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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的因素有很多：从时间段来划分，大致有短期因素和长期因素。短期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政治因素，还有心理因素等；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差异、国际收支以及通货膨胀率是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是影响一国国际收支及货币汇率长期走势的重要原因。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是影响汇率变化的基础性因素，如果一国的货币发行过多，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就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一国的货币在国内购买力下降，使货币对内贬值，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对内贬值，必然引起对外贬值。考察美元兑人民币的中长期走势，本文从影响汇率最基本的因素着手进行分析，通过计算不同时期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大致判断进行判断。
（一）样本的选取和来源
我们分别以1980年和1990年为不同的基期，按照上述公式计算这两个期间美元的实际汇率指数，结果如下：（根据目前的数据，假定2014年美国和我国物价涨幅分别为1.5%和3%）
（二）结果及相关分析
以198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目前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高估了25%，人民币名义汇率还有升值的空间；以1990年为基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化，则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了约25%，人民币名义汇率未来将应该贬值，结论恰好相反。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上述计算结果？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进行考虑：第一，基期的选择；第二，基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第三，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基期的选择问题：从我国的外汇管理历史来看，1979年前是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外汇管理实行全面的计划管理，汇率由国家统一规定，基本没有反应市场变化。1979年3月，国家成立外汇管理局，1980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同时开办外汇调剂市场，对外汇进行市场调节。1991年，我国取消了外贸部门的出口补贴，外贸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可以说，1980年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的起点，1990年前后是我国外汇管理制度迈入市场化改革的起点。因此，选择1980年和1990年为基期考察我国外汇市场是有代表性的。即期名义汇率是否合理的问题：1994年以前，我国外汇管理的最大特点是外汇额度留成制度，因此，如果计入外汇留成和出口补贴等利益，这一时期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是高估的。如果把这一因素考虑在内，按照不同基期计算的名义汇率指数还会下降，相应的，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衡量两国物价指数的CPI计算的可比性问题：毋庸讳言，尽管中美两国在构成CPI类的组合类别基本相同，但鉴于两国在具体类别上在CPI中所占的比重不尽相同，再加上其中的类别需要定期调整，因此，公布的数据一定有差异，据此计算出来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一定存在差异。粗略来看，构成我国CPI较大比重的是食品（30%左右），构成美国CPI较大比重的是住房支出（40%左右），根据观察，如果考虑这些差异，我国CPI的实际数据应该要高一些，相应地，美元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指数也会更加低。综上所述，如果将上述三个问题综合进行考虑的话，无论是以198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还是以1990年为基期计算的美元兑人民币实际汇率指数，都会在计算结果的基础上向下调整。尽管向下调整的幅度无法准确计算，但都反映目前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已经没有升值的空间。换句话说，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的中长期走势应该是维持现状抑或走入升值的通道。
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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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长期稳定的汇率水平有助于人们建立稳定的
预期，为国内外投资者的决策制定提供一个确切的基础，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展；而未来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会对投资决策制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际贸易和投资。虽然企业可以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和期货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以规避风险，但这意味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外汇市场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对缺乏，它们在浮动汇率面前尤其显得束手无策。极端的易变性意味着货币错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发生，而这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减少投资和外贸，引起经济增速降低，这对于缺乏远期套期保值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倡导者声称，作为本国货币的外国价格，汇率可以在外汇市场上由供求决定，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价格信号往往是最优的，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很多经验研究证明，汇率的短期易变性对于贸易的影响是极小的。而且，被观测到的汇率易变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实际风险。即使该风险在外汇市场受到压制，它也会在其他场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发出来（Frankel,1996）。（例如，美国为避免因实际供求因素导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汇率制度选择的中间派和灵活派则认为，汇率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可能与经济实体的特点及初始条件有关。因此，应对外部冲击的合适政策应该是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二、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
实施钉住汇率制可以约束钉住国政府货币政策。当钉住国的通胀率与被钉住国的通胀率严重背离时，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使钉住国货币面临贬值或升值压力。若钉住国通胀率显著高于被钉住国，资本外流将造成贬值压力，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将减少甚至耗尽其外汇储备。所以这种约束可以看成是一种货币纪律。理论和经验分析给出三个理由，证明钉住汇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1）钉住汇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标，同时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胀的承诺更加可信；（2）钉住汇率可以帮助价格和工资制定者围绕一个新的低通胀均衡协调它们的行动和预期；（3）钉住汇率制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高通胀时期渡过后，将它们从海外撤回的离岸资产转化为本币资产。（在浮动汇率制下，没有这样能重建本币资产的自动机制，因为央行没有义务购买撤回本国的以外币计值的资本）（Bruno,1995）。
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的紧缩性比固定汇率制下更强（通常导致过高的实际利率和
本币高估），因此浮动汇率制下很多稳定措施都失败了。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显比在钉住汇率制下高。以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国为例，爱沙尼亚采用了货币局制度，拉脱维亚早期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两国都成功地结束了转轨时期的高通胀，但拉脱维亚经历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资料，爱沙尼亚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7%、6%、6%，而拉脱维亚的同期增长率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脱维亚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钉住汇率制（Sachs,1996）。
三、汇率制度与汇率的波动与背离
资本流动性的增大容易产生汇率的波动性和背离问题。由于可以通过市场消除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即期汇率波动，所以汇率的波动性并不是个严重问题。背离比波动性更严重，因为持续的高估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就业有重要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引发高成本的资源配置。Meershwam(1989)证明，汇率持续性高估可能导致竞争力的永久损失。
