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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音乐文化论文范文1
音乐电视（MTV）是由视觉的具象符号与音乐的抽象符号构成的艺术形式。文章讲述了中国音乐电视做为1种大众文化在讲究“快节奏”、“快餐文化”的现代化社会中的审美导向趋势。文中内容包括对中国音乐电视的进程、音乐电视的审美特质，以及中国音乐电视审美导向的问题，也包括了制作优秀的音乐电视的具体操作要求，分别从视觉和音乐两种不同的角度唤起了人们的审美感受，唤起了由于不同的生活经验所带来的艺术想象的意境。此篇文章探讨了中国音乐电视以何为美，如何在顾全大众“口味”的基础上提高文化艺术品位，不仅要具有娱乐性、商业性，还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回归音乐本位。
关键词：音乐电视（MTV）；审美特质；审美导向
ABSTRACT
大众音乐文化论文范文2
民族音乐学自学科创立以来，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勇于探索之中，这使得民族音乐学在其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时期都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有了新的理论，旧的理论将会被代替，在社会科学中，旧有的理论依然会映射某些现存的现象，正如美国民族音乐学，“从博阿兹到胡德，到梅里亚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即人类学―音乐学―人类学。”回到过去，或者说借鉴过去不代表事物发展的衰落，相反，恰恰说明事物发展的规律轨迹――螺旋式上升。因此，了解、研究历史的进程将会对现实的存在有指导意义；同时，比较阶段性的差异也是探索学科发展规律性的有效途径之一。
民族音乐学在其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轨迹中时时闪现着时代的光辉。内特尔（Bruno Nettl，1930―）在其论著《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Theory and Method in Ethnomusicology，1964）中将民族音乐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研究对象总结为：无文字社会的音乐；亚洲及非洲北部高文化中的种种音乐；民俗（间）音乐。后来，内特尔在《民族音乐学新方向》（New Direction of Ethnomusicology，1992）中将民族音乐学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20年间的“最新”方向总结为：民族音乐学的新定义：对世界音乐的比较研究、要求用研究非西方体系的方法来研究西方音乐；民族音乐学的兴趣集中在流行、城市、少数族裔等音乐以及异地居民别的群体（如妇女的音乐）；与以往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最大不同在于对过程的研究；历时观已经主宰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研究西方影响；研究大众媒体；研究城市――城市民族音乐学的兴起；研究文化残余――（地理分布方面的）边缘残余；新的人类学方法：民族志的方法（田野工作）、统计学的关联、符号学，另外还有思想的方法、重新研究的方法；新的学术倾向：抛弃教条。
跨入21世纪，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又有什么新动向呢？美国前任全美民族音乐学会主席、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音乐学系名誉主席、艺术与人文学术研究院副院长蒂莫西・莱斯（Timothy Rice）教授2006秋季的“中国之行”①的讲座给了我们一个满意的回答。
莱斯把最近二十年的民族音乐学新趋向分为9类：
1.对全球化、跨国主义、海外移民、旅游的以及认知现象的兴趣和高涨。对于这一新倾向，莱斯列举了最近已出版的代表性书目：
音乐、货币与全球想象：南非与西方（Erlmann，Veit.1999）；
笼子的歌，自由的歌：音乐与越南难民的体验（Reyes，Adelaide.1999）；
津巴布韦的国家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与流行音乐(Turino,Thomas,2000)；
抨击过去：安第斯山脉的音乐、记忆与认同(Romero，Raul R.2001)；
班达（Banda）：跨越边界的墨西哥人的音乐生活(Simonett,Helena.2001)；
伊尔玛达尔（Ilmatar）的灵感：芬兰民间音乐的国家主义、全球化与变化的音乐景观(Ramnarine，Tina，2003)；
与歌：南美日本人的音乐、记忆与认同(Olsen，Dale A.2004)；
在波兰塔特拉斯山（Tatras）创造音乐：旅行者、民族音乐志学者与山区音乐家(Cooley Timothy J.2005)。
2.第一部世界音乐百科辞典的出版。
《加兰（Garland）世界音乐百科全书》是最新出版的首部由民族音乐学家撰写的英文百科全书（莱斯本人也是这部百科全书的作者之一），于1998年至2002年间出版。全书共有10卷，包括了世界的9个主要地区，另外还有一个增补卷。这是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3.世界音乐课程教材的出版。
