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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范文1
申请人： 住所地：
法宝代表人：
被申请人：，姓名，民族， 年 月 日出生，住 省 市 区 楼 室。
请求事项：
事实与理由：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在审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的劳动争议时，违反法定程序，直接导致认定事实错误，基于此做出的的常钟劳人仲案字[2012]第2号仲裁裁决书显失公正。为此该裁决符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的申请撤销条件，故特现提出申请撤销。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38条规定，“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有权进行质证和辩论。辩论和质证终结时，首席仲裁员或者独任仲裁员应当征询当事人的最后意见。”在本次仲裁中，仲裁员作出事实认定的关键证据为，裁决书中所称的“本委调查收集的证据，公司提交区劳动监察大队年检材料2011年12月正常工资薪金收入明细表”对这份关键证据，仲裁员在取得后未由申请人进行质证。更未征询申请人的最后意见，即直接用此证据做为判决根据。显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38条规定，剥夺了申请人的质证权利和辩论的权利。
正是由于仲裁庭没有对该份证据进行证据，没有在取证后征询申请人的最后意见，申请人没有对该份证据质证和发表意见，仲裁员又未对该证据内容进行认真审查，导致仲裁裁决认定事实错误。
（1） 该份证据公司提交给区劳动监察大队年检材料2011年12月正常工资 薪金收入明细表，是申请人将申报个人所得税的表格直接抄送给劳动监察大队的。工资一项，该表格中并没有结构分项，只有总数。根据该表根本不能推算出是否发放了争议的加班费。该份明细表与申请人提供的工资发放表并无矛盾之处。根据这一表格仲裁庭不采信申请人提供的工资发放表没有任何道理。 （2） 该份证据为“2011年12月正常工资薪金收入明细表”，而申请人与被 申请人之间的劳动争议区间为“2009年12月至2011年5月”。该证据与本案没有任何关联性。用距离双方争议时间七个月后的与本案没有关联性的证据作为裁决依据显然是错误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46条规定，裁决书由仲裁员签名，加盖劳动仲裁委员会印章。该份裁决书并无仲裁员签名。
综上，申请人认为， [2012]第 号仲裁裁决书的作出违反了法定程序，裁决书本身缺少法定签名要件，依法应予撤销，恳请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查，撤销。 此致
中级人民法院
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范文2
第三人撤销之诉
李卫国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领域恶意仲裁现象时有发生，不仅侵犯了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农村基层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影响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事业的健康发展。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功能定位上既能兼顾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又能有效应对恶意诉讼与恶意仲裁。为此，我国有必要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解决机制中引入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以防范恶意仲裁，保障仲裁公正，有效维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
中图分类号：D925.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9－0089－05
收稿日期：2015－06－20
作者简介：李卫国（1969—），男，湖北麻城人，贵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诉讼法与司法制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FX157；2013年度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项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解决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D2013035。
一、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的概念与特性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又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是指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当事人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发生后，提请专门设立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居中处理，按照一定的程序作出对双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的调处或裁断，从而解决双方争议的一种特殊的解纷方式和机制。
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性质，有“民商事仲裁属性说”“行政仲裁属性说”“基层民间特殊仲裁说”“独立仲裁说”“准司法性说”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属于专门的特殊仲裁程序，是一种带有复合属性的纠纷解决机制。
（一）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归属于广义民商事仲裁的范畴
当前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主要涉及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流转、确权、继承和侵权等方面的纠纷。从主体层面上看，该纠纷主体主要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家庭以及其他个人或组织，纠纷主体主要由具有平等地位的当事人构成。从内容上看，纠纷所涵盖或牵连的法律关系主要是民商事法律关系。虽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活动常常与国家对农业的特殊政策密切相关，有别于通常的民商事活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领域的纠纷仲裁基本上可归纳为广义范畴的民商事仲裁。
（二）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是特殊的经济纠纷仲裁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有它的特别之处，主要表现在：它是涉及农村土地的仲裁，具有标的特殊、涉案金额可大可小、情况复杂、裁决结果影响农民生计等特点，同时还是经济纠纷方面的仲裁。近年来，农村土地价值的迅猛攀升导致土地越来越值钱，土地承包纠纷所涉及的主要是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纠纷，当事人双方的纠纷集中于对土地经济价值的追求上。
（三）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带有行政色彩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12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在当地人民政府指导下设立。设立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的，其日常工作由当地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承担。”该法第13条要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由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代表、有关人民团体代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代表和法律、经济等相关专业人员兼任组成。”第52条特别强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仲裁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上述规定反映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带有比较浓厚的行政公益色彩，行政权力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的影响力度较大。
（四）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具有准司法性
学术界对于仲裁性质的界定向来存在争议，但多数观点认为仲裁应具有准司法性。这不仅对于民商事仲裁、劳动争议仲裁、体育纠纷仲裁而言是成立的，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而言也是成立的。首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程序的设计和运行借鉴了民事诉讼程序，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其次，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与司法诉讼存在密切的衔接关系。一旦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在三十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院应当受理。此时，仲裁裁决不产生终局的法律效力，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需要由法院通过诉讼程序审理解决。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裁决结果并不能完全使农民信服而转由法院依诉讼程序最终裁判解决纠纷，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再次，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也离不开司法诉讼的大力支持与配合。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48条的要求，对于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当事人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向法院起诉的，仲裁裁决即生效且具有强制执行力。双方对生效的仲裁裁决应自动履行，如果一方逾期不自动履行，对方有权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的基层法院要求启动强制执行。
（五）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具有基层性和专属性
据农业部2012年所做的统计，我国现有60多万个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现实中很多与村委会混同）、500多万个组级集体经济组织（现实中很多与村民小组混同）和2亿多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农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领域中的争议和冲突量多面广，情况复杂且具有很强的基层性。按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的要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设置在县和不设区的市。仲裁机构设置在基层，最贴近农民生活实际，不仅在地域上便利农民的仲裁申请，而且也利于仲裁机构将纠纷消除在萌芽阶段。
农村土地承包仲裁的专属性主要指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实行专属地域管辖，这一点有别于普通民商事仲裁的管辖，普通民商事仲裁的争议双方可以协商选择仲裁机构。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第21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向纠纷涉及的土地所在地的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递交仲裁申请书。”可见，我国农村土地承包仲裁采取专属地域管辖原则，当事人不能选择其他地区的仲裁机构。因各地农村实际情况差异较大，若由其他地区的仲裁机构进行仲裁可能会造成裁决上的不妥当，而且仲裁管辖的专属性有利于争议双方参加仲裁和仲裁机构调查取证。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领域恶意
仲裁的原因分析
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激发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的热情和主动性，加快了农村各方面的改变与进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农业政策扶持力度的加大、土地增值的驱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个人及家庭等围绕农村土地利益的纠纷频频发生，矛盾日益突出，此类纠纷已成为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据农业部的不完全调查与统计，从2008年到2012年，仅200多个试点县市受理仲裁的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就达10万余件。2012年，基层农村土地承包管理部门受理土地承包纠纷达30万件。面对当前复杂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与冲突，一方面，仲裁机制在迅速处理各种承包纠纷，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稳定乡村秩序上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其在推动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朝着正确的轨道前行，消除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推动农村经济持续顺利发展上也起着特殊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目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领域恶意仲裁、虚假仲裁和欺诈仲裁等现象时有发生，不仅严重侵害了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损害了基层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极大地损害了农村土地承包仲裁解决机制的权威，不利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仲裁事业的发展。笔者认为，导致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领域恶意仲裁现象出现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
