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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保险论文范文1
在财产保险理赔难的数量中90%以上是车辆保险的理赔难,这是由于车辆保险保费规模约占财产保险保费规模的75%以上和车辆保险的出险率很高产生的。车辆保险理赔难主要反映在：一是查勘人员到达事故现场时间过长，这里面固然有道路交通堵塞的因素，但主要的原因是部分保险公司配备的查勘定损人员较少；二是定损价格和期望价格相差较大，主要原因是正厂件和副厂件以及零部件是换还是修理造成的；三是理赔手续烦琐，需客户多次往返才能办妥；四是保险公司定损后的理算工作拖拉，造成赔款到帐（卡）时间较长；五是柜面服务态度冷漠，柜面服务时间与客户正常工作时间相同，特别不利于上班客户交接理赔资料；六是交强险到期未提醒客户，导致客户脱保；七是汽车4S店的有关人员和所谓保险经纪人误导客户；八是在没有找到事故对方的情况下车辆遭拒赔；九是投保时工作人员错录车辆信息，导至拒赔或赔款不足；十是个别保险人责任性不强，丢失理赔材料等。
二、理赔难形成的主要原因
理赔难在保险公司方面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受“以业务发展为中心”的影响。重保费轻理赔，重速度轻质量的管理倾向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保险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理赔服务质量不到位。二是理赔人员素质较低。由于收入和编制等多种原因，保险公司的定损和理赔人员素质偏低，培训不够，技能不高，态度生硬，责任性不强。三是与客户沟通不畅。部分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没有与客户及时沟通，有的保单信息录错和赔款计算出错，有的遇到特殊情况没有灵活处理，再加上个别核保人员操作失误，影响了理赔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四是后台服务不配套。部分保险公司的计算机管理跟不上理赔工作的需要，理赔各环节衔接不紧凑和跟踪监督不力等。五是定损网点少，技术设备落后。部分保险公司现有定损点远不能满足客户需要，现场定损人员严重缺编，加之远程定损不普及等；六是内控监督机制不完善。对影响理赔工作质量和出现差错的人员不能及时制止，奖惩不严明。理赔难在外部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汽车4S店零配件价格和部分保险总公司定损系统有较大的价格差异，引起客户不满。二是财务由上级公司集中和统一管理后，赔款支付缓慢。三是被保险人提供的银行卡的客户名称、银行名称和卡号有误，造成赔款不能及时到帐。
三、解决理赔难的主要举措
(一)理赔由管理型转变为服务型客户是保险公司的生存的基础和服务的对象。“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是保险公司健康发展的永恒的主题。因此要从服务窗口抓起，切实做到以客户为中心，达到服务“始于保户需求，终于保户满意”的目的。一是实行标准化服务，营业厅内公布投保和理赔程序、服务承诺，在窗口服务中，实行“一站式”和“首问负责”制度。二是丰富营业厅服务内容。设立大堂经理制，全面落实以大堂经理为联系纽带的快速信息处理机制。三是实施承保和理赔提速，全面推进通保通赔。四是开设理赔夜市，在工作日的17点30分至20点30分开设夜市。五是星期六和星期日不休息，把方便留给客户。
(二)制定和践行的服务承诺一是要推出异地通赔、小额车损快速理赔、人伤赔案24小时导航服务等差异化举措。二是拓宽服务功能，创新服务形式，推动“理赔无忧”升级，形成车险理赔便捷和人性化服务特色。三是创新服务手段，建立车险人伤赔案的专业化运行模式，通过“提前介入，全程跟踪，动态理赔”，积极主动介入人伤交通事故善后处理，为客户提供理赔咨询、陪同鉴定、协商调解、法律援助等服务，保证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四是推出通过快递公司上门取理赔资料的服务方式，让客户省心省力。五是在查勘工作中严格执行行业规范，全力打造始终在客户身边的查勘模式，充当事故车主身边的排忧伙伴。认真落实“四个一”服务：即一条“安心”短信；一个“宽心”的电话；一瓶矿泉水或一句温馨话语；一份《车险理赔指南》，使事故车主在焦虑中感到温暖有助。
(三)实现全程服务时效化管理一是是整合力量，提供技术支撑。建立出单、理赔、服务支持三大平台，在实现出单、理算、服务支持集中化作业的同时，推进作业流程标准化建设，加强工作时效考核，以切实提升工作效率、提高客户界面的服务速度和市场向心力。二是科学布局，促进服务网络一体化。形成系统服务联动和区域服务互动机制，使客户在保险公司营业厅都能得到销售、承保、理赔一站式服务。同时增加集中定损点、分支机构远程定损点、合作4S店远程定损点，使客户无论在哪里出险，都能够找到定损点。三是明确责任，限定工作时限，实行内部服务承诺。通过首问负责、限时办结、责任追究，实现内外部客户服务需求的“一事一响应，一事一反馈、一事一考评、一事一问责”，确保及时响应和落实内外部客户服务需求。四是充分利用网络通讯技术，建立短信平台，使服务信息在客户与保险公司之间得到有效传递和管理，避免了服务信息遗漏，提高服务的信息化水平。五是对于涉及人伤的比较复杂的车险案，开设了人伤案件专用导航服务电话，保险公司派人定期拜访伤者、陪同伤残鉴定、参与诉前调解，协助客户处理事故。在案件处理前协助调解赔偿，案件处理中提供咨询服务、案件判决后开展司法援助。六是开展理赔延伸服务，提供拖车、送油、充电、更换轮胎、轮胎充气等服务项目。
(四)实现服务考核的常态化一是建立以客户满意度为核心的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相结合的服务评价指标体系，并将服务考评结果与被考核对象的业绩考核挂钩，实现对主要服务指标的动态监控和对标管理。二是是依托第三方客户满意度调查机制，查找服务缺失，加强分析，制定并落实整改措施，确保服务缺陷不断改进。
理财保险论文范文2
关键词：财产保险；保险利益
一、保险利益的起源
保险利益最早由18世纪英国海上保险提出，早期广泛应用于海上船舶险、货运险，在英国1906年颁布的《海上保险法》第4～15条中对“InsurableInterest保险利益”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包括“Avoidanceofwageringorgamingcontracts赌博合同无效”、“Insurableinterestdefined保险利益的定义”等内容，并随后发展为世界保险四大原则之一，有了“无利益无保险”一说。一方面，保险合同是国内除购买彩票以外唯一合法的射幸合同，具有“小换大”的杠杆作用，要求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就避免了赌博行为；另一方面，保险想要发挥风险分散、损失补充的功能，也必须要求最终获得保险赔偿金的法人或自然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二、保险利益在法律中的规定
针对财产保险中的保险利益问题，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保险。”“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财产保险不同于人身保险，人身保险要求是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具有保险利益。而财产保险要求是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具有保险利益，否则被保险人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保险人也有权依据该法条作出拒绝赔偿。
法律上承认的财产相关利益包括物权、债权、责任，以及合法占有等权利，《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2条第一款也有相应规定：
财产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存在下列情形的应认定其具有保险利益：
（1）对保险标的享有物权；
（2）对保险标的享有债权；
（3）保险标的系其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
（4）对保险标的享有其他合法权益。
三、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认定要件
通常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认定需要符合以下三个要件：
1.保险利益必须是客观上确定的利益
保险利益必须是客观上可以估算和确定的，已经确定或者可以确定的利益，包括现有利益和期待利益。像土地、矿藏、水资源等自然资源通常是不可估算的利益，而像主观上的情绪或不可确定的利益通常是客观上不能确定的利益。已经确定的利益或者利害关系为现有利益，如被保险人对已经拥有财产的所有权、用益物权、占有权、使用权等而享有的利益即为现有利益。尚未确定但可以确定的利益或者利害关系为期待利益，这种利益必须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上，而不是主观臆断、凭空想象的利益，例如预期的营业利润、预期的租金、预期的侵权责任、违约责任等属于合理的期待利益，可以作为保险利益。
2.保险利益必须是经济利益
