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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1
关键词 翻译 文字词汇 思维习惯 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7.04.012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on Japanese in Japanese Translation
LI Yan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aise， Guangxi 533000）
Abstract To do a good job of Japanese translation， not only to grasp the text， vocabulary and grammar， but also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thinking expression have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f only rote lexical meaning， Chinese thinking habit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knowledge，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will be affected， so the translation，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nterference Chinese to Japanese factors is very necessary.
Key words translation； word vocabulary； thinking habits； national culture
日本与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在语言文字方面，日语充分吸收的汉语文字精华，两种语言有着跟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相处之处，但汉语与日语的语言特征又有着很大的区别，汉语属于孤立语，依靠词序和虚词来表示语法关系，语序相对固定。而日语属于粘着语，通过助词确定句子成分、句子含义，语序相对灵活。在翻译中，汉语对日语有大的影响，有好的影响同时也有坏的影响，本文从文字词汇、思维习惯、民族文化等方面浅谈在翻译中汉语对日语的影响。
1 汉语文字、词汇对日语翻译的影响
1.1 日语文字由来
据史料记载，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前日本没有文字，直到我国汉字传入日本，日本才有了文字。汉字传入日本后，不仅成为了记录史实的文字，也是一般学者用以写作的文字，成为当时日本唯一的正式文字。《古事记》是日本古代第一部史书，书中有1507个汉字，《日本书纪》是日本第二部史书，书中有3513 个汉字，[1]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等记载，于应神天皇十六年，《论语》、《千字文》等汉文书籍，伴随着冶金、纺织、农耕等汉文化传播到日本，由此形成了一个连续的汉字文化区。经过几世纪的发展、完善直到7 世纪汉字才正式成为日本的文字。汉字传入日本后，不仅促进了日本古代文化的进步，同时也促成了日本人借用汉字草体创造了平假名和借用汉字楷体的偏旁部首创造了片假名。虽在1866年，一些日本文字改革者主张废除汉字，但至今近150年汉字仍未在日文中废除，日本政府还规定了1945字为常用汉字。因此可见，汉语对日语文字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1.2 汉语文字、词汇对日语学习正迁移
当汉语的某些特征与日语的某些特征相似或者完全一致时，就会产生正迁移的积极作用。因为汉字传人日本是在汉朝以后，所以可以说日本人最早接触到的汉字字体大部分是c现代汉字字体同形。日文里很多的词汇与汉语词汇是同形同义词的，如：
（1）描述自然现象的名词：春、夏、秋、冬、天气、风、雨、雪、霜、雷、梅雨、台风；（2）描述事物的名词：山、水、温泉、公园、学校、食堂、银行、船、广告、音乐；（3）方位名词：东、西、南、北、中、前、后、左、右；（4）地点专有名词：中国、日本、北京、东京、上海、西安、广岛、京都、名古屋、奈良；（5）动植物名称：虎、犬、鱼、猫、鸟、松、梅、竹、花；（6）家庭称谓名词：父、母、兄、弟、姐、妹；（7）固有名词：京剧、故宫、太极拳、歌舞伎、富士山、柔道、相扑；（8）生活物品名词：电话、杂志、椅子、眼镜、伞、车、寿司、茶、红茶、绿茶；（9）身体部位词汇：目、鼻、耳、齿、舌、手、口、肩、胸、腹、唇、发、腰等这些词汇对日语学习产生了正迁移作用，给以汉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和优势。可以说汉语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着日语的学习，所以在翻译中要积极发挥母语优势，提高其对日语汉字词汇的理解和运用。