最近出版了很多有关世界音乐大学水平的教科书。出版商一直要求要民族音乐学家写关于概论式的给大学本科用的有关世界音乐的教程（莱斯就写了这样一本关于保加利亚音乐的小教科书），这种出版上的需要、热情是民族音乐学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表现，也说明了大学音乐系从过去只教欧洲艺术音乐到现在注重民族音乐学的转变。
4.新版权法的需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颁布版权法、民间音乐的录音在各国以及全球市场中存在着越来越多的商业利润，这使得民族音乐学家们关心关于知识产权和文化版权的问题成为必然。版权法的实施，意味着现在在没有经得有关表演者的同意录制、翻译或者散布表演者的录音都是不合法的，也暗示现在的民族音乐学家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出版他们田野工作的录音了。像莱斯他们这一代的民族音乐学家，他们的田野录音主要是为了学术研究，不会想到这些录音还会有什么商业价值，因此不会刻意去取得什么许可。但是，现在他们的田野资料在被许多人运用到一些商业项目中，诸如录制CD、拍摄电影、印制教科书等。这就使得很多谨慎的协商成为必需。新一代民族音乐学的学生在这一方面必须要训练有素。
5.对大众传播（mass-mediated）流行音乐之研究的重视。
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研究大众传播的流行音乐，研究这种大众传播音乐，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潮流，新的情况是学生几乎只对这种情况感兴趣。莱斯举例说，在最近一个田野工作方法课上，学生对基本的录音等技巧没有兴趣。他们说，他们要研究的那些音乐已经录好了，他们在做田野工作时不必再录了。这对老一代民族音乐学家来说是一个很惊人的变化。
在有关“大众传播流行音乐”的著作中至今还有一个没深入研究的课题是有关技术本身的问题，如技术是如何操作来产生它的文化和社会的影响的？
在近15年中只有很少的关于这方面的专著：
磁带文化：北印第安的流行音乐与技术(Manuel，Peter.1993)；
南非的声音：在南非的一个工作室创作祖鲁（Zulu）音乐(Meintjes，Louise.2003)。
6.有关暴力、战争与流行疾病的音乐研究。
这是一个很新的主题，涉及到音乐与暴力、战争以及流行疾病的关系。现在，我们赖以生存与创造音乐的世界似乎变成一个越来越暴力化、越来越难以容身的地方。以前的民族音乐学重视研究那些静止的、和平的社会、社区中的音乐，这种“稳定”创造了我们所谓的传统的音乐生活。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忽略了那些不太安静的、有麻烦的地方，忽略了这些地方的音乐的命运。现在这个空白逐渐被一些博士论文开始填补。最近至少有两篇博士论文涉及到音乐对非洲艾滋病流行之回应的一个课题。明年会有两本论文集涉及到我们所称的“一个真实的世界”，其中一本将在音乐上反映2001年“9・11”纽约世贸大厦被袭击的情况。第二本叫“冲突中的音乐”。
尽管这些工作都是一个开端，但它将会在以后的几年里变得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样的研究对我们的领域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7.关于“爱好群体”（affinity group）音乐的研究。
“爱好群体”，最初由民族音乐学家Mark Slobin提出，是指围绕一种特别的音乐爱好而形成的一个社会群体，比如说对日本音乐的特别爱好。这样的群体不因种族、民族而联系、联结在一起。在这个特别爱好的群体中，他们创造了小范围的村落式的社会。在这个多元的、复杂的、都市的社会里，我们今天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爱好群体”中。
有些人认为这样的一些群体为治愈我们在大范围的社会中所产生的孤立感提供了一剂良药。
有一本研究南斯拉夫人移民到美国的情况的书涉及到这个主题：巴尔干的魅力：在美国创造一种另类的音乐文化。（Lausevic， Mirjana.2006）。作者惊讶地发现在美国有很多人竟然喜欢他家乡的音乐以及巴尔干等其它国家的音乐！这些人跟巴尔干没有民族的关系，但他们却去设法找到这种音乐，去学习表演它，并且爱上它。
在未来的15年中，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关于这种爱好群体以及他们运用音乐在这个彼此疏远的现代世界中来制造一个小规模的社区感的研究。
8.关于中产阶级、日常音乐的研究。
对没有特别名称的音乐现在越来越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莱斯把这种音乐叫做“中产阶级音乐（middle-class music）”或“郊区音乐(suburban music)”，或者称之为“非常普通的、每天熟悉的、每个人都没有兴趣参与的音乐”。
过去民族音乐学家经常研究那些“文化之都”（cultural capital）类型的音乐，这是被认为有价值、有兴趣的音乐。民族音乐学家选择这些音乐来研究是因为这是古老的、有深厚传统的音乐，或者因为它跟贵族阶层有关系，由此认为是艺术价值；或者因为它有异国风情，所以很有兴趣、有意思；或者因为这音乐很流行，是大众的价值表现……由此，我们忽略了每天都听到的音乐。
