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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理论学习，转变教育观念
小学教师是实施小学素质教育的主体，教育观念的转变直接影响着素质教育的进展，要落实小学素质教育，搞好课程改革，教师首先必须转变观念。长期以来，小学教育深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一直是以一张考卷的考分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依据，严重的背离了素质教育的轨道。
二、抓教育技能训练，提高教师素质
教师整体素质的高低，决定着素质教育的落实程度。要使教师的素质提高，必须抓好教师的基本技能。因为，教师基本技能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职业技能，对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搞好素质教育、落实课程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小学教师除了要具有“三笔字”“简笔画”“普通话”“思想教育”“电教知识”等一般小学教师的基本功以外，尤其要加强“语言”“板书”“教具学具的使用与制作”“组织管理”与他人合作、开发课程资源及“教学机智”等基本技能。
1.语言。语言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手段，教师的语言能力可以直接决定教育效果的好坏，同时也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效率。小学教师的语言必须准确、精炼、有条理、生动形象。例如，数学语言是利用一些数学的名词术语、关系符号来表达数学概念、结论或说明解题思路的语言。教师不仅自己要做到正确使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而且要求学生随着年级的升高，也能逐步学会使用数学语言。例如，把算式(65+35)÷(40-35)读作“65与35的和除以40与35的差，求商是多少”。这样，不仅能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还有利于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总之，语言修养是与思想修养分不开的，每一个教师都要下功夫进行语言基本功的训练。
2.板书。板书是小学教师的第二基本功。教师的板书对学生理解概念、系统掌握知识有极大的影响，并对学生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教师的板书应规范、有条理、重点突出、简练明确、布局合理。板书的方式要不拘一格，有的用表格式，有的用提纲式，有的边讲边板书，也有的在新课结束时系统板书。不管以何种形式进行，一节好课的板书，在教学时犹如一幅具有整体结构的蓝图，把教学的重点和关键，鲜明而又形象地印在学生的脑海之中，起到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
3.教具、学具的使用和制作。在小学教育中，有些学科知识比较抽象，而小学生又处在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阶段，要解决这个矛盾，恰当地运用直观教具就十分重要了。使用和制作教具、学具也成为小学教师的另一个基本功。首先教师要能够根据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以及儿童的年龄特征，选择恰当的教具和学具。例如在小学数学学科中学习几何初步知识时，低年级可多用大小、颜色不同的纸或其他材料剪几何图形；中年级可多用钉子板；高年级可发动学生自制教具。其次，使用教具要突出对象的本质特征或发展过程，使用时要注意恰当的时机，做到适时、适量、适度，以达到直观的目的。教师还要具有操作使用电化教学手段的基本功。
4.教学中的组织管理。教学中组织管理的基本能力，不仅表现在课内的教学环节中，如收发作业本、使用学具、订正作业等都应有统一的常规，反映在教师敏锐的视察力、说话的感召力和行动的感染力方面。教师要善于从学生的神情、言语、气氛上洞察学生的内心活动，做到及时发现问题，正确解决问题。教师的讲话要有鼓舞力，要有激情，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要以教师自己谦虚好学的精神、自信和不怕困难的乐观情绪来感染学生，以自己的一切行动来有效地组织学习。
5.课程资源的开发。在未来的新课程中，将出现课程资源的概念。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保证新课程实施的基本条件。学校和教师应该成为课程资源开发的重要力量，教科书不应该也越来越不可能成为惟一的课程资源了。课程资源需要教师去组织、去开发、去利用，教师应当学会主动地创造性地利用一切课程资源，为教育教学服务。教师还应该成为学生利用课程资源的引导者，引导学生走出教科书，走出课堂和学校，充分利用校外各种资源，在社会的大环境里学习和探索。
三、落实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1.改革学科课程。学科课程是义务教育教材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内容。学科课程的改革主要应围绕下列3个方面进行。
(1)学科课程必须坚持德育首位。现代教育必须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使学生既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又有全面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学校开设的各门学科都必须渗透思想教育。那么，各门学科又怎么渗透呢？这主要从3个方面进行：注重挖掘各门学科的思想教育内容，有机渗透思想品德教育；注重学生文明行为的养成教育；注重“三风”（校风、教风、学风）建设。
(2)把原来单一的学科课与活动课程结合起来。素质教育的目标要求学生“全面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创设生动活泼的学习环境，让学生主动地去学习，去获取新的知识，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我们只有通过活动课程的形式，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才能使学生动静结合，书本知识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展语言与认识事物相结合，掌握基础知识与发挥特长相结合。
(3)国家统一课程与地方课程配合进行。学校必须开足国家规定的全部课程，不能削弱音、体、美课程，适当增加一些地方课程，把劳动教育与地方课程挂起钩来，既有育人性，又有社会性。
2.把活动课程落到实处。活动课程是义务教育课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活动课程落到实处，必须从几个方面去抓：学校要成立活动课程领导小组；学校要把活动课程排入课表；活动课程有专人指导，检查、落实；活动课程要做到有组织、有目的、有内容、有计划、有场地。通过活动课程的改革，使学生的兴趣、爱好、个性特长、道德情操、知识能力、身体心理全面地、和谐地发展。