1.3 汉语文字、词汇对日语学习负迁移
当汉语与日语的差异微妙时，而学习者仍旧依赖母语的特征来做出错误的判断时，往往产生负迁移作用。如：“娘 、丈夫、人参、手纸、汽车、看病、亲友、兄弟”这些词与汉语的意思大相径庭，若不加以重视，直接套用汉语思维，在翻译时很可能曲解作者的原意，如日语中的“丈夫”，对于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第一反应就是中文里“妻称夫为丈夫”的意思，但日文里是“坚固、结实、健壮、健康”的意思，两者一对比就发现意思迥然不同，若平日里不够重视，很容易出现笑话。
例：「k明王エジソンは小学校に3ヶ月しか行っていない。自分もM学しないでヘドロを研究しようとQ心し、^に通って勉し、何十Nものa品をそろえ、舛趣冉Mみ合わせを浃à胜ら木材のかすやヘドロに混ぜる研究に没^した。[2]
有汉字的地方，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基本上可以很轻松翻译出来，但有两处会被汉语误导，吃闭门羹，第一处是“勉”，从汉语的角度来看，是“难为情”的意思，可日语里是“学习”的意思；第二处是“没^”，汉语字面意思是“没有脑袋”，正确的日文意思是“埋头苦干”。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有些词汇形同但意思天壤之别。所以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在学习日语时，要刻苦专研、严谨笃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2 汉语思维习惯对日语翻译的影响
2.1 语序的困扰
翻译是一种语言活动，更是一种思维转换活动。在翻译中，若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日语表达，会发现翻译出来的句子不通顺，难以理解中心意思。最明显的差异是汉语里句子主干顺序是“主谓宾”，而日语是“主宾谓”的顺序，因此在翻译时，不能受母语定势思维，要灵活调整语序，以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清晰转达语言内涵。
例：私は日本Zを勉しています。
这句话的正确翻译是：我正在学习日语。若按照中文思维表达方式，直接按字面语序翻译就会出现：“我日语学习正在。”翻译后，完全不知所云，没有达到翻译的最终效果。
再例：何をしますか。
抗战片里常有这么一句滑稽幽默的台词：“你什么的干活？”经常有人有声有色地模仿，并乐在其中，没学过日语的人，一笑而过。学过日语的人，知道这是个病句，只因日语的语言思维表达与汉语表达有区别，日语是“主宾谓”结构，而主语很多时候又会省略掉，所以根据汉语的思维逻辑，正确翻译是：“你是干什么的？”
2.2 助词的困扰
日语是粘着语，依靠助词或助动词的粘着来表示每个单词在句中的意思，因此要想学好日语，掌握助词和助动词的用法是极其重要的。日语常见助词有：“は、を、か、の、で、も、と、へ、に、が、から、まで”，每一个助词都有各自的用途，且每一个助词有好几种甚至十多种用途。
如：“に”的用法就有十六种之多：（1）表存在的场所：机の下に猫がいます；（2）表动作的时间：今朝7rに起きました；（3）表动作的到达点：自榆に荷物をdせる；（4）表变化的结果：辘解けて水になる；（5）表动作的目的：昼ごを食べに行く；（6）表动作的对象：IHにを欷堡耄唬7）表比例、分配的基准：Lに1回デパ`トへ行く； （8）表比较评价的基准：私の大学はkに近いです；（9）表原因：家屋がいLに倒れた；（10）表理由：お土bに衣をIった；（11）表并列、添加：いつも青い上着に赤いネクタイという格好をしている；（12）构成主语、表示对主语的敬意、或对主语有某项能力：私にはこの本がgだ；（13）表示被动句中施动者：子供が犬に咬まれた；（14）表使役对象：学生に本をiませる；（15）表对动作的强调（动词连用型+に+同一动词）：待ちに待った夏休みがやっと来た；（16）表语气缓和（用言+に+同一用言）：痛いには痛いが、我慢するしかない。
由此可见，日语助词的用法是丰富的、灵活的，日语语言思维跟汉语语言思维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翻译时切记不能忽略助词的意义，或只单纯记忆一种用途而忽略其他的意义用途，而凭汉语独立语思维去猜测、揣摩句子意思。助词是日语区别汉语的一个显著特征，所以助词的用法和意义的掌握是学习日语的重中之重。
2.3 暧昧语的困扰