现在这种音乐也走进了研究者的视野，比如国歌，它的研究是为能告诉我们当前的政治进程。莱斯列举了他的一个学生研究俄国国歌的论文：俄罗斯的国歌与国家认同的协商（Daughtry,J.Martin.2003.《民族音乐学》47（1）：42―67）。
对于这类音乐的更多研究：
四声部，不用等待：美国理发店和声的社会历史（Averill,Gage.2003），是一个关于理发店四重唱的研究。这是一个由美国中产阶级男士创作的集体性音乐的典型例子，他们把演奏当成一种爱好，他们不在乎他们的音乐是否是流行的、有深厚传统的、民族的、少数民族的、异国情调的或有艺术价值的。
在2005年英国举行的由国际传统音乐协会主办的“世界大会”上，关于业余铜管乐队以及风笛乐队的类似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奇妙的噪音：巴西东南的魔幻之旅（Reliy,Suzel.2002）――研究居住在巴西圣保罗郊区的工人，他们演唱圣歌行进时的音乐。
关于犹太中产阶级以及关于基督教等宗教音乐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有个研究生的硕士论文是关于香港的手机铃声的研究。
所有这些研究都是新开辟的领域，他们履行了很多年以前内特尔的一个承诺――民族音乐学家要研究社会当中所有的音乐。相对于这些研究，莱斯又补充了一条：还应包括那些最普通的、最熟悉的、最乏味的音乐。
9.关于因特网上的音乐生活的研究。
因特网是很多人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作为研究人们音乐行为的一个场所，应该对其产生兴趣，这是毫无质疑的，但目前还没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1995年，有一个学生莱斯认为是第一个发表了互联网上音乐生活的扩展田野工作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叫《“虚拟音乐共同体”：作为文化体系的民间音乐互联网讨论群体》。2005年，另外一个学生在一次会议上宣读他的论文《虚拟的田野工作》，他的很多项目包括俄国音乐的采访都是通过因特网制作、实现的。莱斯预言，在因特网上的研究将会变成一种时尚、潮流。
由此看来，从70年代内特尔的《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90年代的《民族音乐学新方向》，再到21世纪蒂莫西・莱斯的“21世纪民族音乐学的新趋势”，西方民族音乐学的视野从最初的关注音乐种类飞跃到对研究方法的重视，直至现在对特殊视角的探索，形成了当今西方民族音乐学以“差异”为基础的理论框架。“差异”是指诸如一群人在性别、年龄、种族、阶层等方面存在着有形、无形的劣势，即一些重大的差异的方面。这些方面显然超越了民族的界限。这些个体与亚群体的特性被看作是由矛盾、差异和对立造成的，由此，共识的研究几乎完全消失，个体和亚群体现象变得更重要了。这使得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视野“超越了所谓的‘其他’民族，而转向了差异所造成的女性、儿童、移民、社会下层等亚群体音乐文化”。
参考文献
1.汤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历史的轨迹》[J]，《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2期第44-62页。
2.汤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近十年研究倾向――系统分类与定量分析》[C]，《世界音乐文丛》1992年1期，人民音乐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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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音乐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音乐艺术网络传播创作观念
一
音乐的传播既是音乐得以产生和生存的原动力，也是推动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国际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音乐的网络传播已成为当下音乐艺术传播的全新手段。与传统媒介相比，网络传播具有海量信息和高速传播、综合性传播手段、整合传播模式、多元化传播者以及跨国传播等重要特征，并已渗透到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形成了新的传播模式和文化理念。作为网络传播子系统的音乐网络传播，在传播实践中除了传播音乐作品外，还传播音乐的创作、演奏、制作技术，传播各种音乐新闻、音乐学术论文、音乐思想,以及提供各类音乐软件的共享等。这种音乐的传播方式，把每一个人所面对的计算机世界，变成了一个音乐的虚拟大社区。
音乐的网络传播，既具有上述传播共性，也具有自身的个性和特点，即：“即时性、反复性、时差性、主动性、交流性、自由性”（曾遂今语）。此外，我们认为，基于网络传播的强大效应，以及复制技术的广泛运用，导致“文化的生产被驱回到一种精神空间之内，但这种空间不再是旧的单个主体的空间，而是某种被降低了的集体的‘客观精神’的空间”（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又如阿多诺所批判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艺术的审美深度、个性价值、历史感等“经典”标准逐渐“削平”，大众娱乐功能和商品消费功能得到大大加强。再者，由于传播技术、使用环境、欣赏心理等因素的存在，使得音乐网络传播只能以在线获取(pull)为主，而非在线欣赏(take)，如曾遂今所讲的只不过是“音乐复制的自来水效应”罢了。由此必然带给人们音乐审美观、价值观的变化，并最终使得整个音乐艺术范式发生革命性的变革，给当代和未来人类的音乐生活带来深远的影响。