保险利益必须是经济上已经去顶的利益或者能够确定的利益，即保险利益的经济价值必须能够以货币来计量。保险的本质在于补偿，如果保险利益不能在经济上计量，赔偿金额的确定也就失去了依据，无法起到补偿的作用。像艺术品、古玩、字画虽为无价之宝，但可以通过特别约定的金额来确定其经济价值。人的生命或身体是无价的，难以用货币来衡量，但可按负担保险费的能力约定一个金额来确定其补偿的经济价值，财产保险中的责任保险涉及到人员伤亡的，通常采用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赔偿标准。
3.保险利益必须是合法的利益
保险是一种法律制度，利益必须是被法律认可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它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与社会公共利益相一致，不能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保险利益产生于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法律所承认的有效形式。具体而言，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所有权、有益物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民事责任等必须是依法或依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或行为而合法取得、合法享有、合法承担的，凡是违法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产生的利益都是非法利益，不能作为保险利益，例如盗窃得来的车辆、违章建筑、非法占有的财产等。
四、财产保险中不同保险事故下的保险利益争议问题
除了常见法律规定的各种合法权益外，在订立保险合同的实务中，也常常出现在发生不同保险事故下，存在保险利益争议的情况，如以下两种情况：
1.在企业财产保险中，仓储所有人就承租人所有的仓储物进行投保的
此情况下，由于仓储所有人担心自己出租的房屋电路等设施不合格引发火灾导致仓储物受损，或提供的安保不到位导致仓储物被盗等情况下，仓储所有人需承担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但如果发生暴雨导致仓储物受损的情况下，通常仓储所有人不承担责任，此时就出现了在发生不同的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可能具有也可能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两种可能。当然，如果保險公司能够开发一种仓储责任险产品，就可以避免以上情况。
2.基于以上分析，如果相反的情况下，承租人就出租人所有的出租房屋投保企业财产保险时，同样会出现保险利益或有的两种可能
例如：由于仓储物自燃导致房屋受损，或由于合同保管义务未能做好房屋的维修导致倒塌等情况下，承租人须承担相应的侵权或违约责任。但如果出现暴雨、暴雪等不可抗力导致房屋倒塌时，承租人无须承担民事责任，当然也就不存在保险利益之说。
类似情况在国内公路货运的所有人、承运人投保货运险时也常有发生；在物业管理中物业公司对共有财产、业主自有财产投保物业责任险也时有存在，在此不过多赘述。
五、结束语
理财保险论文范文3
一、国内寿险业个人理财规划服务的兴起背景
（一）需求方：客户理财需求日益增长
麦肯锡公司曾预计，2002年中国个人金融理财服务市场的税前利润将达310亿美元，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极具潜力的国家。虽然这一预计显然高估了一些，但国内“理财热”的兴起却是显而易见的。分析表明，理财热的兴起至少有以下几点因素：
1.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恩格尔系数下降加快。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表明：1978—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01年的6859.6元，年均实际增长达到6.4％。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恩格尔系数下降加快。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9％，与1978年的57.5％相比下降了19.6个百分点。特别是1996年至2001年，恩格尔系数下降速度明显加快，共计10.7％，年均下降2.1％。显而易见，人们的货币支付能力大大增强之后，在满足基本消费的同时，有了更多的资金满足其他方面的消费。
2.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体制改革激发了居民的理财需求。最近几年国家推出的货币分房化、教育产业化以及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消费观念，也激发了居民理财的需求。也就是说，现在人们必须自己面对怎样实现家庭的购房计划、保障下一代受到良好的教育、保障自己的健康以及安享晚年等人生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建立一套全面的、相互协调的家庭财务计划和投资计划，即我们常说的理财规划。
3.金融产品的日渐丰富提高了人们的投资理财意识。20世纪的最后10年，我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了西方国家资本市场近百年的历程。从金融品种看，股票基金债券等常见的投资工具都初具规模。截止2002年9月，我国深沪两市总市值达4.4万亿元，上市公司数有1200多家，投资者开户数达6850万户。金融产品的日渐丰富既提高了人们的投资理财意识，又为人们的理财规划提供了可实施的投资渠道。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四地对800人做的专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4％的人对个人理财服务感兴趣，41％的人需要个人理财服务。PA18个人理财网站专业调查显示：50％以上的人是无计划分配资产的；78％的人愿意接受专家顾问意见，自己理财；25％的人愿意接受服务委托理财；70％的人认为有必要时常对自己的投资绩效进行评估；50％以上的人愿意支付顾问费。由此可见，我国居民的个人理财规划服务需求是热切而且比较成熟的。
（二）供给方：应对市场竞争，提供增值服务
我国保险市场竞争加剧已经成为业界共识，而分红投资类保险品种，成为各公司最有力的竞争武器。近两年来，分红投资类保险品种，成为我国寿险业的高速增长的主力军。中国保监会最新统计显示，截止2002年10月底，全国保险公司寿险业务保费收入为1832.4亿元，同比增长约70％。分红类保险等新产品成为新的增长点，2002年上半年分红险保费收入达624.06亿元，市场占有率52.58％，同比增长1057.48％。国外成熟市场表明：无论是分红险还是投连险，该类非传统寿险都是未来保险市场上的主流产品，而该类产品的成功销售非常需要销售人员提供全面的理财规划服务，综合分析客户的风险偏好和资金状况等因素，将产品销售给能够承受投资风险，有理财观念和理财需求的客户，否则后患无穷，国外市场经验就是如此。
此外，在我国加入WTO后，外资保险机构全面进入国内市场，其参与竞争的重点主要就是提供理财服务等一系列中间业务，而在这方面，外资保险具有更雄厚的技术和人才优势。国内的保险公司要想保持或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就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不断壮大自己的个人理财服务队伍，提供优质的个人理财规划服务。
（三）中介方：未来潜在的理财服务供给者
虽然我国新兴的保险中介机构数量和规模都在不断发展壮大，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家专业中介公司找到了长久稳定、附加值高的主营收入。据悉，多家保险中介机构都在积极策划提供专业的理财规划服务，以中介人的独特位置来彰现自己从事理财业务的独立性、专业性和客观性，以此作为公司发展的有效武器。
二、国际上寿险业个人理财规划服务概况
（一）CFP服务理念对寿险业的影响
研究个人理财规划服务，就不能不研究CFP（CertifiedFinancialPlanner）。CFP是国际金融领域最权威和流行的理财规划职业资格，2001年全美职业资格中排名第一。尽管CFP不是寿险专业从业证书，但是在国外，获得CFP证书的人中，有70％以上同时持有保险经纪人和证券经纪人资格证书，CFP天然地同寿险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相联系。虽然寿险从业人员中CFP的总量有限，但CFP所倡导的“以客户需求为中心”全方位的理财服务理念却深入人心。国外的寿险公司，如友邦、纽约人寿等公司一直致力于理财规划服务的研究和开拓，并建立起了自己的个人理财规划服务队伍，为客户提供理财规划服务。
（二）亚太地区寿险业个人理财规划服务状况
