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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理论学习，转变教育观念
小学教师是实施小学素质教育的主体，教育观念的转变直接影响着素质教育的进展，要落实小学素质教育，搞好课程改革，教师首先必须转变观念。长期以来，小学教育深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一直是以一张考卷的考分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依据，严重的背离了素质教育的轨道。
二、抓教育技能训练，提高教师素质
教师整体素质的高低，决定着素质教育的落实程度。要使教师的素质提高，必须抓好教师的基本技能。因为，教师基本技能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必须具备的最基本的职业技能，对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搞好素质教育、落实课程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小学教师除了要具有“三笔字”“简笔画”“普通话”“思想教育”“电教知识”等一般小学教师的基本功以外，尤其要加强“语言”“板书”“教具学具的使用与制作”“组织管理”与他人合作、开发课程资源及“教学机智”等基本技能。
1.语言。语言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手段，教师的语言能力可以直接决定教育效果的好坏，同时也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效率。小学教师的语言必须准确、精炼、有条理、生动形象。例如，数学语言是利用一些数学的名词术语、关系符号来表达数学概念、结论或说明解题思路的语言。教师不仅自己要做到正确使用数学语言来表达，而且要求学生随着年级的升高，也能逐步学会使用数学语言。例如，把算式(65+35)÷(40-35)读作“65与35的和除以40与35的差，求商是多少”。这样，不仅能提高语言表达能力，还有利于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总之，语言修养是与思想修养分不开的，每一个教师都要下功夫进行语言基本功的训练。
2.板书。板书是小学教师的第二基本功。教师的板书对学生理解概念、系统掌握知识有极大的影响，并对学生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教师的板书应规范、有条理、重点突出、简练明确、布局合理。板书的方式要不拘一格，有的用表格式，有的用提纲式，有的边讲边板书，也有的在新课结束时系统板书。不管以何种形式进行，一节好课的板书，在教学时犹如一幅具有整体结构的蓝图，把教学的重点和关键，鲜明而又形象地印在学生的脑海之中，起到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
3.教具、学具的使用和制作。在小学教育中，有些学科知识比较抽象，而小学生又处在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过渡的阶段，要解决这个矛盾，恰当地运用直观教具就十分重要了。使用和制作教具、学具也成为小学教师的另一个基本功。首先教师要能够根据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以及儿童的年龄特征，选择恰当的教具和学具。例如在小学数学学科中学习几何初步知识时，低年级可多用大小、颜色不同的纸或其他材料剪几何图形；中年级可多用钉子板；高年级可发动学生自制教具。其次，使用教具要突出对象的本质特征或发展过程，使用时要注意恰当的时机，做到适时、适量、适度，以达到直观的目的。教师还要具有操作使用电化教学手段的基本功。
4.教学中的组织管理。教学中组织管理的基本能力，不仅表现在课内的教学环节中，如收发作业本、使用学具、订正作业等都应有统一的常规，反映在教师敏锐的视察力、说话的感召力和行动的感染力方面。教师要善于从学生的神情、言语、气氛上洞察学生的内心活动，做到及时发现问题，正确解决问题。教师的讲话要有鼓舞力，要有激情，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要以教师自己谦虚好学的精神、自信和不怕困难的乐观情绪来感染学生，以自己的一切行动来有效地组织学习。
5.课程资源的开发。在未来的新课程中，将出现课程资源的概念。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保证新课程实施的基本条件。学校和教师应该成为课程资源开发的重要力量，教科书不应该也越来越不可能成为惟一的课程资源了。课程资源需要教师去组织、去开发、去利用，教师应当学会主动地创造性地利用一切课程资源，为教育教学服务。教师还应该成为学生利用课程资源的引导者，引导学生走出教科书，走出课堂和学校，充分利用校外各种资源，在社会的大环境里学习和探索。
三、落实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1.改革学科课程。学科课程是义务教育教材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内容。学科课程的改革主要应围绕下列3个方面进行。
(1)学科课程必须坚持德育首位。现代教育必须培养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使学生既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又有全面发展的科学文化素质。学校开设的各门学科都必须渗透思想教育。那么，各门学科又怎么渗透呢？这主要从3个方面进行：注重挖掘各门学科的思想教育内容，有机渗透思想品德教育；注重学生文明行为的养成教育；注重“三风”（校风、教风、学风）建设。
(2)把原来单一的学科课与活动课程结合起来。素质教育的目标要求学生“全面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创设生动活泼的学习环境，让学生主动地去学习，去获取新的知识，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我们只有通过活动课程的形式，培养学生的多种能力，才能使学生动静结合，书本知识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展语言与认识事物相结合，掌握基础知识与发挥特长相结合。
(3)国家统一课程与地方课程配合进行。学校必须开足国家规定的全部课程，不能削弱音、体、美课程，适当增加一些地方课程，把劳动教育与地方课程挂起钩来，既有育人性，又有社会性。
2.把活动课程落到实处。活动课程是义务教育课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使活动课程落到实处，必须从几个方面去抓：学校要成立活动课程领导小组；学校要把活动课程排入课表；活动课程有专人指导，检查、落实；活动课程要做到有组织、有目的、有内容、有计划、有场地。通过活动课程的改革，使学生的兴趣、爱好、个性特长、道德情操、知识能力、身体心理全面地、和谐地发展。
