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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课程论文范文1
随着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提高生产率或效率的技术、方法还会继续增多和更新,现代IE的内容也会随之不断充实、变化。正是由于IE学科在目标层次上的稳定性和技术创新层次上的可创新性,保证了这一综合性应用工程强大的生命力和越来越广泛的实践指导意义。
1.IE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性系统。
但是,这种生产性系统越来越不局限于制造类企业或物质生产部门,还涉及服务性的运作系统,也就是说IE从研究工厂活动逐步扩展为一般性的运营组织活动,进而有可能扩展、研究更广泛的人文社会活动。例如,人机工程在工业设计中的拓展中,其研究对象出现新的内涵,认为人机工程学是研究人在设计、制造和使用人造物过程中所发生的全部人机关系;此外,针对人机工程的教育问题出现了“人机工程教育学(Educationalergonomics)”的理论,针对人机工程学方法和原则如何有效应用于实际的课题,则产生了“参与式人机工程学”(ParticipatoryErgonomics)的理论与方法。
2.IE的目标是提高运作效率。
尽管现代生产运营系统越来越强调对市场应变能力(效力)的研究,但提高效率仍然是经济活动基础性的永恒主题,IE正是在关注不同的效力问题的基础上研究相应的效率提高课题,从而形成诸多的发展主题和方向,并得到持续地发展动力。对于人文社会系统及其实践过程,社会性活动效率的持续改进和效力的设计以及适时跨越也是其关键议题,效力问题将更被关注。
3.IE的本质是持续改进,强调不断挖掘潜力、坚信“最好”的工作方法和关注最大整体效益。
永不满足的精神在更广泛社会活动的推广,将有利于有益人文活动的保持和改善以及效力系统深入的、持续的创新。
4.IE提供了一套规范性很强的专用图表工具
能够帮助工业工程师记录和分析要研究的事实提供了标准的表达形式和语言基础,这是IE得以广泛应用的重要原因。在社会行动领域有必要构建类似的、但适应自身特点的图表表达和模型工具,除了对社会问题的描述和分析之外,更应该成为对庞杂社会科学知识进行调用的创新机制。
二、工业工程传统在社会领域的拓展
工业工程关注的主要是生产性活动,这些活动是涉及人的社会性活动的特例,并具有某些类似的特点,但相对于单纯的生产性系统,社会人文活动呈现更为复杂的特点。基于以上的分析,工业工程的研究和应用传统有可能进行社会科学领域的拓展,在借鉴其某些研究的框架的同时,还具有自身的特点。对人类社会人文活动或者称为社会交际行动的应用性研究,类似地会涉及人-技术-环境的分析框架。当然,研究的目标、重点以及涉及的领域知识、工具方法的发展等,具有很大的区别。首先,相对于生产性运作活动的研究,一般社会往活动的研究除了关注活动的效率,更强调社会交际活动的效用/效力,所以,需要将社会性活动研究的目标定义为社会活动的有效性,包含活动效率和效力优化的双重目标。在积极引入工业工程的图表表达和模型工具的基础上,发展对活动效用的描述、测量和分析的工具,会成为研究的重要方向。对行动效用的关注,使得社会交际活动的研究更倾向于问题驱动型的分析思维,即首先分析面对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在已有的知识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区别于IE工具单纯的对所需解决问题的描述和分析,社会人文活动的研究工具更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既是问题分析工具,还是有关问题解决的知识库,包括对各类专门知识的积累、总结和简化,以及还是一个知识的搜索和确认机制。文献[9]就尝试将人因工程学的专门知识纳入到TRIZ(发明问题解决理论)的冲突问题解决机制中,提高了人因工程学的运用性,有关研究具有很强的拓展价值。发展这样的问题分析和解决工具对于解决持续涌现的、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和交际问题具有启发性,并有利于运用庞杂的社会科学知识。此外,在社会性活动的研究中,技术因素具有更广泛的涵义,或者可以称之为器物因素。这类因素不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工程技术因素,还包括社会性技术因素,例如,经济机制、政治平衡机制、文化传递机制、冲突博弈机制、系统涌现机制等等。并且器物因素的分析具有相对的意义,也就是说某一因素属于器物因素还是属于人(参与者)或者环境因素的分析,需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如果有关分析只局限于参与者行为分析的范围,则属于人的因素;如果涉及到交际促进机制的研究,则需要归于器物的因素;如果牵扯到有关环境和氛围的分析,则属于环境因素的分析。这样,在社会交际环境/氛围的研究中,既包括硬性的环境、机器和工作研究,更包括软性的社会机制、氛围的研究。而且,社会性活动效果的研究所涉及的有关知识,既包括科学、技术工程的知识,更涉及到各门类社会科学专门知识的运用,特别是在社会交往机制的设置研究上。
三、结语
社会学课程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我国 体育社会学 历程 趋势
论文摘要:回顾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预测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趋势。认为:体育社会学将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中的第一热点学科,学术水平将跻身世界前列,学科知识将在体育院校(系)中得到普及,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将更加明显,研究视线将紧跟时展和体育实践步伐。
1国际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情况
体育社会学是十九世纪末才初见端倪的一门新兴学科,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体育社会学最先产生于发达的欧美国家。1898年,美国学者发表了世界上最早的体育社会学论文。二战后,体育社会学在世界各国得到了迅速发展。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都积极开展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工作。由于体育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的发展,1964年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CSS),次年由该学会主办的《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刊物出版,这标志着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将跨越国家和地区走向世界,成为学科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正是该学会的成立,带来了自1964年以来,体育社会学发展进程中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世界许多国家都加人到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行列,像中国、韩国、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体育社会学研究迅速展开。1980年北美体育社会学学会(NASSS)的成立,标志着体育社会学在地区研究中正形成集团优势。为了从组织上强调可以广泛参与的学术性,以促进该学科的深人发展,1994年7月,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改名为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目前,该组织现有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260多个,分布在世界48个国家中。进人新世纪,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已连续举办了五届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这对促进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2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历程
2. 1引进创建阶段
