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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心理爱情论文范文1
关键词：夏目漱石；爱情三部曲；女性形象；意义
“纵观漱石的文学主脉，夏目漱石大致塑造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一种是上过女校，受过中等教育的姑娘或夫人；另一种是操持家务，具有庶民特质的家庭主妇。”①其中第一类是其作品中出现最多的一类，美弥子（《三四郎》）、三千代（《从此以后》）、阿米（《门》）都属此类。而《三四郎》中远在家乡的母亲、三轮田的阿光，《从此以后》的嫂嫂，《门》中的房东妻子，则属于第二类，处于次要地位，故本文主要讨论第一种女性形象。
一、爱的复杂
三部曲一个共同的特点则是：三角关系的背景。《三四郎》中美弥子与三四郎和野野宗八，《从此以后》三千代与代助和平岗，到《门》阿米与宗助和安井，我们不得不反问为什么夏目这样执着于三角关系的描写？
如果审视每一对三角关系，会发现每一对关系都是二元甚至多元的。如三四郎以为自己，野野宫宗八君，美弥子三者之间构成复杂的爱的关系，但同时三四郎，美弥子，美弥子的未婚夫在美弥子眼中也能构成这种复杂的爱的关系。而这一复杂的精神性选择在代助的身上又一次重演，代助，三千代，平冈三者之间构成了整个文本的三角架构。
《门》中阿米与宗助只是“寂寥而和睦地生活着”，“看上去，好像一开始就是两个极平常的人、极不显眼的人为了结例行的夫妇关系而凑合到一起来似的”②。《三四郎》中美弥子代表的是代助心中的“第三个世界”，这个世界“宛如春光灿烂的春天在荡漾，有电灯，有银质匙，有欢声，有笑语，有杯里直冒泡的香槟酒，有出类拔萃的女子。”③美弥子如同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女神，表现出三四郎精神追求的压抑，彷徨和幻灭。而《从此以后》中三千代之于代助，则像是百合花，百合花纯洁的白色和淡淡的香气总会唤起代助记忆里的三千代，也会唤起代助心中的困惑和后悔甚至是罪恶感。
美弥子，三千代，阿米分别在各自的三角架构中充当着一个节点，与其他的女性和男性共同构成这一三角架构的束缚，但作为核心的她们却缺少作为独立的女性个体存在，这是因为夏目漱石笔下的爱情并不是着眼于爱情本身的精细丰满，“可以说所有的女人在夏目漱石的笔下都是知识分子的陪衬，都是知识分子自我觉醒、自我批判过程中的一个客体，是他们追求道德完美目标中的参照物。”④
二、情感的彷徨
面对双重选择，面对复杂的爱情，彷徨，犹豫，苦闷，无奈的一直萦绕心间。无论是三四郎、代助、宗助，还是美弥子、三千代、阿米，在面对情感的彷徨时，他们总是想通过某种诉求来摆脱。
《三四郎》中的美称子热情追求西方妇女解放，但又无力同旧势力抗争，更像是明治这个动荡激烈、新旧交替时时期中的迷惘女性，是一只“迷途的羊”。“Stray sheep”这一个源自基督教《圣经》中的意象在文本中一再复现，从美弥子在观菊偶展后跳过泥泞地时第一次对三四郎说起，到送给三四郎的画有这一场景的明信片，再到最后作品最后三四郎知道美弥子的婚事在嘴里反复说着的“迷途的羊”。美弥子在面对情感的彷徨时，试图向宗教寻求安慰。
美弥子的寻找起到作用了吗？或许《从此以后》中的三千代能够回答。三年前当自己心爱的代助来撮合自己的时候，三千代正如一只“迷途的羊”，不知道改走向何方，便“糊里糊涂”地跟平冈结合了。当三年后重逢代助后，代助的表现让我们知道了其实代助自己才是那只“迷途的羊”，“回溯三年前自己为了三千代同平冈的结合而不辞辛劳从中斡旋的情景，简直像是在做梦。”⑤“代助仿佛在追踩行将逝去的影子似的，迅速逮住了它的尾巴。”⑥三千代在这里成了作为“一个无所事事的高等游民”的代助的唯一追求。
在《门》中则呈现出在面对双重选择之后，也即打破三角关系之后内心的惶惑和反省。“阿米在信仰方面也许是幸福的，因为她在这一方面根本没有任何清晰完整的观念。夫妇俩既不曾到教堂里去倚过长凳子，也不曾进过寺庙的门。他俩只是靠着大自然赐给的时间这一缓和剂的力量，才使内心安顿下来。”⑦我们可以通过三四郎、代助、宗助丰富的内心世界看到其情感的彷徨。
三、理性的困惑
夏目漱石以严肃的伦理感贯穿所有爱情书写，描绘人生的真实。他所探讨的是知识分子应该如何活下去这样一种道德的苦恼。首先，女性在这里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的文学表达。温柔敦厚的三千代、阿米、她们是知识分子倾心恋慕的爱人，而略带傲慢的美称子、锋芒稍露的千代子以及倔强固执的阿直却是令知识分子头疼的对象。
但其对显露独立性格女性的不欣赏甚至厌恶暴露出其作为男性知识分子的偏见。这可视为现代知识分子在追求成为现代人的过程中对于女性的传统认识的不彻底的超越，认为女性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是只是男性的附庸，不具独立思考和表达的权利。
第三，女性形象在夏目漱石中的爱情三部曲中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女性充当着明治维新时期知识分子苦闷困顿的心理外化，女性在作品中可以被现代文明所替换，三角架构中的双重选择也可以看做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的选择，亦可以看做是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选择。女性形象的最主要的意义也就呼之欲出：女性作为作者表现理性的困惑的媒介而存在。（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注释：
① 李国栋：《夏目漱石文学主脉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② 夏目漱石：《门》，吴树文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③ 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72页。
④ 袁媛：《无法温暖的归宿――论夏目漱石笔下知识分子的爱情书写》，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⑤ ⑥⑦夏目漱石：《后来的事》，吴树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59、87、92页。
参考文献：
[1]夏目漱石：《三四郎》，吴树文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2]夏目漱石：《后来的事》，吴树文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3]夏目漱石：《门》，吴树文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4]李国栋：《夏目漱石文学主脉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5]水田宗子：《女性的自我与表现》 叶渭渠主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6]张小玲：《夏目漱石与近代日本的文化身份建构》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7]何乃英：《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 北京出版社 1985年
