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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学论文范文1
论文摘要：现代教育的本质特征需根据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来确定。而对现代社会本质特征的研究应符合教育问题研究的范式。个体形式和非个体形式的划分可以全面考察个人的存在形式，可以兼顾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突出教育活动的特殊性，可以明确教育构成要素在现代社会的基本的相互作用的情况及与外界的关系状态，进而明确现代教育的本质特征。
教育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教育影响社会的本质和发展。同时教育又被社会系统的本质特征所决定。当一种教育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特征来源并适用传统社会，可称之为传统教育；而当一种教育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特征适应现实社会。并表现出对未来社会的较大适应性，则称之为现代教育。对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划分是根源于社会特征本身的，研讨现代教育离不开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对现代教育的本质特征的建构必须建立在对现代社会本质特征研究基础上。
归纳各阶段的社会本质特征，而要以一种符合教育问题研究逻辑的方法分析社会各阶段本质。因此，有必要从新的角度研究构建社会的构成要素，进而归纳总结社会本质。关于社会构成要素有很多研究。实际上多种划分方式的共存是必然的，根据不同学科的研究要求，应该对社会构成要素做不同维度的划分。本文借鉴查尔斯-霍顿-库利在《社会过程》一书中对社会构成要素的划分方法。将社会构成要素分为个体形式和非个体形式两部分。这种个体形式和非个体形式的划分可以全面考察个人的存在形式及与外界的关系状态，可以兼顾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因此可以明确教育、人、现代社会三者相互作用的情况。
库利认为，个人是一种个体的生活形式；制度或群体是非个体的生活形式。由于许多生活形式不以个人为特点，它们根本无法被那些只对个人感兴趣的人理解和发现，因此对个体形式和非个体形式的区分具有实际的意义。个体形式和非个体形式的关系体现为：非个体形式是由个体形式构成的，但非个体的形式的历史不能等同于特定个人的生活历史；无论何时只要两个个体形式联合起米，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非个体形式，但新的非个体形式不能等同于原有两个个体形式的简单相加；个体形式的发展往往是很难被自我觉察的，并且这种发展无时无刻的受到非个体形式的影响和改变：人类的生活形式，包括个体或非个体的形式都在探索着另外的生活形式提供的各种有利条件和促进因素，并做出最适宜的反应：个体或非个体的形式的发展既依赖于人们的远见卓识，也离不开无法预见的偶然性因素。
当然，个体形式和非个体形式之间存在交叉重叠之处，因为二者都包含共同的生活。由于它们的组成要素是一样的，如果你从中抽走所有的个人，二者都将一无所剩，其他系统也会消失殆尽。
1、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社会特定的生活形式主要有——个人、政党、国家、教义、改革方案、神话、语言等。其中个体形式主要是个人，非个体形式主要包括政党、国家、教义、体制、改革方案、神话、语言等等。不同的社会都存在着个体形式和非个体的形式，不论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都存在这两种形式及两种形式的关系。但是在不同社会，它们的内容不同，本质内涵也不一致。以此来判断现代社会的特征，就可以在不同社会的共性基础上寻找到现代社会的个性特征，也可以预测出将来社会的基本走向。
农业社会是以土地及劳动力资源的增加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而工业社会则是以自然资源和资产的不断投入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现代社会则是以知识和信息的增长作为社会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现代社会的起始时期基本可以判断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即从全世界的整体趋势来看，社会发展的动力基本来源于知识的增长。
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个体形式和个体形式之间，往往体现出被动的合作和潜在的利益冲突。被动的合作是由于社会生产的要求，要求个体之间的共同劳作，互为协助，来完成生产的需要，个体的力量往往难以满足生产的需要，而生产的成果与个人利益的直接关系很少：潜在的利益冲突则是由于社会生产需要的资源是具有排它性的、消耗性和稀缺性，因此也在生产的成果的占有上往往体现为潜在的冲突。
在现代社会个体形式和个体形式之间，则体现出主动的合作和潜在的利益共享。主动的合作主要是因为社会生产中，生产的产品往往以知识的形态存在。共同合作能够创造出对个体有利的产品，知识也与有形物质资源不同，具有共享性，不具有排他性。
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中，个体形式与非个体形式之间，往往体现为个体形式受制于非个体形式，个体形式的力量被彰显的程度很小，非个体形式的发展状态往往是与人性的需要背道而驰的。
在现代社会个体形式和非个体形式之间，则体现出个体形式被最大程度的张扬，其作用和力量受到非个体形式的认同和肯定，而非个体形式也因个体形式的发展而有更良性的发展。
现代社会的这些特征具体体现为：
个体与制度的关系。关系体现为民主与专制的不断制衡。而主体是强调民主。个体形式的发展要求必然强调民主平等的制度，以保证个体形式的最大程度的发展空间。
个体与生产力的关系。生产力得到快速的发展，更加依从于个体的智慧力量，而非个体的数量。
个体与文化的关系。个体充分占有文化资源，创建符合自己需要的世俗文化，也促进文化资源的最大程度的灵活、生动的发展。
因此，现代社会的特征可以被概括为：社会的个体形式和个体形式之间的关系是主动的寻求合作和潜在的利益共享；个体形式和非个体形式之间，则体现为个体形式的作用被最大程度的突显。
2、现代教育的本质特征
现代社会的特征对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要求教育做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变革。在教育目的上，要求教育活动的目标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既具有群性的适应性，同时又具有强烈个性的人：并且需要培养个体之间的交流合作和共同生存的能力。在教育内容上，以促进受教育者的社会适应性为主要目标，组织教育内容，要求与社会的真实发展状态密切相关，并给受教育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和内容。在教育媒介上，在要求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同时。更加要求符合受教育者真实学习需求的有针对性地使用有效媒介。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上。在教育性关系的基础上则增加了社会关系的要素，关系趋于平等，要求增加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合作，相互学习补充。
因此，现代教育的特征可以概括为：
从个体形式发展上看。教育的目的、内容、媒介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以提高个体形式的适应、合作、共享、自主发展的能力为终极目标。从个体形式与非个体形式的关系上看，教育的目的、内容、媒介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以符合个体形式的发展需要，实现受教育者作为个体形式对非个体形式的适应。并尽可能的凸现个体形式的作用和价值为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1]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04.
[2]富永健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17-20、245.
农业社会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社会转型 大学生 信仰
一、社会转型的含义
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向另一种运动形式转变的过渡过程。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变的过渡过程[1]。我国现在社会转型处于哪个阶段，其转型期的社会特征又是什么，转型期出现的问题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 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是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根据上述三个方面的阐述，可将时间年限大致分为四段：1978-1993年（15年起步阶段）； 1994-2004年（10年发展阶段）；2005-2010年（5年完善阶段）；2011年-21世纪中叶（巩固完成阶段）[2]。
二、社会转型期大学生信仰问题及解决对策
（一）大学生信仰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西方的各种思潮和价值观源源不断地涌向我国，加之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伦理思想对大学生的影响，大学生信仰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大学生信仰问题主要表现一下几方面。第一：信仰不唯一。由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西方价值观渗透进我国本土，并对本土价值观形成的冲击愈发严重。大学生，作为新鲜事物的最先接受者，他们将西方价值观的优势与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劣势相比较，认为西方价值观信仰优越于我国的信仰。从而认为，信仰的选择不应该唯一，更不应该仅选择作为信仰。所以造成大学生信仰多元化的问题。由此产生对信仰的不坚定，有的学生甚至对表示怀疑。第二：信仰的非理性。由于大学生还处于校园环境中，尚未踏入社会。他们对于社会问题、社会环境的认识十分感性，这就造成了他们信仰选择的不理性。中国社科院青年人文社科中心撰写的“青年学生信仰状况调研”的调查报告表明，在对的认识上，有16.4%的学生感到“说不清楚”。说明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对信仰认识很模糊，他们无从判断[3]。这些问题很清晰地说明一个问题，即大学生对于信仰问题的认识上，十分幼稚和肤浅，从而盲目的进行信仰选择，导致信仰的非理性。第三，信仰的世俗化。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经济的消极作用必然对大学生造成影响。于是，少部分大学生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利他主义等观念淡薄，造成了校园暴力、炫富、拜金、不健康的信仰观，“校园飙车案”频发、攀比现象严重等，都是信仰世俗化的表现。大学生信仰方面出现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理解和解决的，在社会转型期的一段时间内，大学生对人生选择和价值选择的迷茫属于正常现象。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第一：净化社会环境。“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所以，社会环境对大学生信仰问题的解决发挥着重要作用。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信仰，需要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生活水平，减少不利问题的发生。消除贫富差距、公平与效率、发展不均衡等对个人物质和心理上的不满，为精神信仰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些都是营造良好社会信仰环境最基本的方式。[5]
第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日趋成熟的重要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方面的理性教育，才能更好的引导大学生选择科学的、正确的、进步的信仰。
第三：营造健康的家庭环境。家庭环境对于大学生信仰选择的作用十分重大，由于父母的价值及信仰选择的潜移默化的作用，造成子女的价值和信仰的逐步形成。如果大学生在家庭中受到的熏陶与他们在学校、社会中得到教育不一致，他们往往会选择家庭教育中的信仰。这就要求大学生的家人能够给予大学生正确的信仰教育，使他们树立高尚的价值观，摒弃错误的价值观，更好的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结语：
大学生，是祖国的栋梁、国家的未来，大学生信仰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发展。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大部分大学生的信仰是科学的、正确的，这对我国在新时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是极大的鼓舞。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少部分大学生的信仰问题的确迫在眉睫，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帮助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信仰、正确的价值取向，使他们积极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注释：
[1]刘祖云 主编《社会转型解读》[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页
[2]杨 明《社会转型期大学生价值观教育问题探析》[D]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3]蒋凯凯《社会转型期大学生信仰问题探析》[J]长沙大学学报 2011年7月
[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4-57页
农业社会学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具有错综复杂性，对民间艺术也产生深远的影响，特别是那些仍然植根于村落中的民间艺术。因此，当代民间艺术学的研究语境较十几年前发生很大变化。在当代文化影响下，原有的理论方法已经不能满足民间艺术学科继续发展的要求。民间艺术学理论方法的当代建构应重新给予审视，善于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应用多学科交叉影响的综合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做到动态过程化与静态图式化研究方法并行，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结构图式中的文化哲学研究转向为民间艺术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这些方法从多学科交叉影响、立足现实文化研究等方面给予民间艺术学理论方法以扩充、更新，以适应现代学科体系的发展，为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完备奠定持续发展的基础。
Abstract:Insocialtransition,socialdevelopmentandculturechangeswerecomplicated,whichinfluencedonfolk-artdeeply.So,linguisticcircumstanceofcontemporaryfolkart,tookplacegreatchanges.Undertheinfluenceofcontemporaryculture,primarytheoriesandmethodsdidn’tmeettheneedofsustainabledevelopmentoffolkart.SoContemporaryconstructionandstructurecouldbeemphasized,weweregoodatbreakingdownthebulwarkbetweensomesubjects,appliedgeneralmethodwhichwaseffectedbymanyintersectionalsubjects.Inresearch,weshouldadoptthedynamicmethodaswellasstaticmethod.Researchofcultureturninginthedailyandno-dailylifestructureprovidedanewthought.Thesemethodsexpandedandrenewedthesystemofmethodologyoffolkart;builtthefoundationofsustainabledevelopmentofartistry.
