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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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范文1

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成的广场协议为中心的国际协调,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纠正当时呈扩大趋势的主要国家间的国际收支不均衡。根据广场协议,美国特别强烈要求日本通过日元升值和扩大内需来缩小本国的经常收支顺差。在这样的要求下,日本实施了以金融扩张为中心的内需扩大政策,并基本认可了日元的升值。这样的政策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后期得到了维持,而转向金融紧缩政策则是在1989年以后。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日本经历了不动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的急剧上升,也就是所谓的资产泡沫现象。而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破灭后,将近十几年的时间内,日本的金融和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打击。

本文以最小篇幅记述资产泡沫破灭给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金融、经济所带来的严峻的通货紧缩现象,以及广场协议等国际协调给此后的国际货币制度运行所带来的影响。

广场协议的背景

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日本经济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虽然受到国际货币体系由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日元升值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但仍然实现了年均5%左右的增长。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因为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后遗症,从1980年到1983年日本连续四年保持3%左右的低增长。另一方面,日元汇率一改之前的升值趋势而开始贬值。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的贸易收支顺差急速扩大(从1980年的21亿美元升至1984年的440亿美元)。

这一阶段,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主要采取了相应的宏观政策措施。在金融方面,日本银行改变了为防止第二次石油危机可能带来通货膨胀而实行的紧缩政策,开始放松金融政策,多次调低官定利率(从1980年的9%降至1983年的5%)。在财政方面,虽然采取了公共事业追加措施,但因为继续坚持了缩小赤字的方针,日本政府的财政收支均衡状态得到了改善(财政赤字占GDP之比从1980年度的4.0%降至1984年度的1.8%,其中还包括社会保障费用)。

广场协议的国际背景

1985年9月,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了西方五个发达国家(美、日、德、英、法)的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就各国的外汇政策及金融、财政政策运行等达成了协议,这就是广场协议。

谈论该协议的国际背景,首先必须提到美国的贸易收支逆差的扩大。美国贸易收支逆差是1971年美国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即“尼克松冲击”)的导火索,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美元汇率的疲软,这种逆差一直保持缓慢增长态势。但是,进入80年代,美国高利率导致的美元汇率上升使逆差迅速扩大,到1984年已经超过了1000亿美元。与此相反的是日本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同期顺差达到440亿美元)和德国贸易顺差的渐增(同期顺差达到220亿美元)。

对此,美国认为,这种对国际不平衡现象的放纵将严重影响国际货币制度的稳定运营,也会助长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性贸易保护主义。当时世界经济的增长率已经下降至年均2%左右,同期世界贸易额也下降了近一成。为此,美国强烈要求尽快实现在七国集团会晤中达成广场协议,即要求与会各国对美元汇率下跌进行联合干预、相互协调旨在促进增长的国内政策,而且在日美两国的双边协议中还强烈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在此期间,美国议会下议院和上议院分别通过了《1987年贸易及国际经济政策改革法案》和《1987年贸易、竞争力综合法案》,1988年更达成了包括超301条在内的综合通商法案。

广场协议的内容

七国集团整体的承诺

“主要国家的对外立场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美国存在着数额巨大且呈增长之势的经常收支逆差,而日本和德国却持有大量且不断增加的经常收支顺差。与会部长及行长就采取措施对此前产生的大规模且依然呈扩大趋势的对外经济不平衡进行纠正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部长及行长们都认为汇率应该在调整对外经济不平衡中发挥作用。为此,汇率必须在目前基础上更好地反映基本经济状况。期望那些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汇率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有序的上升,部长及行长们准备采取紧密协作促进这一目标实现。

各国的承诺

日本的承诺

金融政策:“在切实注意日元汇率的同时,实现金融政策的灵性调整。”

财政政策:“在削减国家财政赤字的框架中,如果地方团体打算在1985年度中增加投资的话,可以适当给予其所需要的许可。”

其他方面:应保持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的畅通渠道、实现金融资本市场的自由化、日元的国际化、消费者金融和住宅金融市场的扩大、管制放松等。

德国的承诺

财政金融政策:“联邦政府的财政政策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金融政策要继续确保能够实现国内需求持续扩大的稳定环境。”

其他:劳动市场规制和惯例的重新调整、向有效率的金融资本市场发展。

美国的承诺

财政政策:“为了缩小财政赤字,继续努力降低政府支出在GNP中所占的比重,有效实施1986会计年度的削减赤字计划(削减占GNP1%以上的预算赤字)。”

