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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1
关键词：黄金价格；实证分析；影响因素
一.背景与意义
黄金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兼有商品属性，金融属性，货币属性，目前在各国外汇储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黄金之所以如此特殊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密不可分。
最早的国际金本位制度是在多国实行金本位制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最早的自发的国际货币体系。它的主要内容是：黄金是国际货币，汇率是由两国的货币的含金量决定，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融化，金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以及银行可以自由兑换金币，金币可以自由输出或输入国境。此时的金本位制尚有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两种类型，无论哪种类型都体现了黄金在国际支付中的巨大作用。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金本位制度的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将国际的支付体系改成为：黄金与美元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制度，弥补了金本位制时黄金供给的不足，资源浪费等问题，但因为美元危机引起人们对美元失去信心，美国与其他国家矛盾加剧，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因美元不能时刻保持与黄金的市值挂钩，又维持经济的持续腾飞的“特里芬”难题的出现使得牙买加体系浮出水面，并延续至今：它规定浮动汇率制度的合法性，减弱与黄金挂钩的货币制度等。在如今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不能否认黄金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各国的黄金储备中仍然是占比最大的重要资产。
而我国黄金市场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变迁后，在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黄金交易所正式开业，可以交易黄金，白银，铂金等贵金属。这也标志着中国黄金市场开始走向市场化。
黄金作为作为具有价值尺度，支付手段，贮藏手段，流通手段的重要商品影响其因素很多，本文主要考虑的有：美元价格，汇率，GDP，CPI，外汇储备。
二.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上海期货交易所AU100，2009年1月5日到2013年12月31日共计1250个黄金交易数据，如今上海黄金交易所交易的黄金品种有AU99.99，AU99.95，AU100，PT99.95，这些指标分别表示黄金的纯度。而笔者选择AU100的原因是此种黄金的计价单位为100g，而其他品种的黄金计价单位为1000g，本文的主要想测量的价格波动时我国消费者所购买的黄金的价格变化情况，所以AU100更能反映所观察目标。
2.1最小二乘法估计
用单位个检验的方法检验我国黄金价格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由于数据是时间序列型，需要对其平稳性进行检验，建立模型为：
y=b0+b1x0+…+∑ni=1Xibi+1+e i=1，2…n
由于最小二乘法的估计变量越多，随机误差越大，会出现重复共线的问题，所以选择两个有代表性的变量来反映其与黄金价格之间的线性关系。，它们是，汇率变化情况X1，上证综合指数变化情况X2，之所以选择汇率和上证综指，是考虑到黄金以美元标价，消费者的投资，经济的发展程度可以通过股票指数来反映，因此，利用EVIEWS对上述模型进行检验，可以得到如下结果：
上图为上证综指变量，汇率变量的散点图，可以看出他们的关联性不大，在2010年以前汇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上证综指指出在2008年的低点开始向上反弹，之后上证综指都在其周围波动，总体有向下行走的趋势，而汇率在2010年之后一直处于下滑的趋势中。说明两者的相互影响，可能影响黄金的价格。
黄金价格会变化0.03426个单位，汇率上涨一个单位，黄金价格会下降1.58887个单位。而由于我国大盘指数一直在2000+左右浮动，人民币近几个月也出现贬值倾斜，由此可以看出黄金价格的下跌与这两者有一定的关系。
2.2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进一步找到影响黄金价格的因素，又不仅仅从线性关系的角度加以衡量，所以考虑到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而时间序列的数据都必须建立在数列稳定的基础上进行，所以仍要对其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为了减小数据间的波动，直接对其取对数。相关变量选的是货币供给量M2，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以及汇率的变化X2，上证指数的变化X1。
通过对上证综指X1，汇率变化X2的因果检验可知X1，X2都为黄金价格变化的原因，也进一步验证前面的最小二乘法的估计，这里汇率指的与美元的汇兑的比率，也说明黄金价格在美元的贬值或升值中得到改变，由于美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退出，美国经济的复苏，强劲的美元有不断升值的可能，也也预示着黄金价格会在美元升值背后开始有下滑的趋势，当然黄金价格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即使美元升值也不是一定会导致黄金价格的下降，还需要考虑其它影响因素的作用。
三，结论及建议
通过选取上证综合指数，汇率，货币供给量，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物价指数指标进行实证分析来探讨影响我国黄金价格的因素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黄金价格是受多因素影响的，它与上证综指成正相关关系，和美元的汇率成负相关关系。黄金作为特殊商品不仅与股票指数息息相关，也因其作为世界的货币而受到美元的影响。在大盘指数趋于低谷之时，会使黄金价格趋于走低的趋势。美国经济的复苏，是美元走强，也是推动最经黄金价格走低的另一方面原因。
其次黄金价格还受CPI，M2等变量的影响。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有时候的黄金价格上升不是因为美元真的走低，或者大盘走高，而是由于通货膨胀原因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强弱会带动消费品的价格的走高或低，黄金尽管是特殊商品，但仍然具有商品的属性，特别是在我国，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结婚等重要意义的时刻黄金商品是不可或缺的物品，所以会在一定程度上受CPI价格的影响。
第三黄金价格不收GDP指标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经济的增长速度对黄金价格的影响不明显，所以如今的经济增速稍稍放缓，但那不是影响黄金价格的重要因素。
因此建议持续关注黄金市场的投资者或消费者，不要仅仅考虑黄金市场供给需求的影响因素，还要考虑美元的强弱，股票市场的运行，以及广义货币供应量等因素。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月.我国黄金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引导关系的实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111年4月
[2] 王申强.黄金市场分析与中国黄金市场可持续发展.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
[3] 张晓丽.黄金价格影响因素分析.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4月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2
关键词:国际金融多媒体教学实践教学教学软件
国际金融学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重要课程，主要研究国际货币金融活动的基本理论与实务。由于该课程的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和其它经济类课程相比，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理性思维能力。但由于高职高专的学生知识基础相对薄弱，学生往往觉得该课程抽象难懂，最后导致学习积极性不高。针对学生的实际能力和高职高专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目标，如何探索一套适合高职教育的教学方法，以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和学生对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1学好国际金融学的必要性
