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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1
初识经典
《汉书》,又称《前汉书》,与《后汉书》《史记》《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研究西汉历史的基本文献。《汉书》以西汉一朝历史为主,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皇四年,记载了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汉书》成书于汉和帝时期,前后历时近四十年。其中,班固的父亲班彪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班固承继父志,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书中的“八表”和《天文志》,则由其妹班昭及马续共同续成。《汉书》以史料丰富、闻见广博着称,所谓“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可以说,《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自《汉书》以后,历代都仿照它的体例,编修了相应的纪传体断代史。由此可见,《汉书》在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深入品评
《汉书》最大的史学价值是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在语言、叙事、体裁、体例方面有着自身的鲜明特征。与《史记》口语化的文字不同,《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造句典雅,堪称史学家语言的典范。在叙事上,《汉书》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强化了叙事的力度。这为我们深入了解西汉的历史,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体裁、体例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门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将“世家”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对于我国史学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除了史学上的贡献,《汉书》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班固对人物材料的处理,即选择、取舍哪些材料来写进人物传记,可以看出班固对历史事件、对人物的评价倾向,甚至对传记的文学构思。在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关系中,班固比较偏重史事的叙述。具体说,班固比较重视传主为朝廷做了什么,做的如何;写人物的公事多,私事少。如对贾山、枚乘、路温舒等所作的传记,基本上以奏疏为主,缺少性格描写。但其中也有少数传记,如《王吉传》《朱买臣传》《张敞传》《王章传》《陈万年传》等侧重叙述了传主生动的逸事。王吉“因枣休妇”,朱买臣“因贫妻求去”,张敞“为妇画眉”,王章“牛衣对泣”,陈万年“夜半教儿”等都很有意味,作者只用一二件小事就把人物交代了,并且也能引发读者的深思。最为人传诵的是《李广苏建传》中的李陵和苏武的传记。这两篇感彩较浓、感人至深,如写苏武拒绝匈奴诱降,受尽迫害犹凛然不可屈的情景。
总之,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了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
东方朔传
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①。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②,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③,其不足采者辄报闻罢。朔初来,上书曰:“臣朔少失父母,长养兄嫂。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④。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⑤,诵二十二万言。十孙吴兵法⑥,战阵之具,钲鼓之教⑦,亦诵二十二万言。凡臣朔固已诵四十四万言。又常服子路之言⑧。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勇若孟贲⑨,捷若庆忌⑩,廉若鲍叔k,信若尾生l。若此,可以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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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作家作品
1.先秦作家作品
（1）诗歌——《诗经》与《楚辞》
《诗经》：“诗三百”，第一部诗歌总集，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六义”。与《书经》、《礼》（《周礼》、《仪礼》、《礼记》）、《易经》、《春秋》合称“五经”。
《楚辞》：收录屈原等人的作品，“楚辞体”又名“骚体”。代表作《离骚》，第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2）散文——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
诸子散文：《论语》（后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语录体专集，与《大学》、《中庸》、《孟子》合称“四书”）、《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
历史散文：《春秋》（第一部编年体）、《左传》（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国语》（第一部国别体）、《战国策》（《国策》）等。
2.汉代作家作品
（1）赋文——贾谊的《过秦论》