3.创设环境课程。环境课程是一门新型的、比较隐蔽的课程。它包括学校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的教育，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学校开发环境课程的途径有：(1)加强学校环境教育。学校环境教育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经常的、大量的教育，利用学校环境教育可以使学生获得丰富的知识。例如：留心观察学校周围的人和事，引导学生写有正面教育意义的文章或小评论；利用黑板报、壁报、画廊、宣传栏等，搞好德、智、体、美、劳诸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利用小记者、小编辑，充分发挥课间一分钟新闻的作用；利用升降国旗仪式，进行国旗下的讲话活动；张贴名人画像、名言、宣传标语、举办各种展览；开展使用礼貌用语，净化学校教育环境。(2)开展社会环境教育。社会环境教育应是一种比较广泛的、长期的、普遍的教育，利用社会环境教育可以使学生扩大视野，拓宽知识面。例如：带领学生走出校门，观察体验社会生活，深入社会调查，参观访问，了解国情，了解工农业生产、科技卫生、教育事业改革创新、发展腾飞的大量的社会信息。(3)进行家庭环境教育。家庭环境教育应是直接的、随时的、经常性的教育。好的家庭环境教育可以使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教育孩子的第一场所，孩子的成长、培养、成才都与家庭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必须要创设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
四、改进教学方法
要使学生的智力得到充分发展，体现素质教育，除了有一套良好的教材外，更重要的是有一套先进的、合理的教育方法，才能使教学取得良好成效，体现素质教育。
所谓教学方法，是教师为达到一定教学目标所采用的一种师生互动的教学活动方式。但方法不能只限于几种，它应随教学任务、教材及教学对象而不同。如：讲解法、练习法、实验法、启发式谈话或发现法等，都是在一定情况下适用的。总之，无论那个学科采用何种教学方法，都必须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既要重视学习的结果，又要重视学习的过程；既要重视传授知识，又要重视培养能力，体现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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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观思维影响。
我国普通高等公共体育教学由于受传统体育教育思想的影响，存在严重的教育教学滞后性，如：教学内容狭窄、教学方法调一、教学效应不佳等诸多不良现象。以体育技术教育为中心的教学体系，比较重视教育的显性意义，忽视受教育学生的潜移默化的隐形意义，教育教学过程中常常出现学生的自尊心、自信心受挫的现象，当他们离开校园，有些院校大三上学期就彻底的告别了体育这个十几年的教育长伴者，甚至有些学生离校后认为高校体育教育毫无意义。这种高校公共体育教学体系与学生即将面对的现实社会严重脱节，成为我国高校体育教育的一大硬伤。同时，在我国高校多数院校存在“笼统”教学模式，忽略学生个体的具体情况，拒绝分类教学模式，让部分学生产生一种上体育课的心理压力，不能让公共体育课程回归当初的教育本质和教学目标。
2.客观因素限制。
体育教育教学设施、设备的完善与健全一直成为我国高校公共体育课程实施过程中的一大障碍。我国不少高等院校体育设施简陋、器材匮乏、设施陈旧，难以给学生的体育活动提供必需的硬件保障，影响了学生锻炼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文章作者在通过走访交流调查，占很大比例的高校学生认为在公共体育课堂能学到的有用的东西很少，课堂所讲授的内容与将来参加课堂的原始认知相差较远，不能及时满足当代大学生生活、学习需要，使缺乏对课堂的热情，甚至波及到其他大学专业学科的学习。学生对公共体育课的学习多基于对未来社会工作实践的需求，能够对学生毕业步入社会角色转变有实质性的帮助，课程教学应围绕不同学生集群进行展开。
二、深化高校公共体育教育分类指导教学意义
1.有利于学生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普通高等院校公共体育课程分类教学的推广与实施，使枯燥的体育课程由简单而又单一的跑、跳教学向快乐的教育的本质纵深进行发展。让课堂能够满足学生兴趣的需要，能够让教师感受教学的快乐，使学生在快乐中学有所获，学有所悟，学有所用，让高校公共体育教育回归到教学的本位。各方面有利因素在普通高等院校公共体育课堂的集结，学生的参与热情大幅上升，自觉自愿地加入到体育教育教学中来，最终使沉积已久的被动式教学模式向积极参与体验式教学模式转变。
2.有利于深化我国高校课程改革。
随着科技是第一生产的地位不断被显性化，如何为科技保驾护航，助推社会腾飞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教育界的一大课题和使命。作为教育的高等殿堂———高校，高校的课程设置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成败，高校课程改革已经成为一个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重大课题，公共体育课程长期以来被作为高校课程体系中的必修课程进行教学，而长期以来沿用缺乏创新精神的“笼统”式教学模式，让师生的参与热情不断受挫。普通院校公共体育分类指导教学法的实施不仅有助于公共体育这一单一课程的课改发展，而且能够形成样板式效应，助推整个高校课程体系改革和完善，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发展目标。
3.有利于增强高校学生综合素质。
据调查了解，我国大学生各项身体技能素质正在不断下滑，与1985年相比，2010年大学生肺活量下降了近10%；大学女生800米跑、男生1000米跑的成绩分别下降了10.3%和10.9%，立定跳远成绩分别下降了2.72厘米和1.29厘米；学生体重呈现瘦、胖相当的哑铃模型，近视率接近90%，近视率居全球第二。当代大学生身体素质数据的呈现，为我国快速发展的教育事业敲响了一记警钟。高校公共体育课程的开设以增进学生健康、提高学生体魄和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为目标，高校体育的分类教学开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与热情度，对学生在参与中潜移默化的体验课程设置的目标有极大的帮助，让身体各项机理得到充分的调节和锻炼，有助于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三、高校公共体育教育分类指导教学开展策略
1.灵活课程设置。
高校公共体育课分类指导教学切入点在教学课程设置上，高校在学生入学第一学年的公共体育课程以体育基础课为主基础课，侧重在基本技术和身体素质之上，内容主要有田径、体操、球类等项目。在第二学年增设选修科目，主要有三大球大球、艺体等项目，学生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选择教学内容，使其受益终生。针对多数高校在高年级不开设公共体育课的现象，作者认为体育课程的开设是相当必要的，课程的不断实施有利于他们养成体育锻炼形成习惯性，把健康身体形成必然性；同时有利于高年级学生顺利通过《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测试。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分类教育的方法应不断地进行创新，各高校应适当增加了理论课的教学课时，注意用好现代化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耳目一新，乐于学习。
