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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1
[关键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
1981年1月，国务院批转《关于<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试行办法>的报告》，这标志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以下简称“自学考试制度”)正式诞生。自学考试制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具有鲜明中国特色，适合我国国情，一经产生，便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自学考试制度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社会化开放高等教育，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然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人们对自学考试制度还存在许多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而且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本身还不成熟、不完善，其今后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文试论述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内涵剖析
国务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指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考试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与国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对此，本文认为，“自学考试”(又称为自考)不是专指自学考试系统中的国家考试工作，而是指包括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家考试在内的自学考试的全部活动。如果把自学考试看作是一个实体，围绕着自学考试活动，包括一定的实施机构、人员和制度，这样，自学考试教育就和其它的教育组织一样，是一个社会组织。
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近二十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其中不乏自学考试的功劳。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以其独特的形式吸引了一大批学子，同时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1、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规模
高等教育相比，自学考试具有开放性、灵活性、经济性等特点，使那些不能进入高等学校的人们，同样可以接受高等教育，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自学考试吸引了社会公民广泛参与，经过25年的发展，自学考试制度己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社会化开放教育。截至到2005年底，自学经过25年的发展，自学考试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累计报名考生4300多万，毕业生累计达625万人；自学考试全国开考的专业有600多个，开考课程2000多门，涵盖了理、工、农、医、教育、政法、管理、语言等普通高校开设的所有学科；除台湾、澳门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均己设立了自学考试考点。自学考试如此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进步。此外，自学考试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自学者的学习成就由国家统一考试认可，通过自学考试获得的学历证书社会认可度高。
2、节约了高等教育经费
高等教育是一项高投入的事业，在大众化进程中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经费不足一直是制约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自学考试制度以其制度优势，充分整合了社会资源来发展高等教育事业。自学考试制度调动了各级各类教育机构的积极性，参与到助学活动中来，同时吸引社会力量办学，带动民办高校的发展。自学考试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支持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十五”期间，国内著名教育经济学家靳希斌承担了一个自学考试制度效益分析的课题，课题研究报告指出：“从经济投入看，对自学考试学生的培养，国家公共教育投资仅占普通高等院校在校生的5%。以北京为例，一个普通高等院校培养一个学生，国家要投入10000多元，而自考生每人每年只有200多元，还不足5%。按此计算，25年来自学考试培养了625万多毕业生，已经为国家节省了公共教育投资1000多个亿”。
3、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多样化
自学考试制度优化了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突出表现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经费来源、教育形式、课程标准等方面的多样化。如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兴起得益于自学考试制度的发展。自学考试制度创立以后，由于自学考试具有权威性，社会声誉良好，因而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吸引力，带动一批自学考试辅导班形式的民办高中后教育培训机构迅速发展；同时，自学考试的低廉考试费用，也使个人分担了一定的教育成本。自学考试制度推动了高等教育经费由政府、社会、个人共同投入的格局的形成，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实现经费筹措渠道的多样化；再次，自学考试制度促进了高等教育形式的多样化。自学考试制度“以考促学”的基本运行机制是自学考试作为一种教育活动的根本特征，确立了自学考试制度是一种新的高等教育形式。“以考促学”这种教育形式充满了活力，学习者可以参加普通的面授助学班接受助学，也可以通过音像材料接受助学，还可以借助计算机和网络参加“网上助学”，学习者能够按照个人情况接受助学辅导，充分满足了学习者的个性化要求。
三、目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存在的问题
在我们看到自学考试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自学考试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1、以学历教育为主
高等教育自考创办的初衷是实施成人学历教育。1988年国务院颁布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今天的情况与20世纪8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由于高校不断大规模扩招，招生年龄条件放宽，民办高校、成人高校增多，人们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人们有了选择的空间。与高校实施的学历教育相比，高教自考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在全社会都在积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化社会的大背景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仍局限于实施学历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将面临生源减少、规模萎缩等严峻挑战。
2、“应试”教育倾向严重