在固定汇率制下，均衡汇率的制定是一个难题，中央银行并不比市场更“英明”。市场总是在发展变化，而均衡汇率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因此，固定汇率制虽然避免了汇率波动性问题，却面临汇率的背离问题。
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货币市场的调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存在汇率超调（Overshooting）的问题，从而导致汇率可能长时间处于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的水平。此外，投机者的套汇与套利行为可能加大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
未实行钉住货币时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远远大于实行钉住汇率时的幅度。同样，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差在未实行钉住时也比实行钉住时大得多（除了被钉住的货币处于一系列广泛的管制情况以外）。实际汇率这样大的变动幅度恰恰说明了名义汇率的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变动。20世纪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制度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善恶循环”。各国货币在经历超过正常水平的通货膨胀后，其货币贬值速度和幅度都超过了由通货膨胀率差异决定的长期均衡水平，然后开始升值，货币的升值也超过了长期均衡水平。货币快速贬值削弱了货币当局稳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达到金融稳定的难度（阿里巴，2000）。
在浮动汇率制下，当国际货币市场上出现明显的不均衡时，投资者就会转移资金以获取利润，这将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动，于是预期利率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大的结构性影响。预期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实际利率变动将影响长期资本运动的形式。为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均衡而发生的即期利率变动，将会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汇率制度与内外冲击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价格信号剧烈波动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浮动汇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够较快地调整以“绝缘”外生性冲击造成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波动越大，汇率浮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浮动汇率有助于隔绝外国价格的动荡对国内价格的冲击（梅尔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认为，与固定汇率制度相比，浮动汇率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即使名义刚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调整经济以应对实际的贸易冲击。实证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弹性汇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经济体避免受实际干扰的影响。浮动汇率在贸易冲击形成后，能更好地调整实际产出。人们似乎不必担心浮动汇率对贸易冲击的影响，因为当受到负面冲击的影响时，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使名义汇率相应的贬值。
弗里德曼同时认为，如果价格轻微波动，那么改变名义汇率以应对实际汇率调整的冲
击，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过度需求推动名义价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冲击是真实的，从理论上说，浮动汇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选择。实际上，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给予实际的冲击以平稳、适当的调整。当国内价格是粘性的，那么为应付冲击而发生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负面的实际冲击（如出口需求或贸易的下降）会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对贸易品的需求减少时，汇率贬值会降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弥补负面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义价格下降时，名义贬值会增加其国内价格，这又有利于经济得到一个更平稳的调整。也就是说，在弹性汇率制度下，汇率起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则不得不依赖国内价格的缓慢改变以走出萧条。换句话说，钉住汇率制度必须承受负面冲击带来的影响。而且，中央银行必须阻止本币贬值，否则用外币购买本币将会导致贬值发生。这是一种内在的紧缩，它会引起就业率大幅度的下滑。对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和阿根廷来说，为重新安排相对价格，渡过漫长而痛苦的紧缩时期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保持固定的名义汇率要付出代价。
浮动汇率制度平息冲击的另一种方式是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当实际的负面冲击存在时，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减轻衰退。在弹性汇率制度下，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扩张的方式来应对冲击。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增加只意味着储备的外流而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固定汇率可以更好地处理内部冲击，如通胀率或利率的暂时性变动等，外汇储备的增减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以避免汇率的无谓频繁波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越大，钉住汇率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国际货币的流动是一种减震器，它可以减少国内货币供应的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国内货币的过量供应会使资本外流，因为部分超额货币可以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消除。在浮动汇率下，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仍然滞留在国内，并使国内货币贬值（梅尔文，1991）。
不同汇率制度相对优势的存在，是以影响经济体的冲击的特征为基础的。当冲击来自国内货币市场，固定汇率制度会自动阻止冲击影响实体经济；如果确实发生了需求冲击，在货币当局购买外汇储备以阻止本币升值的同时，货币供给将会增加，而实际产出不变。相反，弹性汇率制度则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到实际货币供给未发生变化时的水平。因此，如果这些冲击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赞成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个理由。
五．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
固定汇率制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这是因为固定汇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机者认为持续高估货币迟早要向市场均衡汇率回归。投机冲击可能引发货币危机，迫使一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贬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债的银行和企业债务成本高企，加上央行为捍卫本币汇率而提升本币利率所造成的银行利润率下降以及企业国内债务成本升高，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代尔蒙德和代布维格（DiamondandDybvig,1983）系统论述了固定汇率制下的清偿力危机。严格钉住汇率制度限制了货币当局扩大国内信贷的能力，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不利于银行稳定。在货币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国内银行体系没有最后贷款人。在一个银行规模小、存款保险制度不完备的金融体系中，这可能造成自负盈亏的银行倒闭。相关模型表明，货币局制度通过加大产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来减少形成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货膨胀价格可能是金融体系不稳定所特有的现象。与货币局制度不同，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国际收支危机而不是银行危机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动汇率制并不意味着与危机绝缘。浮动汇率制国家也可能同时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以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经常项目长期巨额逆差的压力下保持美元坚挺，是靠长期源源不断流入的外国资本。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主观预期和对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国经济的放缓和美国股市泡沫经济的破灭改变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与美元的预期，外国资本的抽逃将对美元造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为了减缓资本抽逃的冲击，美联储很可能调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的低迷。也就是说，美国终将为其经常项目赤字付出代价，长期累积的风险终将爆发。反对弹性汇率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普遍存在。那么本币名义汇率的贬值将增加美元债务的输送成本，并导致企业的接连破产及财政危机的发生(CalvoandReinhart，1999)。