2.转化思想认识。
通过长期实践证明，大学生对公共体育的见解往往局限在大学教育，忽略了体育的长期有效性，很多学生在离校后便放弃了对体育的坚持，受益终身的体育，因其长期不练，终究毫无益处。高校公共体育教育分类指导教学应在增进体育知识和体育技能的同时，又要考虑学生现有基础上，强化体育意识、认知的培养，使公共体育课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参与热情，满足他们的兴趣爱好等各种要求。同时在课程的开展过程中应当注重个体学生教育教学，满足学生个别个体的需求，设立新颖的体育课，把学生引导到体育兴趣上去，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体育习惯，使其终身受益。
3.完善教学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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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性是因为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犯罪情况不一样，刑事政策也应该随之变化，所以领域性包括地域性和行业性。刑罚惩罚性以上三个特点是政策的共同特点。刑事政策除了具有政策的共同特点之外，刑罚惩罚性是其区别于其他政策的特点。刑事政策旨在控制犯罪，“当法律旨在减少或禁止越轨行为时，情况又会不同。在这一情形下，法律并不会提供奖赏或者激励来劝阻个体从事此类行为——只会显示越轨行为被发现和惩罚的可能性”⑤。这里虽然讲的是法律，而不是刑事政策，但“法律自身只是政策工具箱中的一种而已，而且通常不能自动发挥作用”⑥，即法律是政策的工具之一。贝卡里亚也说：“需要有些易感触的力量（motivisensibili）来阻止个人专横的心灵把社会的法律重新沦入古时的混乱之中。这种易感触的力量就是对触犯法律者所规定的刑罚”。⑦所以，控制越轨行为的犯罪的基本手段是刑罚惩罚，这个基本手段怎么用就是“策略”了。刑事政策区别于其他政策的关键是刑罚惩罚性。
刑法的独立性
刑法的独立性表现在以下方面：1．独立的规范体系和机能作为法律体系中的基本的部门法，刑法具有内容丰富、结构完整的规范体系。刑法的内容涵盖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涉及几乎所有其他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还具有一整套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统摄全部规范，可谓内容丰富。刑法在文本上有一部包括基本的总则、分则在内的统一的刑法典，还有部分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作补充，基本上能规范所有的现有犯罪行为，可谓结构完整。刑法已经是自成一体的实体法。刑法自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打击犯罪、保卫社会的职责，现代刑法除了具有一般法律所有的行为规制机能外，还具有特有的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①刑法因此有了更加丰富的独立的存在价值。2．有专门配套的运行程序为了保障刑法的有效实施，国家还专门制定了《刑事诉讼法》以规范刑事案件的侦查、、审理和执行，从而使刑法具有了专门的运行程序。3．有相对于刑事政策和其他法律的自身的特点与品格刑法是法律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法律的规范性和稳定性特点，还具有其他法律不具有的特点：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广泛性，手段的严厉性，立法主体的一元性。现代刑法更具有科学性和文明性。现代刑法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反映了人类社会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规律性需要，形成了内容丰富、结构严密的规范体系，具有科学性。同时，现代刑法秉持民主、人道、人权的价值观，发挥保卫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不再一味威慑、惩罚，不再是野蛮、残酷的代表或象征，具有文明性。这些特点铸就了刑法“独特的品格，即刑法是在法律规范体系中，以国家的刑罚权最终确保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秩序和整体的法律秩序的不可破坏性的法律”②，是刑法独立性的重要表现。4．刑法对法律体系的保障、促进作用刑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它以特殊的手段调整所有其他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除自身之外所有法律的后盾法，是法律体系的保障法。当其他法律调整手段失效、有关法律关系失衡、有关法律秩序混乱的时候，刑法就要站出来运用刑罚手段强行矫正有关法律关系、恢复有关法律秩序，从而保障和促进整个法律体系的正常运行。5．刑法对社会治理的促进作用刑法是社会法律治理的最后手段法，具有独特的功能、手段。当社会治理整体或局部失序，道德、经济、行政手段和其他法律不能有效恢复社会秩序的时候，犯罪在整体上或局部领域会呈现增加势头，运用刑法治理犯罪促进秩序的恢复无疑是法治社会的最佳选择。6．刑法具有独立的历史传统刑法是随着阶级社会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甚至一开始的法都称作“刑”，如中国夏朝的“禹刑”就是当时所有法律的称谓。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他的部门法才逐渐从“刑”法中分离出去。但是，刑法一直保持延续和发展，并且始终是主要法律部门。直到现代社会，刑法一直都是基本的部门法。刑法具有其他法律不具有的独立的历史传统，这一点被称为母法的宪法无法比拟。刑法的产生、发展无需包括宪法在内的其他法律的陪伴或支持，刑法是阶级社会的伴生物，与阶级社会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并具有自身独立的发展规律、轨迹和历史传统。可见，刑法具有独立性。而且这个独立性远远超越了独立的部门法的独立性意义，具有独立的社会治理工具属性。
刑法与刑事政策
