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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论论文范文1
（一）完善学生的道德素养
不论是古代教育还是现代教育，德育教育都是最主要的。古代教育强调的是明德思想，要求不教育过程中，培养和提升学生的道德素质，并且学生可以用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在应试教育下，中学语文教学在德育教育上是比较欠缺的，学生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因此，古代的德育教育内容对于现今的中学语文教学还是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的，可以不断地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完善学生的品格，减轻学生的精神压力，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打好基础。
（二）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反思
古代教育中强调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内省思想，它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深刻的反思，进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在课程改革的推进下，中学语文教师必须要注意从中学语文课程的实际出发，相应地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等，还要吸取古代教育智慧的精华，领悟内省思想的内涵，自觉反思自己的行为，并且及时纠错。教师也要引导学生反思，反思在语文学习中有待加强的地方，以便及时改正和提高自己。因此，古代教育智慧可以有效促进教师和学生的反思，提高了中学语文教学的水平。
（三）推进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建立
在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和教师的关系就形成了，而二者的联系保证了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古代教育中强调师生平等和师生的和谐相处，并且教导学生要敢于提出和教师不同的见解，教师和学生也要互相学习和提高。和谐的师生关系可以保证教师将最全面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则用积极的态度消化知识，获得自身水平的提高。和谐的师生关系保证了轻松、愉快的教学环境和学习环境的形成，进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中学语文教学要从古代的师生平等关系中获得启迪，推进和谐的师生关系的建立，建立轻松和谐的教学环境，提高中学语文教学的效率。
二、古代教育智慧在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中的应用策略
（一）注重诗化教学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要借鉴古代教育智慧，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提高学生的道德素养。古代教育中强调诗化教育，诗化教育在古代教育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就语文教育而言，中学语文教学正是像诗一般涤荡学生的心灵，启发学生的思想，所以进行诗化教学是必要的。就目前而言，中学语文教学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诗化教育水平还有待提高。进行诗化教学要求中学语文教师引导学生正确阅读诗篇，首先要了解诗人，因为诗人是诗篇的创造者，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诗人的性情特点就可以分析他的作品肯定有时代的烙印，诗人的情感会跟随自己的情感变化，了解诗人之后再去阅读诗篇就可以充分读出诗人的心境和诗篇的内涵，学生的语文素养也会在不断的实践中获得提升，因此，诗化教学是有效的中学语文教学方法。
（二）进行反思教学
将古代教育的智慧充分应用到现代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反思教学方法的运用可以有效地将古代优秀教育理念渗透进中学语文教学中。反思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教师要对中学语文教学方法进行反思，改进教学方法，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古代教育强调教师要因材施教，也是对反思教学的强调。首先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充分的了解，并根据学生自身水平的不同采取相应的语文教学方法，其次，教师要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启发，可以给学生创造应用的情境，用提问的方式启迪学生。第二，教师要注重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高，这样才能给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更好的教育学生。古代教师更是以其渊博的知识培养优秀的人才。教师要注重自我提高，还要积极参加学校培训，提升综合语文素质。第三，鼓励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师要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注重自主学习。
（三）优化教学环境
良好的中学语文教学环境的建立依赖于和谐师生关系的形成，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可以在轻松的环境中获得更大的成效，优化中学语文教学环境要做到：第一，教师要保持民主平等的态度，了解学生的内心，减少师生间的隔阂。第二，教师要充分的尊重学生，树立师生平等的思想观念，教师和学生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样才能共同进步。第三，教师要对自己的角色进行重新的认识，用民主的态度对待学生，建立和谐愉悦的中学语文教学环境。
三、总结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2
关键词：古代文论 教学改革 情怀培养
一
在目前的高校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必学一门“中国古代文论”课程。由于教育语境使然，该课程的授课状况并不十分理想。由于大量的文言理论，学生在接受的过程中相对表现滞后，而非积极主动的来学习。而对从事古代文学的研究者来说，这是一门颇为重要的课程。然而，学生表现的疲惫感又会影响教师的授课热情，恶性循环的出现最终会导致课程的实效性流失。而综合来说，该课程在教学中的主要困境有：
一.时间跨度较远，学生认同感低。