20世纪以来，尤其是80年代以来，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并且日趋全球一体化，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金融机构的服务日趋多元化，金融交易迅速膨胀。金融业的迅猛发展一方面有利于优化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配置，大大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也增加了市场风险，金融危机频发[1]。同时，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和金融管制的放松，我国的经济发展甚至百姓日常生活都日益受到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因此，掌握一定的国际金融相关知识，不止是从事金融行业所必须，也是日常理财的必要条件。
国际金融学是经济类学科的一门重要专业课，其研究对象为国际间金融活动及其本质与规律性，介绍国际范围内货币金融活动的基本理论与实务，是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研究开放经济下实现经济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一门学科。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较系统地了解国际货币制度、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融资工具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掌握外汇与汇率、外汇交易和国际结算的原理和操作;理解国际收支和国际储备的内涵以及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并学会分析和判断国内外的金融问题;把握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提高自身的理财能力。
2国际金融课程的特点
2.1时代性强，内容更新快国际金融是世界经济中发展最快最活跃、也是最不稳定的经济领域。日新月异的国际金融实践也推动着国际金融理论不断深化和发展。近十年来，国际金融理论发展非常迅猛，尤其是在汇率决定理论、汇率制度选择理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国际金融市场理论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2]。
近年来重大的国际金融事件层出不穷，从拉美债务危机到东亚金融危机和美国IT泡沫破裂，再到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和蔓延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恶化等，这些都对我国经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而人民币汇率问题更是成为近年来全球关注的焦点。重大金融事件的发生也促进了金融理论的发展，如次贷危机引发加强金融监管的讨论。金融领域的瞬息万变、新观点新问题的日新月异要求本课程教授的内容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2.2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和其他经济类课程相比，国际金融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非常典型。一方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必要的国际金融基础理论知识，如有关外汇、汇率、汇率制度、国际货币制度、国际收支、国际储备、国际金融市场、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另一方面，还要培养学生应用相关理论观察和分析国际金融现实问题的能力。
比如外汇交易作为本课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进出口企业必须利用外汇交易规避外汇风险，普通百姓也可以利用外汇交易获得投资收益;而一国的国际收支、国际储备等数据的变化直接影响外汇市场的走势和当局的政策意向，这些都和各经济体包括百姓的日常理财息息相关;国内外金融事件、各国金融政策等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因此学生在课堂外对此类信息接触得比较多，对本课程的兴趣也普遍较高。
2.3宏观微观并重国际金融学研究的内容既有宏观理论，如国际收支理论、汇率决定理论、资本流动理论等;又有微观实务，如外汇交易实务、外汇风险防范实务等。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宏微观并重，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帮助学生在掌握宏观理论的同时提高对微观实务的实践能力。不仅从微观层面透彻的认识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诸多金融现象，而且能从宏观层面理解一国的经济金融政策和金融体制改革，观察和分析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动向等。
2.4交叉学科多国际金融学涉及了经济贸易类课程的方方面面，和许多课程的内容存在交叉，如国际投资学、金融市场学、国际信贷学、国际贸易、国际结算以及财务会计等学科。这就要求在设置课程时应注意到课程的衔接和延续，各课程之间应加强联系和配合，以防止教学内容的重复或断层。
3对高职高专国际金融教学改革的建议
针对国际金融学的课程特点和高职高专的教学目标，应探索出一种适合高职高专学生的教学方法，改变单纯的教师讲课学生听课的传统教学模式。
3.1教学内容的改革
3.1.1优化教学内容，注重实用性与时效性优化课程教学内容，首先应做好教材的选择。目前，市场上国际金融的教材有非常多的版本，仅高职高专类就有几十种。在选择教材时应充分考虑高职高专的教学要求和学生特点，比较适合的教材应该是理论与实务结合较好，行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同时又突出实践性、注重职业能力培养，并有配套的案例和作业[3]。
由于国际金融的理论和实践都发展迅速，国内外重要金融事件不断发生，教师在平时应关注国际金融领域的发展动向，及时追踪理论前沿信息，充实知识储备。由于教材可能不能及时跟上变化，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补充最新的金融信息，可通过教辅资料建设更新和完善教学内容，力求教学内容与时俱进。
3.1.2教学过程增加图示法的使用图示教学法，即通过简要的符号、浓缩的文字、线条(箭头)、框图等构成特有的图文式样，形成板书、电脑课件等有效施教的教学方法。实践证明这种图示教学方法把教学内容展示化、可视化，比一堆文字更能让人一目了然，并印象深刻，能很好的提高教学效果。
比如在讲解汇率变化对国内物价的影响时，如果教师用枯燥的文字满堂灌输给学生，学生会感觉晦涩难懂，从而失去学习的兴趣。而图示法能很好地解释汇率和物价之间的关系。教师通过流程图将其作用过程一步一步地展示出来，就让学生轻而易举地理解该知识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2教学手段的改革
3.2.1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资源
传统教学模式下，一块黑板一支粉笔就构成了教师的教学工具。随着科技的发展，教学工具的多样化成为可能。尤其是国际金融学的时代性特点要求其教学内容必须紧跟时代变化，多媒体课件则可以将大量内容以各种形式在短时间内呈现在屏幕上，大大增加了课堂的信息量，非常适宜向学生讲授国际金融的新理论、新动态;而网络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比如在讲解金融危机的时候，可以将课件连接互联网，这样课题内容延伸到更广阔的空间，能够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信息，了解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的情况。理论知识和实际问题紧密结合，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实际问题的理解分析能力，也提高了教学效果。
3.2提高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国际金融实践性强的特点，有利于充分发动学生的学习自主性。比如在讲到汇率和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正好可以利用大家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可让学生在课后收集相关资料，通过课堂讨论掌握我国的汇率政策，并理解其和当前国际贸易摩擦之间的关系，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应用能力。也可以考虑让学生组成研究小组，对某一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另外，学生普遍对网络比较熟悉，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特点，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工具、论坛、博客等多种互联网工具辅助教学，对学生进行在线答疑;也可考虑将作业、案例资料等制作成网页，供学生登录学习。同时，鼓励学生登录一些财经网站、查阅财经信息，将教学活动延伸到课堂外。
3.3重视实践教学高职高专培养的是实用型人才，在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方面相对更侧重于实践能力的培养。因此，更应重视学生能否对所学知识加以使用。目前，科技的发展为此提供了极好的条件。如教学模拟软件的使用能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实践能力。一个好的模拟软件能提供外汇市场、期货市场、证券市场等重要金融市场的实时行情以及相关资讯。学生可利用所学知识，通过自己对市场行情的判断，对模拟资金进行运用。尽管是模拟交易，但它反映的交易状况和真实交易无异，系统还可以对学生的投资状况进行比较排序，减少了教师的工作量。教学模拟软件的使用丰富了教学内容和手段，克服了传统教学纸上谈兵的缺点，也充分发挥了国际金融课程实践性强的特点。