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具有法与政策的关系的共同样态，即政策是法的指导，法是政策的固定形式等。“没有刑法的刑事政策，必将沦为常识的刑事政策，让人不切实际。同样地，没有刑事政策的刑法学，必将只看到刑事法学的形式规定，而无法找寻其真正的灵魂”，①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就如“魂”与“体”。但是，因为刑法的特点和独立性，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呈现特有的样态。1．刑事政策指导刑法并推动刑法的革新刑法作为刑事政策的工具，应当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立法、运行，否则就不是“工具”了。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讲，刑法是刑事政策的“体”。由于刑事政策是针对犯罪形势制定的，是对社会形势变化的反应，所以刑事政策会推动保守的刑法跟随形势变化而变化，使刑法革新。2．刑事政策指导和进入刑法受到刑法科学性和文明性的制约刑事政策具有功利性特点，它追求刑罚对犯罪的控制效果，所以刑事政策有扩张刑罚权的本能冲动。“刑事政策由于其灵活性而具有自我扩张、膨胀的本能，这种本能实质上也就是权力的本能”。②为了控制犯罪，刑事政策会趋向于扩大刑罚的打击范围或打击力度，从而使刑法既“严”又“厉”。虽然，刑事政策也讲科学化和人道化③，但刑事政策这一冲动的本能属性没有改变。这种冲动很容易使打击犯罪过程中应有的人权、人道观念被忽视，从而削弱甚至破坏刑法的科学性和文明性，历史上希特勒对魏玛刑法的修改和墨索里尼对原意大利刑法的修改就是惨痛的教训和证明。但是，“法律与裸的权力所具有的那些侵略性、扩张性趋势大相径庭，因为它所寻求的乃是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妥协、和平与一致”④。现代刑法的科学性和文明性特点已经借助刑法的独立性地位成为现代法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和标志，代表这两个特点的基本原则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宪法和有关国际公约的明确、基本要求。刑事政策要想借助刑法施行于社会“附魂于刑法”，就必须不违背刑法的这些科学性、文明性原则。如，罪刑法定原则在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和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均做了规定，我国也已经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刑法也明确规定了这一原则。而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思想是保障人权，并因此派生了一些重要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及其派生原则显然对刑事政策刑罚权扩张的冲动具有抑制作用。因为在当今社会，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不是什么刑事政策可以突破的了，刑事政策要想通过刑法发挥作用就不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形式与形势论文范文4
首先，初中德育课程的内容设置存在着脱离实际的问题。部分学校的德育课程内容注重对知识的系统化的强调，容易将德育知识与德育生活实践分开，切断了德育与生活的联系。比如部分思想品德课程，在学生的知识掌握评价过程中，注重知识的考察，而忽视了学生的行为习惯和内心成长。其次，初中德育有效性的影响因素还有德育方法的问题，德育的开展过程需要综合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然而在实际的德育工作过程中，通常是采取统一的教学模式，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发挥。还有部分初中德育的教育者，自身素质有待提高，教学业务水平和道德教育理念落后等问题也影响了初中德育的实效性。
二、增强初中德育实效性的实施策略
1.因材施教的多元评价机制
学生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具有自身不同的性格特点和个性品质，因此，在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时，就要抓住学生的个性特点，建立多渠道的班级评价机制。一方面，让学生参与到班级的德育评价当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人，他们对学习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可以让学生参与到班级管理中，使学生在班级管理中完善自己的品德修养，从而提高思想素质。另一方面，要加强学校对学生干部的培训，学校可以通过来自教务处、德育处、学生会等多部门的考核，确保评价数据的真实性。在评价中实现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的有效落实。因材施教的多元评价机制能够促进各个层面学生的有序发展，减少在单一评价中出现的德育落实的误差，有效落实学校的德育工作。
2.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德育内容
增强初中德育实效性的实施策略之二是提供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德育内容，德育内容是初中德育的核心载体，德育内容的选择和设计直接影响学校德育的整体质量。一方面，从内容的完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增加分层次的德育教学内容，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身心发展特征，选择适合学生的德育知识，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选择学生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比如道德教育中，对于公民义务劳动的规定，通过对于各种表彰奖励和劳动模范等案例的讲解和讨论，让学生自主体会，内化个人行为。另一方面，各科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实现教书育人的神圣职责。此外，还可以增强乡情等方面的教育，使学生能够热爱家乡、热爱民族。
3.创新型德育方法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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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安谈论 建安文学 以气为文 书信谈论
谈论之风是中国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它是士大夫阶层文化反思及干预社会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是学术思潮与士人心态的真实反映。春秋战国时期，论辩之风即已大盛，士人或纵横游说、或著书立说，对后世思想文化及文体风貌影响深远。先秦诸子散文如《孟子》、《庄子》、《韩非子》等，或仗气使文、或妙于譬喻、或浮想联翩，可谓一时之盛。东汉末年。谈论之风开始兴起，同时诸多子书著作反映出当时士人品评时事、臧否人物的风尚，文学风貌也呈现出崇尚通脱、善辩骋辞的倾向。从汉末谈论发展至正始玄学，其间的过渡环节――建安谈论之风往往被忽视，建安谈论对文学整体风貌也有所影响。建安文学以其“慷慨悲凉”的艺术特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典型风格，研究者虽然对当时的社会因素颇有阐发。但对更深层的文化因子却少有问津。从汉末谈论之风追溯建安文学发生的文化因子，或许会对整体而深入研究建安文学有所裨益。