古代文论从先秦讲起，以道家文论思想为例，如“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得意忘言”。这些看似简单的四字组合，实则蕴含诸多的丰富思想，直到今天，学界还有不同的声音，还在争论。所以，选取权威的版本，用学界较为认同的观点去解说。可是，对于学生来说，这些都是玄而又玄的概念，而且对九零后来说，由于跨度太大，其接受力和理解力使得认同感较低。其次，学生自身在校园之内，只是凭借教师在课堂之上的口头表达是很难真切体会这些抽象概念。而且，许多理论都需要学生本人自身发散思维来感知和品位，如“人淡如菊”。
二.文言繁杂，理解吃力。
很多学生对文言的学习只是建立在高中的基础之上，由于大量缺少对文本本身的阅读，所以在理解上会很难达到文本的要义。以《文心雕龙》为例，佶屈聱牙，颇为难读，而且还有很多生字，同时又是对之前文本和作家的综合，所以这就给学生阅读提供了更多更大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则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兴趣。虽然教师一再强调《文心雕龙》在文论史上的地位，可是对学生来说却是非常痛苦。再加之，教师总是从理论高度出发，一味引用学界之观点，而未能从现实的角度去做解析，学生则越发感知理论的抽象而懈怠学习的热情。
综合来说，学生的接受反映了课堂教学的质量。面对费力而实效甚微的局面，正所谓“不破不立”，需要认真思考，总结经验。只有做到声情并茂，深入浅出，才能更好地实现文论的价值，践行教学理想。
二
为了与时俱进，使古代文论在时代的高校语境中焕发新的光芒，这就需要从实际出发，从学生的接受度出发，从学科发展的生机出发，真正实现教学改革，使古代文论这一学科发挥它的作用，发散它的光芒。
首先，语感的培养。众所周知，英语的学习需要语感，那么文论的学习更需要语感。学生对文言文本来就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因此培养语感就特别重要。如何引领学生进入良性的阅读状态，则是对教师提出的新的命题。一方面，教师在课堂上要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在对文本吟诵的过程中，教师要能通过声情并茂的表现来感染学生，让学生沉浸其中并且享受吟诵带来的愉悦。著名词学学者唐圭璋先生当年任教于南京师大时，曾吹横笛于教室，学生醉心于笛声，深受感染。当然此种情况，并非每位文论教师都能做到，只是从教学思路上提供一种参考。另一方面，对于经典文本则严格要求学生必须背诵，虽然会有一时的不快，但通过背诵就能使得学生自身在阅读中逐渐养成自身的语感，从而不再畏惧或是反感，而是在背诵中感知文本本身的意蕴并积极主动汲取养分。
其次，情怀的培养。中国文论中的诸多作品都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比如司马迁在《任少卿书》中提出的“发愤著书”说；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说；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的“不平则鸣”说；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穷而后工”说。这些作品虽然时代不同，作者不同，但都洋溢着出世的精神风貌，对学生心灵的濡染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文论不但是枯燥的文言文，更主要的是在简洁笔墨背后的强大心灵，对开拓学生精神视野、洗礼内心世界、人格情怀培养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文学即人学，只有着眼于情怀的培养，才能更好滋养学生的内心，才能更好地焕发出文论的时代光芒。换言之，古人所著文论，虽以文章名世，但更关注世道人心。
同时，通过作家背景的学习更好地去感知作者的内心。作家们大多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壮怀理想积极面对人生。他们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从孔子的“兴观群怨”到白居易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从刘勰的“风骨”到陈子昂的“骨气端翔”；从杜甫的“为民请命”到黄庭坚的“忿世疾邪”。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他们的内心，而且在现实面前他们践行了他们的理想，这一突出代表当属韩愈。面对皇帝的迎佛骨举动，韩愈毫不犹豫积极进谏，即便“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依旧不改初衷，坚守内心，这种品格在学习过程中必然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传承文化重在情怀。
最后，不必一味的去灌输枯燥的文论思想，而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濡染性情。唯有从心灵深处出发，才能最终抵达心灵深处。对于教师而言，这不再是一门普通的基础课，而是通过授课达到一场与学生的心灵对话。对于学生而言，这也不再是一门枯燥的文言文课程，而是一部文人心灵史，在学习过程中感知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和一颗颗强大的心灵。总之，中国古代文论课程需要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才能开拓彼此的内心世界，才能更好焕发出古老文化的魅力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孙秋克.中国古代文学原理八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
[2]罗宗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依据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我们可以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而采取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由于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而坚持诗性言说，两者互不兼容。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性的学术话语，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所追求的坐标系统。中国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和言说方式上都难以转换为形式化规则，其现代转换存在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障碍，具有自身不可解决的困难。因此，所谓“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一个伪命题，是中国学术现代性进程中难以实现的良好愿望。
20世纪末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学术命题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悄然出场，并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论。对于如何评价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学术界没有达成共识，本文将以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来切人思考。