3.创设环境课程。环境课程是一门新型的、比较隐蔽的课程。它包括学校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的教育，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学校开发环境课程的途径有：(1)加强学校环境教育。学校环境教育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经常的、大量的教育，利用学校环境教育可以使学生获得丰富的知识。例如：留心观察学校周围的人和事，引导学生写有正面教育意义的文章或小评论；利用黑板报、壁报、画廊、宣传栏等，搞好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利用小记者、小编辑，充分发挥课间一分钟新闻的作用；利用升降国旗仪式，进行国旗下的讲话活动；张贴名人画像、名言、宣传标语、举办各种展览；开展使用礼貌用语，净化学校教育环境。(2)开展社会环境教育。社会环境教育应是一种比较广泛的、长期的、普遍的教育，利用社会环境教育可以使学生扩大视野，拓宽知识面。例如：带领学生走出校门，观察体验社会生活，深入社会调查，参观访问，了解国情，了解工农业生产、科技卫生、教育事业改革创新、发展腾飞的大量的社会信息。(3)进行家庭环境教育。家庭环境教育应是直接的、随时的、经常性的教育。好的家庭环境教育可以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教育孩子的第一场所，孩子的成长、培养、成才都与家庭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必须要创设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
四、改进教学方法
要使学生的智力得到充分发展，体现素质教育，除了有一套良好的教材外，更重要的是有一套先进的、合理的教育方法，才能使教学取得良好成效，体现素质教育。
所谓教学方法，是教师为达到一定教学目标所采用的一种师生互动的教学活动方式。但方法不能只限于几种，它应随教学任务、教材及教学对象而不同。如：讲解法、练习法、实验法、启发式谈话或发现法等，都是在一定情况下适用的。总之，无论那个学科采用何种教学方法，都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既要重视学习的结果，又要重视学习的过程；既要重视传授知识，又要重视培养能力，体现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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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观思维影响。
我国普通高等公共体育教学由于受传统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存在严重的教育教学滞后性，如：教学内容狭窄、教学方法调一、教学效应不佳等诸多不良现象。以体育技术教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比较重视教育的显性意义，忽视受教育学生的潜移默化的隐形意义，教育教学过程中常常出现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受挫的现象，当他们离开校园，有些院校大三上学期就彻底的告别了体育这个十几年的教育长伴者，甚至有些学生离校后认为高校体育教育毫无意义。这种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体系与学生即将面对的现实社会严重脱节，成为我国高校体育教育的一大硬伤。同时，在我国高校多数院校存在“笼统”教学模式，忽略学生个体的具体情况，拒绝分类教学模式，让部分学生产生一种上体育课的心理压力，不能让公共体育课程回归当初的教育本质和教学目标。
2.客观因素限制。
体育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的完善与健全一直成为我国高校公共体育课程实施过程中的一大障碍。我国不少高等院校体育设施简陋、器材匮乏、设施陈旧，难以给学生的体育活动提供必需的硬件保障，影响了学生锻炼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文章作者在通过走访交流调查，占很大比例的高校学生认为在公共体育课堂能学到的有用的东西很少，课堂所讲授的内容与将来参加课堂的原始认知相差较远，不能及时满足当代大学生生活、学习需要，使缺乏对课堂的热情，甚至波及到其他大学专业学科的学习。学生对公共体育课的学习多基于对未来社会工作实践的需求，能够对学生毕业步入社会角色转变有实质性的帮助，课程教学应围绕不同学生集群进行展开。
二、深化高校公共体育教育分类指导教学意义
1.有利于学生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普通高等院校公共体育课程分类教学的推广与实施，使枯燥的体育课程由简单而又单一的跑、跳教学向快乐的教育的本质纵深进行发展。让课堂能够满足学生兴趣的需要，能够让教师感受教学的快乐，使学生在快乐中学有所获，学有所悟，学有所用，让高校公共体育教育回归到教学的本位。各方面有利因素在普通高等院校公共体育课堂的集结，学生的参与热情大幅上升，自觉自愿地加入到体育教育教学中来，最终使沉积已久的被动式教学模式向积极参与体验式教学模式转变。
2.有利于深化我国高校课程改革。
随着科技是第一生产的地位不断被显性化，如何为科技保驾护航，助推社会腾飞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教育界的一大课题和使命。作为教育的高等殿堂———高校，高校的课程设置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成败，高校课程改革已经成为一个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公共体育课程长期以来被作为高校课程体系中的必修课程进行教学，而长期以来沿用缺乏创新精神的“笼统”式教学模式，让师生的参与热情不断受挫。普通院校公共体育分类指导教学法的实施不仅有助于公共体育这一单一课程的课改发展，而且能够形成样板式效应，助推整个高校课程体系改革和完善，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发展目标。
3.有利于增强高校学生综合素质。
据调查了解，我国大学生各项身体技能素质正在不断下滑，与1985年相比，2010年大学生肺活量下降了近10%；大学女生800米跑、男生1000米跑的成绩分别下降了10.3%和10.9%，立定跳远成绩分别下降了2.72厘米和1.29厘米；学生体重呈现瘦、胖相当的哑铃模型，近视率接近90%，近视率居全球第二。当代大学生身体素质数据的呈现，为我国快速发展的教育事业敲响了一记警钟。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开设以增进学生健康、提高学生体魄和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为目标，高校体育的分类教学开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与热情度，对学生在参与中潜移默化的体验课程设置的目标有极大的帮助，让身体各项机理得到充分的调节和锻炼，有助于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三、高校公共体育教育分类指导教学开展策略
1.灵活课程设置。
高校公共体育课分类指导教学切入点在教学课程设置上，高校在学生入学第一学年的公共体育课程以体育基础课为主基础课，侧重在基本技术和身体素质之上，内容主要有田径、体操、球类等项目。在第二学年增设选修科目，主要有三大球大球、艺体等项目，学生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选择教学内容，使其受益终生。针对多数高校在高年级不开设公共体育课的现象，作者认为体育课程的开设是相当必要的，课程的不断实施有利于他们养成体育锻炼形成习惯性，把健康身体形成必然性；同时有利于高年级学生顺利通过《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测试。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分类教育的方法应不断地进行创新，各高校应适当增加了理论课的教学课时，注意用好现代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耳目一新，乐于学习。
2.转化思想认识。
通过长期实践证明，大学生对公共体育的见解往往局限在大学教育，忽略了体育的长期有效性，很多学生在离校后便放弃了对体育的坚持，受益终身的体育，因其长期不练，终究毫无益处。高校公共体育教育分类指导教学应在增进体育知识和体育技能的同时，又要考虑学生现有基础上，强化体育意识、认知的培养，使公共体育课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参与热情，满足他们的兴趣爱好等各种要求。同时在课程的开展过程中应当注重个体学生教育教学，满足学生个别个体的需求，设立新颖的体育课，把学生引导到体育兴趣上去，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使其终身受益。