[8]何少贤：《日本现代文学巨匠夏目漱石》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8年
[9]袁媛：《无法温暖的归宿――论夏目漱石笔下知识分子的爱情书写》 2005届硕士学位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
[10]李光贞：《从早期三部曲看夏目漱石的情感世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1月
[11]梁潮：《三四郎的恋爱心理描写》，《日本研究》1989年第三期
大学心理爱情论文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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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理协会成员，把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及时反映给图书馆、心理学教师或医生。图书馆在阅读、流通两大接触学生最多的部门，挑选出热爱这项工作，并具备相关知识的专职人员，根据医学生的心理需求，有针对性地、经常地提供心理咨询书目、刊目、专题文章，指导学生阅读。
【关键词】心理协会成员 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 反映给图书馆 心理学教师或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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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989年，赖尔登和威尔逊分析了1981年以后的所有试验报告，得出结论说：“图书治疗是有效的，特别表现在增进自信、改善行为和改善人际关系方面”。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一般从认同、净化和领悟等几个角度来解释图书阅读的机理。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经历着与作者同样的心理历程，这种历程是从艺术形式的意识和知觉发展到潜意识的阐释，直至引起“本我”的反响和“自我”的放松控制，作品内容与“本我”相互作用，产生了一个审美的幻觉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我”的欲求得到了有效的释放，同时避开了“本我”的欲求产生的恐惧和“超我”的压力，使读者恢复到和谐状态。文字作品的内容使人的内心冲突外化，而人的心理活动又使文字作品的情绪内容内化，成为人的总体行为的一部分，这种整合最终就产生了领悟。医学生喜欢到图书馆去找“心药”，首先是经济、简便、及时。高校图书馆对的服务都是免费的，不必花钱，又可以随时借阅，同时携带方便；第二，图书馆是个人人都去的公共场所，到那里进行“ 阅读治疗”，不泄露任何隐私，没有精神压力，不会有伤自尊。比如，有些心理困扰是难以启齿的，性困惑就是典型的一例。据调查：“90.9%的学生未接受过有组织的性教育”。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体系对性的长期禁锢，使得青少年在性发育成熟到来时，得不到科学的性生理和性心理教育，以致产生困惑。有了性困惑又羞于向别人启齿，图书馆便成了获取性知识的主要渠道。1997年3月，同济医科大学张揆一教授在《爱情婚姻家庭》杂志上开设的《医学教授谈性知识》系列讲座，受到了的普遍欢迎。它不仅传播了科学的性知识，而且也使读者解除了困惑。此外，目前高校里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咨询老师还太少，设施也不完备，即使想寻求帮助，也往往有许多顾虑和限制，而“图书阅读”弥补了这一不足。中常见的心理困扰和心理障碍，一般都能从图书馆收集的心理学著作和文章中找到问题的成因和解决办法。对于渴望更深地认识自己和克服成长障碍的来说，阅读这些著作和文章，就是与心理学家进行无声的交谈。有些同学正是通过读书，鼓起了去找心理医生的勇气。即使没有心理疾患，也可以通过读书增长心理健康知识，增强抵御心理“病毒”的免疫力，开发生命的潜能。可以说，图书阅读既能起到治疗的作用，也能起到预防和促进发展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施这项工作。成立由心理学教师或医生为指导，图书馆员、心理协会成员参加的阅读治疗机构。
心理协会成员，把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及时反映给图书馆、心理学教师或医生。图书馆在阅读、流通两大接触学生最多的部门，挑选出热爱这项工作，并具备相关知识的专职人员，根据医学生的心理需求，有针对性地、经常地提供心理咨询书目、刊目、专题文章，指导学生阅读。可以开辟图书阅读阅览室，为了避免出现像心理咨询这样的闲屋”、“轻松一隅”、“心灵家园”等。环境布置要尽可能优雅、祥和、轻松，并备有诸如“解忧”、“饶恕”、“自信”、“竞争”、“悟道”、“拼搏”等导读标志，以方便读者自由选择，在阅览制度上也要有别于其他书刊阅览室的借阅方式，尽量营造出一种轻松、自由、随和的阅读氛围，让图书阅读阅览室成为最喜欢、最愿意去的地方。图书能否象我们预测的那样对的心理调适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引导和启发工作十分重要，图书阅读要求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既需要具有语文教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具有哲学、心理学、社会、教育学、医学美生保健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因此，要求高校图书馆工作人员要加强学习，必要时参加各种培训。同时注意学生阅读疗效的观察与跟踪，利用日记、作文等形式与学生沟通，使图书阅读更加有的放矢。大力开展图书阅读的宣传教育，可以组织图书阅读讲座，向学生介绍图书阅读的作用与基本常识。向宣传新的心理健康理念，明白心理健康同身体健康一样，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出现问题是正常的现象，经过及时治疗可以康复，如果听之任之，也可能加重。这有助于在大学期间，乃至今后到社会上能够自觉而有效地利用图书这种特殊的工具来预防和调适心理障碍，使之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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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心理爱情论文范文3