一、两种知识类型:形式化与语境化
知识社会学是一门“探讨每一知性立场对其背后的分化了的社会群体实在的功能性依赖的学科，它通过分析知识类型的构成方式来考察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证明知识生产受制于社会境况。
依据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确立了两种知识类型，分别是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所谓形式化知识是指能够超越历史语境中的具体经验而以形式化符号存在的知识，语境化知识是指不能超越具体经验而只能在历史语境中存在的知识。依此分类，我们也能将文学理论知识区分为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类型。虽然中西文论各自都包含了形式化与语境化两种知识类型，但是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是不同的，其中西方文论较多地体现了形式化特点，而中国古代文论则具有鲜明的语境化特点。
历时地看，西方文论知识的有效性逐步走向了形式化原则。在古典时代，人们尚把文学附属于他物，从外在世界或者内在心灵来定义文学，强调历史语境的参照作用，重视文学经验的整体价值，文学理论获得历史语境的庇护而与存在保持了一定联系。但是，西方文论并不仅仅追求语境中个别经验的简单累积，而是追求文学背后的总体化意义，它预先设置文学的终极本质来规定个别经验的意义，试图一劳永逸地运用形式规则来建立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理论体系。知识生产被纳人形式化轨道，西方文论时刻存在着超越语境来寻求有效性的冲动。从古希腊的“摹仿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说”，西方文论开始从具体的文艺经验中提炼出普适性知识。比如柏拉图把文艺看作“理式”的摹仿;亚里斯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具普遍性，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个定义把具体的戏剧内容与欣赏经验抽离成形式规则;尽管贺拉斯强调阅读的经验效果，但他将其总结为“寓教于乐”式原则。到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戏剧理论抽象出不受具体戏剧演出影响的“三一律”，以精确的数理形式来对所有戏剧作出有效的判断。进而康德认为作为判断力的美只关涉形式;黑格尔把美定义为“理念”的感性显现。启蒙主义倡导文艺的理性原则;浪漫主义用天才、想象、情感三要素来总结文艺经验;批判现实主义提出了塑造典型的写作原则。于是，西方文论的主导倾向是逐渐把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有效性要求，视个别经验为普遍规则的例证;同时，这也导致知识超越语境而存在，造成形式大于内容、理论高于经验的虚无主义困境，只是由于文学还依附于他物而具有意义，这一困境尚不严峻。泰纳、圣伯夫等人的实证主义文论重视文艺经验，发掘文学中确实的、实证的事实，其目的却是试图建立实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也未能摆脱形式化趋向。进入20世纪后，西方文论寻求到文学独立自足的存在依据，形式化也由于适应了这一现代性进程而推进了文学学科的发展。在此进程中，西方文论采用科学量化的分析方法，在语言符号的秩序中建构学科知识。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性”源自陌生化的能指游戏;结构主义利用深层结构抽离了个别经验;“新批评”引人了“语境’，来考察语义，却斩断语义与经验的联系;它们都把超越具体言语的形式规则作为知识的依据。形式主义颠覆了传统文论而走向了能指游戏，通过形式符号的策略建立起文学理论的普遍有效规则，但是形式化逼迫个别经验脱离语境中的原初存在而丧失了历史感，走向了虚无主义，这遭到了历史主义的挑战。神话原型把文学拉回到民族神话中，现象学把文学归于“意向性”活动中，阐释学把文学请人“问答逻辑”中，文化诗学把文学置于历史叙述中。虽然语境中的个别经验再度彰显，但是总体化思想直接指称了文学的意义;知识不是由语境来导演，而是由思想规则来制作，它仍然漂浮于语境之上。
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形式化倾向，中国古代文论主要追求历史语境中个别经验的有效性。虽然古代文论也存在利用先验的总体化思想来定义文学的现象，“诗言志”一直被视为对诗歌本质的抽象概括，原道、征圣、宗经长期成为文艺活动的思想基础;但是古代文论并未利用这种总体化思想限制对具体文艺经验的阐释，并未把纯粹形式化的文学定义贯彻到文艺批评中，仅仅将其用于寻求文艺合法性的目的，而将语境中的具体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从先秦时期开始，中国古代文论逐渐建构出语境化的知识形态。在批评实践中，古代文论不是追求知识形式上的普遍有效性，而是直接呈现具体语境中的欣赏经验，强调个别经验的独特性，这形成了古代文论知识的生产过程与语境紧密相联的状况。虽然“兴观群怨”教化意味极浓，但描绘了读诗的经验;老庄推重虚静，指出了语言所无法穷尽的审美现象。“大象无形”、“立象以尽意”开启了后世用客观意象来隐喻的知识传统。两汉作家在诗教的氛围中，描述了种种创作经验与阅读效果。魏晋六朝出现文论专著，也不刻意对文学作总体化论证，不奢望建立形式化的普遍规则，而充分利用物象的形态特征来展示对个别经验的直观感悟。曹丕说“诗赋欲丽”，陆机道“诗缘情而绮靡”，均未设置诗的形式标准;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大量运用形神、风骨、气韵等隐喻物象表达了生活世界的直接经验，把知识隐含地置于语境的行为中;钟嵘《诗品》味诗，促使诗学知识在欣赏每一首诗的具体语境中产生，知识总结与诗歌欣赏在同一个过程中发生。到唐宋时期，“意境说”充分体现了个别经验在阐释诗歌意蕴中的作用;《二十四诗品》列举的雄浑、冲淡、高雅、飘逸等范畴不可能被归纳成形式化的普遍规则，只能在对二十四首诗的欣赏、品评中加以感悟才能得到理解，如果离开具体的读诗过程就很难领会到其丰富内涵;严羽“以禅喻诗”更是将形式规则排除在诗学活动之外。明清小说评点记录下阅读过程中的即兴感触，延续了诗话注重个体独特经验的传统。中国古典文艺蕴涵的丰富神韵不能被抽象为形式规则，只有在阅读的个别经验中才能理解文学的存在。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只有与语境相联系才能被理解，一旦离开语境就会失去有效性。
综上所述，西方文论追求形式化的知识而超越文学本身存在，中国古代文论不能超越具体语境而存在，两者在追求知识有效性的主导倾向上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类型。
二、两种言说方式:逻辑性陈述与诗性言说
受到知识有效性主导倾向的影响，西方文论与中国古代文论在表述方式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西方文论由于追求形式法则的普适性而采用了逻辑性陈述，中国古代文论则出于恢复语境中诗性存在的目的而坚持诗性言说。