（一）从社会层面分析，诚信观念不强，重利轻义风气蔓延是引发虚假仲裁和恶意仲裁的社会根源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已有的道德信念和行为模式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形成。而随着城乡之间交往交流的日益增多，以往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也不再置身其外。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诚信基础都比较薄弱。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更加促使人们重视经济效益和物质利益，进而诱导人们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甚至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近年来，在广大农村，一些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利益观扭曲，将个人利益的获得、自我贪欲的实现作为唯一行动准则。为了谋取自己的物质利益，他们不惜违背诚实信用这一根本的社会道德规范，利用制度漏洞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领域频频启动虚假仲裁、恶意仲裁。
（二）从仲裁自身分析，仲裁固有的属性和特点是导致虚假仲裁、恶意仲裁频繁发生的机制上的原因
作为一种广义范畴的民商事仲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的启动需在遵循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进行，通过当事人的申请和请求来确定是否提交仲裁以及确定仲裁事项。在仲裁运行过程中需尽力贯彻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如当事人申请启动仲裁后，应根据当事人双方的意愿共同选定首席仲裁员，其余两位仲裁员则由当事人各自选定；经当事人同意，某些承包纠纷也可由一名仲裁员适用简易程序仲裁；仲裁开庭可以选择在纠纷涉及的土地所在地的乡（镇）或村实施，也可以选择在仲裁机构驻地实施，当事人若均同意在乡（镇）或村开庭的，必须在该乡（镇）或村实施开庭；仲裁可以约定不公开实施；仲裁时当事人有权自行和解；仲裁庭也可依据自愿原则开展调解等。总之，由于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比较重视和提倡当事人意思自治，加上该仲裁具有某些行政特性（如程序容易启动、程序运行高效快捷、灵活方便）和准司法性（如生效仲裁裁决具有法律效力）等属性和特点，使得虚假仲裁、恶意仲裁现象时有发生，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自然容易受到侵害。
三、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及其功能分析
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不可归咎于自己而未能参加原诉讼的案外人，针对法院所作出的存在错误并损害自己利益的生效司法文书，将生效司法文书中的双方当事人（即原诉讼双方当事人）作为被告，以提起新诉讼的方式，请求法院撤销已经生效的司法文书的制度。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是国家专门为民事权益受损的案外人设置的权利保障与救济程序，它与通常的上诉救济机制的最大区别在于：它针对的是已终局生效的法院裁判与调解书，而非一审尚未生效的裁判文书。在诉讼客体是针对已经终局生效确定的法院裁判与调解书方面，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再审之诉有相同之处，二者均属于非常的救济程序与纠错机制，均对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性与稳定性提出了挑战。不过，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也有明显迥异于再审之诉的地方：就前者而言，该诉讼的提起者是原诉讼的案外第三人，根本就没有参与过原诉讼的任何审理活动，更谈不上曾行使过诉讼权利；而就再审之诉而言，诉讼提起者往往就是原诉讼的当事人，在原诉讼中参与过审理活动，有机会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
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在功能定位上既能兼顾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又能有效应对虚假诉讼与恶意诉讼。从实现实质正义的角度看，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设置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撤销或变更他人之间错误的生效裁判和调解书，以保障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民事权益。从实现程序正义的层面考虑，案外第三人之所以可以通过诉的方式撤销或变更他人之间已经终局生效确定的裁判和调解书，是基于对案外第三人进行程序保障的特殊需要。毕竟在他人之间的诉讼从启动、进行乃至作出生效裁判和调解书的全过程中，该案外第三人始终没有参与，其程序权利根本没有得到任何保障，因而理应在事后给予该案外第三人以程序保障的机会与权利。另外，必须指出，由于作为私权诉讼的民事诉讼实行辩论原则与处分原则，一些人借此通过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欺诈诉讼、冒名诉讼侵害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屡有发生，而在重视调解结案的今天这种恶劣现象尤为突出。此外，设置第三人撤销之诉在遏止和应对当事人相互勾结、恶意串通、借助司法诉讼手段损害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尤其值得特别关注。
四、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引入案外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思考
一段时期以来，在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中，当事人通过恶意诉讼的方式，威胁和损害他人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人民法院强调调解工作后，由于调解本身不注重查明案件纠纷事实，导致一些当事人利用调解进行恶意串通与诉讼欺诈，损害案外第三人权益的现象更加突出。而如何保护好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是民事诉讼实务界和理论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对于恶意诉讼而言，在法律应对机制方面，仅仅通过完善当事人制度、证据制度、审理程序是不足以防止此类侵害的。所以，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正式法律化是民事诉讼救济机制不断完善的具体体现，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在民商事仲裁领域，当事人通过恶意仲裁、虚假仲裁、欺诈仲裁、冒名仲裁等方式侵害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也频频发生。而由于民商事仲裁更突出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以及民商事仲裁的契约性、不公开性和民间性，导致恶意仲裁更容易实现，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极易受到侵害。我国《仲裁法》第58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或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有权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可见，按照我国现行民商事仲裁制度的规定，针对某些恶意仲裁，可以通过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的办法进行救济。当然，提起该诉的主体包括仲裁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对这个问题没有异议，但对于与仲裁裁决有利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是否有资格向法院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理论与实务上有各种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曾在一些个案批复中反对案外第三人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1]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排除案外第三人提起撤销仲裁裁决之诉，除了我国《仲裁法》中有明文规定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坚持司法监督仲裁的谦抑性原则，防止司法权过多干预仲裁活动，以利于仲裁裁决的稳定性和仲裁事业的发展。笔者认为，对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持审慎、克制的态度固然是可取的，但一概排除案外第三人的诉权并不符合现代程序法学的原理。仲裁程序的当事人意思自治性、不公开性、迅速及时性，使得仲裁程序比审判程序更有可能出现当事人双方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案外第三人利益的现象。仲裁实践中已经出现了不少类似的案例，如仲裁当事人持仲裁裁决书请求法院强制执行或申请参与分配，但其他人或者法院发现该仲裁裁决书系双方相互勾结、恶意串通，除了法院可依程序对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裁定撤销或者不予强制执行外，对于仲裁裁决损害案外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情形却无能为力。《希腊民事诉讼法》第899条规定，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和任何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均有权请求撤销仲裁裁决。[2]希腊的这一做法值得我国借鉴，我国非常有必要在《仲裁法》或《民事诉讼法》中增设针对生效仲裁裁决或仲裁调解书的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
由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属于广义范畴的民商事仲裁，因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同样有必要尽快引入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以防范虚假仲裁和恶意仲裁，有效维护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理由前已述及，此不再赘述。至于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领域如何具体确立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笔者特作如下初步设想：其一，案外第三人能够举证证明已生效确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裁决、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民事权益，是其提起撤销之诉的前提条件。其二，案外第三人须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恶意仲裁结果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撤销之诉请求。其三，案外第三人应向作出生效仲裁裁决、调解书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机构所在地的基层法院提起撤销之诉请求。之所以这样规定，既考虑到案件所涉及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是典型的不动产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是普遍通行的做法，也考虑到由作出生效仲裁裁决、调解书的仲裁机构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便于相关人员参加诉讼活动，也便于查明案件事实，迅速作出裁判。其四，人民法院应按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案外第三人撤销之诉。其五，对案外第三人提出的撤销生效的仲裁裁决、调解书的请求，法院经审理，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请求成立的，裁定撤销原生效仲裁裁决、调解书；请求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人民法院一审裁定的，有权提起上诉。
参考文献
[1]万晓庚.案外第三人能否申请撤销仲裁裁决[N].人民法院报，2007－09－19（5）.
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范文3
申请人w公司的索赔要求和理由