其他承诺包括促进储蓄、抵制保护主义等。

广场协议后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化

美元在1985年9月广场协议前不久就出现了急剧的疲软,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了1986年秋天;但从以稳定汇率为目标的卢浮宫协议(1987年2月)前后开始到1989年,就一直在1美元兑换120~150日元左右中徘徊。如果从外汇储备余额和当时的文献来考察日本当局对汇率市场的干预,可以发现1985年以后日本当局依据广场协议同美国、德国当局实施了联合干预,采取了抛售美元的举措。这一举措受到了外汇市场的高度评价,正像前文所提到的,美元升值(日元贬值)趋势迅速发展起来。为了减缓这一进程,日本当局从1986年开始扭转政策,大量买入美元,这一措施一直持续到了1988年。而在1989年美元出现升值反弹的时候又再次实施了美元抛售措施。综合汇率市场的变化和汇率干预状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汇率市场次次都能非常敏感地反映包括日本金融扩张在内的一系列国际协调行动。

日本政策承诺的实施状况

本来,如果是对广场协议进行评价的话,还应该详细探讨美国、德国等的政策承诺的实施状况和成果,但考虑到本文的目的,则主要集中论述日本的相关内容。

金融扩张政策的进展

从1986年到1987年,日本当局连续五次下调官定利率(利率从5%下调至2.5%。其中,有两次是与美国等国进行联合下调,还有两次则是与日美藏相会议以及卢浮宫协议同时实施)。之后转向上调则是在一年半之后的1989年5月,原因在于清楚地认识到1987年10月纽约股票市场暴跌(黑色星期一)对国际经济的影响。这与美国和德国相比晚了近一年。这其中既有国际协调的考虑,也不能忽视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产业界因日元升值而造成的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压力。

财政政策

另一方面,日本当局虽然采取了公共事业扩大措施,但在财政收支方面还是坚持贯彻改善路线,1984年占当年GDP1.8%的财政赤字(包括社会保障费用),到1989年实现了2.1%的财政盈余。

日本实体经济的变化

在认可日元升值和金融扩张两大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日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升到了年均4.5%的水平(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3.1%)。而且,在其构成因素中民间消费和设备投资成为了主导力量。另一方面,对外经济剩余(出口减去进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转为负数。经常收支顺差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的3.7%缩小至1990年的1.5%。也就是说,仅从宏观层面来看,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经济已经实现了向国际社会所期待的内需主导型经济发展的转变。(但是,如果考虑到贸易收支一般都以美元来进行计算的话,日本的进口几乎都使用美元计算,而出口则用日元计算,所以以美元计算的顺差额的减少还需要不少时间,这一点是值得留意的。事实上,日本的贸易收支顺差从1985年的560亿美元激增至第二年的近千亿美元后就开始转向缓慢减少,到1990年时还不满700亿美元。)此外,上文所提到的民间设备投资激增,虽然和后面所要论述的资产泡沫在性质上有所区别,但还是造成了90年代初的设备过剩,导致了日本经济的不景气。

日本资产泡沫的表现和原因

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资产泡沫的表现

土地价格暴涨

在日本,长期以来就一直存在着土地价格的上升率高于名义GDP增长率的倾向,进入80年代后期的地价上涨速度进一步加快,甚至扩展到了全国各地(1990年的城市地价指数示1985年的3.1倍)。

股价飙升

股价不仅可以反映企业的良好经营业绩,也说明地价的上涨促成了企业所持用资产的升值。1986年,日本股价上涨的速度开始加快,达到顶峰的1989年年末时,日经平均股价达到了大约39000日元的历史最高纪录。这是1985年股价水平的3倍,股价收益率超过70%,即使在国际上也是处于显著高水平的。

资产泡沫发生、扩大的原因

关于泡沫发生、扩大的原因和背景,众说纷纭,不可能归结到一点上。如果要强行对其进行分类的话,可以分为经济整体因素和金融层面因素。

实体经济因素

首先从实体经济因素来看,日本经济在过去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使其人均GDP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所谓“日本第一”的幸福感贯穿了整个80年代。在这种氛围下,在整个日本社会中,日本特别是东京的有限土地的价格因为外国企业的入驻将必然呈上升趋势的看法占据了支配地位。而且在日元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制造业转产海外不断增加,日本经济的未来发展被定位为着力于第三产业的内需依存性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本来并没有错,而且随着规制的缓和,日本经济结构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80年代末存在的问题在于在过短的时间里,过于集中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开发等不动产投资。

金融层面因素

在促成以上潮流真正实现为具体投资的过程中,金融层面的作用非常明显。

首先,随着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开始的大企业资金借入需求低下趋势的日益明朗化,银行开始致力于扩大对第三产业的融资和面向个人的住房贷款。其中,日本传统的银行融资基础即重视担保的融资手段,充分发挥了其通过不动产和股票等担保价值的上升而使贷款增加正当化的作用。而且,从80年代初就开始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特别是存款利率的自由化,使通过积累高利息存款积极推动融资成为可能。事实上,80年代的日本银行贷款以每年12%左右的高水平持续增加。仅仅都市银行的贷款,在泡沫时期就增加了约80万亿日元。结果导致这一余额占GDP之比大约上涨了18个百分点,达到了48%。初步估算一下,这个增长率,可以与此次美国次贷危机问题产生的原因即该国在过去十年内住房贷款和消费者贷款的合计总额占GDP比重的增加率(约为20%)相匹敌。