日本人说话含蓄、委婉、t和，喜欢绕圈子；而中国人说话直爽，清晰表明态度。学过日语的人都知道， 日语表达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暧昧。暧昧的语言反映了日本人崇尚“和谐之美、不完全之美、朦胧暧昧余韵之美”。[3]日本人不论说话还是写文章，甚至在正式的场合、文件当中，都使用让人模糊、似是而非的暧昧表达。对以汉语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在翻译时很困扰，拿捏不了尺寸，很难翻译出日本人的内心情感。这种暧昧表达与历史、社会文化、人文情怀、审美观念等息息相关，日本人很重视这种暧昧表达方式，被认为是最美的最优秀的语言。日本人甚至在学术论文中也用「であろう等推量、不确定的表达口吻，虽备受国际争议，但日本人仍然坚持着这样的表达方式，足以显示暧昧语的魅力，可以说暧昧语是国民文化，根深蒂固，所以在翻译日语时，要特别重视这样的语言表达思维差异，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语言表达特征。
例：（1）あした、雨が降るかもしれません；（2）あの人は教授でしょう；（3）もう八时になったから、先生もまもなく来るだろう。
句子中“かもしれません、でしょう、だろう”是最典型的暧昧语，用推断的、不确定的语言表达方式来避免武断，有尊重他人之意，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日本人使用这种暧昧的表达方式是为了避免伤害他人。
3 民族文化对日语翻译的影响
语言不仅是符号，也是文化载体，受社会习俗、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与制约，语言和文化密不可分。中日文化交流中，由于文化差异，时常出现一些误解甚至冲突。不同的民族孕育不同的文化，中日两国就是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形成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日本是一个典型的海洋文化和岛国文化国家。很多词汇与海洋和鱼类相关。而中国属于大陆文化，很多词汇都有着大陆文化的印记。
如中国人用“挥金如土”这个成语来形容“人花钱慷慨或挥霍无度”，而日本人会说“をんでみたいな”，大致翻译出中文就是说“像喝水似的”。如脚掌或脚趾上角质层增生而形成的肉刺，中国人形象地称为“鸡眼”，这是因为大陆文化以农牧为主；而日本是海洋文化，接触鱼较多，故称之为「鱼目。[4]不同国度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等不同，所孕育的文化、语言也有差异，在翻译时，要注意中日文化差异，提高文化修养和综合素质，才能更好地从事翻译工作。
4 结语
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翻译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作为译者，不仅要掌握基本的语言知识、技能，还应深入了解语言文化的方方面面，克服文化障碍与差异，以达到两种语言更好的交流。
基金项目：右江民族医学院2016年度校级科研项目（一般项目yy2016sk01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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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虹.小议日汉翻译中的几个难点[J].文教资料，2011（3）：34-35.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2
她就是加代子，她相信“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逆转人生 由茶而来
加代子的家乡在日本大阪，一个美丽的岛屿城市。父亲比母亲整整大12岁，父亲是 “反政府分子”，因此进过监狱；母亲是学者，战争后回国艰难发展就业，由于政治原因变窘迫的家庭景况让加代子和两个哥哥都有很强烈的独立意识，加代子从小就想出国留学开始独立的生活，基于家里只有一个女儿，父亲实在是放心不下，只得作罢。
像大多数的日本女性一样，活到30多岁，加代子仍然“以夫为天”，丈夫有外遇，对她冷脸相向，也忍气吞生、粉饰太平。但是，终于有一天，父亲的一句话，改变了她的人生，他说：“尽管你已经不年轻了，但你仍有能力改变你的生活。”
时隔不久，一位妇人给加代子看相，当她看到加代子第一眼，就肯定地说：“你的根不在日本，在中国。”
也许是机缘巧合，离婚后的加代子在命运的推动下，只身来到北京，她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中文，她的想法很简单，只想找一家日本人少的学校。在北影，她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偶然的认识了赵薇。赵薇被这个执着的日本女子吸引，常常在生活上给予她照顾，并带她去茶馆喝茶。第一次喝茶，加代子就被满桌精巧的茶具吸引，她由最初对茶具的喜好，渐渐的迷恋上了茶道。蜕变在学习中国传统茶道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她逐渐恢复了平静自信，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属感。