（2）史书——《史记》（开纪传体之先河，“二十四史”“前四史”）和《汉书》（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3．魏晋南北朝作家作品
（1）诗歌——“三曹”、陶渊明（东晋，第一位田园诗人）和乐府诗双璧
（2）史书——《三国志》（西晋陈寿）和《后汉书》（南朝范晔）
（3）文学理论——《文心雕龙》（刘勰，第一部文学理论专著）
（4）小说——《世说新语》（刘义庆，第一部笔记体小说集）
4．唐代作家作品
（1）散文——古文运动（“韩柳”）、刘禹锡（字梦得，《陋室铭》）、杜牧（《阿房宫赋》）
（2）诗歌——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阶段
初唐：“初唐四杰”和陈子昂。
盛唐：两个流派（“王孟”为代表田园诗派和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苏轼赞王维“味摩诘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和两大诗人（李白、杜甫。杜甫组诗“三吏”、“三别”），另有自号“四明狂客”的贺知章。
中唐：新乐府运动（“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稹和白居易“元白”，白居易“叙事诗双璧”（《长恨歌》和《琵琶行》）
晚唐：“小李杜”（杜牧《樊川文集》）。
5．宋代作家作品
（1）散文——唐宋家（欧阳修《六一诗话》，“三苏”中苏洵《六国论》）、范仲淹和沈括（《梦溪笔谈》，我国第一部科学作品）
（2）词——婉约派和豪放派
婉约派：北宋有柳永（北宋第一个专业词人，《乐章集》）、欧阳修、秦观，南宋有李清照（易安居士，《漱玉词》）和姜夔。
豪放派：北宋有苏轼（开豪放一派）、范仲淹，南宋有辛弃疾（号稼轩，《稼轩长短句》）、陆游和文天祥。
（3）史书——司马光（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与《史记》一起被誉为“史学双璧”）
6．元明清作家作品
（1）戏曲——元代有关汉卿（我国戏剧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王实甫（《西厢记》，张生和崔莺莺）、马致远（杂剧《汉宫秋》、散曲《天净沙·秋思》），明代有汤显祖（《牡丹亭》，又称《还魂记》），清代有孔尚任（《桃花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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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隋文帝传》：这本历史人物传记资料很详细，内容比较全面。作者很客观的高度评价了隋文帝这个人物。读后对隋文帝这个人物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
3、《唐代文化》：这套书共分为三册，内容很全面，配有精美的插图。本书对唐代的诗歌、书法、绘画、歌舞，以及宗教等内容给予了详细且充实的叙述。这套书引用了很多文献资料以及考古发现的成果。
4、《法国史》：这部经典著作一直是比较受人欢迎。这本书资料详细但是不繁杂，语言生动活泼，挺有趣味。
5、班固和《汉书》：这本书详细的叙述了班固的事迹以及《汉书》编撰的原因、经过和结果。作者还从当时历史发展角度去分析《汉书》这部史学名著的优点，还重点提到了《食货志》、《地理志》的资料详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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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考试大纲》把考点前的“*”号都去掉了，其中包括能识记文学常识，这预示着文学常识在沉寂了三年之后，将“前度刘郎今又来”。下面对这一考点作一预测并对考生备考提出一些指导意见。
一、考什么
《考试大纲》对文学常识考点有三个具体要求：①识记中国重要作家的时代及代表作。②识记外国重要作家的国别及代表作。③识记文学体裁常识。
从这三个具体要求来看，其考点是在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著名作家，且中外有别：中国作家要记住其生活时代及代表作，外国作家要记住的是其国别及代表作。对文学体裁而言，重点应是高中毕业生应该了解的一般常识。
历年高考的文学常识题和这一要求是相吻合的：试题中涉及的都是不同时期（或国别）的著名作家和作品；以教材中出现的文学常识为主，并适当向课外延伸，其衡量标准就是“重要”与否。
二、怎么考
文学常识题的考查带有较强的综合性，常常把古今中外的作家作品、多种文体常识放在一起综合考查。从题型来看，可能会有以下几种题型：
1．表述性单项选择题
即把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中国古代、现代、当代作家，外国作家等相关的文学常识合理组合为四个选项，要求考生选出表述正确的或表述错误的一项。
例1．下列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错误的一项是（2001年全国高考题）
A．《左传》《史记》等历史散文作品，以“实录”的笔法将人物写得真实丰满，有血有肉。
B．《项脊轩志》以清淡朴素的笔法写身边琐事，亲切动人。它的作者归有光被认为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
C．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驼驼祥子》以及叶圣陶的《倪焕之》，是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长篇小说。
D．马克·吐温和欧·亨利都擅长写讽刺小说。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百万英镑》和欧·亨利的《警察和赞美诗》等都深受读者的喜爱。
[答案]B 《项脊轩志》的作者归有光是明代散文家，而桐城派是清代的一个散文流派，其代表作家是方苞、姚鼐等。
2．连线型单项选择题
即把作家、作品、作品的时代、作品的体裁（或主人公）等用横线搭配连接，构成单项选择题，要求选出对应正确或错误的一项。
例1．下列作品、作家、时代（国别）及体裁对应正确的一项是（1998年全国高考题）
A．《秋浦歌》——杜牧——唐代——诗歌
B．《北京人》————现代——话剧
C．《哈姆莱特》——莎士比亚——英国——小说
D．《欧根·奥涅金》——歌德——德国——诗体小说
[答案]B A中《秋浦歌》的作者是李白，C中《哈姆莱特》是戏剧作品，D中《欧根·奥涅金》的作者是俄国诗人普希金。
3．填空题
例1．按要求填空。