西方文论的言说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它将普遍有效规则贯彻到语言表达式中，略过文学特征与个别经验而呈现终极本质。虽然西方文论不乏对诗性的追求，例如古代的布瓦洛采用极富文学性的韵文来书写《诗的艺术》，现代的罗兰·巴尔特构想《恋人絮语》来隐喻文学活动，海德格尔抒发了“诗意栖居”的愿望;但是此类诗性言说为数甚少，并且与言说背后的形而上学存在着逻辑对应关系，逻辑性陈述由此占据了多数席位。逻辑性陈述将言说过程置于逻辑的控制下，具有体系的严密性。它首先利用形而上学的概念来规定文艺属性，然后明确作出价值判断，再在形式化推理过程中把个别经验总结成抽象的形式符号，得出的文艺结论在逻辑上符合形而上学的先验设定。柏拉图坚信“理式”才是真实存在，在理式一现实一文艺的等级秩序下，文艺被合乎逻辑地视为地位低下。亚里斯多德认为文艺乃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悲剧自然地被赋予“净化”的有益效果。康德依据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前提，推理出“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排除了具体的鉴赏经验，而在形式上确认了美的存在。黑格尔站在“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立场上，运用理念与形象的三种关系推理出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三种艺术的演化规律，用审美经验证明了正、反、合的规则。这些逻辑性陈述遵循形式规则而赋予知识以确定性，充分展示了原理的普遍有效性。逻辑性陈述还使知识表述活动超越于语境，文学理论通过语言表达式本身传达出来而无须再借助于语境中的个别经验。西方文论经常运用的一些概念，诸如崇高、优美、典型、异化、话语、文学性等，都是先于语境而存在的形式符号，它们的语意准确性不在于语境而源自逻辑设置，能够将个别经验整合为形式规则。“新批评”擅长于分析单篇诗作的微妙语义，却是借助于“反讽”、“悖论”等修辞术语的概括功能。现代叙事学建立了一套叙事模式来剖析小说，把故事情节简化为公式运算。西方文论的语言表达式没有局限于记录具体经验，而是直接指称逻辑推理的准确性，具体经验经过逻辑过滤而被转化成意义确定的形式符号。这种言说方式也为不同学科方法进人文学理论提供了便利，比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批评方法，无论它们能否复原文艺经验，它们都能利用自身逻辑对文本作出合理的阐释。西方文论的逻辑性陈述具有追求原理的普遍有效性、论证程序的逻辑性、语言表意的准确性等特点，不受语境变化的制约，这顺应了现代学术体制化的要求，成为学科知识的正规表述方式，其典型形态就是学位论文。但是，逻辑性陈述运用充满逻辑性的语言表达式来概括具体的文艺经验，必然会舍弃具体经验，逼迫经验服从逻辑，从而割裂文艺经验的完整性，丧失对于文艺现象的鲜活经验。
在中国古代，也有少量的文论著作体现了一定程度的逻辑性，例如汉代文论依经立论、《文心雕龙》也具有“体大思精”的逻辑结构，但是这类逻辑性没有限制具体的文艺阐释而不构成古代文论的主要言说方式。与逻辑性相反，古代文论不管是在文体样式、话语风格、范畴构成上，还是在言说内容的具象性、直觉性、整体性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诗性特征。诗性言说不是抽象的诗意表达，而是指置身语境中的话语活动。古代文论在言说过程中排除了普遍规则的干扰，清退逻辑论证的归纳作用，明智地把理论知识放进感悟文艺作品的语境中，在具体阐释过程中呈现诗的存在，对个别经验的独特性的重视程度高于对体系严密性的追求。古代文论的大多数表述不强求逻辑归纳，直接反映文艺活动的真实状况。比如，大量的诗话、小说评点是欣赏者的即时体味，虽然是只言片语，却把特定文本的欣赏经验传达出来了。再如“意境”，也非逻辑上的判断，只有通过读诗才能理解其内涵。古代文论把人重新引回诗的语境中，重视语境不仅意味着表述过程的诗性，也对表述媒介提出了同样的诗性要求。这种诗性言说是通过语言符号的隐喻功能来实现的，只有隐喻才能把诗性呈现出来。隐喻功能是利用语言符号来描摹物象，通过不同物象之间的相似性来构成联想的表意方式。隐喻功能使古代文论的语言表达方式摆脱了形式逻辑的管制而指涉物象的独特形态，通过在相似的物象形态之间展开联想活动来感悟诗的存在，不仅彰显了个别经验，也充分恢复了古典文艺的生动性和多义性。例如，“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都是用物象的具体图案色彩来辨析文体特征。而刘舞用熟悉的物象塑造了“体性”、“风骨”、“隐秀”等审美范畴。钟嵘把诗歌的“滋味”比喻为感官味觉，促使品味成为诗话批评的惯常手段。司空图追求“象外之象”，用“韵味”来描绘诗的丰富意蕴，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 “韵味”与“韵外之致”是无法用逻辑来限定、不是从语境中抽离出来的形式规则，只能在欣赏诗歌时，在对物象形态的联想中加以感悟。严羽在“妙悟”中寻求诗所蕴涵的“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空灵境界，虽然没有概念表达的确定性，却传达出读诗时的复杂经验，透视了诗歌朦胧的美感。隐喻式表述突出了古代文论话语形态的文学性，例如《文赋》、《文心雕龙》用骄文写成，诗话、论诗本身就是诗歌，古代文论以文学文体表述知识也就同时言说了诗的存在。在诗性言说中，古代文论疏远逻辑而让语言符号指涉物象的独特性，在语境中恢复了个别经验的诗性。但是，诗性言说也由于依附语境而限制了语言符号表意的普适性与准确性，例如“意境”能够言说诗歌的韵味却难以有效分析小说情节，古代文论范畴术语的意义受到语境的牵制而只能适用于一定范围。
三、障碍重重的“现代转换”
自1996年“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学术研讨会召开以来，国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争论逐步深人，已从对中西文化冲突的忧虑深化为对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反思，但也一直未能消除对此问题的质疑。
纵观十多年的研究现状，对于古代文论知识的转型问题主要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态度以曹顺庆、张少康、蔡钟翔等人为代表，他们明确肯定古代文论现代转换，提出重建文论话语的主张。这种态度注意到文学理论的“西化”倾向，指出中国文论引进西方话语建构知识体系，导致古代文论成为引证西方理论的实例而丧失民族特色，造成“文论失语症”的恶果，“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因此，这部分学者主张以古代文论为基础来重建文论话语，利用古代文论话语进行批评活动，从而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种态度强调吸收古代文论精华，有助于矫正当代文论忽视古代遗产的倾向，获得了巨大学术影响。第二种态度构成比较复杂，以钱中文、陈洪、罗宗强、童庆炳等人为代表，他们虽然也主张将古代文论转化为现代形态，但并不完全认同“文论失语”的论断，而淡化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情绪化冲动。他们立足于现有文论传统，提倡融合中西文化，在具体研究中积极阐释古代文论的原有内涵，从中发掘出能适用于现实的知识话语，通过现代阐释实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第三种态度是质疑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其中朱立元认为现当代文论的传统对于中国文论建设更为重要，而无法以古代文论为本根。