与国际体育社会学相比,我国体育社会学起步较晚。由于历史原因,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只有台湾省进行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并于1977年出版了赵铁的《体育社会学》专著。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学学科的重建和体育事业的蓬勃开展,我国大陆学者也随之开始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工作。在最初的起步阶段,我国学者引进了国外的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这其中既有直接翻译发表的国外资料,也有编译发表的国外研究成果。在1980 ~1986年间,我国学者就直接翻译发表了国外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16篇;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参考国外资料的基础上发表了介绍体育社会学的文章,使我国学术界和体育界对国外体育社会学的轮廓和结构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和沈阳体育学院较早介入了体育社会学研究,并各自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形成了集体优势。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开创体育社会学的呼声越来越高,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创建工作,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1983年,江苏省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体育社会学学术团体—江苏省体育社会学学会。从1984年起,在一些体育院校像北京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天津体育学院等院校陆续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或讲座。在刘德佩先生的努力下,1986年,沈阳体育学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体育社会学教研室,并于同年在沈阳举行了全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交流会。这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创建工作的完成。
2.2加强巩固阶段
1987年,国家体委在《关于加强体育理论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出,要“有计划地加强体育社会学研究”。自此,我国体育社会学进人了加强和巩固阶段,体育理论界开始着手加强和巩固我国体育社会学方面的建设。为贯彻落实《决定》精神,加强体育社会学研究,在《决定》颁布的同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将《中国体育的社会学研究》列人了“七五”规划,成为“七五”期间唯一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体育领域课题。与此同时,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也成立了体育社会学学科组,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学术研究上的组织保证。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于1987年、1990年和1992年分别在苏州、北京和银川举行了三次体育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增强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热情。科研和教学是学科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只有将学科纳人教学体系才能系统地批量地培养具有学科素养的专业人才。为此,部分师范院校体育系将体育社会学纳人本科教学计划,使我国体育社会学后备人才梯队建设有了保障。这一时期,在国外进修体育社会学专业的学者也陆续回国,大大增强了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后劲。后来,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成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2. 3快速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体育社会学加快了发展的步伐。1994年6月,中国社会学学会成立了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学会每年定期举行学术活动,进一步鼓舞了全国的研究热情。同年,国际体育社会学委员会(ISSA)将汉语列为该组织的副工作语言,这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开始了较为广泛的国际交流。随着体育事业对我国体育社会学专业人才层次需求的不断提高,1996年上海体育学院首次招收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之后不少院校把体育社会学列人了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计划,一些院校还建立了体育社会学方向的博士后流动站。至此,我国体育社会学已形成了函授生、专科生、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积蓄了力量。
学术著述是学科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我国先后出版了六本体育社会学著述,分别是卢元镇的《中国体育社会学》(1996)和《体育社会学》(2001)、毛秀珠的《体育社会学》(1997)、顾渊彦的《体育社会学》(1999).吕树庭和刘德佩主编的《体育社会学》(2007)。同时,我国许多学者在国内外发表了论文,在体育社会问题、体育分层、体育改革的社会学研究、体育与经济全球化、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社会学研究、体育社会化、老年人体育、闲暇与娱乐体育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己有一定的影响。 转贴于
3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趋势
3. 1学术水平跻身世界前列
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体育社会学界在国际上已有一定影响和地位。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SSA)中,已有我国10多个个人会员和1个团体会员,其中1位学者还在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的核心—执委会中任领导职务,并担任着《国际体育社会学评论》( IRSS)的编委和《国际体育社会学年刊》(Bulletin ISSA)的专栏撰稿工作。国外多所院校和学术机构邀请我国学者熊斗寅、刘德佩、吕树庭等人到国外讲学。截至目前,我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和刊物上发表体育社会学论文50余篇,其中许多理论和观点处于国际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前列,引起了国际体育社会学界对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广泛关注。当前,我国学者正南北携手、东西呼应、不断开拓,为我国体育社会学跻身世界前列做不懈努力。
3. 2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中第一热点学科