一
与先秦辩论之风的游说骋辞不同，汉末桓、灵时期的谈论之风与当时政治的联系更加密切。汉末谈风大体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是以李膺、陈蕃为首以及太学生为主的具有政治批判色彩的清议活动一是以郭泰、许劭等人为主，以品评人物、荐举人才为主要目的的人伦品鉴风尚。前者打破了经学神学化的传统，士大夫的批判意识及怀疑精神日益显现后者则改变了士人审美及学术风气，玄儒结合、清虚超脱的人生境界开始彰显。如王充、仲长统等人批判世俗、评点时事，好言善辩之风促成了子书创作的繁盛，汉末文风也开始由简趋繁、由质趋丽。又如蔡邕等人碑文的兴起，与当时的品评人物之风也不无关系。由于对个体才性的重视，谈论辩驳中老庄思想日益蔓生，张衡等人的赋体创作力求摆脱铺张板滞的汉大赋文体的束缚，终于出现了像《归田赋》这样抒发个体情志的赋作。
汉末党锢事件的爆发导致了清议运动的湮灭。而不具政治性意味的人伦品鉴活动却得以延续。汉末谈论逐步演变为内容广泛、具有娱乐性质的建安宫廷谈论。引导汉末谈论演变的过渡性人物是孔融。孔融可谓开启建安文风趋向通脱之先行者，而其文风也受到汉末谈论的影响。孔融少年时代就曾拜访当时清议名流李膺，李膺大笑而品目之曰：“高明未必伟器。”这似对孔融少年早慧的赞誉，同时也洞察出其人格偏执的一面。《后汉书・孔融传》对孔融就有如是评价：“既见操雄诈渐著，数不能堪。故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好发偏至之辞，除体现孔融个性特点及其对曹操的不满外，同时也可知见早年清议之风对孔融的影响尚存。刘勰云：“孔融气盛于为笔”，孔融气势豪迈、语词激荡的文风是和其受清议名士爽直峻切的人格影响分不开的。而孔融书信散文妙于譬喻、生动清雅的风格又恰是继承了汉末人物品评的余绪。如孔融《与韦修甫书》曰：“前日元将来，渊才亮貌茂，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仲将复来，懿性真实，文敏笃诚，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近由老蚌，甚珍贵之。”元将与仲将兄弟是韦修甫的二子，孔融分别品目之为渊雅及文敏，可谓善于察人“不意双珠，近由老蚌”此类妙喻，更是调侃中寓生动，开启魏晋清谈善于清辞妙句之先河。除文风外，汉末谈论中注重品目才性也导致士人重性情而张扬个性。曹操推行“唯才是举”的用人策略，此时的人物品评活动对偏至之才也大加赞许，孔融就曾以“飞辩骋辞、溢气坌涌”(孔融《荐祢衡疏》)来荐举祢衡。崇尚才性偏至而非圣人完美之人格，体现出建安初期注重个体真实情性的一面。及至建安中后期，上至曹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下至边让、祢衡之流“心通性达，口辩辞长。”《后汉书・边让传》)，又有建安七子“清谈同日夕，情_叙忧勤。”(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其二)。建安谈论显现出诸多新的特点谈论话题由注重现实批判及才性品鉴转向历史人物品评、文学评论及娱乐性闲谈谈论场地由太学或乡里转变为宴饮场合及宫廷场所；谈论方式由一人品评变为同一话题的多人参与，并从剑拔弩张的辩论与对峙变为清雅闲适的书信交流及诗酒唱和；谈论的内涵从主观性强、依据不足变为理论色彩渐浓、引经据典的论证……诸如此类变化对当时文学发展也有深远影响。
二
有关建安文学之新变。前辈诸贤已有论述，如钱穆先生《读》一文云：
逮及建安，王仲宣《登楼赋》一出，而始格貌全新，体态异旧。此犹美人罢宴，卸冠佩，洗芳泽，轻装宜体，颦笑呈真。虽若典重有减。而实气韵生动。自此以降罔野重于庙堂，闺房光于殿阁。题材意境，辞藻体气，一切皆变。
以洗净铅华之美人比喻建安文学，可谓鲜活灵动、颐人情志。然则建安文学何以“气韵灵动”、何以“辞藻体气皆变”?从谈论风气角度论述之，或许可对建安文学生成缘由之一端有所认识。谈及建安文学风貌，评论者多总结为“以气为文”。如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文学的“慷慨多气”是指其时的文学包含建功立业之情怀、悲凉深远之文辞及激荡宏大之气韵。建功立业之情、悲凉深远之辞，汉末《古诗十九首》已初步具备，盖“怀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体验相似之故。然而《古诗十九首》往往多为群体性情感认同而少个体情性抒发，可谓只见其文不见其人。除“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原因外，刘勰同时也看到建安文学的文化成因：“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文心雕龙・时序》)于是有雅爱诗章之魏武、妙善词赋之魏文、体貌英逸之陈思……李白诗云：“蓬莱文章建安骨”，透过建安文章确可见文人之真性情，而谈论之风兴盛正是建安士人重才情的重要原因。建安谈论延续了汉末品评人物之风，重视辨别才情、彰显个性，导致了士人文学创作中注重自我情性的抒发。如曹丕和曹植等人曾耥《周成汉昭论》这一话题进行论辩。曹丕认为汉昭帝“德与性成、行与体并、早智夙达”，更胜一筹。曹丕以早慧与德行评判人物优劣，正是对才性品行突出者的赞许。上层统治者既已倾慕通达之性情，士人更是在才性论辩中发现自我情性的存在，在气韵生动的文章中体悟个体的真美。建安文学“以气为文”的文学风貌，正是谈论之风影响下的士人内心的真实写照，也是文人个性的自我彰显，“文人之文”由此而生。纵观建安文章。大多独抒性情、逸气飞扬。建安文士以气为文正是士人 群体个体意识觉醒的反映。以气为文，首先体现为喷薄欲出之气势。或是酣畅――“樊哙解厄鸿门，非豕肩钟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引卮酒，无以激其气。”(孔融《难曹公表制酒禁书》)，威是壮烈――“威凌天地，势括十冲，单鼓未伐，虏已溃崩。”(陈琳《神武赋》)；其次是有感而发之情性。或是凄怆――“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王粲《登楼赋》)，或是坚贞――岂不罹凝霜，松柏有本性。(刘桢《赠从弟诗三首》其二)。再者是坦荡真切之自我。或是孤介――“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无俦。”(曹植《闲居赋》)，或是淡泊――“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阮r《隐士》)。凡此种种，都展现出强烈的个体情感。