3.完善教学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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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性是因为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犯罪情况不一样，刑事政策也应该随之变化，所以领域性包括地域性和行业性。刑罚惩罚性以上三个特点是政策的共同特点。刑事政策除了具有政策的共同特点之外，刑罚惩罚性是其区别于其他政策的特点。刑事政策旨在控制犯罪，“当法律旨在减少或禁止越轨行为时，情况又会不同。在这一情形下，法律并不会提供奖赏或者激励来劝阻个体从事此类行为——只会显示越轨行为被发现和惩罚的可能性”⑤。这里虽然讲的是法律，而不是刑事政策，但“法律自身只是政策工具箱中的一种而已，而且通常不能自动发挥作用”⑥，即法律是政策的工具之一。贝卡里亚也说：“需要有些易感触的力量（motivisensibili）来阻止个人专横的心灵把社会的法律重新沦入古时的混乱之中。这种易感触的力量就是对触犯法律者所规定的刑罚”。⑦所以，控制越轨行为的犯罪的基本手段是刑罚惩罚，这个基本手段怎么用就是“策略”了。刑事政策区别于其他政策的关键是刑罚惩罚性。
刑法的独立性
刑法的独立性表现在以下方面：1．独立的规范体系和机能作为法律体系中的基本的部门法，刑法具有内容丰富、结构完整的规范体系。刑法的内容涵盖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涉及几乎所有其他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还具有一整套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统摄全部规范，可谓内容丰富。刑法在文本上有一部包括基本的总则、分则在内的统一的刑法典，还有部分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作补充，基本上能规范所有的现有犯罪行为，可谓结构完整。刑法已经是自成一体的实体法。刑法自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打击犯罪、保卫社会的职责，现代刑法除了具有一般法律所有的行为规制机能外，还具有特有的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①刑法因此有了更加丰富的独立的存在价值。2．有专门配套的运行程序为了保障刑法的有效实施，国家还专门制定了《刑事诉讼法》以规范刑事案件的侦查、、审理和执行，从而使刑法具有了专门的运行程序。3．有相对于刑事政策和其他法律的自身的特点与品格刑法是法律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法律的规范性和稳定性特点，还具有其他法律不具有的特点：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广泛性，手段的严厉性，立法主体的一元性。现代刑法更具有科学性和文明性。现代刑法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反映了人类社会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规律性需要，形成了内容丰富、结构严密的规范体系，具有科学性。同时，现代刑法秉持民主、人道、人权的价值观，发挥保卫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不再一味威慑、惩罚，不再是野蛮、残酷的代表或象征，具有文明性。这些特点铸就了刑法“独特的品格，即刑法是在法律规范体系中，以国家的刑罚权最终确保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秩序和整体的法律秩序的不可破坏性的法律”②，是刑法独立性的重要表现。4．刑法对法律体系的保障、促进作用刑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它以特殊的手段调整所有其他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除自身之外所有法律的后盾法，是法律体系的保障法。当其他法律调整手段失效、有关法律关系失衡、有关法律秩序混乱的时候，刑法就要站出来运用刑罚手段强行矫正有关法律关系、恢复有关法律秩序，从而保障和促进整个法律体系的正常运行。5．刑法对社会治理的促进作用刑法是社会法律治理的最后手段法，具有独特的功能、手段。当社会治理整体或局部失序，道德、经济、行政手段和其他法律不能有效恢复社会秩序的时候，犯罪在整体上或局部领域会呈现增加势头，运用刑法治理犯罪促进秩序的恢复无疑是法治社会的最佳选择。6．刑法具有独立的历史传统刑法是随着阶级社会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甚至一开始的法都称作“刑”，如中国夏朝的“禹刑”就是当时所有法律的称谓。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他的部门法才逐渐从“刑”法中分离出去。但是，刑法一直保持延续和发展，并且始终是主要法律部门。直到现代社会，刑法一直都是基本的部门法。刑法具有其他法律不具有的独立的历史传统，这一点被称为母法的宪法无法比拟。刑法的产生、发展无需包括宪法在内的其他法律的陪伴或支持，刑法是阶级社会的伴生物，与阶级社会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并具有自身独立的发展规律、轨迹和历史传统。可见，刑法具有独立性。而且这个独立性远远超越了独立的部门法的独立性意义，具有独立的社会治理工具属性。
刑法与刑事政策
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具有法与政策的关系的共同样态，即政策是法的指导，法是政策的固定形式等。“没有刑法的刑事政策，必将沦为常识的刑事政策，让人不切实际。同样地，没有刑事政策的刑法学，必将只看到刑事法学的形式规定，而无法找寻其真正的灵魂”，①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就如“魂”与“体”。但是，因为刑法的特点和独立性，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呈现特有的样态。1．刑事政策指导刑法并推动刑法的革新刑法作为刑事政策的工具，应当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立法、运行，否则就不是“工具”了。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讲，刑法是刑事政策的“体”。由于刑事政策是针对犯罪形势制定的，是对社会形势变化的反应，所以刑事政策会推动保守的刑法跟随形势变化而变化，使刑法革新。2．刑事政策指导和进入刑法受到刑法科学性和文明性的制约刑事政策具有功利性特点，它追求刑罚对犯罪的控制效果，所以刑事政策有扩张刑罚权的本能冲动。“刑事政策由于其灵活性而具有自我扩张、膨胀的本能，这种本能实质上也就是权力的本能”。②为了控制犯罪，刑事政策会趋向于扩大刑罚的打击范围或打击力度，从而使刑法既“严”又“厉”。虽然，刑事政策也讲科学化和人道化③，但刑事政策这一冲动的本能属性没有改变。这种冲动很容易使打击犯罪过程中应有的人权、人道观念被忽视，从而削弱甚至破坏刑法的科学性和文明性，历史上希特勒对魏玛刑法的修改和墨索里尼对原意大利刑法的修改就是惨痛的教训和证明。但是，“法律与裸的权力所具有的那些侵略性、扩张性趋势大相径庭，因为它所寻求的乃是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妥协、和平与一致”④。