蒋寅、郭英德等人否认“文论失语”，明确指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内涵不清，是漠视传统、出于文化殖民心态的虚假命题。陶东风则断言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涉及到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紧张，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能是在传统整体框架内部的零星变化，它不可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这些质疑观点各异，对于评价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但是还没有深人地论证。这三种态度只是大体界定了争论格局，并不能将所有观点涵括在内;更多的学者在研究中不刻意标明“现代转换”的口号，而是切实地利用现代思维方法来研究古代文论。经过长期讨论，古代文论的知识体系、思维方法、话语方式等得到重新评价，一些理论观点、审美范畴、批评话语都按照现代学科体制表述成现代知识形态，古代文论的研究成果丰富起来。但是，学术成果的累积并不等于古代文论实现了现代转换，古代文论也不是只有“现代转换”这唯一出路。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观点，没有辨析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的差别，没有澄清中西文论的关系，没有充分思考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合理性，也就不能消除质疑。
提倡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往往由于使用维护民族文化特色、抵制西方文化霸权的旗号而很具号召力。实际上，这种现代转换并没有摆脱西方文论的影响。因为坚持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是以现代性话语为坐标系统的追求，而西方文论追求知识普遍有效性的形式化规则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系统，所以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又不自觉地以西方文论作为坐标系统。这种转换其实是利用西方文论的形式化规则来重新改造中国古代文论，它在知识类型与言说方式上存在难以解决的障碍。
首先，古代文论在知识类型上难以转换。西方文论主要是一种形式化知识，追求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古代文论是一种语境化知识，它以语境中的个别经验作为知识有效的依据，呈现为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形态特征，不能被归纳为形式规则而超越语境。坚持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利用形式规则的普遍有效性来改造古代文论的知识类型，试图将古代文论上升为对普遍规律的探讨，把语境化知识提升为具有普适性的知识，这不可避免地会遮蔽古代文论的真实面貌。古代文论只有在语境中才能保持个别经验的有效性、呈现文艺活动的鲜活经验;一旦从语境中抽离出普遍有效的形式后，古代文论就难以阐释古典文艺所蕴涵的无穷韵味，也就丧失了知识的有效性。由于形式化知识与语境化知识互不兼容，古代文论就难以转向形式化、难以实现现代转换。例如神韵、风骨、意境等审美范畴不能被赋予形式化的普遍定义，它们也各有适用的语境范围。古代文论是在欣赏诗歌的经验中来理解神韵、风骨、意境的，保持了中国古典文化以含蓄为美、追求言外之意的效果。但是，依据形式化原则来作总体化规定，就完全消除了语境化的魅力，导致虚无主义。将神韵定义成一种蕴藉、含蓄的风格就疏远了诗性体验，将风骨解释为内容与形式就腰斩了诗歌的整体性，将意境归纳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式的数字图景就打碎了传统文化的无穷内涵。并且神韵、风骨、意境只能被有效地运用于诗词批评中，特别是写有自然山水的诗词，却不能很有效地阐释小说。西方文论的一些概念，比如风格，具有普遍有效性，既能够用来批评不同类别的诗歌，又能用来评论小说，还能用来分析作家特色。由此可见，利用形式化原则来改造古代文论，难以保证古代文论的本来特色。尽管古代文论的观点、范畴等能够以现代形态出现，但已经不是语境化的古代文论了。
其次，古代文论的诗性言说难以被取代。诗性言说是与语境化倾向相适应的表述方式，它以描摹物象的方式突出了语言的隐喻功能，传神地将读诗时丰富的个性化经验传达出来。逻辑性陈述则与形式化相适应，它强调语言符号的准确意义，通过逻辑手段传达出普适性的知识。诗性言说促使古代文论大量采用诗歌等文学文体，而逻辑性陈述强调学位论文式的规范格式。隐喻性的诗性话语与规范性的逻辑话语是两种无法兼容的表述方式，诗性言说不可能被转换为逻辑性陈述。提倡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就是以形式化原则为要求，采用逻辑性陈述来概括知识，必然会抛弃语境而丧失诗性。那些对古代文论加以现代阐释的作法，是一方面在逻辑上辨明古代文论的思想内核，而另一方面却放弃其言说方式。虽然在思想倾向上认同诗性言说，但其实是在语境之外做总体化、形式化的归纳，赋予零散的、经验式的、随感式的、直觉式的知识以逻辑性秩序。尽管能够运用逻辑手段在古代文论中归纳出“潜体系”，却不再是诗性话语的直观感悟了。只有运用诗性话语，才能保证古代文论语境化的诗性特征。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4
在如今流行的几种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中，道学家的文论往往受到高度评价，政治性强、具有道德教化作用、注重实用性的作品不但被选入教材，而且还得到推崇。与此相反，一些政治性不强但文学价值很高的作品却往往被视为“形式主义”、“唯美主义”而受到责难。文学史教材一向对唐宋古文运动推崇备至，而对骈文、赋等文体不遗余力进行抨击，都是这种倾向的表现。先秦两汉时期，文学还未独立，文史哲不分，真正的文学散文还未诞生，讲授古代散文自然不能不从历史散文和哲学散文讲起。经过魏晋“文学的自觉时代”之后，还将韩愈《原道》、柳宗元《封建论》等政论、史论文作为优秀文学作品进行讲授，恐怕是很不合适的。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内容的载体，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及作品选等教材可谓种类繁多，异彩纷呈。任课教师在选用教材时，应该依据人才培养目标，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按照教学对象的学习目的和实际需求，本着“取法乎上，点面结合”的原则，选择一套学术观点公允，成果最新，材料丰富，学界有较高公认度的教材。在教学过程中，以此为本，兼介其他影响较大的文学史。