其次,股价的上涨,通过国内外资本市场使日本的骨干企业能够以极低的价格(某些场合下甚至是负成本)实现资本配置。

广场协议范文2

[关键词]广场协议;泡沫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001-02

20世纪80年代,美国面临着财政和贸易的“双赤字”。日本的出口自然被看作是引起美国经常收支赤字的元凶。1985年9月,美国在发达国家财政部长、央行行长会议(G5)上促成签订了“广场协议”,图消除贸易的不平衡。以广场会议为契机,日元汇率从1985年9月的250日元兑1美元一路上升至1995年4月的80日元(如图所示)。

针对日元的升值,日本政府大幅度、持续放松银根,实行超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日本经济发展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出现了持续的增长。但是,日本在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积累了大量“经济泡沫”,90年代初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

一、“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这是不可估测和量化的,学术界也对此也充满了争议。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广场协议”的研究中,针对“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产生的影响,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

(一)“广场协议”是日元升值和日本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

麦金农认为,正是“广场协议”让日本患上了“日元升值综合症”――由于日元升值导致了通缩和持续衰退。“广场协议”后,一方面美元相对贬值,导致日本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严重缩水;日元升值又恶化了贸易条件,传统商品的出口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为了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采取超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剩余资金大量涌向股市和房地产等非生产性工具,从而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著名的泡沫经济。

(二)“广场协议”导致了日元升值,但其并不是日本经济萧条的核心原因

1985年9月,日元/美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左右,到1995年4月,最高峰达到1美元兑80日元,美元兑日元贬值达68%。为此,“广场协议”在国际汇率协同调整上是非常成功的。但日元升值导致日本经济“一沉到底”是缺乏依据的。亚洲开发银行(ADB)行长黑田东彦(2004)认为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失当;陈功(2005)认为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产业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和劳动力成本急剧攀升,造成了日本的经济结构失衡。黄晓龙(2007)认为日本经济萧条的原因在于金融系统的内在缺陷,企业系统和金融系统存在严重的效率冲突。

(三)“广场协议”并非日元升值的原因,也非日本金融困境的根本原因

20世纪80年代,日本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巨额的贸易顺差本身就使得日元被低估,日本汇率不可维持,升值只是时间的问题。早在1971年日本就面临着“尼克松冲击”带来的升值压力。黄吴(2003)指出1985年的“广场协议”是日元升值压力下的国际经济政治协调的具体体现,并不是日元升值的根本原因,“升值恐惧症”更多反映了出口依赖型体质的心理。

二、日本经济泡沫的产生

一般来说,经济都按照繁荣物价上涨金融紧缩衰退的形式循环,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破灭也莫过于此。日本战后经济的繁荣,在内外部共同作用下日元升值一触即发,“广场协议”后扩张性的金融财政政策必将招致投机热潮,1991年金融财政共同收紧,泡沫破灭。

日本战后经济从高速增长到平成萧条一般分为三个阶段:1.1955~1973年,高速增长期;2.稳定增长期和泡沫经济期,1974~1991年,3.泡沫崩溃后的萧条期,1991年后。在高速增长期,日本经济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保持在9.3%的高水平。而在稳定增长期和泡沫经济期,其平均每年的增长率仅为3.7%,增长速度笔记高速增长期的一半。其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在于受到两次巨大的外部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支柱的转变。

(一)“尼克松冲击”和第一次石油危机

1971年8月,美国尼克松总统发表了“经济紧急对策”,宣告了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作为通胀对策。该年12月,史密森协议尝通过多国间调整维持固定汇率制,日元被迫升值到1美元=308日元。虽然该汇率没能维持下来,但人们对于日元升值抱有强烈的危机感,政府作为景气对策采用了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基于这一政策,国内的货币供给开始增加。

1972年,田中角荣首发表了《日本列岛改造论》,图以新干线的架设、高速公路的建设等公共事业为杠杆,消除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差距。正值公共事业的扩大和开发高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以为缓解通胀而采取的金融紧缩政策为转折点,日本经济开始面临严重的萧条局面。1974年,日本经济增长率在战后首次出现了负增长,即使在摆脱了石油危机的直接影响之后,企业的设备投资欲望依旧没有复苏的迹象。