Eichengreen和Arteta(2000)指出，经验证明未能揭示在汇率制度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原罪论”说明，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即一国的货币既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于长期借贷。那么一国的国内投资不是面临货币错配（借美元用于国内项目），就是面临期限错配（用短期贷款作长期用途）。如果出现货币错配，汇率贬值将造成贷款的本币成本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如果出现期限错配，利率上升也会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在这种国内金融极端脆弱的情况下，不论是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都难以避免危机的爆发（张志超，2001）。
六、汇率制度与货币以及铸币税
根据三元悖论（TheImpossibleTrinity）,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
汇率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在资本帐户开放的前提下，一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意味着自己货币（MonetarySovereignty）的部分让渡。在钉住国和被钉住国的商业周期和经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钉住国内外平衡的任务就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但是，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Rule）,要实现一定数量的政策目的必须要有同样数量的政策工具，单凭财政政策不能够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根据蒙代尔分派原则（MundellAssignment），货币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外部均衡，财政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内部均衡。同时，米德冲突（Meade’sConflict）也证明，单靠财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FischerandStarz，1998）指出，财政政策具有相当长的内部时滞，这使得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实现稳定政策。因此，货币的让渡实质上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民族情感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一国经济的内部或外部失衡，从这个角度来说，浮动汇率制似乎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但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执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小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本身就是无效的。例如，该国经济不景气时，为刺激投资和消费而降低利率，但本国利率和外国利率的差异将使得资本外逃发生，从而加重衰退；当该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调高利率以紧缩银根，但国际资本的大举流入将加剧该国的通货膨胀。既然货币政策本身无效，货币让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时，只有少数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变动能够左右国际汇率的走势，大多数国家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因此汇率政策本身作为一种调节政策来说也是无效的。因此有人认为，“对于寻求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清洁浮动汇率不是好的选择。清洁浮动汇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经济政策的大型发达国家能够享用的奢侈品”(Bergsten,Davanne,andJacquet,1999)。
费舍尔（Fischer,1981）指出，从铸币税的角度来看，能够允许一个国家自由决定其通货膨胀率的汇率制度是最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是次优选择，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是最差的选择。为了满足国际支付的需要，非储备货币国家都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国际货币，即缴纳一定数量的铸币税。而在固定汇率制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这又要求中央银行拥有比浮动汇率制下更为充足的外汇储备，而这又意味着大量的铸币税损失。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币的发行以外汇储备为基础，铸币税损失最大。
但也有一种观点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看见各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事实，说明铸币税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反对其货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因为它们发现，国际上对储备货币需求的变化会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外经济活动所占比重高的国家）。
七、汇率制度与政治因素——信誉和时间一致性问题
一般说来，每届政府上台之后都想在国内外建立起信誉（Credibility）和时间一致性（Time-consistency,也称政策延续性）。但是正如各种官僚行为理论和政治商业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样，政府很难保持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实证研究也证明，总是存在通过改变政策而把事情办得更好的动力，即存在时间不一致性。
对公开宣布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调整的代价非常昂贵，因为这样做将产生信誉鸿沟（CredibilityGap）和时间不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佳办法是实行弹性汇率制（蒋锋，2001）。Edwards（1996）发现，政治不稳定性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不稳定的国家越不可能选择钉住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制下汇率贬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准确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汇率制度能适合所有的国家
或者在任何时期适合同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取决于一国面临的特定环境。将某种汇率制度过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险的（Frankel.，2000）。
笔者在此将以上讨论形成的结论总结在两张表中：
表1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优劣对比
项目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经济增长建立稳定预期优化资源配置
遏制通货膨胀有效或成本小无效或成本大
汇率波动和背离汇率背离汇率波动（超调）
应付内外冲击更好地应付内部冲击更好地应付外生性冲击
危机货币危机和清偿力危机信心危机引发双重危机
货币和铸币税丧失货币，难以实现内外平衡缴纳更多铸币税小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无效,征收铸币税会带来成本
政治因素信誉鸿沟和时间不一致性时间一致性
表2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国家的特点
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规模小规模大
经济开放经济封闭
贸易集中贸易分散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低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发达国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面临的外生性冲击较少面临剧烈的外生性冲击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大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小
政治稳定政治不稳定
通货膨胀协调通货膨胀不协调1.
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高2.
注解:
1.迈克尔•梅尔文：《国际货币与金融》，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性相关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比起浮动汇率制国家来平均要低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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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蒋锋（2001）：“汇率制度的选择”，《金融研究》，第5期，49－56页