占尽四大幸事的男人
他称她是“中日民间友好文化的使者，在有生之年搭起民间友谊的桥梁”，又戏谑她说：“间谍工作做到内部来了。”99年至今，他们已经波澜不惊地度过了7年婚姻。石先生是加代子的现任丈夫，至今，他保持着中国国籍，加代子也仍保留日本国籍，他们并不打算要个孩子，认为“这样的生活正正好”。
当问及中日的文化差异是否在生活中造成障碍时，他毫无困惑：“文化差异肯定是有的，但没有构成障碍。”初接触加代子的时候，石先生就已经在心里有所准备接受差异。
“中国的茶，法国的衣，美国的洋楼，日本的妻。”男人的四大幸事，除了住的不是美国的房子，几乎石先生都有了，“但是现在中国的房子也不比美国的差啊。”言下之意是说，男人的幸事都给他占了，对生活，真是没有可抱怨的了。
茶道 人道 人生道
茶道精神有四：“和、敬、清、寂、”其中， “敬”是加代子对中国最深的感触。生活上、工作上，互相尊敬，男女之间的尊敬，尊敬长辈，中国人的好客，这一切都对加代子有着很深的影响，包括在茶道里，也渗透着敬客的方式。
原来在东京的生活，工作于大公司，节奏快压力大，虽然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但感觉很空虚，尤其是婚姻的不幸福，更加重了加代子对生活的怀疑，接触中国的茶文化，学习茶道，她发现自己慢慢开始改变，她可以很静心地去读书，她爱上了茶道，并立志将中国文化传入日本。她还就此写了篇名为《日本有可能再次掀起中国茶热》的论文，加代子说，早在唐宋时期，日本就曾掀起中国茶热，那时中国茶只有日本的皇家和高级僧侣才有权享受，后来空海和尚从中国留学后带回茶种，日本这才逐渐茶源多起来，再后来才有的现在建立起的日本茶道文化。现在日本人对茶的了解仍停留在唐朝时传入的那些，并不了解中国的泡茶方法，也不了解现在中国有这么多品种的茶。
一半北京 一半东京的雅适生活
他们在东京的家，是一面朝山一面靠濑户内海的两层楼。为了方便母亲的起居，加代子和先生住楼上，母亲住楼下。楼下一条小石子路，上面浅浅的铺着“曲径通幽”的字样，这条路一直从家通往石先生亲手搭盖的“燕京茶室”。“燕京茶室”的摆设相当中国化，来的有加代子的学生，也有一些过客，在这休憩。曾有一位日本老板来到茶室，感慨地对加代子说，来这里静静地坐一天真是人生莫大的享受。”
东京的日子，加代子教授茶道，石先生则教学生中文。
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3
关键词： 近代以前 日本人 中国观 变迁
近代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一直处在中国文明的辐射之下，对中国及中国文化深怀“崇仰”之情。随着日本同化他们引进的事物并将其转化成自己与众不同的文明时，这种自卑感才渐渐地消失。诚如美国的日本学学者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1910-1991）所说：“在历史上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如一个钟摆，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间。”［1］P23纵观近代以前日本人中国观的变迁，16世纪中期以前，由于两国文化的巨大落差，日本人对中国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之情。但随着日本独特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日本人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对中国的崇仰之中又加入了疏离的成分。这也表明“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就建筑在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基础上。它以历史、文化为其出发点并最终回到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上”，［2］而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美好的“常夜国”