关键词：《简・爱》 接受 多视角
自《简・爱》出版至今的一个半世纪中，已被翻译成世界上20多种语言[1]，单在英国就有20多个版本。其遍布世界范围的文化播散在为其注入新生活力的同时促成了异质文化间的互动与交流，更滋养了它经久不衰的智性生命。
从《简・爱》出版之初所引起的轰动性效应，到“作家三姐妹”公开亮相后人们争相撰写和阅读勃朗台家族人物传记的所谓“勃朗特热”，到夏洛蒂情书被发现时的震动，而使人们对《简・爱》产生的更浓的反谈性兴趣以及到后来原型批评、女权主义文评对《简・爱》的再认识――甚至是令人惊奇的再创造……《简・爱》及其作者带给人们的冲击不断，时至今日，对《简・爱》这部经典之作的批评谱系已经发展成熟，而且研究热情不减。本文就针对《简・爱》的文学接受的多样性进行分析、整理，以期探寻《简・爱》研究的新视角。
一.译介视角
作为一部外国文学的经典之作，笔者认为首当其冲的就是译介问题。
中国对夏洛蒂・勃朗特小说的译介始于20世纪20年代。1937年的《译文》杂志曾刊登茅盾的文章《真亚耳（Jeneeyre）》的两个译本。该文比较了伍光建和李霁野的《简・爱》汉译本，评价了两个译本的优劣。20世纪50至70年代末，国内出版发行的《简・爱》译本主要是李霁野的译本。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出版了60多个版本（《简・爱》译本），其中有全译本或缩写本，也有儿童版译本。为了配合读者的英文学习，还出版了多种全本和缩写本的中英文对照版本，甚至还有以连环画形式出版的《简・爱》”[2]。21世纪初的十年间，超过50多个版本的《简・爱》译本在我国问世。此外，各种缩写本口袋书、中英文对照读本、连环画也层出不穷。
20世纪80年代，在夏洛蒂・勃朗特作品研究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是1983年出版的《勃朗特姐妹研究》一书，该书作者杨静远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最全面译介勃朗特姐妹作品的学者。除《勃朗特姐妹研究》之外，她还翻译了《夏洛蒂・勃朗特书信》《勃朗特一家的故事》以及《勃朗特两姐妹全集（10卷）》，并在《读书》杂志1983年第6期发表文章《一百多年来的勃朗特姐妹研究》。这些研究著作、论文和译著的出版为日后国内夏洛蒂研究以及勃朗特姐妹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后，对《简・爱》的研究转变了，但是间隔一段时间之后又掀起了一股从译介视角研究《简・爱》的热潮，如：茅盾《的两个译本》（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蒋骁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阐发与新思考》（中国翻译，2003）等，都是从译介视角对《简・爱》进行的研究。
二.传统接受视角
近30年来，国内各类刊物上相继刊出《简・爱》研究论文400余篇（可能更多）。早期的30余篇研究论文（1983―1999）多聚焦简・爱的反抗精神和叛逆性格[3]，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剖析简・爱的人物性格。大多是从《简・爱》的文本叙述策略、形式技巧和创作风格、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这些因素来进行研究和分析的，大多是在赞扬简・爱的自尊、自立、前卫的爱情观等人性光辉，后来虽然也有出现一些关于简・爱双重性格的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这也是文学理论研究发展的正常规律，总而言之，在传统接受视角中，对《简・爱》的研究无疑是褒大于贬的。
三.批评接受视角
时至今日，对《简・爱》这部经典之作的批评谱系已经发展成熟，而且研究热情不减。《外国文学研究》1988年第1期刊登的韩敏中的论文《女权主义文评：〈疯女人〉与〈简・爱〉》介绍了吉尔伯特和古芭的女性主义文论专著《阁楼上的疯女人》，该文标志着国内《简・爱》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的引入。
2000年至今的300余篇研究论文多从女性主义批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心理批评等视角，在不同程度上都对《简・爱》这部不朽经典作出了相应的批评，如：王文惠《从生态女权主义视角对的重新读解》（外国文学研究， 2008 01）；兰守亭《中的疯女人―另类的复仇者形象》（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7 02）；季然《浅谈的女性主义特征》（大学英语，2008 05）；马瑞巧《论简爱的心理陈碍及其外化形象》（中国语文，2007 07）都是从《简・爱》中所体现出的新女性形象特征，及其对父权制文化秩序的反叛，笔者认为可以说是承袭传统接受视角却利用新的理论进行再研究的成功范例。
四.多元化研究趋势
经笔者粗略统计，近10年来，国内的《简・爱》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这一现象想必与理论的进步和文本的丰富寓意是分不开的。
1.后殖民视角
近10年来，有许多研究先从后殖民视角切入，以期从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的人物形象入手，以此阐明的殖民主义主题及其对小说叙事、人物关系、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影响，揭示殖民主义文化对人造成的精神创伤、人格扭曲与分裂等异化影响[4]。
如：贾文胜《与的殖民主义主题初探》（中国语文，2006）；罗世平《凝视：后殖民主义文学折射》（国外文学，2006 04）等都是从后殖民这个新的视角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新的研究结果的成功范例，也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2.《简・爱》与宗教关系的视角
《简爱》成功塑造了英国文学史中一个经典女性形象， 其独立自尊的生活态度及争取平等的爱情观念备受赞誉， 而其矛盾复杂的宗教观念饱受争议。很多研究尝试从作者生活背景的宗教溯源、作品典型人物的宗教色彩及女主人公的自我救赎等角度探讨简爱的宗教皈依之路[5]。
如：刘秀梅《探求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论简爱的宗教皈依之路》（大学英语，2007 04）；杨小洪《：圣经与前圣经场景的双重投影》（外国语 2003 03）；王一平《对的恪守与反叛》（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 05）等都是从《简・爱》与宗教关系的这个新视角来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新的研究结果的成功范例，也成功地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
3.《简・爱》中火、鸽子、月亮及冰等意象的研究视角