双方签订的生效后，w公司积极开展了建厂、安排番茄种植等一系列工作。为使1995年7月正式投产，w公司进行了厂房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国内配套设备的购置、9200亩番茄的种植(95年3500亩、96年5700亩)、派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岗位工人学习培训、办理报关商检、保险、进出口、工商登记、土地购置、仪器卫生检验以及保险、消防等手续。同时，w公司还从1995年3月至1996年4月付给被申请人810万人民币和13万美元。
但是，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s公司既没发运任何设备，也未支付分文用于生产启动的预付款，其违约行为造成w公司的重大经济损失。
为了弥补w公司的损失，更主要的是w公司出于友好合作的良好愿望，双方于1995年8月17日签定了《备忘录》和《补充协议》。《备忘录》规定：为了弥补w公司种植者种植番茄的经济损失，s公司于1995年11月底前偿付w公司20万元人民币。《补充协议》规定s公司应于1995年9月底前发运设备。
但s公司仍未履行上述义务，既未支付20万元人民币，又未发运设备，致使w公司的经济损失继续扩大，双方于1995年12月2日进行紧急协商。为了保证96年度的生产能如期进行，双方在《补充协议》中明确规定s公司于1996年2月15日将番茄酱设备装船发运离港。
s公司逾期仍没有发运设备。而番茄生产的性很强，双方于1996年3月8日再次签定《设备发运协议》， 《协议》规定s公司必须于1996年3月27日前把全套番茄酱生产线设备(包括化验仪器和设备配件)空运到北京航空港交货，s公司则保证退款。
该《协议》签定后，w公司做好了接运、安装的一切准备工作。为了及时接运设备，申请人按照集装箱的数量组织安排了14辆国内卡车前b市空港。但s公司仍未发运任何设备。3月28日17时，w公司致电s公司：“如不能在3月31日前到达b市航空港，我方将向贵公司提出赔偿追索起诉。
1996年4月初，双方就合同履行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当时传闻国家将不再对补偿贸易项目的进口设备实行减免海关税的优惠政策，在s公司承诺海关税由其负担并保证w公司7月份试车投产的前提下，双方拟以建立合资企业的方式继续履行原合同。但有关合资企业的协议及各项文件并未签字和报批，而经证实国家对补偿贸易项目的进口设备实行减免海关税的优惠政策截止期是1996年底，因此，拟建合资企业事项并没有实际取代原补偿贸易合同。
对合同继续履行有实际意义的是4月5日《关于由补偿贸易改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协议》和《关于合营企业设备购置协议》中关于设备到货期的规定，在《关于由补偿贸易改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协议》中规定，s公司应在4月下旬完成设备的购置发运工作。《关于合营企业设备购置协议》中规定，分两批运到中国t港：第一批货于 1996年5月20日到岸，第二批货不得迟于6月20日到岸。
w公司按照约定继续进行1996年的番茄种植和番茄酱的生产准备工作。但在4月27日，w公司接到s公司写为“4月19日”的传真和设备生产厂家4月18日、4月26给被申请人的传真，告知设备可能延迟装运、最早的航班也只能在6月29日以后到达、设备主件“蒸发罐”有可能被转卖、不能保证在96年的番茄生产季节投产。w公司立即回传真表示拒绝：“任何晚于5月10日启运设备的安排，我们都是不能接受的。”并明确告诉s公司：“请贵公司注意：如果由于设备不能及时到货，而影响我司安装生产，我司将不会再进行这项易，而要求退回催款，追赔损失。”
5月2日，s公司传真告诉w公司，他们“在设备问题上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请你们不要进行今年的番茄种植计划。”这意味着：不仅96年已经大面积种植的番茄、与种植者签定的番茄收购合同等事项将必须赔偿，而且w公司96年生产番茄酱的工作计划也已经落空。这是w公司所无法接受的，w公司在5月3日的传真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并强调“再次提醒贵公司注意，如果设备不能如期到货，我司将对贵公司提出索赔起诉。”
随后，w公司被告知番茄酱生产设备主要部件已被生产厂家转卖，重新生产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周期，96年投产已毫无可能。由于s公司不履行合同的行为，已给w公司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5月17日，w公司传真s公司：“鉴于上述情况，我司不得不决定，中止我们之间的协议关系，要求贵方全部退回我们预付的设备款项，并赔偿我们的经济损失”。
s公司对于w公司巨大的经济损失和解除合同的要求置若罔闻，在5月20日的传真中单方面将设备的装运日期改变为96年年底，并要发运少量对投产无实际意义的设备，这是一种单方面的人为地扩大损失的行为。w立即告知s公司：即使s公司发运了设备，w公司也不提货，自1996年5月17日后，双方只就处理合同解除的遗留问题进行商谈，不存在合同继续履行的问题。
对于w公司如此明确态度，被申请人继续一意孤行，在6月3日传真中，s公司要求w公司以书面方式明确，”否则，部分设备的装运将按计划进行。”w公司当即将“关于重申终止补偿贸易合同的函”传真给s公司，重申：“1、自1996年5月17日，终止双方所签合同。2、要求退还我方向你方支付的预付款。3、要求赔偿我方相关投资损失。”
此后，s公司竟然违背国际商贸的一般准则，单方面人为地扩大损失，在7月中旬和8月初，w公司收到s公司分别于6月17日和7月18日发运部分货物的通知，这两批货物在价值不足设备款的15%;在项目上属于支架、镙栓等非主要零部件，根本无法形成生产能力，理所当然地为w公司所拒绝。
w公司所遭受的巨大经济损失，是由于s公司不履行补偿贸易合同的行为造成的。因此，w公司请示仲裁庭：裁决解除双方的《补偿贸易合同》; 裁决s公司退还w公司预付的设备款810万人民币和13万美元，并补偿该款项的银行同期利息。
裁决s公司赔偿w公司的经济损失。其全部损失包括：(1)设备预付款人民币810万元、美元13万元;(2)设备预付款的银行同期货款利息,共计人民币117.5万元(截止到1996年12月)，请求仲裁庭按实际发生的利息裁决;(3)厂房建安损失，按实际发生额计算为人民币435万元;(4)种植番茄损失，按实际发生额计算为人民币514.3万元(5)本案仲裁费人民币25.358万元。
被申请人s公司的答辩陈述和理由
中国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本案后，仲裁委员会秘书局于1996年8月20日按w公司《仲裁申请书》中提供的s公司在h的法定地址用特快专递向s公司寄送了本案仲裁通知、仲裁申请书及附件、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 。1996年8月22日，快件公司通知仲裁委员会局称在h的公司已关闭，该书件被退回。
1996年9月5日，仲裁委员会秘书局又按w公司提供的s公司b市办事处的地址用挂号再次向其寄送了本案仲裁通知、仲裁申请书及附件、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但s公司未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指定仲裁员、提交答辩书和反诉材料。
1996年10月30日，仲裁委员会秘书局仍按s公司b市办事处的地址向其委托送达了本案仲裁通知的复印件、仲裁申请书及附件、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要求s公司按仲裁规则的要求提交书面材料。如逾期不提交，仲裁委员会将继续进行仲裁程序。但s公司仍未提交任何书面材料。
w公司按照仲裁规则指定了仲裁员。由于s公司未在规定期限内指定或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仲裁员委员会主任根据仲裁规则第26条之规定为其指定了仲裁员。由于双方未在规定期限内共同指定或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首席仲裁没。三位仲裁员于1996年12月17日共同组成仲裁庭，审理本案。
1996年12月17日，仲裁委员会秘书局委托e律师事务所向s公司送达了开庭通知。
1997年2月18日，仲裁庭如期开庭审理本案，w公司派仲裁人出席了庭审，而s公司未派代表或仲裁人参加开庭，也未提交任何书面材料，仲裁庭根据仲裁规则第42条“仲裁庭开庭审理时，一方当事人不出席，仲裁庭可以进行缺席裁决”的规定对本案进行了缺席裁理，在庭审过程中，w公司就事实作了口头陈述并回答了仲裁庭的提问。
1997年2月20日，仲裁委员会秘书局委托e律师事务所向s公司送达信函，将开庭情况告知s公司，要求其如对w公司的仲裁申请书及附件材料有意见或异议，或者要求仲裁庭对本案进行第二次开庭审理，应在1997年3月14日前以书面开工提出，逾期，仲裁庭将不再接受过期材料，并将根据现有书材料和开庭审理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决。
1997年3月11日，仲裁委员会秘书局委托e律师事务所向被申请人寄送了w公司庭后提交的补充意见及附件，要求s公司如有意见或异议，应于1997年4月4日前书面提出。逾期，仲裁庭将不再接受过期材料，并将根据现有书面材料和开庭审理查明的事实作出裁决。但s公司始终未提交任何书面材料。
[仲裁庭意见]
关于适用法律
本案当事人在《补偿贸易合同》第十二条中已约定，双方的争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决，因此，本案仲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关于合同的履行
仲裁庭注意到本案合同是一项补偿贸易的合同，除《补偿贸易合同》外，还 有2个合同：即《设备进口合同》和《产品返销合同》。
根据《补偿贸易合同》第十条规定，《设备进口合同》是其附件a，《产品返销合同》是其附件d，连同其他附件，构成合同的完整性。《补偿贸易合同》只是在包括所有附件时，才完全有效，而且《补偿贸易合同》第一条3款规定：“附件a、b、c、d、f、g是不可撤销及具有同等效力。”因此，仲裁庭认定，所称履行本案合同，包括作为a的《设备进口合同》和作为附件d的《产品返销合同》的履行。
仲裁庭注意到，作为本案合同的附件a的，《设备进口合同》第二条2款明确规定“设备主要部件装船离岸的最后日期不迟于1995年5月20日，剩余部件将在1995年6月15日前空运到港。
仲裁庭也注意到，即合同规定的交货期的近一年后，s公司还在向w公司表示 “很遗憾在欧洲我们在设备问题上遇到了很大麻烦”。这就是说，虽经w公司多次给予 s公司以额外的时间来履行合同，s公司仍就没有能力履行，已构成根本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一、二、款的规定，w公司有权解除合同。w公司于1996年5月17日和6月6日两次书面通知s公司“自1996年5月17日，终止双方所签的补偿贸易合同”是合法的，仲裁庭认定这两个书面通知是有效的。
关于w公司的仲裁请求
(1)仲裁庭支持w公司的第1项仲裁请求，仲裁庭认定：解除《补偿贸易合同》;该合同，连同包括《设备进口合同》和《产品返销合同》在内的各个附件，都已于1996年5月17日终止。
(2)仲裁庭审阅了w公司提交的文件、单据和证据，证明w公司确实在不同月份向被申请人支付了预付设备款等共计人民币8，100，000元和130，000美元。由于s公司没有履行设备交货义务，w公司的第2项仲裁请求应予支持。仲裁庭认定：s公司必须在本裁决规定的限期内向w公司支付人民币8，100,000元和130,000美元。
(2)仲裁庭还认定，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上述款项的利息。仲裁庭审阅了w公司提交的“利息计算依据”，认为是合理的，申请人只计算到1996年12月，仲裁庭认为应考虑w公司的“请求仲裁庭按实际发生的利息裁决”请求，利息应计算到本案的裁决之日，即1997年7月10日(175,000+8,100,000+130,000×0.01× 6.3=1,753,277)。仲裁庭认定：被申请人必须在本案裁决规定的限期之内向申请人支付利息人民币1,753,277元。
关于w公司的其他经济损失
仲裁庭审阅了w公司提交的关于其经济损失的材料，仲裁庭注意到，所有经济损失共有2项。仲裁庭的意见如下：
(1)厂房建安损失：人民币4，350，000元，包括建筑安装工程、工资、差旅费、设计费、培训费、外贸费和其他 。仲裁庭认为以上费用，除培训费和外贸费外，均应转为w的固定资产，二项固定资产为w公司所有，因此不是损失。关于培训费，根据《补偿贸易合同》第五条的规定，应由s公司提供培训。而w公司提出的培训费用是请f罐头食品厂培训而发生的，已超出本案合同范围，仲裁庭不予支持。关于外贸费，申请人没有提供单据或其他证据，仲裁庭也不予支持。
(2)种植番茄损失：人民币5，143.000元，包括种籽、地膜、围帘、化肥、筐箱、人工费、其他、赔偿费。仲裁庭审阅了w公司提交的有关文件、单据、证据，认为这些损失确是由于s公司未按时付设备而造成的。s公司应该予以赔偿，仲裁庭支持w公司的这项仲裁请求。
(3)仲裁费的承担。 仲裁庭认为，鉴于被申请人未履行合同，是根本违约，应承担本案仲裁费。
[仲裁裁决]
解除《补偿贸易合同》;该合同，连同包括《设备进口合同》和《产品返销合同》在内的各个附件，都已于1996年5与17日终止。
s公司应向w公司支付人民币8，100，000元和130，000美元。s公司应向w公司支付人民币1，753，277元，作为赔偿上述款项的s公司应向w公司支付人民币5，143，000元，作为赔偿w公司的经济损失。本案仲裁费共计人民币371，006元，全部由s公司承担。
以上各项款项全计，s公司应向w公司支付总额为人民币15，367，283元和130，000美元，s公司必须在1997年8月25日前支付完毕。逾期不付，则加计年利率为8%的利息。
[索赔指南]
在这一起补偿贸易合同索赔案例中，有二点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
在补偿贸易合同中双主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这与补偿贸易合同的性质和特点有关。
补偿贸易是国际经济贸易中的一种特殊贸易方式，它是由合同当事人一方向另一方提供设备(包括机器设备、技术、必要的原材料及劳务);在一定期限内，由设备进口方用进口设备所制造的产品或所得收益进行偿还是以设备和用设备生产出来的产品或所得收益的交换;它的“偿还”是在取得设备后的一定期限以后逐步完成的，即具有延期支付的性质;按照补偿贸易取得的设备由进口方取得所有权，用以偿还设备的产品在转移给设备卖方后，设备出口方即取得所有权。
应该说，补偿贸易方式对于设备进口方是风险较小和风险滞后的，因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广泛采用。在双方签定的补偿贸易合同生效后，设备出口方(即本案中的s公司)便负有向设备进口方(即本案中的w公司)提供设备的义务。由补偿贸易合同的基本性质决定，w公司无需用货币来支付所进口的设备，而是用这些设备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分批偿还。在经n省对外经济合作厅批准的本案合同中，是以“番茄酱”作为补偿产品，并且，由补偿贸易合同延期支付的性质决定，w公司也不需要在设备未到达前(甚至设备未生产出产品前)向s公司支付现汇。但s公司完全不履行该合同项下的义务，反而三番五次地要求w公司给其支付现款，迫使w公司分别多次向其支付了810万人民币和13万美元的现款。
在w公司未得到任何设备的情况下，s公司屡次把申请人给其支付巨额现款作为发运设备的先决条件的行为，更加严重的是，s公司在收取w公司巨额现款后，并没有将此款支付给设备生产厂家用于购买设备，致使生产厂家多次拒绝发货、取消空运、转卖设备主要部件，最终导致了合同不能履行，导致了申请人遭受巨大经济损失。
因此，本案仲裁庭作出要求s公司承担全部违约责任，赔偿w公司经济损失的裁决是公正的，维护了w公司的合法权益。
如何对待被申请人采用的“不理会”方式?或者说能否通过采用这种方式有效地对待索赔请求?