汇率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汇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它的变动对国家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国内经济活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后，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刺激我国出口，改善我国贸易收支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首先对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进行了介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贸的影响以及对策。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对外贸易作为带动经济发展、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对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反映了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在世界经济发展交流与合作中的重要作用及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融合程度。
汇率是一国货币单位兑换他国货币单位的比率，是一个国家进行国际经济活动时最重要的综合性价格指标，在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活动中执行着价格转换职能。它的变动对一国对外贸易的平衡与国内经济活动的波动都具有深刻的影响。因此，许多国家通过调整汇率达到平衡对外贸易收支的目的。
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程度的提高，汇率的变动对外贸的影响越发显著。从1981年我国开始实行双重汇率制，1994年人民币确立以市场为供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到亚洲金融危机后的单一的“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再到2005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5年的汇率制度改革更具灵活性，可以使我国的货币政策在资本流动更加自由和频繁的背景下，更具自主性。我国宏观调控的工具中增加汇率工具，可以更有效地对我国的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进行调节，使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更有保障。2006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实际汇率每一次大幅度调整都与进出口贸易状况有密切联系，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波动对进出口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同时，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状况也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二、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理论分析
1.汇率变动对外贸影响的理论综述
汇率变动通过影响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数量，进而影响到一国的贸易收支，而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学派对此的有关论述。重商主义学派认为货币才是唯一的财富，并把货币的多少作为衡量一国财富的标准，主张奖励出口、限制进口以增加货币的流入，从而增加一国的社会总财富。其认为在“汇兑上压低我们的币值是于外人有损而于我们有利的”。因为压低本国汇率后，本国在对外贸易中就可以用少量的外币去购买外国商品而外国人却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本币来购买本国商品，从而使更多的货币流入本国。
有关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弹性分析是由马歇尔、勒纳、梅茨勒等人在国际经济学的弹性理论建立之后逐步完成的。弹性分析法主要是从商品市场的角度来分析由汇率变动所导致的进出口商品相对价格的改变对贸易收支的影响。货币贬值实际上等于对国内出口实行补贴，对进口施加征税。在马歇尔一勒纳条件下，出口的增长率上升，进口的增长率削减，贸易收支从而得以改善。然而，即使马歇尔勒纳条件是成立的，贬值能否改善一国贸易收支仍取决于其进出口数量的调整。弹性分析法指明了汇率变动平衡贸易收支的必要条件，并将贸易条件效应纳入到汇率变动影响的分析中。然而弹性分析法采用的是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是建立在马歇尔等人建立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的，随着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国际收支调节的吸收分析法应运而生。
吸收分析法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更加注重宏观经济对贬值的反应。该理论指出，贸易差额是国民收入与国内吸收的差额，汇率变动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和国内吸收进一步影响贸易收支。货币贬值能否改善贸易收支一方面取决于国内的宏观经济状况即国内经济是否处于非充分就业。如果国内经济已经实现充分就业，那么贬值不但不会改善贸易收支反而会导致物价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当国内的边际吸收倾向小于时，货币贬值才能引起收入的增加大于吸收的增加，贬值才能改善贸易收支。吸收分析法强调本币贬值降低了国内商品的相对价格及国内产量和收入对贸易存在的反馈效应，故贬值对改善贸易收支的效果要比完全的弹性分析法小。
2.汇率变动对外贸的影响
(1)货币升值对外贸的影响。本币升值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当生产出口商品使用本国原材料时，本币国内价值贬值的情况下，本币汇率升值会使出口商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导致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稳定的情况下，本币升值仍会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涨，导致商品的出口减少本币国内价值升值，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是否上涨及上涨幅度的大小，由本币国内升值使出口商品本币价格下降的幅度和本币升值使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的幅度共同决定，若前者大于后者，则引起出口增加若前者等于后者，则不影响出口若前者小于后者，则只会较少地减少商品出口。本币升值对进口的影响表现为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不受他国汇率变动的影响，因此本币升值会使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下降，从而导致国内商品进口的增加。
(2)货币贬值对外贸的影响。货币贬值对出口的影响表现为本国生产的出口产品生产成本要受原材料来源的影响，其以本币表示的商品价格要受本国国内价值影响。在不同情况下，汇率下降对出口产品的本币价格和外币价格的影响不同，因而对贸易也会产生不同影响。对进口来讲，由于进口商品是外国生产的，其外币价格不会因别国汇率的变动而变动。本币汇率下降使本币对外贬值，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折算成本币就会使以本币表示的商品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进口商品的减少。[
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以及政策建议
由于我国出口贸易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很小。以贬值为主基调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低经济效益的出口企业。出口商品的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不断引起了我国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连续多年的顺差及巨额的外汇储备引起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压力。
从前的情况来看:人民币汇率调整是解决目前经济中流动性泛滥的关键。汇率的低估令外贸顺差过大和强烈的升值预期下资本的大量流入，这才是货币增速过快的根本所在。二是加快升值，符合我国汇制改革主动性原则。有利于维持国际经济平衡。目前我国对全球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将会造成更多的贸易摩擦，而最好的解决方式是贸易双方自愿调整。三是升值幅度加快并不会导致出口增速的大幅度下降。即使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的产品价格变得更昂贵，但目前全球经济景气度持续回升，这会对出口有很强的支持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美日等西方发达所提出的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与美国、日本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因为名义汇率是一国贸易收支和资本收支共同形成的外汇供求关系的结果，人民币名义汇率对资本项目具有较大的调节作用，对贸易收支的调节作用并不明显，真正决定我国贸易收支水平的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实际有效汇率的管理只能通过控制通货膨胀率，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使外贸真正建立在互通有无及成本、技术的比较优势上，杜绝投机性贸易，为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营造一个健康有利的内部环境是我们当前所要解决的问题。
1.促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一国经济的增长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依赖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由于我国出口市场集中，出口产品的类型单一以及高附加值的产品占出口的比例比较低，极有可能出现出口越多，贸易条件越恶化，进而降低本国的福利水平。其次，我国现行的汇率政策虽然能够提高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但由于国家债务负担率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迅猛上升，财政政策继续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而且从中长期看，一方面维持现行汇率政策的成本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现行汇率政策调节内部经济的有效性也在不断削弱，因而现行汇率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存在着调整的必然。