笔者发现近年来，有不少别出心裁的研究，如：范彩霞《从的“火”意象看夏洛特・勃朗特的生态女性意识》（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9 03）；龙丽伟、魏现江《小说中梦境的审美分析》（铜仁学院学报，2007 04）等，都是标新立异的研究结果，以期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分析出《简・爱》艺术效果和艺术张力[6]，探究其经久不衰，历久弥新的原因。
这些研究别出心裁，研究视角独特，但是研究结果也同样吸引眼球，值得作为新的研究方向展开。
4.比较文学文本研究视角
《简・爱》研究论文的另一大板块是《简・爱》与其他文本的比较研究，其中以《简・爱》与《藻海无边》的比较研究和《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比较研究居多。其他涉及到的比较文本有《苔丝》、《蝴蝶梦》、《红字》、《傲慢与偏见》、《飘》、《名利场》、《金色王国》、《法国中尉的女人》、《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以及跨文化比较文本如《红楼梦》、《庭院深深》、《伤逝》等。总体说来，这些研究的内容和切入点大多比较单一。在《简・爱》的经典重写研究方面，视点过分集中在《藻海无边》和《蝴蝶梦》两个文本，对《简・爱》的其他重写或改写文本则无人问津[7]。
笔者认为虽然比较文学的研究视角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但是却总是能够碰撞出新的火花，这是一个很神奇的研究视角，很值得深入探讨，也很有研究价值。
5.其他视角
此外，夏洛蒂・勃朗特作品中的浪漫主义风格、勃朗特的宗教观、小说中出现的神话传说以及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刻画也得到了研究者相应的重视。在上述几方面较具代表性的论文和专著有：理查德・邓恩的论文《自然的心：简・爱的浪漫主义》，芭芭拉・哈迪的专著《恰当的形式：关于小说的论述》，菲利斯・C.・拉尔夫的专著《维多利亚改写：童话，青春和女性成长小说》；F.A.C.威尔逊和盖尔・B.・格里芬的论文《淡黄色花环：勃朗特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和《爱德华・罗切斯特的人性化》，简・米勒的专著《书写男人的女人们》。
在卷帙浩繁的《简・爱》研究中，不乏探究该作品文学源流的力作。这些著作或论文揭示出《简・爱》对圣经文学以及英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皮尼翁在《勃朗特指南》中列举了勃朗特作品对《圣经》和其他文学作品的引用。米尔盖特在论文《简・爱的心路历程》，巴里・考尔斯在专著《维多利亚小说中世俗的朝圣者：小说作为生活教科书》中分别探讨了班扬的《天路历程》对夏洛蒂・勃朗特的影响。
近20年来，国外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简・爱》的跨文类、跨文化与跨媒介重写现象，将这部小说置于世界文学的巨大网络，探究《简・爱》在异域文化语境下的播散。由英国霍尔大学19世纪英国小说研究专家帕特兹・斯通曼撰写的《勃朗特改编：〈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文化播散》（1996）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辅以翔实的资料与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结合各个时代的历史及社会背景，作者斯通曼梳理了《简・爱》与《呼啸山庄》自出版至20世纪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跨文化、跨文类、跨媒介重写，上述两部小说的批评接受与读者接受，并在该书的附录中详细列出自两部小说出版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各种跨文化、跨文类、跨媒介重写的目录，为《简・爱》重写现象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分析重写作品的阅读过程与写作过程，斯通曼教授试图探寻生成性文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改编，以及这些改编与其所处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8]。
笔者甚至还找到了一些更加出其不意的研究视角，如：龚晨枫《法律与文学视角下的》等，更是从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视角对《简・爱》进行分析、研究，且得出了较为成熟的研究结果，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深思，这也恰恰说明了文学接受存在多种可能，有待我们去开拓。
五.结语
寓意丰富又无确定指向的文学文本，具有产生多种社会功能的可能，与此同时，文学的特点――语言艺术的丰富性、形象话语的开放性和文本蕴意的多义性使其具有发挥多种社会功能的可能，而且读者的接受心理和接受方式，决定着文学功能实现的方向和程度，这也就是说文学文本意义的实现与接受有关。
所以，笔者认为对于《简・爱》这部不朽的经典之作来说，还是存在着多种阐释和接受可能的。时至今日，《简・爱》的各种小说及诗歌重写，由小说《简・爱》改编而成的各种舞台剧、音乐剧、电视剧、电影和广播剧，以《简・爱》故事为蓝本的插画及绘画，《简・爱》的批评论著依然层出不穷，正应了100多年前作者夏洛蒂在《简・爱》中的预言。《勃朗特改编》的作者斯通曼曾用“续写症候群”（the sequels syndrome）一词描述过去30年间不断涌现出的《简・爱》跨文类、跨文化、跨媒介重写，这或许为国内学界日后研究《简・爱》开辟了一片新天地[9]，也让我们更加期待能够继续有一些“出其不意”的研究视角来充实和丰富对《简・爱》这部传世经典的研究和再创造。
参考文献：
[1]Stoneman，Patsy.Bronte Transforamtions：The CulturalDisseminations of Jane Eyre and Wuthering Heights [M].London：Prentice Hall/Harvester Wheatsheaf， 1996：220.
[2]冯茜.英国的石楠花在中国―――勃朗特姐妹作品在中国的流布及影响[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44.
[3][7][8][9]陈李萍.近三十年来《简・爱》的批评接受、读者接受及译介综述[Z].名作欣赏，2011.
[4]贾文胜.《简・爱》与《呼啸山庄》的殖民主义主题初探[A].中国语文，2006.
[5]刘秀梅.探求神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论简爱的宗教皈依之路[A].大学英语，2007（04）.
[6]龙丽伟、魏现江.小说《简爱》中梦境的审美分析.[A].铜仁学院学报，2007（04）.
