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评估方法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评估方法论文范文1
一、无形资产评估传统方法评析
在无形资产评估过程中，评估方法的选择和运用处于核心地位。目前无形资产评估的主要方法有成本法、收益法和市场法，下面对这三种方法进行评析并对应用中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成本法。成本法的基本思想是利用历史成本(即最开始购置或创造无形资产时所支付的完全成本)或简单重置成本(即以重新购进或创造无形资产时所需的支出费用)作为推算无形资产价值的主要依据。无形资产的重置成本法，是指在评估无形资产时，按被估资产的现时完全重置成本(重置价)减去应扣减损耗及贬值，或乘以成新率来确定被估无形资产价值的一种方法。公式为：无形资产评估值=无形资产重置成本×成新率。在实际运用中，重置成本是根据历史成本调整得到的。历史成本体现了资产的原始形成过程，具有易获得性和可验证性，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成本法的适用场合是以摊销为目的的无形资产的评估，但相对于有形资产来说，无形资产有其特殊性，所以成本法的使用也有局限性。一是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具有不完整性、弱对应性及虚拟性等特点，因此根据历史成本调整得到的重置成本来评估无形资产现值是不合理的。二是无形资产的成新率很难确定。三是大多数无形资产常常存在着开发成本高而应用前景差或开发成本低而应用前景好的现象。对这样的无形资产用成本法进行价值评估是不合适的。
（二）收益法。收益法是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未来预期资产未来收益并折算成现值，借以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采用适当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然后累加求和，得出被评估无形资产评估值。不论是收益现值法还是成本收益加法，其出发点均是将所预计的无形资产的未来收益、收益期限和收益率作为资产评估的主要依据。优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运用此法时基本上不用考虑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克服了无形资产历史成本的不完整性缺陷。第二，从理论上讲，收益法以资产的预期获利能力为基本依据决定资产现行公平市场价值，评估结果能够比较真实、准确地反映出无形资产的获利能力，有较强的说服力。第三，它克服了无形资产成本的弱对应性和虚拟性特点给成本法使用带来的不便，对于成本和收益相关性差的无形资产也能评估。第四，采用这种方法会使评估者站在买者(或受让方)的角度来确定各项指标，评估结果往往对无形资产的接受方比较有利。但是在使用这种方法时也存在着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的问题。因为在收益法运用中评估者需要对收益额、折现率和收益年限等指标做出预测，预测带有一定的抽象性和随意性。评估者对这些参数预测的主观态度都将会直接影响评估结果。
（三）市价法。市价法是指在市场上选择若干具有可比性的相同或相似的无形资产作为参照物，并根据它们的交易条件，市场交易价格和价值影响因素的差异，以及使用权转让次数，综合分析调整，来确定无形资产评估值的方法。市价法在使用时应注意其前提条件：(1)存在一个充分发育、活跃的市场；(2)参照物及其与被估无形资产相比较的指标、技术参数等资料是可搜集到的。从这个角度看，运用市场法进行资产评估是一种很直接的方法，得出的结果也很有说服力。但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不存在充分发育而且很活跃的市场。再者，由于无形资产垄断性强、透明度不高，使取得相关信息资料十分困难，在市场上难以找到相同或近似的评估参照物，有时甚至是不可操作的，现行市价法的局限性就显得更为突出。这些因素限制了市场法在我国无形资产评估中的运用。
二、无形资产评估的新方法
传统的方法在对无形资产进行评估时存在的一定的缺陷，在此介绍几种新的无形资产的评估方法：复合成本法、生存曲线法、成本收益双折现法、成本收益现值法。
（一）复合成本法在评估无形资产中的应用。所谓复合成本法，就是在评估一项无形资产时，不仅考虑其历史成本或重置成本，还要考虑其稀缺性及其效用的大小。用公式表示为：
无形资产重置成本=（效用函数/稀缺系数）×100％
通过上面的公式，可知无形资产的价值是劳动量、效用性和稀缺度3个因素共同决定的。
（1）劳动量。无形资产具有存在唯一性，理论上讲应当取最先研制成功的具有相同功效的一批无形资产中包含的最小劳动量。未获得成功的无形资产所耗费的劳动量则不能计入无形资产的价值。在研发成功的无形资产中，也只有包含最小劳动量的无形资产交易才最容易成功，价值得到认可。不过最小劳动量在确定时有一定的难度，在实务中应当尽评估师所能，多收集资料，筛选对比后选出最小劳动量使用。也可以用历史成本或传统成本法求得的重置成本替代之，因为劳动量在无形资产价值中的影响并不显著。
（2）效用及效用系数。无形资产的效用可以划分为生产资料效用和生活资料效用。生产资料效用的测量标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效用对劳动量起着约定作用。效用系数通常用0，0.1，0.2，……1，1.1，1.2……表示。系数越大表明效用越大。无形资产效用系数的确定可参考专家和专有技术人员的建议按其作用的大小确定，专家如果认为使用一项无形资产可提高产量100倍，则可将效用系数定为100。
（3）稀缺度及稀缺系数。稀缺度指的是无形资产的稀缺状况以及市场上无形资产的供求关系，通常用稀缺系数表示。在理论上稀缺系数存在0的值，但是当其为0时实际意义及不大，所以我们将稀缺系数定在0.01至1的范围之内。而1则代表着供求平衡时的稀缺系数。系数越小表明越稀缺，反之亦然。
可以看出，复合成本法的优点是可以很好地解释无形资产价格和成本背离的现象，在评估实务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而且，与传统成本法不同的是，它考虑了无形资产的未来收益情况，因此是比较科学合理的。
（二）生存曲线法在无形资产评估中的应用。生存曲线法主要用来预测无形资产的剩余寿命。无形资产经济寿命又叫有效期限，是指无形资产发挥作用，并具有超额获利能力的时间。所有系统，都会随使用年限而退化并最终失效。而失效的时间往往是一个随机变量。生存模型就是以无形资产的生存和死亡状态(生命状态)为研究对象的，视无形资产的生存和死亡为随机变量，用一个恰当的概率分布函数(生存分布)去描述，对生存分布函数进行统计处理从而预计无形资产的剩余寿命。
采用生存曲线法预计无形资产的受益期限一般需要经过以下六个主要步骤：第一，收集生存数据。我们可以选定一个样本进行观测，所有观测点由存活的初始状态转变为死亡状态后试验终止。另外，我们还可以观测市场上同类无形资产的生存、死亡情况来收集生存数据。第二，数据的初步分析，绘制数据图以获取模型选择的一些信息。第三，模型选择，即选择一个恰当的模型去拟合生存数据。第四，参数估计。第五，模型检验。第六，求出无形资产的期望剩余寿命。
（三）成本收益双折现法。成本收益双折现法，即历史成本双折现及超额收益现值法，是指在无形资产评估时，按被评估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折现值，加上其使用过程中的价值积累和超额预期收益现值，减去应扣损耗或贬值，来确定被评估无形资产价格的一种方法。该评估方法适用于一切易于获取历史数据的无形资产的评估，重置成本可以获得的无形资产的评估。对于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商誉”的评估，该评估方法也是适合的。当涉及到无形资产的使用权的转让和许可权时，该评估方法是不适宜的，因为其评估的结果不易为交易双方所接受。
成本收益双折现法的计算公式为：
无形资产评估值=历史成本折现值＋使用过程中的价值积累＋超额预期收益现值－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经济性贬值。
（1）历史成本折现值，即无形资产的历史折现至评估日的值。当评估该项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数据资料易于获取时，可根据该项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按照一定的复利率折现为评估日的数据；如果评估日该项无形资产的历史成本数据资料不易或不能获得时，可用其完全重置成本代替之。（2）使用过程中价值积累，即无形资产在使用过程中的投入积累。（3）实体性贬值，也称有形磨损贬值，它是指资产在使用或闲置中因磨损、变形、老化等造成实体性陈旧而引起的贬值。（4）功能性贬值，也称无形磨损贬值，它是由于技术进步出现性能优越的新的无形资产，使原有的无形资产部分或全部失去使用价值而造成的贬值。（5）经济性贬值，指由于外界因素引起的，与同性质资产相比活力能力下降而造成的损失。市场需求的减少、原材料供应的变化、成本的上升、通货膨胀、利率的上升等因素都可能使原有无形资产不能发挥应有的效能而贬值。（6）预期超额收益现值。如果至评估日，无形资产才开始出现，则公式中除第一项和最后一项外其余各项均为零．这时该评估方法与现行的三种评估方法中的收益现值法等价。
（四）成本收益现值法。成本收益现值法，就是考查评估基准日以前评估对象所费成本，并通过一定的物价指数将此成本调整为评估基准日时的价值(现值)作为评估对象评估价值的一部分；评估价值的另一部分是在预测未来一定时期内企业各年销售收入的基础上确定合适的提成率，其提成额除税后作为评估对象带来各年收益，再通过折现求和计算所得的结果，以上两部分之和即为该评估对象的评估值。由上述可见，该方法同时考虑重置成本标准和收益现值两种标准，它比单一的重置成本或收益现值标准全面，该方法适用于商标所有权价值的评估。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V评估值；C评估对象成本现值；α企业各年的销售额；β所得税率；r折现率；m评估对象经济寿命期分界段。
评估方法论文范文2
论文名称：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与评估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课题来源：单位自拟课题或省政府下达的研究课题
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是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前提和依据。通过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 可以使企业对未来的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变化趋势有正确的把握, 从而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以减少技术创新决策过程中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只有在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发展方向的前提下, 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才能沿着正确方向开展,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才能得到不断加强。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商业中, 企业的技术创新决定着企业生存和发展、前途与命运, 为了确保技术创新工作的正确性,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预测和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现有的技术创新预测方法可分为趋势外推法、相关分析法和专家预测法三大类。
(1)趋势外推法。指利用过去和现在的技术、经济信息, 分析技术发展趋势和规律, 在分析判断这些趋势和规律将继续的前提下, 将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向未来推演。生长曲线法是趋势外推法中的一种应用较为广泛的技术创新预测方法,美国生物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Raymond Pearl提出的Pearl曲线(数学模型为: Y=L∕[1+A?exp(-B·t)] )及英国数学家和统计学家Gompertz提出的Gompertz曲线(数学模型为: Y=L·exp(-B·t))皆属于生长曲线, 其预测值Y为技术性能指标, t为时间自变量, L、A、B皆为常数。Ridenour模型也属于生长曲线预测法, 但它假定新技术的成长速度与熟悉该项技术的人数成正比, 主要适用于新技术、新产品的扩散预测。
(2)相关分析法。利用一系列条件、参数、因果关系数据和其他信息, 建立预测对象与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模型, 预测技术的发展变化。相关分析法认为, 一种技术性能的改进或其应用的扩展是和其他一些已知因素高度相关的, 这样, 通过已知因素的分析就可以对该项技术进行预测。相关分析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导前-滞后相关分析、技术进步与经验积累的相关分析、技术信息与人员数等因素的相关分析及目标与手段的相关分析等方法。
(3)专家预测法。以专家意见作为信息来源, 通过系统的调查、征询专家的意见, 分析和整理出预测结果。专家预测法主要有: 专家个人判断法、专家会议法、头脑风暴法及德尔菲法等, 其中, 德尔菲法吸收了前几种专家预测法的长处, 避免了其缺点, 被认为是技术预测中最有效的专家预测法。
趋势外推法的预测数据只能为纵向数据, 在进行产品技术创新预测时, 只能利用过去的产品技术性能这一个指标来预测它的随时间的发展趋势, 并不涉及影响产品技术创新的科技、经济、产业、市场、社会及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在现代商业经济中, 对于产品技术发展的预测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产品过去技术性能指标按时间的进展来类推, 而应系统综合地考虑现代商业中其他因素对企业产品技术创新的深刻影响。相关分析法尽管可同时按横向数据和纵向数据来进行预测, 但由于它是利用过去的历史数据中的某些影响产品技术创新的因素求出的具体的回归预测式, 而所得到的回归预测模型往往只能考虑少数几种主要影响因素, 略去了许多未考虑的因素, 所以, 所建模型对实际问题的表达能力也不够准确, 预测结果与实际的符合程度也有较大偏差。专家预测法是一种定性预测方法,依靠的是预测者的知识和经验, 往往带有主观性, 难以满足企业对技术创新预测准确度的要求。以上这些技术创新预测技术和方法为企业技术创新工作的开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预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但在新的经济和市场环境下, 技术创新预测的方法和技术应有新的丰富和发展, 以克服自身的不足, 更进一步适应时展的需要, 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的开展和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先进的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
目前,在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评估中, 一般只考虑如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1) 技术的先进性、可行性、连续性; (2) 经济效果; (3) 社会效果; (4) 风险性, 在对此四方面内容逐个分析后, 再作综合评估。在综合评估中所用的方法主要有: Delphi法(专家法)、AHP法(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估法、决策树法、战略方法及各种图例法等, 但技术创新的评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其中存在着广泛的非线性、时变性和不确定性, 同时, 还涉及技术、经济、管理、社会等诸多复杂因素,目前所使用的原理和方法, 难以满足企业对技术创新评估科学性的要求。关于技术创新评估的研究, 在我国的历史还不长, 无论是指标体系还是评估方法, 均处于研究
之中, 我们认为目前在企业技术创新评估方面应做的工作是: (1) 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技术创新评估指标体系; (2) 建立一种适应于多因素、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综合评估方法。