同时，建立校外实训基地进行实践教学。学校应与企业加强合作，通过组织学生到银行、外贸企业、证券公司等机构参观、实习，使学生能亲身体验相关行业和工作，为以后从事实际工作打下基础[4]。
3.4优化考核手段传统教学往往在期终使用书面考试的形式来考核学生对课程的掌握程度。这种形式简便易操作，但其合理性有待商榷。尤其是国际金融这种理论和实践并重的课程，单纯的书面考试不能全面反映教学效果。课程的最终成绩应充分考虑平时表现，而考核的方式也应多样化，如课程论文的完成情况、相关网站的访问情况、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互动情况、模拟软件的使用情况以及在研究小组中的作用等等，都应进入考察范围。这样的成绩才能更全面地反映学生对该课程的掌握情况，这种考核方式也反过来促进学生重视平时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高职高专的教学目标在于为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学校应努力为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提供条件;同时，教师也应不断更新专业知识、优化教学手段。
参考文献:
[1]孙连铮.国际金融[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2)
[2]孔立平.高职《国际金融》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J].商业经济.2009.(1).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3
关键词： 比特币；货币体系；道德风险；去中心化
比特币诞生的背景
比特币诞生的现实背景
比特币的出现是在2009年，由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 化名）在其论文《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中提出，并在互联网上进行实现。在比特币实现其交易功能后，中本聪也从此消失，真正实现了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特性。
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独立于货币体系之外的比特币像是被时代召唤一般的降临。目前世界上流通的货币主要系货币，货币体系蕴含着巨大的“道德风险”。例如日本和美国在利率工具用尽时，所采取的量化宽松措施，这种行为其实质是政府信用的违约行为。
与比特币诞生与“超货币”理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其论文《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做出建议，以“特别提款权”为蓝本，推出一种“超货币”的思想。其核心观点之一是实现一种“去中心化”的货币体系。这种货币体系的特性让我们联想起“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所采用的金汇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类似“去中心化”的特点使得当时的国际货币结构相对稳定。但是在信息革命来临之际，生产力大爆发的时代，这种货币体系阻碍了贸易的往来和生产力的发展。
比特币诞生以来的实践意义
2013年8月19日，比特币被德国政府“合法化”，在德国比特币可以用来缴税以及从事贸易活动。但是德国财政部门在声明中表示，比特币没有被归类为电子货币或者外汇，而是一种在德国银行条例下的金融工具。这一系列实践活动表明比特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等货币职能的“新兴虚拟货币”。
比特币是互联网时代的金融创新
比特币的内涵
比特币是一种“超货币”，比特币之所以能够成为“超货币”是由其“去中心化”的特性所赋予的。比特币系统基于对等网络（peer-to-peer， P2P）技术思想。P2P是一种通信模式，每个参与者都具有等同的能力，也就是整个网络中各节点的地位平等，无主从之分。
比特币无法通过其产生机制以外的途径被创造，比特币系统也不会因为数个大型比特币支付平台或者比特币股票、外汇交易所的停止运营而停止运转，消灭比特币的唯一方法是让整个互联网络停止进行比特币相关协议的数据运算以及传输。如此高度“去中心化”的货币实践在人类货币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这一特性将有助于“超货币”体系的建立，成为完善现有国际货币体系重要金融工具。
比特币的产生和交易机制――“挖矿”活动
目前人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拥有比特币：一是通过交易收到交易对手方支付的作为对价的比特币；二是通过“挖矿”活动，参与比特币的产生机制。
比特币是基于密码学的一种“去中心化”虚拟货币，因此比特币并没有官方发行机构，比特币基于一种“算法”在全体网络上产生。比特币的产生机制被俗称为“挖矿”活动，“挖矿”活动的本质是整个比特币网络上各个节点的计算机同时运行一种算法，以验证网络中所有比特币交易的有效性。
从第一笔比特币的交易开始，比特币交易有效性的验证工作就开始进行，同时比特币交易有效性的验证工作的进行是有“报酬”的，这就是比特币的产生机制。作为“报酬”，在全网中最先完成有效性验证运算的节点将得到50个比特币的奖励。比特币的发行规则为：最先完成每组交易有效性验证的网络节点（“矿工”）就能获得50单位比特币的“报酬”，每完成21万组交易有效性验证“报酬”就折半（从50比特币降至25比特币，以此类推）。比特币的发行总量是固定的，2100万个比特币将在2140年发行完毕。
比特币并没有发行机构，其特殊的基于密码学的“算法”以及整个比特币网络对于比特币交易有效性的验证活动（“挖矿”活动）就是比特币的“发行”机制。由于没有发行机构，因此比特币是完全“去中心化”的，其发行量不能被人类所控制。
作者倾向于将“挖矿”活动视为互联网络参与者对比特币的一种“授信”行为。互联网参与者投入到比特币的“挖矿”活动中，成为整个比特币网络的一员，这个行为是对“去中心化”比特币体系信任的体现。整个比特币网络的参与者共同对比特币进行了“授信”，“授信”活动通过比特币“挖矿”活动体现出来，为比特币奠定了信用基础。
比特币的作为支付手段的特性及其实际使用
使用比特币作为支付手段与使用传统网上银行作为支付手段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与传统网上银行支付货币相比，比特币的作为支付手段具有“完全脱媒”、“无交易成本”、“匿名性”、“自由性”、“安全性”等特性。
由于比特币交易不需要通过银行系统、第三方支付平台等中介机构，因此比特币的交易是无摩擦的；由于没有中介机构和监管机构的介入，因此比特币的交易是完全自由的，比特币的交易不受法律、金融监管等限制和监控。
比特币其本质是基于密码学的一种“算法”和“协议”，因此比特币的交易活动是完全匿名且安全的。比特币的交易活动是由整个比特币网络共同进行验证，这一特点使得篡改比特币交易记录的成本无比高昂。
接下来我将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比特币的实际使用过程：
A和B都在自己的电脑上拥有“比特币钱包”，他们希望通过支付比特币来完成一笔交易。“比特币钱包”是为“比特币地址”提供入口的电脑文件；“比特币地址”是一传字符；每一个“比特币地址”都对应一定数额的比特币。
当要进行一笔交易之时，A会创建一个新的“比特币地址”以供B对A进行“汇款”，B对他的比特币客户端下指令，要求将一笔比特币转入A创建的“比特币地址”。
B的“比特币钱包”会对每一个“比特币地址”产生一副“私匙”，以保证B每笔交易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时这笔交易还会产生一副“公匙”，“公匙”是向整个比特币网络公开的，以使得这笔交易受到整个比特币网络的有效性验证。每个人都可以拥有N个“公匙”和与之对应的N个“私匙”，“公匙”用于向全网络公布A和B之间这笔交易的信息，让全网络来验证A的账户余额和此次交易是否成立，与之对应的“私匙”用于B来保证完成这笔交易所得到的比特币是进入自己的“比特币钱包”。由于每个人的比特币钱包可以包含许许多多的“公匙”和与之对应的“私匙”因此比特币的交易是具有匿名性的。但同时比特币的交易又是全透明的，只要使用比特币交易的双方愿意公开自己的交易历史信息，其比特币交易的历史都可以被追溯。
接下来，A和B之间交易的有效性就将受到整个比特币网络上的“矿工”们的检验，通过检验，以保证这笔交易的有效且唯一。
比特币的特性与优势
比特币拥有具备完整货币职能的潜质。国际上，比特币在发达国家已经为IT从业人员所广泛接受，他们可以通过支付比特币在接受比特币的餐厅购买食物；北美地区已经存在几家仅接受比特币支付的网店，能够购买商品和服务；加拿大已经开发出能够自动进行比特币和货币纸币兑换的自动提款机；在美国有专门的对冲基金从事着比特币外汇市场的套利活动。在国内，百度网的部分服务接受比特币支付；李连杰的壹基金慈善基金比特币捐款。比特币的认可度正在随着使用它的人数增加而增长，当比特币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占有一定流通比重时，例如能用比特币对劳动力进行定价时，比特币就能够过度到能发挥“价值尺度”、“储藏手段”甚至“世界货币”职能的阶段。目前而言比特币只能发挥“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
比特币最大的优势就是其基于分布式数据库所产生的“去中心化”特性。去中心化是指比特币没有发行机构，没有人能够凭空创造比特币，比特币的获取必须由名为“挖矿”的活动获得，并且比特币的总量恒定。因此，比特币的“去中心化”特性能够杜绝货币发钞当局的“信用违约”问题。
无交易成本是因为比特币的交易活动不需要中介机构来对交易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没有了中介机构参与进交易过程，自然就无需支付中介费，这使得使用比特币进行交易是在一个完全没有摩擦的理想化市场下进行的。
安全性是比特币又一大优点。比特币的交易活动必须通过全网络的验证之后才能达成，每个网络节点都会对每笔比特币的交易进行验证，只有拥有最长账单链的比特币才会被全网络认为是真实的交易而成立。若要伪造交易，“伪造者”的计算机运算能力需要超越整个比特币络所有节点运算能力的总和，这意味着“伪造交易”或者进行“多次支付”的成本异常高昂；依靠整个比特币网络对所有交易的有效性进行验证，是比特币“去中性化”和“安全性”两大特性的有机统一。