Keyword:Art；Folkart；Method；Contemporaryconstructionandstructure
民间艺术学作为二级学科艺术学下的一个具有核心性质的学科，发展的历程并不很长。上个世纪以后，随着民间文学调查研究的深入，民间艺术的研究工作也开展起来。上世纪30年代，民间艺术的概念已经被提出，将民间美术的品类划归到民间艺术之中，并提出了民间艺术的特征。之后的50年代，伴随着到民间去发掘和研究民间文学、民俗资料的大潮，各级文化局、艺术馆或社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在调查、采集、整理、研究上述资料的同时，也开始开展民间艺术的搜集整理工作。随着本土文化意识和寻根意识的觉醒，保护、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民间艺术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随着“传统文化热”的不断升温而倍受关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学界两度发起大规模的搜集整理民间艺术资料的活动，从广大农村发掘出大批有价值的民间文艺资料，并整理成册，这对民间艺术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可以说，民间艺术的研究在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一次高峰。而近些年在资料搜集工作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从艺术学等多角度对民间艺术进行研究。这方面的专著，有张紫晨的《民俗学与民间美术》、潘鲁生的《民艺学论纲》，唐家路和潘鲁生合著的《中国民间美术导论》、的《中国民间艺术论》等，从综合角度对民间艺术学学科建设和理论方法的构建起到积极作用。
但是，从现代化角度来看，民间艺术学理论和方法的建构要面临与时俱进的问题。如果一味的保守而不知创新，学科的建设就难以赶上时代的步伐。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影响着社会文化的整体发展，对民间艺术也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如，随着西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进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封闭的村落空间彻底被打开，生存于其中的民间艺术也面临前所未未有的挑战，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状态。显然，民间艺术最初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转变，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原有的民间艺术学理论和方法能否适应当代民间艺术的发展？学科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得到扩充和革新。在当代社会，民间艺术学研究方法的建构，确实需要我们重新给予审视、补充和发展。
一、多学科交叉影响下综合研究方法的应用
民间艺术学经过几十年的艰难发展，在世纪之交基本形成其完整地理论研究体系，但是必须立足于当代艺术学的界域，超越单一的艺术学和美学视角，才能追本溯源，寻求发展的新契机。一个学科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建构不是一个闭门造车的过程，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在吸收和借鉴许多相关学科优点的基础上形成具有自身独特价值的学科体系。特别是当代社会，学科之间早已打破以前的那种森然壁垒，交叉学科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学科分类中。这一现象的出现也在告诫我们研究一种学问，只将目光停留在本学科领域内的做法有些不合时宜，各学科的发展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才能取长补短，顺利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而在作为二级学科的艺术学中，其划分的交叉学科也很多，如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等等。这些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与其原来的学科都有直接的联系，原学科框架完备的理论体系，深厚睿智的学术沉淀使这些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往往事半功倍。
同样属于二级学科分支的民间艺术学与这些交叉学科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的理论和方法对民间艺术的研究起到见微知著的作用，不但丰富了民间艺术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也为民间艺术的研究开拓更宽广的思路。比如作为成熟的艺术社会学，重点是深入研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艺术与特定的审美态度、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等因素的关系，它不仅仅外在的描述和规定艺术，如一般的、现象的研究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政治以及艺术的主体、题材、体裁、技巧等，而是去研究那些作为审美对象而呈现的艺术美，弄清楚某一时代的艺术之所以美的道理，为什么那些我们看起来美的艺术，当时当地人看起来不美，而我们认为不美的东西，当地人却视为美的。艺术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学会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考察艺术与种种社会因素的关系，当然这种考察毕竟与自然科学的方法不同。艺术社会学的研究特点，也恰好是民间艺术研究所要关注的。特别是当代社会，民间艺术发展的景况不容乐观。虽然，我国发起一系列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工作，但是，民间艺术的衰落仍然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为什么我们这些专业人士认为很美的民间艺术在民间的发展如此的艰难，很多民间艺术或是消失，或是式微，这种状态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对这种现存状态的科学剖析是目前民间艺术学应该研究的主要问题，也是民间艺术学自身进行外部研究的重要方面。而借鉴艺术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采用定性定量的社会学操作方法，并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实证体系，也是民间艺术学研究方法应该尝试的一个途径。
再如，民间艺术更要吸收人类学收集、分析和驾驭材料的优势。人类学的材料历来受到中外美学大师的关注，异文化中的审美观念为人们理解美的本质提供新的维度。而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也对美学、艺术学研究影响颇深，如功能论、进化论、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符号论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学从个别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从实证到思辨的运思模式，极有可能在精微之处解构民间艺术学的某些传统理论与固有范式。这一过程的实现，往往需要民间艺术学研究者自觉地从人类学中汲取知识的源泉，也可以使人类学主动地向民间艺术学领域渗透。在人类学领域，大约在20世纪初期，人类学家开始意识到，如果想要创造出任何具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必须像其他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对象那样来研究自己的对象——即要系统地进行观察。为了更准确地对文化进行描述，他们便开始同所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他们观察、甚至参与那些社会的某些重要事务，并向土著详细询问他们的习俗。所以，注重实证精神主要体现在田野作业的运用上。而这正是目前民间艺术应该重视的方法，以往对民间艺术的研究往往由许多民俗学家从民俗的角度给予实证调查研究，偏重可观察的社会文化现象。这与民间艺术学的侧重点有所偏离，民间艺术学在田野调查中应该以审美或审丑的眼光，深入到乡民的社会生活中，了解人们审美标准、审美趣味发生的改变，改变的历史原因和文化原因，人们对民间艺术的现实期待等等。走向田野，才能了解审美习俗在当今人们生活中发生的种种变化，才能把握民间所具有的质朴、清新、淳厚的美学观念的发展脉搏，探寻突破民间艺术固有美学范式的新路径,从实证的、个案的角度出发，逐渐上升到抽象的、一般的层面，使民间艺术的研究不仅仅限于静态图式化的研究，而是让其与整个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使民间审美文化的研究更具深度和广度。
总体来说，采用多学科交叉影响的研究方法，民间艺术学可以在发展中取长补短，改变封闭、狭隘、静止的研究状态，更具开放性、包容性。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在多学科交叉影响过程中，民间艺术学势必会接受西方的一些新潮理论影响，在接受过程中一定注重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要立足于对中国社会文化以及乡民的生存境况与精神世界的体悟与省思。切莫盲目的不加分析的引进和套用，使自身的学术体系缺乏本土化特征。
二、动态过程化与静态图式化研究方法的并行
由于民间艺术来自民间，又是民俗活动的载体，所以研究民间艺术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将民间艺术从民俗活动的主体和发生情境中剔除出来，将它（特别是民间美术）简化为一种图式、文本进行研究，即研究民间艺术作品，这是目前大家常用的，也是比较认可的静态研究方法。二是将民间艺术与民俗活动主体和发生情境紧密结合，在特定文化语境下全方位动态研究民间艺术，揭示民间艺术与其他文化因子之间的互动关系，凸显民间艺术研究的整体性。该研究方法在我们今后的研究中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民间审美文化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渐次更替而不断的演进和发展，任何审美文化习俗都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它不是一种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审美存在，往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每种审美现象都深深的烙上了历史的印迹。因此，民间艺术学研究要特别强调将各区域、各族群的民间审美文化置于历史发展的某个时段中，使之与整个社会文化变迁历程相联系。这是纵向的强调历史感的过程化研究，在当前的学术领域，一些学科也开始重视这种研究方法的采用。例如在文学学领域，作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葛林伯雷，十分重视产生艺术文本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强调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反对那种将艺术作品与社会、与历史孤立出来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从一个整体的、系统的、联系的观点来看待文学艺术并且注重艺术文本所产生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以及文本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的诸种因素的“互文性”。张京媛指出：“当我们阅读葛林伯雷和其他新历史主义者的文章时，我们可以感到他们以文化人类学的方式把整体文化当作研究的对象，而不仅仅局限于研究文化中某些我们认为是文学的部分。……‘新历史主义’是描写文化文本相互关系的一个隐喻。”[②]新历史主义将艺术文本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融合起来，一方面努力恢复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另一方面也注重文学文本的现时代的文化语境，将文学文本的语境的历史性与共时性结合起来。新历史主义主张：“任何理解和阐释都不能超越历史的鸿沟而寻求‘原意’，相反，任何文本的阐释都是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和文本意义重释。”[③]这就意味着，任何对文本的理解和阐释在努力贴近和走入文本产生的特定的历史语境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和遗忘阐释者自身所处的现代语境。