(二)支撑内部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变化

进入高速增长期以来,日本“通过恢复实现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960年12月,池田内阁宣布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经济的增长方式开始改变,由通过战后公共事业的建设来带动增长,转变为通过将技术成果商品化来牵引旺盛的民间设备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这一时期,日本大量进口先进设备和西方管理技术,使得社会生产率提高和企业规模扩大。生产率的提高带动了工资提高,需求扩大,物价的上涨。企业规模扩大,使得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人口的扩张进一步带动了消费需求。

然而,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滞涨。一方面,企业不得不“减量经营”,通过节省能源、尽可能雇佣较少的劳动力(减少正规员工,雇佣非正式员工)来降低成产成本。另一方面,农村转入城市的劳动人口对耐用品(如彩电)的消费需求逐渐饱和。日本经济不能再靠设备投资和消费需求带动增长。但是,正是石油危机使得节省能源的日本汽车开始占领美国市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扩大了美日间的贸易差额,加剧了美日间的贸易摩擦。

(三)前川报告,扩张性的金融财政政策

以“广场协议”为契机,日元迅速走高。但是,由于J曲线的效应,以美元结算,出口额反而上升了,压制经常收支赤字的效果也没有显现出来。尽管出口产业美元收入增加,但是由于以日元结算的出口额减少,陷入了核算恶化的讽刺局面,不要说消除贸易摩擦了,就连国内也发生了严重的日元升值萧条问题。

在这样的形式下,政府成立了中曾根首相的私人咨询机构,并于1986年发表了呼吁扩大内需和开放市场的报告(前川报告)。这一报告可以说是针对美国围绕贸易摩擦进行的批评、要求做出的回答。池田信夫在《失去的二十年》中写道,当时日美贸易不均衡已成为日美之间的一大政治为题,美国再三要求日本“扩大内需”。土地上涨、税收增加、财政支出扩大,结果造成日本国内市场流动性大量过剩。

(四)政策转换的时滞性和没有及时实施金融紧缩政策

日本银行为了改善经常收支不平衡,抑制超过预期的急速的日元升值,于1986年1月从将5%官方利率下调到4.5%开始着手,实施阶段性金融缓和政策,最终于1987年2月,下调到战后最低水平2.5%。事后,从1986年开始,持续4年的低速增长来看,政府的金融财政政策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但由于政策转换的时滞性,导致了地价、股价的急速上升。实际上政府和银行在1987年已经能看出资产大幅度的上涨,但并没有及时采取金融紧缩政策关键在于,究竟怎样才算是泡沫,这个问题本身很难界定。泡沫经济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人们没有察觉价格上有什么不对,要是真有一套客观标准摆在那儿,现在也不会发生这些问题了。可现实是,每隔10年世界上就会出现一次大规模的泡沫经济。

泡沫可以避免吗?日本经济在繁荣之后衰退,是符合经济周期规律的。在内外部的共同作用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只能缓和经济衰退的速度。池田信夫认为,泡沫经济是金融自由化的产物,向金融自由化转型的国家都会遭遇泡沫经济,日本不是例外。08年金融危机就是美国经济泡沫的破灭。

三、“广场协议”带给人民币升值的启示和教训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汇率改革方案。此次改革带来的升值预期使不少学者担心中国可能重蹈日本覆辙。诚然,人民币汇价自7月21日调整以来,仍然在严格的控制之下,升值幅度很小――不足3%,远远低于美国批评者喋喋不休地要求的20-25%的升值幅度。但是,这次汇价调整行动却发出了一个信号:在实现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姿态下,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成为可能。虽然今日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所面对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从“广场协议”前后美日间的政策博弈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和教训。

(一)本币升值是外部压力和内部经济发展的共同要求

05年,中国放弃实行了10多年的固定汇率,这种积极自愿态度为人民币升值争取到了主动性和调整时间。渐进有序的升值有效地避免了贸易摩擦加剧导致最终急速被动升值的后果。

(二)经济衰退是顺应经济周期规律的,经济政策只能加速或减缓泡沫的产生和破灭

虽然麦金农认为日本超宽松的金融财政政策,最终导致日本经济陷入了“零利率流动性”陷阱。但事实,日本在1986年经济出现复苏迹象,并持续多年低速增长,说明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政策还是有一定效果的。中国政府在实施政策时,应多关注通货膨胀率,尤其是资产市场(房市和股市);并兼顾稳定原料价格,避免成本型通货膨胀。携夫人一行访问俄罗斯和非洲其目的之一就是稳定原材料的来源与价格,为人民币升值积极寻找出路。另外,还应正确对待政策实施的时滞性与连贯性。

(三)调整出口产业的结构模式

广场协议范文3

甲方(承租方)