比特币与“虚拟支付货币”的区别
比特币与“Q币”、“魔兽金币”等“虚拟支付货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一套基于密码学的一种“去中心化”货币，能够履行所有的货币职能，是货币与互联网共同发展的产物；“虚拟支付货币”只是货币支付手段在互联网领域的延伸，是货币支付手段与互联网发展结合的产物。
比特币对重新构建货币体系有积极意义
比特币与黄金充当世界货币的相同与差异性比较
“去中心化”是黄金与比特币共有的特性，人们可以挖掘黄金，但是不能“发行”黄金。比特币的发行总量是固定的，2100万个比特币将在2140年产生完毕。从货币供给的“稀缺性”（产量有限且增长速度极慢）的角度而言比特币与黄金有相似之处。
黄金与比特币的差异主要有三点。首先，黄金的地位是“公允”的。历史上人类各个文明的发展和近现代经济制度的建设共同赋予了黄金“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黄金拥有最基本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人人都认识黄金，渴望得到黄金。然而，比特币是货币制度与互联网技术共同发展的产物，其价值来源于整个比特币网络对比特币的信心。比特币没有被大众所认识，公众对其是否能够认可和接受有待商榷，其基于密码学的产生机制也没有被货币学界所认可。但是正是因为黄金更具有价值，基于“格雷欣法则”，我们可以认为比特币相比于黄金是一种“劣币”。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4
【关键词】MATLAB BP 神经网络 汇率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所谓汇率（又称外汇利率，外汇汇率或外汇行市），是指两种货币之间的对换的比率，同时也可视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价值。汇率与一国进出口、物价、资本流出入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会因为利率、通货膨胀、国家的政治和每个国家的经济等原因而变动。根据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汇率可以划分为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在Bretton Woods system崩溃后，世界上汇率制度渐渐变成以浮动汇率制度为主，汇率变动更是显现出动态化和复杂化的特征。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汇率，自然地成为各国之间经济往来的桥梁。然而，各国的外汇管理和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到了汇率的变化的严重干扰。在此背景下，探寻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变化特征以及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对汇率进行准确的预测就有了诸多现实意义。
对汇率预测方法的研究主要有技术分析和基本分析。以基本分析方法为基础的汇率预测应用非常之广，其中包括很多很经典的方法理论，比如，以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资产市场组合模型为代表的传统的汇率理论及模型，以基于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汇率理论、混沌分析理论、基于检验外汇市场有效性的汇率理论等为代表的新近发展起来的汇率理论。技术分析经历了参数到非参数，线性到非线性的发展过程，其中，参数方法主要包括随机游走模型、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自我激励阀值自回归模型、指数平滑过渡自回归模型等。非参数方法主要包括小波分析、遗传算法、人工神经网络等。
近年来，非参数方法中的神经网络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汇率预测中的样本拟合度。其中，按误差逆传播算法训练的多层前馈网络――BP神经网络，更加能够直接生动地反映系统的动态特性，因此它更适合对具有非线性的、动态的特征的汇率系统进行预测。
二、实证研究
理论上，一个三层的神经网络就能够以任意的精度逼近连续函数，也就能满足实证建模的需要。尽管欧元等其他主要货币的比重也在逐渐上升，但是中国的储备货币目前仍然是以美元为主，因此，若是能够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进行准确地预测，货币当局就能更好的把握人民币和主要储备货币之间复杂的变动关系，进而灵活地、有针对性地对储备货币的结构进行调整，从而做好外汇风险的防范工作。在本文中，将采用单步预测法对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进行预测，这不仅有助于我国汇率政策、利率政策等的制定和调整，也有助于企业进行科学的国际贸易决策。
（一）数据选择
本文实证研究将选择2010年01月04日起至2012年10月25日为止央行公布的每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一共680个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http：///）。 之所以取2010年至2012年近700个数据，原因如下：
一方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一组时间序列数据，对于它的预测工作，当然是时间上越近的数据越有代表性，预测结果更有说服力；
另一方面，Kang在利用神经网络对时间序列进行预测的研究中就指出了，要想模型有较好的预测能力并不一定必须要具备很大的数据样本。再后来，Walczak以不同规模的数据样本，利用神经网络模型对汇率序列进行预测后，通过比较结果，得出在多数情况下两年的数据样本就足以使神经网络模型产生合适的预测精度这一结论。
（二）构造训练样本
把前679天的数据按顺序输入，作为网络的一个输入数据（即把样本数据从第1个取到第679个，作为p），然后将后面的679个数据输入，作为网络输出即目标数据（即从第2个取到第680个，作为t），按这个方式进行滚动式的排列，就形成了神经网络的训练样本。
（三）选用三层结构的BP神经网络建立预测模型
理论上，一个三层的神经网络就能够以任意的精度逼近连续函数。由于其具有操作性强、计算量小等优点，目前仍是多层式网络训练的首选网络结构之一，并且已经被人们推广应用于各种各样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因此，我将在本论文中采用三层网络建立模型进行汇率预测。
输入层和输出层的节点数主要由输入变量决定，这些将直接影响网络的学习效果和泛化能力。对时间序列预测问题，输入层节点数等于所开窗口大小，在本例中输入层节点数即为679，加之本文只限于一维时间序列，所以预测值只需要用一个输出层节点来表示，本例中输出层节点数为1。隐藏神经元主要应用于学习数据的内部规律，试凑法是确定最佳隐藏层节点数的一个常用方法，即先用较少的隐层节点数进行训练，然后逐渐增加隐藏层节点数，用同一样本集进行训练，从上述训练结果中选出网络误差最小的一组确定为隐藏层节点数。在用试凑法的时候，也可以用一些经验公式来确定隐藏层节点数。用这些公式计算出来的隐层节点数的粗略估计值，可以作为确定隐层神经元数目初始值的大致参考。
在本次实证研究中我将用经验公式来确定隐藏层节点数，其中为隐藏层节点数，为输入层节点数，为输出层节点数，为1一10之间的常数。
即隐藏层节点数为28―37中的一个整数。
在MATLAB中进行训练，得到训练结果如下，见表1：
网络误差最小所对应的隐层神经元个数为28，因此，本例中即为28。
（四）预测过程的具体实现
建立一个新的前向神经网络，%设置网络隐单元的神经元数、输出层节点数及训练函数net=newff（minmax（p），[28，1]，{‘tansig’，’purelin’}，’traingdm’）；%当前输入层权值和阈值inputWeights=net.IW{1，1}，inputbias=net.b{1}；%当前网络层权值和阈值layerWeights=net.LW{2，1}，layerbias=net.b{2}；%设置训练参数net.trainParam.show=50，%每50步显示一次误差，net.trainParam.lr=0.05，%训练步长，net.trainParam.mc=0.9，%Sigmoid参数0.9，net.trainParam.epochs=10000，%最大训练次数，net.trainParam.goal=1e-3，%设定的期望误差，一般为0.001；%调用TRAINSCG算法训练BP网络[net，tr]=train（net，p，t）； %对BP网络进行仿真p_TEST=6.3047，A=sim（net，p_TEST）；%计算仿真误差E=t -A，MSE=mse（E）。
按上述过程在MATLAB中进行操作后，得到误差趋势图如图1所示：
当前输入层权值和阈值、当前网络层权值和阈值部分结果（因版面问题未能全部列示）如表2所示：
2012年10月26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3010，与预测值相差0.0241，误差率为0.38%，明显地，预测值与实际值相差并不是很大，说明用MATLAB进行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进行汇率预测效果不错，具有可行性。
经过上述的探索操作，我们根据2010年01月04日起至2012年10月25日为止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每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共680个数据样本预测出了下一日的汇率中间价，预测过程合理规范，并最终达到了实证目的。进一步地，还可以通过滚动预测法预测以后更多的汇率，操作思想同上，不再赘述。