这种情况下, 神经网络技术就有其特有的优势, 以其并行分布、自组织、自适应、自学习和容错性等优良性能, 可以较好地适应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这类多因素、不确定性和非线性问题, 它能克服上述各方法的不足。本项目以BP神经网络作为基于多因素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构建的基础, BP神经网络由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构成, 各层的神经元数目不同, 由正向传播和反向传播组成, 在进行产品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时, 从输入层输入影响产品技术创新预测值和评估值的n个因素信息, 经隐含层处理后传入输出层, 其输出值Y即为产品技术创新技术性能指标的预测值或产品技术创新的评估值。这种n个因素指标的设置, 考虑了概括性和动态性, 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影响产品技术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导致产品个体差异的主要因素, 尽管是黑匣子式的预测和评估, 但事实证明它自身的强大学习能力可将需考虑的多种因素的数据进行融合, 输出一个经非线性变换后较为精确的预测值和评估值。
据文献查阅, 虽然在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的现有原理和方法的改进和完善方面有一定的研究,如文献[08]、[09]、[11]等, 但尚未发现将神经网络应用于技术创新预测与评估方面的研究, 在当前产品的市场寿命周期不断缩短、要求企业不断推出新产品的经济条件下, 以神经网络为基础来建立产品技术创新预测与评估模型, 是对技术创新定量预测和评估方法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三、论文预期成果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项目研究的理论意义表现在: (1) 探索新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技术, 丰富和完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方法体系; (2) 将神经网络技术引入技术创新的预测和评估, 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方法的发展。
本项目研究的应用价值体现在: (1) 提供一种基于多因素的技术创新定量预测技术, 有利于提高预测的正确性; (2)提供一种基于BP神经网络的综合评估方法, 有利于提高评估的科学性; (3) 为企业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工作提供新的方法论和实用技术。
四、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以BP神经网络模型为基础研究基于多因素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 并建立科学的预测和评估指标体系及设计相应的模型计算方法, 结合企业的具体实际, 对指标和模型体系进行实证分析, 使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实用价值。
1、影响企业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佑的相关指标体系确定及其量化和规范化。从企业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两个方面入手, 密切结合电子商务和知识经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系统综合地分析影响产品技术创新的各相关因素, 建立科学的企业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指标体系, 并研究其量化和规范化的原则及方法。
2、影响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各相关指标的相对权重确定。影响技术创新发展和变化各相关因素在输入预测和评估模型时, 需要一组决定其相对重要性的初始权重, 权重的确定需要基本的原则作支持。
3、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研究。 根据技术创新预测的特点, 以BP神经网络为基础, 构建基于多因素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
4、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计算方法设计。根据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的基本特点, 设计其相应的计算方法。
5、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学习样本设计。根据相关的历史资料, 构建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的学习样本, 对预测和评估模型进行自学习和训练, 使模型适合实际情况。
6、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技术的实证研究。以一般企业的技术创新预测与评估工作为背景, 对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技术进行实证研究。
1、建立一套基于电子商务和知识经济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指标体系。目前,在技术创新的预测和评估指标体系方面, 一种是采用传统的指标体系, 另一种是采用国外先进国家的指标体系, 如何结合我国实际当前经济形势, 参考国外先进发达国家的研究工作, 建立一套适合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指标体系, 此为本研究要做的首要工作, 这是一项创新。
2、研究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及其计算方法。神经网络技术具有并行分布处理、自学习、自组织、自适应和容错性等优良性能, 能较好地处理基于多因素、非线性和不确定性预测和评估的现实问题, 本项目首次将神经网络技术引入企业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 这也是一项创新。
五、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技术路线的可行性论证
1、重视系统分析。以系统科学的思想为指导来分析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和变化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 并研究影响因素间的内在联系, 确定其相互之间的重要度, 探讨其量化和规范化的方法, 将国外先进国家的研究成果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建立我国企业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的指标体系。
2、重视案例研究。从国内外技术创新预测与决策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中,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归纳和总结出具有共性的东西, 探索技术创新预测与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
3、采用先简单后复杂的研究方法。对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的研究, 先从某一行业出发, 定义模型的基本输入因素, 然后, 逐步扩展, 逐步增加模型的复杂度。
4、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将研究工作与具体企业的技术创新实际相结合, 进行实证研究, 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 研究出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的成果。
评估方法论文范文3
课题来源：单位自拟课题或省政府下达的研究课题
选题依据：
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是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前提和依据。通过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 可以使企业对未来的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变化趋势有正确的把握， 从而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以减少技术创新决策过程中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只有在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发展方向的前提下， 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才能沿着正确方向开展，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才能得到不断加强。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现代商业中， 企业的技术创新决定着企业生存和发展、前途与命运， 为了确保技术创新工作的正确性，企业对技术创新的预测和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现有的技术创新预测方法可分为趋势外推法、相关分析法和专家预测法三大类。
(1)趋势外推法。指利用过去和现在的技术、经济信息， 分析技术发展趋势和规律， 在分析判断这些趋势和规律将继续的前提下， 将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向未来推演。生长曲线法是趋势外推法中的一种应用较为广泛的技术创新预测方法，美国生物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raymond pearl提出的pearl曲线(数学模型为: y=l∕[1+a?exp(-b·t)] )及英国数学家和统计学家gompertz提出的gompertz曲线(数学模型为: y=l·exp(-b·t))皆属于生长曲线， 其预测值y为技术性能指标， t为时间自变量， l、a、b皆为常数。ridenour模型也属于生长曲线预测法， 但它假定新技术的成长速度与熟悉该项技术的人数成正比， 主要适用于新技术、新产品的扩散预测。
(2)相关分析法。利用一系列条件、参数、因果关系数据和其他信息， 建立预测对象与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模型， 预测技术的发展变化。相关分析法认为， 一种技术性能的改进或其应用的扩展是和其他一些已知因素高度相关的， 这样， 通过已知因素的分析就可以对该项技术进行预测。相关分析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导前-滞后相关分析、技术进步与经验积累的相关分析、技术信息与人员数等因素的相关分析及目标与手段的相关分析等方法。
(3)专家预测法。以专家意见作为信息来源， 通过系统的调查、征询专家的意见， 分析和整理出预测结果。专家预测法主要有: 专家个人判断法、专家会议法、头脑风暴法及德尔菲法等， 其中， 德尔菲法吸收了前几种专家预测法的长处， 避免了其缺点， 被认为是技术预测中最有效的专家预测法。
趋势外推法的预测数据只能为纵向数据， 在进行产品技术创新预测时， 只能利用过去的产品技术性能这一个指标来预测它的随时间的发展趋势， 并不涉及影响产品技术创新的科技、经济、产业、市场、社会及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在现代商业经济中， 对于产品技术发展的预测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产品过去技术性能指标按时间的进展来类推， 而应系统综合地考虑现代商业中其他因素对企业产品技术创新的深刻影响。相关分析法尽管可同时按横向数据和纵向数据来进行预测， 但由于它是利用过去的历史数据中的某些影响产品技术创新的因素求出的具体的回归预测式， 而所得到的回归预测模型往往只能考虑少数几种主要影响因素， 略去了许多未考虑的因素， 所以， 所建模型对实际问题的表达能力也不够准确， 预测结果与实际的符合程度也有较大偏差。专家预测法是一种定性预测方法，依靠的是预测者的知识和经验， 往往带有主观性， 难以满足企业对技术创新预测准确度的要求。以上这些技术创新预测技术和方法为企业技术创新工作的开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预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但在新的经济和市场环境下， 技术创新预测的方法和技术应有新的丰富和发展， 以克服自身的不足， 更进一步适应时展的需要， 为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的开展和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先进的基础理论和技术方法。
目前，在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评估中， 一般只考虑如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1) 技术的先进性、可行性、连续性; (2) 经济效果; (3) 社会效果; (4) 风险性， 在对此四方面内容逐个分析后， 再作综合评估。在综合评估中所用的方法主要有: delphi法(专家法)、ahp法(层次分析法)、模糊评估法、决策树法、战略方法及各种图例法等， 但技术创新的评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其中存在着广泛的非线性、时变性和不确定性， 同时， 还涉及技术、经济、管理、社会等诸多复杂因素，目前所使用的原理和方法， 难以满足企业对技术创新评估科学性的要求。关于技术创新评估的研究， 在我国的历史还不长， 无论是指标体系还是评估方法， 均处于研究之中， 我们认为目前在企业技术创新评估方面应做的工作是: (1) 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技术创新评估指标体系; (2) 建立一种适应于多因素、非线性和不确定性的综合评估方法。
这种情况下， 神经网络技术就有其特有的优势， 以其并行分布、自组织、自适应、自学习和容错性等优良性能， 可以较好地适应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这类多因素、不确定性和非线性问题， 它能克服上述各方法的不足。本项目以bp神经网络作为基于多因素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构建的基础， bp神经网络由输入层、隐含层和输出层构成， 各层的神经元数目不同， 由正向传播和反向传播组成， 在进行产品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时， 从输入层输入影响产品技术创新预测值和评估值的n个因素信息， 经隐含层处理后传入输出层， 其输出值y即为产品技术创新技术性能指标的预测值或产品技术创新的评估值。这种n个因素指标的设置， 考虑了概括性和动态性， 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影响产品技术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导致产品个体差异的主要因素， 尽管是黑匣子式的预测和评估， 但事实证明它自身的强大学习能力可将需考虑的多种因素的数据进行融合， 输出一个经非线性变换后较为精确的预测值和评估值。
据文献查阅， 虽然在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的现有原理和方法的改进和完善方面有一定的研究，如文献[08]、[09]、[11]等， 但尚未发现将神经网络应用于技术创新预测与评估方面的研究， 在当前产品的市场寿命周期不断缩短、要求企业不断推出新产品的经济条件下， 以神经网络为基础来建立产品技术创新预测与评估模型， 是对技术创新定量预测和评估方法的有益补充和完善。