乙方(出租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其他法律 、法规之规定,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甲乙双方就本广告位的租赁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广告位基本情况:

1、广告牌位置:___________ ___ ______ (详见附图)

2、广告牌规格:_______________ _____

3、广告牌制作材料:钢骨架、面贴镀锌铁皮

第二条 租赁期限:

该广告位租赁期为一年,即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以实际时间为准)

第三条 合同总额和付款方式:

1、 广告牌租赁费总金额共计人民币: (不含税)

2、 广告牌租赁费支付时间和支付方式: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甲方即付清广告租赁费用。

第四条 双方责权:

(一)甲方责任:

1、甲方须及时提供乙方报批报建所需的文件资料,否则因此引发的一切责任乙方概不负责。

2、甲方有权决定广告内容,但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合法性。

3、甲方须及时向乙方缴交广告牌租金。

(二)乙方责任:

1、乙方应遵守广告、制作的有关规定,一切制作、报批手续及费用都由乙方自行承担。

2、广告牌制作材料、施工费等一切费用由乙方自行解决和支付,施工安装均需达到安全生产要求及广告牌美观、完整。乙方负责广告牌硬件的维修和保养工作。广告牌若出现损坏,乙方应于三天内修复。

(三) 租用期内,甲、乙双方不能无故终止合同,但如因市政或城市规划要求等原因导致甲方广告位不能使用时,则双方不负责任何赔偿责任,其租金乙方按甲方所租用实际时间计算退回甲方。如果双方同意移址重建,另签补充合同。

(四) 如因台风、地震等不可抗力造成双方不能履行合约的,双方免责。

第五条 租赁期满:

租赁期满后,本合同即终止,甲方对此广告位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租赁权。如甲方续租,须提前两个月向乙方提出申请。

第六条 违约责任:

双方签订合同必须信守,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规定,违约方需按当年度租金的20%作为违约金支付给守约方。

第七条 其他:

1、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并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补充合同为准,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持壹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 方(章)

乙 方(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表人:

委托代表人:

广场协议范文4

租赁方:(以下简称乙方)

甲、乙双方在平等、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就乙方租赁甲方楼顶制作广告牌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将楼顶场地约40m×8m,租赁给乙方做广告牌。甲方保证乙方在租赁场地的使用权。租赁期间,如该建筑物所有权或使用权发生变动,甲方应提前三个月告知乙方,并协助乙方做好过渡手续。

二、广告牌自身高度不超过8m,广告内容、制作、必须符合国家及本地区相关广告的规定。

三、乙方在广告牌制作、安装时必须确保安全,并且作经常性的维护。广告牌施工过程中要做防漏处理,因广告牌施工引起的漏水问题由乙方及时修复。

四、广告位场地租用时间为每年租金整,本合同签订时乙方一次性付清第一年度租金,以后每年在7月1日前付清下一年租金。逾期支付租赁金则向甲方支付每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

五、本合同租赁期满,如甲方继续对外出租的话,乙方享有优先的租赁权。在合同期内,如遇政策或其它不可抗力原因需终止合同的,租赁费按乙方实际租赁时间计算。

六、甲方提供乙方广告期间的所需电源。电费按电力部门对甲方收费标准计价,乙方每月向甲方支付电费,不得拖欠。逾期支付电费的,则向甲方支付每日千分之三的违约金,甲方并可采取停电方式追讨电费。

七、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生效。在执行过程中如有争议,双方协商,协商不成,双方均可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八、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效力。

甲方(公章):_________ 乙方(公章):_________

广场协议范文5

【摘要】目的:结合临床实践经验,开展子宫异常出血的激光、内镜联合治疗临床分析。方法:选取2007年1月-2009年12月期间,我院收治的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134例为研究对象,采用总结回顾分析法,将研究对象的病例资料、临床治疗资料等搜集整理,并对其进行研究,并与经治医师、责任护士共同探讨病例,总结激光联合内镜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的临床价值,并评估其远期疗效。采用MicrosoftExcel 2007 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 13. 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治疗结果为:恢复正常或减少90例,闭经30例,总体成功120例,成功率为89.55%,14例失败的患者中,8例患者因症状复发施行了全子宫切除手术,最终经病理证实是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或纤维瘤。结论:在宫腔镜的辅助下,采用了子宫内膜激光消融术治疗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结果较为满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同时术者应充分了解手术的禁忌症,从而提高疗效。

【关键词】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 激光 宫腔镜 妇产科疾病

功能失调性子宫异常出血发病率为20% ~22%,其中50%发生于围绝经期,是妇产科门急诊的常见病[1]。随着医学科技的不断发展,激光联合内镜用于治疗妇产科疾病的优越性不仅日趋受到重视,而且也在临床开展应用,笔者选取我院患者为研究对象,开展如下研究,探讨激光联合内镜治疗子宫异常出血的临床价值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取2007年1月-2009年12月期间,我院收治的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134例为研究对象,为良性月经过多,均无生育要求,年龄31~54岁,平均(42.32±2.31)岁,病程0.5~10年。