二
如上文所述，音乐的网络传播将给音乐艺术的创作、表演、接受等带来深刻的变化，促进当代音乐艺术的发展和范式转换。对音乐艺术创作观念而言，其影响和变化具体表现为：
首先，创作观念的丰富性、前瞻性。网络传播的海量信息和高速传播，资料、信息获取的广泛性和即时性，导致了音乐创作观念的丰富和前瞻性。互联网络为人们构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虚拟现实”世界和信息宝库，使得艺术创作可以坐享科技进步带来的各种便利，迅速获得当今世界不同风格、各种类型的艺术信息和音乐作品。可以说，当今艺术创作者的视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开阔和广博。反过来，一部音乐艺术作品只要问世，就有可能随着网络和其他数字多媒体传遍世界的任一角落，艺术创作者可以很快听到、看到受众的评价，与他们展开双向的交流和艺术观念的碰撞。与不同地域、不同专业、不同目的的人们的交流和互动，将极大促进创作观念的丰富性和前瞻性。但不容忽视的是，这种交流带来的艺术创作的观念和创作意识的趋同，对艺术创作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
其次，创作观念的个性化、技术化。网络是一个自由空间，网络的创作和传播具有极大的自由度，每一个创作者都可以尽情释放自己的艺术激情，随心所欲地进行艺术语言的探索和创造并直接进行自由的传播。过去传播中的人为导向、人为干扰基本消失了，创作者也不必考虑为了博得某些组织、评委的肯定和爱好，其个性化创作思想、创作观念得到极大解放，将会创作产生大量不同特色、独具一格的网络原创音乐作品。另外，在音乐网络传播中，技术对音乐创作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许多以前难以实现的个性化艺术构思和设想，通过网络及数字多媒体技术与电子音乐制作技术的协同配合，现在已经可以做得干净利落、无懈可击了。如利用计算机动画制作、音乐制作、音频处理的技术优势，创作出现了大量的flash音乐文件，把音乐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同时，技术的进步和使用也加深了人们对技术的依赖性。
再次，创作观念的生活化、娱乐化。作为大众传播的强势媒介，网络传播在引导大众的艺术接受、消费过程中，促进了艺术与大众之间的相互亲近，艺术不再是少部分人的精神领地，而成为当代大众可以共享的日常生活对象。这种艺术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广泛对话，直接促使音乐创作走向生活化、娱乐化。比如《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特务小强》《芙蓉姐姐》《老鼠爱大米》《两只蝴蝶》等网络歌曲，多数作品以通俗易唱的生活化曲调和趣味幽默、娱乐搞笑的歌词为主（歌曲常被称为“口水歌”；歌词如“翠花，上酸菜”以及“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等），表达的是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自娱自乐，展现的是艺术的消费功能和大众娱乐功能。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从心灵审美到感官消费，音乐艺术的创作观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最后，创作观念以大众（受众）为本。“当代艺术不仅仅要求观众证明自己，而是要激发观众，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观众的支持”，“今天的作品并不需要成为绝对权威或受人顶礼膜拜，它们把观众作为朋友”（杜夫海纳《当代艺术科学主潮》）。在网络传播和网络艺术中也是如此。雪村、香香、庞龙、杨臣刚等歌手及其演唱的歌曲一夜走红，无不是网络大众的点击和支持所赐。同时，网络传播非常强调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参与性，强调沟通。这种传播过程的交互性和大众评价的巨大威力，使得创作者（艺术家）为了赢得更多的支持率（点击率），将会尽可能地从大众的层面出发，以大众的审美标准为本，创作更多适合大众艺术情趣的作品，即所谓的“民间性情之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大众（受众）为本的创作观念，与接受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相一致，延续了文艺理论从“作家创作——作品文本——读者接受”的历史演进，也进一步提升了网络传播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结语
笔者认为，网络传播为音乐创作观念带来的变化具有普遍的意义。这种从经典到通俗、从审美到娱乐、从精英到大众的变化，已逐渐成为当代音乐艺术的基本范式。为此，我们有必要在理论上重新审视，在实践上作出更为有效的探索。
参考文献：