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总体思路是在短期内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同时增加汇率形成的灵活性在中期内以一篮子货币为中心，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在长期内实行浮动汇率制。改革现行汇率制度的主要措施有：
（1)提高人民币汇率生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培育健全的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要素不足，关键在于现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因此，要改革强制结汇售汇制为意愿结汇制，扩大充许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企业范围及限额，增加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放松市场准入条件，增加外汇交易工具，并加强外汇市场监管，建立市场稳定机制。
（2)完善央行干预机制。外汇的市场化改革要求逐步减小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的频率。现在的情况是中央银行入市干预的交易日数超过总交易日数的，对银行间市场的头寸基金全部收购或供应，可以说主导了市场汇率的形成。扩大汇率波动区间后，中央银行应减少市场干预频率，除非当市场汇率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形成趋势性的、较长期内的低估或者高估，并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时，中央银行才入市干预。
（3)建立国际货币合作制度。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具有很强投机性的短期游资对各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影响越来越大。一个国家想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来保护该国汇率制度不受冲击和汇率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时的各国表现就是一个明证。因此加强国际货币合作对于汇率稳定、避免汇率制度崩溃意义重大。如我国可以支持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做法，促使日元进一步国际化，部分取代美元成为区域清算货币，使日本与美国承担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稳定亚洲金融市场的责任。亚洲货币基金的成立将会加强亚洲各国的货币合作，当一国出现问题时，会迅速有效地施以援助，避免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发生。
2.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
汇率变动对外贸发展的长期有利效果并非汇率变动本身造成，而是以汇率变动为契机，通过比较优势的转换形成。因此，不应把汇率作为刺激出口的唯一手段，从贸易角度看，我们要不断提高出口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1)要进行贸易观念上的创新。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只注重静态的贸易利益，一味强调进出口的平衡，把贸易当作“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工具，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改革开放后开始注重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贸易政策是以经济效益的损失为代价的。之后开始强调进出口的经济效益观念，极大地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增长。但是，目前我国的出口仍以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包括人民币价值低估造成的出口产品外币价格较低和出口企业竞相压价，使许多产品不断招致反倾销调查和制裁，导致一些出口市场萎缩，同时，出口数量优势难以转化为收入优势和利润优势。这种观念必须转变，为此，一方面要重新评估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不将危机转嫁到国外，使经济增长真正回到主要依靠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利用国际市场的轨道上来，要吸取日本的教训，不给外国政府借汇率政策对我国政策施压的口实另一方面要在继续发挥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中主导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重视民营企业的进出口自，要鼓励企业在技术、管理和经营策略等方面的创新，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
汇率论文范文4
自从日本副财长黑田东彦和与其副手河合正弘2002年1.2月4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掀起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鼓吹人民币应该升值以来，国内外关于人民币汇率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本文不想对已经发表的观点进行重复论证，也无法对所有的观点进行总结。本文的写作目的是试图对前一阶段讨论中涉及的一些焦点问题作一个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理论思索，提供一些新的分析思路。
一、均衡汇率水平和市场汇率水平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一直是焦点话题之一。它是人民币汇率水平被高估还是低估，低估多少的论证基础，也是支持升值和反对升值论的论证基础。国内不少学者试图运用多种方法建立实证模型，来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和实际汇率的判断基础。张斌认为均衡汇率水平是同时满足了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时的汇率水平。他用非贸易品供给和需求均衡的方程以及中长期自主性国际收支均衡作为外部均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人民币均衡汇率模型。他的研究结果支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自2002年以来被低估，并认为中长期内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张斌2003）。秦宛顺等人运用中国贸易条件、贸易差额和外汇储备变化等因素验证了中国人民币实际汇率有升值压力。他们建议，在保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应允许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一定幅度升值（秦宛顺等，2004）。但是也有学者持人民币不存在被低估的结论，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上升值，中国出口主要依靠退税维持增长，到2002年，这一数额已高达2000多亿元，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实际上意味着，如果没有这些出口退税，中国相当一部分出口企业早已处于严重亏损甚至倒闭境地，据此，人民币就应当贬值（王国刚，2003）。
在探索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的讨论中，也有人试图通过购买力平价来判断名义人民币汇率的低估。由于简单的购买力平价模型直接比较两国的物价水平，而物价水平受该国人均收入水平及物价体系的影响颇大，难以简单用来作为均衡汇率的依据。“有人试图建立多国模型（张晓朴，2003），也有人试图将其他因素作为修正系数用来修正购买力平价模型，如用货币需求模型加以修正，并以此作为理论上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惠晓峰等，1999）。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汇率理论，多数对人民币用不上。由于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程度、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差异甚大，无法找到适合两国篮子的商品，从而按一价定律计算出平价。加上两国的税收、价格、福利、补贴政策差异很大，因此，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绝对购买力平价，会有许多数值，从1美元等于0.5元人民币到5元，难以令人信服，不能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依据。中国与美国的物价指数可比性不强，各有大量”非贸易品“对汇率无直接影响。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也不能作为汇率中、短期调整的依据。（陈建梁，2000）
笔者认为，在缺乏一个有效率的外汇市场的条件下，我们无法准确评估由所谓均衡汇率所决定的名义汇率的高或低。尽管理论模型有其指导价值，但我国目前存在的外汇市场是在资本项目未开放条件下建立的市场，甚至经常项目的外汇收支也仍然存在较多的限制条件，因此，这些理论模型的运用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资本流动对汇率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仅靠经常项目的收支状况来判断一国货币汇率水平是否低估显然是非常片面的。而根据外汇储备的增减状况来判断汇率水平的高低，也同样存在明显的偏差。比如，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度升值后，国际收支仍然长期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仍然不断增加。日元由]美元兑换260日元升至110日元，很难再认为日元仍然继续被低估。（o因此，依据国际收支状况和外汇储备的增减来判断货币汇率的高低，说服力也不够。所以，在目前的市场条件下，笔者只赞成现行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的判断标准，而不赞成高估低估之说。
二、两极化和中间汇率之争