（1）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 ，它运用了 的创作手法
（2）雨果， 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它的著名作品有 、 等。
[答案]（1）《诗经》 赋、比、兴 （2）法 《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
这种填空题是单一的文学常识填空题，也有可能和名句名篇的考查相结合。
例2．按要求填空。
（1）我国 代文学家 在《六国论》中，论述了六国灭亡的原因：“六国破灭， ， ， 。 ，破灭之道也。”
（2）“衣带渐宽终不悔， ”，近代学者王国维用这句词形容治学过程中的执着境界，这句词的原作者是 ，我们学过他的词《雨霖铃》。
[答案]（1）宋（北宋） 苏洵 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2）为伊消得人憔悴 柳永
4．判断题
例1．判断下列说法的正误。
（1）我国最早的国别体、纪传体、断代史史书，分别是《国语》《史记》《汉书》。《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编年体史书。（ ）
（2）盛唐时期，诗歌创作繁荣，流派纷呈，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有王维、孟浩然、陈子昂等，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有高适、岑参等。（ ）
（3）巴尔扎克是法国19世纪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也妮·葛郎台》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其中的主要人物老葛朗台是世界文学作品中“四大吝啬鬼”之一。（ ）
（4）汤显祖的《牡丹亭》是我国戏曲史上的浪漫主义杰作，描写了杜丽娘和柳梦梅生离死别的爱情故事，它与《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合称为“临川四梦”。（ ）
（5）现代作家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通过祁老人一家的生活变迁，反映了我国前后广阔的社会生活。（ ）
[答案]（1）（3）（4）正确；（2）错误，陈子昂不是山水田园诗人；（5）错误，《四世同堂》反映的是时期的社会生活。
三、怎么办
文学常识浩如烟海，而且因为以前没有把它列入考试范围，考生并没有多少有意识的积累，现在它“不期而遇”，考生不应茫然无措，而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备考：
1．粗读原著，加深记忆。由于时间紧，内容多，在备考时考生往往只凭一些简单的复习资料来识记，其结果，往往是基础薄弱，识记模糊，答题时会“关公战秦琼”，张冠李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珍惜时间的原则下，粗略读读原著，或读读作品梗概，对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及主要内容稍作了解，这样有助于加深记忆。
2．以课本为着力点，向课外拓展。作为恢复该考点的第一年，想必不会太难，肯定会以课本内容为主。因此，考生要重视梳理课本“重要”作家作品及文学体裁常识，对单元知识短文及课本后的附录，如《中国文学的鉴赏》《20世纪中国文学概述》《古代小说鉴赏》《现当代戏剧鉴赏》《中国古代文学概述》《鲁迅的生平和创作》《唐诗简介》等等绝不能等闲视之。在熟悉课本上的文学常识后以“重要”为标准，适当向课外拓展。
3．构建文学常识知识网络。要从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这四大文学体裁方面，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中分别找出最能代表该时期（或国度）最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构建网络。如我国古代小说可构建如下知识网络：
上古先秦两汉：神话传说，它是我国古代小说的起源。主要保存在《山海经》中， “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大禹治水”都是其中耳熟能详的名篇。
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小说，分别以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
唐：主要是传奇，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的成熟。代表作品有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的《女娃传》、元稹的《莺莺传》等。
宋：话本小说，它的出现标着我国白话小说的成型。代表作有《错崭崔宁》《碾玉观音》等。
明清：有拟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拟话本小说代表作是“三言”“二拍”，“三言”指冯梦龙编的《喻世名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指凌蒙初写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长篇章回小说又分演义小说和世情小说。演义小说有许仲琳的《封神演义》、吴承恩的《西游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等，这些演义小说基本上是由文人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世情小说有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也是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则是我国古代小说的辉煌顶点。此外，蒲松龄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李汝珍的《镜花缘》等均是清代小说精品。
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5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二、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三、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范文6