在亚太地区，人们习惯称理财规划为“财务规划”。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都是国际CFP理事会成员，因此这几个国家的寿险业个人理财规划服务渐成规模，以财务顾问的身份为客户进行理财规划正成为新世纪寿险业务员的转型目标。在刚刚落幕的第六届亚太寿险大会上，理财规划的挑战与角色定位成为此次大会的主轴。马来西亚2002年推出了“最佳建议规范”和“独立财务顾问”制度，要求寿险业务员必须收集客户充裕的资讯以后，才能提出适当的建议和寿险产品给客户。新加坡从1988年要求寿险业务员开始运用理财规划为客户进行资产分配，自2001年7月1日开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规定所有寿险业务员在提呈建议书的同时，必须让客户知道自己赚取了多少佣金。佣金透明的目的在于让保险业务员像医生、律师般收取专业的服务费用，提高业务员的形象和地位。
三、寿险业开展个人理财规划服务的内容及影响
（一）寿险业个人理财规划服务的基本内容
全面的个人理财规划涉及各类金融产品，但并不意味着某个理财规划师要提供从提出理财建议到完成具体投资操作全过程中的一站式服务。从成熟的欧美寿险个人理财市场服务看，个人理财规划服务首先是某位理财规划师提出“理财建议”，然后再寻找各专业领域的专家来具体实施理财规划方案。
从服务内容上看，寿险业理财规划服务主要包括：保险、投资、税务、退休、教育、遗产等六大方面。提供上述六方面的全部规划也称为全方位的理财规划。事实上，提供理财规划服务并不一定要求面对所有客户时都提供如此全面的规划，按照客户需求和寿险业务员的个人专业水平，也可以就某一个财务问题提供单一的解决方案（单方位财务规划），也可以主要提供保险、投资和税务方面的规划（多方位财务规划）。
从实施过程分析，CFP的标准执行程序共六步：第一、设定目标，目标必须有时间性、实际且明确；第二、收集客户资料；第三、分析个人财务状况，找出其长处和短处；第四、根据客户能力和理财目标，制订理财建议；第五、实行规划，因为行动最重要；第六、定期检查，因为理财规划是动态变化的。
从寿险业务员的角度看，其实可以将以上六步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从第一步到第四步为第一阶段，即提出规划建议阶段；后面两步为第二阶段，即理财建议的实施和绩效考核阶段。不同专业背景的业务员可以在两个阶段中扮演不同重要程度的角色，但是无论如何，在第一阶段，寿险业务员必须要为客户制定一套全面的、互相协调的、可操作的理财建议，在这个阶段，寿险业务员就相当于客户的“军师”，要提出战略性的资产分配建议。并在该大前提下，为客户制定更具体的保险规划，同时推荐其他领域的专家来协助客户实施其全面的理财计划。
（二）寿险业推行个人理财规划服务的影响
从直接的产品推销转变为围绕客户需求来组织生产和销售，这个过程本身可以说是行销史上具有质变意义的一大步，寿险业推行个人理财规划服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对整个寿险业、寿险公司、人及中介机构以及寿险客户本身产生重要的影响并带来多赢结果。
1.对寿险业的影响。整个服务模式的转变有助于提升保险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提高公众的保险理财意识，避免少数不良人的行为影响到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可以说，个人理财规划服务的推行，也是寿险业规范化、制度化、国际化的标志之一。
2.对寿险公司的影响。个人理财服务有助于开拓中高端客户市场。通过客户保险需求的深度挖掘，提高客户的口袋占有率，不仅可以给公司提供源源不断的业务收入，而且可以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开发出最令客户满意的新产品，占据市场先机。同时，要满足客户的综合理财服务需求势必引起寿险公司与银行、证券等跨行业金融企业的合作，通过客户资源共享，创造更多的主营业务及其他业务收入。尤其对具有综合性的金融集团背景的寿险公司更为有利。
3.对寿险人及中介机构的影响。实施理财规划服务，要求业务员具备较高的素质和专业水平。按照CFP的“4E”标准，实施理财规划服务必须要求从业人员在考试、教育、经验和职业道德四个方面达到较高水准，才可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因此，在寿险业推行理财规划服务，必然会推动业务员提高自己素质，转变自己的角色，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朝CFP的最高职业资格迈进。如果能够出台强制性的法规，规定人销售保险产品必须提供全面的财务建议，则效果将会更加明显。另外，保险中介机构也有机会分到一杯羹，以提供理财咨询、培训和收取产品佣金找到立足之本。
4.对寿险客户的影响。毫无疑问，寿险客户也是真正的受益者，通过接受理财服务，他们可以明白自己的财务状况，明白自己究竟需不需要保险，需要多少保险以及需要什么样的保险；同时他们还可以明白自己的理财目标和生活目标是否合理，通过家庭资源的合理分配，以最经济的成本实现自己的综合理财计划，从而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轻轻松松理财！”
四、我国个人理财规划服务的缺陷和发展趋势
（一）目前国内寿险业个人理财规划服务的缺陷
1.个人理财规划服务市场尚处在初级阶段，有效的理财需求和供给都不充分。虽然国内个人理财规划服务需求日益显现，少数公司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但总体上讲理财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初级阶段意味着理财服务市场本身并没有巨大的理财服务的主动性市场需求。虽然潜在需求很大，但现时的有效需求很少，普通的寿险业务员仍然可以用传统的产品推销式的方法获得客户。与此同时，理财服务的供给者也是风毛麟角，同时受制于人队伍总体素质低下等原因，所提供的理财服务层次较低。
2.个人理财规划服务资格认证体系尚未建立，市场影响力有限。由于个人理财规划服务资格认证体系尚未建立，虽然各保险公司可以选拔自己的精英业务员进行理财规划方面的培训，并尝试为客户提供个人理财服务，但由于没有系统的培训体系和专门统一的培训教材，也没有权威、中立和专业的个人理财规划服务资格认证证书，这些理财规划人员的理财规划技能和服务品质都难以获得市场的广泛认同，市场影响力有限。
3.现时金融产品的数量和品种不能完全满足个人理财规划服务的要求。虽然国内各项理财金融品种已经相继出现，但各领域的金融品种都相对初级，如股票市场不规范、银行产品简单、基金投资风格趋同、保险产品流行一阵风等，这些都制约着理财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效果。
4.现行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国内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法律监管体系，个人税法的不完善，遗产继承等方面法律制度的空白，以及寿险行业理财规划服务的行业标准欠缺等，从制度的层面制约着综合个人理财规划服务的发展。
（二）国内寿险业个人理财规划服务的发展趋势
1.寿险业开展个人理财规划服务所需的法律法规正逐渐健全和完善。个人理财规划服务的良性发展需要一个相对健全的法制环境，由于“理财”的专业性、复杂性、可操作性和隐私性，需要银行、保险、证券、税务、遗产等方面法律法规的约束和保护，良好的制度环境是个人理财规划服务发展的前提条件。如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一样，实施财务规划服务的保险监管部门规章也有可能出台。
2.寿险业个人理财规划服务行业组织逐步建立和规范。随着第二届中美策划金融论坛日前在北京落下帷幕，国际上金融领域最权威和流行的个人理财规划（CFP）副业资格有望登陆中国大陆，CFP标准的引入将大大有利于保险业理财服务的开展。拥有权威认证，参照4E标准培养出的专职理财规划队伍，必然会提升理财规划师的职业影响，并刺激潜在的理财需求转化为显形需求。同时，保险业的理财规划行业协会在中国金融策划协会成立之后也有望诞生，行业的自律规范有可能逐步形成。
理财保险论文范文4
关键词：宪法上的财产权、征用补偿、美国宪法判例、宪法诉讼
一、引言：姑且美国
在若干著述中，笔者曾不厌其烦地指出：与民法上的财产权不同，宪法上的财产权主要是私人针对公共权力的侵害而享有的财产权利，其中当然包括排除公共权力对私人之间业已确立的特定财产秩序进行不当干预的权利。[1]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国已经在一定意义和规模上存在了民法上的财产权保护规范，随着物权法规范的定立以及未来民法典的诞生，这种民法上的财产权保护规范体系将更趋完善，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没有分开宪法和民法上的财产权概念，就可能只满足于民法上的财产权保护，冲淡乃至“忽视了财产权之宪法保护这一课题本身的独立存在及其重大意义”，或者“把通过修宪完成这一课题的意义单纯地理解为是对民法上的财产权保护制度的一种确认或政治性的宣明，从而继续滞留于宪法乃是一部‘纲领性文件’的传统见地之上”。[2]
本文将可以有效地补助上述观点的奠立，但这不是其问题意识的核心。如所周知，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已经成为当今修宪讨论的焦点话题之一，在此之际，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设问：中国要建立或完善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机制，是否可借鉴外国宪法中有关财产权保护的相关经验，以及可借鉴哪些国家的相关经验。显然，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赖于浩大、艰幸的研究活动，而本文则姑且以美国为对象，而且以其晚近的一个重要宪法判例为考察的焦点，引出这种研究的端绪。
