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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论文范文1
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基本人身、财产权利之保障以国家财政需求借由税收供应，作为成立之前提。换言之，税收不仅系个人为享有其经济自由法律保障，所提供之代价，也是整个经济社会体制存续、发展的根本。因此，有学者指出，“国家，尤其是实质法治国家，本质上必须同时为租税国家。”[1]而在实质法治国理念下，实现市场主体公正合理之税赋，无疑是税法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追求的目标。在此问题的讨论中，实质课税理论备受注目而被屡屡涉及。甚至有学者认为，实质课税原则“既是税法内在的最原始、最根本、最典型的法律原则，也是构筑税法独立基础的契机性原则。”[2]然而遗憾的是，对实质课税理论的研究，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我国台湾地区以及大陆地区，都缺乏系全面的梳理和系统研究。从德国、日本理论上对实质课税理论认识、其在税收法制中的地位、适用的具体类型等基础理论问题的不断变化[3]，我国台湾地区理论及实务界一直对大法官会议释字第420号饱受争议的现实[4]，以及我国大陆地区对无效合同是否需要补税的讨论[5]，对“小姐”收入是否征税的长期争论[6]，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加强教育劳务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3号）规定对高校收取的赞助费、择校费等征收营业税，所引起的对“择校费”等非法收入是否应征税的激烈讨论[7]，都显示出各国对实质课税理论的长期关注以及迄今为止理论研究的不足。实质课税理论非常复杂，而其中最为关键和基础的问题，应该是对实质课税概念本身、其基本价值建立之基础，以及该理论适用本质的理解。此种问题的解决无疑是实质课税理论正确适用的前提，遗憾的是，国内外税法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并未深入，也缺乏广泛的共识。本文拟在现有文献梳理基础上，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我国实质课税理论上研究与实务上的适用，提供一些参考。
二、现有文献的梳理及评价
（一）国内外关于实质课税概念之既有理论
诚如有学者所言，所谓“实质”，为“形式”之对。其指称者，在存在上，指观察对象之“事实内容”；在当为上，指应以一定事实为基础，或指一定事实之事务法则……该陈述之正确性建立在一个认识或假定上：任何存在皆有其所以存在的道理。是故，一方面存在决定了与之对应之事务法则的内容，另一方面制定之法则的内容也会形成与之对应的存在。这是人间法与存在事实间之互动的关系。[8]实质课税原理起源于“一战”之后德国之经济观察法，1919年税法学者贝克尔（Becker）起草的《帝国税收通则》（Reichsabgabenordnung）第4条规定：“解释税法时，需斟酌其立法目的、经济意义及情事之发展”，其中所谓“经济意义”就是经济观察法的由来。其后，经济观察法在德国税法理论及实务界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不断经历肯定——否定——肯定的过程。[9]现今德国经济观察法的规定，集中体现在1977年《税收通则》第39条关于税收客体的归属[10]、第40条关于无效行为[11]和第41条关于虚假行为税收客体的有无[12]，特别是第42条关于一般反避税条款[13]以及1994年《反滥用与技术修正法》对此条的详细说明[14]。日本税法学界全面吸收德国经济观察法理论，并正式提出实质课税之概念。关于实质课税之理解，一般认为，在事实层面，应按照与税收发生有关之构成要件事实（课税事实）；在当为层面，应按照个人以事实为基础所具有之负税能力，定其纳税义务之有无及其应纳税额。换言之，实质课税所称之“实质”，应指与纳税义务人之“经济事实”有关“指标事实”[15]的有无、范围及归属。对实质课税的认识，日本税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实质课税有法律的实质课税与经济的实质课税之分，对此的进一步认识则有所不同，并形成了代表性的三种观点：（1）法律实质课税理论。该学说以金子宏教授为代表，其认为税法适用中对课税要素事实确定时，如果事实关系与法律关系的外观形式与实体实质不相一致时，必须像其他部门法一样，根据实际情况对实体实质进行判断，除非法律规定必须根据于外观形式进行课税。在金子宏教授看来，实质课税应指在法律适用上，表见事实（形式）与法律事实（实质）不同时，应采后者对其进行税法的解释和适用。这和其他部门法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实质课税并非税法独特原则。[16]北野弘久教授也持类似观点，认为如果将实质课税原则理解为“经济的实质主义”在解释适用税法方面会违反法的安定性以及法的可预测性，而与宪法上税捐法定主义不符。因此，其主张“应对真正的法律上归属者课税，而非对于名义上的法律上归属者课税”。[17]（2）经济的实质课税。该观点主张满足私法上的法律要件的法律事实（法形式的实质），与现实所产生经济的成果的事实（经济的实质）不相一致时，应对后者进行税法的解释适用，因此实质课税在税法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该主张以日本学者田中二郎为代表，其认为税捐负担有必要维护实质的公平，纵然其法形式或名义相同，但其经济实质有差异时应做不同处理。[18]（3）还有学者采折衷说，主张没有必要将法律的实质主义与经济的实质主义对立，二者都是从实质课税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具体案件中，如果发生“法对法”的问题时，应从法律的实质主义理解实质课税，而如果发生“法对经济”的问题，则应从经济的实质主义理解实质课税。[19]我国台湾地区税法学界对实质课税认识也比较混乱，一般认为实务界经由大法官会议释字第420号而明确采纳实质课税理论，但是该号解释长期饱受理论界及实务部门诸多学者的批评[20]。学者陈清秀倾向于日本学者田中二郎的理解，认为实质课税应从其理论根据“量能课税原则”和“税捐负担公平原则”角度加以理解。因此法的实质主义并不能反映“量能课税原则”，故应从“经济的实质主义”加以理解。[21]但也有学者对此观点提出疑议。[22]
实质课税原则在国内现今国情下如何理解和适用，税法学界也开始关注，但是其认识也同样远未达成共识。经由国内相关教科书对德国、日本实质课税理论相关理论介绍之后，目前国内学界通说似乎认为，在中国现实国情下，对实质课税原则的理解应当采取所谓法律实质课税而不能坚持经济的实质课税主义。其分析路径基本上都是从税收法定主义开始，强调税收法定主义在中国当前现实中的重要性，强调法律的实质课税主义仍然恪守税收法定主义的立场，以“可能文义”为税法解释与适用的界限，于此可以有效的规范当前我国税收立法级次太低，税务机关税权滥用等现象。[23]
（二）现有理论主要争议点及评价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对于实质课税概念内涵外延的深入讨论乃至论争，是有意义的，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必须从清晰概念开始。概念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必须为该领域内学者所共同接受，才能有进一步相互讨论的基础和前提，理论体系的发展才成为可能。税法理论的发展，也不例外。特别是我国当前税法还不发达，加强我国税收法治进程，建立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学界必须对于税法基本概念、基本原则等理论基础尽量达成比较一致的共识，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税法学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更利于指导税法实践。世界诸多国家，尤其是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对实质课税概念的巨大分歧而带来实质课税理论适用的混乱，[24]也可以反面反映出明晰此概念之意义。