大众音乐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 大众性 传承性 民族性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孕育了八千年的音乐文明，在的历史长河中，流淌着无数优秀的璀灿文化，其中民间歌曲就是一颗闪亮的明珠，闪耀着与众不同的光芒。民间歌曲表达一种无以言表的深刻情感，那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感情，只有民歌才能诠释的淋漓尽致。在民间歌曲的众多组成部分当中，号子、山歌、小调是最基础、最典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以俭朴生动的艺术形式，丰富淳朴的表现内容，活跃在人民的生产，生活当中。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许多人在使用“民间歌曲”与“民族歌曲”，某种民族歌曲和某些地区的民间歌曲等名词时，经常会出现含糊不清或混淆的现象，像“维族歌曲”与“新疆歌曲”，“信天游”与”山歌”，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都是同一个意思，但是如果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叫法是不专业和不正确的。那么，什么是民间歌曲，它又和民族歌曲有什么区别呢？
一、中国民间歌曲的起源
民间歌曲是一切音乐艺术的基础，因为民间歌曲源自中国原始乐舞，原始乐舞是最古老的歌、舞、乐三者结合的形式，民间歌曲含有原始乐舞的遗留成份。原始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原是人们在生产劳动中通过模拟动作来进行狩猎，游牧，战争以及爱情，逐渐形成了原始乐舞的雏形。
民间歌曲伴随着人类劳动而来，自古就有“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之说，这便是反映原始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的歌舞。民间歌曲从原始艺术萌芽发展而来，是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生活的反映。自古历代皇帝与王公贵族们经常通过采风把民间歌曲加工改编为宫廷歌曲，使得民间歌曲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愈发的完美和成熟起来，《诗经》、《楚辞》无一不是民间歌曲的总集。各种民间音乐艺术多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民歌，包括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乃至其他艺术门类等，无不从民间歌曲中汲取营养和素材。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民间歌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接触，像：敬酒歌，哭嫁歌，洗衣歌，打硪歌和采茶歌┈┈等等，它们那淳朴的表现风格，热情生动的表现形式，吸引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是当之无愧的音乐艺术之基础 。
二、民间歌曲的概念
周青青老师对民间歌曲的释意是：“民间歌曲简称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中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歌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统民歌以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方式生存于民间，并在流传过程中持续不断地经受着人民群众集体的筛选、改造、加工和提炼。因此，流传至今的民歌集结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民群众集体的智慧和情感体验，日臻完美，成为人民群众思想情感表达的结晶。”音乐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以及对民歌感兴趣的人在不同的书籍、著作、论文当中，在不同的侧面，不同的深度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更大的拓宽了人们了解民间歌曲的途径，也使得民间歌曲方面的理论知识更加丰富。
我认为民间歌曲，就是源自民间的歌曲。它是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是诸多歌曲艺术形式的来源，在人们的日常生产，劳作过程中诞生，由劳动人民直接创造，具有鲜明的人文风俗和浓厚的地方特色，反映了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状况，并随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注入新的成份的歌曲形式，表达着人们最真实、最淳朴的情感，并有着独特的歌曲风格和地方特色。它是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来源，并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口头传承的一种传统歌曲形式，是一种既古老又年轻，同时又情贯古今的艺术，是歌曲中的一颗“活化石”。