汉晋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是较模糊的，但却十分向往中国。“他们(指日本)把传来稻米的西边（指汉朝）看成是美好的乐园，把中国称为‘常夜国’”，［3］P183看得出古代日本人对中国充满敬畏。首先，古代的日本及日本人急切地想了解中国，渴望与中国交往。公元1世纪时，日本列岛出现了许多部落国家，为了与中国取得联系，北九州一个小国的国君就下令造大船，船造成之后取名“天鸟船”，这只船载着几个日本人来到了汉朝设在朝鲜的乐浪郡。由于当时的日本没有文字，关于这一次出使没有留下任何记载。这正是《汉书・地理志》记载的：“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4］P1658从这句简单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得知，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列国时代，而其中的一些国家向往中国、敬畏中国，尽管隔着茫茫大海，但仍然每年来中国朝贡，以得到中国的垂青。《后汉书》也有记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以印绶。”［5］P2821这一记载后得到证实。《三国志・魏书・倭人传》又有记载：“魏明帝景初二年（按：公元238年）六月，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首次派遣难升米、都市牛利等为使臣前来魏国‘求诣天子朝献’赠送男女奴隶十人，斑布二匹二丈。十年间，邪马台国先后四次遣使至魏，赠送倭锦、马矢等。”［6］P857这些记载实实在在体现了日本与中国交往的渴望。
其次，日本渴望吸收中国先进的文明。古代日本人渴望与中国交往并不仅仅为了到达中国，而是想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来满足自己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的日本曾长期醉心中国，将中国文化不遗余力输入日本”。［7］P26汉代时，古代日本还处于弥生时代（约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古代日本人目睹了中国统一的国家组织和繁华壮观的城市，“远比他们当时纺织品华贵得多的丝织品、象征权威而又工艺精湛的铜镜等，引起了他们学习中国的文化的巨大兴趣”。［8］P65他们对中国文化无限向往的心情表露无遗，他们“希望政治上要像中国那样统一的国家组织，经济上要过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9］P18日本与中国接触后，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五代倭王（赞、珍、济、兴、武）都向南朝的刘宋朝廷遣使求封”。［10］P8日本也不断地汲取着中国的优秀文明成果，诸如汉字、生产技术、典章制度等就是此时期中国观的产物。
二、繁盛的“唐国”
中国隋唐时期，日本人对繁荣昌盛的中国十分仰慕，他们认为“古代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7］P27此时的日本统治者们热切希望前往当时堪称东方文化渊源的中国，以便直接吸收中国优秀的文化，更多地汲取中国农业、手工业等生产技术。这样就促成了这一时期遣隋使和遣唐使的发生。日本朝野对此一直极为重视，每次遣使团均经过精心策划和组织，倾注国力派出庞大的官方使团出使中国，全面向中国学习，大规模地汲取中国先进文物制度和思想宗教等举措就是这种中国观的产物。
1.频繁遣使隋唐。隋朝38年间，日本政府有4次遣使到隋朝。第一次是公元600年，日本使者向隋炀帝介绍了他们国家的情况。第二次是公元607年，小野妹子为大使，携国书前来，正式提出建立邦交关系。第三次是公元608年，也是小野妹子为大使。第四次是614年，大使为犬上御田锹，副使为矢田部造。唐朝时，日本从公元630年正式向唐朝派出遣唐使，一直延续到公元894年。“现已查明这时期日本向中国派出遣唐使达19次之多，其中除去3次‘送唐客使’和1次‘迎入唐使’以及2次任命因故未成行外，正式来华的有13次”。［10］P17－18除了这19次遣唐使之外，在中国的文献中还有7次非官方的日本人唐朝之行。
2.汲取中国隋唐先进文化。日本推古朝（公元593至628年）圣德太子（推古女天皇的厩户王子，公元574-622年）仰慕中华文明，积极开展与中国的交往，其在摄政期间数次派人使隋就是这种强烈的求知欲望的具体实现。他还选派大量留学生来中国，研究和学习中国文物制度、文化典籍，如儒学、中国化佛教、文学艺术等，希望得到中国的文明教化，建立像隋那样的国家。“随着遣隋使留学生的回国，这种愿望更加强烈，已经达到无可遏止的程度”。［9］P61这主要是日本在获得统一之后，急需引进中国先进的国家制度，以便改革内政，抑制豪强氏族势力，建立像中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因此把中国当做自己的楷模，加以崇拜。日本对大唐帝国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崇仰尤为突出。这因为唐朝是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法制完备的封建大国，“成为屹立世界东方的亚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然成为周围国家无限向往的所在”。［8］P101这就促成了遣唐使的发生。在长达300多年的遣唐使活动中，涌现出了一批唐文化的优秀传播者。在此推动下日本决心建立以“大唐国为蓝本”的天皇制国家。