大学心理爱情论文范文4
摘要：“媒介即讯息”，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必然影响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促使我们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因此，大众传媒的发展，促使了与之相伴而生的大众文化的变革。现如今，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组织进一步走向联合，“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一个无处不在，影响巨大的现象。而大众文化，也因此在内容及形式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本文旨在总结和分析在媒介融合背景下，大众文化的主要代表电视连续剧所呈现出的新特征，以此来探讨当今媒介环境中电视连续剧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大众文化；媒介融合；电视剧；新特征
千呼万唤始出来，《爱情公寓》第四季开年引发收视点播热潮，不光各大卫视争相播出，而且从爱奇艺、PPS的数据显示，该剧创下了超过20亿的网络点击量。除此之外，该剧一经播出就占据了百度、新浪等话题排行榜。作为时代的产物，这部高点击、高关注、高票房的国产剧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媒介的影响。
一、立足于多媒体平台进行表达
当代媒介发展最为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媒介融合”。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浦尔教授提出来的，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及其优越性，不少人认为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中会出现传统媒体消亡，网络媒体独霸天下的局面，杰・尼尔森等理论家就坚持“传统媒体终结论”。这类观点显然带有激进色彩，但事实上，微电影、个人即拍短片等新媒体影视剧的确吸引了大多数年轻受众。作为传统媒体的产物――电视剧，在这种背景下想要吸引独立、个性的年轻受众，利用新媒体是不容忽视的手段。
《爱情公寓》从第一季就利用网络平台与电视配合播出，第四季回归更是被奇艺、pps高调卖断，独家播出。同时奇艺、pps都有app应用，只要有wifi手机也可以随时看。这样扩大了电视剧覆盖面，也扩大了受众群。
多媒体平台共同播出是当代电视剧发展的一大趋势，但同时如何协调解决版权问题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二、跨媒体的话语形式
不同媒体有其独特的话语形式，而媒介的融合淡化了不同话语形式间的界限。
首先，从话语内容上说，传统的电视剧作为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艺术，它的语言具有理性、文学性、艺术性的特点。而网络语言产生于网络这个平民化平台，它更加的开阔包容、感性和多元化。
《爱情公寓》中的不少段子来源于网络，如猫扑、天涯等，而其自创的经典台词现也成为了风传的网络用语。媒介融合促成的语言融合，而语言的互用，也丰富了媒介自身的语言。
其次，从话语形式上来说，电视剧一般采用要是根据面对面交流的特点和“引戏员”的结构方式制作，同时以真人真场景为内容。网络作为新媒体，以网络为平台传播的影像其传播形式多种多样，从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受传者感官等各个方面进行延伸。
《爱情公寓》中有大量的动画元素，剧情中加入的特效、幻想等元素，使得传统纪实性情景喜剧更具吸引力。这是将网络媒体传播手段融入在了传统媒体之中。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爱情公寓》通过利用网络媒体的传播手段、传播技术以及传播形式，丰富了传统电视剧的表现形式，达到了吸引受众的目的。
三、开放式结尾与参与式剧情的互动形式
与传统电视剧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不同，情景喜剧是一种喜剧演出形式，有着一条或多条故事线。作为情景喜剧，《爱情公寓》也秉承这一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二季末开始，《爱情公寓》就采取了开放式承接结尾，即不给予明确的答案，而是待定，并且真正结尾是下一季开始的契机，因此，这就促使观众参与其中，观众呼声越高的结局，往往成为结局，以此来吸引受众。但同时，又不完全否定另一种结局，以此满足另一群受众的审美需要。
1967年，美国学者J・A・巴隆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了《接近媒介――一项新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一文中提出“媒介接近权”。随着网络媒体、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受众越来越有机会并渴望接触媒体，并发表自己的观点，除了公共事务，大众文化也越来越多的出现了受众的身影。上文提到微电影、个人即拍短片等新媒体作为小众化传播并不能完全满足受众表达的心理。而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爱情公寓》也正是跨越了传统的电视媒介，通过网络、新媒体等渠道给受众提供了在大众媒体上表达观点意愿的渠道。
四、网站广告与植入性广告共同营销
“植入式广告”这一名词并不陌生，从冯小刚贺岁电影到全民春晚，从国产剧《奋斗》到国际大片变形金刚，植入性广告处处皆可见。所谓植入性广告就是指，把产品及其服务具有代表性的视听品牌符号融入影视或舞台产品中的一种广告方式，给观众留下相当的印象，以达到营销目的。
在如今商业化的社会中，“植入性广告”已成为当前影视剧中的常态，但随着近年来植入性广告不断增多，并生硬植入引起了受众反感。如何创新“植入性广告”形式，成为了讨论话题。
《爱情公寓》中植入性广告非常多，大到汽车、电子产品，小到牛奶、手抓饼，有实体、也有网站。除了传统的台词植入、扮演植入等，《爱情公寓》采取了一种新的植入式，网站视频缓冲期间的广告冰锐正是《爱情公寓》主角们最常选用的一款饮料。年轻受众易跟风剧中主演所使用的产品，而缓冲期间的广告提供了明显的指示，因此达到有效的营销目的。
这种结合网络及电视的营销手段，是建立在网络及电视各自的运营手段，如网络视频网站中缓冲是个广告播放，而《爱情公寓》正是利用了这一运营方式，达到了强化“植入性广告”的传播效力。
五、相关产品的出现推动全文化产业发展
伴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其官方同名手游《爱情公寓》也于2014年1月26日正式与观众们见面。同时，还有其相关的网络游戏《开天辟地》之爱情公寓特别版。这一营销手段即可促使受众接受相关产业，从而获得经济效益。同时，随着手机媒体的逐渐扩大，App应用的受众群范围越来越广，通过游戏从而关注电视剧的受众也大有人在，可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策略。
随着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的发展，各类网游、手游如雨后春笋，成为消费者闲暇之余娱乐和消遣的重要渠道，也成为的大众文化中不可小视的产业。而电视剧和游戏间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互动。电视剧出相关的游戏，游戏改编成电视剧等。这种互动在强化自身受众印象外也扩大了双方的受众群。