三、民间歌曲的特性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民间歌曲也随着社会在不断发展、前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性：
1、继承性。民间歌曲保存着历代生活的形象特征，积淀着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文化因素。它和人们的传统观念，民俗活动紧密结合，世代相传，不断发展。
2、大众性。它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的成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3、自娱性。它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娱自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来自人们心中最真挚的情感流露。
4、即兴性。它歌唱方式规范性不强，歌曲唱腔因人而异，随情而发。
5、适应性。它是以历史时代为背景，适应着潮流与发展，有着与时俱进的特点。
6、地域民族性。它受地域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特点和地域文化色彩。
7、口头性。它是劳动人民自发的口头创作、口头流传且口耳相传的歌曲。
8、变异性。民间歌曲的曲调和歌词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被不断的加工而有所变化。
四、中国民族歌曲的概念与特性
民族歌曲作为反映民族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讲，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的代表性歌曲，这种在自己民族当中流传和发展的歌曲，就是民族歌曲。从狭义上讲，一个民族特有的或专有的歌曲形式，就是民族歌曲。民族歌曲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人文秉性和民族特质。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族地理、气候、环境、习俗都各不相同，每个民族受这些因素影响，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歌曲风格，比如：蒙古族的歌曲。从音乐节奏特点上看，长调或短调是区别蒙族民歌的特点。这是因为蒙古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长期的马背生活，养成了他们歌唱的习惯。辽阔的草原，一望无际的苍穹，则形成了蒙族民歌节奏自由、曲调有偿、深沉委婉的特点。蒙族人民诚实、淳朴、粗犷、豪放的性格特征，决定了蒙古族民间歌曲“粗犷、沉稳”的风格。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才构成了蒙古民族歌曲特有的语汇，同样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才使得民族歌曲形成了具有个性化、人文化、民族化的艺术表现风格，而这样的风格特点成为民族歌曲的点睛之笔、灵魂所在。
五、中国民间歌曲与中国民族歌曲的关系
大众音乐文化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本文采取文献研究、文本分析及对作曲家深度访谈的方式，透过个案研究，了解台湾电影工业和电影音乐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作曲家的创作模式和创作理念，探究台湾的电影音乐在政治、经济、商业的影响下，目前的处境以及电影音乐内容的变化。
一、文化工业与台湾电影音乐的关联
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1963)中解释了使用文化工业的动机，他认为文化工业把古老的东西与熟悉的东西熔铸成一种新质(anewquality)，因此刻意为大众消费生产出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消费性质的产品，或多或少是按照计划炮制出来的，并且用心地自上而下(froma-hove)整合它的消费者，把数千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聚合在一块，结果双方都深受其害。阿多诺把文化工业归纳为以下四种。(1)商品化。随着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潮流席卷全世界，文化产品变为一种商品出现在人们面前。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的产品不是艺术品。文化完全商品化的结果，是造成消费者人格的片面化，把娱乐消遣化作为主要价值，造成了精神快餐式的消费模式。(2)技术化。文化工业的出现是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产物，没有现代科技手段，不可能大规模地复制和传播文化产品，因此，技术化的结果会支配社会生活的一切。(3)标准化。文化生产和文化产品的标准化趋于一致，而这种标准化会扼杀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的能力。(4)强迫化。当文化产品在对时空获得更强的占有性时，对接受者产生了更大的强迫性，由于现代大众文化的典型法是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者所提供的东西。尤其阿多诺认为标准化和伪个性化是流行音乐的基本特征，因为流行音乐的全部结构都是标准化的，甚至连防止标准化的尝试本身也是标准化(standardization)，标准化和伪个性化是密切相关的:音乐标准化的必然关联物是“伪个性化”(pseud。一individ-ualization),所以标准化与伪个性化就成为流行音乐的主要特点，