体育社会学研究所取得的良好效果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在国外许多国家,不仅越来越多体育界人士关注体育社会学,而且越来越多的非体育界人士也对体育社会学产生兴趣。21世纪,体育与人们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这势必引起人们对体育社会学的进一步关注。在我国,对体育社会学感兴趣并致力于此的人也越来越多。在我国国家级和省部级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中,体育社会学研究课题所占有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体育社会学科的研究课题。在我国体育类中文核心期刊中,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论文正逐渐增多,并有明显多于其他体育社会科学之势。另据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体育社会学与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及学校体育学在国内外均成为热点,其中体育社会学被列为第一位且得票率甚高侧。这些都说明,在我国对体育社会学感兴趣,从事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多,体育社会学正在悄然成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中的第一热点学科。
3. 3体育社会学知识将在体育院校(系)中得到普及
让每个体育专业的学生了解和掌握体育社会学知识,是新世纪体育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体育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欲把握体育运行的规律,保障其健康持续发展,就必须进行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这已成为世界体育科学界的共识。欧美一些国家不仅在体育院校(系)普遍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普及了体育社会学知识,而且在一些高等院校的非体育专业也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目前,我国大部分体育院校(系)均在社会体育和体育教育两专业中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并把体育社会学作为基础必修课程来开设;许多院校(系)的运动训练和民族体育专业也陆续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以此来加强学生对体育社会学知识的掌握。一些院校还定期邀请学者来校讲授体育社会学专题,不但体育专业的学生感兴趣,而且引起许多非体育专业学生的关注,扩大了体育社会学知识的传播。为适应现代社会对体育人才知识结构提出的要求,体育社会学课程在我国体育院校(系)各个专业中开设已是大势所趋,体育社会学知识在体育专业学生中普及已成为时代的呼唤。
3. 4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将更加明显
自90年代以来,体育社会学经常与其它学科结合来研究体育社会现象,表现出学科边界的“模糊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方面,一些其它研究领域的学者加盟体育社会学队伍,使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常常带有原有学科的痕迹;另一方面,其它学科中的优秀理论和方法被体育社会学研究所借鉴和采纳,故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21世纪,新的学术理论和研究方法将不断推陈出新,中国体育社会学也将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积极吸收和借鉴新的理论和好的方法;同时,随着国家和政府对体育社会学学科的重视,将有越来越多其它学科的学者加人到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行列。因此,体育社会学研究与其它各学科横向联合、集体攻关的特征将更加突出,跨学科研究的特点将更加明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将是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上的一大特点。
社会学课程论文范文3
关键词 人文社会科学 科学数据使用特征
1 引言
在大数据时代,以科学数据为主要学术资源的数据密集型科学正改变着当前的科学研究模式。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科学数据的作用和价值,定量研究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在一些数据科学的国际会议上,人文社科的数据管理也成为研究者讨论的重点之一。
各种翔实、可靠的数据为以各种社会对象为研究主体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支撑,推动了社会调查方法、计量学方法、可视化方法等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发展。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李京文院士在2013年管理科学与工程学会年会暨第十一届中国管理科学与工程论坛上指出,必须不断研究大数据的形态变化规律,利用大数据来研究、认识和预测客观世界及人类自身的发展变化趋势。同时,科学数据也影响着传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转型与创新。复杂的经济统计模型、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丰富的科研数据处理和分析工具等,都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提供了条件。科学数据的使用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显著增强。
虽然科学数据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发展,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科学数据并未与人文科学结合起来,比如一些学者在从事人文研究时,常使用“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的名词。在数据密集型研究模式的背景下,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者对科学数据的使用习惯是怎样的呢?哪些人文社科学科的研究者更擅长利用数据?他们获取数据的来源、处理数据的类型和方法以及数据表现形式如何?研究者是不是由于缺乏对科学数据的使用而增加了“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名词的使用呢?
本文围绕以上问题,对《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的全文论文进行内容分析,探讨我国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征。重点分析研究者获取实证数据的主要来源,所要分析的数据类型,处理数据的常用方法,以及数据分析完成后的表现形式。另外,针对学者提出“绝大多数”等空泛概念的名词在人文社科学科中使用的问题,本文将分析研究者在这些名词使用等方面的习惯。最后,根据人文社科研究者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为图书馆提供科学数据服务给出建议。
2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文献调查法采集论文资料,用内容分析方法统计论文中所用到的数据、中文数词,分析其中的问题。人文社科数据主要指调查数据、网络公开数据、政府统计数据和指标等,本文研究的数据对象除以上这些外,还包括实验数据、文献数据和图片数据。文中讨论的实证研究数据是指狭义实证研究所需要分析的数据。狭义实证研究是指仅依靠统计分析法的研究。另外,本文把“绝大多数”、“差不多”、“若干”、“大量”、“无数”、“少量”等词语定义为模糊数词。
本文的数据来源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全文论文。《中国社会科学》是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所刊登的论文代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风向标。选用该期刊的全文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我国最高水平人文社科学术成果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而且也可以了解人文社科不同学科的学者在科学数据处理上所采用的最新方法。笔者于2014年12月通过CNKI数据库收集该期刊2010年1月至2014年6月的全部期刊论文522篇,剔除其中“编者按”之类的7篇文章后,最终得到全文数据515篇。
3数据分析
3.1 总体概况