国内外税法学界对经济的实质课税与法律的实质课税的长期激烈论争，虽然现有理论可谓色彩斑斓，然而，笔者以为，此种争议并无多少实际意义。主张法的实质课税强调所谓表见事实（形式）与法律事实（实质）不同时，应以法律事实为准。姑且不论此种区分是否科学，更为关键问题是所谓的法律事实（实质）如何确定，例如将企业贷款列为工资支出，税务机关依据所谓法的实质课税主义否定外观形式，直接认定为贷款而禁止从所得中扣除，此时何以认定为贷款？实际上只能由发生之经济事实来认定。在真买卖、假租赁之类的案例中，对租赁实质的认定也只能通过经济事实来认定。实际上，税法关注课税事实的发生，所谓否定形式而采纳的实质只能是经济事实，这是由税法基本价值目标所决定的。而这恰恰是所谓经济实质课税所主张的。
其实，此种区分无意义之根本原因在于，税法适用关注于课税事实，课税事实就是以法律规定构成要件以确定纳税人的负税能力，此即所谓量能课税原则（Leistungsfähigkeitsprinzip）。量能课税原则于税法上，相当于私法自治在民事法律上的地位。[25]而量能课税的实现，主要是以“税捐客体”的有无、实际数额的大小、课税事实的归属等为基础。[26]而税捐客体的判断主要是以所得、财产与支出为标准。依据可税性原理，衡量纳税人的税负能力是以经济实质上的经济事实为基础，而非私法上的价值判断。在此，私法与税法调整对象发生重合，而此种双重评价只是时间上的先后而无效力上的顺序。因此，无所谓发生法律上的实质课税与经济上的实质课税之区分的问题。
三、实质课税理论之正确理解——法学方法论的视角
通过国内外文献的系统梳理，可以看出，实质课税理论产生与关注的问题，主要由于法律形式（税收法定）与经济实质（量能课税）之差异，而该问题实际上是在税法适用中所产生的。因此，分析揭示问题产生的根源以获取对此的正确认识，必须从法律适用之一般方法论开始。
（一）法律适用的一般逻辑
现行法律适用之一般原理在于法学三段论的运用，就是选择并解释合适的法律规范（大前提），运用于已由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小前提），形成合理的司法判断或判决（结论）。因此，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法官（以及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法律规范的解释与案件事实的判断。[27]在法律规范的解释（或漏洞填补）上，虽有数种法学方法，但从每一部门法之规范目的、基本理念、价值基础方面做出一致性的解释，无疑最为重要。而此与案件事实之选择形成又有密切联系。
法律适用的案件事实，虽为陈述的“客观事实”，但在无限复杂的已发事实中，判断者实际上为了形成并陈述案件事实，总要做出选择。其在选择之时，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个别事实在法律上的重要性。因此，诚如有学者所言：“作为陈述的事实并非自始‘既存地’显现给判断者，毋宁必须一方面考量已知的事实，另一方面考量个别事实在法律上的重要性，以此二者为基础，才能形成案件的事实。”[28]对于如何形成案件事实（小前提），恩吉施教授将其分为三个部分：（1）具体的案件事实，实际上已发生之案件事实的想象；（2）该案件事实发生的确认；（3）将该案件事实作如下评断：却确定具备法律的构成要素，或者更精确地说，具有大前提第一个构成部分（即法律的构成要件）的构成要素。此所谓“在大前提与生活事实间之眼光的往返流转”。[29]在此思维过程中，“未经加工的案件事实”逐渐转化为最终的（作为陈述的）案件事实，而（未经加工的）规范条文也转化为足够具体而适宜判断案件事实的规范形式。这个程序以法律问题开始，并以对此问题做终局的（肯定或否定的）答复结束。
不仅如此，在提出实际的某事是否发生之时，必须以某种方式描述出来。而在描述的过程中，特别是运用法律用语来描述时，实际上已经掺加了诸多的法律判断。“事实（Faktum）必须为概念所考虑到，否则它将不被认作是事实，而法律概念，一如其名称所说，总是在概念形式中被思考。”[30]此种事实的法律概念之归纳，本身含法律之判断。例如，对纳税人行为的发生交易的经济事实描述中，运用如“所得”、“纳税人”、“兼营”、“营业费用”等概念时，已经作了税法概念的“涵摄”。更进一步地，当发生一种新型的、非既有法律规定的事实，而需经由相关主体（当事人、法官）类型化为法律事实模型时，即所谓“生活事实类型化为法律构成要件事实”[31]，则有更多的法律判断因素。而法官的活动是：从当事人陈述的生活事实中为法院找到一个法定的事实构成（gesetzlichenTatbestand）。如果这种涵摄是可能的话，就可以直接得出该法律规范的法律后果。[32]
（二）问题产生的根源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区别于生活事实，案件事实形成过程中，无论是概念的归属，还是事实之类型化，都已经含有法律价值判断。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每一个已经发生的特定事实，不同法律对其描述而进行概念归属，尤其是进行类型化之归类时，此种与已经由概念归类与类型化的案件中间，是否存在实质的相同或不同？此种相同与不同的判断标准如何确定？具体落实到税法适用中，对涉税事实的描述中，依据何种标准将此类或彼类行为归属于特定的税法概念？依据如何标准对实际生活事实“加工”成应税或非应税类型，或此应税行为与彼应税类型？对税法概念“涵摄”与类型范围是否以其他法律（如私法）的限制？是否以其他部门法概念与类型化而形成的效力判断为前提？
关于税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和其他部门法律的关系，已有学者做出讨论。[33]惟需注意的是，税法规范往往以私法关系作为原因事实或前提条件，因此涉及税法与私法之接洽关系而屡被学者讨论。综观德国经济观察法历史发展之脉络，其实也是二者关系之发展过程。当前，德国学界通说认为，税法应与私法统一于宪法秩序之下。“税法与是私法均在统一之法秩序之中，税法与私法为相邻平等之法域，统一在宪法价值观下。”[34]“民法与税法，如对同一经济事实加以规范，民法虽较税法适用前，但此只有时间上之先行性，并无评价上优先性。”[35]在司法实践中，德国在1991年否定了税法中使用民法术语应该按照其民法含义进行解释的观点，认为不存在任何这样的假定。该判决认为，对于当事人采用民法形式征税的适当性问题，应该通过税法目的解释予以确定。[36]
至此，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实质课税理论产生之根本原因：经济交易事实引发经济结果之发生，由于私法（主要是民法）适用时间上先于税法，其首先基于自身立法目的，将其“加工”为私法案件事实，并给予其私法意义上之价值判断，评判结果为该行为及经济效果的有效、无效、可撤消等。但是，对于同样之经济交易事实，税法也会基于税法目的，同样会将其“加工”为税法案件事实（即课税事实），并给予税法意义上的效果评价（此过程也包含对税法概念的解释等过程），形成对该课税事实应予课税、不予课税、免予课税等价值评判。相较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差异，由于私法、税法共同关注经济事实，乃至经常关注同一经济事实，二者基于各自立法目的分别给予价值评判，此中间不免评判结果不统一甚至冲突，因而更容易引发争议（如发生的对非法收入是否征税，征税是否意味该收入已经合法等争议），并且该问题由于税法借用私法诸多概念，带来解释、运用方面的混乱而使问题更加复杂。