三、论文预期成果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项目研究的理论意义表现在: (1) 探索新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技术， 丰富和完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方法体系; (2) 将神经网络技术引入技术创新的预测和评估， 有利于推动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方法的发展。
本项目研究的应用价值体现在: (1) 提供一种基于多因素的技术创新定量预测技术， 有利于提高预测的正确性; (2)提供一种基于bp神经网络的综合评估方法， 有利于提高评估的科学性; (3) 为企业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工作提供新的方法论和实用技术。
四、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
研究目标：
以bp神经网络模型为基础研究基于多因素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 并建立科学的预测和评估指标体系及设计相应的模型计算方法， 结合企业的具体实际， 对指标和模型体系进行实证分析， 使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实用价值。
研究内容：
1、影响企业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佑的相关指标体系确定及其量化和规范化。从企业的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两个方面入手， 密切结合电子商务和知识经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系统综合地分析影响产品技术创新的各相关因素， 建立科学的企业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指标体系， 并研究其量化和规范化的原则及方法。
2、影响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各相关指标的相对权重确定。影响技术创新发展和变化各相关因素在输入预测和评估模型时， 需要一组决定其相对重要性的初始权重， 权重的确定需要基本的原则作支持。
3、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研究。 根据技术创新预测的特点， 以bp神经网络为基础， 构建基于多因素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
4、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计算方法设计。根据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的基本特点， 设计其相应的计算方法。
5、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学习样本设计。根据相关的历史资料， 构建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的学习样本， 对预测和评估模型进行自学习和训练， 使模型适合实际情况。
6、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技术的实证研究。以一般企业的技术创新预测与评估工作为背景， 对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技术进行实证研究。
创新点：
1、建立一套基于电子商务和知识经济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指标体系。目前，在技术创新的预测和评估指标体系方面， 一种是采用传统的指标体系， 另一种是采用国外先进国家的指标体系， 如何结合我国实际当前经济形势， 参考国外先进发达国家的研究工作， 建立一套适合于我国企业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指标体系， 此为本研究要做的首要工作， 这是一项创新。
2、研究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及其计算方法。神经网络技术具有并行分布处理、自学习、自组织、自适应和容错性等优良性能， 能较好地处理基于多因素、非线性和不确定性预测和评估的现实问题， 本项目首次将神经网络技术引入企业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 这也是一项创新。
五、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技术路线的可行性论证
1、重视系统分析。以系统科学的思想为指导来分析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发展和变化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 并研究影响因素间的内在联系， 确定其相互之间的重要度， 探讨其量化和规范化的方法， 将国外先进国家的研究成果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建立我国企业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的指标体系。
2、重视案例研究。从国内外技术创新预测与决策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中，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归纳和总结出具有共性的东西， 探索技术创新预测与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
3、采用先简单后复杂的研究方法。对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的研究， 先从某一行业出发， 定义模型的基本输入因素， 然后， 逐步扩展， 逐步增加模型的复杂度。
4、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将研究工作与具体企业的技术创新实际相结合， 进行实证研究， 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 研究出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的成果。
六、开展研究已具备的条件、可能遇到的困难与问题及解决措施
本人长期从事市场营销和技术创新方面的研究工作， 编写出版了《现代市场营销学》和《现代企业管理学》等有关著作， 发表了“企业技术创新与营销管理创新”、“企业技术创新与营销组织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与营销观念创新”等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学术研究论文， 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预测和评估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也从事过企业产品技术创新方面的策划和研究工作， 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 与许多企业有密切的合作关系， 同时， 对神经网络技术也进行过专门的学习和研究， 所以， 本项目研究的理论基础、技术基础及实验场所已基本具备， 能顺利完成本课题的研究， 取得预期的研究成果。
七、论文研究的进展计划
xx.07-xx.09：完成论文开题。
xx.09-xx.11：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发展的指标体系研究及其量化和规范化。
xx.11-xx.01：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的构建。
xx.01-xx.03：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计算方法研究。
xx.03-xx.04：基于bp神经网络的技术创新预测和评估模型体系的实证研究。
xx.04-xx.06：完成论文写作、修改定稿，准备答辩。
主要参考文献：
[01] 傅家骥、仝允桓等. 技术创新学.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8
[02] 吴贵生. 技术创新管理.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xx
[03] 柳卸林. 企业技术创新管理. 北京: 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04] 赵志、陈邦设等. 产品创新过程管理模式的基本问题研究. 管理科学学报. xx/2.
[05] 王亚民、朱荣林. 风险投资项目ecv评估指标与决策模型研究. 风险投资. xx/6
[06] 赵中奇、王浣尘、潘德惠. 随机控制的极大值原理及其在投资决策中的应用. 控制与决策. xx/6
[07] 夏清泉、凌婕. 风险投资理论和政策研究. 国际商务研究. xx/5
[08] 陈劲、龚焱等. 技术创新信息源新探. 中国软科学. xx/1. pp86-88
评估方法论文范文4
关键词：社会计算；创新能力；培养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5-0043-03
一、研究背景
作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研究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终极目标，是高等院校知识创新水平的综合体现，是国家未来整体创新能力提高的根基和源头。
尽管国家十分重视研究生教育的质量问题，但各个高等学校或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培养模式，与西方先进国家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如在教学方式上，美国教授采用多样化的开放式教学方式；而我国则以老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为主，遏制了学生大胆想象和创新的能力。不难发现，我国的研究生培养模式还需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因此，要从多方面改革和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切实抓好研究生培养质量问题，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以研究生的培养机制为切入口，研究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深层次的体制因素，总结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体制困境，将有助于研究生培养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有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有助于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及研究生教育质量。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问题，许多学者从多维度对其进行了探讨。
1.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制约因素。张应春等认为应通过消除：文化中的保守、谦虚、礼让等心理负面作用；高度集中与僵化的教育体制；人事制度所产生的束缚作用；高校藏书、仪器设备等办学条件的限制等消极影响来促进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1]。钱存阳认为我国研究生生源质量不高，研究生教育近亲繁殖现象严重，管理松散，导师队伍建设不太合理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2]。张优智等认为传统教育观念、滞后的教学体系、师资问题、僵化的人才管理模式和研究生待遇低等因素影响着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3]。
2.课程教学、师资队伍建设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关系。丁毓峰提出建立基于UGSPLM的创新能力培养平台，来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4]。吴巨慧等认为应通过对课程教学、研究实践、学位论文撰写等形成过程要素的优化和整合，探索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新模式[5]。杨春梅等认为应通过课程设置的基础化和综合化，实行学生自主学习和教师重点讲授相结合的方式来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6]。王友仁等以研究生“DSP技术应用”课程介绍为例，提出了进行现场示范式教学、师生探讨交流的授课方式，并结合学位论文课题或科研项目完成的课程教学模式，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7]。段辉等认为应通过调整课程设置，开展多种形式教学，创造活跃的学术环境等方法来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8]。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王伟提出应打破导师聘任终身制，实行研究生导师课题组制度，建立研究生导师上岗培训制，吸纳国内外优秀学术资源等建议，发挥导师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的积极引导作用[9]；姜友芬等从导师遴选和评估制度、导师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导师的客观制约因素三方面分析了导师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过程中的作用[10]。黄学认为导师应利用自身的科研思维和科研成果来提高研究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11]。
3.开展学术活动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作用。杨立敏等认为应构建层次性、互动性、系统性相结合的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来培养创新型人才[12]。陈亮等认为应通过组织各种学术活动，培养研究生的创新人格和创新思维[13]。辛英认为开展学术活动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一种有效方式[14]。宋晓平等认为应通过创新自由开放的学术环境，构建良好的学科生态环境，追踪学术前沿，发展探索问题的能力等来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15]。
4.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程智勇认为应树立广泛的适应观念，重视学生的独立和创造性培养，重视学生创新思维和综合素质的培养[16]。王静等从提出了课程设置以专业为主、多学科渗透，教学方法不拘一格，充分发挥研究生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其标新立异，创造条件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紧跟学科研究前沿四结合的研究生创新培养模式[17]。程萍提出了基于校企合作培养研究生的模式；郑浩等认为提出研究生创新教育模式有宏观、中观、微观之别，并尝试构建我国研究生创新模式系统[18]。