除文人个体意识觉醒并由此带来以气为文的文学风貌外，谈论之风对建安文学的影响还体现在文人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文学创作及文体风格的新变。曹丕《与吴质书》云：“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闲设，终以六博，高谈娱心，哀筝顺耳。”其《又与吴质书》云：“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见建安中后期的谈论娱乐成分加强，以论辩雅集娱人心智、寄托诗酒抒怀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游宴雅谈、畅叙幽情、赋诗言志，此情此景与后世的金谷之聚、兰亭雅集颇为相似。谈论本来就是士人的群体性活动，建安中后期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与谈论之风兴盛、文人交往密切也有一定关系。由于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此时的谈论少批判而多唱和、轻论辩而重才情，谈论内容涉及文学艺术、政治伦理等诸多方面，由此，邺下文学呈现出宫廷文学的特点――同题作品的交流、诗赋体物的细腻、辞藻的华茂等等。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文人团体，邺下文人群体与西汉宫廷文人群体不同的是，他们不仅“体物”，而且“缘情”。且看曹植、应场、刘桢三人的公宴诗：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神飚接丹毂，轻辇随风移。飘u放志意，千秋长若斯。
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辨论释郁结，援笔兴文章。穆穆众君子，好合同欢康。促坐褰重帷，传满腾羽觞。
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傍。月出照园中，珍木郁苍苍。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芙蓉散其华，菌萏溢金塘。灵鸟宿水裔，仁兽游飞梁。华馆寄流波，豁达来风凉。生六未始闻，歌之安能详。投翰长叹息，绮丽不可忘。
汉末五言诗具有质朴悲凉的特点，而至建安文人的改造，诗体日趋华美。以五言写公宴题材，既难与四言为主的《诗经》的古朴典雅媲美，也较难表达个体的真实情感。上述几首公宴诗，都是在文人集会、诗酒谈论的场合下进行的。曹植之诗飘逸脱俗应场则有雅颂风采，刘桢在繁华中见悲凉，可谓古诗风貌的回归。“骨气奇高”与“辞采华茂”并存的风格在公宴诗中同样存在，这也反映出建安文人文质兼善的审美追求。需要注意的是，建安谈论影响下的责游之风，还带来了五言诗写景状物功能的扩大。“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曹诗写景声色具佳“清川过石渠，流波为鱼防。”刘诗则动静分明。谈及中国写景诗，研究者往往追溯至东晋时期。认为是清谈之风与山水怡情相结合的结果，实际上参与谈论的汉末文人同样亲近山水、雅集唱和，也创作了不少写景状物之作。
建安谈论还加强了文人之间的倾心交流，互相品评、随性而谈更导致书信这一文体的兴盛，反之书信体又成为文人谈论及文学品评的常用方式。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云：“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建安书札随性而谈、独抒性灵、自然流转，虽不及魏晋尺牍之唯美，但也可谓纸上之清谈。孔融就有不少书信佳作。其中有臧否人物者：“修行保贞，清虚守高，危邦不入，久潜乐土。”《喻邴原举有道书》，有寒暄挂念者：“世路隔塞，情问断绝，感怀增思。”《与王朗书》；有谈书论艺者：“前劳手笔，多篆书。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又遗张书》)，也有谈论政事、评议古今者：“南北并定，世将无事，孙叔投戈，绛灌俎豆，亦在今日。”虽清辞妙句不多，但皆随性而发、真情流露。及至曹丕、曹植与邺下文人品藻谈艺，书信也成为当时重要的文学交流与批评方式。如曹丕《与文质书》从慨叹建安诸子零落之悲，到追忆昔日宴游之乐，再到品评文士之得失，最后体悟岁月韶光之逝，可谓至真至情之文。从人物品题到后世诗话的诞生，研究者往往会注意考察两者之间的关联。但作为中国早期的文学批评，以书信体这种随性而发、侃侃而谈的形式出现，其思维方式及文体特色如何、对后世诗话的影响如何，就此也可深入研究。先秦两汉的文学批评较为零散，讨论的话题往往不脱离儒家诗教传统，且多为只言片语，尚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建安书信体文学批评的出现，其形式是两人或多人的讨论交流，行文是融汇人生体悟与作家评点的随性阐发，虽是散文的，但也是诗性的，其对中国文学批评中感悟式批评样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三
从汉末清议到曹魏后期清谈的出现，建安谈论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汉末兴起的浮华交会之风，本质上是士人群体对趋于繁复的两汉经学的叛逆以及对宦官的不满《后汉书・儒林列传》日：“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儒学衰”及“浮华尚”体现出汉末谈风的文化根源。中国思想界的革新，往往从学术思潮开始，进而引发知识阶层思想的变革与文化艺术的创新。建安谈论与文学创作的繁荣。也是在此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由清议至清谈的过渡进程中，建安谈论的重娱乐、尚交游以及美音制、善思辨也成为魏晋清谈的先驱。作为士人群体性活动的清谈，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传统价值标准相违背的特性，于是“罢黜浮华”与“清谈高论”时而更替。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太和四年，魏明帝下昭曰：
世之质文，随教而变。兵乱以来，经学废绝，后生进趣，不由典谟。岂训导未洽，将进用者不以德显乎?其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
魏明帝“罢黜浮华”正说明作为昔日官方意识形态的经学已不被知识阶层重视，新的学术思潮已在知识分子中滋生并流行。建安后期的谈论逐渐发展为曹魏后期的清谈，史书中关于“善清言”、“美形貌”的记载日益增多，汉来人物品评对“言”与“形”的赞誉也被清谈继承。及至曹爽。玄风终于大畅。《三国志・魏书・曹爽传》云：
形式与形势论文范文6
一、VI设计中的视觉形式美
VI设计是平面设计的一种，隶属于视觉艺术，因此，视觉艺术的构成法则和规律也多适用于VI设计。视觉艺术的重要本质是视觉形式的创造，视觉形式的创造决定着VI设计的生命，并常以“标志”的形态突出地表现出来。
“标志”（Symbol）作为传播信息的符号，是VI系统的核心和基础部分。它可以集众多信息于一身，在瞬间传达出所代表的意义和所承载的理念。从类别上看，标志可分为商标、纪念章、会徽、校徽、个人标志等多种；从形式美的构成法则上看，标志是在空间中将重复、对比、调和、对称、均衡、渐变等多种构成手法借由力的关系组织起来并形成符合人的审美要求的视觉形式，具有独特的形式美特征。
以“中国银行”的标志设计为例，由香港著名设计家靳埭强先生设计、1986年开始使用的现有的中国银行标志，从创意构思，到构成形式都显示出独特的形式美特征。在创意构思上，靳埭强先生受到编结红绳的古钱启发，将标志设计的母题定位在中国古代钱币上。其中钱孔与红绳巧妙地构成一个“中”字，由此寓意中国。古钱币则代表银行业，中线象征联系，外圆则象征全球发展，整体寓意天方地圆，经济为本。