笔者对2010年1月到2014年6月的《中国社会科学》进行分析,共有全文数据515篇,把它们按研究内容分成、哲学、社会学、管理学、人口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这12个学科。但由于人口学和传播学的样本数都小于5,统计的数据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失真,因而本文不统计这两个学科的数据。
首先对论文的引用数据和实证数据进行分析。除去人口学和传播学的论文,在剩余的论文中,仅引用数据而未进一步统计分析的论文168篇,占总数的33%,进行实证研究统计分析的论文113篇,占总数的22%。统计发现(见图1):除了哲学学科的论文没有引用数据外,其余学科的论文都或多或少地引用了数据。而实证数据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几个学科上,其中社会学和经济学实证研究的比例分别达到67%和73%。这里政治学的数据值得注意,虽然该学科的论文没有实证研究的数据,但引用数据的比例却较高,达到53%,显示了该学科数据使用的特点。
3.2 实证数据情况分析
本节主要对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语言学和历史学这六个有实证数据的学科进行分析,分别调查其使用数据的类型、来源、处理方法及其表现形式。这里,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实证数据由于是小样本(样本数小于5),因而需辩证看待这两个学科的数据。
(1)数据类型
从使用数据的类型上看,这六个学科使用的数据基本上是数值型数据,经济学还使用了部分图片数据(表1)。
(2)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数据来源把实证数据分为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其中一手数据是指研究者通过访谈、直接观察、间接观察等方式首次亲自收集并经过加工处理的数据,二手数据是指来源于他人调查和科学实验的数据。本文中,把一手数据分为调查数据、实验数据和文献资料数据;二手数据分为政府公开数据(如全国普查数据、各类统计年鉴)和数据管理机构(如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等)的数据。
从数据的来源分析,社会学中44%的论文采用的是一手数据,而在经济学中这一比例只有15%,经济学更多的是使用政府公开数据等二手数据(图2)。
在对一、二手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后,可以看出社会学和法学的一手数据主要来自调查数据,经济学的一手数据主要来自实验数据;对于二手数据的来源,管理学、法学和经济学主要以政府公开数据为主,而社会学稍微偏向于管理机构的数据(表2)。
(3)处理方法
本文把数据处理方法分为初级方法、中级方法和高级方法。初级方法是指平均数、频数、方差、标准差等描述性统计方法;中级方法是指回归分析、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相关分析等统计方法;高级方法则是指模型计算等高等数学方法。
从数据处理方法上看,这六个学科的大部分论文都使用了描述性统计方法之类的初级方法,社会学比较注重对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假设检验等中级方法的运用,而经济学则更擅长运用高等数学方法(图3)。
(4)表现形式
本文把数据的表现形式分为统计表、统计图和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这三类。
从数据的表现形式来看,比较常用的是统计表形式,折线图、柱状图和散点图之类的统计图在管理学、社会学和法学中的应用也比较广泛。除此之外,经济学和语言学还有一些利用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图4)。
3.3模糊数词使用情况分析
本节分析部分人文社科的论文使用“绝大多数”、“差不多”、“若干”、“大量”、“无数”、“少量”、“很多”和“很少”这八个模糊数词的习惯,以及这些模糊数词在部分人文社科学科论文中的使用情况。
首先统计以上这八个模糊数词在一些人文社科学科论文中使用的比例(图5)。笔者发现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学这三个学科使用到以上八个模糊数词的论文比例最高。相对来说,哲学的论文中出现这八个模糊数词的比例稍微小些。
在统计2010年到2014年模糊数词的篇均使用次数后发现,人文社科的学者在模糊数词的使用上趋于稳定,各年篇均使用次数基本在2.0到2.5的区间内,除2012年和2013年的数值波动相对较大外,其余各年篇均使用次数的数值趋于2.3(图6)。
随后统计这八个模糊数词的总使用次数及其篇均使用次数(图7)。笔者发现,“大量”这个词在论文中的总使用次数最多,而且篇均使用次数也最高(达3.14),这说明人文社科的研究者普遍喜欢使用这个词,使用范围也比较广。其次是“很多”这个词,研究者也比较喜欢使用。而“若干”这个词,虽然总使用次数不算很大,但其篇均使用次数却很高,这说明该词的使用范围比较集中。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绝大多数”这个词上。最后讨论一下“差不多”这个词。虽然,先生提出中国人是“差不多先生”,凡事马马虎虎,不求精确,但是这个词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论文中却很少使用,其总使用次数和篇均使用次数都是这八个词中最低的。
这八个模糊数词在部分人社科论文中使用分布情况见表3。表3中“一”表示该词未在该学科中使用,“√”表示该词在该学科中有使用,“”表示该词不但在该学科中使用,而且其使用的频率更高,即每一列的三个“”分别代表使用该词的论文比例最高的前三个学科。从表3可以看出,管理学的论文对模糊数词的使用频率较高,有“差不多”、“若干”、“大量”等六个数词在其学科论文中高频率使用,其次是社会学。相比之下,哲学和语言学的论文对模糊数词的使用频率相对低一点。
4结果讨论
本节依据以上数据分析我国部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学者在科学数据使用上的特点,为图书馆今后开展科学数据服务给出针对性的建议。
4.1人文社科学科对数据的使用主要由研究对象决定
我们知道,社会学和经济学是以社会现象或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偏向量化的科学。从上一节图1的数据也可以看出,大多数论文(67%的社会学论文和73%的经济学论文)都使用了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方法。在这些学科里,研究者尊重数据,把数据当作研究的主要素材,通过调查统计和模型计算使数据和学科发展有效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新知识和新规律的发现。而且,这些学科研究者的数据意识也比较强,对数据需求也更为迫切,获取数据和处理数据的能力更强。比如经济学,这个学科的论文有较高的实证数据使用比例,也非常注重政府公开数据等二手数据的获取,二手数据的使用率比其他学科的使用率更高(图2)。这就是由于研究者数据意识强烈,数据需求迫切,从而使他们获取数据的渠道要比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更广。
相比之下,、哲学和文学这些学科是依靠思维逻辑的研究学科,主要是对传统文献资料的探讨,很少讨论实证或经验现象,因而对实证数据的使用就不是很多,偶尔会引用一些数据,数据来源也只是依靠文献。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仍较为传统,主要以文献为主,对数据使用的需求不是很迫切。
科学数据服务作为图书馆的一项创新服务,首先应该明确服务的对象。诸如以上这些人文社科学科,如果图书馆对其全面铺开科学数据服务,那可能效果就并不是很理想,但如果图书馆首先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提供科学数据服务,为他们提供数据获取、处理、共享方面的服务,则可能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笔者建议,针对人文社科的科学数据管理服务,首先可以把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者作为主要服务对象,把政治学的研究者作为潜在服务对象,在服务得到一定认可后,逐步向其他学科展开。对于主要服务对象,图书馆可以提供常规的检索、收集、存储、分析等数据情报服务和数据技术服务;而对于潜在服务对象,则可先向研究者提供科学数据在该学科中创新应用的情报信息,待研究者对科学数据服务需求提高后,再提供常规数据服务。
4.2人文社科学科对实证数据的处理以初级方法为主
在人文社科类论文的实证研究中,为了让读者了解数据和研究对象的特征,进而更好地了解统计分析结果,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会选取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人文社科的研究者对数据处理采用的方法以描述性统计等初级方法为主,初级方法在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实证数据研究中占了较大比例(图3)。