现代刑法的科学性和文明性特点已经借助刑法的独立性地位成为现代法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和标志，代表这两个特点的基本原则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宪法和有关国际公约的明确、基本要求。刑事政策要想借助刑法施行于社会“附魂于刑法”，就必须不违背刑法的这些科学性、文明性原则。如，罪刑法定原则在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和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均做了规定，我国也已经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刑法也明确规定了这一原则。而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思想是保障人权，并因此派生了一些重要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及其派生原则显然对刑事政策刑罚权扩张的冲动具有抑制作用。因为在当今社会，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不是什么刑事政策可以突破的了，刑事政策要想通过刑法发挥作用就不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形式与形势论文范文4
【论文摘要文章从分析德育在量化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入手，浅论如何采取其它补充办法促使德育量化更加有效地运用于学生的道德教育之中。
“育人先育德，成才先成人”。学生是祖国的未来，跨世纪的建设者。他们的健康成长是关系到祖国和民族命运的大事，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全社会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作为教育育人的重要基地，学校更是任重道远。
为此，学校应强调从一滴水看大海，从小事抓起，以小见大，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修养。当前有相当一部分学校使用学生德育量化卡，根据本专业班级的实际情况，把平常的一言一行直接跟德育挂钩。本文就针对德育量化的实效性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德育量化实施的成效
（一）使德育走向现实化——从神圣到平凡
笔者认为，导致德育低效的一个原因，和我们长期以来坚持一种脱离生活实际的教育内容及其模式有关。由经济学的原理我们知道，人们所追求的一切，都和他们的生活利益相关。德育也不例外。无论是教育者或是被教育者，只有当教育成为一种引导受教育者走向生活的工具，比如，和他们自身的成长、成才、就业等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时候，他们才会感到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否则，脱离生活现实，学生就会感到这种教育是额外的负担，没有必要，甚至有时还会造成厌烦和抵触情绪。尤其是高校大学生，没有升学压力，将德育工作和其成才、就业挂钩，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之。这样有助于学校各项工作的落实和学生德育的建设。
（二）使德育走向具体化——从理论到实践
德育量化卡的实施，使得德育不再沦为机械而枯燥的教条，从文绉绉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休的实施条例，方案明确，实践性和可操性强。从学生碰到的小事抓起，在关心班级、遵守纪律、遵守公共秩序、讲究卫生、帮助身边有困难的人等事做起，使学生人人参和，抓自我管理，促行为养成。持之以恒地从细微处要求，从小事做起，定能达到“促思想、晓其理、激其情、导其行”的教育效果。学生可以从生活上的小事来分析自己的道德状况，从成绩的高低来衡量自身的道德水平，从而不断地在实践中培养和提高道德素质，而无须死记硬背那些条条框框且生硬难懂的理论纲要。
（三）使德育走向主体化——从被动到主动
实行德育量化卡，对学生个人德育时时有评分、日日有检查、周周有公布、月月有汇总材料和评选表彰，形成了人人不甘落后，个个争当先进的良好机制。对学生的各种行为进行量化加减分，它可全面及时地反映了学生的表现，是鉴定学生行为的一面镜子，因此，德育量化成绩及每次班情公布成了班上学生课余饭后“照镜子、洗污点”自我教育的凭据，使学生化被动为主动，不断地发现缺点并改正错误，自觉提高自身的德育水平。
而且，德育量化的实施也成为衡量老师教育效果的一把尺子，及家长了解自己子女成长的一个窗口，这也大大加强了教师和家长对学生的督促，从而增强了学生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辨别是非能力，有助于德育素质的提高。
（四）使德育衡量走向公平化——从主观到客观
过去，品德综合分的评定常带有印象分的色彩，采用量化的管理模式，学生表现通过数据一目了然，避免了老师凭个人印象出现的偏差。现代化的管理方式为德育工作找到了新的载体，有位学生这样说摘要：“这德育分既是约束，又是激励，而且新学年可以重新开始计分，这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是平等的！”
二、实施德育量化产生的负面影响
实施德育量化对创建一个安宁稳定的学习、生活环境，保护每位学生的正当合法权益，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使每位学生成为遵纪守法、知书达礼的一代新人，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功能。但是，新的办法难免会有一些不足之处，德育量化在实施过程中也同样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一）德育量化的物化功能是建立在德育内容流俗的基础上。用数字来量化课堂纪律、出勤的情况、参和班级活动的态度和次数……学生有挣不完的各种分数，也要时时的提心吊胆被扣分，如此“德育量化”难以真正反映出一个学校或班级的德育水平，而且往往会引诱、助长学生弄虚作假。为了加更多的分数才去做，没有加分就连理都不理，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事先问清是否有加分，这样会导致量化的结果走向庸俗化，德育效果被简单枯燥的数字左右，很难全面而科学的衡量。
（二）德育情感难以产生。德育量化的过程中，给予学生的同样是既定的规范，同样只需学生的“接受”。可以说，德育的量化是以“禁止”、“防堵”为立足点的，在此过程中，它注重的是外在的行为效果，而忽视了行为的动机意识和生命本身的内心需要，忽视对学生的引导或为学生提供明辨是非能力的情境和机会。
固然，师生之间管理和被管理、教学和被教学的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这决不应该是师生之间惟一的关系。假如在学生心目中，老师只是威严的长官，仅是加减分的判笔，而在教师眼里，学生不过是顺从的臣民，分数的奴隶，那么，所谓的德育情感就很难产生。假如“我说你服”、“我打你痛”、“我管你从”、“你干活我加分”、“你违纪我扣分”等旧德育观念在师生头脑中根深蒂固，那么必定会使学生在改变社会规范、构建新的世界观时敛其行、慎其言、弱其欲，以致于最终被“改造”、“练习”成“顺从的一代”，这样很难和写在德育大纲中的那些高高在上的德育目标发生密切联系，也使它们成为同一范畴内的两种孤立的存在。
（三）将一切繁琐的教育行为和手段简单化。俗话说“响鼓不用重捶”，一些老师对德育量化卡使用不当，一味的“挥棍或挥拳”，用分数压人，却没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无法产生德威并施的效果，使学生只看到教师“残忍”的一面，认为这老师只会扣分，不懂给予机会，久而久之会产生极大的抵触甚至怨恨的情绪，或者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干脆变成“破鼓”，以后任你怎样使劲敲也闷声不响。