在解决国际经济贸易纠纷中，一方当事人经常以“不理会”作为对待索赔诉求的方式，导致缺席仲裁或缺席审判发生。通常缺席的是被申请人或被告，尤其是当其欠债被原告提出仲裁或诉讼索赔时，原告缺席只发生在其面临一个更大金额的反诉时，被告缺席的主要原因是当其为皮包公司时，也有个别有实力的大公司因其法定地址在非1958年《纽约公约》签字国、能致执行困难。
实际上，“缺席”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或者积极的方式，无论是在仲裁还是在审判是，被告的缺席并不能阻止法定程序的照常进行，反而会导致仲裁或审判根据出席一方提供的材料和证据、完全没有缺席一方的反证与抗辩进行并完成，从而作出一边倒的、对缺席一方不利的裁决或判决。正如一位专家所言：“但仲裁员也没有办法，总不能凭空去想一些抗辩来保护缺席当事人。”
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范文4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是指仲裁机构或仲裁庭依据的规定，在当事人约定的某种情况发生时对某一特定的争议享有审理并做出裁决的权利，是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有权对特定的国际商事争议进行审理并做出有拘束力的裁决的依据。
管辖权异议就是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审理案件并做出裁决的权力提出抗辩，以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管辖权是仲裁程序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否存在仲裁管辖权，对于仲裁庭和当事人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它是仲裁程序进行的基石和条件。管辖权的问题没有处理好，没有管辖权，即使做出了裁决书，也可能被法院撤销或者拒绝执行。
对仲裁管辖权的异议，按照异议所针对的对象划分，可分为针对仲裁机构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针对仲裁庭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前者只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后者既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也可能发生于临时仲裁中。
如果按照所提异议是否涉及仲裁管辖权之根本所在，也可将管辖权异议分为两类：一类是部分异议，一类是完全异议。对提交仲裁庭的仲裁请求或反诉请求中的某些问题是否属于仲裁管辖范围而提出质疑，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部分异议。如果从根本上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进行有关仲裁活动的权力，则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完全异议。
如果按照所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的来划分，可以分为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的异议和仲裁庭行使管辖权不当的异议。第一种情形是指当事人认为根本就没有订立仲裁协议或协议无效等原因使得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后一种情况指仲裁庭有管辖权但没有恰当行使，包括仲裁庭超越管辖权和裁决并未解决当事人所提交的全部争议，即通常所说的超裁和漏裁。
二、管辖权异议的依据
（一）裁决程序中
概而言之，仲裁管辖权来自于当事人的协议以及法律规定对该协议效力的限制。从立法和实践来看，仲裁机构或仲裁员以及法院在确定仲裁管辖权时主要考虑下面三个因素： 一是当事人之间有无签订有效、可执行的仲裁协议；二是争议事项是否具有可仲裁性；三是提起仲裁的争议事项是否在仲裁机构或仲裁员的受案范围内。而如果一方当事人试图否认仲裁管辖权，理由也主要出在这几方面，使仲裁管辖权足以成立的每一个因素和环节反过来都有可能成为当事人抗辩的理由，即：否认仲裁协议的有效性或可执行性、否认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否认争议事项属于仲裁机构/仲裁员的受案范围。
1，对仲裁协议的异议
仲裁协议是指双方当事人愿意把他们之间将来可能发生或者业已发生的争议交付仲裁的协议。它是确定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必要条件之一，被称作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仲裁协议具有法律拘束力，一方面，仲裁协议是任何一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依据，一旦发生仲裁协议范围内的争议，当事人不得单方就同一争议向法院起诉；另一方面，仲裁协议也是仲裁机构和仲裁庭受理争议案件的依据，是仲裁机构取得管辖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4条第3款明文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时必须提交仲裁协议；197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条规定：申诉人提交的仲裁通知书应包括所根据的仲裁条款或另行规定的单独仲裁协议。可见，仲裁协议的核心作用是确立、保障仲裁管辖权。
对仲裁协议的异议主要是当事人提出仲裁协议是无效的或不可执行的。例如，在申请人东方电力安装股份公司与被申请人辽宁对销贸易公司的案件中，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双方没有约定明确的仲裁条款。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的条款为“一切因执行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解决，可通过被告国对外贸易仲裁机关裁决。”被申请人认为对仲裁机关约定不明确，根据仲裁法第16条，该仲裁条款是无效的。
国际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于2000年11月做出裁定认为，《仲裁法》第16条关于仲裁协议应当具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要求，不仅包含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写明了仲裁机构的名称这种形式，还包含双方虽未写出仲裁机构的名称，但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合理确定出特定的仲裁委员会这种情况。否则，许多在实践中可操作的仲裁条款将因其措辞不够规范而无效，当事人实现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愿望。本案中尽管双方当事人的所在国俄罗斯和中国都有多家涉外仲裁机构，但在本案合同签订的时候，即1995年3月和6月，中国的涉外商事仲裁机构只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一家，因此尽管仲裁机构的名称在仲裁条约中没有明示，但通过申请人提起针对中方仲裁的行为已将仲裁机构特定化，从而符合仲裁法第16条关于“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要求，因而仲裁委员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还有对仲裁协议的存在和效力并无异议，但是对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有异议的。申请人共荣火灾海上保险相互会社与被申请人青岛金岛海珍品养殖有限公司一案中，被申请人与三协会社于1996年6月签订了销售合同。后因货物有，申请人按照保险合同陪付给三协会社8，087，155日元，并取得代位求偿权。申请人因此依据销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从未签订过仲裁协议。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被申请人和三协会社之间存在仲裁条款没有异议，双方争议的问题是作为保险公司的申请人在取得代位求偿权之后是否有权依据该仲裁条款对被申请人提起仲裁。本案的管辖权问题则转化为已取得代位求偿权的申请人能否享受原债权人所有权利，包括仲裁解决纠纷的权利。
仲裁委员会认为，合同债权转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保证原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中的地位不因某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而得到改变。如果允许受让人在接受合同中其他权利的同时排除接受仲裁条款的管辖，则导致被转让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无法行使原合同中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权利，因而改变了其在原合同中的地位，也违背合同法关于权利转移的基本原则。因此，在转让合同其他权利的同时唯独将仲裁条款排除在外是没有道理的。因而仲裁委员会认为，仲裁条款随着根据贸易合同和保险合同转移的追索权而转移，仲裁条款不仅约束原贸易合同的当事人，而且约束代为行使贸易合同中追索权的保险人和原贸易合同中相对于转让方的另一方当事人。在本案中，销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同时约束作为保险公司的申请人和销售合同的另一方被申请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有权依据该仲裁条款提出仲裁申请。因而仲裁委员会对本案有管辖权。
2，对可仲裁性的异议
国际商事仲裁只适宜于一定特性的争议，这是各国仲裁法及相关国际立法都认可的原则，也就是说，对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的争议，并不见得都可以由仲裁员行使实体管辖权，仲裁员或法院首先必须确定有关争议事项是否在仲裁范围之内，可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这就是所谓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问题。概言之，可仲裁性问题实际上是国家对仲裁范围施加的一种限制，即一些争议可以仲裁解决，而另一些争议却不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1923年日内瓦《仲裁条款议定书》将仲裁协议事项限制在“商事问题或者其他可以用仲裁方式解决的问题”。 1958年《纽约公约》则规定有商事保留条款。其缔约国可以声明“本国只对根据本国法属于商事的关系，不论是不是契约关系，所引起的争执适用本公约”，从而把非商事争执排除在适用《纽约公约》之外。 大约37%的缔约国包括如美国、加拿大、韩国和这样主要的贸易国家采用了此项保留。 可以看出，这些普遍性条约对可仲裁性与非可仲裁性的界限并未作具体划分，这是由于可仲裁性的背后是一国的公共政策，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概念实际上是对仲裁范围施以的一种公共政策限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出于本国公共政策的考虑，决定哪些问题可以通过仲裁解决，哪些问题不可以通过仲裁解决。根据仲裁制度本身特殊性和国际上通行做法，各国在确定仲裁管辖范围时，已形成几项原则：（1）仲裁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必须是平等主体；（2）仲裁事项是当事人有权处分的实体权利；（3）仲裁事项是民商事争议，一般表述为“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争议”。
关于可仲裁性问题，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这两条分别以概括和列举排除方式界定了中国商事仲裁的适用范围。
涉及犯罪的刑事案件显然是不可以仲裁的，在CIETAC受理的案件中，就有当事人以此为理由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在申请人新博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Kind Full Ltd.一案中，申请人称其已向被申请人支付了303，000美元货款，但未收到合同项下的货物，因此要求被申请人退还其货款，并赔偿相应损失。被申请人认为，是货物的装船人、交单人伪造提单和品质证书，骗取货款，已以诈骗案向洛杉矶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报案。因此，本案是一刑事案件，不是纠纷，不应提交仲裁处理。
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所订的是货物买卖合同，双方之间是货物买卖的民事关系；被申请人所称的货物装船人、交单人并非本案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并且，美国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是对货物的装船人、交单人的诈骗行为进行侦讯，而不是对本案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因其货物买卖合同所发生的争议进行审理。因此，这不能成为否定仲裁委员会依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而对他们之间在履行上述合同过程中产生的本案争议的管辖权的理由。因而仲裁委员会具有管辖权。
另外，《仲裁法》第77条又规定：“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另行规定。”也就是说，将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排除在商事仲裁范围之外，不适用仲裁法有关制度和规定，对此类纠纷适用另外的非商事仲裁制度。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类纠纷与一般意义上的商事仲裁相比较具有特殊性，表现在：第一，对劳动争议的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一般都不需要事先签订仲裁协议，只要当事人一方申请，即可进行仲裁。 第二，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实行地域管辖原则，而不像商事仲裁当事人可以不按行政区划，任选一个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第三，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实行的是先仲裁后审判制度，当事人不服裁决，还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不像一般的商事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
