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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堂建筑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皖南传统建筑装饰千变万化,实用兼艺术的构件处理,真正做到了有的放矢,恰到好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文化风格。
置身于徽州古村落中,那里风光秀美,数百幢明清时期的民居静静伫立。它们采用了不同的装饰手法,建小庭院,开凿水池,安置漏窗、巧设盆景、雕梁画栋、题兰名匾额,创造了幽雅的生活环境,有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一般在皖南古村落的村子入口,祠堂前的广场,建筑的大门,室内的厅堂等,这些人们的视线最易停留的地方都作重点装饰。如款县棠越的7 座牌坊群,径县茂林的14 座牌坊群等,它们都以赫然醒目的姿态立于村口,形成独特的村口标志,同时也张扬着本村曾有的荣耀。另一些则利用门楼、古村及其特有的自然风貌来构筑村口空间。如径县桃花潭镇的万村,以“义门”门楼、彩虹桥和溪边古杨树,形成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氛围。还未进村,以浓浓感受到家的气息,村的灵秀顿显无遗;而水东翟村的“踏歌岸阁”门楼屹立于桃花潭东岸,与古道石阶、大夫第和银杏古树相拥而成的空间则气势磅礴,异常突出。牌坊群、门楼这些具有装饰性的建筑物所营造的各种氛围的空间不单纯是为了界定村落的起始点,更重要的还是村落个性最好的反映。
逢时过节,祠堂前的广场是最热闹的地方,人最多,人们逗留的时间也最长。所以皖南的祠前广场常设有高大的旗杆石、万年台(古戏台)。人们在古树的浓荫下看戏聊天,形成一个较开阔的集会场所。万年台是广场的中心建筑,多用重檐翘角,相当耀眼醒目。舞台又是戏台的中心,自然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都采用各式的藻井装饰,来突出演员的活动空间。如祁门珠林余庆堂的戏台,正中为弯隆式藻井,台面前檐斗拱、额仿上精刻有人物、花卉图案,装饰性极强。还有则在梁仿和檐拄撑拱上雕刻戏曲图文。
大门是出入的咽喉,它对宅第的规模、气势起着不可忽略的暗示作用,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不论贫富,大门都是装饰的重点。皖南民居喜在门洞上方饰以立体的砖雕门罩。门罩雕饰繁富,有山水人物,花鸟鱼虫、历史故事、地方风情等,但都突出吉祥寓意的主旋律。它不仅美化了大门,而且表现了主人的情趣;同时,门罩本身又是一幅奇妙的艺术品。还有一些地区喜用满饰有纹理的磨砖贴面来装饰门墙,以衬托门头所镶的反映不同门第的嵌方。这种简洁的装饰手法更突出了大门的雄丽、威严。作为集会的重要场所— 祠堂,它的大门是采用石鼓、阀阅、铺首和匾额来装饰。
皖南居民的厅堂,是接待亲朋好友和办红白喜事的场所,也是人来人往最多的地方,作为居住空间序列的,更是重点装饰的对象。用屏风、匾联和天棚界定了一个面对大门、天井的半开长敞空间,是其大而敞,堂而正。在屏风前八仙桌坐定的宾主目及的地方,如厅堂大门的墙背面和天井左右的侧墙,讲究的都用磨砖拼花贴面。如径县茂林的滋树堂其天井即采用有暗八仙纹理的花砖侧墙。稍次的也用砖墙粉白,再饰以墨线彩画。厅内的柱础、石墙裙和石踢脚通风口,都有表达主人情趣的雕刻。花好月圆、五富捧寿、松鼠葡萄等表达美好生活寓意的是寻常人家喜用的装饰。而文人雅士则多用能表达自己情操、气节的图案,如琴棋书画、鱼樵耕读、梅兰竹菊等。每户带堂名的挂匾,更是主人的家风和志向的直接表露。今天,一些厅堂条案上还摆着“老三样”:东瓶西镜,中间自鸣钟,寄寓着家人对外经商亲人“永远平平静静”的希望。
交通性质的街巷,辅质的廊厢,从属性质的边屋杂院,在装饰及加工上都大大减化至适用的程度。如街巷铺地的石材,只是中间推独轮车的一条,选用较大的条石或卵石,根本不像天井铺地那样割拐拼缝;廊厢的石柱础也是最简单的复盆础或方形刻线础;厨房边屋的梁架,更见不到月梁和雀替,就是檐口撑拱,也是形式最简单的,绝对不会使用复杂精美的木雕;杂院围墙更不见装饰性的檐口砖雕或墨线彩画……正是由于这些辅装饰的简化,衬托出主体空间中重点装饰的细密与精致。如街巷平铺的卵石,与民居前有各种吉样图案的卵石铺地形成对比,使得人口更加突出。主次空间的不同装饰,不仅加强了空间性质的区分,也在加工时省工省时,节约了开支,真正做到了装饰的有的放矢、恰倒好处。
人们的视线容易停留和挑剔的地方是传统建筑中空间的转换处。如径县桃花潭镇“踏歌岸阁”门楼,既是渡口的交通要道,又是接连村内外空间的人口标志。它高大的体量形态在宽广的水面显得格外醒目,透过二层明间的雕格漏窗观桃潭风光,碧波烟云,如临仙境。每户厅堂和卧室厢房之间的天井横门,如今门头上还存有垂挂珠帘用的桃形吊钩或石雕的凤颈钩眼,这种今日看来装饰性极强的横门,过去十分有效地界定了每户的公共空间和私密空间:进一步是闺中绣房,退一步是会客厅堂。不论是主体的屋顶、屋身和台基,还是地面局部的梁、柱、拎;抑或是檐口、门窗洞及墙的转角,都进行了艺术化的处理。如屋顶与屋身之间用雕刻精致的撑拱和柱间坐斗作过渡;屋身与台基地面则以石雕柱础和浮雕墙裙来连接;室内地面和窗洞四周都饰以圈边。屋面檐口的瓦则做成云头和滴水状。不同材料之间的过渡所作的装饰处理,其细微考虑更是令人叹服,如木柱落在石柱础上的柱脚底端,其垂直交叉的中心线上,都挖了一个如意头形的孔槽,看上去十分好看。实际上每个柱脚底端垂直交叉的四个孔槽,是施工时校正柱子垂直度用的标记,同时也是防止柱脚受潮腐烂的通风孔。只是匠人们将其艺术化了而已。这种兼实用与艺术于一体的装饰处理,很值得现在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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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村镇建筑文化 伦理思想 等级制度 风水观念
论文摘要：迄今为止，建筑文化尚是一个新概念，陈凯峰在其《建筑文化学》一书中认为建筑文化内涵便为有关建筑的所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要素，是建筑思想、建筑观念、建筑意识、建筑情感、建筑意念、建筑思潮这一类心理层方面的要素群。
建筑文化的分类方法很多，如果以区域性差别(或空间差别)来划分建筑文化总体的话，则有城市建筑文化与村镇建筑文化之别;如果以历史性差别(或时间性差别)来划分建筑文化总体的话，则有现代建筑文化与传统建筑文化之分;如果以时空祸合关系来组合上述建筑文化的类型的话;则有:现代城市建筑文化、现代村镇建筑文化、传统城市建筑文化、传统村镇建筑文化。“村镇建筑文化”的内涵是指:目前仍位于广大村镇这一特定地域范围内的传统的建筑艺术、建筑技术、建筑制度、建筑物以及建筑思想。
1、伦理思想、宗法观念、等级制度在中国村镇建筑文化中的反映
伦理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伦理思想反应在村镇建筑布局和建筑规格等方面，在聚族而居的村镇中形成讲究长幼、辈份与尊卑的思想观念。
1 .1尊卑关系与村镇院落布局
四合院是中国传统建筑院落布局中最基本和最常见的合院形式之一，不仅在官式建中。