新历史主义的主张，与民间艺术学理论方法中强调动态过程化研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里强调的动态过程化研究方法，是基于民间艺术发展的历史特殊性提出来的，在注重历史性的基础上更侧重于现实性研究，特别是在现当代民间审美文化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这种动态过程化研究更能契合时代的步伐，给民间艺术学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活力。在现代艺术界，人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艺术创作过程本身。对于艺术品来说，能够发掘其媒介的潜力，并通过它把创造过程展示出来，已上升为艺术家首要考虑的问题。其实，民间艺术的创作和欣赏，何尝不也注重过程。这个过程既包括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也包括作品的展示过程，更包括艺术的发展过程。这一点对民间艺术研究很有启发。民间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是动态的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与艺术发生地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人们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等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在当代，民间艺术受到现代化的冲击，其生存状态发生了种种变化，如果我们只是静态的研究民间艺术文本，而忽略民间艺术的历史沿革和现代变迁，不能立足现实语境来进行调查研究，我们会丧失一大块蕴涵丰富的“矿藏”。我们知道，艺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摇篮中形成，这在来自下层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民间艺术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假如我们不能追溯民间艺术作品原本的生成语境，就不可能像创作者和当时的接受者那样真正理解它所具有的刚健清新、质朴浑厚的艺术美，及其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民间艺术真正生命力就在于作品本身在特定的时空、特定的人文环境、特定的民俗文化中所迸发出来的独特的魅力。艺术作品在民俗活动过程中呈现一种婉转流畅的动态美，让人产生巨大的审美愉悦，它不是一种结果和现象，而是过程中“直指人心”的审美体验和功用上契合需要的满足。这种体验和满足往往因时间、地点、参与者等文化语境构成要素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民间艺术生存的村落空间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民间村落已经不再是传统社会的村落，其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民间艺术原来植根的文化土壤有很大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村落文化视野下的乡民对民间艺术的接受态度也会发生转变。因此，民间艺术在当代村落中的状态如何，它将怎样适应目前的变化，都是我们亟待研究的问题。所以，把握民间艺术的现实状态、主客观因素及其他文化因子间互动的“动态过程化”，与“静态图式化”研究相比较，一定会有不同的收获。将两种研究方法有机的结合起来，对民间艺术的整体研究很有必要，对当前研究民间艺术、抢救民间文化遗产也富有实际意义。
中国转型期社会本身就存在诸多复杂性，当代的村落也超越了原来传统村落的意义，地理空间不再封闭，文化种类不再单一，已然成为一个流动的空间，人口的流动、物资的流动、文化的流动成为如今村落的特点。因此，采用“动态过程化”方法才能洞悉民间艺术发生种种变化的具体原因。
三、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结构图式中的文化研究转向
从整个民族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我们发现，在传统社会，民间艺术一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民俗活动紧密相连，这种状态在当代社会发生了不可抗拒的变化。而从文化哲学层面上考察看似非日常生活结构组成部分的民间艺术与作为日常生活结构组成部分的民俗之间的关系，将为民间艺术学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理论研究视角。
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们主要以自在自发的活动为主，这是人的基础或最低层次的实践活动，是人们依据重复性思维、传统习惯、给定的图式和规则而自发地、不假思索地进行的重复性实践活动。重复性思维与重复性实践是日常生活世界中人的主要生存模式或活动方式。日常生活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的领域而自在地、周而复始地、成功地运行，其主要原因在于它的运演遵循着一些给定的自在的规则，其中最主要的是传统、习惯、风俗、经验、常识等等，它们自发地调节和支配着日常生活的运行，构成了日常生活的自在图式。匈牙利美学家乔治·卢卡契（GuörsyLukács,1885-1971）曾指出：“没有大量的习惯、传统、惯例，生活就不能顺利地展开，人的思维就不能这样迅速地（往往是绝对必要的）对外部世界做出反响。”[④]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在典型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由习惯风俗、经验、常识等构成的自在的日常生活规则或图式往往十分强有力。其顽强的生命力特别表现在，虽然这些因素可以通过学校教育等自觉的途径使人们习得，但是其最主要的遗传或传承方式则是自在的。人们往往在潜移默化的社会示范中，在家庭或环境的不知不觉的熏陶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些文化要素，并且把它们溶化在血脉中，使之成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假思索就可以成功地遵循的规则或规范。非日常生活世界其实是从日常生活的长河中分离出来的，它是由传说、神话、思辨（哲学）、科学、艺术等为人的生存提供意义的精神活动领域。在传统社会中，同自觉的科学世界、艺术世界、哲学世界，以及有组织的政治、经济等制度化世界等非日常生活世界相比，日常生活领域显然是一个习俗世界、经验世界、常识世界、本能世界、情感世界。
民间艺术则作为一种反例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中，它的存在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结构图式分野中的一个“临界点”，是传统民间日常生活方式通过一般社会活动向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渗透，并对乡民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产生影响的一种结果。民间艺术既然称之为艺术，很多人认为它应该具备成为艺术的普遍特点，但实际上，传统社会民间艺术的存在打破了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天人相隔”的界限。民间艺术具有实用性、功利性，很多民间艺术品就是日常生活用具，这无疑与艺术的标准差距很大。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民间艺术不能与科学、哲学等门类直接外化在非日常生活世界中，而是与民俗共同存在于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中，这种混同模式的存在注定民间艺术与民俗活动不能简单的通过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结构图式的分野而简单的分离。
在当代社会的日常生活领域中，民俗和民间艺术却呈现出渐趋分离的趋势，虽然民俗作为乡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仍然存在，但在传统社会中与之相伴生的民间艺术却渐趋与之分离，成为非日常生活结构图式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一些原来植根于乡土文化空间的民间艺术，实际与民俗活动联系越来越弱，很多民间艺术离开了赖以生存的民俗文化视野，成为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非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份子。这种民俗与民间艺术分离的发展趋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如某些地方剪纸和刺绣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与民俗活动联系不大，现代社会使之成为纯粹的工艺品或商品，成为地方经济一个新的增长点，它们的创作主体和创作环境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接受主体和接受语境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改变。在乡民的这种现代日常生活状态中，日常生活结构与非日常生活结构图式的分离往往也会产生一种消极的影响，就是民俗与民间艺术分离的过程所导致的部分民间艺术的衰落，这也是日常生活结构和非日常生活结构分离过程中不成熟的表现。