三、探索克服“德育量化”缺陷的补充办法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进一步完善现行的德育量化实施办法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本文针对上述的几点不足之处提出一些个人的想法，希望对加强学生的德育工作有些许的帮助。
在进行德育量化实施的同时，加强对学生伦理道德原则和信仰追求的教育。德育量化只是以一些琐碎的行为规范、练习为计量考核的标准，可以量化的内容只能徘徊于德育目标的最低限度，使我们的德育因此拘泥于日常行为规范的传授，甚至等同于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至于在日常行为规范之上或之内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的德育几乎不加考虑。因而建议学校多举办一些德育活动，如作道德报告、开主题班会、参加各种公益活动等，对学生进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教育，增强学生道德意识，塑造道德新形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学生就不会单纯为了分数而学习、生活了。他们的境界将会更高，目标将会更远，从而克服了德育庸俗化的倾向。
学校德育工作必须把握整体性观念，形成党政工团各组织齐抓共管、锐使德智体美劳相互渗透的整体观念，抓好校风建设，建立和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实行以法治校、从而使学校为培养学生道德发挥积极功能。
社会主义德育的力量在于老实和真情。在德育过程中，真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者的老实、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真诚只有用真诚来唤起，信念只能靠信念来铸造！”必须通过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来培养品格老实的人，而不能“其身不正，偏要正人；己所不欲，硬施于人；为迎接上级检查，不惜弄虚作假；只讲形式的轰轰烈烈，不管内容的扎扎实实……”或者，单纯用分数压学生，不顾学生的反应和成效。教师的真诚付出，无形当中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让学生敬佩，并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效果，将良好的道德规范化为自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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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安谈论 建安文学 以气为文 书信谈论
谈论之风是中国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它是士大夫阶层文化反思及干预社会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是学术思潮与士人心态的真实反映。春秋战国时期，论辩之风即已大盛，士人或纵横游说、或著书立说，对后世思想文化及文体风貌影响深远。先秦诸子散文如《孟子》、《庄子》、《韩非子》等，或仗气使文、或妙于譬喻、或浮想联翩，可谓一时之盛。东汉末年。谈论之风开始兴起，同时诸多子书著作反映出当时士人品评时事、臧否人物的风尚，文学风貌也呈现出崇尚通脱、善辩骋辞的倾向。从汉末谈论发展至正始玄学，其间的过渡环节――建安谈论之风往往被忽视，建安谈论对文学整体风貌也有所影响。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艺术特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典型风格，研究者虽然对当时的社会因素颇有阐发。但对更深层的文化因子却少有问津。从汉末谈论之风追溯建安文学发生的文化因子，或许会对整体而深入研究建安文学有所裨益。
一
与先秦辩论之风的游说骋辞不同，汉末桓、灵时期的谈论之风与当时政治的联系更加密切。汉末谈风大体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以李膺、陈蕃为首以及太学生为主的具有政治批判色彩的清议活动一是以郭泰、许劭等人为主，以品评人物、荐举人才为主要目的的人伦品鉴风尚。前者打破了经学神学化的传统，士大夫的批判意识及怀疑精神日益显现后者则改变了士人审美及学术风气，玄儒结合、清虚超脱的人生境界开始彰显。如王充、仲长统等人批判世俗、评点时事，好言善辩之风促成了子书创作的繁盛，汉末文风也开始由简趋繁、由质趋丽。又如蔡邕等人碑文的兴起，与当时的品评人物之风也不无关系。由于对个体才性的重视，谈论辩驳中老庄思想日益蔓生，张衡等人的赋体创作力求摆脱铺张板滞的汉大赋文体的束缚，终于出现了像《归田赋》这样抒发个体情志的赋作。
汉末党锢事件的爆发导致了清议运动的湮灭。而不具政治性意味的人伦品鉴活动却得以延续。汉末谈论逐步演变为内容广泛、具有娱乐性质的建安宫廷谈论。引导汉末谈论演变的过渡性人物是孔融。孔融可谓开启建安文风趋向通脱之先行者，而其文风也受到汉末谈论的影响。孔融少年时代就曾拜访当时清议名流李膺，李膺大笑而品目之曰：“高明未必伟器。”这似对孔融少年早慧的赞誉，同时也洞察出其人格偏执的一面。《后汉书・孔融传》对孔融就有如是评价：“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好发偏至之辞，除体现孔融个性特点及其对曹操的不满外，同时也可知见早年清议之风对孔融的影响尚存。刘勰云：“孔融气盛于为笔”，孔融气势豪迈、语词激荡的文风是和其受清议名士爽直峻切的人格影响分不开的。而孔融书信散文妙于譬喻、生动清雅的风格又恰是继承了汉末人物品评的余绪。如孔融《与韦修甫书》曰：“前日元将来，渊才亮貌茂，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仲将复来，懿性真实，文敏笃诚，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近由老蚌，甚珍贵之。”元将与仲将兄弟是韦修甫的二子，孔融分别品目之为渊雅及文敏，可谓善于察人“不意双珠，近由老蚌”此类妙喻，更是调侃中寓生动，开启魏晋清谈善于清辞妙句之先河。除文风外，汉末谈论中注重品目才性也导致士人重性情而张扬个性。曹操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此时的人物品评活动对偏至之才也大加赞许，孔融就曾以“飞辩骋辞、溢气坌涌”(孔融《荐祢衡疏》)来荐举祢衡。崇尚才性偏至而非圣人完美之人格，体现出建安初期注重个体真实情性的一面。及至建安中后期，上至曹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下至边让、祢衡之流“心通性达，口辩辞长。”《后汉书・边让传》)，又有建安七子“清谈同日夕，情_叙忧勤。”(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其二)。建安谈论显现出诸多新的特点谈论话题由注重现实批判及才性品鉴转向历史人物品评、文学评论及娱乐性闲谈谈论场地由太学或乡里转变为宴饮场合及宫廷场所；谈论方式由一人品评变为同一话题的多人参与，并从剑拔弩张的辩论与对峙变为清雅闲适的书信交流及诗酒唱和；谈论的内涵从主观性强、依据不足变为理论色彩渐浓、引经据典的论证……诸如此类变化对当时文学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二
有关建安文学之新变。前辈诸贤已有论述，如钱穆先生《读》一文云：
逮及建安，王仲宣《登楼赋》一出，而始格貌全新，体态异旧。此犹美人罢宴，卸冠佩，洗芳泽，轻装宜体，颦笑呈真。虽若典重有减。而实气韵生动。自此以降罔野重于庙堂，闺房光于殿阁。题材意境，辞藻体气，一切皆变。