相对而言,一些实证研究比较多的学科在数据处理方法上则更为多样。比如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两个学科的研究者除了掌握描述性统计等初级方法外,对回归分析、参数估计、假设检验、相关分析等一些中级方法也运用自如,而经济学的研究者使用高等数学方法进行模型计算的能力更为突出,数据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除了常用的统计图表外,还有由各种特定软件绘制的图形,这些都显示出他们优异的数据素养。
人文社科研究者在数据处理方法上的使用,一方面由论文的研究目的和对象决定,另一方面也由研究者的数据素养决定。对于前者,可能超出了图书馆的服务范围,但要改善研究者的数据素养,图书馆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笔者建议图书馆为研究者提供有针对性的数据处理方面的开放课程等信息,帮助研究者掌握更多关于数据处理的知识。除此之外,也可为研究者提供本学科在数据应用上创新研究的情报信息,让他们了解本学科最新的数据处理技术,并提供相应的数据分析工具,促进定量研究的深入。同时,图书馆也可以与数学、统计学等院系合作,为研究者提供数据处理方面的专业讲座,一方面增强对研究者数据素养的教育,另一方面也可为研究者跨学科合作提供平台。
4.3模糊数词的使用与研究对象和传统文化有关
模糊数词的使用在人文社科领域比较常见,并且各学科在使用上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差异。诸如在社会学和经济学这些数据使用比较广泛的学科里,研究者并没有因为使用了数据而减少对模糊数词的使用,反而模糊数词在这两个学科中的使用要比其他学科更多(图5),而且各年模糊数词的篇均使用次数也较稳定,没有很大波动(图6)。因而,模糊数词的使用并不能说明科学数据没有与人文科学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主要还是与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和受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用语习惯有关。
比如“大量”这个词,该词使用总量和篇均使用量在这八个模糊数词中都是最高的,说明人文社科的研究者普遍习惯使用该词。然而进一步分析显示,该词在经济学中的使用频率最高。一方面,经济学论文中存在的各种数量关系需要用“大量”这个词来表述,另一方面,由于这个词所代表的数量本身较难考证,再加上力求精确的数据精神缺乏和大概而言的用词习惯,使得研究者摒弃了数据化表达而使用了这些模糊概念的词语。
模糊数词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使用还是比较广泛的,这与其研究对象有一定联系,有些数量关系难以考证,无法精确量化。除此之外,研究者在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用词习惯也是模糊数词使用广泛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建议图书馆在为人文社科学者提供科学数据服务时,要考虑到不同学科研究对象的影响,既要提倡数据文化,又要遵循人文精神。平时要注重收集有学术价值的科学数据,并为研究者提供方便查询的数据平台。与此同时,也可以根据研究者的需求,帮助他们收集和统计相关研究所需要的特定数据,以尽量减少模糊数词的使用。但作为科学数据服务的提供方,图书馆也应尊重原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方法,使科学数据作为一种补充材料,与现有的人文社科研究结合,相得益彰。
5 结语
社会学课程论文范文4
关键词: 社会学 人才培养方案 探索实践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号)文件精神,按照中南民族大学的总体部署,全面推进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实现“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重应用”的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培养总目标,我校社会学教研室组织专家完成了2013版社会学本科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现将成果与经验总结如下。
一、大类培养,夯实基础
大类培养模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充分考虑了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1]考虑到我校拥有社会学、社会工作两个本科专业,为了使学生夯实专业基础,增强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提高毕业后的核心竞争力,我们采取了大类统一招生、低年级统一培养、高年级专业分流的做法,新生进校后按社会学大类培养,专业选择在第二学年由学生结合自身的专业兴趣、知识结构和能力特长自主确定。在专业分流的过程中,学生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职业期望和能力特长填报专业方向,学校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满足学生的个人志愿。
根据《中南民族大学关于制定2013版本科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性意见》的文件精神,社会学专业课程设置分为通识课程平台(必修、选修)、学科基础课程平台(必修、选修)、专业课程平台(必修、选修)和实践教学平台(必修、选修)。大类培养的课程设置主要体现在学科基础课程平台,开设了9门学科基础必修课和8门学科基础选修课。课程设置的基本导向是要求社会学类人才的基础理论厚实、知识口径宽广,具有较强的专业综合素质和复合能力,能够体现对学生全面素质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为了突出学科基础课程的重要性,《社会学概论》由多名教师以讲座形式共同授课,介绍本学科专业的发展历史和学术前沿。
二、广泛借鉴,融入主流
为了保证培养方案的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和权威性,修订工作广泛发动全体教师积极参与,认真借鉴国内外一流大学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和最新成果,充分听取毕业生和高年级学生代表的反馈意见。经过多方努力,我们广泛借鉴和参考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波士顿大学城市学院、牛津大学社会学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中南大学社会学系、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等10多所高校的培养方案。在广泛借鉴的基础上,增补和新开设了“社会调查”类、“数据分析”类、“政策评估”类、“社会治理”类、“综合能力”类、“学科前沿”类、“民族特色”类7大类20多门课程。
培养方案的修订要求学生掌握社会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了解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动态;要求掌握社会调查和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能熟练运用社会统计分析软件,做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为此,根据2012年9月由教育部正式颁布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2012年)》的新要求,在核心课程的设置上,将《社会学概论》、《社会学理论》、《社会研究方法》、《中国社会思想史》、《发展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社会统计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概论》10门课程全部纳入培养方案。
三、顺应潮流,关注前沿