目前，日常生活艺术化一直是艺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所处的消费社会面临的是广泛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同时又导致了艺术摆脱传统的精英立场转向民粹立场，在这种趋势下，艺术家越来越强调艺术与日常生活的交流和融合。这也是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结构和图式一种新的关系模式。而且随着物质生活水准的不断提升，人们要求日常生活越来越具有审美意趣，从办公场所到消费场所在到家居生活，艺术日常审美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或者随着公众审美水准的提高，趣味的多样化，把过去不认为是艺术的东西当成艺术的发展趋势。然而这些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解也引出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如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明显的技术工艺化和人工化、标准化倾向，使日常生活更趋装饰性，使审美越来越远离自然性和本真性。然而以上令人担忧的问题在传统社会的民间艺术发展中却不会引起过多的担忧。民间艺术所具有的功用性能够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和审美体验，还能够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因此，它最能体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要求，却没有背离土生土长、率真可爱的本真性。这是民间艺术在日常生活艺术化中所表现出的独特魅力。然而，在当代民间艺术发展中，在日常生活结构图式和非日常生活结构图式又向分离方向发展的今天，民间艺术脱离民俗生活后，这种日常生活艺术化往往受到削弱，走向一个相反的过程。对此的研究理应上升的文化哲学的层面，通过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关系模式加以分析，这是目前民间艺术学研究的一种文化研究转向，其研究更具理论的深度和思辨的色彩。
结语
当前，中国民间艺术的发展呈现的是一种不均衡的状态，这种不平衡状态的形成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具有错综复杂性。现代化在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过程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仅仅局限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繁荣的市场经济，却忽略西方文化的理性、规范、公平、诚信、宽容、批判、创新、效率和协作等精神。市场经济虽然带给我们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但经济转型过程中却没有形成适应现代化的伦理精神，人们失去了人文精神与道德约束，盲目的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结果导致生产力虽然获得极大的提高，人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但是精神文化和心理素质却没有像经济那样得到发展，民族文化生存的空间也遭到破坏。这些情况显然对民间艺术产生很大的影响，特别是那些仍然植根于村落中的民间艺术。它们因传统文化的衰落使自身的“文以载道”等一系列功能丧失，而现代的大众文化、商品化更是通过大众传媒给予其无所不在的影响。因此，当代民间艺术的研究语境早已与十几年前有了较大的不同，原有的理论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当代文化影响下民间艺术学科继续发展的要求。因此，民间艺术学研究方法的当代建构也要重新给予审视，，从多学科交叉影响、立足现实文化研究等方面给予扩充和更新，这样才能适应现代学科理论的发展，为艺术学学科体系的完备奠定持续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②]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2
农业社会学论文范文4
在本书作者弗罗里达看来，工业社会正转入一种创新性的经济模式，即创造性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一个社会越能激发成员的创造潜力，就会变得越繁荣昌盛。乍听上去，这一观点无非在提倡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然而，弗罗里达对创新性经济的阐述，既不同于资本积累或制度建设的理论，也有别于传统的人力资本学说。在他看来，人类的创造力已经成为新经济形态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可创造力既不能随意买卖，也不能像机器那样随时启动，因此激发创造力不同于投资于其他生产要素。弗罗里达出语惊人：“(创意时代的)资本主义也扩充了对人才的定义，开始招揽那些曾经被排斥的具有古怪思想的人和喜欢标新立异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实现另一项令人吃惊的突变：让放荡不羁的、波西米亚风格的怪才去主导创新和经济增长”。
弗氏提出这一理论，多少出于一次偶然的会面。1998年，他尚在卡内基一梅隆大学任教，正在研究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地理分布。该校的博士生加里・盖茨(GaryGates)为了撰写论文，用新方法统计了美国的同性恋人口。一天，经系主任介绍，两人坐到一起聊天，弗罗里达拿出一份按高科技产业排名的地区榜单，盖茨则拿出一份按同性恋人口密度排名的城市榜单。他们惊奇地发现，两份榜单的序列高度重合!也就是说，高科技产业发达的地区，同性恋人口相对也比较多。
为何高科技城市偏爱同性恋?读者可能会猜想，同性恋的智商高人一等，容易在科技产业中胜出。笔者尚未见到表明同性恋比异性恋聪明的实证研究。即便如此，在同性恋密度最高的旧金山，该群体占当地人口的比例也不到一成，远不构成硅谷科技人才的主力。弗罗里达由此判断，高科技与同性恋之间的联系并非因果关系，而是出于某一共同因素。他颇具洞见地指出，如果说有什么能将这两者都吸引到同一地区，那便是都市的宽容环境。
城市和人一样，各具性格秉赋。有些城市偏爱自由，有些城市倾向保守。一个同性恋在保守的城市里找不到伴侣，或者找到了也担惊受怕，他自然会搬到更能接受自己的城市。那么，科技英才们为什么也喜欢宽容无拘的气氛?大凡奇才，总有些异于常人的怪癖。美国人戏称硅谷那帮科技企业家为“技痴”(Nerds)，意指不喜社交，一味钻研某种技艺的怪人。这种人或许极富创意，却不是讨人喜欢的好邻居。也只有在硅谷这种地方，他们才能够获得别人的赏识和承认，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创业。套用一句中国读者熟悉的话：创意人才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宽容环境，走到一起来了。
宽容吸引人才，人才创造科技，这就是弗罗里达在其成名作中提出的“三T理论”(talent，technoIogy，tolerance)。依弗氏的定义，创意人才是指工作中包含较多创造性成分的群体，如科学家、工程师、艺术家和娱乐业工作者。会计师、医生和律师等这类传统的白领职业也属于创意阶层，因为他们的工作也需要创造性地运用一套复杂的符号体系。为了充分发挥创造潜能，创意阶层看重启发灵感的工作环境，不定在意物质生活。他们宁愿挤在人才密集的产业带，也不愿搬到安定而乏味的社区，即使后者给予他们高薪待遇。
创意阶级理论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政策意义。以往的经济理论强调吸引外来投资的重要性。企业在某地投资会创造就业机会，寻找工作的人们跟着迁入，地区才会蓬勃发展。弗罗里达则强调“以人为本”。在“创意经济”时代，城市应当设法吸引和保留大量“创意工人”，他们聚集到一块儿，自然会兴办企业，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同时，企业家在考察投资环境时，越来越看重创意阶层的数量。缺乏人才的地区也难于吸引投资。
那么，如何才能吸引人才?弗罗里达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政策措施。他建议城市管理部门开发市内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以丰富一地的外在魅力。城市规划者可以多修建自行车道和小型球场，因为创意阶层更喜欢参与式的体育运动，而不是坐在看台上喊“加油”。他还建议兴建咖啡馆和小型剧院等文化设施。创意阶层大多生活在“半匿名”的社区，这些文化设施有助于他们交流互动。
《创意阶层的崛起》出版后，很快引起了欧美学术界的关注和争论。由于弗罗里达用同性恋人口衡量地的宽容程度，不少人指责他支持同性恋者的政治活动。我曾向
位商界朋友提及此书。他听完我的简介后，笑道：“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要多开点同性恋酒吧。”其实，这是对弗氏理论的狭隘理解。谈到这项宽容指标，弗罗里达曾解释说：“一座城市连同性恋都可以接受，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他后来又构建了更为全面的宽容指标，将艺术家群体和外来移民也囊括在内。针对不同社会的文化背景，我们也可以从生活其他方面，如衣着、宗教和族群，来衡量某地区的宽容程度。至于一个社会应当给予同性恋怎样的权利，那是性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课题。
近年来，不少学者利用欧美各地的数据检验创意阶层理论，其中一些人对弗罗里达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格雷斯(Edward Glaeser)教授重新检验了弗氏的数据。他发现抛开旧金山和洛杉矶两个显得例外的城市，同性恋人口和高科技产业的相关性并不那么显著。而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大学的派克教授(Ja mie Peck)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不客气地批评道，弗氏的政策建议代表了那些文化观念前卫的科技新贵们，而不顾及城市中下阶层的需要。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宽容环境不见得一定会聚集人才，有些情况下还会引来麻烦。比如，在吸引国外顶尖人才的同时，美国也吸引了大批拉美裔的低技术劳工。这些人连英语都不会讲，就更别说融入创意产业了。一个地区的多元性固然可以碰撞出思想火花，由于群体差异增大，也有可能激发社会矛盾。
尽管创意阶层的理论还有待完善，针对它的争论也在继续，弗罗里达已经开创了一片新的研究领域。2007年出版的《差异性》(The Difference)一书中，美国学者佩芝(Scoft Page)用数学模型论证了多元性如何提高人类组织的创新能力，该书的实证部分即引用了弗罗里达关于城市创意产业的系列研究。宽容气氛和社会繁荣的紧密联系甚至古已有之。耶鲁大学教授蔡美儿(Amy Chua)在她的近著《帝国时代》(Day ofEmpire)中指出，历史上的超级强国都对外来文化持宽容态度，而积极利用外来人才正是霸权兴起的必要条件。在过去半个世纪，全球最宽容和活跃的城市莫过于旧金山，难怪她会由反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变为信息技术革命的策源地。
农业社会学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在当今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村贫困大学生由于社会、经济资源的缺乏，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及受性格原因和人际交往技巧方面的影响。心理障碍问题日渐突出。了解他们的心理健康情况，分析引发其心理障碍的原因。并采取相应对策。对于大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的进步都有重大意义。
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制造的恶性事件可谓家喻户晓，社会各界对此事都表现出极大的震撼。但是，悲痛之后，为何不反思一下，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即将大学毕业，正要开始人生之路的大学生走上这条道路?据有关报道，马家爵自幼家境贫寒，自小成绩优异，是父母眼中的孝子，是家乡第一代大学生。然而，这也造成了他孤僻，敏感，不善与人打交道的性格。这些问题一直伴随他到大学，环境的巨大变化更使心智发展不健全的他难以适应，从而引发心理危机。其实，这种种原因造成的心理障碍在当代的贫困大学生中是普遍存在的。
一、农村贫困大学生心理障碍现状描述
