作业区为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基层单位，没有法人地位，其中心任务是用一定的成本去完成具体的任务，是成本控制中心。
(三)实行专业化经营，调动积极性
各大公司为适应业务面的扩大化和复杂化，普遍将原来按地区划分的各分(子)公司改组成按专业划分，使分(子)公司成为拥有较大独立权力，在经济上又能单独核算的经营单位。减少管理层次和实行多事业部制，增加业务分部或分公司是国际大公司组织结构改革与调整的主要方向。
(四)筹划税收衔接产业，增加利润
国有企业在决策海外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布局时，一定要把取得最为有利的税赋环境考虑进去。把税收筹划作为设计公司组织机构和布局的一个要素，可以减少企业负担，直接增加利润。必须注意的是机构设置以效益为唯一标准，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组织模式，而要随着东道国税务制度的改变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此外，坚持和促进上下游一体化协调发展。以国有石油公司为例，多数石油公司以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为主，兼营原油运输、炼制、化工、电子、煤炭、冶金等相关产业，要挖掘产业链之间的合作潜力，实现整体资源优化配置。
(五)外部科层化，增强外部控制力
企业除了通过股权关系控制自己公司系统的企业之外，还要注重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合同控制巨大的“合同性资产”，使公司成为各种非股权关系的网络中心。通过这些网络，公司建立起一个无形的“外部科层组织”。在某程度上，企业的“外部科层组织”已经具有了协调紧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功能，它与通过股权关系所建立的科层组织功能相近，公司虽然不拥有该类企业的所有权，但同样能控制其行为，让它们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成为公司价值链的一部分。
四、经营风险
跨国经营通常应以产品出口为先导，取得经验，了解市场，有了品牌知名度，熟悉经营环境后，再循序渐进，逐步开展合资、合作乃至独资、战略联盟、跨国并购等方式。
(一)利用多种渠道，实行品牌战略
企业应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积极开展品牌国际活动促销活动，实施品牌先行。企业可以利用国际上的一些比赛，做产品的广告，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自己的产品，树立自己的品牌；还可以利用政府外援的途径，先向我国政府援助的国家无偿提供设备，然后逐渐打开该国市场。如深圳华为集团的通讯产品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打入了南非市场。在国内市场有很高的知名度，资金雄厚，有国际经验的企业，可以通过到海外投资建厂，以自己的品牌来扩大产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如海尔集团等。
(二)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经营主体
首先是合资经营，同东道国举办合资合营企业，比较容易获得当地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持。东道国企业熟悉当地资源、市场条件、政府政策法律，有利于减少我方经营的风险。其次是非股权安排。企业通过特许权协议、经营合同、销售合同、提供管理性劳务等参与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方式，往往受到东道国的欢迎，有利于企业打入市场。再次是建立独资企业。独资的好处是有经营自，可与母公司保持密切联系，有利于控制自己的技术和工艺，减少或避免因合作经营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但它对管理的要求较高，风险较大，应慎重选择。
(三)实施战略联盟，降低经营成本
战略联盟一般以契约协议的方式实现，常见的类型有研究开发战略联盟、生产制造联盟、联合销售战略联盟、合资企业战略联盟等。战略联盟的好处在于降低成本、减少竞争、分散风险、适应性强等。战略联盟比母子公司的关系要松散灵活，在联合的多个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既有内部贸易的性质，又有外部贸易的特征，兼内外两家之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收购兼并外企，搭建销售平台
收购或兼并国外企业，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和国外公司发达的营销网络，实行跨国经营，可以将自己的产品尽快地推向国际市场。如浙江的万向集团，已收购兼并了16家国外企业，并涉足国外金融保险业，其产品已打入欧美和非洲市场。
(五)培养国际人才，应对复杂形势
企业海外投资不仅需要水平过硬的技术人才，更要有复合型具备国际经营资质的管理人员。我国企业今后海外投资的重点是中东、中亚、北非、俄罗斯以及南美等地区，这些地区文化组成纷呈，民族、种族矛盾复杂，历史风俗差别显著，政治环境多变，对企业投资形成了挑战。因此，应该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知识结构和人才队伍的完善，形成一支精通外语、外贸，熟悉国际投资规则，能够识别和评估风险并通过合适的方式化解或减少风险的国际化队伍。
五、本土化风险
“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是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的重要理念，也是很多著名跨国公司的成功之道。本土化经营是企业解决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矛盾与冲突的最佳方式。我国企业本土化策略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发本土化，生产适用产品
世界各国风俗文化多样，生活消费习惯各不相同，只有投其所好生产出适用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才可能在东道国占据一席之地。而只有立足东道国市场，及时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动态，才能不断研发出新的适应性产品，持续提升东道国消费者对公司及其品牌的忠诚度。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及时了解最新的科研信息和技术发展动态，增加公司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研发的本土化程度，制造出适合当地消费者消费习惯的适路产品。
(二)生产销售本土化，增加企业利润
在东道国投资建厂乃至设立生产制造中心，就地采购原材料，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一是能够大幅度降低运输、人力等生产经营成本；二是可以有效地避开东道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三是可以极大地减少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四是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自然资源丰富或生产要素成本低等区位优势；五是可以获得东道国税收、融资、土地使用等相关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东道国寻求熟悉当地市场的销售，或者与跨国公司合作，利用他们成熟的营销网络，对于国外销售渠道不太健全的企业而言，将产品方便、快捷、及时送到消费者手中，不失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进军东道国的捷径。
(三)人才本土化，发掘人际潜力
与企业自派人员相比，东道国人才具有熟悉当地生产经营环境、了解消费者需求、善于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打交道等优势。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大胆聘用熟悉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土人情的适用人才，一方面能使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更好地符合东道国企业行为规范，更快地拓展东道国目标市场，另一方面也能减少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对企业的防范抵触情绪，极大地增强当地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度。
(四)公共关系本土化，创造融洽氛围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东道国政府、银行、工商、税务、消费者、原料供应商等息息相关，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搭建本土化的公共关系，对立足长远的企业而言不可或缺。因此，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时，一是要加强与东道国各级政府和工会等民间组织的对话和沟通，或者寻找企业代言人以获取当地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大力支持；二是要入乡随俗，在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的同时，注意尊重当地关于营业时间、人员雇佣、薪酬福利等规定，尽量使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三是要力所能及地参与东道国的公益事业，努力争取东道国公众的好感和信任。