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末期,是从社会事实出发,利用经验考察与批判分析,研究人类社会结构及其运行的学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范围广泛,小到几个人面对面的日常互动,大到全球化的社会趋势及潮流”[2]。就世界范围而言,社会学是当代社会科学中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学科之一。就当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形势而言,经济发展、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较为突出,教育难、养老难、住房难等问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不仅要从经济上解决,还必须通过社会政策的调整来解决,用社会学的视角、社会学的理论来解决。为此,必须积极顺应社会潮流,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
在课程设置上,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必须熟悉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我国国情。为此,依据培养方案开设了《社会项目评估与管理》、《社会政策》、《社会服务机构管理》、《社会事务管理》等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选修课程。与此同时,还开设了《社会学前沿讲座》、《社会博弈论》等学科前沿性课程。
四、立足院情,体现特色
社会学系所在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是学校特色鲜明的科研教学型二级学院,现有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4个本科专业,有民族学(一级学科)、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史、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社会学、宗教学及社会工作(专业硕士)9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和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其中,民族学专业是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高校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也设在本学院。
为了坚持“面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服务”的办学方针,积极配合学校“建设特色鲜明、人民更加满意的高水平民族大学”的总体目标,必须构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考虑到学院的办学特色和优势,在培养方案的修订中,先后开设了《民俗学》、《民族社会学》、《民族社会工作》、《民族事务管理》、《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等“民族特色”类专业选修课,供高年级学生选修。
五、强化技能,突出应用
社会学专业有三大优势:一是“理论”的优势,社会学最为独到的地方就在于其理论建树和思想启迪,可以说是“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二是“技术”的优势,社会学会开设《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社会统计软件应用》等课程,系统训练大家的实务操作技能,提高动手能力;三是“人文关怀”的优势,社会学始终关心和关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问题,尤其关心和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学好了社会学,就可以成为一个有思想、有技术、有人文关怀精神的新型知识分子。
在2005版和2009版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中,“理论”和“人文”类课程的学时学分占了较大比重,存在“理论课时偏重,实践课时偏少,技能训练不足”的弊端。为了强化技能训练,突出应用能力的培养,新版培养方案开设了“社会调查”类、“数据分析”类和“综合能力”类的课程,包括《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社会统计软件应用》、《数据分析》、《开源软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质性研究方法》、《定量分析技术与操作练习》、《学术论文写作技巧》、《信息检索与利用》等课程群。
六、循序渐进,遵循规律
根据教学环节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和连续性的要求,课程设置采取平台与模块相结合的方式,将所有课程分为通识教育、学科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实践教育共四个课程平台。每个平台包括若干模块,模块下又包括若干课程。课程按性质分必修和选修两类。考虑到学科知识体系的纵向结构关系,按照“循序渐进”的课程设计模式,基本采用当前大学普遍采用的“二二分段”组织模式,即大学低年级教学通识教育课程,在高年级设置专业教育课程。
七、结语
综上所述,2013版社会学本科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在教务处和学院领导的直接指导下,广泛发动全体教师和高年级学生积极参与,认真借鉴国内外一流大学社会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成功经验,全面优化整合课程资源,合理设计课程模块,形成了较完善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相信,新版培养方案符合民族院校的办学定位和现代教育理念的要求,有助于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提高学生的专业综合素质和复合能力。
参考文献:
[1]姜艳.高校社会学、社会工作人才本科教育实施大类培养模式的思考[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07):129.
社会学课程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我国教育社会学自恢复建设以来,其学科性质主要属于新兴教育社会学,课程开设范围发生变化,从全国师范类和综合性高校教育学专业扩展到全国高校社会学专业,且课程开设高校也日渐增多。课程所用之教材主要可分三类:专门为教学所用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在课堂上讲授的著作、主讲教师自己所编的讲义。从内容及结构上看,众多教育社会学教材内容亦可大致分为三类:由“原理篇”和“应用篇”构成的教材、侧重“原理”或“应用”即“问题”研究的教材、介绍国外相关理论或名家名篇的汇编教材。在教材使用上,鲁洁主编的《教育社会学》和谢维和撰写的《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使用得最为广泛。教育社会学课程和教材随着其学科的发展还会增多和提升。
论文关键词:教育社会学;课程;教材
我国著名是社会学家先生认为,一门学科的社会建制应包括五个部分:“一是学会,这是群众性组织,不仅包括专业人员,还要包括支持这门学科的人员;一是专业研究机构,它应在这门学科中起带头、协调、交流的作用;三是各大学的学系,这是培养这门学科人才的场所,为了实现教学与研究的相结合,不仅在大学要建立专业和学系,而且要设立与之相联系的研究机构;四是图书资料中心,为教学研究工作服务,收集、储藏、流通学科的研究成果、有关的书籍、报刊及其他资料;五是学科的专门出版机构,包括专业刊物丛书、教材和通俗读物。”可见,课程与教材的研究是学科建设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课程与教材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一门学科的发展进程与发展水平,因而研究一门学科的课程与教材发展状况就可以一定程度上了解该门学科的发展状况。
历史上第一本正式用“教育社会学”为名的教科书是1917年史密斯(W.R.Smith)的《教育社会学概论》,此时正是处于教育社会学学科的萌芽与建立期。此后,随着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教育社会学的课程与教材也不断发展。本文拟分析我国教育社会学课程及教材的历史及现状,透视我国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进程,预示我国教育社会学学科发展前景。
一、我国高校教育社会学学科性质及课程开设变化
1.学科性质 在我国,教育社会学学科有过一段艰苦的发展时期。1978年以后,随着社会学专业的重建,1982年南京师范大学率先在教育系本科生中开设教育社会学课程,自此,我国逐渐恢复了教育社会学课程的教学和学科的建设。此时,在国际范围内,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国学者也深受其影响,对教育社会学学科性质的认识也发生了转变,将教育社会学归属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人也多了起来。