3，对仲裁机构受案范围的异议
国际商事仲裁主要是机构仲裁，各国的仲裁机构可谓形形，机构林立。所有这些仲裁机构，出于种种原因，有的只受理国际或涉外的案件，有的只受理非国际或涉外的国内案件，有的则受理全部的国内、国际案件；有的把自己的受案范围限制在某一专门领域如专事海事、油脂与咖啡等农产品或工程等方面争议的仲裁，另一些机构则是综合性的，只要是可仲裁的争议均可提交其解决。仲裁机构在决定其对某一案件是否有管辖权时，必须要考虑到受案范围的，法院在决定是否强制执行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时，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个问题。
对这一问题，在仲裁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的国家并不多见，大多数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对本机构的受案范围则有所规定。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1条限定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职能是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性的商事争议，但根据仲裁协议，仲裁院也处理非国际性商业争议；1994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中心仲裁规则》未规定受案范围，该中心不仅可受理国际上私人间的知识产权争议，也可以受理其他争议。
仲裁机构应当遵守自己的受案范围，即使该范围是仲裁机构自己划定的，对其仍有强制力。仲裁机构受理了权限以外的争议，对方当事人有可能认为该争议对该机构来说是不可仲裁的，该机构不具有管辖权。根据《纽约公约》第2条、第5条或有类似的法律，对这种裁决法院可拒绝承认和执行。
曾经是实行双轨制的仲裁制度：CIETAC受理涉外或国际性经贸争议，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专事处理海事争议，而其他三千多个国内仲裁机构主要受理无涉外因素的国内纠纷。而1996年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96〕22号）打破了仲裁的双轨制。其第3条规定：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受理国内仲裁案件；涉外案件的当事人自愿选择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仲裁的，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可以受理。这意味着新组建的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扩大为综合性的，涵盖民事、经贸、海商等纠纷，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涉外的。在这种情况下，CIETAC也开始谋求成为综合性仲裁机构，在它的2000年仲裁规则中，其受案范围也扩大到“当事人协议由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其他国内争议”。可见，尽管对此褒贬不一， 中国仲裁制度的双轨制已在事实上融合。
上述三点是法院或仲裁员确定仲裁管辖权应考虑的主要因素。但这并不是绝对的，确定仲裁管辖权时，根据争议的具体情况，可能还有其它的一些实际因素需要考虑，比如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也是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一个重要依据。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二）裁决做出后
在裁决做出以后，当事人对裁决提出异议要求撤销时，或者要求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时，法院同样要考虑管辖权的。这一阶段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依据除了上述理由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仲裁庭没有恰当行使管辖权，出现了超裁或者漏裁的情况。仲裁庭超裁，意味着仲裁庭虽然有权仲裁某一纠纷，却以超越权限的方式对某些事项做出裁决。比如，仲裁庭就当事人未交付仲裁的事项或者虽提交仲裁但在仲裁协议范围之外或仲裁范围之外的事项做出裁决，或者仲裁庭没有按照当事人的授权及法定的权限做出裁决；仲裁庭漏裁意味着仲裁庭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当事人提交的争议，还有部分仲裁请求没有获得解决。
无论是在国内仲裁法中，还是在国际商事仲裁公约中，仲裁庭恰当行使管辖权，不得超裁或漏裁都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在法国，当事人在法国法院可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的不多的几条理由中，有一条即为“仲裁员未依照其任务进行裁决”。 1994《仲裁法》第58条中规定“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美国联邦仲裁法中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也有一条就是“仲裁员超越权力或者没有充分运用权力”。 德国、英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仲裁法均有类似规定。 1958年《纽约公约》中也规定，如果证明：“裁决涉及仲裁协议所未曾提到的，或者不包括在仲裁协议规定之内的争议；或者裁决内含有对仲裁协议范围以外事项的决定”，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拒绝承认和执行该项裁决。公约还进一步规定，对于仲裁协议范围以内事项的决定，如果可以和对于仲裁协议范围以外的事项的决定分开，则该部分的决定仍可予以承认和执行。
三，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管辖权
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由谁来裁判这一异议呢？这在提起仲裁申请阶段和裁决做出后的阶段都比较好判断，因为这两个阶段都属于司法阶段，当事人通常都是直接向法院提出有关仲裁管辖权的异议。例如，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方当事人提起仲裁时，因对仲裁管辖权有异议而拒绝参加仲裁，且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对异议做出决定；在裁决做出后，当事人也可能以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为由，向法院提出撤销裁决之诉。在这两个阶段当然只能由法院来行使管辖权。但在裁决进行过程阶段就比较复杂了，是由仲裁庭本身、仲裁机构，还是由管辖法院来判断呢？这就是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管辖权问题。大多数国家的仲裁立法都采取了管辖权/管辖权，即由仲裁庭来决定自己对特定案件有没有管辖权。在中国，情况就要特殊一些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分两个层次，一是司法程序和仲裁程序各自权限的划分问题，二是仲裁庭和仲裁机构各自权限的划分问题。
（一）管辖权/管辖权，司法程序还是仲裁程序
中国仲裁法中的有关规定只有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这个规定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中国仲裁法中没有明确提到管辖权异议，而代之以对仲裁协议的异议，这是不全面的。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本身没有异议，但就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或受案仲裁机构的权限而提出管辖权异议，如何处理似乎从《仲裁法》上找不到依据。在这个问题上，CIETAC加以了补救，其仲裁规则关于管辖权抗辩使用了“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的抗辩”的用语，显然是同意仲裁案件管辖权的抗辩不仅仅是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即使是只谈仲裁协议，仲裁法第二十条也是不完整的，它只规定了当事人可以请求就“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决定，而没有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所产生的异议问题做出规定。第二，从这条规定的本身来说，它也规定得过于简单，不具备应有的操作性。它表明，中国的法律制度承认仲裁机构有权决定自己对特定仲裁案件是否有管辖权，但同时认为法院的决定具有优先的效力。这实质上是一种折衷方案，而且没有具体表明折衷的结合点和分界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法释〔1998〕27号）《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所反映的也是这种折衷的思路，但操作性更强一些。
这一司法解释的第三点规定：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机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另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如果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并已做出决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仲裁机构接受申请后尚未做出决定，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同时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
这一司法解释的第四点规定：
“一方当事人就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并就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起诉的，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当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人民法院依法做出仲裁协议有效或者无效的裁定后，应当将裁定书副本送达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恢复仲裁或者撤销仲裁案件。
人民法院依法对仲裁协议做出无效的裁定后，另一方当事人拒不应诉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原受理仲裁申请的仲裁机构在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后仍不撤销其仲裁案件的，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该司法解释的用意是要解决仲裁机构与法院之间可能出现的决定管辖权的管辖权冲突，以及两者就同一管辖权争议的决定的实质性冲突，弥补仲裁法规定之不足。但是，试想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如果仲裁地在外国，且为临时仲裁，但案件被申请人是国内公司，该被申请人在国内法院要求确认有关仲裁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将如何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裁定书副本如何送达哪一个仲裁机构？由此可见，该司法解释针对的主要是国内仲裁和机构仲裁。在纷繁复杂的贸易交往中，我们不能也不应只考虑到国内的机构仲裁而无视临时仲裁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仲裁业发达国家的国际仲裁。
（二）管辖权/管辖权：仲裁机构还是仲裁庭
在机构仲裁中，出现管辖权纠纷，是由仲裁机构还是由仲裁庭来决定呢？尽管仲裁机构与仲裁员的出发点和利益是一致的，都是要公平合理地解决争议，包括程序的争议。在机构仲裁中，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机构解决的争议都最终是由仲裁员来处理，两者之间是同一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两者作为不同的主体，又有各自独立之处，比如，仲裁庭独立公正审理案件时，尤其是审理实体问题时，仲裁机构无权干预，因而两者之间也有不完全同步的地方。所以，究竟应由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来对仲裁管辖权争议做出决断，也是存在争论的。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仲裁庭有权调查对自身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其原因是这是仲裁庭固有的权力，是仲裁庭能正常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力。如《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5.3条规定，仲裁庭能够决定仲裁协议是否存在，有权对自己的管辖权做出决定。1985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仲裁庭可以对其自身的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做出决定。”相比之下，中国规定由仲裁机构来决定对管辖权的异议，是比较特殊的。