尽管BP神经网络对汇率预测效果不错，但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神经网络模型只利用了汇率的历史数据来进行预测，并没有考虑影响汇率变动的经济、政治等因素，也没有将其量化入模型中，故只能在外部环境较为稳定的前提下进行短期预测。此外，BP神经网络本身也在算法上存在一些缺陷，比如它的收敛速度较慢慢、容易导致局部最小、训练结果不稳定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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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振勇.基于遗传BP神经网络的股市预测，2007.5.
[4]孟生旺.神经网络模型与车险索赔频率预测.统计研究，2012（03）：22-26.
国际货币制度论文范文5
1997年至1999年的货币政策操作在缓解外部冲击、促进内需增加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面对通货紧缩、国内需求不足、失业增加、国内金融风险逐渐暴露、处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难度加大、国有企业改革步履唯艰、居民消费和非国有投资低迷等不利条件，中国货币政策无论是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工具还是传导机制方面都遇到了困难。在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任务仍很艰巨，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诸多挑战。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将近两年中国货币政策实践中遇见的矛盾和挑战作初步的理论分析。
一、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绐终是货币政策理论中争论最多的问题，尤其是稳定物价与促进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这一“单目标论”的规定实际上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只是1993和1994年是中国高通货膨胀年份，“单目标论”的法律在当时背景下容易通过。1997年以后中国进入负通货膨胀率，不仅理论上“单目标”与“多目标”之争仍在继续，而且政府和社会各界都要求货币政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货币政策实质上面临多目标约束，这些目标有：物价稳定、促进就业、确保经济增长、支持国有企业改革、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确保外汇储备不减少、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多目标约束主要来自中央政府，这可以从每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和中央银行分行长会议主报告看出。
实际上在9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均进入低通货膨胀时期，各国也面临货币政策目标的动摇不定。但象中国这样明确要求货币政策实现多个目标还属少见。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至少存在两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是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即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影响产出；二是多重目标之间能否协调一致。
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影响产出在西方货币理论中被称为“货币中性理论”。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和以卢卡斯为代表的合理预期学派最先提出货币中性论。弗里德曼（1963）认为货币只能影响物价等名义变量，而无法影响真实产出。卢卡斯则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会由于公众理性预期的存在而被抵消。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ealbusinesscyclemodel）同样认为货币政策不影响产出和其他真实经济变量，只有资本、劳动和生产技术等真实变量的变动才是经济周期的根源(Mankiw，1988）。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实证检验非常精确地拟合了产出、就业、消费及其他主要经济总量的实际方差和协方差，格兰杰因果检验与向量自回归（VAR）分析表明：如果以货币作为产出波动的解释变量，其解释力度并不显著。展开的分析可见吴易风、王建和方松英（1998）的专著第193－199页。
尽管货币中性是在严格假设前提下的一个结论，尤其在短期内，诸如价格和工资粘性，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使意料外的货币波动能够影响产出，但是时间不一致性(timeinconsistency）理论同样不主张用货币政策去刺激产出。从短期看，意料外的货币供给增加会使产出增长率高于潜在增长率，但在当期最优的货币政策由于公众预期的变化而不能在今后各期保持最优。具体地说，当中央银行利用预料外的通货膨胀刺激产出后会丧失信誉(credibility），公众产生高通货膨胀预期，最终结果是产出恢复到自然率水平，而通货膨胀加速上升，社会福利发生了净损失。因此，从长期来看，不存在通货膨胀与产出之间的替代关系，即菲利浦斯曲线在长期不成立，货币政策只能以稳定物价作为单一目标。
货币理论太抽象，现实中有两个实例。一是如何评价美联储货币政策与美国连续五年经济增长的关系。如果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发挥了作用，但实际上美联储1993年7月就放弃了M2调控目标，美国的货币政策操作就是美联储每年8次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是否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或贴现率），并且每年都有几次是不调整。很显然，在美国已经不存在主动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刺激经济增长。理论界普遍认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是高技术带动的，美联储的作用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低物价基础和前瞻性信息，货币政策本身并不会刺激经济增长。另一个例子是日本银行，日本经济连续4年负增长，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已经非常积极和扩张，甚至采取了零利率政策，但日本经济仍然低迷不振。这两个例子起码说明了一点：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是货币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而且要实证分析和计算这种有限的贡献率更是难上加难，目前的货币理论和计量经济学都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货币政策短期内的多重目标是否能同时达到呢？非常困难。由于多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货币政策往往无所适从。当国际收支盈余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时，典型的“米德冲突”便出现了；简·丁柏根论证了实现n个政策目标需要n个独立的政策工具；蒙代尔则进一步提出了财政政策追求内部均衡，货币政策维持外部均衡的“政策搭配论”。在封闭经济的假设下，米什金(Mishkin，1995）也证明了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之间存在矛盾。著名的“克鲁格曼三角”则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中至多能同时达到两项。
综上所述，对货币政策的多目标约束是“要求过高”，它迫使中央银行在多目标之间寻找平衡，往往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手段注重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货币政策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应坚持稳定物价的单一目标。
二、通货紧缩还在继续
到1999年11月底，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20个月负增长，商品零售物价指数持续26个月负增长，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持续29个月负增长（《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1999年第4期）。如果仅从物价下降（单要素论）来看，通货紧缩已毋庸置疑。更麻烦的是，到1999年底，仍然看不到价格负增长幅度缩小或扭转的迹象，两年来克服通货紧缩的各种政策效果并不明显。新世纪前两年我国货币政策仍然面临通货紧缩的挑战。
如果把通货紧缩（价格负增长3％）与1999年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放在一起看，仍然是一幅令人迷惑的拼图：经济增长率7％，税收和财政支出大幅度增长，净出口保持较高增长，储蓄存款、贷款和货币供应量均保持正常增长速度，个人收入和消费也保持正常增长。上述指标无论是横向国际比较还是本国时间序列比较均是正常理想的。除了物价之外，不理想的宏观经济指标就是投资和就业。问题究竟在哪里？近年来国内外分析通货紧缩的论文很多，但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仅以“内需不足”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