被广泛使用，也是传统民居最理想的建筑形式。生活在四合院里的人们，即可以使自己拥有宽敞舒适的生活环境，人们相互之间又能充分发挥养老扶幼、互帮互助的和睦共处的团结意识，使用功能和精神功能都是不可言喻的。此外，四面建房的空间构成也更顺应“天圆地方”的大空间结构，因此，如果说四合院是以人的居住需求建造的，那么它的规模与内容以及围和形态则与大自然更为协调。然而它又是封建社会伦理道德、儒教文化的产物。四合院四面建房，无论是从中央庭院还是外观轮廓，包括空间内容上，都体现出规矩、方整的内涵。而在四合院四方四正中又暗含着“井”字格局，这不仅呼应了从奴隶制社会就有了的“井田制”，而是“井”字分割可为“中”字。中是对称的、稳定的，也是严肃的，它不仅容易附会出许多象征内容，而是由中字引申出的“中庸”、“中正”、“中和”等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也正是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体现。
中国传统村镇建筑讲究主轴线，而厅堂由于其主体建筑，是家庭活动的中心，又是最富有公共性的礼仪用房，所以布置在主轴线的最重要部位，而以高大的屋顶、显眼的外形、硕大的体量、讲究的用材来表现主人的地位或接待的规格，其次序安排也充分体现了人伦关系。
1.2家族观念在村镇院落建筑群体布局中的反映
中国的乡村一直以来处干封闭状态，一家一户是封闭的，整个村、镇也是封闭的。一般情况下，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结成的家族往往住在一些规模大小不一的院落里，也可能是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如果儿孙辈成了家，家里人口多，家境又比较富裕，则可能增建院落。随着子孙的繁衍，院落不断增多，或者在主轴线上按渐进的方式一进又一进地建造，或者在主轴线两旁另辟轴线，增建院落。 1 .3等级观念与村镇建筑
中国封建等级制度对于传统村镇建筑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根据张彦玉在《明史·舆服志·百官第宅》中记载:“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头拱、饰彩色。正统十二年令稍变通之，庶民房屋架多而问少者，不在禁限。”此外，清代对村镇家庙，祠堂的规模亦有规定，如《清史稿·志·礼》所述。
2、风水观念对中国村镇建筑文化的影响
风水在古代中国相当盛行，中国村镇建筑文化不仅受伦理道德规范和宗教观念的影响，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制约，而且也深受风水观念的影响，风水讲述:“觅龙、察砂、观水、点穴”。
村镇住宅大门正对别人的屋角不吉，要挂一个牌子，上书:“对望”二字，以示平安;如大门斜对人家的烟筒也不吉，是冲撞了“黑煞神”，家人出人不顺，也要挂一个牌子，_上书“吉星拱照”—这个牌子亦颇为讲究，红底黑子，高宽比为1: 4，要钉在房檐处;若有邻家的双烟筒面对住宅，则要在墙头挂镜子，利用反光把黑煞神返回去;还有合院的东、西两厢房不能前宽厚窄，因“前宽厚窄似棺形”，等于“宅之人住在棺材中，若前窄后宽，则吉。在宅绿化上，讲究“前不栽杨，后不栽柳”，因杨树不成材，而柳树弯曲，喻意钱都“溜”走了。此外，我国北方村镇街口常有刻着“泰山石可挡”的石碑，这是防止街巷煞气冲人宅内的风水镇煞。
风水内涵相当庞杂，大家说法不一，尤其中乡村风土先生不能科学的解释风水，多为穿凿附会，令人难以捉摸。不过，风水中确有合理之处，也是中国传统村镇建筑文化的结晶之一。
3、自然现象对中国村镇建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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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摘要：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成就：一是表现在结构合理，容易加工制作的木框架结构上；二是表现在由单纯的大屋顶中表现出千变万化建筑形式，三是表现在“四合院”精彩的平面布局所传达出的空间意识中。以最概括的文字将中国几千年的建筑文化作一个总结，我们提出：“木结构”、“大屋顶”、“四合院”九个字。
一、木结构——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
中国古代建筑与世界其它建筑形态最基本的区别是木结构，是世界上惟一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体系。
中国现已发现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遗址在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已有七千年。据考古发现，在300平方米的范围内，最少有三栋以上的干阑式建筑遗迹，其中一座长约23米，进深约8米。木构件建筑遗物有柱、梁、枋、板等，许多构件上都有榫卯，这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已发现的最早的遗存。如果我们把河姆渡文化出土的榫卯木结构建筑遗迹当作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真正”起点，那么，中国的木结构建筑已经有七千年的历史了。
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建筑主要分为抬（叠）梁式和穿斗式两种。另外还有井干式，但它不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主要结构形式，只在一些林木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出现，如云南。
抬梁式构架是中国古代建筑木结构的主要形式，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建筑结构形式。穿斗式构架用料较少，建造时先在地面上拼装成整榀屋架，然后竖立起来，具有省工、省料、便于施工和比较经济的优点。同时，密列的立柱也便于安装壁板和筑夹泥墙。因此，在中国长江中下游各省，保留了大量明清时代采用穿斗式构架的民居。这些地区有的需要较大空间的建筑，采取将穿斗式构架与抬梁式构架相结合的办法 ：在山墙部分使用穿斗式构架，当中的几间用抬梁式构架，彼此配合，相得益彰。
木结构的建筑几乎都是有一定的制作规范。宋代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一书中包含各种“作”（大木作、瓦作等）的制度、工限、料例三个主要内容以及有关附图，系统地说明了当时建筑的分级、结构方法规范要领。书中提出“以材为祖”的材份制，即以与建筑规模等级相应的某一尺度作为建筑的空间尺度及构件尺度的模数。这是建筑体系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这种模数制度或比例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变化。清工部《工程做法》记载了这一体系的最后形态——斗口制。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体，它的基本艺术造型特点来自结构本身。中国建筑的起点是以间为代表的房屋，宫殿是房屋的扩大，它本质上并没有变化，只不过柱子更高、梁坊更长、间数更多而已。
二、大屋顶——中国古代建筑的形式
将中国古代社会和世界上其它古代社会作比较，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大一统”。而对于中国古代建筑来