在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国际汇率体系的发展趋势也是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继续维持钉住美元的国际宏观背景，常常被一些分析所引证。—些国外学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汇率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危机国家汇率制度的改变考察后认为，各国的汇率制度有向两极发展的趋势，即要么实行货币局一类的固定汇率制，要么放弃钉住而改为浮动汇率制。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艾肯格林等（EichengreenandHausmann，1999）、费雪（Fischer，2001）和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人。国内学者在论证人民币应该放弃僵滞型的钉住美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时，或多或少都受汇率制度“两极化”的影响。如王学武（2000）丁建平（2002）等人都认为人民币汇率的改革应考虑这一国际汇率制度发展趋势。
但是，国际学术界对汇率两极论远非持该观点的人所宜称的那样是一个共识，对两极论表示怀疑的也大有人在。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的研究就证明两极论缺乏实证根据。据卡沃等人（CalvoandReinhart，2002）的研究，很多名义上实行了浮动或管理浮动的国家，实际上并未真正实行浮动，它们仍然在不同程度上钉住美元或欧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害怕浮动”的倾向。最近罗高夫等人（Rogoff等，2003）的研究也证明汇率两极化判断并无根据，处于中间的汇率制度，即保持稳定又有一定弹性的汇率制度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且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国内认为两极汇率不适合中国学者也不在少数。张斌认为，中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多重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在转轨时期采取相对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同时，客观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中国采取完全浮动或者是严格固定汇率制度（张斌，1999）。张静等人的研究也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间汇率制度，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选择一种适宜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最符合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张静、汪寿阳，2004）。
笔者认为，汇率制度选择两极化即便曾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出现过，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受金融危机冲击之后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并不能证明两极化的观点，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又在金融形势稳定后回归到事实上的钉住汇率制或爬行钉住。固定汇率制国家增多是参加区域货币联盟的国家增加了，他们由于无法单独维持汇率稳定才加入了区域货币联盟。根据IMF的最新统计，在187个成员中，实行独立浮动为40个，有管理浮动的为43个，参加货币联盟为40个、实行货币局制度为8个，传统钉住汇率制的为40个，实行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的各为5个。也就是说，如果将独立浮动和货币联[
盟以及货币局看作是两极的话，那么多数国家仍处于中间地带。另据罗高夫等人（Rogoff，2003）的研究，在实践中真正实行钉住或有限弹性汇率制度的国家约占成员国总数60%，实行管理浮动或浮动的只有40%.在发达国家中，由于欧元区国家被算作实行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的比重只有40%.发展中国家中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只有30%，约70%实行的是钉住或有限的弹性汇率制度。只有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反，约60%选择了浮动或管理浮动制。而且，近两年有不少经历危机冲击后实行了浮动汇率制的发展中国家又回归到了相对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因此，两极化汇率制度并不能作为国际汇率制度发展的新特征，笔者倒是认为兼顾汇率稳定和灵活性才是全球汇率体系发展的新特征。不同程度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汇率制度，如水平区间钉住、爬行钉住、爬行区间等仍将具有生命力。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应该是在保持稳定的同时，逐渐增加灵活性，而不是简单地向浮动汇率过渡。
三、浮动和钉住，孰优孰劣
在有关人民币汇率的讨论中，除了人民币需要不需要升值的争论外，人民币是否应该浮动恐怕是争论得的最多的问题之一。教科书上对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制的优缺点有着全面的分析论证，但汇率制度的选择归根到底是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作选择，浮动汇率提供了宏观调节上的灵活性，可以使货币当局调节外部经济失衡的成本降低，享有较大的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则提供了稳定的微观国际金融环境，使企业等经济主体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成本降低，有利于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各类教科书上关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优缺点的分析都可以归结到上述这个根本性的孰优孰劣的判断上。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只有少数发达国家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选择了钉住或爬行钉住等变相的固定汇率制。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倾向于实行稳定的汇率制度？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微观经济主体通常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不强，缺乏应对汇率风险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保证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顺利发展，就有必要通过固定汇率制为企业提供稳定的金融环境，降低他们的交易成本。当然，这样做也有成本，即当外部经济活动失衡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要付出比较高的调节成本，如果调节不当或严重滞后，可能会引发危机。但是，只要汇率稳定所产生的收益足够大，这种调节成本和风险并不能让其放弃稳定的钉住汇率制。另外，多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状况都不够稳定，浮动汇率制使它们的货币对外价值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这比较容易引起货币替换，严重的还会出现事实上的美元化现象。这也是多数国家在政治上难以接受的。
虽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但企业缺乏应对汇率波动的意识和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浮动汇率论会争论说，如果不创造客观环境来培育企业的这种意识和能力，情况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笔者认为应该逐渐地改变汇率干预的僵滞状况，但过渡到浮动汇率制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基于这样的前提，人民币汇率制度不宜迅速地过渡到管理浮动，而是应该选择爬行钉住或区间内的爬行钉住。从目前世界上各国所实行的汇率种类看，爬行钉住是仅次于传统钉住的稳定型汇率制度，但灵活性又比传统钉住制要高。管理浮动是仅次于单独浮动的浮动汇率制，属于非稳定性的汇率制度。当然，管理力度可以因管理当局的选择而变化，但这一制度一般不对市场上发生的主要动荡进行干预，这显然与人民币需要保持基本稳定的目标不符。
也有不少学者提议人民币实行一揽子货币钉住（卜永祥，2003），这在理论上应该是正确的，它能够满足人民币汇率保持基本稳定的要求。但是，在实践中，钉住的货币篮子的确定和权重的选择都会使钉住的水平发生很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并不能保证都是积极的。另外，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是被动的，受篮子内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当篮子内货币之间汇率发生较大幅度变动时，人民币钉住一揽子货币的汇率波动幅度要大于爬行波动的幅度，这在人民币由刚性钉住向有一定弹性钉住的制度过渡时，也不是一种较理想的状态。笔者认为，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应该成为爬行钉住制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的第二过渡阶段。
也有学者建议人民币实行汇率目标区制度（李扬，2003），这与爬行钉住的建议比较接近。但是，如果目标区确定的不合适，在短期内汇率有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目标区的上下限，并在以后的较长时间内在这个新的上限或下限上形成事实上的新钉住汇率，除非过了不久，又得重新确定新的目标区。所以笔者认为，在汇率变动的压力积聚了较长的时间或比较大以后，由钉住汇率制过渡到稍有弹性的爬行钉住比较合适。如果在爬行的基础上再确定一个爬行的区间，应该也是比较好的选择，但它与一般所说的汇率目标区已经有了较大的区别。一般意义上的汇率目标区是让汇率在目标区内浮动，达到上下限后再干预，它在短期内浮动的幅度比爬行浮动要大的多。
爬行钉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使货币管理当局比较灵活地确定爬行的幅度和干预的力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同时也向经济主体传递可接受的汇率变动信息，使经济主体逐渐树立汇率波动的风险意识，并采取措施来管理汇率风险，为今后逐步扩大汇率的市场程度奠定基础。考虑到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在进行中，伴随着资本市场开放程度的扩大，利率平价机制对汇率的影响会逐渐显现，爬行钉住也可以比较好地适应这一转轨所带来的影响。因为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利率水平难免会与国际利率水平发生差异，资本市场的逐渐放松管制会使套利行为逐渐增加，如果汇率刚性钉住，套利的风险极低，爬行钉住可以增加套利的成本，对套利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同时又会避免因套利产生的汇率大幅度波动。