3.往来中国的日本留学生、学问僧等人员的增多。隋唐时，除正式外交使臣之外，还有留学生和学问僧频繁来到中国，他们以满腔热情向中国学习。日本来唐的留学生、学问僧，“根据中国学者胡锡年先生的推算，其总数估计在二百余人或三百人左右”。［11］P67其中留学生和学问僧中最著名的两个人就是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他们两个人的中国观可以说是当时的日本人中最具代表性的。吉备真备倾心于中国文化，学有所成后回国；阿倍仲麻吕则仰慕大唐文化，终身仕唐。
三、战乱的国度
宋元时期，中日之间的互相认识深度呈现出起伏，其中日本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日本对吸收的隋唐文化进行消化、创新，自以为已经汲取尽了中国的所有先进文明成果。这种心理催发了他们树立自我形象的意识。另一方面，唐朝衰落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割据时期，宋朝建立后，中国虽恢复了统一，但北方兴起的辽、西夏、后金与宋形成对抗，战乱不断；之后就是元朝的征战。日本对此采取非常保守的锁国主义的对外政策，中日之间的正式外交基本中断。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日本人对中国的态度与以前充满敬畏的态度有着明显不同。
1.此时的日本对中国采取了疏远的态度。五代时期的吴越国王为了继承和保持唐代与东海各国的贸易关系，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对日本也是如此。据说“公元936年，吴越商人蒋承勋受吴王的委托，带来送给天皇及左右大臣的信件和特产，以求同日本建立正式的往来关系。对此，日本退回了送给当时朱雀天皇的礼物，并由左大臣藤原中平回信给吴越王”。［8］P136但是，即使双方有书信往来，也没有采取正式国书的形式，书信的署名都由左大臣或右大臣来写。从书信的内容来看，如公元953年右大臣藤原师辅的回信中说道：“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锦绮珍货，奈国宪何。”可以看出这种应酬方式是迫不得已的，态度是冷淡的。［12］P119还可以看出“决定停止派出遣唐使的日本，不想与吴越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只通过吴越国的商人传递国书和信息，保持着半官方的联系”。［13］P137这意味着，日本政府担心在唐灭亡后五代十国格局的情况下，如果同吴越国建立友好关系，也许会被卷入中国的纷争，而使日本政局受到影响，于是对此采取了消极的外交方针。
2.日本自我意识增强，希望树立自己的国家形象。“随着生产的发展，日本列岛上有了统一的国家和一定程度的文明，也培养了民族的自尊感，不再以接受中国统治者的册封为满足了”。［14］P140的确，日本人的这种自我意识自隋时就开始出现。他们对隋唐视其为东夷小国产生的一种抗拒心理已经显现出来。公元607年日本国王遣使小野妹子来华，其所献的国书中就不再使用过去那样的“贡”、“献”等词，而是用了对等的称呼：“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说明日本一面向往中国文化，极愿汲取，而另一方面又始终尊重自己国家体面，对隋坚持对等态度”。［3］P187现在看来，日本国书的用语显露出了日本想与中国平起平坐的意识。
公元1078年，赴日贸易的宋商带去宋帝赐日本国大宰府令藤原经平的牒状和礼物。牒状和礼物送到京都后，顿时引起日本君臣的狐疑，被看作是当时的朝廷大事。因为在日本看来中国与日本早就没有了外交关系，现在为什么宋朝频频送来牒文和礼物？对此日本政府又讨论了五年，“最后决定一项原则，只回信不回赠礼物”。［12］P144元朝时，忽必烈曾几次修书日本，“以武力要挟日本效法高丽，以通和好”，［12］P75，P80但日本对此态度冷淡，并且不甘称臣，结果导致了元朝的3次征日。
四、巨大的他者――中国
16世纪中期起，日本人意识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相较之下，中国传统文明便显得不合时宜。但对于日本来说，中国依然还是巨大的国家，不过随着日本自己已形成的独特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影响，日本也在努力地强调自己及其文化的独立自主性，而不将中国他者化就不能顺利达到，因为“日本文化特别是成文书记文化来讲，中国及其汉字文化正可谓是一个作为前提条件的巨大存在。如果没有中国文化这个前提，日本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15］P7818世纪之后，受西方文明的输入和日本人对外认识发展，日本将中国排斥在外，而日本成了中华文化的代表，也就是说把中国他者化了。