《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CIETAC2000年规则第4条也规定，仲裁委员会有权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以及仲裁案件的管辖权做出决定。
中国的这种独特做法遭到国内外法学界和仲裁界的广泛批评。
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也有其合理的一面：首先，由仲裁委员会来做出管辖权决定，能够保持一个机构内所有的关于管辖权问题的决定的一致性，避免不同的仲裁庭对相同或类似的情形做出不同甚至矛盾的判断和结论；第二，在仲裁庭组庭之前，当事人很可能就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问题。这时候，当然只能由仲裁委员会就这一问题根据表面证据做出决定，以使仲裁程序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第三，组庭之后，实际操作中，都是由仲裁庭对实体问题做出审理，仲裁委员会都是在仲裁庭实体审理的基础上，按照仲裁庭的意见，以仲裁委的名义做出管辖权决定罢了。既不会出现仲裁委“难以或无法”做出决定，也不会出现仲裁委的决定和仲裁庭“自相矛盾”的情况。
四、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提出
（一）管辖权异议提出的主体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由谁来提出？当事人毫无疑问是提出异议的主体。在仲裁程序中，通常是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裁决做出后，在裁决的异议和撤销阶段，通常由撤销申请人提出；在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通常由被申请执行人提出。
是在双方当事人都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况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可否主动依职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动否定自己的管辖权？
实践中有过这样的案例。 在“地球洋”轮定期租船合同争议案中，双方约定在上海提交仲裁，CIETAC上海分会向申诉人说明海事争议应向海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申请人坚持在上海分会仲裁，被申请人应诉且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CIETAC还是以租船合同纠纷属于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管辖为由指令上海分会撤销该案。中国政府曾规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是受理海事纠纷的专门机构，虽然上贸易争议包括海事争议，但习惯上CIETAC不受理海事争议。虽然当事人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但争议的可仲裁性及仲裁庭或仲裁员行使管辖权不得违背仲裁地、裁决执行地的公共政策不因当事人无异议而可以改变，上海分会越权管辖所做出的裁决完全有可能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为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劳动，也出于维护仲裁机构和仲裁庭的声誉考虑，仲裁机构和仲裁庭应当可以主动提出管辖权异议，中止仲裁程序的进行。
（二）管辖权异议提出的时限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开始后，无论是申请人还是被申请人，如果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全部或部分管辖权有异议，应及时提出，这是大多数国家仲裁法和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所要求的。毫无疑问，当事人及时抗辩管辖权的权利，有助于保证仲裁程序在尊重当事人意愿及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也有助于仲裁庭及时确定自己的管辖权，以免无谓地浪费当事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概括来说，当事人提出管辖权抗辩的时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第一次实体答辩之前，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86条规定，对仲裁庭管辖权的任何异议必须在任何实体答辩前提出。
2，第一次开庭之前，中国《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如前所述，管辖权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仲裁协议的效力，这一规定缺乏完整性。CIETAC2000年《仲裁规则》有所改进，其第6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提出抗辩，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3，分别异议类型规定不同的时限。以《示范法》为典型，其第16条规定，有关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不得在提出答辩书后提出，但有关仲裁庭超越管辖权的抗辩，应在仲裁过程中知悉出现越权的事情后立即提出。
4，不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限，如国际商会仲裁院1998年仲裁规则中就没有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或范围提出异议的时限。
试观中国仲裁法的规定，“对仲裁协议的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对不开庭的案件怎么办？仲裁法第39条后半段规定，“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可以根据仲裁申请书、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做出裁决”。对这种不开庭而书面审理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间问题就不能适用仲裁法第20条来解决了。
对这一问题，CIETAC2000年仲裁规则的解决办法是，要求当事人在第一次提出实体答辩前提出管辖权异议。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当事人(被申请人）不提交书面答辩，甚至也不提交任何书面意见的，它是否有权在仲裁程序尚未结束之前任何一个时间点提出管辖权异议呢？已有的明文规定似乎不能阻止他这么做。
笔者认为，关于管辖权的问题只宜一次性解决，不应因为当事人的要求或仲裁员或仲裁机构的原因而得到重新考虑，更不应变更过去的决定。司法程序中，有很多关于程序问题的决定是不允许上诉的，因为有的程序决定是针对程序步骤的时限的，一旦做出，必须立即生效，不可能延后生效，因为时间本身是永不停息前进的，而且允许上诉会使程序的总时间不可避免的延长，而且可能造成程序的混乱。仲裁程序和司法程序作为两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来说，无论选择哪一种，其实体裁判不应该不同，当事人的实体权力不会受到。所以，即使少数管辖权决定是值得怀疑的，也不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造成任何损害。相反，如果允许当事人可以不停地找出新理由对管辖权决定提出挑战，要求反复作决定，其后果只能是程序权力被滥用，正常程序被延误，当事人遭受额外经济和时间方面的损失，不合理地增加解决争议的成本。
《仲裁法》第58条、63条、70条和71条规定，没有仲裁协议（仲裁条款），或者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也就是说，没有仲裁管辖权的，仲裁裁决将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这就意味着仲裁程序结束后，当事人（主要是败诉方）还有机会对仲裁管辖权提出异议。这在事实上是抵消了关于管辖权异议的提出的时间上的限制。只要当事人愿意，就能利用这种条款产生拖延实质争议解决的作用。英国谚语中由“延误的公正等于不公正”（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之说， 这种做法似乎和各国民事程序法所强调的效率目标是相矛盾的。但是包括纽约公约在内，各国立法都赋予仲裁地法院和仲裁裁决执行地的法院审查仲裁管辖权纠纷的最终权力，无论其他机构或仲裁庭是否审查过这一，还得重新再审一次。这种审查，意味着诉讼程序的重开，意味着当事人和有关机构的人力、精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造成资源的浪费。
书目：
朱克鹏著《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宋连斌著《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宋航著《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赵健著《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韩健著《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版
杨良宜著《国际商务仲裁》，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张艳丽著《中国商事仲裁制度有关问题及透析》，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
《国际商事仲裁文集》，中国对外贸易出版社，1998年版
赵秀文编《国际经济贸易仲裁法教学参考资料》，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高菲著《中国海事仲裁的理论与实务》，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谭兵主编《中国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范文5
古少明口中那件令他和公司感到懊恼甚至不忿的事情发生于2011年，彼时宝鹰公司正为首次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A股并上市做着积极筹备工作。
由于公司在成立初期曾发生过涉及企业经济性质的股权转让，因此确认其历史股权转让的合法合规就成为上市准备工作中不可忽略的内容。2011年3月，宝鹰公司向深圳市中小企业上市培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了请求确认历史股权转让合法合规性的报告。
同年5月10日，宝鹰公司收到了复函。复函明确告知，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会长罗虹对深圳市宝鹰装饰设计工程公司（宝鹰公司前身）于1996年9月发生的股权转让有效性提出异议，并欲提讼。
宝鹰公司的上市工作不得不暂时中止。
集体变身民营的宝鹰
据古少明介绍，宝鹰公司成立于1994年4月11日，由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报经深圳市主管领导、文化局、民政局及建设局同意后出资成立的。公司最初名为深圳市欧凯艺术装饰工程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00万元，企业性质登记为集体。
同年7月，在经过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同意并报请深圳市建设局同意后，深圳市欧凯艺术装饰工程公司在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更名和增加注资的变更手续。
公司正式更名为深圳市宝鹰装饰设计工程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企业性质依旧是集体。
1996年9月16日，宝鹰公司发生了一次涉及股权转让和企业类型的变更登记。变更后，宝鹰公司的企业类型由集体转变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也由单一的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变更为古少明和罗娘检两个自然人。
正是这次的股权转让，成为宝鹰上市的障碍。
“公司成立以后，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的罗虹会长就把他租给一个叫孔鹏的人，但是由于经营不善，他们亏了很多。”古少明向本刊记者介绍说，1996年的股权转让跟当时公司的严重亏损有着直接关系，“建设局要吊销牌照，后来没办法了，他们才说要转让”。
与此同时，1995年就下海从事同类型工作的古少明已经做了几个工程，“整体做下来感觉还挺好的，想要单独来做”。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成立同类型公司不仅有着资质上的要求，而且还需要经过市里审批，手续十分繁琐。所以，古少明在获悉宝鹰公司要转让的消息后，便开始与公司原股东谈判。
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之后便开始办理相关手续。“因为涉及集体企业，所以要做评估，还要公证”，古少明告诉本刊记者，在签完了股权转让合同之后，他就去工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
至此，宝鹰公司变身为民营企业。
“从1996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问题，我们也历经增资，注册资本从500万元人民币扩充到1. 65亿元人民币。”古少明告诉本刊记者，“宝鹰的效益一直不错，所以在2008年启动了上市进程，现在准备IPO了，他（罗虹）跑到上市办去说原来他是不卖公司的，说我古少明逼着他卖的。”
建设局没有出具同意股权转让的批复
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会长罗虹向本刊记者坦承，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确实在1996年做出过转让宝鹰公司股权的决定，而且也的确同古少明和罗娘检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
不过罗虹强调，自己当时是在被古少明逼迫无奈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妥协。