但是从研究教育社会学的学者身份来看,无论是教育社会学萌芽时期的社会学之父孔德还是后来的涂尔干、杜威、伯恩斯坦、麦克杨以及国内后起的青年才俊,如鲁洁、吴康宁、谢维和等,都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或教育学家,因此也可以看出,学科并没有阻止学者们对感兴趣问题的研究。
2.课程开设范围变化
伴随着国内对教育社会学学科观念的转变,教育社会学课程开设范围也发生了转变,即从全国师范类和综合性高校教育学专业转变成了除原有的高校外,全国高校社会学专业也开设了教育社会学的必修或选修课,这种转变为我国培养了众多具备教育社会学知识的教育学和社会学专业人才。
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有了巨大的进步。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教育社会学课程。这些高校既有“985工程”高校,又有“211工程”高校,还有一般高校,而且教育社会学课程已经成为很多高校的校级、国家级精品课程,进一步促进了教育社会学学科在教学实践中的发展。①
二、教材建设状况
1.教材之分类 2.教材之质量和水平
在30多本教育社会学教材中,质量和水平得到学界公认的主要有:属于第一类教材的厉以贤、毕诚编著的《教育社会学引论》、董泽芳编著的《教育社会学》、鲁洁主编的《教育社会学》、金一鸣主编的《教育社会学》、鲁洁、吴康宁主编的《教育社会学丛书》、吴铎、张人杰编《教育与社会》、张人杰主编的《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等;属于第二类的教材主要包括吴康宁著的《教育社会学》;傅松涛著的《教育社会学新论》;马和民与高旭平著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吴康宁等著的《课堂教学社会学》;吴永军著的《课程社会学》;谢维和著的《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刘云杉著的《学校生活社会学》等。
3.教材之内容及结构
从内容及结构上看,众多教育社会学教材亦可大致分为三类:由“原理篇”和“应用篇”构成的教材、侧重“原理”或“应用”即“问题”研究的教材、介绍国外相关理论或名家名篇的汇编教材。其中上世纪上半时期的教育社会学教材大多由“原理篇”和“应用篇”构成,或者介绍国外名家名篇,而80年代后的教育社会学教材却大多已不作这样的划分,而是或侧重于原理或侧重于应用。"
三、教材使用状况
在教材的使用方面,在诸多教材中最突出的教材有两本,这两本教材在目前教育社会学课程的教学中影响非常普遍和明显。一本为南京师范大学鲁洁教主编的《教育社会学》,另外一本则是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教授的著作《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
1.《教育社会学》 2.《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学课程论文范文6
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托马斯认为男人天生就是一种偏爱流浪、攻击和狩猎的动物;他认为冲动衰退是一种病态,而农业和定居这类生活方式会使人类器官退化;他认为男人在形态上的发展比女人更重要,异族通婚源于男性寻求更多陌生妇女的愿望;他认为人类对食物和性的追求是人类生存中最主要的驱动力,他将社会看做是一种纯粹的生物环境。上述观点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论性代谢的差异》(OnaDifferenceoftheMetabolismoftheSexes)中,他博士论文首页就写明:“一个日益明显的事实是,一切社会事实都源于生理现象。”但是当他1907年出版《性与社会:性别的社会心理研究》(SexandSo-ciety:StudiesintheSocialPsychologyofSex)时,情况却开始出现了变化,他在解释人类行为方面开始摆脱生物决定论的影响。此后,托马斯提出了态度价值以及情境定义等重要概念,既反对社会决定论,也反对心理还原主义,而是强调人与社会环境的互相作用和相互影响。托马斯对社会学的贡献还体现在开创了社会学研究的文化人类学传统。文化人类学发源于欧洲,这是一门从人的角度出发研究文化的科学,至19世纪末期文化人类学已经相当成熟,大师级的学术人物和学术著作均已出现,如英国弗雷泽的《金枝》、泰勒的《原始文化》等。事实上,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全称为“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系”,直到1929年文化人类学才成为该校一个单独的部门。托马斯研究的课题主要集中在性别、种族、社会人格以及文化差异、文化同化等方面。例如,他在1909年出版的重要著作《社会起源导论》中对种族智力存在差异的观点提出了尖锐批评,这一立场和观点与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博厄斯(FanzBoas)的观点十分接近。在其1937年出版的《原始行为》一书中,他以收集到的谚语等材料揭示各种种族不同的智力天赋,揭示古代民族的思维方式。托马斯的研究领域显然与芝加哥社会学系其他早期同仁的研究领域不太相同。例如亨德森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慈善机构、劳工问题以及社会保险等方面。
与其他同仁相比,托马斯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题材与欧洲文化人类学研究更为接近。事实上,正是托马斯开启了社会学芝加哥学派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传统。20世纪前后几十年间,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在托马斯的影响下,一批学者纷纷走上了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方向,并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些人物包括斯塔尔(FrederickStarr)、法里斯(EllsworthFaris)、林顿(RalphLinton)以及萨丕尔(EdwardSapir)和科尔(FayCooperCole,1929年成为分离出去的文化人类学系首届主任)等。托马斯对社会学最为重要的贡献恐怕在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将经验主义理念和方法应用于社会学研究,开启了芝加哥社会学派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向。詹姆斯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了整个芝加哥学派的发展,为芝加哥学派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研究方法,但是真正将这一思想和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学研究,并取得最初一批研究成果的却是托马斯。在这方面划时代的巨作就是《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由托马斯与波兰学者兹纳涅茨基(FlorianZnaniecki,1882—1958)合作完成,于1918—1920年出版,共5册,2232页。马丁•布鲁默认为这套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学从抽象理论和学院式研究的传统转移到更切合实际的经验研究方向。〔6〕托马斯早期一些作品抽象思辨色彩比较浓厚,但是从《社会起源导论》起,他的作品中经验材料明显增多。《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则被视为经验描述与理论概括的典范之作,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是当时身处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主要是当时美国的波兰移民)。他利用捐赠人提供的5万美元研究经费在1809—1913年间走访欧洲许多国家,进行调查。1913年最后一次访问华沙时,他认识了当时供职于波兰移民保护局的兹纳涅茨基博士,后者很快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以及合作者。在国内外旅行中,托马斯广泛收集来自波兰农民群体的书信、有关新闻报道数据、庭审记录、祷文、小册子等材料作为自己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托马斯将这些材料称为“偶然材料”。