1.2 研究方法 采用总结回顾分析法,将研究对象的病例资料、临床治疗资料等搜集整理,并对其进行研究,并与经治医师、责任护士共同探讨病例,总结激光联合内镜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的临床价值,并评估其远期疗效。

1.3 治疗方法选用子宫内膜激光消融术(endometrial laser ablation,ELA),即在宫腔镜下,用激光(Nd:YAG)接触式对子宫内膜功能层进行消融,之后再用非接触式对基底层进行补充照射,术中为使患者维持少量月经来潮,而保留子宫峡部的内膜。对所有患者进行1~2年的随访,评价激光联合宫腔镜治疗的远期疗效观。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MicrosoftExcel 2007 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 13. 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分析

治疗结果详见表1, 14例失败的患者中,8例患者因症状复发施行了全子宫切除手术,最终经病理证实是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或纤维瘤。

3 讨论

异常子宫出血发病原因多样,是妇科疾病常见的临床症状,长期出血可导致贫血和虚弱,对女性身心健康有着严重的影响。其中功能性子宫出血占门诊病人的12%[2],传统的治疗一般采用子宫切除术,而内镜以及激光技术的成熟,对于功能性子宫出血的治疗有了新的疗法。

本次研究中,采用了子宫内膜激光消融术,并在宫腔镜的辅助下完成,结果较为满意,成功率89.55%。宫腔镜下,运用激光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术中对内膜息肉、粘膜下小肌瘤用激光去除,不仅患者在术中完全不出血[4],而且同时可以防止大量膨宫液进入血管内。 许多临床研究结果显示,采用ELA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无子宫穿孔、计划外输血等严重的并发症,既可以使患者保留子宫,又能维持少量的月经,这些都是传统的子宫切除术所无法实现的[5]。而且通过调查发现,激光消融术较为安全、方便,患者对其更有信心,而且此种方法缩短恢复时间、减少术后发病率、降低卫生保健费用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功能性子宫异常出血的发病病理基础主要包括以下3方法[3]:①中枢神经系统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神经内分泌调控失常; ②子宫内膜或肌层局部调控功能异常;③卵巢局部调控机制异常。笔者通过结合自身经验,并阅读大量文献,认为手术的前提,应排除如下患者:严重肥胖、严重的慢性肝、心瓣膜病、肾疾病以及有移植物、白血病等病症;内膜异常增生、子宫内膜癌、子宫大于12周妊娠、粘膜下肌瘤大于3cm者。对患者进行随访观察,3例患者进行了重复的激光治疗,笔者认为这种重复的增加了子宫切除的危险性,原因为伴有内膜息肉、子宫粘膜下纤维瘤、子宫畸形的存在。这也对确定ELA后的子宫切除率、评估的影响因素有重要参考价值。

总之,采用激光联合内镜的方式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已体现出新技术的优越性,而且为临床妇产科医生提供了新的思路,也在一种传统方法之外,为患者和医生提供了的新选择,值得进一步的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章庆华,胡辉权,谌伦华等,腹腔镜手术治疗妇科休克型腹腔内出血的临床价值[J],西部医学,2010, 22(11):2083-2084。

[2] 张丽丽,葛春晓。179例老年妇女绝经后子宫出血或超声宫腔异常的子宫内膜病变特点[J],中国微创外科杂志,2011,11(1):54-55。

[3] 王敏,宫腔镜电切术治疗异常子宫出血临床疗效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0,8(3):107-109。

[4] 张守娥,熊艳英,射频消融子宫内膜治疗功能性子宫出血的临床研究[J],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2011,13(3):115-116。

[5] 易伟斌,夏姿芳,胡

桑等,腹腔镜手术治疗妇科急性内出血273例临床分析[J],腹腔镜外科杂志,2010,15(7):539-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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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HJPSO;BP神经网络;广义预测控制;单元机组

中图分类号:C3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15-0348-02

1 引言(Introduction)

大型火电厂单元机组控制对象具有非线性、强耦合、时变,大滞后等特性,当各种扰动作用时会导致控制对象的参数不确定,难以建立准确的模型,属于复杂难控的大型生产过程。在常规局部控制系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协调控制系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人工神经网络为解决非线性控制问题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手段,人工神经网络能够学习与适应不确定系统的动态特性,充分逼近复杂的非线性映射关系,且有较强的鲁棒性和泛化能力。其中BP网络被大量用于系统的模型辨识及控制上[1];但是其收敛速度慢将难以满足具有自适应功能的实时控制的要求,为此本文采用基于Hooke-Jeeves 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混合算法的BP神经网络(下文统称HJPSO-BP网络)用于建立系统的数学模型。