当然，对爬行的区间应该设定多大，每日、每周、以及月度年度可以波动的幅度以多大为宜，这都需要根据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目标采调整和确定，以不引起经济震荡和不影响对外经济活动为宜。
有不少赞成浮动汇率的观点都会提到汇率僵滞会导致投机者的冲击，进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浮动汇率可以有效地避免由投机冲击引发的货币危机。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货币汇率的稳定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汇率稳定作为政策目标并无过错。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是在汇率稳定的机制上出了问题。但这并不证明浮动汇率制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因为汇率的频繁波动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同样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进出口受抑、经济活动受干扰、乃至出现货币替代现象等。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的机制需要改善，外汇市场干预必须与整个货币政策更紧密地相联系，利率和通货膨胀率将变得更敏感，需与外部保持相对的均衡。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分析，笔者建议，货币当局在选择汇率制度以及调整汇率水平时，必须注意汇率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注意国内经济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四、“三元悖论”与汇率稳定
赞成人民币迅速过度到浮动汇率的一个理论根据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所推导的在汇率稳定、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大三角之间只能选取两者的结论。由于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过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Trilemma”概念，故也被成为“蒙代尔—克鲁格曼三元悖论”。它使得不少学者相信资本项目开放以后，只能放弃汇率稳定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因为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项目的开放已经被明确地定
为我国金融开放目标之一。就目前而言，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基础上的。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不再受政府控制。但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不等于资本流动的完全自由化，有管理和有规则的开放，抑制投机资本的流动，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可以与人民币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并行不悖。拉美和东亚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缺乏有效的监管和失当的自由化，会给国际投机者提供兴风作浪的机会，放大金融体系内原有的风险，而外部投机者所引发的羊群效应扩展至国内投资者，将会使资本市场出现严重扭曲并导致难以控制的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投机性资本流动进行控制并不意味着否定资本市场开放，适当管制居民的外汇资本交易也不影响资本市场开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资本市场开放后仍然可以而且应该进行适当的资本流动管理，而且，如果独立的货币政策并不意味着脱离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市场的行情去设立政策目标，那么在这个大三角之间寻求一种新的均衡就不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对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在金融市场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天，即使资本市场不开放，国内的货币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如果国内利率水平长期过分偏离国际水平，隐型的套利资本流动同样会对国内货币政策的产生冲击，使政策效率下降。现实生活中，一个开放型的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也只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大规模短期资金在一国流进流出时，即使实行浮动汇率制，该国的货币政策效率也会因受到冲击而下降。比如，当该国提高利率以抑制经济过热，防止通过膨胀时，国际短期资金会因为利率的差异而大量流人，虽然利率平价的作用会使该国货币的即期汇率上升，远期汇率下降，从而抑制套利资金的过分流人，但是流人的外资将会大大降低该国货币政策效率是勿庸置疑的。因此，绝对意义上的货币独立性实际上已经不存在。
汇率论文范文5
要增加交易主体的种类。主要从改变商业银行的管理入手，应该允许商业银行的分支银行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进行交易，同时，也可以允许一些外资银行以及如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可以进入外汇市场，在我国的外汇市场内引入竞争，改变传统的外汇市场的垄断现象，只有这样形成的汇率水平才会更加合理。中央银行应该充分发挥其市场监督的作用。同时，要对外汇交易的二级市场进行改革，对购买外汇的条件要逐渐放宽，要使二级市场尽快的活跃起来，这样才能更加准确的反映人民币的真实水平。
二、完善外汇市场交易品种，发展避险工具
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我国的外汇市场上可以进行即期交易的币种主要有美元、日元、港元以及欧元，我国的远期外汇市场处于起步阶段，参与的人数较少，没有很好的流动性，这就增加了外汇风险，而且中央银行也很难进行干预，所以，为了规避汇率风险，应该增加外汇的交易品种，完善外汇的期货和远期市场。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机构要求更加完善的交易工具，但是，从目前的发展来看，国内的外汇市场上的交易工具还比较缺乏，尤其是远期交易手段，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外汇交易较为冷清的原因了。因此，为了满足金融机构的要求，形成较为完善的汇率制度，为入市者提供有力的避险工具是非常必要的，而外汇远期交易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这对于完善外汇市场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三、加快汇率市场化改革
汇率政策要想发挥其有效的作用就应该有一个灵活的汇率体制与其相适应，利率体制要与汇率政策要相互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汇率制度的积极作用。因此，要对利率进行市场化改革。僵化的利率政策不能有效的环节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由于货币的供应问题所产生的压力。经过调查研究发现，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民币汇率汇率受到经常项目的影响逐渐变小，而资本项目对汇率的影响作用则不断加强，所以说，汇率政策的实施离不开市场化的利率政策的支持。
四、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革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渐进变化，正逐步向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转变，同时，它也要求资本项目也应该更加开放，因为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受到汇率制度的影响。只有在一个较为健康、成熟的金融市场上资本项目的开放才有了保证，而成熟的金融市场就包括外汇市场。汇率制度与外汇市场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的。开放的资本项目促进外汇制度的不断完善，资本项目的开放不仅包括了对汇兑限制的限制，而且也包括对交易限制的放松，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外汇制度的改革与资本项目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交叉的，加快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对外汇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五、全面提升企业汇率风险的防范意识
汇率论文范文6
一、人民币汇率不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因查阅最全面的金融信息和最有价值的金融资源请登陆中国金融资源总库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4年前十位贸易顺差来源地资料显示：2003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586.1亿美元，而美国方面的统计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1240亿美元。从两份不同的统计数据说明：2003年中美两国贸易顺差是误差600多亿美元，显然两国统计数字有很大出入。
1、中美贸易差额统剖析
中美两国统计数字差别如此之大主要有二个方面的原因：(1)、美国统计时将中国通过香港部分转口贸易重复计算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方面.(2)、美国贸易数据的收集过程存在很多问题。而中国由于＿直有出口退税的政策，并实行严格的外汇管理，中国的进出口数字是比较准确的，而美国由于规定对几千美元小额的数据不纳入统计资料，因此，这一部分也造成无法统计进去。
1999年6月7日出版的美国《商业周刊》报道说：“据美国商务部自己的估计，美国每年有10%的商品出口没有向该部报告，如果把所有的出口都计算在内，1998年美国的外贸逆差只有1010亿美元，而不是政府统计显示的1690亿美元的创记录水平”。