5.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途径与对策。李刚等认为应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改革招生制度和培养方式，严格论文管理，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创造有利的条件[19]。葛亚宇认为应从教育主管部门、培养单位和指导教师等三个层面入手，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深化改革、推进创新的具体建议[20]。王少文等认为应更新教育观念，营造创新氛围；优化导师队伍，提高导师素质；调整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倡导自主学习，灵活选用资料；重视研究方法论教育，提高研究生文献检索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等来培养军校研究生的创新能力[21]。宋瑞平指出应通过德育教育来加强和完善创新能力培养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措施[22]。王伟认为应通过改进教学、建立并实施评优机制、营造有利于创新人才的成长环境、提高导师素质等措施来提高研究生的创新能力[23]。王兰珍认为应通过设立研究生培训基金，实验课教学方式的改革，鼓励研究生参加研究兴趣小组，加强导师对研究工作的指导，采用灵活的注册学习方式等途径来达到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目的[24]。谭迎新等认为应从产学研合作，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等方面来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25]。
纵观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成果，发现其中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研究理论多数集中于教育学的理论，而用社会学理论研究研究生创新教育的很少；二是研究的层面上大多只对创新教育方法进行讨论，没有能够从社会层面探究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缺乏的深层次原因；三是在研究对象上，现有研究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自身主体因素分析较多，而很少去关注研究生所置身的体制环境和机会环境；四是研究方法问题，它们大多只局限于定性研究方法上的讨论，而将定量研究方法运用于其中的十分罕见。因此，基于社会计算方法来探索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优化问题，从“研究生培养机制”的角度来分析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问题，尚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学术领域。
三、基于社会计算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构想
1.基本目标。本文基于社会计算方法来探索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优化问题。具体来讲，基本目标主要体现在：①建立基于多主体技术的能有效模拟研究生培养过程的人工（仿真）系统。②提出一套评价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效果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③构建人工系统与真实系统互动演化的平行执行系统，在对人工系统进行不断优化的基础上，得到能有效改善真实系统的策略和措施。④设计并实现基于社会计算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优化的原型系统。
2.主要内容。①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过程的建模研究。对研究生的培养现状进行调研，总结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涉及到的各个主体，基于多主体技术构建能有效模拟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过程的人工系统。②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效果的评估方法。在对研究生、研究生导师及教学管理人员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构建能有效反映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效果的一套指标体系，提出一种能合理评估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效果的评估方法。③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的评估、调整和优化。构建人工系统与真实系统互动演化的平行执行系统，在人工系统中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进行“冲击”实验，完成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的评估、调整和优化；在对人工系统进行不断优化的基础上，得到能有效改善真实系统的策略和措施。④应用实例和原型系统。以国防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培养为研究对象，采用本项目构建的基本模型和主要方法，重点研究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的评估、调整和优化，制作一个比较完善的应用实例和原型系统。
3.研究方法。针对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和工程系统的社会化复杂性特征，王飞跃提出了基于人工社会（Artificial Societies）―计算实验（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平行执行（Parallel Execution）的ACP社会计算方法。本项目将依据ACP方法建立一套基于多主体技术的能有效模拟研究生培养过程的人工（仿真）系统，构建人工系统与真实系统互动演化的平行执行系统。在对人工系统进行不断优化的基础上，得到能有效改善真实系统的策略和措施，为解决动态性、宏观性、复杂性的社会问题提供实时有效的方案。
4.特色与创新之处。①基于多主体技术构建能有效模拟研究生培养过程的人工（仿真）系统。该人工系统能实时展现研究生培养的整个过程，快速地反映出当前机制下的研究生培养效果。②提出一套评价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效果的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采用该评估方法在人工系统中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进行“冲击”实验，完成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的评估、调整和优化。③基于社会计算方法，构建人工系统与真实系统互动演化的平行执行系统。在对人工系统进行不断优化的基础上，得到能有效改善真实系统的策略和措施，为解决动态性、宏观性、复杂性的社会问题提供实时有效的方案。
四、结语
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是研究生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国家未来整体创新能力提高的根基和源头。本文基于社会计算方法提出了一套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的构想。本构想有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体系，有助于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及研究生教育质量。
参考文献：
[1]张应春，丁毅强，曾文曲.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若干因素及其对策[J].高教探索，2000，（2）：56-58.
[2]钱存阳.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障碍与对策分析[J].高教探索，2004，（1）：52-53.
[3]张优智，李治.阻碍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因素探析[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4，（6）：87-90.
[4]丁毓峰.基于UGSPLM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平台[J].装备制造技术，2007，（7）.
[5]吴巨惹，李金林.整合与优化：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要素分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8）：156-158.
[6]杨春梅，席巧娟.课程与教学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的基础[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4，（6）.
[7]王友仁，姚奋，储剑波，崔江，等.探索研究型课程教学模式，培养学生工程实践与科技创新能力[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04，（2）.
[8]段辉，孙信丽，钟艳.课程教学是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基础[J].中国林业教育，2002，（3）：46-47.
[9]王伟.导师队伍建设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7，（4）：131-133.
[10]姜友芬，吴宏翔，熊庆年，等.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导师因素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05，（6）：51-54.
[11]黄学.试论研究生导师的素质、职责及指导研究生的途径[J].广西大学学报，2004，（1）：105-108.
[12]杨立敏，安青菊，王亮.论研究生学术交流平台的建设[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6，（1）：110-113.
[13]陈亮，王玉国.浅谈学术活动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中的作用[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280-281.
[14]辛英.学术活动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中的作用[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3，（3）：121-122.
[15]宋晓平，等.从研究生育才环境谈起[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0，（1）：43-46.
[16]程智勇.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新探索[J].扬州大学学报，2006，（2）：29-32.
[17]王静，金征宇.中美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比较和启示[J].平原大学学报，2005，（8）：72-74.
[18]郑浩，常思亮.研究生创新教育模式的研究现状及启示[J].扬州大学学报，2003，（12）：44-47.
[19]李刚，洪艳，赵春晖.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对策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7.
[20]葛亚宇.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探析与思考[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7，（3）：89-91.
[21]王少文，武成刚，果青.军校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主要途径[J].军事经济学院学报，2006，（3）：83-84.
[22]宋瑞平.努力通过大学德育教育加强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J].中国科技信息，2005，（2）：185.
[23]王伟.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初探[J].江苏教育，2004，（6）.
[24]王兰珍.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途径的实践与探讨[J].中国林业教育，2003，（2）：61-62.
[25]谭迎新，胡双启，曹雄，张建忠.高校产学研合作培养创新人才的探索[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3，（10）：87-89.
评估方法论文范文5
【关键词】民族生态学；美国；苏联/俄罗斯；学科比较
【作 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3-0067-00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Ethno-ecologies from U SA and Soviet Union/Russia
Fu Guanghu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ompared ethno-ecology from US tradition with one from Soviet Union/Russia based on their theory origins， research objectives， research methods and academic influence Thus makes Condusion that although the ethno-ecologies were born within anthropology or ethnology， and who did the researches were mainly anthropologists or ethnologists， they had great differences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was the difference of meaning of prefix “ethno-” The prefix “ethno-” within Soviet Union/Russian ethno-ecology was only related to “ethnos”， however， within US ethno-ecology， the meaning of the prefix “ethno-” was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was a kind of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ic
Key words： Ethno-ecology； United States； Soviet Union/Russia； Discipline comparison