说，则是它的“大屋顶”，这几乎是一个历史奇迹——“大屋顶下的大一统社会”。因为，在所有的中国的古代建筑中都可以找到一个最基本的形式特征——人字形的“大屋顶”。
中国任何类型的建筑都是由民居住宅演变过来，它是以增加重复单位来解决人所要求的尺度和规模。其基本外形都如一个篆书“人”字形，即双面坡的屋顶。通用性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构成的基本法则。大屋顶，这个人字形的屋顶是中国古代建筑最明显的特征。
不管是殿、堂、厅、轩、馆、楼、阁、榭、亭等称呼的建筑，还是方的、长方的、圆的、角形、扇形、一字、凹字、工字、田字等组成的平面；或是三合院、四合院或像故宫一样的建筑群体 ；无论是住宅，还是宫殿，或是庙宇、寺观 ；无论是悬山、歇山、硬山或庑殿、卷棚，还是单檐、重檐、丁字脊、十字脊，大屋顶可谓万变不离其宗。站在景山顶向南望去，紫禁城一片金色的屋顶，它虽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高有低，但总体上形式统一、规整，这就是“大屋顶”。
三、四合院——中国古代建筑的空间
中国人对内向型封闭空间的习惯要远大于对外开放式空间的习惯。中国古代建筑形成了以“合院”为单位的封闭性的组合体，中国古代建筑在平面上的群体组合，构成了独特的空间形式。
四合院的布局方式早在殷商的建筑遗址中就可以看到。而到了西周时期已经出现了相当完整的四合院布局。到了汉代，这种四合式院落的发展就更为普遍了。我们从隋唐时期绘画、明器中可以看到这种前堂后寝的四合院式宅第。宋代对这种四合院布局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厅堂和卧室之间形成了“丁”字形（或“工”、“王”字形）的平面，堂寝两侧有了耳房或偏院。元代四合院目前虽无实物，但在元大都旧址上发掘出来的后英房元代住宅遗址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座遗址所反映的院落布局，它与近现代北京的四合院十分近似。到了明清时期，四合院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而北京的故宫就是由许多大小不等的四合院组成的。
由于建筑面积的大小以及方位的不同，从空间组合来讲有大四合院、小四合院、三合院之分。四合院是个统称，也可以称为“合院”。这种围绕一个中心空间（院子）组织建筑的形式的形成，是人类在从自然环境向人工环境过渡中所产生的一种精神上的需要。这种用高墙封闭的空间（院子）是一种外界环境与室内环境之间的过渡，这种布局原则不但适应了人们在生活上的实际需要，也符合人们思想上既要安全又想亲近自然的要求，并满足了我国封建礼制的精神需求与生活的功能要求，因此合院的建筑形式成为中国建筑中最典型的布局方式。
在生活空间上，民居建筑“有宅必有院”的“院”是其精华所在，建筑内部的内庭院空间，使整体建筑形成多进式格局。在中国式庭院中，院门关起来，就是自己的，门外始终是别人的。讲究的是私密性、安全性，而不是对外开放的格局，这就是中国传统民居的特色，南方北方都是这样的。四合院虽小，但却内外有别、尊卑有序，讲究对称。大门一般在南向，其形式分为屋宇式。大门有门屋；或为墙垣式，就是直接在墙上开门。其中以屋宇式的大门为贵，依房主地位分3、5、7间，间数越多，则房主地位越高。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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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乐文化”对中国传统建筑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不仅表现在建筑形式上，更在建筑审美的精神层面上有着显着作用。在车重传统建筑观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建筑是我们至今关注的重要问题。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中一个涵盖面极广、影响极深的文化范畴。它涉及的范围大到朝廷典章，小到民间日常生活的进退起居，几乎包括了精神文化的所有领域，其影响之深远超过了任何一种思想理论。
“礼”，是整个中国封建时代一切社会观念的基础。它体现在社会政治制度中，也体现在思想理论、文化艺术和民俗心理等各个文化层次中。“乐”，包括了音乐、舞蹈、诗歌等所有的古代表演艺术。它是礼的艺术化表现形式，是礼的精神和艺术精神的综合体现。礼的本质是上下尊卑的等级伦理;乐的精神则是调和各等级类别之间的关系。礼和乐的紧密结合，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和文化艺术互相作用，相辅相成的发展趋向。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上也有鲜明的表现。
1“礼”对建筑的影响
“礼”的本质是“序”。在我国古建筑中的体现就是中轴对称、突出重点，纵向的空间序列发展要主从分明。这在宫廷建筑、祭祀建筑、学校建筑、宗教建筑，以及大型的民居建筑中表现得很明显。
建筑的空间序列是体现秩序感的最好方法。不仅宫殿如此，就连民居建筑的组合形式也是如此。儒家宗法伦理，成为居室建筑表现的主题。
1.1同姓聚居，家和为贵
中国传统民居的分布多为聚族(姓)而居。从同族村落、坞寨，同祖的府第到同宗的庭院，皆以血缘为纽带。就平面布局而言，中国传统民居多为向平面展开的组群布局，绝少高高耸立的楼房。向平面序列展开的平房，由若干个单体建筑构成庭院，再由一个个庭院组成村落或坞寨。这种以组群的对称、和谐创造“和睦”之美的布局形式，实际上便是宗法伦理中“家和万事兴”观念的反映。为了家族成员的和睦相处，因而在建筑布局上淡化个体而强调组群，而且用墙围合成一个个向心力极强的家庭院落，以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墙内为一姓之家，墙外为异姓之地。院墙，成为家与家之间在地域与心理上的分界线。
1.2尊卑有礼，男女有别
中国传统民居的布局讲究正室居中，左右两厢对称在旁，这实际上是宗法伦理中“礼”的体现。家族中的礼主要表现为父尊子卑，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因而在居室的安排上父母之居称正屋;一般安排在整个组群的中轴线，居中在上，以显示其在家庭中的至尊地位。在正屋的两边，对称排列东西两房，归子孙辈居住，称为“厢”。“房，旁也，室之两旁也”。很显然，房对正屋而言，属于从属地位，这与其居住者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吻合的。父与子的居室除了在座落方位上有别外，往往在建筑规模、室内装饰与陈设上也有尊卑之分。父辈所在的正屋建筑面积较大，其基座高低、台阶级数都在一院之中居首。屋顶式样也是一院中最高级的。至于室内装瑛，更是主次分明。
在重视父子尊卑的同时，传统居室的布局也注意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原则。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妇女的地位逐渐下降，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宗法伦理对男女之别的要求重在限制和规范妇女的行为自由与人身自由。反映在居室的布局上，首先表现为男居外庭，女居内室。一般情况下，妇女不能擅自步出院外，外人亦不能轻易入内院。古代将女人所居之处称为“闺房”。由此可见，闺房，必定是处在院内幽僻之处，并有层层门户隔断，避免与外界交往。人们习惯上将妻子称为“内人”、“内室”，实际上便是妇女在居室布局中身份的反映。甚至有的地区在住宅内专修狭长的弄堂，供妇女和仆役行走，以避免他们经过，干扰礼仪性极强的厅堂。