1.日本重新看待中国及世界。随着接触到的西方及西方文明的增多，日本人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西方文明的登陆，使日本人对世界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迄今为止三分天下的天竺（印度）―大唐（中国）―日本观念当中，古代印度的地位被技艺精良的西洋人所取代。新的三分天下结构成为中国―西洋（泛指欧美）―日本的图式。”［16］P224这一变化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变化。通过后者不难看出，日本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在此之下，“日本强调其文化的固有性，试图将自己与中国文化区别开来，并确定日本文化的同一性”，［15］P80其中以18世纪中期的贺茂真渊和本居宣长的言论极具代表性。贺茂真渊认为大和文化优越于汉文化，本居宣长则对中国文化进行批判。这样中国对日本来说就成了异质性的他者。
2.构筑日本式的“华夷秩序”。古代日本自与中国交往以来一直处于“华夷秩序”之中，受惠于此。明朝时，足利义满虽然接受过中国册封的“日本国王”，但是从德川家康（1542-1616年）开始，幕府统治者就有意识地摆脱文化上从属于明朝的地位，构筑将朝鲜、琉球、荷兰、虾夷乃至中国置于从属地位的“小华夷秩序”。幕府把朝鲜、琉球确定为“通信之国”，把中国和荷兰定位“通商之国”，这样以日本为中心把邻国划分成了不同的层次。在同朝鲜进行交往时自称“日本国大君”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新称呼具有德川家康在以自我为中心设定国际秩序的过程中，把自己作为日本国统治权与外交权的总揽者而定义的含义”。［17］P162此后日本在对外事务活动中，要求各国使节实施“服属礼仪”，按照日本的礼节进行朝拜，通过这些来增强社会各阶级的国家意识和“华夷观念”。至江户时代后期，日本的国粹主义有所膨胀，其特点是“讴歌作为‘神国’的日本，认为日本理应统治世界，这种日本至上、天皇至尊的观念，既是对西方列强东侵的一种反应，也是对日本‘文化母国’――中国的一种抗拒式回应”。［18］P608
综上所述，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但就总体而言，近代以前日本人的中国观仍是以尊敬崇拜为主流，对中国文化存在着较为强烈的认同感，并且体现了对中国的实用主义态度，这就造成了古代历史上日本人的中国观比较容易走向极端，难以保持持平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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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文化交流论文范文4
关键词：起源;种类;纹样
众所周知，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民族服装，在日语中，叫做“着物”。明治维新后，日本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为了体现日本的民族特性，而且日本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属于“大和”民族，一方面可以与西洋的“洋服”相区分，另一方面又可以作为日本的服饰方面的代名词。“和服”一词由此诞生。和服除了保暖功能，护体功能之外，还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对于和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左右，据我国的史书《魏志倭人传》记载：“用布一幅，中穿一洞，头贯其中，毋须量体裁衣。”这应该是就是和服的原型了。4世纪以后的人物服饰形象与朝鲜的乐浪和通沟出土的壁画中的形象相似，由此可以推测当时日本服饰是经过朝鲜半岛传入的胡服系的服饰。之后中国唐代服饰对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天皇下令，全国上下开始穿类似于隋唐式样的服饰。和服是在平安时代形成特色并逐渐趋于成熟的。到了室町时代，一种带有隋唐服饰特点的日本独特的民族服装，即和服完成了演变并最终定型，在之后600余年中几乎再没有较大的变动。
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都穿和服，但在明治维新之后，上层社会中的男士开始流行穿西服，也就是俗称的“洋服”。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时，由于当时的妇女仍穿和服，故因行动不便而遭遇不幸或身留残伤。此后，日本妇女才逐渐改穿套裙或其它服装。不过和服在今天仍是日本人的最爱，无论是在节日庆典、毕业典礼、婚礼、葬礼或是在庆祝儿童的“七五三”等重大场合之上，随处可见身着传统和服的人们。