通过不同版本、不同观点的文学史分析比较，任课教师可以加以点评，也可以说明自己的观点，为同学们既开阔了学术视野，也为学生思考问题和分析、解决问题就方法意义上作了展示。尤其对那些拟报考研究生的同学帮助最大，为他们今后进一步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范例。就作品选而言，教师也应采取这种开放性的原则。在选择一种与文学史配套的作品选本的同时，还要向同学推荐介绍其他有关选本，并介绍各自的特色，并且鼓励同学们课下根据个人兴趣，指导他们阅读有关作家的选本及别集。这样做的好处不言而喻，为那些将来有志于研究古代文学作家的学生指明了道路。我国古代文学史的内容本身具有很大的稳定性，不像我国现当代文学史那样，具有很强的时代色彩、更新很快。
建国之后编著的文学史教材，具有一定的时代色彩，但其基本观点还是比较稳妥的，因而被使用多年受到众多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师生的好评。近年来，由于学术研究的日新月异，很多新材料、新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的出现，使新的文学史教材应运而生。老教材的优点是学术根基扎实、阐述精炼，缺点是名词老化，方法陈旧；新教材的优点是观点新颖，立论高远，缺点是有些观点争议较大。在教学过程中，建议把二者结合使用，取长补短，给学生介绍较为客观、准确、最新的文学史观点。另外，任课教师还应经常浏览国内外最新研究动态和前沿的学术信息，及时把学术界前沿的新成果吸收到教学中来，不断为自己的教学注入新鲜信息，增加授课内容的丰富性与科研色彩。
二、教学方法改革势在必行
教学方法的改革直接关系到教学目标的落实、教学改革的成败。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经求同学们对于教学的意见看法，并及时调整改变教学方法，以期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传统教学方法要求学生熟读乃至背诵大量的名句名篇，让学生从诵读中领略作品的韵味，进而体会不同作家作品的不同风格特点，从而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是其成功之处。但传统教学方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诸如传播信息量小，不大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传统教学方法的短处正是现代教学方法的长处。现代教学方法可利用多媒体技术，极大地增强了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同时调动了学生视、听、触等各种感官，在短时间内全方位地接受尽可能多的信息，提高了学习效率。例如，在学生没有很多时间阅读大量文学名著的情况下，适当播放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可以使学生对原作有一个大致了解。指导学生将文学名著与改编的影视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探讨改编的得失，也可以使学生加深对原作的理解。
当然，现代多媒体技术在古文教学中运用，也不是万能良方。除了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之外，运用不当也会带来副作用。在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时，每个学生脑海中浮现出的文学形象是不一样的，对作品的理解也不完全一样。以观看影视作品代替对文学原著的阅读，就会削弱学生对文学语言的感受力和想象力。根据名著改编的那些影视作品已经被融入了改编者对原作的理解，即使标榜忠实于原著，也因艺术样式的改变导致不可能与原著完全一模一样。因此，在采用这种教学手段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学生阅读原作文本的指导，否则就会对学生造成误导，容易使改编过的影视作品等同于作家作品。
三、教学方法探索与实践
单纯的教师讲授教学法，将学生置于了被动接受的地位，教师只要完成了“传道授业”的任务即可，学生也是忙于“四记”：“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试答笔记，考后全忘记”。这在当今大学校园可谓是屡见不鲜。在以考试为中心的我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同样存在这样的弊端。笔者认为采用以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会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具体说来，可分为四个步骤：学生精读、教师导读、师生研读、学生实践。学生精读。近年来，在高校古代文学教学中，越来越多的学生的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面及阅读量跟不上教学的进度，学生只满足于通过影视来了解古典文学名著，也许这和当今的“读屏时代”有关。但他们只是从文学史上的引文中断断续续了解作品的片断或只言片语，并机械地记忆教科书中的结论，缺乏个人理解，失去了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由于课时所限，教师又无法带领学生在课堂上逐一阅读作品。因此如果采取精读经典的办法，并列出具体篇目，定期逐人检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对这些作品的精读，学生可以举一反三，体会到唐宋诗词的结构、语言、风格等诸多方面的特点，有利于培养学生阅读古代文学作品的兴趣。
而且熟读这些文学精品，会成为他们文学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受益终生。教师导读。在精读经典作品的基础上，教师可以讲解作家作品的相关知识，并适当补充与之相关的背景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扫清理解上的障碍，指导他们对作家作品进行深入思考。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学语言的运用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古典文学作品中大量的语汇，仅用标准的现代汉语解释，说明其涵义，可以说完成了教学任务。但是，如果教师用一些更加鲜活的语汇加以解释，效果自然大为不同，也会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师生研读。可以在教学中适当地穿插讨论的方式。就某一专题，要求同学们课下认真阅读，深入思考，然后组织讨论研读，让同学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提高同学们的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注意要选择那些争议较大的作品，让同学们在讨论中发表个人意见，只要言之成理，自圆其说就可以。由于学生受知识面窄、阅读时间短等因素的限制，难免在讨论中出现一些不成熟、片面、偏激的观点，有的同学对作品的理解还停留在表面层次，这时教师要在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总结，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和弱点。在讨论后的教师评议中，对那些有价值、有新意的观点，要及时给予肯定，使同学们在作品认知方面上升到新的层次。讨论能使学生的学习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探求，使同学在阅读中发现问题，带着问题进一步阅读，从而进入良性循环。由于教学计划与课时所限，讨论不能经常组织；加之扩招导致的教学班规模较大，组织讨论难度可想而知。但选准某一专题，分组进行讨论，对锻炼提高同学能力，加深对作品理解，还是大有裨益的。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5