1.3以堂为尊，崇祖敬宗
堂不仅是活着的家长之居所，同时也是祭祀祖宗的场所。传统的宗法观念认为，一族一家之祖虽已离开人世，但他们的在天之灵仍会关照在世的子孙，视他们“孝”的程度赐福降灾。因此，人们选择家庭居室中最尊的“堂屋”为祖宗立牌位，举行祭祖活动，以显示对祖宗的尊重和孝敬。同时，也证明目前与之同处一堂的家长受祖宗认可和庇护，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可动摇。由于“堂屋”既为在世家长之居，又为在天祖宗灵位之所在，因而家庭中最重要的活动一般也在堂屋举行，成为家庭成员集汇的场所，颇有氏族公社时的“大房子”遗风。既然“堂屋”在家族居室中的位置是如此重要，因而整个居室建筑的安排自然以它为核心，在布局安排上皆位于中轴，居中在上，周围的建筑皆以其为轴心，通过封闭的院落，形成强烈的向心力。
北方的四合院，长辈住正房，下辈住厢房，前后辅助房间则为家奴，下人的住房，整个庭院的建筑秩序象征着家族内部的伦理秩序(图1)。
南方民居的堂屋天井组合也是如此。堂屋是家族的象征，正中供奉祖宗牌位，家族内部重大事务都在这里进行。以堂屋为中心进行组合当然是家族伦理秩序的最理想的形式，若是大家族的聚居便以几个甚至成群的堂屋来组合。湖南岳阳县的张谷英村便是典型。张谷英村是从明代遗留至今的两个大家族聚居村落之一，目前住在村中的2 000多人全部是张氏后裔。村中建筑按家族组合形成完整布局，平面为“丰”字形结构，中轴线上一连几进堂屋，两边分别对称地伸出几道横向分支，每一分支又由几进堂屋组成。每一组分支的堂屋由一个分支家族居住，而每一间堂屋以及两边的厢房则由一个家庭居住。整个建筑群的布局形式就是一个完整而形象的宗法家族社会。几进堂屋中以最后一进堂屋为上堂，祖宗牌位就供在这里，这里是家族最高权威的代表。下面则按辈份大小，远近亲疏依次排列。在这里，建筑空间的序列感表现为一进又一进的堂屋，造成了伦理秩序的森严感和家族权威的神秘感。民居中尚且如此，那么皇宫建筑中那重重宫门、进进院落就更不用说了。
2“乐”对建筑的影响
“乐”的本质是“和”，即以令人亲切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形式来陶冶人的性情，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建筑中体现就是不求严格对称、无明显的主次之分，根据需要自由组合宜人的空间尺度和体量。总的来说，给人一种精神上的舒适感，乐的这种特点主要表现在园林建筑和文教建筑中。
书院，作为一种具有综合功能的文教建筑，其组合方式是礼的秩序和乐的和谐相结合的典型。书院建筑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的形象体现。作为教学场所，它有授课的讲堂、自修的斋舍和藏书楼;纪念名人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因而它必须有专门的祭祀建筑;陶冶性情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因而有条件的书院还必须有园林。一般较大的书院就是上述这些功能的综合体，如何把它们统一起来，这中间就涉及到一个观念形态和建筑形式相结合的问题，礼和乐在这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学是庄重、严肃的，因而讲堂、斋舍、书楼一般都按中轴对称布局来体现严格的秩序感;而作为书院师生休息和陶冶性情的园林建筑则完全是寓着“乐”的审美意义。在另一层意义上，所有这些建筑的组合方式，也体现了一种乐的和谐，正如我们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一样，哪里是，哪里是低潮;哪里需要庄严，哪里需要欢快，这种和谐的组合，就是乐所追求的最高理想。
建筑艺术包括设计、营造与欣赏、使用两个阶段，文人不仅直接参与园林、书院等建筑的建造，同时也是这些建筑的主要使用者。他们在这类建筑中从事高层次的文化活动，或吟诗作画、读书思考，或讲学授徒、着书立说，以他们超脱尘世、简朴自然、清静高雅的生活方式，增加了建筑的文化气氛，充分体现建筑所要达到的“物我融合”的意境。 转贴于
由于寄情山水、崇尚自然之美，因此文人对各地的风景名胜关注颇多，留下了大量描绘赞美名山胜水的诗画佳作。而且，文人们在观察再现自然景色的同时，将风景名胜加以总结，归纳出各地的几“景”，促进了它们的集中、凝炼和发展，使之渐渐成为概括各地文化建筑特色的景点。而在这些景点处又有很多极有特色的楼台亭阁等风景建筑，它们一方面表现了当地的自然景色之美，另一方面，在不断的兴衰变迁和重修改建之中，也融进了文人对于景点的认识、理解，甚至想象和发挥。例如，朱熹在湖南讲学期间，曾专为长沙岳麓山的风景取名题额，使这些风景集中起来变成赫曦台、道乡台、道中庸、极高明、翠微诸亭等建筑景观，出现在岳麓山脚下的岳麓书院附近，并成为书院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原有景点共同形成新的山水名胜。至今，赫曦台等史迹仍保存在岳麓山之下，并依然是人们旅游观光、赏景抒情的好去处。可见，无论文人园林、书院或风景建筑，它们在空间、光、影、色的艺术表现的同时，还有声音的艺术表现，文人们朗朗的读书声、优美的琴声与大自然的风声、雨声、潺潺流水之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幅有声有色、动人心魄的建筑画面。这也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礼乐文化互相融合的表现。
厅堂建筑论文范文5
关键词：乡土聚落；整体保护；生态博物馆；诸葛村
Abstract：Ecomuseum is a new concept that was coined in 1960-70s under the context of a thriving 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r “New Museology.” It is a natural product as the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become increasingly crucial to the process of museumization. Ecomuseums have found ways to develop first in Europe，North and South America and then moved the center of gravity to Asia and Africa. This essay aims at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methods adopted both in and outside China and then focuses on Zhuge Village, Zhejiang，China，a successful example of institutionalizing the vernacular village as a new possible pattern for ecomuseum.