像许多人耳熟能详的那样，美国联邦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财产权的保护条款，但其第5条修正案中规定：任何人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非有正当的补偿，不得征用私有财产以供公共使用；另外，宪法第1条第10项中还规定；任何州不得制定损害合同义务的法律。前者被称之为征用条款（takingclause），其含义通过第14条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而适用于各州；[3]而后者则是通常所谓的宪法上的“合同条款”。美国宪法正是通过这些条款来间接保护宪法上的财产权的，[4]其中，征用条款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然而，如果说根据第5条或第14条修正案的规定政府对私人财产可拥有征用权，那么则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修正案中的有关规定乃是一种人权条款，原则上不能推断出公共权力的某项权限。在美国，一般认为政府的财产征用权（eminentdomain）乃是属于中所固有的一项权限，而征用条款并非赋予这一权限，只不过是规定了其行使的条件而已。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征用必须补偿。可以说，美国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其制度的核心不在于禁止政府对私人财产权的规制，而在于设定征用补偿这一条件性的阻却机制，至于在什么情形下加以补偿，如何补偿，则需要在某种有效的宪法制度下所进行的具体解释，那种有效的宪法制度就是宪法诉讼，而其所产生的宪法判例就是那种具体解释的权威文本。离开了宪法诉讼制度和宪法判例制度，美国宪法第5条和第14条修正案中有关的征用条款同样会成为一种“悬之高阁”的条款，犹如我国宪法中的大部分条款，甚至犹如我们在不久后的修宪中将可能引入的那种私人财产权保护条款。
但美国毕竟不同，其征用条款成功地在上述两个动态的制度下进入了运作。在传统的实践中，美国首先严格区分了“征用权”与州的“警察权”（policepower）这两个概念，对政府行使征用权而对私人财产所实行的规制予以补偿，而运用警察权的规制（包括剥夺）一般则不需要补偿。但这便产生了一个困难的问题，即：何种财产规制属于警察权的规制，而何种财产规制则属于宪法上的征用（taking）。这一问题自然反映在日常的有关宪法诉讼之中，成为宪法争议的一种重要焦点，并形成了一系列的宪法判例。
二、路卡思案的梗概
首先我们来看路卡思诉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委员会案（Lucasv.SouthCarolinaCoastalCouncil）。[5]这是一个典型的、也是较新的判例，由此我们回溯过去的判例，就可纵观美国宪法上财产权保护的基本概况。
路卡思案的发生肇始于美国的海岸环境保护。1972年，联邦议会制定了《沿岸区域管理法》，[6]规定各州可制定海岸环境保护的计划，并通过根据该类计划拨给一定财政补助等方式，诱导各州加强海岸环保，从而间接地达到保护海岸线的目的。该法施行后，各州果真先后立法保护海岸环境，其间，南卡罗来纳州也于1977年制定了一部《沿岸区域管理法》。根据该法的规定，海滨以及临接海滨的沙滩地域均为指定的criticalarea（以下译为“保护区”），在区内建造住宅性质的建筑物受到禁止，对土地的利用也受到相应的限制。但因为这种指定保护区的范围相应较窄，不足以充分防止海岸线的侵蚀现象，该州遂于1986年设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并根据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于1988年制定了《沿海区域管理法》。[7]新法扩大了指定保护区，并与1977年的《沿岸区域管理法》一样，对区内的土地利用实行规制。
本案当事人路卡思（Lucas）在Palm岛上从事不动产开发，建造了一个命名为“野丘”（WildDune）的住宅群。1978年路卡思自己也入住此处，并于1986年以私人资金97万5000美元买下了另外两块住宅用地。这两块地皮距离海滨约90米，根据1977年的《沿岸区管理法》不属于指定保护区，但根据1988年的《沿海区域管理法》则属于该类区域，被禁止建造居宅性质的建筑物。于是，路卡思便以该法的土地利用限制乃相当于不予补偿的财产征用（taking）为由，向州地方法院提讼，要求南卡罗来纳州海岸委员会[8]作出损失补偿。
在一审法院上，路卡思一方对于本案中的州法乃属于州的警察权（policepower）的正当行使这一问题不予争辩，仅要求损失补偿。法官认可了路卡思的要求，判决州一方对他作出120万美元的损失补偿，理由是：路卡思1986年买下案中的地皮时，该地被认定为住宅用地，可供建造住宅之用，而随着1988年新法的成立，该地则因其土地利用规制而失去了合理的经济利用（reasonableeconomicuse）的可能性，完全成为“无价值”（valueless）的东西。
然而，在上诉审的州最高法院中，法官以路卡思对州法的有效性没有争议为理由，认定该法乃是为了防止公共危害（publicharm）的发生，在宪法的征用条款上无需作出损失补偿。州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乃是于1991年
作出的，其实早在其口头辩论程序结束后的1990年6月，南卡罗来纳州的那部《沿海区域管理法》又已被修改，修改后的法律规定设立一种特别许可（specialpermit）制度，州委员会可根据个别的特殊情况对特定的住宅用地的利用予以许可。
但路卡思还是将本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三、先例及其问题
显然，本案颇为复杂，但其主要涉及的是：政府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私人财产的规制是否构成“征用”，从而被规制的私人财产是否可获得宪法上的财产权保护。
在美国宪法上，征用的形式本来颇为宽泛。除了对土地所有权的剥夺可视为征用之外，对财产权的其它形式的规制，包括妨害财产的使用，均有可能被认定为征用。此外，即使是无形财产受到剥夺，也可能构成征用，为此需要对其加以补偿。但如上所述，由于要区分征用权与警察权，所以确认某种财产规制是否属于征用，就不得不成为一个相当复杂的法律问题。
有关这一点，联邦最高法院早已确立了权威判例。1922年的马洪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案例。在此案中，原来的一方当事人从一家煤矿公司那里买进一块土地的地面权，当时双方之间成立的让渡条件之一是该煤矿公司可继续保留在其地下开采煤矿的权利，但此后州法规定禁止有可能对地面居住建筑物导致危险的地下采矿，该当事人遂据此向法院申请禁制令，要求禁止煤矿公司继续在那块土地下采煤，而煤矿公司自然作出对抗，从而引发了一宗宪法诉讼。案件最终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但该法院的判决认为：案中的州法对财产的规制，不能属于警察权的运用，因为欠缺可使之正当化的公共利益。质言之，象此案这样对财产权的规制已达到了一定限度的情形下，应认定该种规制属于征用，即必须作出补偿。[9]
1928年联邦最高法院又在Millerv.Schoene一案中遇到了必须判断一项财产规制是否构成征用的问题。[10]在此案中，弗吉尼亚州于1924年颁布了一部有关控制香柏树病的法律，因为这种病毒对邻近的苹果树等植物会造成有害传染，而苹果种植则是当时该州的一项主要农副产业。根据这部州法，案中的原告被命令砍伐其所拥有的大片红香柏树，以免其病毒传染附近的苹果树，便诉至巡回法院，巡回法院认可了上述命令的合理性，但裁定须支付原告砍伐与搬迁树木的费用100美元，至于原告因丧失大片红香柏树以及由此所招致的地皮跌价等损失，则得不到补偿。此案最终也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维护了上述判决，理由是在此案中，砍伐香柏树而保护苹果树乃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属于警察权的正当行使。[11]
从上述两案中可以看出，美国的征用认定是颇为复杂的，而这在土地利用规制上更成为难题。在1926年欧几里德一案的判决中，[12]联邦最高法院判示：新型的城市规划法要求将工商业设施从市民的居住区中排除出去的措施，乃相当于依据警察权的规制，因此导致的财产贬值的损失可不予补偿。然而，对于在何种情形下财产规制乃是超出了警察权的正当行使而构成需要补偿的征用这一问题，此后一直没有得到明确。在前述的马洪案中，霍姆斯大法官曾提出一个简明的标准，即：“但凡财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对其进行限制，但限制一旦过多，则可视用征用”，为此法院实际上判示：某一规制对财产价值所造成的损害一旦达到了一定的限度，就可构成“征用”；但在1962年的Goldblattv.Hempstead一案的判决中，[13]最高法院却认为决定某一规制是否构成征用并不存在固定的公式，为此采用了对规制的目的、手段以及损害状况加以具体检讨的方法，判定案中导致当事人所拥有的财产完全失去价值的规制乃属于警察权的合理行使。该种个案分析的方法此后长期得到广泛的维持，并沿用于诸多土地规制以外的个案之中。[14]这种判例自然引起了理论界上的各种争论与分歧，甚至导致联邦下级法院和各州法院有关判例的混乱，使因为规制而受到影响的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处于不安定和不确定的状况之中。[15]