[关键词]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功利性；审美性；文学教育
[作者简介]侯艳，贺州学院中文系讲师，教育学硕士，广西贺州542800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5－0174－04
先秦文学指中国从远古到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前的文学，它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在此时期几乎都已孕育。散文可以追溯到甲骨文辞；诗歌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小说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左传》等历史散文；辞赋可以追溯到《楚辞》。作为中国文学源头的先秦文学，不仅具有强烈的教育功能意识，并在政治、道德、情感和审美等方面体现出浓郁的教育功能。对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研究与分析，可为当代文学教育教学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先秦文学教育功能意识的凸现
先秦文人与先秦文学作品普遍具有强烈的文学教育功能意识。
孔子是先秦第一位对文学教育功能作出重要论述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家，他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把诗的教育作用归为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七个方面，涉及文学的政治、审美、认识等方面的教育功能，奠定了儒家文学功利性教育功能价值论的基础。与儒家相对，道家对文学的功利性教育功能采取否定态度，老子认为“五色”、“五音”等声色之美对人无益。庄子认为“五色”、“五声”、“五臭”、“五味”、“五趣”使人“失性”，“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庄子・天地》)，从而提出了“自适其适”说与“灭文章，散五采”之说，在批判文学功利性教育功能的同时，开启了后世文学审美教育功能价值论的先河。可见，尽管儒道文人对文学教育所强调的功能价值侧重点不同，但他们都不否认文学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
在先秦文学作品中，《诗经》中的一些诗歌提到“为刺”、“大谏”、“以为其心”等创作动机，已包含了文学教育功能价值论的思想萌芽。《国语・楚语上》记载春秋时楚国贤大夫申叔时谈教育太子的方法和内容：“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这更是将历史、礼乐、政治等教育功能与文学教育功能融为一体，具有强烈的文学教育功能意识。
二、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体现
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教育功能
先秦文学的政治教育功能，指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服务。首先表现为文学担当着与史书一样的重任，要反映社会现实，要褒善贬恶，要有益于教化。《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也是我国最早的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诗歌，表现出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充满忧患意识和干预政治的热情。宋・李纲《湖海集序》这样评价《诗经》：“诗以风刺为主，故曰：‘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小弁》之怨，所以笃亲亲之思，《鸱》之贻，所以明君臣之义；《谷风》之刺，所以隆夫妇朋友之情，使遭变遇闵而泊然无心于其间，则父子、君臣、朋友、夫妇之道或几乎息矣。”鲜明地概括了《诗经》批评不良时政和过失，教育感化百姓的政治教育功能。《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断代简史，其中鲜明地体现了孔子维护周礼，明王道，重人事，褒善贬恶的思想，所以孟子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司马迁也说：“《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都强调《春秋》的政治教育功能价值。《庄子》散文是先秦说理散文中最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在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中，在诡谲的艺术形象和瑰丽的艺术境界中，也反映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充满了社会政治批判精神，洋溢着浓郁的政治教育色彩。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性作品。《离骚》就是屈原根据楚国的政治现实和自己的不平遭遇，“发愤以抒情”而创作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具有强烈的针贬时政的政治教育功能。
先秦文学的政治教育功能其次表现为文学必须经世致用，“学而优则仕”，通过文学教育进入仕途。《尚书・尧典》要求以乐(诗)“教胄子”，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以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已体现了先秦文学的这种政治教育功能。
由此可见，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价值主要在于它可以满足某种政治教育需求或理想。由于先秦文学本身所承载的浓厚政治教育功能，使其奠定了中国文学关心社会政治与注重政治教育功能价值的传统。