为了试图避免上述冲突，税法理论界才由此发展出所谓实质课税、经济观察法等理论与方法。必须明确是，对同一经济事实，私法、税法基于其各自立法目的、价值理念给予不同评判，应为现代社会之常态。[37]如果承认税法作独立于私法而具有自己的法律目的、立法理念，并具有实现自身目的、理念的基本法律方法的话（而这几乎已经成为税法学界共识并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必须承认此种分歧与差异。同时在相关立法技术、适用方法等方面做适当调整，与其他相关法律部门相接。同时加强与完善本部门法理论水平研究，逐步提高民众的接受程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展完善税法理论。
四、实质课税理论之制度基础——量能课税原则
实质课税原则之“实质”，是指纳税能力之衡量，此为量能课税原则基本要求。因此，对实质课税深入理解，必须以量能课税原则研究为基础。
1、量能课税原则涵义与价值
税收乃以国家公权力强制将人民部分财产，无偿转移为国家所有，因此其本质上无法逃避对人民自由权财产权之干预与介入的命运，先天上亦较其他法域更应受宪法价值观、特别是基本理念的拘束。[38]其中最重要是税捐正义理念，此为宪法乃至法治基本价值之体现。而量能课税原则，即为税捐正义理念于税法之基本要求而成为税法基本原则。个人租税负担应依其经济上的给付能力来衡量，而决定其所应负担的纳税义务。此种负担原则，应成为税收立法指导理念、税法解释的准则、税法漏洞填补的指针、行政裁量之界限，同时量能课税原则也使税法成为可理解、可预计及可学习之科学。[39]不仅如此，在税收之征收上量能课税原则更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容许国家按人民税收负担能力依法课征，一是禁止国家超出人民税收负担能力课征税收。[40]
量能课税原则本身，有意在创造国家与具有财务给付潜能的纳税义务人之间的距离，以确保对每一国民给付之无偏无私，不受其纳税义务额影响。[41]纳税人对国家的特定支出，并无享受请求权，只是尽一般国民义务。同时量能课税原则与国家预算法与财政法相互分离，造成纳税行为与国家收入支用间的距离。此种距离，国家可借由财政法、社会给付法、计划法对国家支出政策作长期结构性规划。国家支出得依循正义原则运行，至少部分与国家收入依量能课税原则有关。承认量能课税原则的同时，即宣示放弃国家职能的税收理论，依照个人财务支付能力课征租税，其衡量标准是以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为准，大体上不以国家财务需要为依据。
有学者研究指出，量能课税原则在税收立法和法律适用时，可区分为四个阶段：[42]首先，依量能课税原则，税法立法者须在不同之纳税义务人间，加以比较衡量其租税负担能力有无异同，也就是立法者在选择税捐客体时，需以纳税义务人的支付能力作为指针。从负担能力指标来看，在选择对所得或财产课税时，由于要甄别纳税义务人个人条件，如生存保障[43]、抚养义务、资本利得等，因此在量能课税具体化的第一步，对税捐客体之选择，以属人税比较合理。
其次，在选择较合理的税捐客体之后，需进行构成要件的选取和评量，使之与整体法系相一致。亦即个别税法需针对实证法整体，作体系化工作。从量能课税原则考量，对于经济财之评价，需斟酌整体法律秩序，例如经济自由、私法自治以及社会福利等。
换言之，即财产权自由及其限制（即财产权所负担的社会义务）。
再次，在单一税需与整体法秩序相协调一致后，量能课税原则需进一步具体化，则要求立法者将个别税法与整体税制相协调一致，组成完整之体系。在整体考量纳税义务人直接税、间接税之后，才能判断是否符合量能课税原则。
最后，在合理选择税捐客体，并就整体法律体系与税制体系性考量后，进一步需考量其量能课税原则如何实现，特别是税基相关因素。例如在所得税法中，立法者需考虑个人原则、市场经济原则、期间税原则、净资产增加原则，将量能课税原则加以实现。立法者确立以上基于量能课税原则所派生原则后，只有在具备特殊事项时，才能承认例外的正当性。
2、实质课税与量能课税
如上所述，量能课税原则其实就是实质课税原则的精神或目标所在，因此量能课税原则与实质课税有适用上的替代性。然而二者的关注点也并不完全相同：实质课税重在税捐客体之有无以及经济上的归属的问题，这比较属于负税能力之主观上的个别判断，所以其适用通常是针对个案的。而量能课税原则重于：在既定事实上，究竟纳税人有无，以及有多大的负担税捐的能力，这比较属于客观上的一般判断，所以，其适用通常是针对通案进行的。[44]相较于量能课税原则，实质课税带有法规范上之当为的色彩，其中为了掌握实质，德国引入了经济观察法，经济观察法可以说是实质课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表现。因此，学说与实务界以量能课税原则、实质课税理论或经济观察法作为应税、免税或应向谁课税的论据时，其诉求的理念几乎是一个：应以符合经济利益的实质及其实际依归，认识负担税捐能力之有无及归属，以使税收课征能符合实质，而不受限于形式。惟需注意的是，量能课税原则和实质课税理论均含有价值判断，而经济观察法则从经济的观点，客观观察、认定课税事实。
五、实质课税理论适用之基本路径：可税性原理
可税性原理，即主要关注征税的可能性及合理性。该原理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经济上的可税性”，即关注经济上征税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二是法律上的可税性，即关注法律上征税的合理性与合法性。[45]对可税性原理的研究，学界主要关注征税范围的确定，这也是税法上应税事实形成的主要衡量标准。可税性的判断标准，可以从三方面加以衡量：收益性、公益性和营利性。收益主要是指社会财富的增加，由于税收是对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因此只有存在收益，才具有纳税能力。[46]并且该收益单纯为经济意义判断，即不管收益的性质、方式、来源以及合法与否。[47]但是并非所有的收益都具可税性，如果该收益为公益性，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则往往即使有收益，也不对其征税。但是对于提供公益的机关和部门，如果其存在营利性活动，则对其营利收益应当视同营利性组织之收益而给予课税。
因此，对于征税范围的确定，大体可以遵循这种思路：征税与否，首先取决于是否具有收益，这是征税的基础；但是如果有收益的主体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且其宗旨和活动具有突出的公益性，则不应当对其征税；而公益性的组织存在营利性的收入，则对其营利性收入部分，应当征税；同样，如果一个营利性的组织，某些活动具有突出的公益性，则应该考虑对其公益活动予以褒奖，应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48]
因此，依据可税性原理，对是否课税的判断标准就是收益性、公益性和营利性，其中并不包含是否合法的判断。税法与私法基于不同的法律目的和宗旨，对经济事实给予不同的价值评判。因此，对某一经济收益征税，并不意味着因征税而导致对纳税人行为合法性的认同。至于纳税人的行为是否合法，并不取决于税法（这也不是税法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是否符合相关的法律规定（例如民法、行政法乃至刑法等）。税务机关也主要审查经济行为是否课税构成要件，其并不负有审查该行为是否符合其他法律的职责。因此有学者正确指出。“税法是判定某收入能否加以课税时所关注的是该收入足以表明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即实际上的经济事实。而其衡量的标准，仅在于某种经济事实的发生。只有某种经济事实的发生使征税对象增值，从而能够重新评价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并有必要基于此种经济增值而重新分配此增值部分（收益）在各主体之间（包括国家和财产所有人之间以及财产所有人之间）的分配，税法才会据此评价财产所有人是否将因此而承担相应的纳税义务……税法在认定某种收入是否应当纳税时，并不以该收入的合法性判断为前提。”并且指出，“一旦将某种收入的合法性判断赋予给税法，税法的意义将被无限制地扩大，对税法的发展反而不利。”[49]