民族生态学是一个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吸引了来自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到其中来。在中国，民族生态学的发展还比较滞后，存在的理论盲点亦比较多，如国内学术界在学理上对美国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与苏联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以下简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之间区分不够，因此难以整合来自两个不同学术传统的学者，从而影响到整个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才影响到其他学科，从而扩散成一个庞大的学科；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也是由民族学家提倡，但它属于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的交叉学科，是针对民族地区进行的生态学研究。因此，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相异之处又颇多。本文从理论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影响上对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予以比较，希望能为学科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一、理论渊源
理论渊源最能说明一个学科的属性，因此历来学科史的回溯都是指引一个学科发展的必要工作。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在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手中，但由于在理论渊源上有所区别，才导致了它们之间异同共存的现象。
在美国，民族生态学的诞生有一个发展的历程。早在1875年，鲍尔斯（Stephen Powers）就提出了“土著植物学”的概念，是今日民族植物学能够追溯的最早起源。二十年后，考古学家哈什伯格（John W Harshberger）在美国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植物学”一词。1914年，美国民族学家亨德森（Junius Hendersen）和哈林顿（John Peabody Harrington）在美国民族学局组织的“动物在塔瓦印第安人中的地位”的调查中首次提出“民族动物学”这一新词［1］。从这一学术史追溯来看，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这两门民族生态学的分支学科的诞生都比较早。直到1954年，“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才为康克林（Harold Conklin）首创。康克林通过考察菲律宾哈努诺人（hamunoo）植物术语的内容和结构，证实了民族植物分类的等级本质。康克林提供了第一个人类的自然资源概念的真实洞察，而不像以前的民族生物学研究首先关注的是记录人类对生物的应用［2］pp846-848）。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基本上限制在具体的人与动植物关系的研究上，人类学家们花费大量力气去创建动植物的清单，并记述其使用状况。虽然这样的研究缺乏理论的框架，但却有助于发现传统社会的动植物分类体系的本质。不过在此之后，由于受到认知理论的影响，民族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民族科学的方法，即把个体视作文化生成体和把语言视为信息编码的媒介。这样以来，虽然人类学家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仍是记述动植物分类及其应用，但是其目的却是试图依此透视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的深层结构。鉴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主位立场、民族志方法、认知的视角等特征，因此被有些人类学家称为系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还有的学者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学术谱系要比上述更为庞杂，如墨西哥生态学家托莱多（Victor M Toledo）就认为民族生态学是融合了民族生物学、农业生态学、生态民族志意义上的民族科学以及研究自然资源传统管理体系的环境地理学等的总学科［3］（pp5-21）。最近又有学者声称，民族生态学有社会科学、生物科学和阐释艺术与科学3个父母：社会科学中人类学发展了主位立场等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工具；生态学家和其他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的重要的、细节的适应系统的研究报告；阐释作品展示了反思的必要性和价值［4］（pp5-15）。当然，这些都是一家之言。总的来说，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最初的理论渊源更多地在人类学内部，虽与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有一定的交叉，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所有的民族生态学家都具备人类学家的身份。只不过最近一二十年生态学者的介入使得民族生态学的情况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第四部分中详述。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一样，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理论渊源也较为复杂。在苏联存续后期，苏维埃民族学家们认为民族学是一门以研究世界民族为对象的学科［5］（p3）。不过，由于民族总是在一定区域内逐渐形成的，受到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制约，采用各种方式去适应这样的自然条件，因此民族文化常常具备适应环境的特点。科兹洛夫认为“可以把处于目前这种状态下的民族学明确为其研究范围包括民族共同体这一最稳固和最重要的人们集体生活形式之一的产生和存在的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学科。”［6］（p215）这样，摒弃了传统研究范围“本位主义”态度以后，民族学家们积极地参加了反映社会需要的新领域的工作，民族生态学的形成正是如此。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勃罗姆列伊（Julian Bromley）也类似地指出：“当代民族学由于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民族社会）过程各方面的研究都有关系。这对于围绕民族学所形成的日益众多的相邻学科――从民族经济学和民族生态学到民族社会学和民族心理学，尤其如此。”［7］（ p246）事实上，早在1981年，勃罗姆列伊就发表了《人类生态学的民族方面》一文，虽然文中尚未提到“民族生态学”这一术语，但其中关于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的特点、各民族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特殊性等民族生态学原理已在这篇论文中得到充分运用。与此同时，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集体编写的《社会与自然》一书中也已包含民族生态学的许多原理，比如该书强调指出了历代民族文化传统对保护生态是有意义的［8］。勃罗姆列伊还在1982年俄文版的《民族学基础》第三章“非洲各族”单列“地理环境”一目，其中言道：“非洲的地理条件十分复杂，各种自然因素及其区域性配合都很协调，为非洲境内各民族的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生态条件和相应的食物和技术资源。几千年来，人们适应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过程，构成非洲各民族全部经济文化史的物质基础。”［5］（p155）在借鉴同仁们理论、观点的基础上，科兹洛夫充分吸收了来自人类生态学的思想，于1983年正式提出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的学科。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是一门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学科。由于其与人类生态学的密切联系，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的特点，而且这一特点表现在生物方面，也特别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民族生态学形成的比较缓慢，是在吸收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与人类生态学有关的内容的基础上形成的。1978年开始的由美苏两国民族学家、人口学家、体质人类学家等共同参与的“为提高各民族和民族群体长寿率开展人类学和民族社会学的综合研究”，对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9］。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在人类学界内部产生的，它吸收了描写语言学的认知理论，变成了民族科学的一个亚领域，后来也受到农业生态学、阐释学以及环境地理学等学科的影响；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是在民族学界内部产生的，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交叉而产生，甚至包含有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的若干领域，可见其理论渊源之混杂。
二、研究对象
苏联民族学家勃罗姆列伊认为：“每个学科的对象是在形成一定传统的学科实践中形成的。在确定今天某一学科的轮廓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些传统……而一个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相应地又同阐明它与相邻知识领域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p235-236）从勃氏的上述论断足可得见研究对象对一个学科的重要性。民族生态学自也不能例外，其研究对象的确定对学科的存续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自从康克林1954年提出“民族生态学”之后，学者们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一直有所争论。然由于康克林不是特别重视理论上的研讨，因此这项工作留给了后来的民族生态学家。到1964年，斯特蒂文特（William Sturtevant）提出，“ethnoecology”一词中的前缀“ethno-”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指的是那些从群体自观出发的研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就变成了群体自观下的生物内在联系［10］（p216）。稍后，美国人类学家布罗修斯（J Peter Brosius）等人在界定民族生态学时暗示出其研究范围是传统群体如何组织和分类其环境知识和环境过程［11］。这样看来，民族生态学在当时的研究对象是处于传统社会的群体，范围则仅限于这些群体如何认知环境，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不过，民族生态学家马丁（Martin）认为，民族生态学涵摄了地方性群体与所有的自然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研究范围包含了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医药学以及民族动物学等诸多亚领域。在研究对象上，民族生态学家大多聚焦于土著人环境知识的研究，但他同时也指出，民族植物学家也乐意研究农民传统的农技实践，而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土著人［12］（pxx）。当然，一些生态学家、人类学家正试图扩大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他们认为不仅农村居民值得研究，城市中也有民族生态学存在的空间；不仅要研究特殊群体的传统生态知识，而且要关注漫长历史时期内的生态变迁。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家仍然继续关注传统居民的动植物利用和资源管理实践，关注这些传统生态知识在维护生态安全上的独特价值。
与美国有所不同，苏联式民族生态学最初就是围绕民族（ethnos）来展开的，因此任何跟民族有关的人类生态学问题当然是其职责所在。这里的“ethnos”不同于英语中的“nation”或者“people”，用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勃罗姆列伊的话说就是指“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点、确定独立的心理特点以及区别于其他类似共同体的联合意识的人们共同体”［13-15］。一般来说，“ethnos”大致相当于英语学界流行的“ethnic group”。正是根据这样的理解，科兹洛夫认为民族生态学的形成取决于作为人的特殊共同体的民族（ethnos）的特点［8］，而且其所涉及的问题超出了民族地理学、民族人类学和民族人口学的范围。“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族群或族共同体在所居住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谋取生存的传统方式和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人体产生的影响，族群或族共同体同大自然作斗争的特点及对自然界的影响，它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职能作用的规律等等。”［16］到1991年，科兹洛夫主编出版了名为《民族生态学：理论和实践》的论文集，共汇集16篇论文。除涉及生存保障体系外，它还与地理学、人口学、生物学、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相交叉，阐述特殊的地理环境对各民族的生计、饮食、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体质、人口再生产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科兹洛夫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写道：民族生态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在自然和社会―文化条件下生活的各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生存保障体系的特点，复杂的生态联系对人们健康的影响；研究各民族利用自然环境以及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态系统形成的规律和功能［17］（p43）。实际上讲的就是各民族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作用。科兹洛夫接着论述道，首先要研究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生物适应和与他们的经济活动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适应，这些适应反映在物质文化特点（饮食、服装等）中，甚至反映在民族植物学和民族医学中；其次研究人们在个体和集团层面对周围环境和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之心理适应的主要方式，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等；再次还需研究族群和自然的关系，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并借助利用那些物质资源的传统进行生态学教育和其他目的的教育［17］（pp43-44）。与1983年发表的2篇论文相对照，科兹洛夫在1991年的这篇前言中对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补充了一些原来尚未涉及的内容，如“预防或降低环境压力的传统方法”、“对生态恐怖、生态灾难趋势的预测”等。对于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中央民族大学任国英教授认为其“不仅仅局限于民族学与生态学两学科的交叉，他们（指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家）的学术理念是将生态环境与各民族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本学科的研究框架内。”［17］（p44）堪称一语中的。