可以看到的是，随着媒介融合的不断深入，各媒介自身所产生的大众文化产业间也再互相交融，其各自独特的表现形式也在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如何在媒介融合大趋势下取其精华发扬自身，是各种形式的大众文化需考虑的问题。（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
指导教师：胡肖锋
参考文献
[1]《媒介融合概论》宫承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1年版，专著
[2]《传播学教程》郭庆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专著
[3]《数字传媒概要》闵大洪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专著
[4]《植入式广告：操作路线图，理论、实务、规制与效果测定》喻国明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专著
大学心理爱情论文范文5
论文关键词：传达，主题，情节人物
张艺谋以执导充满浓烈中国乡情乡味的电影著称，其中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大部分都成为经典，彰显了他的独特风格和不凡成就。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先后执导的《秋菊打官司》（1992年，简称《秋》）、《一个都不能少》（1998年，简称《一》）、《我的父亲母亲》（1999年，简称《我》）等三部影片，将审美的视角投射到当代农村，从不同角度展示农民的精神和情感生活，传达出更为现实更为切近的热点话题，拓展出更为宏大更有张力的审美空间。在故事的叙述上，既返归传统又突破传统，追求中国审美视野中的融合。从而使得影片平实、简约、质朴中彰显出厚重、秾致、丰富的鲜明特色。
一、传达：平实与厚重
这三部影片，张艺谋都是把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放在宏大的人文背景上，从独特的角度，运用纪实和抒情的艺术表现手段进行观照和反映，在平实的影片之中蕴含着厚重的内涵，使得寻常的一桩桩生活小事散发出动人的魅力。在谈到《一》和《我》影片的卖点时，张艺谋说：“我们用很平实的手段表现了很浓重的内容，用表面的平实和内在的凝重，通过不露声色地表述来体现我们的关爱。”
三部影片文学艺术论文，讲述的都是很简单的故事，再现了老百姓的本色生活。这些影片平淡而真实，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感人至深，促人深思。《秋》说的是西北沟子村村民秋菊为丈夫“要说法”的事，因村长踢了他丈夫“要命的地方”。作为一个身怀六甲的农村，秋菊靠种地为生，为了能使村长赔理道歉，她只得靠卖辣椒的微薄收入来打官司，从调解到裁决再到判决，从告村长一直到事先没有料想到告了市公安局局长。就农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新鲜的事，给人以拍案惊奇的感觉。
《一》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偏僻的乡村小学，十三岁的临时代课教师魏敏芝追寻一个辍学的学生。为了50元钱的工资，维持一所只有28名学生的山区小学的教学秩序。魏敏芝只身一人跑到城市里，身无分文，睡车站，蹲马路，守望电视台，它不仅把失学的学生领回了学校，还从城里带回了许多东西，引来了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大力援助。“小人小事”，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可能每天还在上演着。
《我》讲的是现代版的“织女”爱情故事，三河屯村乡风淳朴，一个农村“织女”追求有文化的教学先生论文提纲格式。一段恋情，就像一首舒缓流畅的散文诗，不多的几句对白，一只“红发卡”成就了美好姻缘。自由恋爱开了三河屯村的先河，在彼时彼地可谓是令人无法想象的惊世骇俗的传奇。
这三部影片，叙述的故事契合情境，返朴归真。以平实的故事所凝铸的素朴来再现平实的生活,“在司空见惯中拍出一份真切和力量来。”张艺谋以平实处见厚重的方式传达主题，关注凡人小事，选材取向由“传奇”转为“平话”,把镜头的焦点对准现实生活，借日常性事件展示题旨，从一个独特、真切的角度观察人性、人情、人文深处，文化或哲理意味更为浓厚。
《秋》中案件不离奇，氛围也不奇异，却能引起观众的好奇。影片中，我们没有看到人们所习见的“包青天”的形象，看到的是秋菊打官司过程中的一路“绿灯”，“人治”正在渐渐地被“法治”所替代。不过，在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国度文学艺术论文，尤其是还非常讲究秩序的广袤农村，注定了这个转换是非常艰难的，相当漫长的。影片在“情”和“理”的处理上，一方面是“理”在走向彰显，在走向前沿，另一方面，“情”又在不时地掣肘，不时地制约。当王善堂在声声警笛中随着阵阵尘烟被带走时，赢了“说法”要回来“理”的秋菊只是一片茫然，那茫然中不正是感到自身“情”的失落、“情”的无奈吗？令人欣喜的是“秋菊”们已经意识到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尊严，一件不起眼的小案件传达出一个极具时代意义的普法教育的主题。
张艺谋导演曾明确说：“电影除了好看以外, 还能告诉大家什么, 让大家想什么, 关心什么, 爱什么。”《一》中,水泉小学作为山区小学, 条件简陋，环境艰苦, 由于各种因素，失学的学生很多,优秀的师资很少，但那所学校还在支撑着，坚持着。那里还有孩子们欢快的歌声和稚嫩的读书声,还有数着粉笔敬业勤业的老师，自觉追求文化的行为既显示出导演的情感倾向，也显示了村民们对未来的希望和寄托。“文化”作为“干细胞”，对受教育者，受熏陶者而言，更具有可塑性，更具有自我更新能力。而在水泉村，这样的重大使命，却让一个无论哪方面都没有成熟的小姑娘来承担，无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作为观众，情何以堪，惊悚之余，更深广的忧愤当油然而生。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最容易击中人性中最柔软的那部分。
《我》所奏响的在今天看来完全是纯真爱情的“绝唱”，纯爱的主题贯穿在人生的始终，相濡以沫、风雨共担的40多年的执子之手，虽然平平淡淡，却构建了最质朴浪漫的故事，情感的内敛，生活化的风格，完全是平民化的爱情故事。没有山盟海誓，没有鲜花戒指，但双方都恪守着那一份神圣的情感。影片本来可以渲染出更多的氛围，可以编织更多的情节，然而，导演将其都简化了。导演张艺谋在说明影片的创作意图时说：“这是为拒绝真情与真爱的世纪末唱一首带有恋旧回归色彩的爱情挽歌。”[1]在面对多元文化冲击、社会经济转型的今天，人们的情感世界受到挤压，真挚纯朴的爱情观也受到了严重扭曲，如何使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回归和传承文学艺术论文，这部影片给人们以警示和思考。
三部影片，从主流意识来看，回应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工程，也就是普法工程、希望工程、扶贫工程。让人有尊严的活着，让人有希望的活着，让人有依恋的活着，构成了新时期农民的追求的三个方面，三个维度。张艺谋正是通过平常、实在的故事，运用电影语言，采取艺术的表现手段，传达出厚重、真切的深层底蕴。
二、营构：简洁与秾致