从设计元素的构成形式和组织方式上看，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外部的“圆”与内部的“方”构成了力的对比关系，而且这种对比是在调和的基础上进行的。对比是互为相反的两种因素设置在一起所产生的现象，如运动－静止，刚硕－柔软，高－矮，强－弱等。而调和是将两种或多种矛盾因素趋向于一致的手法。调和可以使各种差异因素寓于统一之中，产生和而不同的张力和节奏感。中国银行标志中“圆”与“方”本身的对比关系被方形外部的弧形削弱、融合，它的构成角度恰好使原本两种冲突的力达成和谐一致的走向。此外，标志的对比因素还体现在面与线的关系上。在整体上，中国银行的标志由于线条均匀，走势平稳，空白均衡，因此呈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面”。但是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这个“面”是由均匀的“线”围绕、运动而成。正是这种“线”与“面”的对比关系，增加了画面的跳跃感，时而动、时而静，打破了标志的对称所带来的绝对的平衡和稳定，在动静之间构成了节奏和韵律的美。
从色彩上看，中国银行标志采用中国传统的吉祥色红色作为基本色调。色彩是视觉形式的物质媒介，它与其他形式一样，是艺术家表达情感、与自然界沟通的有效手段。色彩被喻为感情的语言，眼睛的“诱饵”。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表明，色彩不仅能引起人们大小、轻重、冷暖、膨胀、收缩、远近等心理物理感觉，同时能够唤起人们不同的情感联想。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各种颜色都被赋予了特定的涵义。如红色在人类的原始时期，就“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在。也就是说，红色本身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1]在象征的意义上，红色代表吉祥、幸福，象征活力、愉快和庄重。中国银行采用红色作为标准色，一方面表达了中国传统的祈福平安的心理诉求；另一方面则表达了锐意进取、顽强稳健的创业精神。简洁淳朴的红色标志与郭沫若先生所题写的“中国银行”四个黑色书法体相结合，相得益彰，使标志整体上散发出强烈的民族性和现代感。
二、VI设计中的审美特征
与其他平面设计相比，VI设计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审美特征：
1、真与美的结合
在哲学上，“真”即真理，表现为认识与客观事实的符合。企业的“真”首先表现为尊重事实和客观规律，进而大胆探求并坚持真理。[2]而企业VI识别系统的“真”则表现为通过企业的视觉传达部分，将企业的理念、经营方针、宗旨等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本质上是借美的形象来传达真的概念。就如靳埭强先生所指出的，“漂亮的设计并不一定是好的设计，最好的设计是那些适合企业、适合产品的设计。”中国银行的VI正是具备了好的设计的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原创，也就是不抄袭、不模仿；第二，识别，即有个性，不雷同；第三，份属，即合身份、创文化。
而VI的美则表现在，当用统一的视觉形象来表达企业的目标、宗旨和企业哲学时，人所产生的一种审美心理感受。其本质是人由于发现或进达于事物本质时而获得的一种美感体验。根据企业识别专家沃利•奥斯的看法，企业在运营中必须规划以下几件事：(a)我们是谁？(b)我们做什么？(c)我们如何做？(d)我们要朝哪里发展？这被称为(a)“企业个性”和“核心能力”；(b)产品和服务的市场；(c)“公司过程”；(d)“宗旨”和“远景”。在某一市场的社会环境下，这些要素构成了一个公司的核心定位。[3]沃利•奥斯同时指出，如何从美学角度来表述公司的核心定位，是当今企业的重要课题。他从管理学层面称此为企业的“美学管理”。
VI视觉识别正是美学管理的重要表达手段。在这里，真与美有机地结合起来。理论美学的创始人哈奇生（F.Hutcheson）曾对“美中寓真”这一辨证关系的审美特征给予充分的描述和歌颂，他说：“能够让我们在其中见到这样一种迷人的具有统一性的多样性，并由此在我们心目中产生非常巨大的愉悦。”[4]
同时，VI设计中的真与美结合的审美特征还表现在，成功的VI设计是集技术学、人体工程学、行为学、美学等多种学科为一体，将VI设计放置在契合于“人性化”的尺度下进行的。好的VI设计应是真与美相结合的“人性化”的设计。它不仅体现出设计形式的美，同时更要符合和尊重人的生理和心理需要。马克思认为，人性化的生产就是依照客观规律而进行的审美的生产，是人的精神价值的自我实现。同理，人性化的设计也是依照客观规律而进行的审美的设计，它表现为严格的科学美和规范美。一套完整成熟的VI系统，是设计师本着严谨和科学的态度构思设计的结果，这在早期CI（VI）设计中已为设计家所认同。20世纪30年代，美国设计家莱斯特•比尔推出了“企业形象系统手册（thecorporateidentitymanual）”（简称CI手册），其中规定了各种设计元素的使用规范，同时也列举了必须避免的错误使用方法，以免设计元素的滥用和误用。CI手册的使用，保证了CI实施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因此，VI的设计的本质应是真与美的有机结合，任何一个方面的阙失都会使设计丧失价值。
2、系统性与动态性的结合
VI识别设计是由功能各异的多元子系统所构成的多元复合系统，是系统性和动态性相结合的审美整体。按照系统学理论，一切事物都以系统方式存在，因而都可以用系统观点来考察，并用系统方法来描述。现实世界不存在没有任何内在相关性的事物群体。而在哲学上，系统性是指由若干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它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功能性和稳定性等特点。与其他设计相比，VI设计之所以给人的印象更强烈、视觉效果更丰富，原因在于它所构成的是一个系统的视觉整体。在VI中，一切应用要素都以基础要素为核心向外扩展，具有连贯性和“家族相似性”的特点。从视觉心理学上讲，人的眼睛倾向于把任何一个刺激式样看成现有条件下最简单的形状。[5]因为形状和色彩表现的越整体，它越具有简单性，也越易于为人的眼睛所把握。而“一个构图单位的形状愈是连贯，它就愈易于从它所处的背景中独立出来。”[6]皮亚杰对整体性和连贯性也有着深刻的分析，他说：“所谓整体性，是指内在的连贯性。实体的排列组合本身是完整的，并不只是某种由别的独立因素构成的混合物。结构的组成部分受一整套内在规律的支配，这套规律决定着结构的性质和结构的各部分的性质。这些规律在结构之内赋予各组成部分的属性要比这些组成部分在结构之外单独获得的属性大的多。因此，结构不同于一个集合体，结构的各组成部分不会以它们在结构中存在的同样形式真正独立地存在于结构之外。”[7]
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VI设计的系统性必须和动态性相互结合才能发挥更大的审美效用。所谓动态性，就是在VI系统设计中，不再强调某一单个元素的中心效应，VI所有的构成要素都可以成为中心，也就是说，VI设计可以围绕任何一个视觉元素动态地进行，而不单纯仅仅依靠标志的中心强势地位。传统的VI设计中，标志在应用中占有绝对的强势地位和话语霸权，这虽然满足了VI识别向外扩展的系统性、规范性需要，但是相对死板、教条、僵化。因此在VI的设计实施中，必须将系统性和动态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VI的实施过程，就是整合视觉资源，形成协调的视觉印象从而作用于目标受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视觉符号的规范性是VI设计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视觉符号的规范性有助于形成设计体的整体视觉印象，但整体视觉印象的形成并不依赖于视觉符号的规范性。这就为VI系统的动态化提供了理论依据。[8]在系统性、规范性的VI设计中，提倡动态的交互式设计，也就是在保持形成整体视觉印象的前提下，加强各要素的相互配合、作用，重视各要素相对独立的视觉效应。标志不占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各要素可根据具体需要取代标志发挥主导效应。系统中的动态设计强化了VI创新变化的能力，是对视觉资源的一种整合和再利用。视觉的中心可能是其它辅助元素或是一个概念、一个造型、一个氛围或一种特殊效果，以此发挥系统性VI识别设计中的动态审美功用。3、言说性和非言说性的结合