六、文化冲突风险
来自不同文化的管理者和员工共同合作经营，会带来多元文化冲突，给企业正常经营带来影响。能否克服文化冲突，是企业跨国经营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之一。
(一)宽容多元.建立跨文化沟通机制
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人们总是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充满自豪，大多数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文化视为正统，而把外国人的言行举止看作稀奇古怪。而事实上，这些看似古怪的言行举止、价值观念对该国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了。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群体之间建立多层次、制度化、正式及非正式沟通形式，让他们表达思想、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确保信息畅通，可以增进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产生信任，并最终形成文化整合和创新。跨国企业应在沟通交流的基础上，找到不同文化的优势，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观，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
(二)整合创新，创建新型文化
通常，解决跨文化冲突有三种方案：一是凌驾式。其特点是组织中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组织决策和行为均受这种文化支配。这种方式可在强弱文化对比悬殊，弱势公司能对强势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的优点是，能在短期内形成“统一”的组织文化；缺点是不易博采众长，因其他文化受到压抑而使其成员产生反感，最终加剧冲突。二是共存式。企业内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共存，可保留双方各自的文化，追求和谐与稳定。但这种和谐与稳定的背后往往潜伏着危机，只有当彼此之间文化差异缩小时，才能采用此方法。三是融合创新式。双方文化应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和融合，原有各方的企业文化既失去了自身一些特质，又从异质文化中吸收了一些新的特质，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在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公司文化，既保留着母国文化，又与当地文化环境相适应，是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
(三)多种渠道培训跨文化人才
首先是日常培训。企业既可以通过企业的网站、培训班进行跨文化培训，也可以聘用文化顾问来指导员工；有些企业运用“文化翻译”，帮助解释各方行为的含义；也可以选择采用全职培训专家解决不同国籍员工之间的文化阐释问题。
其次是通过商务实践对员工的培养。企业可以利用与外籍同事、供应商、客户的日常接触，培养员工跨文化能力。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电视会议或面谈都是进行沟通的途径；在项目合作中，学习外籍人士解决分歧和克服误解的方法。
再次，可以通过聘用来自多样文化背景的员工或具备广泛国际经历的人员，直接参与公司的海外业务的管理。
(四)借助第三方文化，进行跨文化管理
企业在进行全球化经营时，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由“文化差异”而形成的经营环境，可借助比较中性的、与母国的文化已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进行控制管理。用这种策略可以避免文化的直接冲突，避免资金和时间的无谓浪费，使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可以迅速、有效地开展。
七、社会责任风险
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创造财富之外，还应对社会负责，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保护弱势群体等等。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标准日益得到全球范围的支持，经营者应当高度重视。
(一)树立社会责任观，把握责任新趋势
企业社会责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社会良知对资本权力的制约，其宗旨是保护弱势的劳动者的权益不受侵犯，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说明，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跨国经营企业应积极推行社会责任标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适应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化需要。
应承担社会责任的标准不仅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包括社会制度、法律环境、价值观念和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因此，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对社会责任的观念有所不同。企业应利用各种机会加强与东道国政府、民间组织、合作伙伴的交流与沟通，宣传自己在本国经济条件下为承担社会责任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宣传企业责任立场和观念，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与时同时，企业要密切关注国际上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的社会责任问题的最新动态，收集主要目标市场国家关于社会责任的新法规、新标准，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以便企业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二)转变发展模式，注重社会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基本上摆脱了沉重的社会负担，把资本的保值和增值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但过犹不及的是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强调企业利润的积累，而忽视员工权益维护和环境的保护，产生了社会责任的缺失。事实上，当今企业的竞争已经从商品竞争、环境竞争向道德竞争过渡，加之发达国家民众消费意识的成熟，在国际贸易中，非伦理化的产品在国际市场越来越受到排斥。实际也证明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发展的惟一目标，是造成企业过早夭折的重要根源。因此，企业应当实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经营理念，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做出贡献。
(三)不歧视，保障劳工权益
员工是企业经营的核心，也是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人本管理”的理念出发，给予员工人格尊重、扩大员工权利范围，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一个企业如果想在经营活动中取得成功，就离不开具有创造性的、训练有素的、富有激情的员工积极合作。因此，企业在跨国聘用员工时，应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只要达到所规定的工作要求，不会因为人种、信仰、肤色、国籍、民族、年龄、宗教、性别、残疾等因素受到不合法待遇。同时还要根据员工人的个人能力、业绩及公司的赢利情况制定奖励方案，创造一个积极向上、努力进取、充满快乐的工作环境，为员工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提供条件。
(四)减少能耗，保护环境
随着企业的巨型化和国际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这不仅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而且阻碍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利益出发，欧美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企业开始转变经营观念，主动采取措施，以最大限度地控制乃至消除生产活动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企业应坚持“为环境而设计”的理念，在产品设计开发，原材料采购、生产运营，到货后服务、废品回收的每一个环节都充分考虑环保因素，从而使产品实现最高的环保效率，材料和能源消耗保持在最低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