面对通货紧缩，货币政策能否像抑制通货膨胀那样迅速有效呢？答案是否定的。按照货币是外生变量这一现代货币银行学的基本前提，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不应该出现通货紧缩，因为中央银行可以随时增加货币供应量。所以现有的货币政策理论都是对付通货膨胀的，竟然没有对付通货紧缩的理论。经济现实总是与货币理论和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开玩笑。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并使用了如此多的政策工具，但货币供应量就是增加不多。中国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再看历史，才知道人类还没有以货币政策成功对付通货紧缩的先例。Cover（1992）和Karras（1996）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美国和欧洲18国存在明显的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对称性。有人形象地将货币政策比喻为绳子，可以有效地“拉住”经济过热，但却无法“推动”经济增长。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对此提出了诸如价格粘性、劳动力市场不完善、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等微观解释，同时都认为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对称性是个客观事实（吴易风、王建、方松英：1998）。
一方面是对中国通货紧缩的原因分析不尽人意，另一方面是前两年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消极等待通货紧缩自然消失更不是办法。由此看来，中国的经济运行中还有很多未知因素，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是所想象的那样完善，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可以“驾驭的”。中国出现的通货紧缩不是单纯的货币现象，它与现行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许多矛盾有关联，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不能解决体制问题，但是人们总是不相信这一点，总是认为货币政策应该在对付通货紧缩方面大有所为。因此，只要中国存在通货紧缩，中央银行就不得安宁。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
过去两年的情况表明，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央银行的意愿和行为。从基础货币的投放到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要经历一个传导过程，这个过程中商业银行行为、经济体制约束都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首先是中国目前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狭窄且增量不多。1995、1996、1997年基础货币增加额分别为3542亿元、6182亿元和3764亿元，1998年比上年减少589亿元，1999年预计增加2000亿元。（戴相龙，1999）。
中央银行贷款作为基础货币投放主渠道作用已经消失。从1995年到1999年末，中央银行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再贷款余额从12000亿元下降至4900亿元。特别是近年来，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流动性充足，不需要中央银行贷款，每年是净还款。到1999年末，中央银行贷款余额仅占其负债总额的6.3%。中央银行对政策性银行的贷款主要集中在对农业发展银行的贷款。也许是1994—1996年期间贷款太多了，1997年开始贷款需求大幅下降，1998年农业发展银行实施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后，几乎不需要增加再贷款。1998年净减少1000亿元，1999年净减少300亿元。
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外汇占款一度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1994--1997年，外汇储备大增，中央银行资产中的“外汇占款”分别增加3740.51亿元、2292.65亿元、2804.23亿元和3070.62亿元。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外汇占款增速减缓，1998年仅为438.59亿元，1999年估计为900亿元。实际上，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约束下，外汇占款不是中央银行可以主动调控基础货币的手段。
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贯做法。也是央行可主动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我国却不是这样。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容量较大，1999年末中央国债登记公司托管的可流通国债和政策金融债券有1.05万亿元。1999年末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持有的国债加政策性金融债券共7500万亿元，约占其总资产的11%。（戴根有，2000）但是人民银行1998年债券持有量仅增加702亿元。1999年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投放基础货币1907亿元，占央行当年新增基础货币的50%左右（戴根有，2000），但如果减去外汇购入，债券购入量约为900亿元。同时，持有大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公开市场操作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还没有对基础货币投放产生重大影响。
另一个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重要因素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格局及其无利润约束行为。在中国，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拥有银行业80%以上的资产和负债，客观上形成了垄断。从1996-1998年，全社会贷款增量的68%是由这四家银行提供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货币政策不是由央行决定的，而是由这四家银行的行为所左右。这种状况世界少见，在大国几乎没有。此外，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因素，这四家银行之间的商业性竞争并不充分（寡头竞争模式），反而在一些事情上容易达成默契和一致行动。实际上，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政策、利率政策、信贷政策等政策工具能否最终作用到经济运行之中，取决于这四家银行如何运用自己资产的总量和结构，他们的行为很可能与货币政策方向不一致。
这里的关键是四家国有商业银行还没有真正建立起以利润极大化为目标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由此，在国债市场上可以压低价（利率）购入大量国债；存款充足时不一定即时去寻找贷款客户，特别是在我国目前贷款风险较大时期不积极开拓贷款市场，宁可把资金放在央行备付金账上；分支行不计成本吸收存款。更为奇特的是，我国存款市场近年来出现了信誉不对称，公众认为，四家国有银行的信誉高于中小金融机构，所以存款大量集中于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国有银行就更需要央行贷款，甚至返还央行贷款，反而有一定紧缩效应。实际上，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被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为阻塞了，利率政策之所以效果好一些，是因为利率调整可以越过信贷渠道直接作用于企业和家庭的资金成本，并发挥信息作用。
因此看来，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很大缺陷，而真正改善涉及诸多制度问题：如国有商业银行的深入改革；存款保险制度；货币市场进一步改革；利率市场化；等等。
四、货币信贷计划的失效
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现金投放计划和指令性的贷款限额是主要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1995年以后，现金计划和贷款计划的作用明显无效，但是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报告中还要定指标。
1996年中央银行正式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指标，并宣布“九五”期间，货币供应量控制目标定为M2年平均增长23%左右，M1年平均增长18%左右。但是1996年-1998年，M1年增长率分别为18.87%、16.54%、11.85%，M2的年增长率分别为25.17%、17.32%、15.34%，1999年11月末M1增长率为16%，M2增长率为14%。都较大幅度地偏离了预定的调控目标。由此面临的挑战是：贷款指导性计划和货币供应量目标有没有用？将来可否有其他替代物？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理论认为：良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应该具有可测性、可控性、与最终目标相关性三个特点。但无论实际现金投放、实际贷款额还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都频繁地偏离预定的调控目标，而且这种偏离是顺经济周期的波动。从实践看，中央银行也难以纠正这种偏离。理论上对货币供应量是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争论很大，如果是内生的，货币供应量便不具有可控性，不适宜作为中介目标。