税务论文范文2
企业组织形式纳税筹划可通过企业性质的选择与子公司或分公司的选择进行，企业设立为股份公司还是合伙制企业，是注册为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是子公司还是分公司，由于企业性质、组织形式的不同，其适用的税基、税率及享受的优惠政策均有所不同。如：目前，外商投资企业较内资企业享受更多优惠政策。
二、企业注册地点的税务筹划影响
由于国家内部发展不相均衡，为促进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国家不同地区的税收政策也有较大差异，企业可选择到符合国家规定相对低税率的地域进行注册，如：国家规定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税务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三、研究掌握税制变化规律对纳税筹划的影响
企业进行税务筹划，必须学习、研究相关的税收法律政策，以便在筹划实践中充分运用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出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需要会相应地调整税收政策。因此，企业在进行改制设立的税务筹划时，不仅要考虑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应重视研究税制变化发展规律，把握税收优惠政策的变动趋势。目前，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税收制度与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及WTO的规则要求之间已出现明显的不适应，税制改革、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已势在必行，新的税改已经启动，对此，税务筹划中应给予充分考
虑，以达到实现企业税负最优化的目的。
四、选择适当方法进行纳税筹划
1.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对纳税筹划的影响
折旧是指在固定资产使用寿命内，按照确定的方法对应计折旧额进行的系统分摊。折旧作为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税收挡板”的效用。按我国现行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常用的折旧方法有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运用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出的折旧额在量上是不相等的，因而分摊到各期生产成本中的固定资产成本也不同。因此，折旧的计算和提取必将影响到成本的大小，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利润水平，最终影响企业的税负轻重。由于在折旧方法上存有差异，这为企业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可能。在利用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进行纳税筹划时，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⑴考虑不同税制的影响。一般来说，在比例税制下，如果各年的所得税税率不变，则宜选择加速折旧法对企业较为有利。这主要是因为采用加速折旧法，使得在最初的年份提取的折旧较多，而在后面的年份则提取的折旧较少，这样就可以使企业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相当于企业在开始年份内取得了一笔国家无息贷款。但是，如果未来所得税税率越来越高，则应选择平均年限法较为有利。由于延缓纳税收益与税率高低成正比，因此，在未来所得税税率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往往会使以后年度增加的税负，大于延缓纳税的收益。当然也会出现以后年度增加的税负小于延缓纳税的利益。这主要看市场资金的折现率高低。所以，在未来税率越来越高时，企业就需要进行比较分析，才能对企业的折旧方法做出最佳选择。而在累进税制下，过高的利润额，会引起过高部分所对应的税率偏高，从而会使企业税负也偏高。在这种情况下，则适宜采用平均年限法，可以使企业的利润避免忽高忽低，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减少企业的纳税。当然，由于企业自身的条件，税率累进的急剧程度以及银行利率的大小等因素，也会对折旧的“税收挡板”效果产生影响。因此，在累进税制下，企业到底采用何种折旧方法较为有利，仍需企业经过比较分析后，才能做出最终决定。
⑵考虑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按我国现行会计制度规定，对企业拥有的资产实行按历史成本计价原则。这样，如果存在通货膨胀，则企业按历史成本所收回的资金的实际购买力将大大贬值，无法按现行的市价进行固定资产的重置。但是，在存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如果企业采用加速折旧方法，既可以使企业缩短回收期；又可以使企业的折旧速度加快，有利于提高前期的折旧成本，取得延缓纳税的好处，从而相对增加企业的投资收益。可见，通货膨胀的存在对企业并非总是不利的，企业可以通过采用加速折旧方法的选择有效地利用通货膨胀，使企业获得“节税”效应。
⑶考虑折旧年限因素的影响。新的会计制度及税法，对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只要求企业根据固定资产的性质和消耗方式，合理确定固定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预计净残值，只要是“合理的”即可。这样企业便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对企业有利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计提折旧，以此来达到节税及企业的其他理财目的。一般情况下，在企业创办初期且享有减免税优惠待遇时，企业可以通过延长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将计提的折旧递延到减免税期满后计入成本，从而获得节税的好处。而对一般性企业，即处于正常生产经营期且未享有税收优惠待遇的企业来说，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往往可以加速固定资产成本的回收，使企业后期成本费用前移，前期利润后移，从而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