在我国，贫困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出现于90年代中期。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大学生中贫困生的比例已近30 %，特困生比例为10%-15%，贫困生人数将近300万，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由此看来，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是高校贫困生的主体，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引导其综合心理素质的发展，对提高高校教育水平，改善农村落后状况，以及维护整个社会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一般地讲，贫困生心理健康状况与其他大学生相比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在校大学生中比较严重的心理障碍主要表现在人际关系敏感、抑郁、偏执以及逆反等方面，贫困生也具有同样的特点。但相同之中也有明显的差异，首先是两者之间抑郁症状差异大，这是贫困生心理间题最为严重的方面。其次，贫困生心理异常人数比例偏高。具体表现为以下特点:(一)自卑和消极。自卑是贫困生心理间题较严重的方面，并由此而导致自轻、自贱、自我娜视，对自己持有完全否定的态度和情感体验，缺乏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抑郁孤僻，自我封闭;生活困难对他们心理造成了重大的挫折，面对挫折，他们往往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从而丧失挑战困难的勇气和信心;缺乏人生理想和生活目标。消极地对待人生，消极地看待生活中的一切，使整个人生带有浓重的灰色调。(二)心身疾病突出;对自身状况的客观认识，使他们懂得只有发奋成才才能彻底改变自身的处境。因此，他们能够为此而努力，但现实间题又时刻在困扰着他们，这些难以解决的间题使他们长时期处于心理紧张和焦虑的状态;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无法保证，饮食质量和数量上都不能满足生理的要求。心理上的紧张和焦虑，物质生活暇乏，两方面的因素使他们的身心受损。贫困生心理间题往往表现为综合性间题，当多种因索发生作用时，情况就更为复杂和严重。(三)人际交往困难。自卑与自尊的矛盾性是贫困生的心理特点。他们因家庭贫困而自卑，但作为一个自我意识已经成熟的个体，又有强烈的自尊要求，因此，对涉及自己的事情较为敏感，容易形成情绪和情感上的强烈波动。由于这种心理特点，使贫困生在人际交往和群体活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表现出明显的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四)文化价值观念冲突。心理学中有一种理论叫“文化自我中心论”，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很多习惯，如卫生、生活等都与城市文化规则格格不入; 心理不适应，很多贫困大学生有不平衡心理，对家庭和社会有所抱怨，对其他同学有所排斥。其实，他们作为大学校园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由经济贫困引发的各方面的贫困让他们更难使自身和这个社会相融合，大量的新的社会刺激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威胁越来越大，从而导致心理问题障碍发生率逐年上升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从社会学角度浅析造成当今贫困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原因
在社会学中，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其具体内容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主要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和确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来完成的。我国的“社会转型”期常被用来指社会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过渡的时期，是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尤其是特指对当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时期。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转型条件下产生了不同社会阶层，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分层体制。但从80年代中期至今，农民阶层在这个社会大变迁中得到的实惠并不多，相反社会地位更低了。无疑，这个阶层和处于社会地位较高的强势阶层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等方面的资源相当暇乏，而这种暇乏将会直接影响到他们下一代子女的成长，以致于他们无法获得平等的教育权，无法平等地取得就业机会，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无法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第一，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导致学生难以确立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竞争机制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大学扩招，并且提前进入社会，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往往发现自己许多方面比不上别人，于是就产生了不平衡、不幸福感。他们的心理活动较之以前更为复杂，加上大量的新的社会刺激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威胁越来越大，从而导致过度焦虑发生率逐年上升。据心理学家分析，大学生的心理机制始终处于变化和发展中，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同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而形成。他们正处在思想、身心定性的年龄阶段，许多变化让他们不知所措，而我们的社会本身目前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巨浪中，在内部与外部环境都不成熟的情况下引发心理困惑的凸现是必然的。这些间题主要是经济来源无法保障。学业竞争激烈、人际关系紧张、就业压力太大等因家。尤其是就业问题，大学生毕业实行双向选择使得当前就业形势严峻。这里面不仅包含个人的原因，更有社会的原因。农民处于社会的底层，对他们来说大学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地位。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在择业遇到的困难实质是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层在当前社会处于不利地位。并且随着他们文化层次越高，对自己期望就越高，因此不平衡感越强烈，让他们变得焦虑重重，急功近利，就越容易走极端。这个时候，他们并不知道应该如何调整心态，而是采取各种自虐或攻击的做法，这些都能导致大学生产生心理危机。
第二，社会经济资源的暇乏导致学生“个人资本”暇乏。个人资本包括个人资源和个人能力。个人资源指个人所拥有的网络关系以及广阔的社会结构来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个人能力则包括个人所具备的知识、才干、技能和资历等。但对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来说，唯一可以证明他们能力的便是“学历资本”，而人际交往、组织、策划管理能力的提高并不明显，他们所处的这个农民阶层无法提供给他们充足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使得农村贫困大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和其他阶层的大学生相比，明显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为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在经济、社会资源上的缺乏使得他们在升学机会的获取上就开始存在不平等，他们占用大部分的时间、精力花在学习上，却忽视了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而能力素质的缺乏反而影响到他们在大学阶段在这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说在校内的差异还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在就业过程中所表现的不平等则明显出来。从现实情况看，市场经济对于人力资本的回报有明显的体现。因此个人择业更多的取决于他们的综合能力素质。许多用人单位逐渐改变了以往单纯依靠成绩的办法，提出要复合型人才，把焦点更多的放在个人的综合素质上面，除了学业成绩还有人际交往、语言表达和管理、组织能力等方面。但农村学生在这些方面存在很大的劣势，除了先天没有培育之外，还有大学期间的缺乏锻炼，难免产生自卑消极的心理。
第三，相关制度改革的不完善导致学生无法获得相对平等的教育权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经济的发展正处在调适期，经济正逐步回升，但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百般“挑剔”，对大学生在知识结构、能力培养、素质锻炼方面的要求相应提高，加之社会上不良风气在就业领域的渗透，大学生们愈感四年大学生活并不轻松。对于农村贫困大学生来说，还面临着另一层面的压力:由于当前户籍制度改革还不完善，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各种负面影响还未完全消除，两种利益群体格局即“城市人”和“农村人”依然存在，两者在就业、低价物质供应制度、社会福利制度、补贴等方面都有差别。教育资源分配上的差别也受到这种不平等制度的影响，使得农村学生要付出比城市学生更大的努力。
同时，随着高校教育体制改革，实行了国家计划和调节性计划“并轨”，大学生必须面对交费上大学这种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现实。1993年以来，国家教委先后出台了(关于高等学校生活困难学生进行资助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对部分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实行资助和学杂费减免，从而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以奖学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基金、困难补助和学杂费减免(简称奖、贷、助、补，减)为主体的多元化的高校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然而，我国是个贫困人口较多的国家，贫困地区约占全国国土的60 %以上，在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办高等教育，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据有关部门统计，1990年至1997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年均增长在20%以上，但同期国内居民人均收入涨幅不足6 % 0 2000年，全国高校大学学费平均达到了5000元以上，而1999年我国农村人均收入为2210元。这“制造”了现在近百万的贫困大学生人群以及其中30%的特困生。这种改革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切身利益，不可能不引起他们尤其是贫困生心理上的反应和波动。据有些高校调查表明，贫困生的心理健康很成问题，而且往往为老师所忽略，一般都以为帮助解决经济间题就万事大吉了。对于这些农村贫困大学生来讲，自我理想与社会经济现实的矛盾，由于经济上不堪重负、囊中羞涩而贬低自己、学生间的相互攀比是造成他们情绪不稳定、心理落差严重、心里失衡的主要因素。