Key words：Vernacular Village；Integrated Preservation；Ecomuseum；Zhuge Village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2）-03-67（6）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威尼斯》已提出，建筑遗产保护不仅包含个别的建筑作品，而且包含能够见证某种文明、某种有意义的发展或某种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这不仅适用于伟大的艺术品，也适用于由于时光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在过去比较不重要的作品。①此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1976），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通过了《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1999）和《关于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周边环境的保护――西安宣言》（2005）等有关包括保护乡土聚落遗产的国际文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陆续把一批乡土建筑公布为世界文化遗产，诸如捷克的霍拉索维采历史村落保护区，加拿大的卢嫩堡老镇，日本的白川乡与五山的合掌造聚落，韩国的朝鲜历史村落何回与良洞，奥地利哈尔施塔特-达赫施泰因/萨尔茨卡默古特文化景观（图1），我国的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图2）、福建土楼（图3）等。保护乡土聚落遗产已成为国际遗产保护的共识。
我国对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有20多年的历史②，2008年国务院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把乡土聚落遗产纳入国家法规的层面予以保护。20多年来各地对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进行了许多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和案例，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和教训，如对乡土聚落遗产价值的认识不全面，未能完整地保存乡土聚落遗产的各个层面和体现其所具有的深厚文化内涵；对遗产的真实性不够尊重，干预过多，出现不少随意改造或“保护性”破坏的情况；居民参与或自觉保护遗产积极性的调动及发挥还很不够，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大多数还局限于政府、相关部门和专家；遗产的合理展示、再利用也一直困扰着遗产的保护，等等。
随着国际生态博物馆理念引入我国，以及近年来我国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村寨的实践，给乡土聚落遗产的整体、动态保护利用带来了清新的空气。
1文化遗产视野下的生态博物馆理念
生态博物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兴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全新理念的博物馆，它的出现有其深刻的背景――当时欧美国家社会变革和文化民主的诉求，是生态博物馆产生的重要外在动因；而在博物馆领域，欧美一些博物馆人士强烈呼吁博物馆应当摆脱“精英化”的偏好，真正让大众参与并充分发挥社会作用――对博物馆社会角色的反思推动了生态博物馆的产生。③
生态博物馆最早是由法国的乔治・亨利・里维埃和雨果・戴瓦兰提出来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组织编撰的《博物馆学大辞典》（2010年版）对生态博物馆的表述为：“生态博物馆是一个致力于社区发展的博物馆化的机构，它融合了对该社区所拥有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存、展现和诠释功能，并反映某特定区域内一种活态的和运转之中的（人文和自然）环境，同时从事与之相关的研究。”挪威生态博物馆专家约翰・杰斯特龙对生态博物馆概括是：“区域－遗产－人口－记忆－教育－参与－生态－独特性。”[1]显然，与传统博物馆的核心是藏品、博物馆建筑、博物馆技术和专家，观众要进入其中才能完成博物馆的过程相比，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整个社区，它既是整个社区的生活整体，也是社区的历史以及未来，观众要融入社区才能完成博物馆的过程④。
根据上述界定，可以看出生态博物馆具有以下一些特点：（1）强调整体保护，即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形遗产、无形遗产的整体保护与展示；（2）强调原地保护，即相关保护、展示不脱离原生地；（3）强调居民参与，即需要当地社区、居民的普遍参与；（4）强调动态保护，即在发展中保护，注重社会文化、环境的和谐与发展。[2]
这一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及其环境整体、原址保护和居民参与的理念正是国际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在《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中提出：“古迹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由于时间和人类所建立起来的和谐极为重要，通常不应受到干扰和毁坏，不应允许通过破坏其周围环境而孤立古迹；也不应试图将古迹迁移”；“应开展教育运动以唤起公众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广泛兴趣和尊重，还应继续努力以告知公众为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现在正在做些什么，以及可以做些什么，并谆谆教诲他们理解和尊重其所含价值”⑤。该《建议》提出了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及其周围环境的重要，以及启发和教育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的要求。《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也强调了：“每一历史地区及其环境应从整体上被视为一个联系的统一体，其协调及特性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联合，这些组成部分包括人类活动、建筑物、空间结构及周围环境。”并进一步指出“在农村地区，所有引起干扰的工程和经济、社会结构的所有变化应小心谨慎地加以控制，以保护自然环境中的历史性乡村社区的完整性。”同时要求“鼓励全体民众认识到保护的必要性并参与保护工作。” 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中也指出：“民居的参与对保护计划的成功起着重大的作用，应加以鼓励，历史城镇和城区的保护首先关系到他们周围的居民。”⑦在《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原则”中明确“不仅在于建筑物、构筑物和空间的实体构成形态，也在于使用它们和理解它们的方法，以及附着在它们身上的传统和无形的联想。”[3]这些国际遗产保护文献的精神基本体现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我国国务院在2005年的《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明确：“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国务院首次明确使用“文化遗产”的概念，并界定了其涵盖的两大范围。生态博物馆是将某一乡土聚落等特定区域整体作为博物馆空间，通过博物馆化的展示手段和形式来展现当地历史变迁和文化特色，吸引外来参观者，在保护文化遗产多样性和自然环境的同时，提供考察、参观和旅游服务。因此，可以认为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是文化遗产视野下的博物馆化的体现和实践的深化。
2乡土聚落生态博物馆的探索