⑷考虑资金时间价值因素的影响。从账面上看，在固定资产价值一定的情况下，无论企业采用何种折旧方法，也无论折旧年限多长，计算提取的折旧总额都是一致的。但是，由于资金受时间价值因素的影响，企业会因为选择的折旧方法不同，而获得不同的资金时间价值收益和承担不同的税负水平。由于资金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值，因此，不同时间点上的同一单位资金的价值含量是不等的。这样一来，企业在比较各种不同的折旧方法所带来的税收收益时，就需要采用动态的方法来分析。先将企业在折旧年限内计算提取的折旧按当时资本市场的利率进行贴现后，计算出各种折旧方法下，在规定折旧年限内计算提取的折旧费用的现值总和及税收抵减额现值总和，再比较各种折旧方法下的折旧现值总和及税收抵减额现值总和；在不违背税法的前提下，选择能给企业带来最大税收抵减现值的折旧方法来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2.债券溢折价的摊销方法选择对纳税筹划的影响。按我国现行会计制度规定，对长期债券投资溢折价的摊销方法，企业可以选择直线法或是实际利率法进行核算。由于采用直线法，每期的溢折价摊销额和确认的投资收益是相等的；而采用实际利率法，每期按债券期初的账面价值和实际利率的乘积来确认应计利息收入，且其金额会因溢折价的摊销而逐期减少或增加。债券摊销方法不同，并不影响利息费用总和，但要影响各年度的利息费用摊销额。因此，当企业在折价购入债券的情况下，宜选择实际利率法进行核算，前几年的折价摊销额少于直线法的摊销额，前几年的投资收益也就小于直线法的投资收益，公司前期缴纳的税款也就相应的较直线法少，从而取得延缓纳税收益。相反，当企业在溢价购入债券的情况下，应选择直线法来摊销，对企业更为有利。3.确定合理的债务比例，节约税源。利用债务筹资，纳税人不仅可以获得利益收益额，而且负债利息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与不能作为费用支出只能以税后利润中分配的股利支付相比，负债筹资可以少缴所得税，获得节税收益。因而在息税前投资收益率大于负债成本率的情况下，提高负债比例，便可获得更多的上述两种收益水平。但也不是负债越多越好，因为随着负债比例的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也会增大，甚至发生债务危机。债务筹资的税收筹划就是要尽可能找出最适合的负债比例。
4.合理利用融资租赁进行纳税筹划。通过融资租赁，纳税人不仅可以迅速获得所需的资产，保存举债能力，更主要的是租入的固定资产可以计提折旧，折旧作为成本费用，减少了所得税的征税基数，少纳所得税，而且支付的租金利息还可在所得税前扣除，进一步减少了纳税基数。因此，融资租赁的节税收益是非常明显的。
5.筹资利息的处理。根据税规定，企业筹资的利息支出，凡在筹建期发生的，计入开办费，自企业投产营业起，按照不短于五年的期限分期摊销；在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计入财务费用，其中与购建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有关的，在资产尚未交付使用或虽已经交付使用，但尚未办理竣工决算以前，计入购建资产的价值。而计入财务费用便可一次性全额抵减当期收益，计入开办、或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价值，则要分期摊销，逐步冲减以后各期收益。其区别在于计入财务费用可以尽快扣除筹资利息，减少风险，获得资金的时间价值，相对节税。因此，应尽可能加大筹资利息支出计入财务费用的份额，获得相对节税收益。为此可缩短筹建期和资产的购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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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会计制度财务会计税务会计成本效益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对财务会计制度与税收法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新的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中，均体现了会计原则和税法各自相对的独立性和相分离的原则。本文在介绍了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区别的基础上，从成本效益出发分析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
1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
财务会计是在公认会计原则和会计制度的指导和规范下对己发生或己经完成的经济业务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并由此形成财务信息，对企业和外部有利益关系的各方面提供报告，以满足其经济决策的需要为目标的会计。税务会计是一门新兴的边缘会计学科，它是以国家现行税收法令为准绳，以货币计量为基本形式，运用会计学的理论和核算方法，连续、系统、全面地对税款的形成、计算和缴纳，即税务活动引起的资金运动进行核算和监督的一门专门会计。
近几年，关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问题一直是我国会计学界和税务学界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笔者在分析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区别基础上，重点从成本效益出发探讨了两者的分离情况。
2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区别
2.1根本目的不同
制定与实施企业会计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真实、完整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以及财务状况变动的全貌，为政府部门、投资者、债权人、企业管理者以及其他会计报表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因此，财务会计的根本目的在于让投资者或潜在的投资者了解企业资产的真实性和盈利可能性。而税法的目的主要是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调节，保护纳税人的权益。
2.2主体不同
会计主体，是指会计信息所反映的特定单位或者组织，它规范了会计工作的空间范围。在会计主体前提下，会计核算应当以企业发生的各项交易或事项为对象，记录和反映企业本身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为会计人员在日常的会计核算中对各项交易和事项做出准确判断、对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做出正确选择提供了依据。会计主体是根据会计信息需求者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的单位，可以是一个法律主体，也可以是一个经济主体。
纳税主体，是指依法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基本纳税单位(或自然人)，也就是税法规定的独立纳税人。原则上，规范税制下应以法律主体作为纳税主体，当然也有为管理需要特殊规定的例外。例如，总公司和其没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应该作为一个纳税单位自动汇总纳税，但外国公司的分公司就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纳税单位来管理。各税种的税法中都规定了独立的纳税单位(人)，但是，由于我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种种不规范和财政体制的原因，还没有完全做到按规范的法律主体来界定基本纳税单位。
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成本效益
2.3遵循的原则不同