广义预测控制(Generalized Predictive Control)是随着自适应控制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预测控制方法;它汲取了现代控制理论中的优化控制思想,可以通过广义的反馈校正消除控制系统的稳态偏差,并用滚动优化取代了传统的最优控制,从而增强了系统的实时性和抗干扰能力。该算法由模型预测、滚动优化和反馈校等控制策略组成。广义预测控制作为对其进行修正的新型优化控制方法,大大增强了算法的适用性和鲁棒性[2],近年来收到学术和工程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2 理论研究(Theoretical Research)

2.1 基于HJPSO-BP网络的预测模型(Predictive Model of HJPSO-BP Network)

火电厂锅炉、汽轮发电机组协调控制系统是一个多变量非线性的复杂控制对象,数学上已经证明一个前向3层神经网络可以实现任何非线性映射,可以逼近任何复杂的函数。因此本文首先建立一个3层BP神经网络来逼近此被控对象。

BP学习算法的基本原理是梯度最速下降法,它的中心思想是调整权值使网络总的误差最小,也就是采用梯度搜索技术,以期使网络的实际输出值的误差均方值为最小[3]。本文提出HJPSO-BP算法来优化BP神经网络,有效地克服了BP神经网络易陷入局部极值的缺点,提高了BP算法的预测精度和收敛速度。利用HJ算法的强收敛能力来提高PSO的收敛速度和求解精度,利用PSO算法的全局收敛性能给HJ算法提供一个好的初始值,保证HJ算法的收敛效果[4] [5]。利用PSO算法的逼近能力搜索得到一个接近最优位置向量作为BP神经网络的初始权值和阈值,使用BP算法根据这些权值和阈值进一步寻优,从而得到网络权值和阈值的最优值。

粒子群算法描述为,假设在一个D维的目标搜索空间中,有N个粒子组成一个群落,其中第个粒子表示为一个D维的向量,。第i个粒子的“飞行”速度也是一个D维的向量,记为,。第i个粒子迄今为止搜索到的最优位置称为个体极值,记为,。整个粒子群迄今为止搜索到的最优位置为全局极值,记为在找到这两个最优值时,粒子根据如下的公式(2.1)和( 2.2)来更新自己的速度和位置:

(1)

(2)

其中:为惯性权重,和为学习因子,也称加速常数(acceleration constant),和为[0,1]范围内的均匀随机数。混合粒子群算法的步骤(HJPSO-BP)

步骤1、建立BP神经网络结构并初始化设置HJ、PSO算法各参数。

步骤2、计算每个粒子的适应度值并比较,得到Pest和Gbest.。

步骤3 、根据公式(1)、(2)分别计算各微粒新的速度和位置,计算新的粒子适应度值并比较新的Pest和Gbest。

步骤4、将使用PSO所产生的点作为初始值赋给HJ,利用HJ优化PSO的位置。

步骤5、更新并储存各微粒的个体历史最优位置和个体历史最优适应值;更新并储存微粒群的全局历史最优位置和全局历史最优适应值。

步骤6、如果是在全局历史最优适应值第一次没能得到改善之前的迭代,则转至步骤9。

步骤7、启动HJ法。使用PSO搜索到的20%的较优的点进行局部搜索,若满足HJ结束条件,将HJ搜索的结果回代到PSO,计算此时粒子的适应度值并记录Pest和Gbest.。

步骤9、若满足停止条件(适应值误差小于设定的适应值误差限或迭代次数超过最大允许迭代次数),搜索停止,输出全局历史最优位置和全局历史最优适应值为所求结果。否则,返回步骤3继续搜索。

步骤10、将计算出的最优粒子的位置各维度值作为BP神经网络的权值和阀值,得到训练好的BP神经网络,并预测输出结果。

2.2 广义预测控制(Generalized predictive control)

2.2.1 滚动优化(Rolling optimization)

为增强系统的鲁棒性,在性能指标函数中考虑了现在时刻的控制u(k)对系统未来时刻的影响,性能指标函数为:

(3)

其中是最大预测时域,是控制时域,是加权常数,是控制增量,是设定值,由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得出。

由此对指标函数在每一采样时刻使用梯度下降法进行优化,便可得出控制律,根据广义预测控制滚动优化理论,最终控制量可取为:

(4)

其中,采用梯度下降法求取时的优化步长,可借助训练好的神经网络的权值和S形函数的导数来求取,。

由此可见,通过用优化滚动方法求取的控制律,与采用丢番图求解相比减少了计算量,加快了计算速度。

2.2.2 反馈校正(Feedback correction)