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之间相关性如何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实证分析。因此，根据预定的经济增长率或通货膨胀率倒推出来的货币增长目标，作为约束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规则，其可靠性值得怀疑。
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货币政策也必须市场化，计划经济的时代已彻底结束，如何完成货币政策由计划手段向市场化手段的转变也构成对新世纪货币政策的重要挑战。
五、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余地小
我国中央银行目前可以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有八种，但真正能自主运用，并且有预定效果的工具却不多。
1998年我国推行了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合并准备金帐户和备付金帐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降为8%。1999年11月，中央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由8%下调到6%。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属力度很大的政策工具，不能频繁使用。一般认为，下调准备金率之后，商业银行可贷资金增加，贷款总量就会增加。但是，贷款是否真的增加还要取决于商业银行的决策。他们也可能增加购买国债，也可能增加在央行的备付金存款。我国1998年下调存款准备率并没有引起货币供应量M2增长，就是一例。而且，目前准备金比率已很低，在新世纪可用余地不大。
公开市场操作中国债交易量小是与我国国债市场发展程度一致的：我国国债期限较长，品种不多，使公开市场业务缺乏载体；持有大量国债的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低风险、高效益的优质资产，不愿出售，市场交易不旺，以调控基础货币为目的的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还没有把这个银行间债券市场作为自己流动性管理的场所，其他非金融机构投资者又不能进入。至于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公开市场操作，考虑的是汇率目标，即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而被动地吞吐外汇或人民币。
中央银行再贷款和再贴现也是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由于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商业票据使用不广泛，再贴现始终未能形成规模，1998年再贴现余额仅332亿元。中央银行贷款在1993—1997年期间曾经是中国调控货币量最灵活的手段，但1997年后，随着商业银行再贷款逐步归还。调控余地已经不大。1998年末，中央银行贷款余额是12525亿元，比1997年末减少了2000亿元。其中给政策性银行的6754亿元几乎不可调控。
窗口指导或称“信贷政策”是近年来使用较多的货币政策工具，为了扩大内需，中央银行连续了支持中小企业信贷、消费信贷、农业信贷、外贸信贷的指导意见，文件下发不少，但效果有限。实质上，任何“指导意见”既不是数量性工具，也不是价格性工具，而只是一种道义劝说，是一个软约束，贷款程序、贷款数量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从货币理论看，许多信贷政策手段，诸如允许房地产抵押贷款、助学金贷款、证券公司进入货币市场融资、股票抵押贷款等，实际是金融制度革新，并并属于货币政策的范畴。
近几年使用最多，也被认为最有效的政策工具是利率。从1996年5月1日至1999年6月10日，连续7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对刺激经济增长、减轻企业债务负担、降低国债筹资成本、推动个人消费信贷起到了积极作用。尤其是1999年6月10日第7次降息后，储蓄存款增幅明显下降，减轻企业财务负担2600亿元。
但是，我国仍然是一个以管制利率为主的国家，包括存贷款利率在内的绝大多数利率由中央银行代表政府制定。政府在制定利率政策时考虑得更多的是如何通过利率改变存款人、借款人(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金融中介机构的收入分配格局，尤其对国有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和扶持，利率下调的结果往往是企业财务负担减轻，存款人和银行收入减少。所以利率水平很难反映公众对未来的预期和风险贴水，利率结构也易于扭曲。从现实情况看，我国目前一年期存款利率2.25%。活期存款利率0.99%，如果物价负增长局面不改变，利率下调空间已经不大。
在分析了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信贷政策、中央银行贷款、信贷指导性计划、利率和政策性贷款（发债）计划这八项政策工具之后，使人感到中央银行还不能“自如”有效地运用这些工具，而且这些工具的政策效果都要打一些折扣，但我们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政策工具。六、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难以预测
一般认为，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是基本稳定或有规律变化的，由此才有可能为中央银行的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为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某些技术支持。
谢平、俞乔(1996)通过结构性变化的显著性检验与长期稳定性关系检验，得出结论，认为基础货币与货币总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尽管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干扰，但仍表现出相对稳定状态，也就是说，我国渐进性变化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制度尽管会对货币乘数产生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这种结构性震荡仅仅是一种暂时现象，货币乘数在震荡之后回复到长期均衡状态。因此通过基础货币进行间接货币总量控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货币乘数的可预测性及其精度就成为货币当局通过基础货币调控货币总量的技术操作基础。
关于货币乘数的预测，中国学者提出了若干方法：一是将当期货币乘数与去年同期之差表示成上月货币乘数与13个月前货币乘数之差的函数。(一默、马明、1993)；二是先就货币乘数中各因素作经济计量分析，然后再把各因素的预测值代入总体模型(徐诺金，1989)；三是就决定货币乘数中有关各种因素，分别按其定义确定其值，然后代入货币乘数公式中计算。
尽管对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在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中尚无一个模型能很好地拟合现实。从事后统计分析看，1996—1998年M1的乘数为1.15、1.17、1.30，M2的乘数为2.97、3.03、3.47；M1的流通速度为2.71、2.40、2.29，M2的流通速度为1.01、0.91、0.83，波动很大。下世纪初中国仍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体制环境的变化对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冲击不仅明显，而且不确定性强，通过历史数据得出的预测模型很难期望它在将来也有良好的预测表现。由此，对货币供应量、贷款总额的事先预测和调控就相当困难
七、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也日益受到各国中央银行的重视。因为在资本流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各国中央银行只要不是实行纯粹的自由浮动汇率，其国内货币政策都要受到外部环境制约，美国近年来每次调息都会引发全球性的利率变动。Levy和Halikias(1997)的实证研究发现：德国短期利率提高对法国长期利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法国本国短期利率的影响。在各国货币政策相互影响日益深入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尽管未加入类似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货币一体化组织，但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21世纪初至少有三个金融开放举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和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亚洲各国的货币、金融合作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制度也将面临大的改革。金融业开放不仅使金融监管面临新课题，而且也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增加了新变数。