生态博物馆出现以来，在全球许多国家得到发展，从欧洲、北美及南美洲，然后逐渐向亚洲、非洲等国家发展。生态博物馆在不同国家、不同条件下的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各国在工业遗产地、动植物保护区、乡村文化景观等领域取得了成功经验。如意大利乡村“生态博物馆”的概念和实践是由一些学者与当地政府、社区、文化和旅游协会共同创造设计，力图以一种保护和创新地持续利用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遗产的方式，将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遗产和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一体化地、整体互动地展示给意大利国民和外来的旅人，借此保护乡村的自然和历史人文景观。意大利乡村的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不是局限于在某一个社区建造一个有形的博物馆，而是将社区整个自然和人文环境一体化的一种表现方式。人们称之为“没有墙和门的博物馆”。[4]此外，在挪威等其他一些国家，也建有乡村生态博物馆。日本农林渔部在1988年曾提出采用“乡野环境博物馆”计划，预想一种保存自然环境、景观和传统文化的博物馆。该计划的要点是：（1）忠实于当地的历史和传统文化；（2）核心设施、临近设施或者是环绕核心设施，分散在该区域的展示设备将被有组织地通过小道相联系；（3）展示是露天的，例如传统农业设施的再生产以及美丽的乡野景观的修复，在必要时可以规划建筑物的户外展览；（4）乡野环境博物馆将启发当地人对景观和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认识，将促进他们的积极参与；（5）根据各地方的情况，市政府或者是半公共的企事业机构将被委托运作这些博物馆，并努力使其能够活下去，而且成为一个有效的机构。[5]这种理念也是来源于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由于该计划没有列入教育、文化、体育、科技等官方部门的管辖而未能实施，但对日本生态博物馆的形成起了一个触发器的作用，在提高公众对生态博物馆的意识和兴趣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是在中挪政府共同努力下，于1998年在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梭戛苗族村寨建成。这里居住着一支远离外界，仍然生活在山区自然经济和古老文化中以长牛角头饰为特征的苗族分支。村民每年有几个月要到山下背水，生产、生活十分艰苦。在建立生态博物馆时，村寨仍保存和延续着自己非常古朴、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平等的原始民主，十分丰富的婚嫁、丧葬和祭祀的礼仪，别具风格的音乐、舞蹈和精美的刺绣艺术。但他们没有文字，靠刻竹记事，过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生活。这些古老文化所以能够传承至今，是因为他们仍生活在大山深处的古老环境中。建立生态博物馆就是为了保护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使这些村寨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会丧失自己。项目首先是用挪威政府的捐款和中国政府的拨款，进行引水上山、引电上山工程，并修筑进出的山路。村民生活、生产大为改观，开始接受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接着，又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由村民出工建了资料信息中心，村内有了自己的文化活动中心，培训村中的年轻人运用照相、摄像、录音等技术开展文化记忆工程。生态博物馆的价值开始逐步实现。其后，贵州、广西、云南、内蒙古等地陆续建设了一批传统民族村寨生态博物馆。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是专家指导下的政府行为，村民参与其中。然而经过多年的运行，出现了一些问题，与预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显然要生活在经济仍非常落后地区的居民具有文化的“自觉”为时过早，生态博物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5年中外学者将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实践总结为《六枝原则》：（1）村民是其文化的拥有者，有权认同与解释其文化；（2）文化的含义与价值必须与人联系起来，并应予以加强；（3）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公众参与，必须以民主方式管理；（4）当旅游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应优先保护文化，不应出售文物但鼓励以传统工艺制造纪念品出售；（5）长远和历史性规划永远是最重要的，损害长久文化的短期经济行为必须被制止；（6）对文化遗产保护进行整体保护，其中传统工艺技术和物质文化资料是核心；（7）观众有义务以尊重的态度遵守一定的行为准则；（8）生态博物馆没有固定的模式，因文化及社会的不同条件而千差万别；（9）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这是中国生态博物馆与国际生态博物馆理念的一个很好的接轨，对中国发展生态博物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3诸葛村乡土聚落整体保护的生态博物馆实践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浙江在历史文化古镇、古村落的保护实践中，也试图探索一条“区域、遗产、居民”的文化遗产整体保护之路（图4），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和成果，其中以诸葛村最为突出。
诸葛村位于浙江省兰溪市，是汉族地区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传统农业社会中商品经济初步得到发展的古村落。村落面积约1km2，村内有1 000多户，其中诸葛氏有3 000多人，是全国最大的诸葛亮后裔聚居地。村落依丘陵山冈而建，全村以诸葛氏总祠丞相祠堂（图5）和纪念诸葛亮的专祠大公堂为礼制中心，分成孟、仲、季三个房派的崇信堂、雍睦堂和尚礼堂，即三个聚落组团，每个聚落下面还有若干“众厅”。村落传统格局及历史环境保存较好，村内仍保存明、清建筑200多幢（图6）。此外，还保存了丰富的传统民间民俗文化。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后原先由集体使用的厅（祠）堂成了村民堆放农具、稻谷、柴草等杂物的地方，甚至有些村民把猪、牛也圈养在厅堂内。由于这些厅堂无人管理，只用不修，诸葛村的多座厅堂濒临倒塌。当时尚礼堂、崇信堂房派的部分老人和村干部站出来，商讨抢修、保护办法。但因集体没有资金，便决定向村民和社会筹资，成立了由村干部、老同志组成的筹资小组，挨家挨户向村民筹款，多则几百元，少则五元十元，同时发函向在外地工作的本厅堂房派的诸葛氏自愿认捐，很快抢修了尚礼堂和崇信堂。修好后选出专人管理（村民们称之为厅长），并制订了严格的管理制度。之后村里又先后集资抢修了崇信堂、花园厅、雍睦堂以及大公堂等多处建筑。
上世纪90年代初，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陈志华教授率领的乡土建筑调研组来到诸葛村，被诸葛古村落群体的规模之大、建筑类型丰富、结构精美并且保存得如此完整而惊叹，同时也为诸葛村村民对古村落保护的热情和村民的好客而感动。调研组的呼吁引起了兰溪市政府的重视。1992年，兰溪市政府公布诸葛村为兰溪市历史文化名村、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立了由市政府、文化局、镇、村组成的“诸葛村文物保护领导小组”。1994年，诸葛村试行对外开放。1996年诸葛村的价值受到相关专家的充分肯定，与邻近的长乐村一起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虽然在保护与发展旅游过程中也有过一些曲折，但在村里聘请的以陈志华教授为首的专家组指导和政府部门支持下，诸葛村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保护修缮了3万多平方祠堂、民居，对村落水系、道路等环境进行了整治、修复，并发掘、保护、传承和恢复了每年阴历四月十四和八月二十八的传统祭祖活动和元宵的板凳龙灯会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利用丰富的乡土建筑资源和深厚的人文内涵，在村内设置了诸葛亮生平事迹、中医中草药文化、乡土民俗文化等特色鲜明的陈列场馆，实行自我管理。在村外新建了居民新区，疏解了部分古村人口；村内居民仍照常生产、生活。每年都有几十万的国内外公众来此参观、休闲，年收入已突破千万。在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保护、展示的经费也得到较好的解决。文化遗产的保护、展示利用和居民生产、生活水平均有了大幅提高。遗产保护已成为村民的一种文化自觉，乡土聚落保护和发展利用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诸葛村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实践，受到国家文物局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2007年国家文物局与无锡市政府联合召开的“乡土建筑保护――无锡论坛”特别邀请诸葛村和专家就诸葛村乡土遗产保护实践作了专题发言[6]，并组织与会代表实地参观了诸葛村。诸葛村虽然未冠“生态博物馆”之名，但其应用的理论和实践方法俨然与生态博物馆的基本理念相一致。生态博物馆的创始者雨果・戴瓦兰先生曾说：“生态博物馆不是单一模式……有的博物馆，其性质是生态博物馆，但他们使用其他名称，在拉丁美洲见到更多的是使用‘社区博物馆’一词，在西班牙使用‘文化公园’一词，在巴西、澳大利亚、印度和加拿大使用‘遗产项目’一词”。[7]可以认为诸葛村遗产保护实践就是一个践行“生态博物馆”之路的乡土聚落遗产整体保护的杰出范例！