第四，相关教育真空导致学生心理素质得不到充分发展。贫困生的人格特质也导致他们抑郁心理的产生。贫困生在人格特质上有如下特点:外表朴实内心自卑;易激怒易冲动;对家庭和社会有所抱怨;不公平感和不安全感;理想自我与现实冲突严重;不善与人交往;攻击性倾向;缺乏应对挫折方法。尽管社会的急剧变化确实冲击着大学生的精神家园，但内因才是事物变化的根源，有人说没有失败的学生只有失败的教育是颇有道理。大学生需要受到的教育并不只是知识教育，更重要的还有人格教育。马加爵的悲剧最本质特征就在于“人格扭曲”。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格的完善与知识的完善至少是同等价值的，成人和成才同等重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人更重要，我们更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的人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的教育。反思这一问题，不难发现我国的教育目标存在严重错位。其一，重才轻德。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直至大学的专才教育，都只重视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培养，而忽视思维开启、品质引导、人格塑造、理想激发等重要方面，学生难以形成健全的心理、完善的人格、独立判断力、以及相对深思熟虑的价值体系，缺乏一定的道德选择能力，思维的依赖性和变动性强。其二、我国在教育体系中没有将心理、人文放在应有地位，缺乏相应的资源和手段。目前来看，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仍是看重学生成绩是否优秀，能否，最后能否找到工作等，对大学生的心理辅导还比较薄弱。有些高校由于缺乏专职人员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心理辅导形式单调，内容僵化，针对性不强，从1982年北师大成立心理测量和咨询服务中心开始，心理健康教育到现在也不过二十年，虽然发展迅速，但同国外相比差距十分明显;从从业人员看，美国平均每1500名学生配一名心理健康教师，每年毕业的心理辅导学硕士、博士达1500人以上。相比之下，我国现有心理工作者的总数却不超过4万人，况且其中也不都是从事教育工作。在如此悬殊的质与量的差距下，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个新生的事物，难以在短期内提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农业社会学论文范文6
所谓"选精法"，即从有关史料中选取一两种据信是最重要者（或是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以此为据来概括全面。在建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时，这是最常见的方法之一。
在以前宋代江南亩产量研究中，使用"选精法"颇不少见。有关宋代江南亩产量的记录为数不少，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史研究》中所收集者即达180余例之多（如果把各例中所包含的亩产量数字都列出来，总数还更多得多）（注：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40-141页。其中的一例（1237年常熟县学田籍）就包含了114个产量数字。）。这些数字彼此相差甚大，且有显著的时空分布差异（注：如斯波氏所列出者中，低者仅0.13石，高者则达5石，相差竟达37倍之多。又，斯波氏收集的185例亩产量记载，从时间分布来看，北宋仅有5例，其余都是南宋的（其中又特别集中于南宋后期）；从地域分布来看，秀州（嘉兴）只有2例，湖州有15例，常州有58例，而苏州则多达110例。）。一些学者在研究亩产量时，通常是从这些记载中挑选出一两条，以此为据来推导出其结论。例如前引余也非对两宋江南亩产量的估计和顾吉辰对北宋江南亩产量进行估计时，都只列出了一条证据。漆侠估计南宋太湖流域亩产量为六七石，因其未注明史料依据，兹可不论（注：漆侠在论文《宋代生产力的及其在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专著《宋代经济史》（第2、26、175页）中，多次说到太湖流域亩产六七石，但均未注明史料来源。查该论文的"中国封建各时期亩产量数字表"及该专著第135-137页的"宋代各地亩产量数字表"，亩产六七石的记录均只有一条（即政和7年明州亩产量的记载）。此条史料原文为"讯之老农，以谓湖（明州广德湖--引者）未废时，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七石，今所收不及前日之半，以失湖水灌溉之利故也"。但这已明说是谷。在前一表中，漆氏未注明此条史料说的是米还是谷；但在后一表中已注明是谷而非米。因此漆氏关于南宋江南亩产六七石的估计依据的肯定不是这条史料。但究竟依据什么史料，因漆氏未加注明，因此不知据何而得。）。他又认为南宋江浙亩产五六石，而闵宗殿已明确指出漆氏此说所凭只有一条史料，即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中说到的"浙人治田，……其熟也，上田收五六石"（注：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亩产五六石的记录在宋代史籍中仅此一见，也是宋代史料中可见到的最高产量记录（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160页。）。因此漆氏实际上是选取宋代水稻最高亩产量的惟一例子，以此作为江南的普遍亩产量。余氏、顾氏等对史料的掌握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从漆氏《宋代经济史》中对田?租（特别是官田、学田田租）进行时所引用的史料来源看，斯波氏所收集的史料，漆氏也都掌握。从这么多的史料中挑选出一条，当然是使用"选精法"了。
"选精法"也被常常用于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中。如前引伊懋可、斯波义信、大泽正昭等人所作的所示，宋代江南农业技术有多方面的进步。许多学者就是从这些进步中挑选出一两种，作为导致"农业革命"的主导因素的。典型的例子之一是占城稻的引进。何炳棣、张德慈(T.T.Chang)、加藤繁、天野元之助、周藤吉之等都认为占城稻的引进引起了宋代农业革命（注：参阅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其中又以何炳棣的表述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占城稻早熟而且耐旱，而这些正是传统中国水稻品种的不足。因此占城稻引进后，导致了稻作向供水较紧的高田地区扩展，并引起农民致力于培育早熟品种。早熟品种的进一步发展，又大大保证了一年二熟制的成功，从而成为过去一千年间中国土地利用和粮食生产的第一次长期的革命。何氏并指出：南宋时期的苏南、浙江、福建和江西，是古城稻传播的主要地区；在这些地区，占城稻对粮食生产和人口的已经明显（注：何炳棣(Ho，Ping-ti):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1368-1953，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年版，第8章第1节。）。因此，尽管何氏并未特别加以强调，但是从上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到：占城稻的引进，乃是引起宋代江南农业革命的关键因素（注：如前所述，在大泽正昭对以往学界宋代江南农业技术进步的研究所作的总结中，"占城稻的广泛种植以及一年二作制的普及"也被许多学者视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与此相类的是漆侠对江东犁所起作用的评价。他认为"曲辕犁的发明，对宋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两浙路所使用的是当时最先进的曲辕犁"（即唐代陆龟蒙《耒耜经》所记述的江东犁）；"从北宋仁宗时候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志》到南宋孝宗初年范成大的《吴郡志》都原封不动地照抄了《耒耜经》，称吴地的'农器甚备'，为全国之最，无怪乎两浙路农业生产居全国首位了"。同时他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由于有了"最好的耕犁"和因"人多地少"导致的充足劳动力，因此"精耕细作方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产量既高且稳，成为宋代著名的粮产区（注：漆侠：《宋代经济史》第110、178页。）。由此可见，江东犁在宋代江南农业发展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像"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假如真有的话）这样一个重大现象的出现，原因当然极其复杂。从众多的原因中选出一两个来对这个历史现象进行解释，当然是因为有关学者认为这一两个原因是关键，因此他们使用的也是"选精法"。
尽管以上学者在有关研究中投入了很大精力，而且也提出了不少颇有见地的看法（例如新作物品种引入对中国农业的影响），但是如果对他们使用"选精法"所得出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上面所列举的结论都十分脆弱。例如在亩产量研究中，我们并不否认宋代江南某些地方、某些时候曾有过高产的情况。然而在于：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区，个别的高产记录都不难找到；但对于一个地区的一般亩产量的研究而言，这种个别的高产记录并没有多大意义（注：游修龄指出：一般而言，最高产量的记录往往是平均产量的3-5倍。见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的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原刊于1985年，后收于游氏《稻作史论文集》，中国农业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如果只凭一两个高产记录就能断言一个地区亩产量普遍很高，那么就会得出该地区的亩产量在几百年、上千年中都没有变化可言的结论来。就江南来说，早在孙吴时代就已有亩产3石的例子（折为宋制相当于亩产1.3石）（注：据《三国志》卷六《钟离牧传》，会稽钟离牧在永兴种稻田20余亩，以稻与县人，县人"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以还牧。换算为宋制，相当于亩）产1.3石米（换算标准参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10-13页。），比上述南宋常熟、嘉定、平江府的学田、职田和官田上的绝大多数亩产记录都要高出很多。但是难道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孙吴时江南的亩产量就已超过一千年后常熟、嘉定、平江府的亩产量水平了吗？可见，选取一两个例子作为代表来评估一个地区的平均亩产量是十分不妥的。