(二)道德教育功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子继承了这一观点，他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又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这里的“言”的含义包括了文学如诗歌在内。在一个人的道德功业和言辞、知识的关系上，先秦文人强调德行在先。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先秦文学的创作，从而使先秦文学承载上厚重的道德教育功能。如《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其中有不少关于“忠、信、仁、义、智、勇、孝、惠”之类较为系统的品德观念的论述，“崇德”的倾向尤其引人注目。《论语》是一部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散文集，其中提倡的“克已复礼”“仁者爱人”的道德修养、“杀身以成仁”的道德追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坚贞道德品质及安贫乐道的道德情怀，初步确立了儒家以“仁、义、礼”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论语》之后，儒家的又一部散文集《孟子》，把孔子提倡的仁的道德追求发展为仁义，进而提出尽心、养性、诚心、寡欲等一系列道德修养方法，其中对“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道德人格与“舍生取义”的道德操守的提倡，极大地激励了后代的志士仁人。
而屈原《离骚》中所塑造的具有忠君爱国思想、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发自励、苏世独立人格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更是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为人处世、终生效仿的光辉榜样。可以说，先秦文学所承载的道德思想，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道德精神食粮，并进而直接转化为历代志士仁人的豪迈气概，构筑起人生道德志趣品格的高尚目标。后世文人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显示出这些道德思想的巨大威力，先秦文学的道德教育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三)情感教育功能
《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声，声依永，律和声。”《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说：“诗言是其志也。”它们都指出诗具有抒志的作用，并在志与情间，特别强调诗歌是抒发人的思想情感的。这种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遍流行，不仅为儒家所接受，也为道家所接受。如庄子就强调文学真情的重要性，所谓：“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言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笑而和。”(《庄子・渔夫》)荀子也十分注重文学由情而发，以情感人的文学特质。他在《乐论》中说：“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足以感人之善心”、“其感人深”、“其化人也速”(《荀子・正名》)。先秦文学诗、乐不分，论乐的情感特质，实际即是诗歌与文学的情感特质。这一特质，使先秦文学承载了浓郁的情感教育功能。
就诗歌而言，《诗经》中的作品，有丰富复杂的内容和情感取向。如战争徭役诗，或颂记战功，叙写军威，洋溢着战胜侵略者的激越情感；或述征夫厌战，思妇闺怨，充满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的向往以及诗人思乡自伤之情。又如情诗，《周南・关雎》《邶风・静女》《郑风・子矜》《秦风・蒹葭》《卫风・氓》《周南・桃夭》等等，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再如农事诗，在客观反映农业生产、农夫生活的同时也抒发了农奴们的愉悦、哀怨和不满。《诗经》作品由于承载有这些丰富的情感内容，使其自身具有了浓郁的情感教育功能，千百年后的读者，在读《诗经》作品时，不仅能了解到当时百姓生存与生活的状况，而且能真切感受到他们的欢乐、不幸和痛苦。
就散文而言，《春秋》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作者的爱憎，开后世史传文学在史著中灌注强烈感彩的先河。《老子》散文在哲学表述中体现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因而奠定了先秦说理散文注重情感的基本特征。之后《孟子》散文，在论述自我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时，总是激昂慷慨，深情无限；《庄子》散文更是多情，或苦闷，或愤怒；或孤独；或悲哀乃至悲凉，清代胡文英就说过：“庄子最是深情。”《庄子》散文因之成为先秦散文中文学性最强与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并为后世所称道。先秦散文也因其强烈的情感色彩承载上浓郁的情感教育功能。
(四)审美教育功能
尽管先秦诸子百家典籍中的“文学”，实际上只是泛指文化学术的，但在追求至真、至善、至情、至理、至性的文学内容时，从来也未排斥其中“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这种文彩错画之美所体现的形式美。孔子就曾说：“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又说：“言以足志，文以足信”，“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等等，都主张质文并茂，质文并美。故先秦文学无论是质还是文，普遍都蕴涵着美的无穷魅力。
就“文”而言，包括语言美、结构美、修辞美、风格美。从语言来看，《尚书》估屈聱牙，《春秋》凝练含蓄，《左传》委婉典美，《国语》平实自然，《战国策》辩丽横肆，不一而足；从结构来看，《诗经》回环往复、舒卷徐缓，《离骚》长短自由、新鲜生动，《庄子》恣肆、跌宕跳跃，《孟子》大气磅礴、严谨细密，《荀子》意脉贯通、条达舒畅，给人以无尽的艺术享受；从修辞来看，《诗经》《离骚》的比兴，《庄子》的夸张，《孟子》的譬喻，《荀子》的层递……收到化平凡为神奇的美学效果；从风格来看，《诗经》朴素自然而温柔敦厚，《离骚》瑰丽哀婉而悲壮蕴藉，《孟子》刚正不阿而气势浩然，《庄子》奇丽诡谲而飘逸逍遥等等。