社会的稳定必须以秩序为前提，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必须确定一定的社会秩序。礼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是通过确立“别贵贱，序尊卑”的等级制度来实现的。强化社会政治的等级规范，是礼制的一个重要功能。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等级的长期存在和牢不可破。中国古代等级社会的等级系统复杂多样，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社会等级，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主要可以划分为宗法等级、爵秩等级、官僚的秩品阶位等，由此形成了中国等级制度多样性的特征。礼就在于通过论证等级秩序和结构的合理性，并使之固定化、永久化，
以此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整合社会的目的。
二、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和评判是非的准绳
礼不仅是严格的政治等级制度，而且是一种严格的日常行为规范。先生说：“中国的乡土社会就是一个礼治社会。在这种社会中，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孔子为了使人们能够自觉遵守礼的规范，就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真正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还指出了不懂礼的规范性的危害。
三、确认王权的特殊地位与权力的合法性
礼对王权的维护，一是通过郊祭、封禅等祭祀之礼，使当位之君的权力合法性一再得到天地等超社会权威的认可，从而确立王权的神圣性；二是强化社会政治的等级规范，确立君主的特权地位。礼制本身就是政治等级的产物。君主及其统治集团的等级秩序就是依赖各种礼制来维系的君主的特殊地位和权威也是通过礼制的规范予以保障的。
在古代中国，礼被视为“国家施政的标准，有礼则国家政治有轨可循，为治可期；无礼则施政无准，势将导致昏乱。”礼既足以节制人欲，杜绝争乱，又能促使贵贱、尊卑、长幼、亲属有别，建立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因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非常重视礼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四、纳礼入律，礼法融合，法律伦理化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善良的人情，高尚的道德是治理社会的前提。在家天下的条件下，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扩大。儒家的“在家行孝，出门尽忠”，“忠孝一体，忠为大义，孝为小义”，以及“尊尊”、“亲亲”的伦理观，便是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最好精神武器，儒家的道德观融入到立法、司法活动中，纳礼入律，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并表现为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圆通、和谐的特征。综上所述，礼由氏族社会一般的祭祀习惯，演变为中国古代法的精髓是古代由具有极强血缘关系合为一体的家国相通统治模式的结果，也是数千年立法、司法的实践、选择的结果，“礼”蕴涵的天人合一，重教化，崇尚自然，圆通、和谐的特征。
五、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维护“家国天下”统治秩序
首先，古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原始的氏族结构没有瓦解，亲属血缘关系没有削弱反而以国家统治的新形式得到加强。所以，古代中国国家是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家天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社会的主要规范——“礼”，自然是反映了宗法制度的精神。所以，为了使宗法制国家的统治得以巩固，“礼”就必须寻求维护其所体现的宗法伦理精神的手段。其次，既然“礼”在未然之时对社会所需要的秩序进行了预设，那么在已然之后，对实然的状态进行干预，以回归其应然的秩序，即所谓维护预设的秩序，这也是“礼”的预设功能的自然、合理的延伸。基于以上两点，“礼”就需要寻求维护其所预设的秩序(在宗法国家来说，是维护宗法等级统治秩序)的方法。这时，“礼”就需要外在化，从其自身以外的世界寻求强制执行力。刑罚，这种曾被原始部族战争所利用的暴力手段，就被“礼”所吸收了。
古代中国国家的形成，原始的氏族结构没有瓦解，亲属血缘关系没有削弱反而以国家统治的新形式得到加强。所以，古代中国国家是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家天下”。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社会的主要规范——“礼”，自然是反映了宗法制度的精神。以礼为主，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刚柔相济的管理模式。在实践中，中国古代管理者发现礼治并不是完美无缺.礼治必须得到法治的配合，才能刚柔相济，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二者成为中国古代管理的两根支柱。同时强调礼治居于主要地位，是仁治的基础，法治位于次要地位，是以弥补礼治不足。所以，礼是一种“序民”的“度量分界”，是一种所谓“不以规矩不成方圆”的“经纬蹊径”。刑体现礼的基本精神原则，受礼制约，礼指导刑的运用，是刑的统率，礼是积极的规矩，禁恶于未然，刑是消极的处罚，惩恶于已然。凡礼所许，刑之不禁，礼所不容，刑必禁之。礼与法同时为人的行为规范，其实质迥然，礼表现为治“内”的规范，法表现为于“外”的规范。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管理社会的基本模式。社会安定，政治稳定，则偏重于礼治；若社会动乱，政治不稳定时偏重于法治。礼治是基础，是前提，礼治必须有法治的配合。礼由氏族社会一般的祭祀习惯，演变为中国古代法的精髓是古代由具有极强血缘关系合为一体的家国相通统治模式的结果，也是数千年立法、司法的实践、选择的结果，“礼”蕴涵的天人合一，重教化，崇尚自然，圆通、和谐的特征，至今闪现理性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第二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张晋藩.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徐忠明.神话思维与中国古代法律起源若干问题释证.比较法研究，1994，2.
[4]李明德.中国法律起源模式探索.法律出版社，1998.