由于企业会计制度与税法所服务目的不同，导致两者为实现各自不同目的所遵循的原则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基本原则决定了方法的选择，并且是进行职业判断的依据。原则的差异导致会计和税法对有关业务的处理方法和判断依据产生差别。税法也遵循一些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但基于税法坚持的法定原则、收入均衡原则、公平原则、反避税原则和便利行政管理原则等，在诸如稳健或谨慎性原则等许多会计基本原则的使用中又与财务会计有所背离。
2.4核算方面的不同
目前，我国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差异不仅涉及应税收入和应抵扣费用确认的时间，还涉及价值的计量;不仅涉及企业所得税，还涉及流转税类各税种:不仅涉及利润表项目，还涵盖资产负债表中的几乎所有科目。企业所得税方面的差异不仅有时间性差异，还有永久性差异以及我国独具特色的裁量性差异。由于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存在诸多差异，因此在税务核算时往往需要在会计核算数据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调整。
3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成本效益分析
3.1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的成本分析
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时必然产生大于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合一时的成本，主要有:
建立分离核算体系成本，如果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要分离，税务会计需要有自己独立完整的涉税会计核算体系，能明确地对税法与会计的差异进行界定、协调与处理，企业进行纳税处理时遇到的难点基本上都有明确的核算标准，这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
处理成本，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会增加日常处理成本，企业不仅要进行会计核算，还要进行税务核算。
人力成本，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时，企业需要设置专职的税务会计人员，税务会计核算的工作量会比以前有所增加。
其他成本，根据企业具体情况，可能存在其他具体成本开支。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度越高，这些成本的开支就越大。
3.2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收益分析
如果企业是通过对外筹资建立，需要对外提供法定报告，存在公众利益，此时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的分离程度越高，取得的收益就越大。具体表现在:首先，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分离后各司其职，企业的税务会计信息和财务会计信息质量都将比分离前得到较大提高，而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对企业领导层的决策可以起到相当大的帮助，从而提升企业的管理效率，进而增加决策效益。其次，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分离能增强企业的涉税核算能力，有助于企业开展更多的、有成效的纳税筹划，帮助企业避免不必要的纳税损失，并且在企业面临多种纳税方案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充分利用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此外，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的分离有利于规范企业的税务会计核算，而规范的税务会计核算有助于企业正确纳税与诚信纳税，树立良好的纳税信用，提高纳税企业的信用等级。
如果企业不是通过对外筹资建立，经营者就是投资者(例如国营企业、个体企业)，企业不存在对外提供法定报告的需要，没有公众利益问题，此时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是否分离取得的收益无明显变化。若强行将其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分离成本将远远大于分离收益。
3.3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成本效益分析
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时收益成本分析
对于需要对外筹资建立，需要提供对外法定报告，存在公众利益的企业，随着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程度的加大，企业收益随之增加，成本也随之增长，两者之差是企业最终获得的结果，只有它是正值才是企业希望得到的结果，也是企业得以继续生存的前提，如果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分离使得企业入不敷出，则企业最终会无法正常生产经营，甚至倒闭。随着分离程度的增大，分离成本会不断增长，而分离收益却会随着分离度的增加而变得增速迟缓，所以，就存在一个"收益一成本"的最大值，这个最大值会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而有所变化，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最大值会在0-1之间并靠近1的位置出现。这也就是在前文所谈到的向会计靠拢的企业，此类企业分离产生的收益大于成本，因此适宜采用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相分离的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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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税收理财问题的提出
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企业税收理财无疑是财务管理目标的重要方面。现实情况是，财务人员普遍能熟练掌握会计记账技术，这固然能避免技术性错误而遭致税务部门罚息，能避免不必要的税务性现金流出。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当前财务人员的素质决定了开展企业税收理财仍是非常薄弱的环节，这不仅是因为财务人员缺乏税收理财知识，而且在理论上和实际工作中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比如，财务人员误将己实现的销售收入记入预收账款这类错误，比误将已发生的广告费计入财务费用的性质严重得多，前者的错误之所以性质严重是因为本应及时交纳的销项税被人为地延迟而被税务部门处罚，后者的错误性质却无关紧要，因为广告费无论计入何种费用，既不影响费用总额更不会影响企业利润及应交的所得税。再者，由于财务人员缺少税收理财的手段，放弃了许多本来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因此，在遵守税法的前提下，合理利用税收政策，达到合理避免或延迟纳税、少交甚至免除纳税更是财务人员的重要任务。所以我们认为，就纳税的角度看企业税收理财比单纯的会计记账更为重要。企业税收理财是围绕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遵守国家税收法规的前提下，采用适当公允的理财手段，在企业筹资、投资、收益分配等环节展开税收理财，以达到正确计量应纳税额，推迟纳税、合理避税或免除纳税为目的一种理财工具。