假设十年后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游资动会加强。如果国家要求人民币汇率坚挺，那么货币当局只能被动地吞吐外汇，这样如何保持国内货币政策不受干扰便成为难题。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的货币政策不仅会影响国内经济，而且会影响香港和亚洲其他国家。1997-1999年，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应付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样将来对亚洲金融市场还是影响很大。
在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国内存款利率、同业拆借利率也会对亚洲金融市场产生影响。汇率和利率从来就是金融机构套利投机的基准，中国也必然如此。中央银行如何根据人民币的汇率与利率，平衡好国内外两个金融市场的波动，将是一个难题。
WTO尽管是一个以推行贸易自由化，协调和调解各缔约方贸易争端的国际组织，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WTO已不局限于商品贸易，在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和劳务贸易自由化方面也卓有成效。中国加入WTO后，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业务只是个时间问题。外资银行的引入至少会对货币政策产生两方面冲击：一是传统的以贷款指导计划为手段的直接数量控制办法失效，而间接调控体系尚不完善，外资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作用如何尚难预料；二是国际资本流动更加容易，外资银行大多数是跨国经营的大型银行，其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调拨以套取利润，当中国出于紧缩经济的目的提高利率时很可能引起短期套利资本流入，反而扩大了货币供应量，这种难题即便在英国这样一个金融市场完善、中央银行调控手段丰富的国家也出现过。
八、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
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过程与西方国家恰恰相反，西方是先出现短期融资的货币市场，后出现长期融资的资本市场，中国则是先建立了证券市场，后完善同业拆借等货币市场。时至今日，货币市场仍发展滞后。
中国股票市场的功能定位也不同于西方：西方国家股票市场评估企业价值，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在中国并不受重视，中国更看重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国有企业上市意味着大量不需还本资金的流入。本来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股票市场的筹资功能受到重视也是正常的，但把为国有企业筹资作为首要任务，势必导致上市公司质量普遍低下，投资者短期行为盛行，最终会影响股票市场的基础。
难题在于，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有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任务，货币政策操作不仅要顾及证券市场的反应，有时还出台一些“利好“来“培育”证券市场发展。例如，利率下调时，央行主动说要“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允许券商进入同业拆借市场融资；允许商业银行发放股票质押贷款，等等。这些事情作为一国金融改革与发展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利用这些事情（信息）来影响股票市场就是另一回事了。货币理论一直告诫人们，货币政策过多地顾及证券市场不仅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且会影响正常市场秩序的建立。但是，无论是在美国、日本，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直接融资比重加大，股票市值巨大，老百姓的财富也有相当部分投资在股票、债券和基金上。货币当局（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受股票市场的影响，尤其是在低通货膨胀时期。但无论如何，中央银行绝不能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决策的参照指标，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的作用应该是中性的。如果货币政策意在刺激股票市场，投资者普遍认为货币当局会托市，对上市公司的业绩和经营漠不关心，无法对上市公司形成有力的约束，促使其改善经营；上市公司既不担心股东“用脚投票”也不担心会被兼并收购（国有股，法人股不上市），唯一值得关心的就是增资扩股又能“圈”多少钱。这种典型的道德风险问题会使货币政策和证券市场都受到损害。九、货币政策与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冲突
1998年以后，国内有相当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甚至资不抵债，有部分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社以关闭或解散的法律形式实现市场退出。原农村乡政府部门办的“农村基金会”要全部清理整顿和撤并。上述这些机构负债额巨大，且相当部分是对自然人负债（即吸收了个人存款）。因此，在这些机构进行整顿或市场退出时，各地纷纷向中央银行要求流动性支持，使央行处于两难境地：如果给予贷款，不知有多少能收回来，风险很大，但有利于增加基础货币和信贷扩张，有利于防范通货紧缩；如果不予支持，则一些金融机构或农村基金会出现挤兑，社会不安定，化解金融风险的压力很大。
从理论上说，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作用是维护金融稳定的一道安全门，这是中央银行作为货币创造者的一项特殊功能，但这一职能本身从来不属于货币政策的范畴。利用“最后贷款人”职能来投放基础货币，实际是把部分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货币化”，以缓解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有限性，这绝对是角色冲突，但在中国却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是恰恰是在通货紧缩时期。但是，此例一开，可能为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带来不少难题。
现在看来，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作用有多种方式：省政府通过地方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借款，承诺在若干年后还款并付较低利率；中央银行贷款给资产管理公司用于冲销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帐；中央银行向农村信用社贷款；中央银行向中小金融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直接贷款；其他紧急救助贷款。由于中国没有存款保险机制，所以有部分央行贷款在金融机构清算过程中起了存款保险作用，地方政府在使用了这些钱以后，将来能偿还多少确实令人担心。
尽管在通货紧缩时期，由“最后贷款人”机制出去的资金与货币政策调控方向不会有矛盾。但是从长期和制度建设两方面看，还是有若干问题需引起重视：一是数量控制，如果数量过大，这些被动出去的央行贷款收回难，就没有反向调控作用，会对今后货币政策造成被动；二是不能成本（利率）过低，这些贷款期限很长，如果按现在利率水平把长期利率都锁在过低水平上，将来会引起很大套利行为，扰乱货币市场利率，于货币政策不利；三是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和中小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四是要有透明度，及时公布通过“最后贷款人”出去的资金，这实际与财政支出是相似的，意在长远的制度健全，不能走关系，谁本事大谁得钱多，造成攀比；五是容易让金融机构的股东和管理人员在救助中得益，甚至让犯罪分子放水逃脱；六是最大的道德风险还在人民银行，一看出风险不可收拾了就给钱，人民银行就更可能放松金融监管。
如果以凯恩斯《通论》作为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起点，距今已有64年。在中国，从1985年起才有真正的货币政策，距今只有15年。在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过程中，货币政策究竟如何操作，并没有现成的理论，西方现代货币理论是一个很好的基础和统一的参照系，但仍不能完全解决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这也许就是货币理论的魅力所在。上述九个方面的挑战还仅仅是我们已经感觉到的，也许还有更大的挑战在后面。例如：网上金融交易将使央行丧失货币发行权，甚至使货币供应量指标毫无意义；将来亚洲货币一体化可能使本国央行职能消失，也就没有本国货币政策；以个人电脑为终端的全球支付系统可能会开辟境外人民币金融市场和交易；等等。因此，我们只能不断地学习和积累知识，才能应付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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