在关于技术进步对农业变化的影响方面，使用"选精法"所得出的结论也都同样经不起推敲。例如就受到大多数学者肯定的占城稻引入这一重要技术进步而言，姑假定这种稻种确实优秀（这种稻种自身的问题在下面还要讨论）而且被引种到了江南，也不一定能够对宋代江南农业发生重大影响。从斯波义信收集的宋代江南关于占城稻的记载来看，当时占城稻主要是种在苏、湖两州某些地方的"高田"上，种植非常有限（注：见渡部忠世、樱井由躬雄主编《中国江南の稻作文化--その学际的研究》，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版，第120、122-124页。）。如果占城稻种植并未在大范围内得到普及，就说有一个以占城稻引进为中心的农业革命，当然很难有说服力。同样地，姑假定江东犁确实是一种最好的或最先进的耕犁（该耕犁的缺陷在下面还要讨论），它要在宋代江南农业发展中起重大作用，也必须以得到普遍运用为前提。但是在宋代史料中，我们并未发现使用这种耕犁的证据（注：漆侠认为这种耕犁得到普遍使用，其证据是：《吴郡图经续志》和《吴郡志》都原封不动照抄了《耒耜经》，并称吴中"农器甚备"。但是《耒耜经》的有关文字在明清江南方志中经常被抄录，而据《天工开物》等史籍，我们知道至少自明代后期以来江南就很少用牛犁。因此抄录前人著作并不能作为江东犁使用的证据。）。宋代两浙地区所使用的耕犁，今天惟一可以看到具体形状者是楼璹《耕织图》中的耕犁，但这种耕犁在构造、大小以及牵挽方式上均与江东犁有很大不同（注：楼璹：《耕织图》中的耕犁不仅比江东犁小得多（只需一牛牵挽），而且在结构上也有所不同（没有策额、压镵）。参阅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74页。）。因此宋代两浙耕犁显然与江东犁不是同一物（前者是否为后者的改进形式也尚难断定）。更何况楼璹《耕织图》中所反映的浙西山区的生产情况，与江南平原有颇大的差别（注：参阅大泽正昭《陈旉农书の研究》，第40-44页；同氏《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239、242、248页；足立启二：《宋代两浙におけゐ水稻作の生产力水准》。），因此这种耕犁是否曾使用于江南平原也还有待研究。由于宋代江南到底使用什么样的耕犁至今还不清楚，因此说江东犁的运用对宋代江南农业发展起了重大作用是缺乏根据的。
由于"选精法"将问题看得过分简单，因而本身也包含着自我毁灭的成分：倘若它所选出的那一两个例证经不住推敲，那么由此推导出来的整个结论也就不攻自破了。就亩产量而言，顾吉辰赖以得出"北宋苏州一带亩产米4石"的估数的惟一根据，是郏dǎn亶《水利书》中的一段话（注：此段文字为："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出米四石，则十八万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万石矣。"）。而闵宗殿已指出顾氏因未读懂此段文字而对其义作了错误的理解，所以根据这种误解而得出的结论也就失去了根据（注：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漆氏说南宋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两浙路亩产高达5-6石，所依据的只是高斯得所言。但天野元之助早已指出高斯得所说的产量是谷而不是米；如果折为米，就只有一半（即2.5-3石）（注：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增补版，御茶の水书房1979年版，第256页。）。而闵宗殿更已明确指出漆氏在此问题上是弄错了（注：闵宗殿《宋明表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令人不解的是，闵氏已于1984年指出漆氏的错误，但漆氏在1986、1987年刊出的著作中，却依旧坚持上述错误。）。这个错误对亩产量评估的影响当然是非常大的，因为是米还是谷，二者相差大约一倍之多。况且这条史料已明说这是上田的产量而非一般产量。至于漆氏所说这一地区南宋时亩产达到6-7石米，如果依据的是关于政和七年明州广德湖周围七乡的记载的话，那么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更何况这条材料是否可靠，也还成问题（注：首先，该条史料已明说这是"讯之老农"，而老农又是回忆多年以前的情况。因此所说的亩产六七石谷不是当时可以查考的情况，而只是一种关于过去的传言。其次，南宋初期该地（广德湖周围）营田的田租，上田为4斗米，中田3.6斗，下田3斗（漆侠对上田田租作过校正，见漆氏《宋代经济史》第312页）。换言之，当时该地上田亩产量只有0.8石。北宋后期亩产量可能高些，但是要说一般亩产量（六七石谷，折米约3-3.5石）要比南宋初年的上田亩产量高出3倍，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在技术进步的问题上情况亦然。关于占城稻，游修龄已指出：首先，古人关于占城稻的记述颇多紊乱不清之处，而近代学者在使用这些记述时并未从农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甄别，因此他们关于占城稻问题所做出的结论当然也就很成问题了。其次，关于占城稻所起的作用，以往学者所论也有错误之处。占城稻的基本优占是耐旱和对土地肥力要求不高，而这两个优点对于低湿多水、土壤肥沃的江南平原农田来说，并没有很大的意义。第三，一般认为占城稻还有一个重要优点--生产期短，并认为这个优点使得稻麦两作成为可能。但是把占城稻都说成是早熟稻，是不正确的（注：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姑不论此，即使占城稻真的都是早熟稻，它也不可能引起稻麦二作制在江南的普及（注：早稻的栽插时间早于夏麦的成熟时间，因此在同一块土地上，在麦未收割以前，决不可能整地、插秧（参阅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此外，大泽正昭也指出：凭南宋江南的水稻和麦的品种（除传统的黄绿谷外），要进行稻麦一年二作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之故，《陈旉农书》并未积极提倡稻麦复种（大泽正昭：《陈旉农书の研究》，第75-76页）。）。关于江东犁，情况也一样。这种耕犁一向受到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但其实用性究竟如何，则讨论不多。事实上，这种耕犁显然不很适合江南水田生产条件。首先，其规制十分庞大，必须双牛才能牵挽（注：按照《耒耜经》中所说的尺寸，该犁长达2.3丈，比近代宁波一带使用的曲辕犁长出三分之一，超过今日河西走廊还在使用的二牛抬杠长直辕犁，与唐代南诏地区使用的二牛抬杠长直辕犁相近。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94页。）。在田块狭小的江南水田中作业，显然并不很实用（注：贾思勰说：若犁身长大，则转弯幅度必大，"回转至难、费力"（《齐民要术耕田第一》）。王祯则说："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一犁用一牛挽之，作业回旋，惟人所便。此南北地势之异宜也"（《王祯农书》卷二《垦种篇第四》）。）。其次，它在结构上也还有缺陷，需要加以改进（例如精简策额、压镵）（注：参阅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第74页。）。而且，陈恒力和游修龄都已指出：江南（特别是太湖地区）的水田土壤粘重，一般牛耕既浅而又不匀。如用铁搭，虽然功效较低，但可翻得更深；因此牛犁的效果明显不如铁搭（注：陈恒力：《补农书研究》增订本，农业出版社1963年版，第129-130页：游修龄：《中国稻作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因此，既然占城稻、江东犁并不具有以往所认为的那些优点，建立于其上的"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四、"集粹法"：导致"虚像"的另一主要
为了避免"选精法"这种弊病，许多学者力求使用更多的证据，以便对现象进行更全面的。而这里所说的"集粹法"，就是一种常用来替代"选精法"的研究方法。
所谓"集粹法"，就是在对发生于一个较长的时期或／和一个较大的地区中的重大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时，将与此现象有关的各种史料尽量搜寻出来，加以取舍，从中挑选出若干最重要（或最典型、最有代表性）者，集中到一起，合成一个全面性的证据，然后以此为根据，勾画出这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全貌。
在宋代江南农业史研究中，"集粹法"在亩产量研究中运用最为普遍。典型的做法是：从大量的亩产量记录中，选出几个具有代表性者，由此而推导出关于该地区平均亩产量的一般性结论。例如闵宗殿对宋代太湖地区的亩产量记载进行了筛选，摒弃了最高和最低的极端例子，从比较"中间"的记录中挑选出了范仲淹、方回、陈傅良、高斯德以及王炎等人对江南水稻亩产量的估计（这些估计都在2-3石之间），以此作为依据，得出宋代江南太湖地区亩产米2.5石的结论（注：闵宗殿：《宋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亩产量的探讨》。）。闵氏之所以挑选这几个例子，当然是由于他认为它们是较好的证据。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他所用的就是"集粹法"。
在农业技术研究中运用"集粹法"的典型例子，可见于梁庚尧对南宋稻作技术的研究。梁氏将周藤吉之、天野元之助、赵雅书、陈良佐等所指出的南宋农业技术各方面的进步作了综合，认为在南宋"江、浙、闽、蜀等人口稠密地区"的稻作技术，大致包括以下：(1)整地除用犁外，又使用耙、耖多次打、压田土；(2)经过浸种、催芽、育苗等过程，然后才移植秧苗于田间；(3)致力于肥料的搜集和处理，重视施肥；(4)增加除草的次数；(5)中期排水，然后再车水入田；(6)重视灌溉，如水车的使用、灌溉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等（注：梁庚尧：《南宋的经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55-156页。）。梁氏所列出的这些技术，确实代表了宋代（特别是南宋）南方水稻栽培技术中最优秀者，由这些进步所构成的总体图像，是"精耕稻作技术已达于纯熟"。在另一著作中，梁氏又明确指出：南宋苏州农民，必须和江、浙、闽、蜀等地狭人稠地区的农民一样，投入大量劳力于整地、育苗、施肥、插秧、除草、灌溉等工作，甚或尤有过之，因此到南宋晚期，苏州在精耕细作方面，已具有超出其他地狭人稠地区的特殊地位（注：梁庚尧：《宋元苏州的农业》。）。因此他前面归纳出来的那种已达于纯熟的精耕稻作技术，自然主要是江南（特别是苏州）所普遍使用的技术了。然而这里要指出的是，梁氏所列出的这些技术，若逐一来看，却是出自不同地区。因此，梁氏实际上是将南宋各地出现的各种最佳单项技术集中到一起，作为南宋江、浙、闽、蜀等人口稠密地区（特别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农民所普遍使用的技术。由此可见，他所使用的方法，属于"集粹法"无疑。
从表面看，"集粹法"克服了"选精法"看过分简单化的弊端。但是对这种方法做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依然存在严重的问题。
首先，尽管使用"集粹法"的学者力图选取具有较有代表性（或普遍性）的例证作为分析的基础，但事实上他们却往往未必能够做到这一点。这种情况在亩产量研究中最为明显。例如闵宗殿在对宋代江南亩产量作估计时避免使用最高或最低的极端性例子，但是对他所选取的例证进行仔细分析，可以看到这些例证仍然存在问题。首先，陈傅良、高斯德所言，并不一定是本文所说的江南（或闵氏所说的太湖地区）的情况，兹可不考虑（注：陈、高二人所言，均出自其所作劝农文。而大泽正昭指出：宋代（主要是劝农文），说"浙间"、"闽、浙"，并不能说就是"浙西"（特别是江南平原），而更可能是指"浙东"。见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史研究》，第242页。）。其次，余下的范仲淹、方回、王炎所言，分别是北宋中期苏州、南宋后期湖州以及嘉兴魏塘一带的情况。其中，魏塘是一很小地域，其情况在较大范围内未必具有普遍意义，兹可从略。就苏、湖二州两个较大地域的情况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同时、同地记载亩产量的史料中，也不难发现与闵氏所用例证大相异趣的证据。例如北宋中期苏州的亩产量，范仲淹本人也说过中田亩产量为1石，乐全的说法也与此相同，而且还得到稍后熙宁八年记载的支持（注：《范文正公集》卷八《上资政晏侍郎书》；《乐全集》卷一四《刍尧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熙宁八年八月戊午记事。参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40-141页。）；南宋后期湖州的亩产量，据比较具体而准确的13个寺田的地租量推算，也仅在0.6-1.9石之间（注：《两浙金石志》卷一五《长兴州修建东岳行宫记》。参阅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第140-141页。）。也就是说，更多的史料中所记载的亩产量，都明显低于闵氏所选取的例子中所记载的亩产量。对于这些差异以及为何要采用高数而非低数，闵氏未作出解释。因此，尽管他避免使用最高或最低的亩产量数字，但是他所选取的例证实际上仍然属于偏高的一类，因此其结论也难免会偏高。