在叙事的表层框架里，张艺谋将这三部影片故事的主体内容放在集中明快的情节中。围绕“一条线”来展开。淡化情节，弱干强枝，在简笔勾勒的同时，注重强化细节，多用工笔，精巧而细密，浓艳而别致。在谈到《我》剧时，张艺谋说：“……用减法，不用加法，没有很强的戏剧性，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而是让它走向平实，走向单纯，走向细节化，甚至把细节加强……”。
三部影片的情节单纯、平淡，主要是“以剖析主人公内在心理为基础”[2]，没有大的矛盾冲突，就像山间小溪，自然地流淌，自如地推进。同时张艺谋大胆运用戏剧的因素，情节依照惯常模式向前发展。《秋》围绕“打官司”这一条线索，层次在乡、县、市三级打官司中渐次升级。《一》以 “寻找学生”为一条线索论文提纲格式。情节集中在魏敏芝代课期间这个时空段中，张慧科辍学以后，魏敏芝筹措路费、途中跋涉、城里找人，一步一步地推进。《我》以情感作为一条线索，匠心独运，只选取了“第一步”和“第一百步”，情节内容主要是两人的相识、相知、相爱、思念的情感变化和发展。三部影片这样的安排，使人感觉到丝毫没有人为的外力，一切是自然而然的，从总体上看，单线条展开情节文学艺术论文，具有中国传统的叙事特点。
在情节部分，张艺谋宕开一笔，三部影片戏剧性的“陡转”各具特色，追求“自然本真”，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增加了人物的情感浓度，加重了影片的人文色彩。
《秋》中情节“突转”表现在：深夜，秋菊难产，村长带人将秋菊抬到医院生孩子。顺势而下，孩子满月时，秋菊请村长吃饭，可是村长王善堂却行政拘留了。不难看出，张艺谋发挥“情节点”的作用，“一件事”改变了故事的方向，似乎偏离了人们的思维定势，给人一种“猛抬头”的新异感觉，深层的推动力正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浓郁乡情的浸染。
《一》中，运用了蒙太奇的艺术手法，把不同人物的心理和神态反应放在两个空间里互相切换，魏敏芝坐在电视台的演播室接受主持人的采访，张慧科在街头流浪。这样一勾连，从老师寻找学生转换为整个社会对教育的关注，对学生的关爱，社会效果顿时被放大了。“一个都不能少”，主题被升华了。
相爱容易，相处太难，尤其是一方处于不幸和磨难之时。《我》中，骆先生到城里接受所谓的“审查”时，风雪中的昭姊那“守候”、“寻归”两幅动人的画面，凸现了张艺谋构图艺术的魅力，也将纯真的爱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在细节的处理上，张艺谋注重浓墨重彩，追求细腻传神。他说：“我们花在细节上的‘笔墨’,在细节上的镜头数量，要远远大于在主要情节上的。我们把细节情节化，用处理情节的节奏和篇幅，去处理这些细节。”三部影片的细节编排侧重于步步为营以写实，环环相扣以写意。每个细节都承载着丰富具体的信息，全方位的刻划人物和表达主题。
张艺谋善于选择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的物件、声音以及情景，作为细节来精心营构。“言为心声”，《秋》以“要说法”这句话作为统摄全片的细节，从向村长要到向乡里要，向县里要文学艺术论文，向市里要。潜在的根源在于一个“要命的地方”，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说法”成为了大众流行语，可见一个语言细节负载了多大的文化含量。《一》中，寻常粉笔“写”全“篇”，围绕粉笔，郑重的交接、无意的踩碎、日记中的珍爱、社会上的捐献，我们看到的是师生们对粉笔的珍惜和爱护、高老师的高大形象、各界人士的热心助教，特别是在看到孩子们在黑板上自由舒畅书写那色彩缤纷的粉笔字时，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孩子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更感受到的是信心，是希望。小小的粉笔，是荡漾心旌的载体，是意味深长的象征物，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震撼。《我》以“织布”的细节，来“编”故事“织”情节。情丝由着棉丝牵，时光随着机声回。“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中，织布、送布、眺望上梁布这几个细节，织出了少女的情，织进了少男的心。“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引出、插入骆先生的读书声，声音的交替，画面的切换，现实与幻觉交融在一起。“唧唧复唧唧”的织布声中，昭娣将至真至纯的情感，一丝一缕的织进“档棺布”里，声声织布声似乎是在倾诉那至死不渝的情，至死不变的爱。
张艺谋很巧妙地借助细节来含蓄地表达主题，但又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一》中以歌声和呼唤声为细节。起始是歌声，结尾是呼吁之声。歌声、呼唤声和心声融为一体。《我》中，“图文识字歌”，声声“韵”到底，用声蕴意旨，以声颂园丁。建校时，骆先生领读声，引领了文明的先声；中途，骆先生读书声，是山穷水尽后又一村的柳暗花明；结尾时，儿子的领读声，喻指薪火相传，绵绵不绝论文提纲格式。
三部影片的细节具有很大的容量，具有很大的张力。难怪张艺谋说：“你把细节一放大，立刻产生了刻骨铭心的情感。”[3]
三、造形：质朴与丰富
三部影片中文学艺术论文，作为新时代农村女性，她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不同时期，身份各异，她们仿佛是同根母藤上绽放的姊妹花，流淌着同样的汁液，都有着“一根筋”的特性，却迸射着不同的神采。因而都是具有着丰富的内涵，洋溢着本真的芬芳的立体形象。因此，普通人物的塑造是张艺谋电影又一个极具特色的“亮点”。
比较秋菊、魏敏芝、昭娣这三个人物，在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面对公理，面对责任，面对情感，她们更多地展示了顽强、执拗的一面，朴质中有着丰富，倔强中不乏柔和。
梅兰竹菊，各有秉性。秋菊为了“要说法”，从乡里、到县上、再到市里，她“不到黄河心不死”。为了突出秋菊倔强的性格，影片以“曲”展示“直”，用“退”表达“进”。“退礼”，县公安局的行政裁决书下来后，秋菊得知李公安以村长的名义买的“点心”时，当即送回。“退钱”， 市公安局的行政复议书下来后，村长劝秋菊丈夫拿回了250元钱，秋菊认为村长没有给个明确的“说法”，就把钱扔到地上。“退堂”，市法院开庭，当得知被告不是村长王善堂，而是市公安局长，到了法院门口的秋菊，愣是不肯出庭。“退”，实际上表现的是秋菊的那种不顾一切“要说法”的“进”，体现了秋菊的“倔”。这种辩证的艺术处理，使得人物从“扁平化”走向“立体化”。
魏敏芝的“直”，这也符合她的年龄特点和生活实际，体现在“追”字上。工作交接后，向村长追要50元的工资；在电视台门口，反复追问别人“你是台长吗”；为了兑现“一个都不能少”的郑重承诺，追寻学生，可谓是经历千难万难。
《我》是一部“零情话”的“真情戏”，不借助于语言而通过动作、表情等方法和途径文学艺术论文，表现昭娣和骆先生纯真的情感。在追求爱的过程中，突出了昭娣“巧”抓机会，“巧”用物品，真是“巧”费心思。用青花瓷碗“送公饭”，绕道挑水听读书声，在送学生的路上等待，最终赢得了骆先生的倾情之恋。从清纯少女到蹒跚老妇的漫长一生中，时时处处都蕴含着“巧”，可谓无“巧”不成书。“巧”织布，贯穿于情节的全过程，既展示昭娣的柔情似水的一面，又将“一根筋”的性格特点充分地表现出来。