在这种情形之下，联邦最高法院就不得不有待于在一个适当的案例中为征用补偿确立一个确定性的规则。前述的路卡思案，就属于这样的一个案例。
四、新的判例
1992年，联邦最高法院对路卡思案作出了宣判，9位全体大法官以6：2形成多数意见，作出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判决。
该判决的法庭意见由斯格利亚大法官（J.Scalia）执笔。对此，伦奎斯特大法官（J.Rehnquist）、奥康娜大法官（J.O‘Cohnor）等人持赞同意见，肯尼迪大法官（J.Kennedy）另有补充意见。
法庭意见主要有以下三个重要的观点：
一、就1990年州法修改为止这一段期间的征用来说，本案具备了提出宪法诉讼的成熟性（ripeness）。
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法律技术性的问题，判词的要旨是这样的：
正如被上诉人州委员会亦指出的那样，本院迄今为止均判示：当某一种土地规制引起争议时，作为判断其合宪性的前提，特定的土地可允许如何利用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得到明确。[16]州委员会依据这些判决作出主张：对于上诉人路卡思来说，由于1990年州法已得到修改，修改后的州法也已开辟了特别许可的途径，为此在原阶段的意义上，本案欠缺由本院受理其上诉所需要的争诉之成熟性。然而州最高法院未曾认为有必要完成这种程序，而直接审理了本案，并判决系案的州法合宪。
诚然，州最高法院的该判决并没有导致路卡思不能在1990年州法修改后作出可以作出的救济请求，但这一判决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效果，即：在上述州法修改之内的期间内，路卡思被剥夺了建造住宅的权利，并不能得到损失补偿。本院在1987年格伦代尔市英国第一福音路德会诉洛杉矶县一案[17]的先例中已经确定：根据宪法的征用条款，对于一时性的征用也必须作出损失补偿。而在本案中，从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所涵盖的范围来看，路卡思显然被封闭了就过去的损失而取得补偿的途径。为此，就本案而言，在成熟性的要件上，本院所被允许的裁量判断范围之内的“慎重的成熟”（prudentialripeness）就可成为一个问题，而要求穷尽行政救济的程序则不能说是一种审慎（prudent）的裁定。
（二）对具有经济利益的任何利用权的剥夺均构成“征用”。
这是本案法理论述的关键部分，对此，判词的论述主要可概括如下：
直至1922年的马洪案为止，征用条款所适用的对象一直被限定于财产被直接充作公用、在实质上等于财产的占有受到剥夺的个案。然而正如这一判决所显示的那样，霍姆斯大法官已经认识到：对于物理性的公益征用，为使财产权的保护在具有意义的形式下进行，作为其当然的前提，政府对包含在财产的所有权中的各种利益的重新定义的权限，有必要受到宪法的制约。这诚如霍姆斯大法官那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所言：“但凡财产权，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对其进行限制，但限制一旦过多，则可视用征用”。
然而，上述的判决[18]对于什么情形乃属于限制的“过多”这一问题，基本上没有给出指引。在此后的70年间，我们一直面临着就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序化的基准上作出判示，以便立足于具体事实而解决各种案件。
不过，无须对通过限制财产权而力图实现的公共利益的内容进行个别的审查，但凡必须补偿的情形存在两个范畴。一个是对财产所进行的物理害；另一个则是对经济上的有益利用（economicallybeneficialuse）的完全损害。本案的情形即属于后者，其在经济上的有益利用近乎不可能的状态，乃相当于财产被征用的情形。以保护土地的自然状态为目的规制是导致这种结果的典型。这种对自然的保护，也存在支付损失补偿、即在公益征用的程序下进行的事例。而在防止严重公害的名义下，以规制的形式所进行的这种限制，将本来应由全社会来承受的负担强加给一部分私人的危险颇大。
（三）所谓禁止“有害性利用”的正当化不应予以认可。
有关这一点，判词指出：
州最高法院判定本案中的规制行为合宪，理由是系案州法上的限制对于保护州民的生命、财产乃是必要的，其所禁止的开发行为属于对上述公共利益的一种有害性的财产利用。诚然，本院曾在一系列判决中，以有害于公共利益为理由，将没有支付损失补偿的财产权之限制加以正当化。[19]然而这只是对在征用条款存在的前提下，警察权的行使为何无须支付损失补偿这一点进行说明时所做的尝试而已。晚近的各个判例表明，当今警察权的行使目的并不限定于排除公共的危害，实现公共福利的增进均被视为州行使警察权的正当目的。
某一规制到底是属于防止公共危害还是属于增进公共利益，必定因人们基于不同的视角而见仁见智。为此，像原审法院那样单纯地把立法机关的所谓“为防止公共的危害”这一判断加以囫囵吞枣，并判定无须补偿，乃等于将马洪案判决中所判示的这一法理化为乌有，即：警察权的行使在宪法上具有界限。
导致经济上的有益利用失去一切可能性的规制可例外地符合宪法，仅限于这样一种情形，即：被禁止利用的利益，从原初开始就不包含在财产权人的权原（title）之中。一般而言，人们预期（expect）到自己的财产因州的立法而受到影响。然而，与受影响较多的非不动产不同，就土地来说，州委员会一方认为其已经附带了一种默示性的限制，即可能出现经济上有价值的利用完全受到否定的情形，这一理解与联邦宪法第5条修正案的征用条款中所记凝结的“历史性合意”（historicalcompact）相龃龉。为此，那种规制可不必做出补偿的情形，仅仅限于把并非立法机关所新订立的、业已包含在普通法上的财产权中的制约，即在各个州的物权法（包括公物法在内的广义的物权法）以及排除妨害财产权益法（State‘sLawofPropertyandNuisance）上原已内在蕴含于财产权之内的制约加以具体化的那种场合。
路卡思在其土地上建造住宅的行为，很难可理解属于这种例外的场合，但这是州法上的问题，应由接受发回重审的州法院加以判断。
肯尼迪大法官的补充意见是：法庭意见并非判示存在一时性的征用。必须考虑上诉人是否具备开发的意思和能力以及是否因州的规制而受到阻碍等因素。把例外限定于排除妨害财产权益法的场合有过于狭窄之虞，应以保护“合理的、有投资背景的期待”（reasonable，investment-backedexpectations）为基准。
五、确定性规则的争议性
应该承认这一判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之所以要选取本案，不仅乃由于它的判决引述了美国宪法上有关财产征用问题的许多重要判例，所以作为一个判例，其内容十分饱满，便于较为全面地了解美国有关判例的演变或展开，同时还由于这份判决正是针对上述的问题状况，试图就征用补偿这一方面提出了一个确定性的规则。由于判词的上述论述颇为复杂，我们在此可把这一规则的主要内容简单地概述如下：
（1）某一规制如果导致财产的经济上的有效利用几乎失去可能的话，那么原则上应视为征用，必须做出补偿；
（2）但这种规制在例外的情形下也可无须补偿；
（3）不过，这种例外又仅限于根据各州的物权法或排除妨害财产权益法也须或也可作出同样规制的场合。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则中的原则部分与例外部分均可能存在争议性。其实，本案判决时，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中就存在激烈的意见分歧，布莱克蒙大法官（J.Blackmun）与史蒂文斯大法官（J.Stevens）分别写了反对意见，反对意见所针对的就是上述这一点。其中，布莱克蒙大法官反对意见中的第2点以及史蒂文斯大法官反对意见中的第3点，即是殊为有力的批评，值得有兴趣者细致玩味。
布莱克蒙大法官在反对意见中居然写道：“今日，本院为了杀死一只老鼠而发射了导弹”。他认为：联邦最高法院不能审查本案一审的认定，但对基于系案中的规制而使案中的土地完全失去价值的这一认定，则存有极大的疑义。提取本案而作出这样的重要决断，极为不妥。这是他反对意见中的第1点，主要内容如下：
在过去40年间中约一半的期间内，路卡思的土地一直处于岸边或一直受到潮汐的侵蚀。本案中的州法乃是为了在保护人的生命或财产免受风暴或高浪的灾害、保护必要的海岸区域所制定的。路卡思对此也完全没有异议。正因如此，原审法院认可了州立法机关的意旨。
本案还欠缺由本院受理上诉所必需的纠纷的成熟性这一要件。法庭意见认为就其中一时性的征用这一点来说该要件可得到满足，但路卡思既没有向州委员会申请建筑许可，也没有对保护区指定的划线位置的合适性提出争议。即使在宪法上行使上诉审查权没有问题，但行使这一权限还是不够明智的。这是因为，一审法院对本案土地所作出的完全失去利用价值的这一认定可能违背了事实。实际上，即使在本案中所涉及的规制之下，上诉人也没有失去土地所有权的本质要素，包括排除他人侵占的权利，并仍然留下用于野营或停放移动车辆等用途。一审法院乃是将“价值的减少”（lessvalue）与“无价值”（valueless）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布莱克蒙大法官反对意见的第2点是认为法庭意见违背了先前判例。理由如下：
它无视了迄今为止联邦最高法院的“无数先例”，即：立法机关的判断应当受到尊重。同时，它还无视了迄今为止的一个先例而建构了笼统的规则。这一先例就是：在判断财产权规制在何种情形下才属于“征用”这一问题时，重视诸个案的事实，并综合考量各种要素。本判决就有关使财产完全失去价值的规制所确立的、所谓该种规制一旦没有依据普通法中的排除妨害财产权益法、物权法的诸准则便属于征用的这一规则，在以下几点上值得异议。