以洗净铅华之美人比喻建安文学，可谓鲜活灵动、颐人情志。然则建安文学何以“气韵灵动”、何以“辞藻体气皆变”?从谈论风气角度论述之，或许可对建安文学生成缘由之一端有所认识。谈及建安文学风貌，评论者多总结为“以气为文”。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文学的“慷慨多气”是指其时的文学包含建功立业之情怀、悲凉深远之文辞及激荡宏大之气韵。建功立业之情、悲凉深远之辞，汉末《古诗十九首》已初步具备，盖“怀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体验相似之故。然而《古诗十九首》往往多为群体性情感认同而少个体情性抒发，可谓只见其文不见其人。除“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原因外，刘勰同时也看到建安文学的文化成因：“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文心雕龙・时序》)于是有雅爱诗章之魏武、妙善词赋之魏文、体貌英逸之陈思……李白诗云：“蓬莱文章建安骨”，透过建安文章确可见文人之真性情，而谈论之风兴盛正是建安士人重才情的重要原因。建安谈论延续了汉末品评人物之风，重视辨别才情、彰显个性，导致了士人文学创作中注重自我情性的抒发。如曹丕和曹植等人曾耥《周成汉昭论》这一话题进行论辩。曹丕认为汉昭帝“德与性成、行与体并、早智夙达”，更胜一筹。曹丕以早慧与德行评判人物优劣，正是对才性品行突出者的赞许。上层统治者既已倾慕通达之性情，士人更是在才性论辩中发现自我情性的存在，在气韵生动的文章中体悟个体的真美。建安文学“以气为文”的文学风貌，正是谈论之风影响下的士人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文人个性的自我彰显，“文人之文”由此而生。纵观建安文章。大多独抒性情、逸气飞扬。建安文士以气为文正是士人 群体个体意识觉醒的反映。以气为文，首先体现为喷薄欲出之气势。或是酣畅――“樊哙解厄鸿门，非豕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孔融《难曹公表制酒禁书》)，威是壮烈――“威凌天地，势括十冲，单鼓未伐，虏已溃崩。”(陈琳《神武赋》)；其次是有感而发之情性。或是凄怆――“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王粲《登楼赋》)，或是坚贞――岂不罹凝霜，松柏有本性。(刘桢《赠从弟诗三首》其二)。再者是坦荡真切之自我。或是孤介――“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无俦。”(曹植《闲居赋》)，或是淡泊――“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阮r《隐士》)。凡此种种，都展现出强烈的个体情感。
除文人个体意识觉醒并由此带来以气为文的文学风貌外，谈论之风对建安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创作及文体风格的新变。曹丕《与吴质书》云：“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其《又与吴质书》云：“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见建安中后期的谈论娱乐成分加强，以论辩雅集娱人心智、寄托诗酒抒怀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游宴雅谈、畅叙幽情、赋诗言志，此情此景与后世的金谷之聚、兰亭雅集颇为相似。谈论本来就是士人的群体性活动，建安中后期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与谈论之风兴盛、文人交往密切也有一定关系。由于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此时的谈论少批判而多唱和、轻论辩而重才情，谈论内容涉及文学艺术、政治伦理等诸多方面，由此，邺下文学呈现出宫廷文学的特点――同题作品的交流、诗赋体物的细腻、辞藻的华茂等等。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文人团体，邺下文人群体与西汉宫廷文人群体不同的是，他们不仅“体物”，而且“缘情”。且看曹植、应场、刘桢三人的公宴诗：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飚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u放志意，千秋长若斯。
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辨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促坐褰重帷，传满腾羽觞。
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菌萏溢金塘。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华馆寄流波，豁达来风凉。生六未始闻，歌之安能详。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
汉末五言诗具有质朴悲凉的特点，而至建安文人的改造，诗体日趋华美。以五言写公宴题材，既难与四言为主的《诗经》的古朴典雅媲美，也较难表达个体的真实情感。上述几首公宴诗，都是在文人集会、诗酒谈论的场合下进行的。曹植之诗飘逸脱俗应场则有雅颂风采，刘桢在繁华中见悲凉，可谓古诗风貌的回归。“骨气奇高”与“辞采华茂”并存的风格在公宴诗中同样存在，这也反映出建安文人文质兼善的审美追求。需要注意的是，建安谈论影响下的责游之风，还带来了五言诗写景状物功能的扩大。“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曹诗写景声色具佳“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刘诗则动静分明。谈及中国写景诗，研究者往往追溯至东晋时期。认为是清谈之风与山水怡情相结合的结果，实际上参与谈论的汉末文人同样亲近山水、雅集唱和，也创作了不少写景状物之作。
建安谈论还加强了文人之间的倾心交流，互相品评、随性而谈更导致书信这一文体的兴盛，反之书信体又成为文人谈论及文学品评的常用方式。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云：“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建安书札随性而谈、独抒性灵、自然流转，虽不及魏晋尺牍之唯美，但也可谓纸上之清谈。孔融就有不少书信佳作。其中有臧否人物者：“修行保贞，清虚守高，危邦不入，久潜乐土。”《喻邴原举有道书》，有寒暄挂念者：“世路隔塞，情问断绝，感怀增思。”《与王朗书》；有谈书论艺者：“前劳手笔，多篆书。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又遗张书》)，也有谈论政事、评议古今者：“南北并定，世将无事，孙叔投戈，绛灌俎豆，亦在今日。”虽清辞妙句不多，但皆随性而发、真情流露。及至曹丕、曹植与邺下文人品藻谈艺，书信也成为当时重要的文学交流与批评方式。如曹丕《与文质书》从慨叹建安诸子零落之悲，到追忆昔日宴游之乐，再到品评文士之得失，最后体悟岁月韶光之逝，可谓至真至情之文。从人物品题到后世诗话的诞生，研究者往往会注意考察两者之间的关联。但作为中国早期的文学批评，以书信体这种随性而发、侃侃而谈的形式出现，其思维方式及文体特色如何、对后世诗话的影响如何，就此也可深入研究。先秦两汉的文学批评较为零散，讨论的话题往往不脱离儒家诗教传统，且多为只言片语，尚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建安书信体文学批评的出现，其形式是两人或多人的讨论交流，行文是融汇人生体悟与作家评点的随性阐发，虽是散文的，但也是诗性的，其对中国文学批评中感悟式批评样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三
从汉末清议到曹魏后期清谈的出现，建安谈论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汉末兴起的浮华交会之风，本质上是士人群体对趋于繁复的两汉经学的叛逆以及对宦官的不满《后汉书・儒林列传》日：“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儒学衰”及“浮华尚”体现出汉末谈风的文化根源。中国思想界的革新，往往从学术思潮开始，进而引发知识阶层思想的变革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建安谈论与文学创作的繁荣。也是在此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由清议至清谈的过渡进程中，建安谈论的重娱乐、尚交游以及美音制、善思辨也成为魏晋清谈的先驱。作为士人群体性活动的清谈，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传统价值标准相违背的特性，于是“罢黜浮华”与“清谈高论”时而更替。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太和四年，魏明帝下昭曰：