两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美国式民族生态学仅仅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也基本上限制在传统的居民群体，范围主要围绕这些群体的植物、动物、土地的分类与利用以及他们资源管理的实践等传统生态知识来进行。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研究对象界定为族群或族共同体，范围是与族群或族共同体有关的生态环境的方方面面，范围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与当前欧美人类学界流行的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基本类似。
三、研究方法
对一个学科来说，确定其研究对象之后，就会面临着如何去研究的问题，亦即采用何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民族生态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要在方法论上有自己独特之处，方才能得到相关学科学者的承认，在学术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因此它很大程度上采借了其正规的资料收集方法。为了解被研究群体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会设计几个层级的问题，他们首先会问本地有哪些生物？其中有哪些植物？其中有哪些是树？常绿树和落叶树有何差异？这里有哪些不同种类的针叶树？针杉和松树有何不同？……这样一直到最低层级为止［18］（p60）。通过向该群体的不同的人提问同样的问题，经过分析综合，基本上就能够获知被研究群体对他们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的认知总图。不过，后来民族生态学家们逐渐发现，由于他们采用这种假设性的分类，一些被访谈者可能会依照访问者的逻辑去推定，甚至创造出当地没有的事物来。于是民族生态学家们只好又重新依靠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的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费时又费力，但好在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很高。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民族生态学家们常常需要正确记录动植物的当地名称、学名、科属，必须涉及到它的日常用途和仪式用途、利用的部位以及特殊的去除毒素之类的加工技术，甚至还需要了解有关的神话传说，以便更好地把握它们在地方文化中的功用。有时，研究者还被要求采集和保存那些他们记录下来的动植物标本和材料。当然，如今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虽然在资料采集和分析方法上与以前差别不大，但他们看待这些资料的视角却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美国民族生态学家纳扎里（Virginia D Nazarea）就指出，民族生态学是“从某个点出发的视角”，它不仅要摒弃以前那种无历史和政治的倾向，而且要看到权力和风险在塑造环境解释、管理和妥协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民族生态学者才能在跨学科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充当主角［19］（pp1-19）。
苏联民族学家们认为直接观察是获取民族学情报资料的基本方法，但苏联民族学界起初转向“综合集约调查法”，后来则以夏季短期的小组或个人旅行来排斥综合调查，总的来看是逐渐放弃了“定点”的直接观察方法。鉴于上述民族学调查方法的走向，民族生态学的奠基者之一勃罗姆列伊声称一定要坚持直接观察、定点长期调查的方法，同时还可以根据研究客体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采纳问询调查法、历史比较法、类型学方法等其他的研究方法［20］（pp136-146）。但勃罗姆列伊的主张未能坚持多久，苏联就遭遇了解体。随后，民族学也遭受前所未有的学科危机。正是在这个阶段，科兹洛夫总结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在1994年出版的《民族生态学――学科形成和问题史》一书中，科兹洛夫全面阐述了苏联民族生态学的学科性质、基本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及与其他学科间的关系；其中还对阿塞拜疆的阿塞拜疆人和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人进行研究，开拓性地把移民和民族冲突问题纳入民族生态学研究的视野［17］（p43）。从前人翻译的2篇论文和任国英教授的总结来看，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仍然坚持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同时吸收了人类生态学的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有了自身一定的支撑。20世纪末以来，由于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传入，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研究注意同国际接轨，研究中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理论观点，在研究方法上更加注重实地调查，将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17］（p44）。笔者曾就这一问题向俄罗斯继科兹洛夫后最负盛名的民族生态学家亚姆斯科夫（Anatoly N Yamskov）请教，他认为苏/俄民族生态学依然坚持经典的田野工作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民族生态系统的概念，同时注意使用精细的统计数据和自然地理资料。
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由于诞生在认知人类学内部，因此它不仅继承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无结构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而且以其独特的研究步骤和视角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初创于20世纪80年代，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因此研究方法上更多地依赖民族学的直接观察的方法，同时也适当吸纳了系统生态学等理论与方法。只有在俄罗斯民族学界与西方人类学界广泛交流一段时间以后，民族生态学研究才获得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源泉，从而推动了这一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四、学术影响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美苏两种传统民族生态学的学术影响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学术的辐射能力。
美国式民族生态学诞生于人类学内部，本身是民族科学（认知人类学）的一个亚领域。虽然认知人类学在20世纪60-70年代曾经风靡一时，但随着实践理论、阐释人类学以及反思人类学的出现，民族生态学本身也成为某些学者清算的材料。不过，在文化人类学内部，民族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和视角，还是得到广泛的承认的。这从《美国人类学家》、《美国民族学家》、《当代人类学》等顶级杂志上刊登的为数不菲的民族生态学研究论文上可以得到证实。在人类学界之外，民族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也得到了植物学、动物学、生物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学者的认可，还有的学者针对性地进行了理论方面的探讨，如墨西哥生物学家托莱多、资源地理学者巴顿（David Patton）都有专门的研讨文章问世。不过，最能说明一个学科影响力的也许要看它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辐射能力了。由于美国社会科学在当今世界研究社群中居于统治地位，单从其数量庞大的实践者、分配到的资源以及学科方法论的影响力上就可以略见端倪，因此美国式文化人类学领导着世界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印刷文本的广为传播更是奠定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优势地位［2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如今也已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中国、墨西哥、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生根发芽。英国与美国同文同种，因此较早接受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坎特布理肯特大学的埃伦（Roy Ellen）博士更是这一领域中享誉世界的学者，他与《皇家人类学刊》合作出版了名为“Ethnobi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humankind”的特刊，集7篇专门研究于一体，足见民族生态学在英国人类学界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在俄罗斯国内，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的学者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国传统的影响，如今他们在英语写作中已把自身原来应用的“ethnoecology”改称为“ethnic ecology”，且认为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跟美国的文化生态学或生态人类学相差无几［22-24］。
苏/俄式民族生态学虽然创立较晚，但不论在苏联时代，还是在俄罗斯时代，都能在民族学界占有一席之地。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还成立了民族生态学部，专门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从1997-2005年，俄罗斯民族学家与体质人类学家联合会共举办了5次大会，每次会议都有15-20篇的民族生态学专题研究论文参与［22］。在论文的发表上，俄罗斯权威的民族学期刊《民族学观察》（即以前的《苏联民族学》）从1975-2004年共刊发了24篇民族生态学方面的论文，虽然与民族政治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跟民族心理学、民族社会语言学等其他新兴研究领域一起处于第二序列［24］。值得高兴的是，俄罗斯的学者们还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名为《民族地理学与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丛刊，专门刊发民族地理学和民族生态学研究方面的论文。在学术研究之外，学者们还积极参与生态学评估。1999年，民族生态学家斯泰潘诺夫（Valery Stepanov）还主持编纂了《民族生态学评估方法》一书，为俄罗斯民族生态学家参与生态学评估提供了学术指引。由于民族生态学研究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上述良好的基础，因此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在进行研究时也深受影响。对此，亚姆斯科夫曾经说道：“在土著人土地权利和传统居住领域内进行研究的许多专家，他们有着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生物学）以及社会学的训练背景，如今喜欢称呼自己为‘民族生态学家’。”即使在一些地方法案的建议草稿中，甚至流行的术语“传统自然资源应用领域”（TTUs）也正在转变成“民族生态学领域”［25］。不过，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俄罗斯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对外传播并不是很广泛，仅在原来的加盟共和国内流布。中国从1984年开始译介相关理论，然迄今为止，仅译介过科兹洛夫的2篇论文，且其中尚有不同程度的重复之处。2009年，任国英教授的《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一文算是稍微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在人类学或民族学界内部仍充满活力，都对其他学科造成一定的影响，也都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的辐射力。但美国式民族生态学更具活力，如今已经得到植物学、生态学等领域学者的认可，跨学科的合作日益增多，兼且美国式民族生态学的向外传播更为广泛，如今已经影响到世界上主要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大国。
五、结果与讨论
透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发现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虽然都诞生于民族学或人类学界内部，从事研究的也都是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但两者之间却有着比较大的区别。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不同的对象所致。我们知道，美国号称为“文化人类学”，其研究的对象是人及其文化，文化在其中尤占重要地位，这跟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始终追求理解土著居民的生态观念有着根本联系。苏联（俄罗斯）既然号称为“民族学”，而且在实际研究中都是围绕“民族”（ethnos）来进行的。苏联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仅表示着与“民族”（ethnos）或族群单位相关，而并不像美国式“ethnoecology”中的前缀“ethno-”，其意思乃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是一种主位的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研究。前缀“ethno-”意义的区别乃是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之间的根本差别。鉴于这种意义上的差别，一些俄罗斯学者已经采用“ethnic ecology”来指称苏/俄式民族生态学。
在准备和阅读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苏联/俄罗斯民族学者都认同这种跨领域的学科。如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切什科（Sergei Cheshko）就认为民族学中出现的民族生态学等之类的亚学科大部分都是夭折的分类。因为它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情，学者们只是继续做他们过去做的东西罢了，而且以后这些亚学科的继承者会为他们抓住的一点皮毛而沾沾自喜起来，甚至会声称一切事物离开了生态学无法解释［26］。切氏的论述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只是在学界内部划分一下势力范围，而没有理论方法上的升华，这种划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事实上，如果民族学人类学者因为沉迷于分支领域的研究，而未能坚持“全貌观”的基本准则的话，那么这种分支不要也罢。