二、企业税收理财的特征
由于企业税收理财的性质仍属于企业理财活动的范畴，因此，税收理财的特征是相对于其他理财活动而言的。企业税收理财的特征有：
政策性。企业税收理财是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涉及的都是属于国家政策性很强的理财活动，税收理财活动不是偷税，它要求财务人员要有很强的政策观念。
实用性。企业税收理财活动直接关系到国家、企业之间利益的调节，而且国家的税收政策实际上也体现了某种倾斜性和目的性，企业应针对自身的特点，熟悉与本企业相关的税收理财知识，制订与自身业务关联的税收理财方案，讲究实用至上。
时效性。政策的时间性必然要求企业税收理财活动的时效性，要求财务人员针对变化的税收政策相应调整适合本企业的税收理财方法，避免使用过时的东西。
整体效益性。尤其对集团企业而言，要追求整个集团企业的价值最大化，以能否降低整个集团的税负为出发点，通过资产重组、资源优化配置等手段，实现整体效益的提高。
三、企业税收理财的具体内容
毕竟税收理财仍属于企业理财的范畴，自然其内容应包括企业投资活动税收理财、企业筹资活动税收理财、企业收益分配活动税收理财、跨国公司税收理财四个方面。
1、企业投资活动税收理财
(1)确定投资企业的注册地点。税法中国家实行税收优惠的注册地点有：国务院批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特区、老少边穷地区。应选择税负较轻的地区作为企业注册的地点，以谋求今后的税收利益。
(2)确定投资企业的类型。税法中国家实行税收倾斜的企业类型有：国家对民政部举办的福利企业和街道创办的福利生产单位、安置“四残”人员的企业、高校校办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水利部门举办的企业、农业部门举办的企业、国家科委主管的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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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务的特征和原则
税务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与一般民事相比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税务主体资格的特定性，在税务法律关系中，方必须是经批准具有税务资格的注册税务师和税务师事务所，委托方必须是负有纳税义务或扣缴税款义务的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二是税务行为的法律约束性，人在从事税务活动过程中，必须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行使权限，且其行为受税法及有关法律的约定；三是税务内容的确定性，税务人的税务业务范围由国家以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形式确定，税务人不得超越规定的内容从事活动；四是税收法律责任的不转嫁性，税务关系的建立并不改变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其本身所固有的税收法律责任的承担；五是税的有偿服务性，税务是智能型科技与劳动相结合的中介服务行业，税务本着自愿原则，实行有偿服务，税务人根据所业务的内容和复杂程度，收取一定的费用。
税务不同于一般的民事，关系的确定受资格、范围的限制。首先，委托项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税务人不得超载法律规定范围进行，严禁偷税、骗税行为。其次，税务是一项政策性较强、法律约束较高的工作，受托机构及专业人员必须具有一定资格。再者，注册税务师承办业务必须由所在的税务师事务所统一受理。此外，税务关系的确立必须签订书面委托协议书，不得以口头或其他形式确立，未经签订委托协议书而擅自开展业务的不受法律保护。
税务是一项社会性的中介服务，涉及人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以及国家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税务人在从事税务活动中，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自愿委托原则，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与税务人之间依法确立的关系是合同契约关系，只有在双方自愿和合法的基础上订立契约，双方的税收法律关系才能有效确立；二是依法原则，税务机构必须依法成立，税务人承办的一切业务，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在委托人授权的范围内，按照委托人的合法意愿进行；三是独立、公正原则，人在其权限内，独立行使权，不受其他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预，在实施税务过程中，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在维护税法尊严的前提下，公正、客观地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代办税务事宜，决不能因收取委托人的报酬而偏袒或迁就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四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委托人合法权益的原则，税务人一方面应按照国家税法规定督促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纳税及扣税义务，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应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通过税务及时掌握各项政策，节省不必要的税收支出，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
二、税务具有机构团体的法律特性
订立税务合同，是税务法律关系确立的标志。税务同于律师制度，实行机构团体。税务业务虽由注册税务师承办，但注册税务师不能以个人名义执业，只能依托税务师事务所进行税务业务，因此，税务合同的受托方只能是税务师事务所这一团体组织而非注册税务师个人。对受托方主体作出这种要求，主要考虑以下因素，首先，税务业务政策性、专业性强，需由具备专门知识的人员才能完成，从事的业务往往较为复杂，以社团组织为单位从事业务，可以发挥集体的智慧，使税务工作的顺利圆满完成成为可能；其次，以税务师事务所团体名义对外执业，可以加强对从业税务师的业务指导和监督；另外，团体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强，在人因其行为给委托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由团体组织对赔偿的风险予以负担相对于由个人负担更有保障，从该角度而言，实行事务所团体制，有利于对委托人利益的保护。