2、中美贸易逆差是什么原因造成
(1)、美国政府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国总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中美贸易问题，197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直实行出口管制政策，美国不能以牺牲美国对安全的考虑而换取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但却转过身来对日益增长的中美贸易逆差感到不满，这其实对中国很不公平。
(2)、美国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是贸易差额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尽管对美国存在偏高贸易顺差，但这些贸易顺差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根据中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额中的56%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中国正成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削减生产成本、增加利润的主要渠道之一。
(3)、美国的贸易统计报告并没有将跨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投资收益计算在内。根据中美商会及其在上海的姊妹商会9月26日联合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长达4年的调查期内，美国公司去年的盈利状况最佳。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中，有254家接受了这次调查，其中75%的公司实现盈利，并有10%的公司利润非常丰厚，还有44%的公司回答2002年收入大幅增长。另外，调查还出人意料地发现，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中国市场，美国公司2002年所获得的利润率居然高于他们在全球的利润率，而这些美国公司汇回美国国内的收益并未被统计在内。因此，如果包括这一部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基本不存在。
3、撩开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面纱
美国的进口大量来自本国公司在国外设立的生产线，换言之，美国跨国公司从海外子公司输入货物，现实的贸易许多都是公司与公司，而非国家与国家之单证贸易。据美国《巴隆氏》金融周刊数据显示：这类海外子公司1996年的销售额达2万亿美元，在当地市场的销售额占65%，其余35%则输往美国，而这35%在美国外贸统计时均被视为对美贸易逆差。
英国经济学家朱利叶斯就曾经对美国贸易收支统计中，如果加上其海外子公司在当地重复计算，那么，1986年美国的贸易收支就从1440亿美元的逆差变为570亿美元的盈余了。另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5年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的销售额超过2.1亿美元，加上同年商品服务出口额7940亿美元，几乎达3万亿美元，而外国对美国出口及外国公司在美国的子公司的内部销售额合计为2.4万亿美元，今天的美国就不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逆差国，而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大贸易顺差国之一了。
美国向国外的出口额和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2002年达3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进口额和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两者之和为2.4万亿美元，因而造成了美国对世界各国的贸易总盈余6000亿美元，这就是分析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时所应全面把握问题的实质所在。
4、美国贸易赤字的真正原因
(1)20世纪70年代，因两次石油危机导致世界石油价格两次大幅上涨，加上来自日本及发展中国家强劲的经济竞争力和美元汇率之强势，这些都使得美国商品、劳务的贸易赤字在1987年达到1520亿美元的高峰。
(2)美国恶化的低储蓄率，美国必须从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建设资金，即融通资金以进行大量投资建设。但世界各国要能贷款给美国，它们必须通过国际贸易盈余（贸易顺差）来创汇，以积累资金供“美国需求”之用，即美国的贸易赤字反应了美国国内低储蓄率与高投资率之间的“缺口”及其解决办法，或者说，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是其为长期低储蓄率所付出的必要代价。
(3)美国跨国公司在美国进口贸易中所扮演的“自己人”角色，即部分贸易赤字实际上是“商品回流”。
二、人民币汇率并非是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加的原因
1、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是全球化趋势
制造业是美国主要的物质生产部门。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然而，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产量的缩减，1997年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大约为1960年的16倍，正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利用较少的劳动资源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成为可能。
调查研究发现，美国的制造业工人并非最大受害者，从1995年至2002年，美国大约削减了200万个制造业岗位，降幅为11%，但同期的巴西制造业人数减少了20%；日本减少了16%；中国减少了15%。制造业人数下降的原因在全世界都大同小异：科技进步和竞争压力使工厂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能够在减少工人数量的同时提高产量，虽然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许多，但全球的工业产值却增长了30%。
中国从1995年至2002年，制造业人数从9800万人降至8300万人，降幅达15%，超过美国的11%，这些都是客观统计数据。
因此，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是全球化趋势。
2、美国的一轮商业周期结束是失业率增高的又一重要原因
不断创造新的工作机会一直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最突出特色之一。90年代美国就业增长了16%，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5%，是工业化国家中就业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随着美国一轮经济周期的结束，情况发生了变化，2003年美国的失业率为6%，其它工业化国家如法国为9%；德国在10%以上；世界上经济最自由的香港地区的失业率也已超过8%，而发展中国家的显性失业率与隐性失业率之和就可能更高了。因此，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不断创造就业机会以解决庞大的失业人口的严重问题。
3、9·11恐怖袭击也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重要原因
9.11之后，美国的各个行业都受到了创伤，航空业无疑是受恐怖事件打击最严重的行业。美洲航空公司裁员和联合航空公司裁员2万人的消息则像瘟疫一样传染了整个航空业，一时间裁员风盛行。
仅在2000年第四季度，加州失业率就较一年前增加了14%，达到15.5万人。印第安纳、密苏里、宾夕法尼亚及威斯康星州的裁员人数紧随其后，分别达到了8.1万、6.4万、5万和4.6万人。
从行业来看，传统的制造业和高科技业是这次裁员潮的“重灾区”，这两个行业的工作在经济下滑冲击下成了名副其实的“玻璃饭碗”。按照美国劳工部的统计，2000年全年美国的裁员人数增加了17%，达到184万人，制造业就占全部裁员人数的42%。
因此，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的汇率机制，并不是影响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原因。把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高的原因，说成是因人民币汇率所造成的理由是极不公正和客观的，也是对国际社会极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及其对策建议
从中短期看，固定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不能改变
从长期看，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开放的经济、贸易大国，最佳的汇率制度应该选择浮动汇率制度，以动态变化的汇率来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变化。但是，当前中国的国情仍然不能这么做。
其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由农村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矛盾之一。如果中国现在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最大，并且升值将导致中国产品出口价格大幅提高，中国产品将失去价格竞争力，中国不仅无法成为“世界工厂”，连目前取得的良好的制造业发展态势也将出现衰退制造业衰退的第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失业率上升，很可能引发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
其二、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大国，其GDP将近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全世界的货币除了美元之外，基本上都很容易被它国操纵或被国际炒家狙击，而美元却从未发生过，人民币固定钉住美元后，可使人民币汇率更趋稳定。
其三、美国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人民币钉住美元的稳定汇率政策有许多好处。如：有利于中国的进出口企业有效地避免汇率波动带来的汇率损益、准确地估计成本与收益、便于国际贸易结算、增强国际投资者的信心和吸引外资的流入等。因此，钉住美元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最容易理解也最透明，最容易进行成本核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