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魏明帝“罢黜浮华”正说明作为昔日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学已不被知识阶层重视，新的学术思潮已在知识分子中滋生并流行。建安后期的谈论逐渐发展为曹魏后期的清谈，史书中关于“善清言”、“美形貌”的记载日益增多，汉来人物品评对“言”与“形”的赞誉也被清谈继承。及至曹爽。玄风终于大畅。《三国志・魏书・曹爽传》云：
形式与形势论文范文6
地市职业教育行政管理是地市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对职业教育方针、政策和相关规定，对地方职业教育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家十分重视职业教育改革，出台了多项政策，召开多个工作推动会议，但是地市政府在政策执行中却存在政策表面化的偏差。那么这种“中央热、地方冷”的现象表现如何?地市政府究竟在职业教育管理上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如何发挥?就这些问题，笔者对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进行研修的地市教育局长和督学进行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发放问卷160份，回收问卷142份，有效回收率为89%。从被调查者来自的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占27%，中部地区占32%，西部地区占41%，说明样本所在地区分布比较均匀。
(一)地市政府表面重视职教，实际重视普教。职业教育为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技术保障和人力支持的经济功能已被地方政府认同，职业教育也被列入政府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调研显示，96%的地市将发展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规划中;81%的地市每1－2年召开一次职业教育工作会议。这一数据足以说明地市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但是“说起来重要，办起来不要”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投入方面，由于职业学校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培训，必须配备实训设备和耗材，学生培养成本高于普高，发达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通常是普通教育的2．5倍。但是调研中发现，与普高相比，被调查地区中职学校经费投入高于普高的占26%，与普高一样的占28%，低于普高的占46%。笔者曾带队去东部某省的一个地市级考察，与所料一致的是，该市重点中专与重点中学在校园面积、基础设施、校长和教师配备上都有很大距离。
(二)地市职业教育管理格局以分别管理与归口管理为主，政策落实与质量监督不到位。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由教育部门、人保部以及部分行业、企业管理。调研显示:46%的地市由教育部门和人保部门分别管理，44%的地市统一归口教育行政部门管理，10%由政府层面统筹管理。也就是说，分别管理和归口管理形成了当前地市职业教育管理格局。在地市政府在职业教育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中，大家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政策落实不力”和“缺乏职业教育督导”，都占36%，其次是“多头管理、政出多门”，占26%，再次是“上级领导不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占10%。在政策落实上，部分地区用于职业教育的30%的教育费附加政策不能落实。为应付上级督导检查，地市财政部门将这笔经费暂时划拨到教育局财政上，检查结束后马上划走。局长们戏称，这是“财政局长与教育局长玩的一个数字游戏”。生均拨款政策执行更是困难，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会同国务院财政部制定本部门职业学校学生人数平均经费标准足额拨付职业教育经费。”但是到目前为止，仅有10个省(区、市)出台了职业院校生均拨款标准。在职业教育督导上，2012年，教育部专门颁布了《职业教育督导条例》，由于现代教育督导工作历史不长，职业教育督导工作更是新生督导项目，很多督学、督导办主任并没有从事过职业教育的经历，专门设置职业教育督导机构和将职业教育列入当前督导计划中的更是少之又少。在教育体制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中，56个职教试点项目中仅将内蒙列为职业教育督导试点，占试点项目的1．8%。
(三)地市政府统筹力度不均，招生问题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统筹协调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地市政府优化职教资源、提升办学水平、促进城乡、校企协同发展的有效措施。地市政府在统筹职业教育方面力度最大的是统筹学校布局，为82%;其次是经费投入，为70%;第三是专业设置，为63%;第四是招生和就业，为58%;统筹力度最弱的是师资，为38%。校企合作是职业学校发展生命线，政府在校企合作中发挥统筹主导作用。调查显示，统筹协调是地市政府在校企合作方面主要职责，占66%;13%的地市政府通过政策制定促进校企合作;10%的地市政府直接指导职业学校的校企合作;11%地市政府没有参与校企合作。由此可见，地市政府将统筹力度主要放在学校布局和经费上，在校企合作上也有少部分地方政府“缺位”。近年来，“招生难”成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首要问题。出现“招生难”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政府统筹职能没有很好发挥，缺乏全局性规划，职业学校缺乏统筹设计，专业重复，造成竞争生源。一些位于地市级的省属职业学校，由于“地方保护”政策，很难招到地方生源;为了竞争生源，各个学校不得不给学校和老师回扣，购买生源，提高办学成本，无力改善办学条件、促进校企合作和提高师资队伍水平，形成了恶性循环。
(四)地市政府主导力度大，学校自不足。政府主导下的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有利于职业教育快速和协调发展。但是如果政府包揽太多，缺少市场机制调节，学校自主性就得不到发挥。调查显示，公办职业学校办学经费中92%来自政府预算内财政拨款，7%来自学生学费，1%由学校自筹。《职业教育法》规定了建立多渠道筹集职业教育经费的经费筹措机制，但是，目前公办职业学校经费以政府投入为主，学校缺乏寻求其他渠道筹资的积极性，多渠道投资机制难以建立。在政府对职业学校的专项拨款方面，用于房屋基建的拨款最多，占74%;其次是用于学校的实训仪器设备的拨款，占72%;再次是重点建设专业的专项拨款，占69%;最后是对薄弱学校的补助，占66%。由此可见，政府在专项经费预算方面，基础设施和设备等硬件投入较多。有些局长提出，由于上级主管部门在专项经费预算死板，学校用于校舍加固维修费用和实训设备购置的经费用不完，而学校却没有专项经费用于兼职教师的聘用和特色专业建设等软件建设。在教师招聘方面，学校也没有自，地方人事部门按照公务员招录标准和方式招聘教师，达不到中职学校对“双师型”教师的需求。有些地市中职学校校长和副校长都由市委组织部统筹，甚至学校中层干部聘任也必须经市教育局备案。政府在投入和人事管理方面的过分主导，束缚职业学校手脚，不利于学校发展。此外，地市政府或有关部门还为职业学校毕业生提供信息服务，最多的是就业服务，占88%;创业、培训等其他服务项目占12%。