在法庭意见所列举的Mugler判决等一系列先例中，虽然当事人均主张财产因受规制而完全失去价值，但法院并没有将这一点作为决定性的要素，而是鉴于实行该规制所追求的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判定对其规制的合宪性。本判决所认可的例外，正是一种这样的明证，即：无法完全否认规制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在内容上的必要性。
法庭意见以非客观性、相对性为理由否定了“有害性利用”的准则，并为排除价值判断而从普通法中寻求自由的客观性基准，然而这种规则具有两个缺陷。第一，在对什么东西之中多少东西被剥夺、即被剥夺的东西的比例进行判断时，如何求得其分母（denominator）是无法一概而论的。例如，在1987年的KeystoneBituminousCoalAssociationv.DeBenedictus一案[20]中，法院对禁止招致地面塌陷的煤矿开采的立法作出合宪判决。在此案中，地面的土地所有权人转让给煤矿公司的地面支持权（supportestate）被确认为仅属于财产的一部分，但判决中的少数意见则认为其乃属于独立的财产，并完全受到损坏；第二，法院在对何者为私人之间的财产妨害行为、何者为公权力的财产妨害行为作出判断时，向来对各种竞合的利益加以比较衡量，从而作出综合判断。而撇开价值判断，并从排除妨害财产权益法中寻求自由的客观性基准，则是不可能的。此外，法庭意见中就有关征用条款的历史理解也是错误的。
而史蒂文斯大法官的反对意见则包括以下6点：
（1）就本案而行使上诉管辖权乃是不明智之举。
（2）法庭意见不仅有悖于本法院一向否定确立笼统性规则的先例，而且还有悖于即使在财产因规制而完全失去价值的情形下亦认同未必均属于“征用”的这一先例。
（3）土地失去100%价值就予以全面补偿，但如果仅失去95%的价值则完全不予补偿，这种规则具有过大的任意性。同时，对“财产”既可进行广义的界定，也可进行狭义的界定，正如法院在处理Mugler案时所显示的那样，[21]任意性的操作还是有可能的。
（4）诚然，宪法上征用条款的存在目的，乃是为了防止政治过程中的多数派将本来应由全社会承担的负担强加给（singlingout）少数人。然而，财产价值减少的大小与上述这一危险之间不一定就具有关连性。
（5）迄今为止，我们均认同：为了适应社会、经济情况的不断变化，立法机关可填补普通法（CommonLaw）的缺陷，并对向来合法的东西加以禁止或限制。然而，如果根据本判决法庭意见所持有的、从过去的法中寻求可以限制的基准这一逻辑，即使在禁止向来合法的石棉、香烟制造的情形下，也变成需要作出补偿。在经济、环境的变化速度和重要性与日俱增的当今，规则有必要面向未来，而非面向过去。
（6）根据在本案中成为问题焦点的规制，受到限制的土地在范围上颇为广泛，这种限制不仅止于像本案中这样的未用地，而且还扩及既用地。从本案中成为限制对象的土地的特殊性、受限制对象的广泛性以及本案中的立法所具有的目的的重要性来看，即使土地因此而完全失去价值，也不相当于征用。
除了上述布莱克蒙大法官与史蒂文斯大法官的反对意见，苏特大法（J.Souter）则发表了受理本案的上诉并不适当的声明，理由是一审的事实认定存有疑义，不应接受本案的上诉。
六、结语
路卡思一案最终基本上以路卡思的胜诉而告终。这个结局似乎也可说明了在现代的美国，对财产权的保护其实又进一步趋于强化。这在联邦最高法院就征用补偿所提出的那个确定性的规则中也可以看出端倪。在这一规则中，作为制约财产权之正当依据的公共利益观念退居其后，而规则的形式性则较为突出。而且在美国，这种形式性本来就具有颇远的渊源，人们至少可以从霍姆斯大法官在马洪案中所提出的那个简明的标准中领略到这一点。
通过本文的评介，我们还不难看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其实不是一种简单的法的实践。首先，它本身就涉及非常复杂的宪法运作问题，离不开宪法上所设立的财产权保护条款之外的其他具体制度的有效配合。就此反观当下的我国，我们不要天真地期望通过在宪法文本中插入一套宪法条文就可以建立起有效的财产权宪法保护机制，也不要误认为在修宪中引入私人财产权保护条文就会导致所有制的变更，相反，财产权宪法保护的实际命运如何，具体内容怎样，靠凭一套宪法条文不行，而端视对这种条文的解释和运作。美国如此，迄今仍没有建立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诉讼制度的中国更不可能例外。
其次，我们还可看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还涉及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和技术问题。就本文所着重介绍的路卡思案来说，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之间意见的分歧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本来，在宪法判决中，大法官们意见分歧的存在并不足为怪，在西方许多国家的违宪审查实践中，宪法判断主体内部均经常存有各种不一致的意见。尽管如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上述路卡思一案判决中的意见分歧，则可能提供给我们更多的警省意味。即使我们有朝一日建立起违宪审查制度，甚至引入了判例制度的某些合理的机制，以便有效的保障宪法上的权利，还是要看到，像财产权这样的宪法上权利的保障，仍然需要面临艰深的理论和琐细的技术问题。也许当下不少的中国学者均希望从美国宪法的财产权保护规范及其运作实践中吸取一些对确立中国宪法上的财产权保护制度有所助益的要素，但路卡思一案的判决显示：虽然人们笼统地以为判例制度更便于厘定抽象的宪法概念，但即使在这个较新的权威判例中，美国法院也没有彻底提供一个没有争议性的法理结论。有鉴于此，倘若我国真的能够在宪法上确立财产权的保护机制，那么，综合和总结各国宪法的有关规范、理论和实践中的经验，探索出一套符合我国宪法理念的财产权保障的理论和技术，就成为下一个至难的课题。
参考文献：
[1]笔者对有关财产权宪法保障问题之研究的著述，始有《论私人财产权的宪法保障》，载《法学》1999年第3期；其详篇《财产权宪法保障的比较研究》，载张庆福主编：《论丛》第2卷所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以下；继有修订性的论述可见拙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页以下；近有《针对国家享有的财产权：从比较法角度的一个考察》，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孙笑侠、林来梵、夏立安（编）：《返回法的形而下》，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以下所收。
[2]前引拙文《针对国家享有的财产权：从比较法角度的一个考察》，孙笑侠等编，前引书，第153页。
[3]该条修正案中规定，任何州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即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众所周知，根据美国宪法上有关人权条款的并入理论，第5条修正案的内容可被该条所吸收。
[4]有关通过合同条款而对财产权进行间接保护的问题，可参见林来梵、胡锦光：《西岸宾馆诉帕里什案》，载《判解研究》2001年第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以下。
[5]505U.S.1003（1992）
[6]CoastalZoneManagementAct.
[7]BeachfrontManagementAct.
[8]即SouthCarolinaCoastalCouncil，乃属于州的一个行政委员会，以下简称“州委员会”。
[9]即宾夕法尼亚煤碳公司诉马洪一案（PennsylvaniaCoalCov.Mahon），see260U.S.393，43S.Ct.158，67L.Ed.322（1922）。有关该案，另可参见李进之、王久华、李克宁、蒋丹宁：《美国财产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以下的介绍。
[10]有关此案，亦可参见另可参见李进之、王久华、李克宁、蒋丹宁，同上书，第191页以下。
[11]See276U.S.272（1928）
[12]Euclidv.AmblerRealtyCo.，272U.S.365（1926）。
[13]See369U.S.590（1962）。
[14]如著名的Ruckelshausv.MonsantoCo.一案，see467U.S.986（1984）；又如Connollyv.PensionBenefitGuarantyCorp.，see475U.S.211（1986）。在这些案件中，法院具体考量了以下三个要素，即：（1）政府规制行为的性质，（2）经济上的影响，（3）对合理的、具有投资背景的期待的损害。
[15]SeeBerger&Kanner，ThoughtsontheWhiteRiverJunctionManifesto：AReplytotheGangofFive‘sViewsonJustCompensationforregulatoryTakingofProperty，19Loy.L.A.L.REV.685（1986）。
[16]判决引述MacDonald，Sommers&Fratesv.YoloCounty以及WilliamsonCountyRegionalPlanningComm‘nv.HamittonBank的判例，前者见477U.S.340（1986），后者见473U.S.172（1985）.