其次，使用"集粹法"的学者在例证的使用上，还常常忽视所选例证的时空局限性。这在技术进步问题上尤其明显。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代的农民，都只能使用一种具体的方法耕作，而这种方法常常也只适用于某一具体的地区。因此，梁氏所描绘的那种精耕稻作技术，如果真存在的话，那么还需要举出证据，说明它到底运用于哪个确切的地方。他说苏州在精耕稻作方面领先于其他地区，因此含蓄地认为这种技术的运用以苏州最为典型，不过对此却未提供具体的证据。事实上，如果仔细分析梁氏所说的各项进步，可以发现有许多实际上与苏州以及江南并无关系。例如，使用耖的记载虽然出现于南宋初年，但仅见于楼璹在于潜县令任上写的《耕织图说》，尚未有证据表明其运用范围已超出了于潜县所在的浙西山区。在肥料的使用与收集方面，虽然从《陈旉农书》所记来看，南宋江浙肥料种类颇不少，肥料加工技术也颇有进步，但是《陈旉农书》所反映的是江南平原以西"高田地带"的生产情况，而与江南平原的生产情况有明显不同。在江南，大田基本上不施基肥，而追肥也只是耘田时将所耘杂草按入田泥中，使之腐烂作肥而已（注：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技术的变化》。）。至于农民收集肥料，宋代江南文献中也仅有一条记载，说的是南宋苏州农民捞取河泥（注：即毛栩的《吾竹小咏吴门田家十咏》中一首诗。）。而在北宋，甚至连这样的记载也未发现。这并不奇怪，因为从后面引用到《吴郡志》卷一九水利上二中的一段记述来看，当时苏州农民常常采用"易田"之法进行休耕，并让洪水淹没田地，从而从沉淀下来的泥土中获得肥力。这些都表明了宋代肥料生产与使用技术的落后。据此，宋代江南农民并未"使用耙、耖多次打、压田土"和"致力于肥料的搜集和处理，重视施肥"，其精耕稻作技术也尚未纯熟。足立启二、大泽正昭等的研究也证实：在江南"低田地带"，稻作技术仍然颇为粗放，与江南以西宁镇丘陵和浙西山地"高田地带"所使用的、以《陈旉农书》和《耕织图诗》为代表精细稻作技术，恰成鲜明对比。因此，梁氏所描绘的那种技术，在江南平原上并未得到运用。如前所述，构成梁氏所描述的南宋稻作技术的各项具体进步，大多分见于不同的地方；而在所涉及的地方中，很少有一个地方拥有一项以上的上述进步。由此推论，就一个地区而言，稻作技术的进步实际上也是由一两项具体的进步所导致的。这又回到了"选精法"的老路上去了。
五、"选精法"和"集粹法"为何会导致"虚像"？
由上分析可见，"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这个与事实不符的"虚像"，很大程度上是"选精"与"集粹"两种方法的产物。那么，为什么这两种方法会导致"虚像"呢？
"集粹法"与"选精法"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大异，都是同一方法的不同表现。二者的差别只不过在于前者比较简单，而后者则使用史料较多而已。这种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从史料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来推导出结论。因此取证是否得当，对结论的正确与否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取证是否得当，又决定于所选取的例证是否真正具有代表性，能够代表普遍情况。
每位使用"选精法"或"集粹法"的学者都相信其所选出的例子具有代表性，但对于什么是"代表性"和什么样的例子才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却未见有人作出明确的说明。由于这种含混不清，所以在选取例证时并没有一种真正的方法。这一点在亩产量研究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大体而言，以往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亩产量例证的方法，不外乎以下两种：(1)根据某种成说（如"宋代农业革命"）来选取，(2)采取"中庸"的办法，或者舍弃最高和最低的极端例子，或将所收集到的全部数字作算术平均，然后采取中间的数字。但是这些方法并不能说是很科学的。例如，如果是根据某种成说来取证，所选出的例证不免有先验性。结论在先，论证在后，自然很难做到客观。如果采取中间性的数字，则由于现存的古代亩产量记录存在的问题（如现存有关记录在地域分布与时间分布方面的不均衡、记录本身的质量问题、今日对这些记录理解的问题等），所得结果也不一定能真正反映真实情况。正是因为上述方法难以选取到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例证，所以在研究宋代江南亩产量时，往往也就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客观的取舍标准。尽管大家使用的都是同一范围内的史料，而且主观上也都力求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例证，但事实上各人根据所选例证得出来的宋代江南亩产量却千差万别，从斯波义信的1石（北宋初）-2石（南宋后期）到漆侠的2-3石（北宋中期）、5-6石或6-7石（南宋晚期），彼此相差竟达两三倍。在对宋代江南亩产量增长幅度的评估方面情况也一样：闵宗殿认为两宋时期江南亩产量并无增长，而漆侠则认为增加了120%。对同一对象的数量评估如此悬殊，很难令人相信有一个客观的情况存在。由此可见，要用上述两种方法得出正确的结果，确实十分困难。
那么，什么样的例证才具有代表性呢？我们知道，任何现象都是具体的，因而都有其特定的局限性。脱离了其赖以存在的各种具体条件，这个现象就丧失了真实性，不再具有意义。当然，确有一些现象在各自的特定条件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其中某一个现象能够表现出这些现象所具有的共同之处。换言之，对于这些现象而言，这个现象具有代表性。反之，如果这些现象之间并不具有这种相似性，那么用一个现象去"代表"其他现象，实际上就是取消这个现象的特定局限性，从而也就没有意义了，正如吴承明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的那样："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注：吴承明：《经济学与经济史研究》，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因此，在将某一现象作为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去概括其他现象之前，必须首先对所涉及的各个现象作认真的分析，看看它们各自的具体情况是否确实具有相似性。使用"选精法"与"集粹法"之所以往往导致错误的结论，就是在选取例证时忽视了这一点，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现象普遍化。由于该现象被普遍化后即丧失了真实性，所以得出来的结果自然不能反映真实的情况。例如，据《吴郡志》卷一九《水利上二》中的一个注，"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于间年淹没也"。这表明北宋苏州佃农使用让洪水淹没田地的"易田"法，可以获得倍于"常稔"的产量。但我们要注意到这种高产量的特定的局限性：首先，它不是每年性的，而是每二年或三年才能获得一次的；其次，这种高产量是靠粗放耕作获得的，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论者所说的那种精耕细作毫不相干。如果拿走这些局限性，将这种产量当做每年性的并认为这是农业技术进步的结果，那么就要导致错误的结论。
将某一具体的历史现象普遍化，还意味着将此现象从其所赖以存在的具体环境中剥离出来，使之脱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各种有关现象。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历史现象，都包含并涉及众多的方面，而且这些方面又彼此相关，互相，互相制约，情况极为复杂。如果忽视其他的相关现象以及各现象之间的关联性而对某现象加以过分的渲染，实际上是割裂了事物内部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破坏了事物的整体性。以此为基础作出的结论，当然也难成立。而使用"选精法"与"集粹法"来处理有关例证，往往正是将这些例证作为超然的例子，从而使之脱离了其所赖以存在的具体环境（或脱离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具体条件）。因此之故，游修龄强调不宜过分渲染占城稻的引进对江南农业发展的作用，因为"农业生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兼受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的制约"（注：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同样地，某种先进农具（如江东犁）的作用也不宜孤立地强调。新农具的发明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些新农具要能够普遍运用并对经济发生重大影响，还取决于它们本身是否已经完善、是否能够适应某一特定地区的生产条件、必须和其他哪些进步相配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如果使用"选精法"或"集粹法"，即使选到了某种重要的技术进步的例证，也会因为孤立地看待或过分夸大这种技术进步而割裂了事物内部的和有关现象之间的联系，从而不能够正确地评价这种技术进步的真正作用。
"选精法"与"集粹法"这两种错误的方法为什么会在经济史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呢？
经济史学是史学的一个分支，因此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当然是史学方法。吴承明指出：史学研究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归纳法，即从分散的、零星的史料入手，从个别的、具体的事例中寻找带有普遍性或性的东西。但是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其中最显著的是：除非规定范围，所得结论都是单称命题，难以概括全体；虽然可以用概率论方法作些补救，但难用于历史。因此之故，尽管我们在治史中常用"举例子"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是危险的。他并引用列宁的话说："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注：吴承明：《论历史主义》，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同氏《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1期。）"选精法"与"集粹法"都依靠传统的史学方法，通过从史料中收集和选取例证，以"举例子"的方法来推导结论，因此要避免归纳法的缺陷是很困难的。
为了克服归纳法本身的缺陷，我们必须从其他学科中借用合理的方法。吴承明说："就方法论而言，有新、老学派之分，但很难说有高下、优劣之别"；"新方法有新的功能，以至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但就历史研究而言，我不认为有什么方法是太老了，必须放弃"；"我以为，在方法论上不应抱有倾向性，而是根据所论问题的需要和资料等条件的可能，作出选择"。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发展经济学的方法、区域经济史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乃至系统论的方法等等，都在选择之列。由于治史可因对象、条件之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可以说"史无定法"（注：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我们在研究经济史时所应采取的正确态度。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抛弃"选精法"和"集粹法"等方法，使得我们的经济史研究避免可能的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