二、地市政府统筹主导职业教育的思考与建议
地市级政府负担着地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在促进地方职业教育发展中，发挥了统筹主导作用。但是调查中发现，地市政府在统筹、监督、保障等方面存在“缺位”现象，即应该政府做到的却没有做到，而在管理方面却存在“越位”现象，即应该放权的地方没有放权。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政策落实、职能转变和统筹管理三个方面入手，确保责任到位、简政放权和优化配置。
(一)落实政策，责任到位。地市政府职责到位才能保障职业教育发展。然而从认识到行动存在距离，一些地方政府在履行统筹主导职业教育发展职责时，往往是“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调查中也存在着“地市政府表面重视职教，实际重视普教”的现象。其原因可以从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价值冲突的角度分析:一方面，地方政府认识到发展职业教育有利于人全面发展、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不得不被以分数和升学率为考核标准的政绩观左右。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已经认识到必须重视职业教育，将职业教育纳入规划中，召开相关会议并发文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但是在对职业教育的条件保障方面确不如普通教育。因此，应落实和采取相关措施。1．地市政府首先要贯彻落实就业准入制度。一些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招收没有经过培训的人员，影响职业学生毕业生就业。用人单位招录职工必须严格执行“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的规定，从取得职业学校学历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培训合格证书的人员中优先录用。对于违反就业准入制度的企业，特别是对涉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相关职业，如卫生医疗、食品生产等行业，加强监管，人保和工商部门要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对违反规定、随意招录未经职业教育或培训人员的用人单位给予处罚，并责令其限期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2．地市政府还应保证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增长。各级政府在经费投入方面承担不同的责任:省级人民政府要制定本地区职业学校生均经费拨款，并依法监督执行;地市政府除了保证职业学校教师工资按时发放以外，还必须落实“城市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应不低于30%”的政策并保障教育经费逐年增长。3．地市政府应落实职业教育学生资助和免费政策和职业学校学生责任保险制度。中职助学金政策一直受大家质疑，原因之一是学生挥霍或乱花助学金，产生不良效果;而中职学校确无经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办学条件差;更有甚者，极少数中职学校还存在虚假注册学生学籍、骗取国家助学金等违法违规行为。最近，江西新余市调整助学金用途，将该项目经费(每年约300万元)设立为职业教育发展专项经费，用于奖励为新余企业输送员工的院校，以及实施集团化办学、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职业院校。［1］在免费政策方面，已经有内蒙、山西、江苏、福建、重庆、贵州、青海、宁波、厦门9个省市区免除中职教育学费，免学费资金由财政补贴职业学校，补贴标准从每生每年2000元至6500元不等;25个省实行职业学校学生责任保险全覆盖。
(二)职能转变，简政放权职业教育是政府向公民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和服务，政府是职业学校的投入方和管理方，学校在产权和管理上都依靠政府，增强政府对职业学校管理全方位、全过程的控制和包揽，从而使学校失去了自，不利于调动学校自主性，束缚学校发展。政府应主动转变教育管理职能、管理内容和管理方式，通过立法、拨款、中介组织、政策引导、督导、信息服务等各种间接手段对学校进行管理。首先，地市政府向职业学校放权。地市政府可以将教师招聘权下放给学校，使学校根据学校专业发展需要，面向社会、企业，公开招聘专职教师、聘用兼职教师、灵活安排招聘时间。上海市医药学校具备自主遴选教师的权力，他们将教师招聘分成八个步骤:市场筛选、专家面试、试讲、非智力因素测试、校长办公会议决定、带教培养、征询意见综合评价和正式聘用合同管理。地市政府根据中央制定的《职业学校兼职教师管理办法》制定实施细则，直接投入或开发建制。湖南长沙市在市属公办职业学校实行流动教师编制不超过教师编制总数的15%－30%(高职为30%)，用于聘请校外有技术专长的兼职教师，按照空缺一个编制给予每年3万元财政补贴的标准执行。其次，地市政府向行业协会放权。行业是连接教育与产业的桥梁和纽带。行业协会是在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下形成的自治或半自治组织，代表行业利益。行业协会最了解本行业企业对人才数量和规格的要求。据餐饮行业协会调查显示，该行业对高技能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需求旺盛，2010年需求量是37．10万人，2015年为58．25万人，2020年是64．95万人。许多企业为不能找到合适的餐饮高技能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发愁。［2］职业教育发展离不开行业指导，2010年，43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成立;2011年6月，《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行业指导作用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意见》出台。地市政府可以根据上级政府制定的相关规定，将行业人才需求预测、行业工种标准制定和就业信息的提供等功能放权给行业协会。最后，地市政府向中介机构放权。督导检查也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和管理手段。我国的教育督导机构一般是教育局内设机构或与教育局合署办公，这种机构设置方式虽然有利于督导工作的专业化发展，但是影响督导结果的公正性和规范性。一方面，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管理职业教育;另一方面，又去督导本地区职业教育办学情况，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难免让公众质疑督导的公正性。中介机构是独立的第三方，具有公正性和缓冲性，国外的做法是中介机构或行业组织负责对职业教育进行监督和指导。潍坊市教育局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中介机构———潍坊创新教育评估中心和教育惠民中心接受社会各界对教育的投诉、咨询、求助与监督;对违规办学行为进行调查监督和部分学校评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