[17]FirstEnglishEvangelicalLutheranChurchofGlendalev.CountyofLosAngeles，482U.S.304（1987）。
[18]这里指的是上述马洪案的判决。
[19]判决引述涉及禁止造酒的Muglerv.Kansas案[See123U.S.623（1887）]、涉及禁止在后发性市街化地域上制造炼瓦的Hadacheckv.Sebastian案[See239U.S.394（1915）]、涉及禁止在后发性市街化地域内从事切石业的Goldblattv.Hempstead[See369U.S.590（1962）]以及上述的香柏树案（Millerv.Schoene案等判决。
理财保险论文范文5
所谓工伤保险基金是为了建立工伤保险制度，保证因工作受到伤害的职工能够获得及时的救助和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而筹集的资金，是社会保险基金中的一种，主要由参保用人单位所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工伤保险基金的利息和其他依法应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的资金共同构成。据相关数据统计，2013年度国有重点煤炭企业工伤保险费收入为1．74亿元，比2012年增长了5%，工伤保险待遇支出为1．71亿元，较2012年也有所增加。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工伤保险基金的收支运行是非常巨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增长，但是如此数量巨大的资金使用是否安全、合法，确是需要我们不断深入分析、研究的课题。
二、工伤保险基金所面临的问题
(一)工伤保险基金征缴方面存在的问题工伤保险参保覆盖不够全面，缴费没有应收尽收。在我区，煤炭行业的工伤保险参保实行的是省级统筹，但部分盟市为了完成本地区的社会保险扩面任务，强制要求一些煤炭企业在地方参加社会保险，这样就出现了一家企业多地参保的现象，导致了工伤保险在统筹层面上无法达到全覆盖，使得工伤保险省级统筹的发展趋势受到了影响。同时一些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少报、瞒报职工人数，提供虚假的报表和工资资料，导致了工伤保险参保缴费的基数不实，造成了工伤保险费少缴、漏缴的现象。
(二)工伤保险基金的支付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工伤保险基金被套取、冒领风险仍然存在。自工伤保险启动以来，国家和自治区不断制定出台各项政策、规章、制度，加强了对工伤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工伤保险基金的使用安全合法。但是部分人员为了一己之私，不惜铤而走险，使得套取基金、冒领待遇等一些违法违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一些工伤人员开具虚假发票骗取社保待遇，部分医院通过重复开药检查、大处方开药、拖延患者出院等手段套取基金，有些工伤职工重复领取养老金和工伤待遇双份待遇，工亡遗属丧失享受资格仍然冒领抚恤金等。
(三)工伤保险基金内部控制环节主要存在的问题工伤保险内部控制体系不够完善，工伤保险内部审计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现阶段，部分参保单位关于社保的内部控制制度没有建立，或者是虽然已建立了内部控制制度，但也是简单套用不够完善，与实际工作相脱节。事实证明，内控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在工作上不但不能及时发现和纠正经办环节中出现的错误，而且还会提供给一些不法之徒可乘之机。而就内审机构来说，一些单位没有设立内审机构，或内审机构与财务部门重合，或即使有独立的内审部门但是对于社保基金的内部审计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内审专业人员缺乏、业务不固定或专业素质低等现象普遍存在，造成了一些单位内审部门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形同虚设。
(四)工伤保险预算编制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目前一些单位的基金预算编制工作机制还有待完善，预算编制的基础工作还不够扎实。基金预算的编制是需要多个部门相互协调配合，但是在现实工作中一些单位财务与业务部门之间往往缺少沟通、协调，认为预算的编制是属于对方部门的事情，导致了预算编制工作的开展存在推诿扯皮、各自为战的现象，影响了预算编制的效率与效果。还有一些单位对基金预算编制的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对预算编制引起足够重视，预算编制人员安排不当，造成了工伤保险基金预算的编制质量不高，无法发挥预算的预见性。
三、加强工伤保险基金的财务管理
(一)加强工伤保险基金的征收管理工作在日常的工作中，定期对工伤保险基金征缴的核算检查是必不可少的，这就要求我们要按月核查参保单位的用人情况、工资总额和缴费基数，以及定期审查参保单位的相关财务报表，通过对参保单位各项信息数据的分析，保证工伤保险的参保缴费无遗漏。
(二)加强工伤保险基金的支付管理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压力也在不断地增加，而工伤职工就医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是造成工伤保险费用快速升高的主要原因。据统计，2013年全区煤炭行业工伤医疗费用就支出了1．12亿元，占全年各项工伤保险待遇支出的65%。因此，要以规范工伤医疗服务为入手点，这样既可以抑制医疗费用的过度增长，缓解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压力，还可以规范工伤医疗行为，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具体做法如下:一是要根据自治区定点医院的考核办法，加强对定点医院的日常监督和定期考核，对于为工伤患者提供较好医疗服务的医院要作为典型进行宣传，对于通过重复开药检查、大处方开药、拖延患者出院等手段套取社保基金的医院要加大查处整治力度，抑制违规医疗行为的产生，减少工伤保险基金的流失。二是要加强对工伤职工的宣传引导，纠正一些工伤人员“小伤大养”、“泡工伤”的错误思想，从源头上对工伤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进行控制。三是对社保业务经办人员的警示教育也不容忽视，要让社保经办队伍牢固树立“社保基金是高压线”、“社保金是老百姓的救命钱”的理念，坚决杜绝通过伪造、变造社保资料等手段套取社保资金的事件发生，从经办环节上管理好工伤保险基金。
(三)加强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的建立完善工作一是在部门设置和人员配置时，要遵循“科学、民主、公开、透明”的原则，按照业务需求来设定工作岗位和安排人员，明确岗位的职责和经办的流程、标准，建立岗位和职务之间的相互监督机制和重大事项集体决策机制，建立健全授权批准、预算控制、会计控制、业务流程控制、轮岗交流等制度体系。二是要增强对社保基金的审计意识，建立独立的内审部门并配备专职人员，保证内部审计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充分发挥起内部审计监督检查作用。内审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开展对基金的收支业务是否真实、办理时手续是否完备、业务处理的方式是否合规、账簿和报表数据的填报是否准确以及基金预算的编制执行是否合理等情况的检查，保证账实相符、账账相符、账证相符、账表相符，避免差错和舞弊行为的发生。
理财保险论文范文6
【摘要】财产保险企业巨额的应收保费给企业经营造成了不利影响。文章试图从应收保费发生的原因入手，分析过多的应收保费对保险企业的负面影响，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和对策，以期能减少应收保费并将其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对我国财产保险企业的健康发展以及进一步提高其自身的竞争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国财产保险公司的应收保费总量不断增加，其表面上表现为保险责任与交费的时间差，背面则在于保险公司的财务管理中的一系列问题。加强应收保费的管理，对防范风险、提高公司竞争力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的现状
应收保费是指保险合同已经生效、符合保费收入确认条件但尚未收到资金的保费，待以后收到保户交纳的保费时，冲减应收保费。投保人将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应收保费要对应相应保险单承保的风险责任。一般企业在取得收入的成本是已经发生、可准确计量的，确认收入的同时可确定盈利；而由于保险成本的事后确定性，取得保费收入的成本是对未来的一种估计，不能准确预计和计量。这与会计上的应收账款所对应的已完成事项有本质的差异。在保险期限没有结束前，应收保费不能按照简单的应收款项处理。