据罗虹介绍，古少明为了获得宝鹰公司的股权，花60万元买通了时任公司总经理的孔鹏，并在其带领下多次前往自己的住所声称要买断宝鹰。
在考虑到已经跟一家台湾公司签订了两亿美元的工程合同，以及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所拥有的港澳台网络人脉和资源后，罗虹拒绝了古少明的要求。
罗虹说他没有想到的是，古少明在遭拒后的第二天只身前往他的住处。“他躺在我家的沙发上，说我不卖他就不走”，罗虹告诉本刊记者，为了摆脱古少明的纠缠，自己最终不得不违心妥协。
“签字时我也有另外的考虑。”罗虹说，在签署股权转让决定和合同的时候，自己就知道这些东西是无效的。“宝鹰公司是集体经济，按照1991年国务院88号令的规定，集体经济主要登记事项的变更，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由企业提出申请，报经原审批部门批准。”
罗虹说，他认为宝鹰公司的原审批部门建设局是肯定不会同意转让的，所以才签了字。
对于为何会如此坚信建设局不会同意宝鹰公司的股权转让，罗虹告诉本刊记者，这跟公司注册成立时的特殊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
“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主要是为了对港澳台开展文化交流成立的，最早是挂靠在市统战部。”罗虹说，而宝鹰公司是由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全资注册成立的，其目的是为了通过承包业务为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提供资金支持。
罗虹告诉本刊记者，由于不愿意向政府财政申领活动经费，所以在国家允许社会团体成立经济实体之后，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便打报告申请成立公司。“当时我给市政府主管常务副市长打报告，他和另一位副市长作了特批，建设局、文化局和民政局也都批示同意，就这样才有了宝鹰。”罗虹说。
正是清楚这其中的关系，罗虹坚信作为主管部门的建设局一定不会同意宝鹰公司的股权转让。而且在他看来，最终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直到今天，古少明都未拿到建设局关于同意宝鹰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而这也成为罗虹认定当年股权转让无效的关键所在。
涉嫌公有资产流失吗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截至2012年6月27日，在宝鹰公司登记的所有10个股东中，古少明以出资7435. 8万元人民币占公司45. 07%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
“他这是公然侵吞公有资产。”罗虹略显激动地对本刊记者介绍说，1996年，宝鹰公司的注册资本已经增加到500万元人民币，还跟一家台湾企业签订了两亿美元的工程合同。古少明竟然想以58万元的价格买断宝鹰公司，“你想想我能卖给他吗？”罗虹说，就连古少明自己找的评估公司都给宝鹰公司做出了净值87万元人民币的评估结果。
话虽如此，但登记在册的工商资料里还是发生了涉及企业性质和股权的信息变更，而依据就是罗虹签字的股权转让决定和合同。
“这些都是假的。”罗虹说，古少明早就和孔鹏达成了协议。“他（古少明）早就把营业执照和公章拿到自己手里了，还做了假的股权转让合同和公司章程。”罗虹说，就是凭借着这些伪造的材料，古少明向工商局提交了变更申请。
“他一开始都不认识我，我猜想应该是工商局要求他补齐建设局的批文和我在变更后公司章程上的签字，所以才又回来找我。”罗虹说，虽然不知道古少明使用了什么手段让工商局在手续材料不全的情况下受理了他提交的变更申请，但没有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和原股权所有人签字的变更后章程，工商局做的这些变更登记应该都是无效的。
在罗虹看来，虽然古少明成功拿到了自己签字确认的股权转让决定和合同，“但没有建设局的批文，股权转让合同依旧无效”。他告诉本刊记者，一计不成的古少明又生新计，在1997年提出了要跟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合股经营宝鹰公司。
1997年6月，古少明向罗虹提出了合股经营宝鹰公司的要求，很快双方便达成了共识。
同年6月6日，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向深圳市建设局提交了合股经营的请示；12日，古少明以深圳市粤坪实业公司的名义向东方艺术研究会做出承诺：同意合股经营该会下属的宝鹰公司，并同意按章程规定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双方各占50%。同时古少明保证，待市建设局批准后三天内把资金转到宝鹰公司账上。
1997年11月17日，深圳市建设局向东方艺术研究会下发了深建字（1997）608号《关于同意更名并合股经营的批复》，同意合股经营的请示，并请其督促深圳市粤坪实业公司在三个月内凭此批文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应手续。
工商资料显示，宝鹰公司在1997年11月24日发生了信息变更，注册资本从500万元增加到了1000万元。然而变更后的宝鹰公司并未像之前约定的那样由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和粤坪实业公司各占50%，而是自然人古少明和罗娘检各占半壁江山。
建设局是不是主管部门
罗虹的律师甘清洪认为，宝鹰公司的股权转让过程中，相关主管部门在没有集体经济原审批部门的同意批文和原股权所有者签字认可的变更章程情况下就受理了企业的变更申请，已经涉嫌渎职。因此他们希望该局能够撤销当年的错误决定，收回当时颁发出去的营业执照。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此指责不认可，该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彭丛林在调取了档案资料后明确告知本刊记者：“我们档案中的受理材料是完备的、合乎程序的，是没问题的。”
对此说法，甘清洪并不认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审查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形式审查，一个是实质审查”。他进一步介绍说，对申报材料是否完备的辨认是形式上的审查，而对于材料内容的真实有效性进行确认则属于实质审查。
同样有着监管义务的还有深圳市建设局。本刊记者了解到，在股权纠纷事件爆发以后，宝鹰公司曾向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原深圳市建设局）提交过申请确认历史股权转让合法合规性的报告。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给出的复函内容为“根据职能分工，你司所请示内容属于工商行政部门权属，请向工商部门申请确认股权变更事实”。
基于这份复函，古少明认为深圳市建设局并不是宝鹰公司主管部门，因此在宝鹰公司的历史股权转让过程中，不需要得到建设局的同意批文。
深圳市建设局办公室主任邝龙桂和建筑业管理处处长马遥之也认为建设局并不是宝鹰公司的主管部门，因此其股权转让并不需要经过建设局的批准同意。“他（宝鹰公司）与我们的关系只是简单的报备而已，并不是什么主管关系。”马遥之说。
甘清洪则认为，如果只是简单的报备，那么建设局并不需要对宝鹰公司的更名和合股经营做出批示。“现有的建设局关于公司成立、更名和合股经营的三份批文里，都使用了‘经研究’、‘同意’等字样，这就充分说明他们之间不仅仅是简单的报备关系。”
对此，邝龙桂和马遥之都表示由于事隔久远，原来的工作人员都已不在之前的岗位，而自己也都是在事后才进入建设局工作，因此对于具体情况并不十分清楚。
古少明已经完胜了吗
据罗虹介绍，古少明曾主动与他约谈过几次，表示了希望能够通过协商解决这一历史问题，而且也曾提出过给予他若干现金作为补偿，但最终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有一次谈完以后他叫他孩子送我回家，到了我家还给我留了10万块钱。”罗虹告诉本刊记者，自己不缺钱，因此对这些条件并不认可。
对于私下协商解决问题的说法，古少明显得有些谨慎。他告诉本刊记者，罗虹并未主动向自己提出过现金要求。而对于给罗虹送过10万元一事，他说，“给过就是给过，这个没必要隐瞒”。不过对于这10万元的目的，古少明说并不是想以此作为解决纠纷的现金补偿，而是自己希望能够收藏一幅罗虹作品而给的预付款，“这个只是买画的定金”。
由于双方各执一词，都坚称自己拥有宝鹰公司的合法股权，因此协商解决已经成为泡影，双方最终走上了司法程序。
2011年5月18日，深圳仲裁委员会根据申请人古少明和被申请人罗虹于同日达成的同意仲裁协议以及双方于1996年8月29日签订的《深圳市宝鹰装饰设计工程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受理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纠纷。
在经过多方面调查取证和双方举证之后，深圳仲裁委员会于11月9日作出了长达34页的裁决书，确认了古少明、罗娘检与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于1996年8月29日签订的《深圳市宝鹰装饰设计工程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合法有效。古少明是深圳市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合法股东，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不享有深圳宝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权益。
不满意这一结果的罗虹于2012年2月7日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5月9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民事裁定，认为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驳回申请人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提出的撤销深圳仲裁委员会裁决的申请。
由于坚持认为当年签署的股权转让合同无效而且工商局在材料不全的情况受理了古少明提出的变更登记涉嫌渎职，罗虹一纸诉状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深圳市工商局）告上了法庭，宝鹰公司也被列为第三人。在书中，罗虹请求判处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撤销其于1996年9月19日向第三人颁发的营业执照，并将第三人的性质改为集体所有制。
在经过庭审以及调查取证之后，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10日作出判决，驳回原告深圳东方艺术研究会的全部。不满于此的罗虹再次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并最终于2012年4月5日收到了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的终审裁定书。
撤销仲裁裁决申请书范文6
关键词:仲裁管辖权/仲裁协议/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管辖权异议
管辖权异议,就是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审理案件做出裁决的权力提出抗辩,以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管辖权问题是仲裁程序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仲裁程序进行的基石和条件。
一、对仲裁协议的异议
商事仲裁协议是指,当事人各方同意将他们之间的确定的不论是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法律关系上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一切或某些争议提交仲裁的协议。它是确定商事仲裁管辖权的必要条件之一,被称作商事仲裁的基石。仲裁协议具有法律拘束力,一方面,仲裁协议是任何一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依据,一旦发生仲裁协议范围内的争议,当事人不得单方就同一争议向法院；另一方面,仲裁协议也是仲裁机构和仲裁庭受理争议案件的依据,是仲裁机构取得管辖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明文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时必须提交仲裁协议；197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条规定:申诉人提交的仲裁通知书应包括所根据的仲裁条款或另行规定的单独仲裁协议。可见,仲裁协议的核心作用是确立、保障仲裁管辖权。
对仲裁协议的异议主要是当事人提出仲裁协议是无效的或不可执行的。例如,在申请人东方电力安装股份公司与被申请人辽宁对销贸易公司的案件中,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双方没有约定明确的仲裁条款。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的条款为“一切因执行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解决,可通过被告国对外贸易仲裁机关裁决。”被申请人认为对仲裁机关约定不明确,根据仲裁法第16条,该仲裁条款是无效的。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于2004年11月做出裁定认为,《仲裁法》第16条关于仲裁协议应当具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要求,不仅包含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写明了仲裁机构的名称这种形式,还包含双方虽未写出仲裁机构的名称,但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合理确定出特定的仲裁委员会这种情况。否则,许多在实践中可操作的仲裁条款将因其措辞不够规范而无效,影响当事人实现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愿望。本案中尽管双方当事人的所在国俄罗斯和中国目前都有多家涉外仲裁机构,但在本案合同签订的时候,中国的涉外商事仲裁机构只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一家,因此尽管仲裁机构的名称在仲裁条约中没有明示,但通过申请人提起针对中方仲裁的行为已将仲裁机构特定化,从而符合仲裁法第16条关于“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要求,因而仲裁委员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二、对可仲裁性的异议