古代文论论文范文6
1神话中的园林神话传说中的园林往往带有浓重的神话色彩，例如，神话传说中的“悬圃”具有“登之乃灵,能使风雨”的神奇功能。先秦文学作品中的悬圃往往被安置在昆仑神山的第二层，犹如一个空中花园，在《离骚》《淮南子》《山海经》等文学作品中都有关于悬圃的描述。除了悬圃，蓬莱仙岛也是先秦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园林景观，蓬莱仙岛常出现在远离陆地，地域广阔的地方，且多有“无风而洪波万丈”的滔天海浪作为与外界隔绝的天堑。这些蓬莱仙境中常有高山流水和繁盛的草木，仙岛上的宫殿也都流光溢彩。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蓬莱仙岛的构建和描述中已经出现了石头、山水植物等后世园林的基本构成要素。总体而言，先秦文学作品中的园林景观都展现出“万物有灵”的原始思想理念，且具有明显的共性特征：首先，这些园林景观的选址都倾向于比较偏远的地方，悬圃选择建在高山之上，蓬莱仙岛则在海浪汹涌的海岛上，这些地方均与世隔绝，不易被尘世干扰，较为适合人和动植物休养生息。其次，在建筑形式方面，这些神话园林均由宫殿、高台等元素构成。建筑风格庄严肃穆，让读者在惊叹其神奇辉煌之余顿生向往之情。最后，这些神话园林中的植物大多未经修饰，呈现出原始的生长状态，因此，树木多茂密繁盛，其中还有许多具有神奇功能的稀有植物。
2皇家园林皇家园林是指隶属于帝王或诸侯的园林景观，其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并逐渐变化和发展。皇家园林在建筑形式和装饰风格上多参照神话园林，因此多临水而建，其选址不仅要环境优美，还要物产丰富，以满足日常生活、宗教活动、饲养狩猎、农业生产的需求。先秦重要文学典籍《诗经》中记载周朝祖先公刘就曾选择“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之地修建都城，此地不仅水源丰富，而且地势平坦，利于进行农耕生产。除了参照神话园林的建筑形式，先秦文学作品中的园林还多采用“囿”与“台”的建筑形式。台的边缘多为斜线和直线形式，这体现了先秦人民对于山岳的崇拜。台多建在环境优美之地，商周时期台多为宗教祭祀之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台演变成为供帝王或诸侯饮酒游赏的场所。在东周时期台的构建要素已经不止是宫殿楼阁，还囊括了天然山水。先秦时期文学作品中的皇家园林总体展现出“图腾崇拜”和“万物有灵”的原始建筑理念，建筑形式和风格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同时，这些皇家园林在选址方面多以物产丰富、环境优美、依山傍水为参考依据，植物均具有保佑国家兴盛的象征理念，建筑则要流光溢彩，这些建筑原则显然受到了神话园林的影响。
二、红楼梦中的园林景观及造园手法
1《红楼梦》中的园林景观在“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这一章节就有多处文字涉及园林景观，贾政等人从“曲径通幽”这一景观开始游览大观园，在潇湘馆、蘅芜苑、沁芳亭等处都有贾宝玉题咏的诗词对联，在蘅芜苑的不远处“层楼高起，面面琳宫合抱，迢迢复道萦纡”，这里就是富丽奢华的正殿，经过正殿“正面现出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龙蟠螭护，玲珑凿就”贾政命诸人为此牌坊题名，一众文人清客的题词都未能合贾政心意，于是，众人示意宝玉拟题，贾宝玉见了这块牌坊却“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象在那里见过的一般”其实，这些建筑景观正是他在宁府秦可卿房中睡觉时梦到过的“太虚幻境”。贾府中的大观园可以看做天上太虚幻境的一个缩影，因此，大观园中的园林景观与太虚幻境中的颇为相似。贾府中的大观园是为了迎接皇妃贾元春省亲而建，因此，它虽是贾府的私家园林，但其在建筑质量、工艺、风格、规模等方面都接近了皇家园林的标准。大观园的园林景观主要分为六个部分，贾政等人在经过这处名为“曲径通幽处”的石洞之后，就进入了大观园的第一部分园景区域，这里位于大观园前部，建筑华丽。在这处景区的尽头是一座斜阻的青山，转过此山就到了贾政颇为满意的“稻香村”，在“稻香村”附近的山坡上是大观园的后花园，这里有牡丹亭、荼縻架、芭蕉坞和芍药圃，此处繁花似锦，主要供贾府诸人观赏花卉。沿盘山小道经过这片花圃，再翻过“大主山”，经过一座板桥，便到了蘅芜院，蘅芜院不远处正是“省亲别墅”，这里也是大观园的正殿。过了正殿就进入了后来宝玉所住的怡红院，出了怡红院的后门“便是干坦宽阔大路，豁然大门前见”。通过对太虚幻境和大观园园林景观的描述不难发现，其园林艺术吸取了许多中国古代园林艺术的精髓。
2《红楼梦》中园林的造园手法首先，大观园采用了主题造园的手法，其主题即为“天仙宝镜”，这四个字原是正殿玉石牌坊的题词，后贾元春认为太过招摇就更名为“省亲别墅”。站在这块玉石牌坊下，越过院中广阔的大水池，可以尽情观赏水池对岸的各个景区：由“曲径通幽处”导入的花柳繁华；以“稻香村”为主的农田村舍；繁花似锦的大花圃。面对这特色各异的景区，不禁让人恍若身处天上，俯瞰人间一般。曹雪芹将此处定名为“天仙宝镜”实则是要提醒读者，这些富贵繁华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罢了。正是这个“天仙宝镜”的主题，使大观园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气氛中，给人一种如梦如幻的朦胧感。在这块“宝镜”中可以看到人间众生诸相，这里既有穷困，也有奢华；既有淡泊明志之地，也有富贵奢靡之乡。尽显世间的沧桑和坎坷，让人在感受命运浮沉的同时，不免发出千古兴亡之慨。为园林设置一个思想主题，是文学家曹雪芹对中国园林艺术的一大贡献，园林有了主题就可以化繁为简，依照主题进行总体规划，确定各个景区的特色要点。其次，大观园还采用以景区造园的手法，按照大观园的园林景观特色和方位，基本可以划分为：园前区、葬花区、花圃、稻香区和寒塘区。这些景区的建筑风格和意境都与之后入住的人物性格有契合之处。如稻香区为丧夫守寡的李纨所居，葬花区则是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居住，寒塘区归身世凄楚、性格冷傲的妙玉所住。
3.曹雪芹将大观园的建筑景观与其主人的性格身世相互映照。例如，果敢决绝的探春所居住的“秋爽斋”，室内陈设每一件都精美珍贵，且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大，这一方面体现了探春大度豁达的性格特点，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她系出名门、气质高雅的身世特点。在贾宝玉所居住的怡红院里，建筑装饰锒宝嵌金、流光溢彩，且兼具中西建筑风格，这显然与中国传统建筑装修风格相违背，但却恰恰反映了贾宝玉出生不凡、叛经离道的性格特点。再如，薛宝钗所居住的蘅芜院，它其实是“太虚幻境”中神仙洞府的缩影，是世外高人修身养性的处所。因此，蘅芜院内建筑用材虽规格极高，但建筑外观却朴实无华。进入院内迎面就是一块气派非凡的插天大山石，院中没有种植任何花木，均以香草为饰，表面看来似乎过于简陋，实则不然，古时院内摆放的山石皆以大为贵，蘅芜院中的这块插天山石显然是上等珍品。而香草虽然不似繁花耀眼夺目，但却比花草树木更加名贵。蘅芜院中看似朴素无色的油壁也是由优质木材精制而成，这种木壁需要用上好的桐油反复粉刷，极耗工时。这种建筑装修手法与“自云守拙”的薛宝钗可谓相得益彰。曹雪芹运用多种造园手法将大观园中庭院建筑风格与诸人性格一一照应结合，将读者的阅读目光吸引到人物性格的细节和局部描写上，以其细腻的笔触撩拨读者心绪。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