4乡土聚落整体保护的思考
诸葛村的案例给乡土聚落遗产的保护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考和启示：
（一）居民对自己传统文化认知，即文化自信很重要，只有认识到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具有意义，才有可能去保护它、爱护它，并成为自觉的行动，参与到遗产保护的行列中来，成为文化的主人，这是乡土聚落遗产保护能否实现的关键；当然，民居如何才能认知自己传统文化并自觉参与保护是非常重要的，这与居民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和具备基本经济条件密不可分。这也是东部地区乡土聚落遗产探索生态博物馆之路的有利条件。
（二）政府的支持和专家的指导是乡土聚落遗产保护成功的重要因素。乡土聚落遗产的整体保护首先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及上级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重点应包括政策和资金等层面；实施乡土聚落遗产保护项目，应当得到相关专家在项目的宏观上以及具体的业务指导和帮助，这样才可能沿着正确轨道前行，少走错路、弯路，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对乡土聚落遗产应当全面认识、客观评估，整体保护。乡土聚落是传统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单元和缩影，应当研究并认识其包含的各个方面，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民居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等等。对此，《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有准确、全面的阐述：对传统建筑的保护必须在认识到变化和发展的必然性和认识到尊重社区已建立的文化特色的必要性时，借由多学科的专门知识来实行；对乡土建筑、建筑群和村落所做的工作应尊重其文化价值和传统特色；乡土性几乎不可能通过单体建筑来表现，最好是各个地区经由维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群和村落来保护乡土性；乡土建筑遗产是文化景观的组成部分，这种关系在保护方法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予以考虑；乡土性不仅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和空间的实体和物质形态，也包括使用和理解它们的方法，以及附着于其上的传统和无形的联想。⑧应当在此原则基础上，对相关个体案例进行客观、必要的具体评估；从各个层面分别予以保护、保存和传承。
（四）保护乡土聚落遗产，应当采取“动态”的方式，既要尊重原住居民继续居住的权利，又应关注改善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乡村经济社会与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乡土聚落遗产地与许多文物古迹不同，是“生活着”的遗产。如果采用“凝固”的方式保护这些遗产，不但民居难以接受，而且也不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和意愿。对于此，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中均有相关表述，⑨我国颁布实施的一些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也有规定。⑩因此，不应把乡土聚落区域内民居都迁走，把遗产凝固起来或完全改变村落性质，作为游览场所。要在保护遗产的前提下，疏解区域内过渡拥挤的人口，努力改善人居环境和区域内的基础设施、必要的配套设施，适度提高居民的生活条件，在乡村经济社会得到发展的同时，也为居民参与遗产保护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注释：
①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即《威尼斯》，1964），定义，第一项。
②国务院《批转建设部、文化部关于请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报告的通知》（1986年12月8日）附件中提出：“对一些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也应予以保护。”之后，各地陆续公布了一批包括乡土聚落在内的保护名录。
③安来顺：《国际生态博物馆四十年：发展与问题》，“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研讨会”会议交流材料，福州，2011年8月。
④潘守永： 《生态博物馆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观察与思考》，“全国生态（社区）博物馆研讨会”会议交流材料，福州，2011年8月。
⑤《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第二十四条、第六十一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十七届会议于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通过，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
⑥《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即《内罗毕建议》）总则4、34、4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会议于1976年11月26日在内罗毕通过，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
⑦《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即《华盛顿》）原则和目标三，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全体大会第八届会议于1987年10月在华盛顿通过，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
⑧ 见《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保护原则。
⑨《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总则5“……确保历史地区与当代生活和谐一致”，技术、经济和生活措施46“保护措施不应导致社会结构的崩溃……”；《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一般性问题2、3 “正确地评价和成功地保护乡土建筑遗产要依靠社区的参与和支持，依靠持续不断地使用和维护”。“政府和主管机关必须确认所有的社区有保持其生活传统的权利，通过一切可利用的法律、行政和经济手段来保护生活传统并将其传给后代。”
⑩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九届十四次会议通过《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1999年7月30日公布实施）第十三条：“（四）适应城市居民现代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需要”，此条款适用于历史文化保护区。
参考文献：
[1][挪威] 陶维・达尔．生态博物馆原则：专业博物馆学者和当地居民的共同参与[M]// 海.交流与探索――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2]单霁翔.发展生态（社区）博物馆 保护民族文化遗产[N].中国文物报，2011-08-31.