三、西方模式在台湾电影音乐工业中的融合与运用
在台湾的电影音乐工业中，当音乐成为商品之后，所带来的冲击效应是一般观众无法察觉的，不只是观众陷人其中，就连站在第一线的音乐创作者也会掉人其陷阱里，例如:史撷咏的电影音乐表现手法是学习好莱坞的模式，他喜欢用大型的交响乐团，现场演奏录制，才能表达出他想要的情感。另外《魔法阿妈》的电影音乐风格，他认为是“好莱坞风格”加上“宫崎峻风格”;翁清溪则认为他很欣赏约翰·威廉姆斯(JohnWilliams)的作品，因此他的表现手法亦受约翰·威廉姆斯的影响。因为作曲家利用西方的电影音乐工业模式，把成功的案例来套用到台湾的电影音乐工业中，不只在音乐创作上，在唱片公司和电影制作公司的结合上，融合、再运用西方的电影音乐工业模式，或许是比较安全且被大众接受的方法。然而台湾的电影音乐工业所面临的瓶颈，在上述的例子中可以看出，虽然他们套用了西方的电影音乐工业模式，不过这对台湾电影音乐市场似乎并不起太大的作用。如果说“商品化”和“标准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一种趋势，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创作和营销手法的话，台湾的电影音乐则需要思考到底应该变成怎样的商品，才能在文化工业中保留其独特性，创造自己的电影音乐风格，甚至成为别人模仿的对象。再者，台湾电影音乐的后期制作大多前往美国或中国内地进行录制工作或者请中国内地的交响乐团来演奏，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台湾当地的制作水平。因此，台湾的电影音乐工业应争取更多电影资源和资金用于培育电影音乐创作人才以及扩充录音设备、录音场地上。
四、台湾电影音乐和政治、社会发展紧密结合
政治上，政府政策的施行，早期则以正统歌曲融人电影之中，其作用除了政令倡导外，也扮演着安定人心、抚慰心灵的角色，建立族群的认同感，尤其是“口语音乐”(电影主题曲)，因为“音乐”是在表现一个社会文化的事实，歌词是大众社会的表现，也是一个地区历史、社会及政经状况的象征。在政令宣传上，主题曲易被不同的政治目的借用，只要歌词的主题明确，旋律简单就可让大众广泛接受。在}o年代后，台湾已由典型农村经济转成城镇企业形式，社会结构出现变动，台湾经济稳定成长，社会趋于多元且开放。因此，电影音乐的内容和形式转向多元发展，不只有配合政府政策的温馨、励志音乐，也有对非政府倡导的无调性的电子音乐出现，还有强调本土化的音乐，如电影音乐中加人了那卡西①、电子花车②等土本台湾的音乐元素等等。然而，若说政府以资金来补助支持电影工业，这是对电影工业的一种鼓励，但也是一种制约，因为电影资金被政府操控，电影工业必需因应政府政策来拍出所需的电影。这样的操控模式，电影永远无法反映社会的现实。
阿达利认为声音比影视更具渗透力，正常人可以将眼睛闭上，但无法长时间把耳朵捂住，因此音乐可以发展使世人所容忍、吸收、喜爱的政治经济力量，制造新曲式、和声、乐器、演奏场所与象征资本机制，借此操纵文化，掌握社会上的暴力与希望，巩固或创造出整个社群。因此，让夫众遗忘时，音乐是仪式的牺牲;让大众相信时，音乐是法规是再现;让大众沉寂时，音乐是再生产的、规格化的重复。在这三种情形中，音乐是权力的工具，当用来使大众忘却暴力的恐惧时，它是仪式权力的工具;当用来使大众相信秩序和谐时，它是再现权力的工具;当用来消灭反对的声音时，它是官僚权力的工具。
五、台湾电影音乐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音乐在日常生活以及活动场所都可以听得到，新的音乐流通模式产生，有其他可供音乐表现、听闻和交易的场所，阿达利分出四种网络，每一种网络都有着某种相关科技以及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并在音乐的经济学中互相渗透。(I-)牺牲仪式。是象征社会所有秩序、神话以及宗教、社会或经济关系的传播网络。(2)代表、再现。音乐成为一种在特定场所表演，如音乐厅，仪式化的封闭空间，为收取人场费而必须的限制。而演奏者和演员是一种特别的生产者，观赏者付给他们金钱，表现了竞争式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原始模式。(3)重复。录音技术诞生于19世纪末，成为一种储存再现的方法，音乐不再是社交的形式，音乐不再是观众见面和沟通的机会，而是一种大规模制造大量个人音乐的工具。(4)作曲。原本音乐是为了音乐家自己的愉悦而弹奏的，但现在听众所听到的是作曲者或演奏者为了要倾听而创作或演奏的副产品。阿达利认为音乐的运作方式在进人市场经济，转型为具有使用价值，它的主要功能不是依靠花在它上面的劳动多寡而定，而是依靠它和权力的结合，以及它如何有秩序地参与社会组织成型的过程。因此，音乐成为一个交换与利益的实体，不需经过冗长、复杂的表演过程，记录与储存技术的出现促使音乐与权力出现了革命，颠覆了所有的经济关系。因此，复制代表原创的死亡、仿制的胜利以及对再现根本的遗忘;而且在大量生产的过程中，模子本身几乎没有重要性或价值，它只不过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