就“质”而言，包括形象美、人物美、哲理美、意境美、情感美、思想美、文化美等等。美的形象、美的人物，如神话中的英雄，《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美的情感、美的思想，如儒家散文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道家散文中无功、无名、无己的自由品格；美的哲理，如《孟子》中的“五十步笑百步”的譬喻，《庄子》中的庄周梦蝶的人生；美的意境，如《诗经・蒹葭》凄迷恍惚、耐人寻味之境，《离骚》飘逸深邃之境，《庄子》瑰玮诡之境；美的文化，如神话中的图腾文化，《诗经》中的民俗文化，《左传》中的礼节文化……总之，先秦文学中蕴涵着丰富的美的因素，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从而也就承载了强烈的审美教育功能。
三、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途径
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来实现。
三代学校教育已具有丰富的内容，其中诗、书、礼、乐是重点。据《礼记・王制》记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公卿大夫、元土之适子，国之峻选，皆造焉。”之后，学校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就官学而言，周代有中央王朝和诸侯办的国学以及地方办的乡学，都以传授儒学经典为业，以诗、书、礼、乐、射、数等为教学内容，学生通过受业最后走向仕途。春秋战国时，私学兴盛，孔子、孟子等都曾私人聚徒讲学。孔子收集、整理、删定“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其中《诗经》成为孔子最好的宣扬和实现修身养性、治国经邦之道的教材。家庭教育，也是文学教育功能实现的一条重要途径。孔子教育儿子孔鲤学“礼”时，曾多次训诫儿子要学《诗》，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将《诗经》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读本，通过对《诗经》的教授学习，达到其政治、道德等教育目的。可以说，先秦文学的政治、道德等功利性教育功能，主要就是通过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来实现的。
另外，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还可以通过大众的文学传播与接受如观乐、赋诗等方式，在乐舞、外交等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得以实现。这是先秦文学
教育功能实现的最普遍的一条途径。先秦的各个阶层，常常通过这种社会教育的途径接受文学的教育。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观乐”的史实，因为诗、乐不分，因而季札观乐也就包含了观诗。当季札听了《郑》乐，评论说：“美哉，其细己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听了《陈》乐，评论说：“国无主，其能久乎?”听了《齐》乐，评论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在观的过程中，季札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可以鉴往知来、有助于政治修明和风俗净化的社会政治道德等教育，另一方面，获得的是蕴涵在作品中的情感与审美教育。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郑国子展等七位大夫在郑国国君为晋国大夫赵文子举行的外交宴会上赋诗言志的例子，子展等七位大夫采用赋《诗》的方式委婉曲折地表达了他们对来宾的情感和态度，在接受、领悟《诗》所蕴涵的思想意蕴的同时，还对诗歌原作进行了创造和发挥，这是春秋时期盛行的一种偏于实际应用的文学接受方式，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通过这一方式得以发挥与实现。
四、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特点
首先，先秦文学教育功能观的意识非常强烈，先秦文人、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或鉴赏都相当注重文学的教育功能价值，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学教育功能观的基础。
其次，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内容丰富而复杂。先秦文学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先秦文学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先秦的文学教育实际就是社会政治文化的教育，很难独立存在。
再次，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乐舞、外交等社会活动，在侧重鉴赏(观乐)与实践(赋诗)中得以实现。并在文学教育的过程中重视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接受，从而开创了包括培养人文精神和创新能力在内的语文文学教育传统。
最后，从先秦文学教育功能内容的体现来看，先秦文学教育功能的价值取向包括政治道德等功利性价值和情感等审美性价值两个主要方面。功利性价值取向关注文学教育的有用和无用，这种价值取向是社会赋予的。审美性价值取向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文学教育内部所蕴涵的，是自主建立的。文学教育只有达到功利性价值与审美性价值相融合时，才能实现其真正的教育功能与价值。但是，先秦时期的人们对文学的情感、审美的价值把握，是完全建立在对文学的政治道德等功利价值的评判的基础上的，审美性的功能价值往往附庸于功利价值之中，所以先秦文学的教育功能具有明显而强烈的附庸性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