张艺谋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表现为目的和手段的二律背反，去除了外加的理想化的雕饰和刻画，着力反映人物自身的朴质和本色的魅力，展示一个个具有丰富色彩的个体。秋菊“要个说法”，也就是村长打人认个错。这本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村长为了自身的权威，硬是不肯低头。在民间，打官司是迫不得已的事。秋菊的所谓“打官司”，无非是“上面的人压下来叫村长认个错”。“上面的人”而不是“上面的法律”。她为“要个说法”，不惜花费卖辣椒的血汗钱。事实上，她打官司的各项费用远远超过了200元。可见她对“说法”的执着。面对深夜救助自己生子的村长被带走之后，秋菊没有胜诉后的，而是一片茫然。影片里，并没有把秋菊刻画成一个自觉的维权主义者，而是一个懵懂中又有一点法律意识的农村大嫂论文提纲格式。
十三岁的魏敏芝，在城里，也许是一个撒娇耍泼的小辣女。可是，为了五十元的工资，她接过了高老师的粉笔，开始了她短暂的一个月的教学生活。对她而言，自身知识和教育理论都是非常浅薄的。“一个都不能少”等于“六十元钱”，很简单的算式。为了使等式成立，魏敏芝不顾一切地追寻辍学的张慧科，魏敏芝形象的逆转，由“为钱”到“为责任”。张艺谋没有赋予魏敏芝伟大的理想和高尚的品质，而是放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之中，放在魏敏芝所生活的具体的环境之中，让人物“有规则的自由运动”，因而魏敏芝的形象大放异彩，独具风貌。
“一份情，一生爱”，昭娣要的是一份不变的深情。当初文学艺术论文，昭娣对骆先生的爱，也许是少女对异性青年的本能的渴慕和追求，也许是出于对知识人的喜爱和尊重。当时光流转，步入老年时，丈夫意外地病逝，昭娣固执地用超过车费几倍的钱，请人将丈夫的遗体从城里抬回来，按照传统的方式操办丈夫的丧礼。作为一个农村老妇，生活简朴，但由于骆先生精神的感召，她还是把平生的积蓄全部捐献出来，助建一所新的小学。昭娣的慷慨之举，正是情感的作用。张艺谋并没有将昭娣随意地拔高和放大她的精神境界。
张艺谋在塑造切合农村妇女这个群体时，还非常注意选取台词、道具、背景等，从而使得人物形象更为丰满。从纵横两个角度来看，这些形象既扎根于深厚的乡土文化，又经历着时代精神风雨的洗礼，因而更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
四、结 语
“看似寻常最奇崛”。综观张艺谋三部当代农村题材的影片，以寻常百姓为表现对象，以寻常小事为表现内容，情节简洁而细节精致，人物质朴而内涵丰富，力求用最俭省的电影语言，营造出最厚重的艺术内涵，传达出最深广的时代主题。在同时代的农村影片中，无疑是翘楚之作。
[参考文献]
[1]鲍十.我的父亲母亲[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年2月
[2]汪流.电影编剧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
大学心理爱情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大学生；挫折教育；必要性；途径与方法
一、大学生挫折教育的必要性
挫折教育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需要素质教育的需要适应社会生存的需要。我国已将挫折教育的内容纳入心理素质教育的课程设置当中，学生健全心理素质的培养更需要对大学生进行抗挫折能力培养。目前，我国大学生的抗挫折能力还不是太乐观，许多学生在挫折面前不能独立思考，冷静下来解决问题和克服困难，而是采取一种消极回避或者过于激进的行为，这样往往会使他们产生埋怨、悲观、失望，甚至轻生的念头等消极情绪，这些不当的处理方式进一步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因此，要全面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就必须重视学生受挫能力的培养，而挫折教育是培养学生健全的心理素质的必要而有效的途径。素质教育是是每个教育阶段都倡导的教育理念，它除了包含常规教育理念上的道德素质、智力素质、体育素质、文化素质和科研素质之外，还包括抗挫素质培养。我国的学校教育重智育轻德育，重书本讲授轻综合能力的培养，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综合能力不高，受挫能力不强，导致毕业后走上社会不能更好的服务社会，这也是我国长期的“应试教育”模式的造成的结果。因此，加强和提高大学生挫折教育能力，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和学校素质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当今社会飞速发展，社会各行各业对人才的需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大学生在校期间不能很好进行抗挫折能力教育培养，一旦步入社会，发现与大学校园环境相差极大，只看到了社会的复杂面和阴暗面，不能正确处理，那么会给大学生带来极大的不适应感。因此，给大学生进行挫折教育是提高大学生适应社会能力，求得自身发展的需要。
二、大学生遇挫原因分析
作为社会的一个特殊的群体，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其原因也多种多样。
（一）人际交往不适应导致的挫折。进入大学前，学生主要精力和任务是学习，学习成绩好就行。进入大学校园后，生活丰富多彩，人际交往频繁，有些同学因为缺乏与人交往经验，不善与人交往，长期以往会产生与人交往的困难感，形成自闭，内向的性格，产生压抑感和挫折感。
（二）学习方式和特点不同导致的挫折。大学生学了上课，学习全凭自觉，所以自主学习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在大学阶段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大多数学生高中毕业前，习惯了靠教师手把手教，家长看着，填压式学习方式。这些学生一旦进入大学，如没有养成良好的自觉性和学习习惯，遇到考试突然乱了阵脚，往往成绩并不理想，自信心大打折扣，长期以往，厌学、逃课等不良习惯严重滋生，造成了挫折感。
（三）恋爱观不成熟导致的挫折。大学生谈恋爱已成为现今校园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对于高校我们既不反对，也不提倡，但是不少大学生对爱情观缺乏正确的理解和慎重的态度，不能摆正爱情的位置，因恋爱受挫已不争的成为大学生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
（四）就业困难和压力导致的挫折。现今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是大学生个人的问题，更是国家和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就业难已成为在校大学生一个切实存在的心理负担，特别是面临就业的毕业生，对就业难，求职过程中挫折不能正确对待，从而产生诸多不良情况和沉痛的教训。
三、大学生挫折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一）利用“两课”， 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挫折
“两课”教育是现代高校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而开设的人生成长课程。高校必须在“两课”教育中，发挥主导功能，教育学生正确认识挫折，培养其勇于应对挫折的能力，不断提高抗挫能力。高校应将“挫折教育”纳入日常教学中，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控制、自我识别和快速适应环境的能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帮助学生正确、理性的对待情感等问题，不断增强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