VI视觉识别设计的另一审美特征是把“由言指号”和“非言指号”结合起来，也就是说，VI设计不仅诉求于公众的“言传知识”，同时又诉求于他们的“意会知识”，将“可说”和“不可说”的知识结合起来，因此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和审美感染力。意会知识（tacitknowledge）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波兰尼（MichaelPolanyi）所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人的知识分为两类，通常说成知识的东西通过书面语言，图表和数学等方式得来，这只是一种知识；而非系统阐述的知识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波兰尼称第一种为言传知识，第二种为意会知识。他说“我们总是意会地知道，我们在意知我们的言传知识是正确的。”[9]意会知识也称为隐知识，它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和内在本质，它所倚重的是一种隐形的理性。”[10]。意会知识表现出如下特点，即个体性、非逻辑性、审美性、创造性和模糊性，它与言传知识的互动与统一构成了人类认知的内在动力机制。
意会知识概念的提出，从认识论上揭示了人的意识潜能的发生和作用规律。意会知识是整体性的领悟，它是将对象作为一种美的直观而把握的。从意会知识的角度，我们可以对公众的心理和认知有更清晰的了解和把握。事实上，公众对企业的观感是理性认知和感性印象的统一，而后者主要是审美体验，是一种充满感彩的心理活动过程，是其个人意会性认知的具体实现。因为按照波兰尼的说法，“心灵的纯意会作用是一种领会（悟）的过程。”[11]在激烈的市场角逐中，企业在顾客心目中造成的美丑、好恶、优劣等情感冲击，是企业进入市场的第一步。公众对企业的审美活动是非
逻辑的，不可言传的活动，它的直觉性、领悟性。体验性、情绪性，都是意会知识所特有的。因此，美国的贝恩特•施密特和亚里克斯•西蒙森在其著作《视觉与感受——营销美学》中指出，“今天，具有竞争优势的组织给顾客提供一种体验——‘销售牛排的体验’。任何好的牛排餐厅都知道除了提供一份好的牛排外，还为顾客提供一种全面的感官体验。例如：做工精细、手感极佳的牛排餐刀、深色木料装潢的房间、暗淡的灯光等。”[12]在消费者心中，所有这些加上“煎牛排所发出的咝咝声”，带来了一种值得向往的美感享受，满足了他们的内心精神层面的需求。正是这种意会价值，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顾客选择哪一家企业的产品或服务。
因此，企业的VI设计是在言说性和非言说性两个层面进行的。它既说理，又动情，入情入理，情理交融，已经成为企业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现代人生活节奏的加速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要求产品在销售的过程中能够瞬间传达某种意义。企业的VI设计所塑造的美学形象作为这样的符号体系，“展示着明确而清楚的视觉力结构，并通过这种生动形象的结构，使受众得到较强的商品和事物独特性的信息与感受。”[13]它们是企业“产品的风格和它的审美倾向在一定文化背景下，通过工业生产，在产品上留下的时代信息和企业特征”[14]在市场中，消费者有时对企业的宗旨、价值观的内涵无法直接了解，但通过企业的美学符号体系，企业内在的理念就可以潜移默化地以自身体验的方式为消费者所接受和认同。正是这种理性与感性、言说性和非言说性的辨证统一，构成了VI识别中的美感交融性，为企业的美学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实现途径。
三、小结
VI企业识别设计以其本身的视觉形式美以及真与美、系统性和动态性、言说性和非言说性的有机结合的审美特征，最终杂糅形成一种综合表现力。这种表现力超越了具体的产品、经营和服务等单个要素的实体性特征，成为“空间中非功能性的、提供体验的各方面的因素。”[15]同时这种表现力升华成一种精神表征，促使公众形成对企业的总体感受，继而引发公众产生对企业、产品以及品牌的心理趋向力和认同感。从这一角度来说，企业VI识别不仅体现出企业独特的美学风格，帮助消费者建立品牌意识，构成他们对产品和服务的评价依据，而且造成了特殊的符码化消费，消费者“消费”符码，是从符码获得一种价值或以此体现自己的身份和价值，从而获取交往效益；或以此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实现自己的审美理想。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2]曹晖、修文举：《企业形象策划战略的内涵与现代意义》，《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第84页。
[3]（美）贝恩特•施密特等：《视觉与感受——营销美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4]F•Hutcheson：AnInquiryConcerningBeauty.EditedbyPeterKivy.TheHague:martinusNijhoff,1973.p48.
[5]（美）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0页。
[6]（美）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2页。
[7]（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8]彭纲：《VI设计新趋向》，《装饰》，2004年第12期，第80页。
[9]（英）波兰尼：《波兰尼讲演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6页。
[10]黄瑞雄：《波兰尼的科学人性化途径》，《自然辨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第32页。
[11]刘仲林：《波兰尼及个体知识》，载入《现代外国哲学》第5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7页。
[12]（美）贝恩特•施密特等：《视觉与感受——营销美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13]赵海、张清容：《CI与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