和服的种类很多，不仅有男女和服之分，未婚，已婚之分，而且有便服和礼服之分。男式和服款式少，色彩较单调，多深色，腰带细，穿戴也方便。女性和服款式多样，色彩艳丽，腰带宽，不同的和服腰带的结法也不同，还要配不同的发型。已婚妇女多穿“留袖”和服，未婚小姐多穿“振袖”和服。留袖和服分为黑留袖和色留袖，黑留袖是已婚妇女在庆典中的正式礼服，基本为黑色，上印五纹，下摆的纹样华丽，格调高雅，题材多寓意吉祥。除黑色以外的有色留袖都称色留袖，用于披露宴和各种聚会。其下摆装饰纹样、衣服上的五纹，比翼缝合等都和黑留袖相同，带子，拎包等附属品必须在色彩、纹样方面与服装配套。振袖就是长袖，振袖的袖子长度可长到脚踝，是一种较有情调的和服式样。是未婚妇女在成人式，毕业典礼，结婚仪式等重要场合穿的正式礼服，其中黑色的被认为是最高贵的，鞋、拎包等都要求尽可能的靓丽青春一些。访问服，付下，与色无地也是和服中常见的样式。访问服也称简式礼服，一般在茶话会，聚会，访问上司的时候穿着。其纹样的面积较大，从胸前开始到后肩、两袖下摆，而且要求衣服接缝处的纹样不能间断，纹样题材无特别规定，但要高雅不落俗套。付下是一种与访问服风格接近，但应用范畴更加广泛的简式礼服，付下纹样是件料纹样，纹样依前后身、大襟和袖的不同位置进行安排。巧妙的运用布局和形，色的分配，使款式和纹样能完美的结合。色无地是除黑色以外的单色和服，可用于喜庆和丧葬。红色或艳丽色彩宜远离不吉利的事。丧事中穿的要求是黑色的，和服带也要用黑色。
对于和服的纹样更是近年来日本服饰研究的热点之一。日本的传统民族服饰上的纹样。源自于日本民族对于山水风土的眷恋及对人本精神与情境的感受，并随着时代的风俗背景蕴育而生。和服纹样极具装饰性，色彩缤纷，造型丰富，一件和服展开来后就像块画布，上面形象构图完整，花卉、人物、风景、动物栩栩如生。故和服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赏花幕”。
由于日本民族生活在富有四季特色的自然风土环境中，自古以来接触、观察自然界的变化，慢慢把自然融入生活，形成了日本民族形同身受的自然观。因而，日本人很早以来就在文学、绘画、工艺、染织方面取材于自然风光，从不同的季节变化里吸取营养来表现自然的美和纤巧。其中季节感浓厚的植物被运用得最多。春季多以樱花和梅作为设计的主题;夏季则以清凉色系为主，采用菖蒲、水草加以嬉戏的鱼儿和浪花;秋天采用、秋草等;冬天雪景和盎然挺立的松柏及其意象被较多地运用。
日本和服纹样中有一类特殊的纹样，它不是直接采取现实中的景物作为纹样的素材，而是借用文学作品中描述的情节、场景、意象，通过提炼、萃取想象出的一种典型的象征图形。同时将文学作品中的诗词置换成服饰色彩。这就是所谓的“文艺纹样”。比如依据《源氏物语》中某些章节设计的近江八景纹样，是由落雁、暮雪、晚钟、夜雨、夕照、晴岚、归帆、秋月这些故事中的场景凝练成的视觉符号，借纹样以寄托人的忧郁和寂寞之情。
同时，日本广泛引用中国元素。比如鸳鸯纹样，雌雄相伴，中国自古以来就把它作为夫妻和睦的象征。唐代的宝相花装饰纹样就是由牡丹或莲花为母体，借鉴众花形加工成的一种纹样。其纹样，吸取众花的特点，简练凝化。宝相花在日本盛行于天平时代，正仓院所藏螺钿紫檀五弦琵琶的背面为宝相花纹样。唐时流行的连珠纹也在日本大受欢迎。连珠纹是由许多小圆形连接在一起再组成一个大圆形图案。图案以动物形纹为中心，鸟、孔雀、龙纹等动物纹样运用得较多。比如法隆寺所收藏的四骑狮子狩猎锦，就是以联珠花纹为主题图案构建的。
宽平6年（894年），日本终止了遣唐使的派遣。尽管奈良时代日本服饰仍然保留浓厚的唐风色彩，但在此后的岁月中，服饰纹样逐渐迈向日本化。平安后期至镰仓时代，日本通过吸收和消化中国纹样，形成了有鲜明特色的日本服饰纹样。室町中期以后，日本纹样出现了荷、罂粟、百合等以单独一种植物形态而形成的纹样。这些纹样开始广泛应用于能装束、小袖等装饰上。出现了诸如红白段花篮这样用完整的大朵纹样装饰的能装束。室町时代，海外民间贸易兴起，日本从中国进口大量金斓、缎子、纱绫、白绢等生丝和制品。此举促进了日本纺织业的发展，同时也使得纹样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西阵人模仿中国的蜀锦，生产出“唐织”。作为能装束的唐织，主要用于女演员的外衣上。其纹样多以中世以后的传统纹样和中国输入的纹样为主，用金银线绣出青海波、菱垣、七宝等，串联起来作为背景纹样，再通过四季花草等平安以后的日式纹样加以表现。桃山时代的和服纹样，一方面处于打破传统的重建时期，另一方面又在诠释古典，使得内在的传统注入新生命。此时的和服纹样恰到好处地对古典纹样进行吸收和创新，打破传统思维的局限，使和服纹样有了新的发展。比如花筏纹样，巧妙地把樱花纹、旋涡纹和竹筏纹组合起来，给人一种强烈的时光流逝的感觉。奈良晒、美浓绢、下野绢、八丈绢等织物盛行，极大地丰富了和服的类型、色彩与样式。到了江户时代，友禅染的发明，更加丰富了和服纹样的种类。由于其制作工艺达到了一个质的飞跃，使得相应的纹样不再受到和服材料的制约，推动了市民衣着色彩的多样化。
结语
纵观和服的起源，发展历程，种类以及纹样的历史延续，可以发现自然环境，穿着舒适与美观，文化的传承与交流均对和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总而言之，和服既是外来先进文化影响的产物，也是传统民族文化的杰作。（作者单位：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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