[3] 陈志华，赵巍．由《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引起的话[J]．时代建筑，2000（3）.
[4]杨福泉．没有墙和门的博物馆――意大利乡村生态博物馆的启示[J]．人与自然，2005（7）：88-91.
[5][日]大原一兴．当今日本的生态博物馆[M]// 海．交流与探索――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厅堂建筑论文范文6
关键词：徽州民居；建筑空间；结合；形成因素；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J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5-00-01
前言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传统文化将逐渐改变其自身的结构和形态与强大的现代文明对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内就已经兴起对传统民居的研究，古老的徽州也慢慢的走入了人们的视野中，而其独特的魅力让所有人惊艳。
本篇论文对徽州民居的特点进行研究，通过提炼归纳，总结出徽州民居的基本面貌；分析徽州民居特点形成的原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对徽州特点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从整体出发，分析徽州民居文化特点，并对其进行研究和探索，发掘其特性及形成成因，并结合分析收集到的资料。
安徽的典型民居，多为徽商民居。地处江淮平原，与周边的鲁、苏、浙、赣、鄂、豫等六省接壤，为古今战略要地。徽州位于安徽省的南部，横卧在黄山脚下，气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类型，气候温和，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季风明显，雨量充沛。徽州民居以其独特的文化充分体现了古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历经千百年而不衰，堪称是文物的“聚宝盆”，因而一直吸引着大量学者的关注。[1]
“徽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文化集中地，徽州的发展与历史上的大规模的移民和徽商的兴起密切相关，而徽派建筑基本上起于宋元，盛于明清，主要分布在新安流域。比起其他的古建筑而言，徽派建筑更表现出对山水、自然景观的依赖。徽州村落民宅、祠堂宙宇山水融为一体，保持一种天然的和谐。徽州的传统民居，或枕山面水，或依山跨水。窗外是山，槛外是水。这些建筑群“以形式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屋舍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引自《黄帝内经》）这种拟人的手法，将自然景观综合为一个艺术整体。[2]
徽州的大部分古村落是齐刷刷的黑瓦白墙，飞檐翘角的屋宇随着山形的地势高低错落，层叠有序，让驻足其间的游人耳目一新，肃然起敬。
在徽州民居中，黑色的瓦覆盖在民居的屋顶，屋顶单坡向内，大面积的黑色显得深沉而厚重，大面积的粉墙将其打破，远望过去，就像一段一段的黑色线条，框住下面的粉墙。墙头做成马头墙的形式，一折一折由低向高抬升，又一折一折的由高向低的下降，每折的手法相同，起承转合，抑扬顿挫中有所变化，规整中蕴含着飞动的力量，宏大中又见小乔精致的观感。壮丽中又存在着朴实无华。马头墙上的也用小青瓦覆盖，使白墙的边缘不致弥散，层次感很强。它不仅具有很强的装饰性，还具有防盗、防火的使用价值，使后人赞叹不绝。远望过去，在满目苍翠的群山背景下，层层的白璧显得格外的耀眼淡雅。近看民居建筑，片片白墙显得一层不染，倒映在水中，波光粼粼，恍如梦境一般。
徽州民居广泛采用砖、木、石雕来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在大块的青砖上雕刻着生动逼真的人物、花鸟虫鱼、八宝和几何图案等富有装饰效果的图案。在民居的雕刻中木雕占有主要地位，其题材众多，内容广泛，手法多样，例如有线刻、浅浮雕、圆雕和镂空雕等。这些木雕都不饰油漆，表现出木质的原有色泽和自然纹理，使其细部更加的生动。石雕在民居中通常表现在祠堂、寺庙、牌坊、桥及民居中的庭院、栏杆、水池、花台、石狮等上面，内容多为呈现吉祥的龙凤、仙鹤、麒麟和人物故事。山水风景等，浑厚潇洒，质朴高雅。传统 的徽州民居最基本的格局是三间式，四周都使用高墙围起，称之为“封火墙”，只开少数小窗，主要采光来自于天井。天井在高宅深院中。给人一种豁然开朗、别有洞天的感受。天井呈狭长形，长宽比例近似于单棹子。与天井紧密相连的厅堂，是一个家庭经济、生活、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会客、休憩、纳凉、商讨的场所。在大厅中央条几上摆设有钟和花瓶，寓意着主人终生平静，没有灾难。[3]
空间从来没有脱离人而存在，人们也会常把空间作为客观存在物的空的部分进行研究。现实中并不存在绝对的“逻辑空间”，空间不是外在实体，也不是内在经验，因此不能认为把人除外之后还有空间。[4]徽州古民居的水环境空间是居民的交流场所，这种传统的设计就是从人的行为心理出发，营造了一些安全的亲水空间。同时也表现出因地制宜、造价低和减少了环境破坏的适宜生态性。风水受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徽州古村落的规划特别注重生态效应，最经典的为宏村-牛形村和唐模的小西湖，这些都为现代人留下了很好的启发。[6]面对现代技术的精益，我们应该认真挖掘传统建筑的生态性建造手法，与现代技术相结合，让其不仅能够用在相同的功能的空间中，也能够运用到其他类型的空间中。同时我们应该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利用现代技术去弥补加强生态的实现，从而才能真正的将其发展，创造出更加适宜的居住空间。
对于徽州民居格局特点的进一步研究，希望像徽州这样的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的民居能得以妥善的保护下来，并且对具有代表性和影响性的建筑得到修复，让传统文化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段进、季松等：《城镇空间解析――太湖流域古镇空间结构与形态》[D]，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
[2]楼庆西.著：《入山眼图说》[M]，北京三联书店，2004.卷七。
[3]陆林、凌善金、焦华富著：《徽州村落》[M]，安徽出版社，2004年。
[4]赵冰：《人的空间，新建筑》[M]，1985年。
[5]东南大学建筑系文物管理所编著：《徽州古建筑丛书――渔梁》[M]，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