预测模型的输出不可能与实际对象的完全一致,于是通过反馈来对预测模型进行修正。在神经网络预测控制算法中,每一步都要检测实际输出,并与模型输出加以比较以构成误差信息,然后以此误差信息对神经网络模型进行学习和修正,这一过程可以在线进行,也可以离线进行。为满足控制系统实时性的要求通常采用在线学习和修正,设实际对象输出与模型输出之间的误差用下式表示:

(5)

则得到反馈校正后模型的预测输出为

(6)

式中,u为误差修正系数。

基于混合型HJPSO-BP神经网络广义预测控制的在线算法可归结为如下步骤:

(1) 初始化预测网络模型及控制器参数。

(2) 采样被控对象输入输出数据,根据(2)式修改网络权值。

(3) 按(4)式求出控制系列。

(4) 返回第二步。

2.3 控制系统结构(The control system configuration)

如上所述,基于HJPSO-BP神经网络广义预测控制,是由HJPSO-BP神经网络预测模型、优化控制器和反馈校正三部分构成,其结构如图(1)所示.

3 仿真研究(Simulation Study)

火电厂锅炉、汽轮发电机组协调控制系统经过合理简化,可以简化看作双输入双输出系统。它的两个输入量为:汽轮机调节阀开度指令Ut,锅炉燃烧率指令Ub;两个输出量为:汽轮机主蒸汽压力Pt和机组实发功率Ne。

300MW火力发电机组在100%、70%负荷工况运行时传递函数分别表示如下:

= (11)

= (12)

用基于HJPSO-BP神经网络广义预测控制策略对其进行计算机仿真试验。

分别采用HJPSO-BP算法进行网络模型训练与普通BP算法进行网络模型训练,对比其误差曲线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看出采用HJPSO-BP算法进行模型训练,在速度上较普通BP算法提高很多,经过9步即可使平方误差达到0.0001。

然后用HJPSO-BP广义预测控制策略对控制对象进行仿真实验:

在100%负荷时取采样周期T=15s(选取的经验为:,为过渡过程上升到95%的上升时间,通过对功率和系统气压的阶跃响应分析可得采样周期),模型长度N=1000,预测时域长度P=3,控制时域长度M=2,控制权矩阵R=[0.8 0.2],Pt的约束值为0和20Mpa,Ne为0和330MW,取功率设定值Ne=300MW,压力设定值 Pt=18 Mpa ;

在70%负荷时控制器参数均保持不变,以此来观察NNGPC的鲁棒性,Pt的设定值和约束值保持不变,Ne的设定值为210MW。控制系统的仿真结果如图3:

采用HJPSO-BP网络的广义预测控制策略,机组实发功率Ne和主蒸汽压力Pt的输出曲线如图3所示,其中实线为100%负荷模型时调整控制器参数的输出曲线,虚线为切换到70%负荷模型且保持控制器参数不变时的输出曲线。仿真结果表明把HJPSO-BP网络广义预测控制运用到单元机组协调控制系统中,可保证快速平稳地跟踪系统的功率及主蒸汽压力设定值,且对对象模型的不确定性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和鲁棒性。

为方便清楚的比较HJPSO-BP网络广义预测控制的控制效果,下面采用常规PID策略对系统进行控制仿真对比。在100%工况时,UT和UB的PID控制器参数分别设置为:kp1=0.0007,ki1=0.000041,kd1=0.012;kp2=0.1,ki2=0.25,kd2=1.4。Ne和Pt的输出曲线如图4实线所示;在70%工况时,PID控制器参数保持不变,以此观察PID控制的鲁棒性及对模型的适配性,此时Ne和Pt的输出曲线如图4虚线所示。

由上图仿真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改变,使得常规PID控制器不能很好的适应模型的变化,Ne和Pt的输出均出现了较大超调量,同时Ne的调节时间较长,不能迅速跟踪功率设定值。由此可以看出,常规PID控制的鲁棒性较差,而HJPSO-BP广义预测控制具有更强的鲁棒性,且更能适应大型单元机组模型不确定性的要求。

4 结论(Conclusion)

本文针对大型单元机组被控对象的特点,结合协调控制运行中的普遍问题,采用HJPSO算法进行神经网络模型训练,利用BP网络快速完成这种多变量非线性系统的数学模型辨识,同时将训练好的HJPSO-BP网络中的参数用于求取广义预测控制率,这样避免求解Diophantine方程,减小计算量。仿真结果表明,该方法保证在系统运行中功率和主蒸汽压力平稳地跟踪其设定值且具有较好的鲁棒性,在单元机组控制中较之常规协调控制策略更加有效。

参考文献

[1] 孙增圻.智能控制理论与技术[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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