从性质上看，应收保费是保险企业对投保人的一种债权，表现为保险责任与交费的时间差。但是部分财产保险公司利用应收保费账户进行相关财务处理，以达到逃避和谋利的目的。另外，由于人身保险合同生效需要合同成立与缴纳保险费两个条件，而财产保险合同的生效不需缴纳保险费。只要保险合同成立，约定了保险责任起讫时间即生效。因此，应收保费比较严重的主要是财产保险公司。目前，关于应收保费在保费收入中的理想比重一般认为在3%-5%。人保系统把应收保费比率定为5%，而保监会下达给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比率的底线定为8%。
实事上，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应收保费比率过高且各财产保险公司之间不平衡。中国人保、平安保险、太平洋保险等公司低于认可标准8%。但中国人保是从原来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分立而来的，而一般公司分立时，会对其历史上的财务包袱进行处理。平安保险和太平洋保险的数据是以集团公司为基准的，因寿险公司的应收保费比率低于财产保险公司，比率可能会被稀释。比率远高于8%的有中华联合、香港民安、东京海上火灾保险等。华泰、天安等公司的指标与8%较为接近。总体上看，几家大的财产保险公司的指标要远低于中小财产保险公司的同项指标，这反映出较为规范的内控管理。
从纵向看，多数财产保险公司各个年份的比率有较大的波动性。以平安保险为例，从1990年到1995年，应收保费比率较高，接近或高于9%，1994年甚至达到15.4%；而从1996年到2000年应收保费比率迅速下降到3%以下，2002年甚至只有0.90%；而在2003年该比率又有反弹趋势，达到6.21%。比率的不稳定性可能与经济环境及控制管理水平等因素有关。
应收保费的险种分布较集中，主要在机车险、企财产保险、货运险等传统险种上。由于国家规定交强险须先交保费再出单，一般不会出现应收保费，而车险中的商业险应收保费的比例就较高。另外，应收保费还呈现出季节性分布特点，往往年中比率高于年末，这与应收保费产生的时段及年终的大力清缴有关。
二、应收保费的产生
我国财产保险业近年均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2007年财产保险业保费收入更是达到了1997.73亿元人民币，逼近2000亿元大关。保险收入的增加带动了应收保费的增加。就应收保费的会计意义，可按产生的原因将其分为正常的应收保费和不正常的应收保费。
1、正常的应收保费
（1）信用政策形成的应收保费。由于展业和市场竞争的需要，财产保险公司针对一些大客户签发的机车险、企业财产保险、货运险的大额保单或招投标业务，会在保险费率和保险交纳期限上给予优惠，从而形成部分应收保费。
（2）正常的流转过程中形成的应收保费。保费在正常的流转过程中，由于出单与结算之间的时间差以及保单在流转过程中的正常失误如网点保费结算滞后，也会形成应收保费。有些保险业务如个人住房按揭险、货运险、航运险等业务是通过银行、邮政及交通运输部门等中介网点代办代收的，而财险公司与中介的结算惯例通常是月结或季结。保险中介的介入增加了保费从投保人到保险人的环节，减缓了资金流通速度，导致保费结算期限较长从而产生应收保费。另外，一些不能在业务处理系统直接出单的保险业务，如某些业务、定额保险，要进行手工补录，由于补录时间紧、工作量大等原因补录数据不到位，未能及时进行收付保费的结转确认，也会产生应收保费。
（3）系统处理方式和操作失误产生的应收保费。由于财产保险公司的业务系统与财务系统已经实现了无缝对接，业务系统中每录入一张保单，财务系统就会自动确认保费收入。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录单操作失误（录入的信息不能随便删除）及复核把关不严，导致同一张保单重复录入，财务系统相应进行多次确认，从而虚增一部分应收保费。
2、非正常的应收保费
财产保险公司的应收保费中相当部分是不正常的，根据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恶意拖欠行为产生的应收保费。部分投保人以各种借口比如经营状况不佳、资金周转困难恶意拖欠保费。有些人出于提高佣金、甚至侵吞保费的目的，进行隐瞒欺骗，不按时向保险公司划转保费。因拖欠而形成的应收保费，坏账率往往较高。而在清收过程中财产保险公司又畏惧诉讼成本，一般不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进一步纵容了投保人和人的拖欠行为。
（2）保险公司的违规造假行为形成应收保费。由于各保险公司的产品费率和支付给人手续费的最高限额均由保监会审批，部分财产保险公司为了扩大销售额，承诺给予保费回扣或变相降低费率，即“暗返”。利用虚挂应收保费的方式支付给人法律规定以外的高额手续费，这部分多支付的手续费以应收保费的形式存在，实际上却不能收回，彻底成为了坏账。另一方面，保险机构索要高额手续费，为躲避监管机构的检查，在会计上以挂应收保费的形式对支付的费用进行处理，但实际上已无法收回；还有一些保险公司通过出具批单反向冲减保费收入，达到“暗返”的目的。基层保险机构为完成上级规定的指标任务，达到多提费用的目的，通过“应收保费”账户进行造假。以上情况产生的应收保费通常被称为“虚应收”。这也是监管部门对应收保费监管的重点部分。
（3）营销人员变动导致的应收保费。保险营销人员的流动非常频繁，部分财产保险公司对业务员缺乏有效的管理。一旦营销人员变动，就有可能留下一部分保单因客户资料遗失而无法收款。
三、不良应收保费的影响
应收保费的数量太多，甚至发生很多不正常的应收保费时，会对财产保险公司造成不良影响。
1、降低会计信息真实性
一方面，应收保费长期挂账，虚增了保费收入；另一方面，由于业务系统的设置，部分财产保险公司由于应付未付的批减保费会存在一部分负数的应收保费。这实际上是财产保险公司的一项债务，而正数的应收保费是一项债权，两者对应的债权人和债务人通常不是同一人，不能直接抵减。如财产保险公司直接冲减正数的应收保费，会降低应收保费数据的真实性。
2、加大了企业的财务风险
第一，它直接造成了现金流的减少。应收保费占用了保险公司正常的现金流，公司可能因现金周转困难而出现支付危机。另外应收保费缺乏流动性和收益性，直接影响了保险公司的资产质量。第二，加大了企业偿付风险，不利于正常的赔付。对于已生效但尚未收到保费的财产保险保单，一旦出险，保险人就需承担响应的赔付责任，而应收保费造成的大量未收回的资金则给正常赔付增加了压力。第三，保监会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对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有着严格的规定，大量的应收保费直接影响公司的偿付能力。再次，应收保费作为收入虽未收到款项，但保险公司须据此预缴营业税和所得税，增加了经费负担。第四，无论是否收到款项均要进行分保（再保险），又增加了保险公司的分保成本。第五，应收保费易诱发经济犯罪。应收保费的长期大量存在，有可能给不法分子贪污挪用、弄虚作假提供了可乘之机，如已经收到资金而不入账，或未缴费出险时，用赔款冲抵应收保费。
四、针对不良应收保费所采取的对策
由于过多的应收保费给财产保险公司造成不良影响，为了防范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强应收保费的管理。
1、加大保险宣传力度和提高诚信的投入
部分客户片面认为投了保就有保障，缴费的时间不是决定因素。对此保险公司要加大宣传，鼓励主动缴费，消除产生应收保费的客户因素。另外，树立全员防范经营风险的意识，实现稳健经营、风险可控的发展。
2、根据投保业务的质量进行有选择的承保
在扩大市场份额和业务规模的同时还要考虑成本效益原则。首先，保险公司要在收入和费用、规模与效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其次培养业务员对企业的责任感。按照保户信誉程度、偿债能力、当前财务状况和实际支付保费的能力制定信用政策，降低应收保费产生的可能性，从而确保保费的实收率。
3、充分利用特别约定
利用特别约定可以有效提高应收保费的实收率。比如，在特别约定中增加保单生效或失效的条件，以减少在不能按规定时间收取保费时的保险责任；在特别约定中增加缴费时间，以及未缴费合同失效条款，以减少保险责任，促进保费的及时回收。
4、建立科学的回收管理机制
应收保费发生后，保险公司应采取各种措施，尽量争取按期收回保费。有效的措施包括对回收情况的监督、提取坏账准备和制定适当的收账政策。在制定收账政策时，要以应收保费总成本最小化为原则，在收账费用和所减少坏账损失之间做出权衡。
5、完善公司内部控制体系
通过开展应收保费的审计调查工作，摸清应收保费的底线，了解其管理现状。保险公司各部门之间要积极配合，以公司利益为重，加强风险管控，有力推动应收保费的管理工作。通过上述措施的结合使用，可以有效降低不良保费的比重，将其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这对我国财产保险企业的健康发展以及进一步提高其自身的竞争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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