商事仲裁只适宜于一定特性的争议,这是各国仲裁法及相关国际立法都认可的原则,也就是说,对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的争议,并不见得都可以由仲裁员行使实体管辖权,仲裁员或法院首先必须确定有关争议事项是否在仲裁范围之内,可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这就是所谓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问题。概言之,可仲裁性问题实际上是国家对仲裁范围施加的一种限制,即一些争议可以仲裁解决,而另一些争议却不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1923年日内瓦《仲裁条款议定书》将仲裁协议事项限制在“商事问题或者其他可以用仲裁方式解决的问题”。1958年《纽约公约》则规定有商事保留条款。其缔约国可以声明“本国只对根据本国法属于商事的法律关系,不论是不是契约关系,所引起的争执适用本公约”,从而把非商事争执排除在适用《纽约公约》之外。大约37%的缔约国包括如美国、加拿大、韩国和中国这样主要的贸易国家采用了此项保留。可以看出,这些普遍性条约对可仲裁性与非可仲裁性的界限并未作具体划分,这是由于可仲裁性的背后是一国的公共政策,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概念实际上是对仲裁范围施以的一种公共政策限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出于本国公共政策的考虑,决定哪些问题可以通过仲裁解决,哪些问题不可以通过仲裁解决。根据仲裁制度本身特殊性和目前国际上通行做法,各国在确定仲裁管辖范围时,已形成几项原则:（1）仲裁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必须是平等主体；（2）仲裁事项是当事人有权处分的实体权利；（3）仲裁事项是民商事争议,一般表述为“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争议”。关于可仲裁性问题,我国《仲裁法》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纠纷,可以仲裁。”同时又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这两条分别以概括和列举排除方式界定了中国商事仲裁的适用范围。
涉及犯罪的刑事案件显然是不可以仲裁的,在CIETAC受理的案件中,就有当事人以此为理由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在申请人新博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KindFullLtd.一案中,申请人称其已向被申请人支付了303,000美元货款,但未收到合同项下的货物,因此要求被申请人退还其货款,并赔偿相应损失。被申请人认为,是货物的装船人、交单人伪造提单和品质证书,骗取货款,已以诈骗案向洛杉矶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报案。因此,本案是一刑事案件,不是经济纠纷,不应提交仲裁处理。
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所订的是货物买卖合同,双方之间是货物买卖的民事法律关系；被申请人所称的货物装船人、交单人并非本案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并且,美国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是对货物的装船人、交单人的诈骗行为进行侦讯,而不是对本案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因其货物买卖合同所发生的争议进行审理。因此,这不能成为否定仲裁委员会依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而对他们之间在履行上述合同过程中产生的本案争议的管辖权的理由。因而仲裁委员会具有管辖权。
三、对仲裁机构受案范围的异议
现代商事仲裁主要是机构仲裁,各国的仲裁机构可谓形形,机构林立。所有这些仲裁机构,出于种种原因,有的只受理国际或涉外的案件,有的只受理非国际或涉外的国内案件,有的则受理全部的国内、国际案件；有的把自己的受案范围限制在某一专门领域如专事海事、油脂与咖啡等农产品或工程等方面争议的仲裁,另一些机构则是综合性的,只要是可仲裁的争议均可提交其解决。仲裁机构在决定其对某一案件是否有管辖权时,必须要考虑到受案范围的问题,法院在决定是否强制执行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时,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个问题。对这一问题,在仲裁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的国家并不多见,大多数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对本机构的受案范围则有所规定。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1条限定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职能是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性的商事争议,但根据仲裁协议,仲裁院也处理非国际性商业争议。1994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中心仲裁规则》未规定受案范围,该中心不仅可
受理国际上私人间的知识产权争议,也可以受理其他争议。
仲裁机构应当遵守自己的受案范围,即使该范围是仲裁机构自己划定的,对其仍有强制力。仲裁机构受理了权限以外的争议,对方当事人有可能认为该争议对该机构来说是不可仲裁的,该机构不具有管辖权。根据《纽约公约》第2条、第5条或有类似内容的法律,对这种裁决法院可拒绝承认和执行。
中国曾经是实行双轨制的仲裁制度:CIETAC受理涉外或国际性经贸争议,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专事处理海事争议,而其他三千多个国内仲裁机构主要受理无涉外因素的国内纠纷。而1996年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96〕22号）打破了仲裁的双轨制。这意味着新组建的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扩大为综合性的,涵盖民事、经贸、海商等纠纷,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涉外的。在这种情况下,CI2ETAC也开始谋求成为综合性仲裁机构,在它的2000年仲裁规则中,其受案范围也扩大到“当事人协议由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其他国内争议”。可见,尽管对此褒贬不一,中国仲裁制度的双轨制已在事实上融合。
四、管辖权的异议的确定
1.司法程序还是仲裁程序。目前,大多数国家的仲裁立法都采取了管辖权/管辖权理论,即由仲裁庭来决定自己对特定案件有无管辖权,自裁管辖理论已在国际国内仲裁立法中得以体现。如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8条规定:“如果一方当事人就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提出一种或多种理由,而仲裁院确信存在这种协议时,仲裁院得在不影响对这种或多种理由的可接受性和实质性下决定继续仲裁。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仲裁员的管辖权应由该仲裁员本人决定。”就这一问题的合理做法是应该坚持仲裁程序对此有优先管辖权。因为如果当事人选择仲裁,而仲裁庭却不具有决定管辖权的权力,这是难以想象的。
当争议双方约定将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仲裁解决时,其本意一般而言是将协议项下所有争议交由仲裁解决,而不是由法院决定。在无相反约定的情况下,仲裁协议当事人的意思是将协议项下争议的管辖权的权力赋予仲裁庭。鉴于合意因素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居主导地位,法院审查应限制在最低限度,应该尽量满足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争端的意愿,以充分反映仲裁的契约本质,除非仲裁协议存在根本违反公共秩序的情况,否则不应干预仲裁庭的管辖权。事实上,为了保证裁决得到执行,维护仲裁的声誉和威信,促进仲裁的发展,仲裁庭也不会漠视完全无效或有根本缺陷的仲裁协议,这一点通过仲裁员选拔的严格条件已经得到有力保障。另外,实践中也出现过仲裁机构和仲裁庭为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劳动而主动中止仲裁程序的案例。按照各国国际商事仲裁立法与实践,如果一方当事人率先将仲裁协议项下的争议提交仲裁,而另一方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有权对此做出裁定,另一方如果不服此裁决,可依据应当适用的法律在法定期限内向当地法院提出申诉。一些国家的法律还对此项诉讼规定了其他附加条件。例如,根据英国1996年《仲裁法》第32条的规定,在仲裁程序开始后,法院所受理的对仲裁庭就其管辖权所作决定的异议,必须有该方当事人与仲裁程序的所有其他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书面协议,或者经仲裁庭同意且满足法院认定的如下条件:（1）法院对此问题做出决定很可能大量地节省各方面的费用；（2）此项申请必须是毫不迟延地提出；（3）法院对此做出裁定有其充分的理由。可见,在以保守而著称的英国,对仲裁庭做出的关于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及其管辖权的决定提出的司法复审,有着严格的限制。此项限制说明法院对仲裁庭自裁管辖的尊重。如果仲裁庭已经就其管辖权做出决定,法院一般情况下都会支持该裁定,除非法院认定仲裁协议无效。
我认为英国的做法较为可采,值得借鉴。各国普遍认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和仲裁庭的管辖权问题,法院享有最终确认权,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毕竟仲裁机构是民间组织而法院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法院具有更大的权威性。然而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开始后,任何一方如果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全部或部分管辖权有异议,应及时提出,这是大多数国家仲裁法和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所要求的。毫无疑问,当事人及时提出抗辩,有助于保证仲裁程序在尊重当事人意愿及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也有助于仲裁庭及时确定自己的管辖权,以免无谓地浪费当事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是,如果说这一点值得肯定,在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阶段还要对管辖权问题再作审查就不能认为是合理的。关于管辖权的问题只宜一次性解决,不能因当事人要求或仲裁员或仲裁机构的原因而被重新考虑,更不能随意变更所作决定。司法程序中,许多关于程序问题的决定是不得上诉的,一旦做出,必须立即生效,允许上诉只会使程序延长,甚而造成程序混乱。允许当事人任意对管辖权决定提出挑战,要求重复作决定,其后果只能是程序权力被滥用,正常程序被延误,当事人遭受额外经济和时间方面的损失,不合理地增加解决争议的成本。
2.仲裁机构还是仲裁庭。在机构仲裁中,出现管辖权纠纷,是由仲裁机构还是由仲裁庭来决定呢？
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仲裁庭有权调查对自身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因为这是仲裁庭能正常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力。如《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5.3条规定,仲裁庭能够决定仲裁协议是否存在,有权对自己的管辖权做出决定。1985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就规定:“仲裁庭可以对其自身的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做出决定。”我国《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CIETAC2000年规则第4条也规定,仲裁委员会有权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以及仲裁案件的管辖权做出决定。该做法也有其合理的一面:我国仲裁法第24条规定:“仲裁委员会收到仲裁申请书之日起5日内,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认为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不予受理。”这反映了希望尽快审查仲裁申请并就管辖权异议做出决定的立法初衷,正符合仲裁的效率目标。事实上,对仲裁协议的存在及效力的异议多发生在仲裁庭组成之前,此时当然也只能由仲裁委员会就该问题根据表面证据做出决定,以使仲裁程序能够继续进行。当然,其他情况下的异议则应由仲裁庭决定,立法上对此应予明确。
四、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提出
1.管辖权异议提出的主体。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由谁来提出？当事人毫无疑问是提出异议的主体。在仲裁程序中,通常是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裁决做出后,在裁决的异议和撤销阶段,通常由撤销申请人提出；在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通常由被申请执行人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