依上述认知去审视美苏两种传统的民族生态学，我们会觉得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具备其自身的学科特点，而且具备完善的方法论工具，是一种人类学生态研究范式的更新。而苏/俄式民族生态学则不然，它更多的是对人类生态学的一种类比，主要作用在于划分学术领域，既没有形成独特的学科特点，也没有完善的方法论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苏/俄式民族生态学一无是处，它所开拓的文化适应不完善的思想、对不同族体的心理适应的研究、景观民族特点的论述，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生态研究仍然具有其独特价值。
（致谢：俄罗斯科学院亚姆斯科夫博士曾向笔者提供他的论文电子版以供参考，还在电邮中耐心地回答了笔者的疑问，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1］〔法〕乔治•梅塔耶、贝尔纳尔•胡塞尔著，李国强译民族生物学（上）［J］世界民族，2002（3）
［2］ Justin M Nolan Ethnoecology［A］ H James Birx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vol2） ［C］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6
［3］ Victor M Toledo What is ethnoecology?： origins， scope， and implications of a rising discipline［J］ Etnoecologica， 1992（1）
［4］ David Patton Ethnoecology： The Challenge of Cooperation［J］ Etnoecologica， 1993（2）
［5］〔苏〕Ю•В•勃罗姆列伊、Г•Е•马尔科夫主编，赵俊智译民族学基础［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苏〕BN科兹洛夫关于民族学的界限问题［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译文集（三）［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7］〔苏〕Ю•В•布朗利从逻辑系统分析看民族学的对象［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译文集（三）［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8］〔苏〕科兹洛夫著，黄德兴译民族生态学的任务［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4（3）
［9］〔苏〕B科兹洛夫著，王友玉译民族生态学的基本问题［J］国外社会科学，1984（9）
［10］ Catherine S Fowler Ethnoecology［A］ D Hardesty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C］ New York： Wiley， 1977：216
［11］ J Peter Brosius， George W Lovelace， and Gerald G Marten Ethnoecology：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Knwledge［A］ Gerald G Marten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C］ Boulder： Westáview Press， 1986
［12］ Gary J Martin Ethnobotany： A Methods Manual ［M］ London & Sterling， VA： Earthscan， 2004： xx
［13］ Marcus Banks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M］ London： Routledge， 1996：19
［14］〔苏〕尤里•勃罗姆列伊著，李振锡、刘宇瑞译民族与民族学［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39
［15］潘蛟勃罗姆列伊的民族分类及其关联的问题［J］民族研究，1995（3）
［16］〔苏〕B•И•科兹洛夫著，殷剑平译民族生态学研究的主要问题［J］民族论丛，1984（3）
［17］任国英俄罗斯生态民族学研究综述世界民族，2009（5）
［18］ Emilio F Moran Human Adaptability： An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2
［19］ Virginia D Nazarea， A View from a Point： Ethnoecology as Situated Knowledge ［A］ Virginia D Nazarea Ethnoecology： Situated Knowledge/Located Lives ［C］ Tucs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9
［20］ Ю•В•布朗利、MB克留科夫民族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学派和方法［A］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译文集（三）［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1］ Valery A Tishkov US and Russian Anthropology： Unequal Dialogue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J］ Current Anthropology， 1998（1）
［22］ Anatoly N Yamskov Applied Ethnology in Russia［J］ NAPA Bulletin， 2006（1）
［23］Elena Tinyakova Fieldwork： Man in the System of Nature and Priority of Natural Laws in Human Life ［J］ Coll Antropol 2007（2）
［24］Sergey Sokolovskiy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in Russia： Draft Case Report ［Z］ Paper presented at “Anthropology in Spain and Europ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Madrid， September 2-7， 2008
评估方法论文范文6
关键词：中国；循证矫正；循证教育；推进策略
中图分类号：DF613
文章编号：1008-4355（2016）05-0046-07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5.06
循证来源于西方英文词汇“Evidence-based”，最初它被翻译成 “求证”或“实证”，1996年复旦大学王吉耀教授正式把它译为“循证”，得到了学界广泛的认同，此后，循证作为一个中文词汇诞生了。循是指遵循，而证是证据的意思，循证就是遵循相关的证据，主要指根据或者遵循最佳的证据来处理事情、制定方案。它是一种理念和方法论。
循证最初被应用于医学领域，1970年代初期，英国流行病学家科克伦最先提出“循证”，后来加拿大学者戴维・萨克特对循证在医学的应用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和研究。1992年，盖亚特博士以及他的团队发表了《循证医学：医学实践教学的一种新方法》，首次提出了循证医学的概念。循证医学基本宗旨：谨慎、科学地选取适用当前己有的最佳研究证据，结合资深医师的工作技术与临床实践，充分顾及患者的期望，并确定治疗方案。随着循证医学影响的扩大，循证理念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人文科学领域。循证教育、循证心理学、循证管理、循证培训等广泛兴起，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循证运动。20世纪末，循证实践在司法界得以引入和应用，西方国家尝试、推广、运用循证矫正。在20世纪中期，西方社会面临犯罪率及再犯率双高、监狱人满为患的局面，有人批评保障就业为基础的假释制度，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做法。后来，引入康复模式，该模式把罪犯当成需要治疗的病人，认为只要对他进行治疗、矫正，就能够康复，但是，在矫正实践中发现，矫正成本高、收入甚微、高耗低效、投入高于产出，矫正工作效果饱受质疑。1999年，谢尔曼等人提出“循证警务“概念， 2000年，达拉斯・马肯泽提出“evidence-based corrections”，即以证据为本的矫正，被美国、瑞典、加拿大等国实证认为有效的囚犯矫正模式。美国有研究表明，自19世纪80、90年代采用循证矫正后，刑满释放人员再犯罪率比原先未采用循证矫正的再犯率明显降低，后推广到世界其他国家。循证矫正是指矫正工作者在矫正罪犯时，针对罪犯的具体问题，寻找并按照现有的最佳证据（方法、措施等），结合罪犯的特点和意愿实施矫正活动的总称。
循证矫正作为一个新概念，从2012年下半年起，已逐渐成为了中国犯罪学、监狱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循证矫正在中国正式推广是以江苏省宜兴市“循证矫正方法及实践与我国罪犯矫正工作研讨班”的召开为标志的。此后，中国司法部确定全国九所条件较好、理论研究基础相对扎实、罪犯改造经验较丰富的监狱为循证矫正试点机构。
一、循证矫正在中国实践与推广的困境
新形势下，社会对监狱的教育矫正与改造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仅要求控制初犯率，而且刑满释放人员的再犯罪率也日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指标。对罪犯的矫正从最初的重视监禁与惩罚为主转变到教育与改造为主的人道主义服务。循证矫正正是适应这种变化的新理念与新模式，它成为了现代科学精神在矫正领域的鲜明体现，也是人本主义思想的生动展现，能够为罪犯的矫正与改造带来巨大变革，同时是一种被发达国家通过实践证明的矫正技术与矫正方法，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广泛认同，把循证矫正相关的理念与矫正方法引入到中国罪犯矫正的实践中，具有较大的理论创新以及实践意义，它能够帮助我们提高罪犯矫正与改造的科学性，增强矫正效益，提高改造质量，帮助降低社会犯罪率。
循证矫正是2012年引入中国的，随后全国多个监狱开始了循证矫正的试点工作，关于循证矫正的相关研究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虽然中国已实施循证矫正的试点项目，但是就目前的实践经验来看，还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可供推广的实践模式，在中国当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循证矫正在实践中面临种种困难，显露出不少技术以及观念上的缺陷。
（一）循证矫正专业力量如何发挥，矫正研究与实践如何进一步结合
循证矫正涉及四个主体，研究者、实践者、管理者及矫正对象，这四大主体彼此之间是相互配合、共同合作的统一整体。在循证矫正中，研究者代表专业力量，研究者致力于开展实验研究、准试验研究、相关研究、个案研究等，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实验为循证矫正提供相关的行动指南、标准或手册。
循证矫正在中国的推行是一个行政主导的过程，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而非专业主导的过程。循证矫正是通过司法部的整体部署，各级司法部门的高度配合而开展起来的。从2012年之后，中国出现九个行政作用下的循证矫正监狱试点，这些试点项目离不开相关政策的支持以及整个司法体制的力量，特别是司法工作人员、行政人员的贡献。在循证矫正推行的过程中，专业性的力量没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罪犯矫正与改造的相关研究人员、专家学者没能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循证矫正实践中来。虽然，以行政力量进行循证矫正的推动具有一定的效率，我们不能否认行政的巨大作用，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长此以往，专业共同体很难形成，专业的认同以及专业自觉等将逐渐弱化，从而使循证矫正失去发展的活力。
（二）循证矫正最优证据如何形成，支持性的资源与技术平台如何建立
关键点和难点在于证据的形成。因此，如何形成证据，特别是最优证据如何形成，成为了循证矫正实践中需要首先攻克的关键性问题。循证矫正在中国的推动还停留在形式上，没有真正落实到实质方面。虽然循证矫正试点项目以循证为基本理念，进行了循证矫正具体操作程序的设计，但是从实质方面来看，过度强调形式方面的科学标准，而相对忽略了证据的信度和效度。追逐循证矫正评估工具的开发和利用、矫正流程的设计，忽略了对实践的反思，矫正实践的结果没能再回到理论中去进一步修正循证矫正的研究，存在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脱节。
循证矫正支持性的资源与技术平台如何建立，直接影响到证据的形成以及最优证据的获取。由于中国在循证矫正研究及实践方面起步较晚，前期的专业知识储备、理论研究、实践水平尚有许多不成熟之处，配备的技术支撑比如数据库、资源共享平台等也十分匮乏。此外，罪犯教育矫正工作者的自身素质和能力、专业知识和技术等方面远远落后于矫正实践对其提出的要求。缺乏一支专业化的队伍，中国循证矫正很有可能在实践中浮于表面，浅尝辄止，注重形式，缺乏内涵。
罪犯的改造质量与监狱行刑效益受多种因素影响，罪犯文化素质的高低影响到循证矫正的实质内涵，对罪犯的思想改造以及行为矫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根据罪犯的具体情况分为不同的阶段，从一个阶段跨到另一个阶段的节奏和步调要根据罪犯的认知水平，文化知识素质，心理与情绪状态等。只有考虑到这些因素，才能真正地提高循证矫正的实质内涵，而不是搞形式主义，真正提高矫正的成效。
（三）合作的体制机制如何建立，多方联动如何实现
循证矫正的基本点和核心要素在于证据，矫正遵循证据，以证据为基准，最重要的四大要素分别是，研究者、实践者、实践对象、管理者。首先，循证矫正研究者必须开展大量案例的探究，从研究中为循证矫正的实践提供实施准则，矫正指南、手册、标准等有赖于研究者开展大量的实证研究；其次，循证矫正实践者根据研究者设计的行动方案，根据个人经验，结合矫正对象的具体情况开展相应的矫正实践；再次，循证矫正管理者需要做好矫正规划，统筹协调，发挥各要素的作用，为循证矫正提供服务。因此，循证矫正是一个由多要素构成的整体系统，一个涉及研究者、实践者、实践对象与相关管理者四个方面的理念体系。
循证矫正需要处理好各方面关系，使系统结构更加合理，发挥出系统的整体效应。
循证矫正主体四方“各怀鬼胎”。矫正管理部门关注的是管理，重视矫正法律法规的执行，看重上级命令、科层制管理、工作绩效；循证专家团队则关注研究工作的开展、研究成果的呈现，理想化色彩明显，很多时候还往往把矫正中的简单问题复杂化；矫正实践人员关注的是个人本职工作能否顺利完成，他们已习惯于固有的、简单的罪犯矫正和管理的方式，不希望增加工作负担，对新的矫正方法和模式进行尝试和改革的积极性不高；矫正对象关注的是个人切身利益，更多考虑的是劳动效益、个人减刑、出狱后的就业问题等，希望受到的打扰越少越好。在这样的情形下，循证矫正的多方联动如何实现，是摆在面前的一个棘手的问题。
（四）循证矫正实践模式如何本土化
循证矫正在中国的实践实质是一种矫正方式和手段的摸索，还不是一套成熟模式的运用，作为一个舶来品，它需要经过借鉴与创新的过程，不可能照抄照搬，不管是证据的搜集和建立还是评估方法的开发与设计，都进行了适应本土的创新和改良。中国循证矫正还需要不断地进行摸索和尝试，开发新的矫正方式方法，并且在实践中进行相应的检验。