税务合同的受托方为税务师事务所而非事务所内具体从事业务的注册税务师，委托方基于信任对特定符合法定条件从业税务师的选择，事务所应予尊重，如合同已明确约定具体的税务人员且不得由他人，则税务机构应遵从该约定，税务机构违反该约定进行的行为构成违约，将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根据民事的相关法律规定，导致关系的变化的因素之一为人的变化，但对于如律师事务所、税务机构这样的团体是否因具体税务从业人员的变化而引起税务关系的变化现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依民事理论，凡涉及此类较复杂，行为发生的后果可能因人不同而有所差异的情况，委托人对特定从业人员的指定，可视为该行为的完成与特定人的人身密不可分。笔者认为，税务中，约定的从业税务师的变化，同样可引起税务法律关系的变化。税务合同的受托方虽为税务机构而非税务师个人，但注册税务师的变化将影响税务法律关系的变化。约定的从事行为的注册税务师因主观原因拒绝，如双方不能就新的税务人员达成协议，委托人可以单方解除税务合同，税务人员或机构有过错的，委托人可追究税务机构的违约责任，承担责任后的税务机构，可以向有责任的税务人员追偿。注册税务师因客观原因不能履行税务行为，如注册税务师已死亡、被注销资格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不适合继续从事税务的情形的，委托人亦可单方终止行为。在发生税务机构已破产、解体或被解散的情况下，委托代也有权单方终止合同。当然，发生委托人死亡、解散或违反法律规定等由委托人导致的情形，注册税务师及其机构在委托期限内也有权单方面终止行为，但这已不属税务机构团体制度所具有的特点。
三、税务的法律责任
税务属民事，适用我国《民法通则》中关系制度的有关规定。税务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同时也受《合同法》的调整，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和其他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是规范税务法律责任的法律，税务中发生的法律责任既包括民事法律责任，也包括刑事法律责任。
1.委托方的法律责任
根据《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因此，如果委托方违反协议的规定，致使注册税务师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协议，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责任应全部由委托方承担，委托方除应按规定承担本身承担的税收法律责任外，还应按规定向受托方支付违约金和赔偿金。
2.受托方的法律责任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的规定，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税务人如因工作失误或未按期完成税务事务等未履行税务职责，给委托方造成不应有的损失的，应由受托方负责。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98条，税务人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造成纳税人少缴税款的，除由纳税人缴纳或者补缴应纳税款、滞纳金外，对税务人处纳税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50％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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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管理，能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丰富了企业的运营资本并增加了企业收益。并且，税收是直接能体现我国宏观调控方向的标杆，通过对税收的有效管理能有效的认清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方向，利用各种税收优惠、鼓励政策和和各项税种的税率差异进行合理投资、筹资和技术改造，从而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
二、目前我国国企税务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1.管理观念落后
长期以来，我国国家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缺乏对国家税务的深入了解，对国企税务管理工作不重视，错误的认为国家企业不存在企业效益这一问题，导致管理工作者在进行税务管理时倾向于形式化和过场化。并且，由于受我国计划经济的影响，国企财务人员对税务管理认识不深，接触时间较短，税务管理手段比较薄弱，使税务管理工作并没有真正发挥出作用。
2.法律意识淡薄
目前，我国许多企业对企业税务管理工作存在错误的认识，往往通过偷税漏税的方式来降低企业税收成本，没有在我国税收法律法规的允许范围内，对企业税务管理工作进行正确的统筹规划，并没有真正有效的利用我国税收政策的作用，反而损害了企业利益、国家利益。在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之下，国企的税务管理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淡薄，对税务管理工作也不重视，造成我国国企税务管理工作混乱。
3.税收业务不强
目前，我国国家企业很大部分仍受计划经济的影响，运营方式上带有很大的政治色彩，高层管理人员对企业税收管理并不重视，导致税务管理工作者无法有效的对偷税、漏税进行有效的划分。税收管理工作是一门实时性和操作性很强的工作，而我国国家企业的税务管理人员抱着国企工作是铁饭碗的错误思想没有及时的对时下的税收知识进行有效的补充，其业务操作能力也在日积月累的安逸情绪中落后于时代，导致了国企税务业务能力虚弱的现象。
二、提高我国国企税务管理工作水平重要措施
税务管理的核心是税收筹划，企业其他的税务管理活动最终都是为了实现税收筹划，也就是指在遵守国家税法、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提升税务管理意识，提高税务管理法律观念，增强税收业务能力，完善税收管理制度来实现税负最低。
1.提升管理意识，精化税收管理工作
意识决定行为，只有从根本上提升管理意识，才会提高企业税务管理工作。首先，要转变国家企业的管理意识。虽然国家企业属于国家性质的企事业单位，但仍具有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性质。其次，在企业内部设立专门的税务管理工作机构，由专业高素质的工作人员掌管税务工作，提高税务管理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必要的话可以对企业内部的税务管理工作进行二次细化，最终将国家企业税务管理工作专业化，精细化。
2.提高法律观念，加强税收法律培训
由于我国目前的税法制度体系并未完善，税法约束范围仍有缺口，这就必须要依靠企业自身的法律约束力，在保障广大人民共同利益的情况下认真遵守国家法律制度。加强对企业税务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培训，熟练掌握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从法律政策的角度上进行税收规划和统筹，从而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另一方面严格禁止偷税、漏税的情况出现，一定要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进行避税。企业高层领导更应该要重视企业税务管理人员的法律培训工作，借助外部培训机构或者专业税务机构的力量，不断提高企业税务管理人员自身的法律观念和业务能力。
3.增强业务管理能力，完善税收管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