这些材料大部分来自美国国内,托马斯通过在报纸刊登广告以有偿阅读的方式获得这些信件。①移民是当时美国社会乃至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从某个角度来说,关注欧洲和美国的波兰移民就是关注整个美国和整个世界当时正在发生的巨变。1899—1910年的11年间,在美国移民总数中波兰移民占1/4,这些波兰移民大多选择在芝加哥、皮兹堡、水牛城(Buffalo)和底特律这样的大都市居住,仅1907年的移民高峰中就有128万波兰人移民到美国,这些来自波兰和东欧的移民在原居住地或者在政治和文化上遭受迫害,或者在经济上陷入穷困,他们大多因为这些原因选择移民美国。〔7〕选择波兰移民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波兰移民在差异性的社会环境下所表现出来的显著特征,托马斯试图从这一社会群体中发现诸如社会人格、情境决定、态度和价值之类的秘密,揭示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社会心理事实。托马斯收集到的那些书信之类的“偶然材料”在他的研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些“偶然材料”真实地记录了波兰移民在相互交往的历史中所发生的一切真实的故事,他们的经历、文化、传统、情感、态度、价值观、信仰等。用这类“客观材料”研究波兰移民群体是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突破,它避免了来自主观因素的干扰。事实上,为了确保研究的客观性和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托马斯甚至拒绝在研究中采用访谈之类的东西,他认为这种面对面的访谈本身就是对访谈对象和生活过程的干预,甚至操控。《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的面世为社会学经验研究提供了范本,它是芝加哥社会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1915年芝加哥社会学即将步入全盛之际,其实潜伏着种种危机。马丁•布鲁默的分析十分冷峻。他说:“在1915年的时候绝对没有迹象显示在未来十五年中芝加哥社会学会主导未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9〕布鲁默给出的数据显示,在1915年至1925年的十年间,在社会学系执教的教师从八名减少到五名。在此期间,亨德森教授于1915年去世,托马斯教授于1918年被校方除名,斯莫尔教授于1924年退休(也有说是1925年退休)。在芝加哥社会学处于巅峰时期仅有三名社会学教授,他们是帕克、伯吉斯和法里斯(系主任)。学术界倾向于认为芝加哥社会学走向全盛与帕克加盟社会学系关系甚大。①帕克于1913年(也有说1914)进入芝加哥社会学系,帕克的一生充满职业传奇和学术传奇。他于1887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做了11年新闻记者,1897年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1899年赴德国继续求学,并于1904年获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担任一年哲学助教之后,又到美国南方从事黑人民权活动近十年,在他50岁的时候再次回到大学讲坛。帕克进入芝加哥大学的最初几年潜心教学,培养学生,只发表了为数不多的论著,包括论文《次级群体中的种族同化》,60页的小册子《人类行为的原则》,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1921年他与伯吉斯合编的教材《社会学导论》出版,这部1000多页的教材为他带来了极大声誉,该书包括14个社会学主题,收录196篇阅读篇目,参考文献达到了1700项,这本教材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分别于1924年和1970年再版。法里斯评论说:“由帕克和伯吉斯撰写的这部著名的教科书被许多社会学家认为是最具影响的社会学著作,1921年之后美国社会学的方向和内容主要就是由帕克和伯吉斯的这本教科书设定的。”〔10〕伯吉斯(ErnestWasonBurgess,1886—1966)1908年毕业于肯菲舍学院(KingfisherCollege),随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继续求学,并于1913年完成博士学业。1912—1913年在托莱多大学(ToledoUniversity)任教,1913—1915年在堪萨斯大学任教,1915—1916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19年伯吉斯重返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直到1957年退休。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伯吉斯成为帕克最密切的学术合作伙伴,他们二人除合作出版了《社会学导论》外,还合作出版了《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调查》(1925)等作品。真正使芝加哥社会学形成学派,流传身后的成果是此间进行的“都市生态结构研究”以及“都市行为研究”,法里斯评论说:“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系最引人注目和广为人知的进展是他们在都市生态方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原创性研究。”〔11〕帕克和伯吉斯等人在这些大规模的研究活动中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都市生态结构”、“都市行为研究”这样的理论念头和设计出自帕克大脑之中一点也不奇怪。帕克1914年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主要职业是新闻记者,他十分看重实践和实验活动。在从事新闻报道的十几年中,他就养成了观察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习惯,他于1925年出版的著作《城市:都市环境中的人性调查》就是他早年对城市观察和研究结果。他说:“城市在扩展,滋生于其中的各类人性也在不断显现,这使得城市变得非常有趣和迷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研究人心秘密、人性以及社会的种种场所。”〔12〕
进入社会学系之后,他在学术上更自觉地将实用、实验和效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方向。在《社会学导论》中他非常明确地阐述道:“从某种流行的观点来看,现在的社会学已经成为一门实用科学,社会学很快将成为这样一门科学,它在解决某一问题时得出的结论也将完全适用于同类其他问题。实验方法将进入社会生活、工业发展、政治生活以及宗教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所有这些领域,人类实际上被各种或明或暗的法则所制约引导。但是,这些法则很少被人们以理论假设的方式和实验证明的方式予以阐明。如果要区别这两种方法,我们选择调查而不选择研究。”〔13〕帕克将正在兴起的芝加哥这座都市看做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场,他说:“社会学研究工作应该定位于芝加哥的都市文化,芝加哥就是一个社会实验室,这意味着应该去收集那些影响城市社会生活的各种材料,并对材料进行归纳和分析。”〔14〕他的学术研究目标是要摸清楚这个大都市的要素分布和要素功能,并解剖都市中的各种人类行为。就像当时许多社会学家一样,帕克深受达尔文和斯宾塞进化论和社会进化论学说的影响,以生物学的思想和方法去观察城市,解剖城市所延伸出来的概念就是城市生态。帕克1902年在德国求学时跟随黑特纳(Hett-ner)学习地理,他坚信:“每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都应该了解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其实,文化归根到底就是一种地理现象。”〔15〕到芝加哥大学后,他开设的课程之一就是“实地研究”(FieldStudies),正是通过这门课程,帕克鼓励研究生们走进城市、走进社会,以绘制地图的方式去呈现这座城市地产、商业、舞厅、、犯罪等各行各业的分布和结构,研究各色人等的心理和行为。其他各种实证研究方法,如访谈、观察、数据收集、文献分析也被广泛运用。这类经验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对芝加哥社会学派的最终形成至关重要,这些经验方法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作者:柯泽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