在矫正过程中，对罪犯的再犯率预测不够精确，矫正出现偏差，在实践中缺乏一套完善的循证评估预测机制，对罪犯的一些心理症结认识和评估不到位，再犯风险没能得到预警，对罪犯的各方面情况掌握不足，对罪犯的了解停留在人口学的资料以及日常的谈话了解，甄别与分类不科学。不少罪犯在服刑期间，迫于法律与制度的震慑作用，从行为上表现出服从，配合改造的状态，但是对罪犯心理的变化、思想的转化这些隐蔽性的状态却很难进行监控和了解，缺乏科学的评估标准，部分罪犯出狱后，遇到特定情境可能再次走向违法犯罪之路。
二、循证矫正在中国实践与推广的策略
循证矫正当前还处于摸索阶段，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对循证矫正相关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借鉴国外循证矫正的先进经验，并且更加密切地关注中国罪犯教育矫正的实践，把矫正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创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循证矫正的成熟模式，不断地反思循证矫正实践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提炼与升华，上升为理论，从而为之后的矫正实践提供科学的指导。
（一）树立循证矫正的科学、人本、服务理念
应该来说，循证矫正从引入中国开始，相关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循证矫正的理论探讨还较为浅薄，实践方面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尚有许多需要探索的地方。循证矫正的实施者还远远不能达到循证矫正对其提出的要求，从矫正理念到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等方面均需要进一步提高，循证矫正的相关保障不到位，工作难以开展。循证矫正在中国监狱矫正的适用性以及有效性仍需进一步验证，如何促进循证矫正的本土化问题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课题。
循证矫正需要具备科学精神，只有树立矫正的人本位理念、增强服务观念，注重矫正立足于相关证据以及评估等，才能进一步地完善循证矫正，促进其实践的发展。矫正的目的是对罪犯的教育，罪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个体，有其基本的需求、个性特征、人格特质，对罪犯的矫正惩罚不是目的，而教育与改造才是根本的目标。此外，要坚持矫正服务理念。循证矫正包含四个主题，分别是研究者、实践者、消费者、相关管理方。研究者以及管理者要为实践者与消费者服务，实践者为消费者服务。把服务的理念落实到实处，真正地以消费者的利益为基准。最后，要重视证据在矫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循证矫正要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以证据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对罪犯进行的教育矫正与改造要通过科学的评估，把握矫正的科学标准，搜集科学有效的证据，从而为教育矫正实践服务，使之更加科学化，提高矫正的效益。
只有坚守循证矫正的科学、人本、服务理念，才能营造出循证矫正的文化氛围。当前我们的矫正实践还处于经验氛围下，而基于证据进行实践的文化氛围还较为薄弱。传统氛围下矫正者基于自身的经验，崇尚权威，忽视证据的矫正实践发展存在诸多弊端，只有坚守好了科学、人本、服务理念，构造一个良好的适合循证矫正发展的氛围，才能更好地落实循证矫正。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促进良好循证文化的形成。
（二）注重评估，遵循证据，确保矫正过程科学化
循证，顾名思义是循证证据，因此，循证矫正要以证据为基础，研究者、实践者、对象、管理者为一定目标按照一定证据而进行实践，最终达到最佳的矫正效果。循证矫正要注重评估，而评估首要的是对循证矫正科学性和有效性的评估研究，特别是对于罪犯教育与改造质量的评估研究，力求使评估更加严谨和科学。传统的矫正不太注重对证据的搜集以及使用，而循证矫正作为一种新模式，非常强调证据的收集以及利用，遵循证据，确保矫正的科学性，根据客观真实的证据，来选择最佳的矫正方案，确保矫正实施的有效性[1]。
在罪犯矫正时，对罪犯进行综合评估必不可少，特别对罪犯的心理、职业技能、文化素养等方面的教育与改造的效果进行评估。但是，当前中国这方面的专业评估技术相对落后，改造的效果很难评定，我们必须对罪犯教育矫正进行科学评估，为循证矫正的进一步进行提供科学的依据。第一，对于参与矫正评估的工作人员要对矫正措施、矫正对象的发展变化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第二，对于评估的方式方法要符合科学标准，采取科学合理的统计工具，运用科学评估方法从而为矫正实践过程的评估寻找评估证据。第三，矫正评估工作人员要积极与一线的矫正人员进行沟通与合作，通过对矫正实践的真实接触，了解矫正的实施情况，搜集关于矫正对象的第一手证据，然后根据矫正对象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设计出科学合理的矫正方案。
开展罪犯教育与改造有效性的评估，加强对评估的研究工作，有助于为循证矫正提供科学依据。循证矫正的首要步骤就是对罪犯进行全方位的评估，搜集相关证据，对罪犯的心理状况、个人成长背景、再犯罪风险、回归社会的能力等进行测量和评估，获得初始证据，从而为矫正实践的开展提供科学、准确的根据。对罪犯的初始评估要包含这几个要素，首先是罪犯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对罪犯的心理状态、精神情况进行检查，以此作为心理干预与矫正的依据；其次，罪犯再犯罪风险评估，对罪犯的再犯罪概率进行综合测量，作为分类教育和管理的依据；再次，回归社会能力的评估，对罪犯的社会适应能力进行评估，作为其社会化教育与引导罪犯回归社会的依据。这几大要素的评估和测量可以通过相关的调查问卷、心理量表、深度访谈等手段实现[2]。
此外，注重对罪犯的社会跟踪回访。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之后，并不意味着循证矫正的终结，要坚持有计划、分批次、多形式开展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回访工作，了解这些人出狱后的真实生活状态，进一步检验循证矫正效果，为其更好地融入社会提供支持，包括就业帮助和指导、家庭生活的辅导、职业技能培训、心理的咨询与辅导，通过跟踪帮扶和延伸教育，帮助刑满释放人员较好较快地成为一名自食其力、不再危害社会的公民。
（三）循证矫正理论研究与矫正实践
传统矫正教育模式是矫正实践与矫正研究相互分割的旧模式，理论研究与实践很难进行结合，各行其道。当前中国矫正工作还是以实践者为重，研究者在矫正实践中的作用没能得到应有的发挥，矫正研究与矫正实践实质上出现了断裂。一方面，当前罪犯矫正实践还缺少一大批经验丰富、专业技术能力过硬的工作者，实践者通常对矫正理论和矫正研究兴趣不大；另一方面，研究者进行矫正理论研究脱离了矫正的实际，关注宏观的理论架构。循证矫正强调矫正研究与矫正实践的相互配合，二者相互促进，紧密相连。研究者需要接地气，进一步地立足矫正实践，研究证据。而矫正实践者需要利用矫正理论研究成果，进行证据的实践以及检验。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共同促进。矫正实践能够成为应用矫正理论研究的平台，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而矫正理论研究能够为矫正实践提供有效指导，通过研究证据推进矫正实践的发展。总之，我们需要终结矫正实践与矫正研究之间二元对立、分离割裂的局面，架起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桥梁，实现研究与实践之间的权重平衡，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双赢。
监狱、未管所、戒毒所等矫正机构要进行相关的改革，特别是进一步改革体制机制，为循证矫正的顺利推行提供研究与实践专家。首先，在人事制度方面，要注重对矫正人员的招聘考核，吸收专业能力强、矫正理念先进、矫正经验丰富的专家进入矫正人员的队伍中；同时，加强对矫正人员的业务培训，加强对循证矫正方法和技能的训练；另外，在人员考核、晋升等方面向循证矫正倾斜，出台相关的政策性文件。通过人力资源方面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为循证矫正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激发一线的矫正工作人员积极地尝试新方法，接受、学习、创新循证矫正模式[1]。
加强矫正研究机构以及高等学校、司法行政部门的联系，发挥各方面力量，构建循证矫正服务的平台，加强循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循证矫正方案设计中，将面临如何获得最佳的矫正研究证据这一核心问题。
（四）加强国外循证矫正先进经验的借鉴
中国目前缺乏循证矫正的成熟模式，许多评估与教育改造方案尚不完善，而循证矫正在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对于当前中国循证矫正的摸索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引入和参考国外先进做法对当前中国循证矫正的推进是一种有益的途径。循证矫正在美国、瑞典等国家的罪犯矫正领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相关的理论研究较为成熟。英国的循证矫正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逐渐走向成熟，在缓刑假释以及监狱矫正中均有广泛的运用。英国循证的评估系统相对完善，引入同行评审制度，英格兰和威尔士采用“何者发挥作用”认证系统方法。美国关于循证矫正的理论研究较为丰富，并且有很多司法实践。例如，美国俄亥俄州以中途之家和社区为基础对罪犯实施循证矫正，矫正项目要求使用评估工具对风险进行严格的测量和评估，建立一套基于个人需要的服务模式。澳大利亚循证矫正遵循“能发挥作用”基本原则，注重方法的运用，从矫正研究以及评估中获得证据，关注罪犯的越轨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确立了矫正系统范围内的认证程序。新西兰刑事司法实践部门全面接受和实施循证矫正，有关的法律、政策文件都有所体现。循证政策在新西兰被描述为“一种制定政策的技术方法，它能确保政府官员通过运用研究中得出的最佳证据制定明智的政策、方案和项目”[3]。
而循证矫正对中国来说，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2012年起，才开始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在循证矫正方法及实践与我国罪犯矫正工作研讨班开班仪式上讲话，指出中国循证矫正要积极吸收借鉴国外犯罪矫正的成功经验。因此，我们要加强对国外循证矫正相关理论的学习以及矫正经验的借鉴，翻译国外循证矫正的相关著作和论文，国外研究成果对我们的矫正实践具有较大的实际应用价值。选派专业人员到国外进行实地考察，聘请国外专家到中国进行讲学，介绍其循证矫正的经验和教训。当然，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我们在借鉴国外循证矫正的相关经验时，要避免对国外矫正理论或实践的照抄照搬，需要根据本土国情，促进循证矫正的本土化，罪犯矫正与改造需要根植于本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契合本土实际，体现本土特色。
（五）多方联动，为循证矫正的推进提供支持
多方联动，相互合作是各方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相互配合的一种联合行动方式，教育矫正的最终目标是帮助罪犯能够顺利回归社会。传统的单兵作战式的罪犯矫正模式显示出弊端，仅仅依靠监狱这一支力量帮助罪犯回归到复杂的社会，困难重重，因此，监狱对罪犯进行矫正的过程中，要调动以及组织社会不同力量的参与，发挥多方的作用对罪犯进行教育、矫正、改造，把社会资源有机整合，支持监狱的教育矫正工作，帮助矫正对象更好地进行思想的转化，更加顺利地回归社会，自力更生。同时，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到矫正实践中，有助于监狱更好地利用多方资源，推进罪犯矫正从封闭模式走向开放，此外，使社会了解监狱，无形中渗透普法教育，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循证矫正是系统论指导下的新型矫正方法，是一个由矫正研究者、矫正实施者、矫正实施对象、矫正管理者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系统。循证矫正效益的好与坏往往取决于这几个方面：第一，循证矫正过程中是否联合了四大主体的力量，发挥四方联动作用，矫正实施者按照循证矫正的方案和手段对矫正对象进行教育与改造，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证据，而循证矫正的实施对象也非被动接受，他们也是循证矫正的专题，要发挥其应有的能动作用，在与矫正实施者共同协商和探讨中选择最适合的方案，矫正管理者也不能置身事外，要整体调配矫正资源，使最有效的矫正方案能够获得相应的支持。第二，循证矫正的效益还与循证的整个过程息息相关，考察矫正对象的需求以及实际情况、矫正效果的好坏，每一个项目都需要通过证据来进行验证，同时循证矫正效果本身也可以成为下一步矫正工作的证据，因此，循证矫正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过程，由多个主体、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如同螺旋，循环上升。
循证矫正的框架结构不仅仅是由矫正者与矫正对象构成，而是一个由研究者、矫正者、矫正对象、管理者组成的统一整体。传统的矫正模式中，管理者与受教育者容易受忽视，而循证矫正模式把这两者纳入了体系中，这四大主体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作用、职责需要进一步厘清。
第一，研究者提供最佳证据，循证矫正从教育矫正理论中分离出类似临床证据的应用理论，为实践者提供直接指导实践的证据。研究者对证与循进行深入研究。所谓“证”指的是证据，在循证矫正实践中，要制定矫正的相关标准以及矫正方案，从而能够为矫正实践提供最佳的证据，利用好证据，建立证据数据库以及利用其他网络共享平台，为矫正提供证据的查询检索服务，提供充分的咨询。所谓“循”是遵循，把遵循落实到矫正的整个过程，从确定循证矫正的问题到搜集矫正的相关证据，对证据进行筛选和鉴定，选出最佳证据，并把这些证据落实到实践中，这些环节无一可以离开对证据的遵循。
第二，矫正教育者应该基于证据进行教学。在循证矫正看来，任何矫正教育活动或方案，均不能单纯地基于矫正实践者的某种哲学或信念，而必须基于矫正的科学证据。矫正教育者要改变传统单兵作战的矫正模式，与系统中的其他主体相互配合，特别是矫正教育的研究者，与其结成同盟，采取集团作战方式。
第三，矫正教育对象有权参与矫正教育实践的决策。传统矫正模式由矫正者决定，矫正者主导了矫正过程，但是在循证矫正中，矫正者要考虑到矫正对象的刑期、心理、认知、个性、文化素质等多方面因素，注重对证据的利用，矫正方案也应更加人性化、个性化，遵从矫正对象的实际，最大限度地调动其改造的积极性，提高罪犯矫正的效果。
第四，管理者协调整个矫正教育与改造的过程。有了矫正证据作为支撑，管理者可以循证进行管理，把矫正的相关证据作为对罪犯减刑的依据之一，并且根据研究者、矫正者提供的矫正证据进一步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诊断监狱行刑以及罪犯改造的问题，制定出相关的干预政策，进行相应的矫正制度的改革。管理者可以通过一定的资金资助矫正改造的课题研究，注重矫正研究人员进行应用研究，此外，组织好矫正专家进行循证矫正的研究和方案设计，在循证矫正实践中，保障矫正人员以及矫正对象的合法权利，规范矫正的相关秩序，创造条件保证矫正实践的顺利开展[4]。
结语
如何提高矫正的有效性和效率，需要我们建立科学、可行、有效的矫正模式，寻求矫正的相关证据，这就需要引入循证矫正。在对犯罪人进行教育矫正的实践过程中，循证矫正能够帮助犯罪人积极主动地向矫正目标靠近，其根本目标是帮助犯罪人进行改造，帮助其回归社会，使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公民。当前，中国循证矫正仍然处于理论建构以及实践模式之中，作为矫正制度的一种新模式、新方法，其有效性、系统性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索。
参考文献：
[1] 张崇脉.当代美国循证矫正及其启示[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6）：115-122.
[2] 彭少峰.循证社会工作的本土模式、实践限度与可能价值[J].学习与实践， 2015（2）：9-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