由于高教自考是以自学为主的一种国家考试教育，国家考试在自考中处于核心地位。基于大规模考试运作因素的考虑，每个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经过精简，多则13、14门，少则10门，比同专业、同层次的其他教育形式要少6——8门课程。另一方面，由于深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影响，高教自考的实践性课程比较缺乏，实践环节一直很薄弱，还不能与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同步运行，对实践能力的考核也存在着纸上写实验、背实验的现象。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存在着围绕考试这一“指挥棒”转的现象。
3、缺乏制度优势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系统所依托的普通高等学校的师资、设施及其它教育资源，将因高等学校规模的迅速扩大、产业化运行机制的逐步形成和人事分配制度的改革，而出现短缺或配置上的困难。其他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将进一步突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的供给滞后，从而影响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育的持续稳定发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育制度的供给滞后主要表现在：培养目标缺乏特色；适合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国家考试教学特点和学生学习过程中认识规律的课程教材体制并未完全建立；有效地为学生提供自学和助学服务的体制，包括与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教材要求配套的相对稳定的技术培训、教学实践、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的机构和基地，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规范尚很不健全，造成自学考试有关专业教学实验、实践环节较为薄弱；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一教育产业的消费者—学员为中心的、周到而便捷的服务体制尚不完善；国家考试的方法单一、手段落后；缺乏对自学考试向薄弱地区广大农村发展的制度优势等等。
四、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面临的挑战
在发现自学考试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其目前面临的挑战。我国普通高等院校在连续几年的扩招的基础上，招生规模大幅上升；成人高校、电视大学、网络学院、民办大学等多种教育形式发展迅速；同时，境外教育机构不断介入国内教育市场，出国留学持续升温，等等。新的形势使自学考试事业在发展中面临着新的挑战。
1、生源问题
由于高校扩招，原来20%-35%的自学考试生源不再需要通过自学考试来获得学历文凭，另外几种高等教育形式也与自学考试形成强有力的竞争，众多的教育渠道形成了生源重新分流的格局。就全国近几年的情况而言，参加自学考试学历教育的人数在全国范围内呈现下降趋势。例如，2007年自学考试学历教育的报考人次数比2006年减少了370多万人次。如何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到自学考试中来是自学考试事业面临的一大挑战。
2、生源结构问题
一直以来，自学考试以专科学历教育为主，随着新高职的发展，专科层次毕业生大量增加，本科教育需求相对不足，大量的专科层次毕业生参加自学考试来接受继续本科教育。部分本科生、特别是有些研究生为适应工作需求，也参加到自学考试队伍中来。据统计，2005年，自学考试考生中具有专科和专科以上学历的达到55%，江苏省就有几千名具有研究生学历的考生参加自学考试，全国参加自学考试的研究生超过10000名。天津市2006年4月份举行的自学考试中也有803名具有硕士以上学历的人员报考。生源结构的变化及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对自学考试事业发展提出了挑战。
五、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前景中的三个创新
在正确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后，让我们来正确地分析一下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发展前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要求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中央也提出“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同时，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岗位适应性成为劳动者面临的新问题。提高劳动者素质，适应转岗需求，为自学考试事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1、观念创新是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的基础
对于自学考试而言，理念创新，就是指自学考试要按照新的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要求，按照社会的需求和应考者的正当意愿，对考试功能、考试内容、考试过程及方法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看法进行及时更新和转变。
第一、树立品牌观念。自学考试要面向学习化社会，树立品牌，要根据当前市场经济的需求，有必要把企业经营的战略思想和方法纳入到自学考试的运作管理上，要牢固树立竞争意识。一是要充分发挥自学考试自身固有的优势和特色。自学考试的灵活性、多样性、调整快、效益高、针对性强都是自学考试的固有优势，也是它的特色。发扬这些优势和特点，不仅可以加快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满足不同类型人员的需要，而且还可以解决我国教育发展和改革中遇到的一些难点问题。当今教育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没有特色的东西必将被淘汰，在开拓自学考试新领域、发展新专业等时一定要扬长避短。要根据自学考试的特点和优势，一些学术性很强的和实践性要求很高的专业，若缺乏必要的教学条件，就不要开设，如临床医学专业等。
第二、树立开放的教育观念。自学考试要发展成为终身教育的一个最大的教育考试平台。当今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知识更新的速度大大加快；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推进，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就业岗位的频繁变动，各类继续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生产、工作技能过时成了普遍现象；随着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使人们更加注重提高生活质量，学习的愿望和需求越来越大。因此自学考试一是要发扬原先门类齐全、多样和灵活的优势，大力发展学历教育，但同时也要充分利用自学考试的开放性，利用国家考试的权威性，大力发展非学历证书考试，满足社会和人民的实际需求。
2、技术创新是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的手段
技术是自学考试中的“软件”。为了适应学习化社会的要求，自学考试的技术创新也是其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具体而言，要加强对社会助学组织的指导、监督和服务，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调动高等学校、行业培训机构等各类教育组织参与助学的积极性。依托民办教育机构、职业院校等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教育资源，建立一批自学考试学习服务中心，形成自学考试学习服务联盟，为考生提供咨询服务、学习指导和实习训练基地，提高学习成功率。在符合条件的学习服务中心开展终结性考试和形成性考核相结合的评价试点。加强教材建设，建设符合自学考试教育规律的现代化、立体化教材体系。注重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手段，搭建覆盖全国的网络助学平台，建立自学考试“虚拟校园”，提供网络课件、远程答疑、网络讲座、电子图书等远程学习支持，为考生尤其是偏远地区、农村地区的考生提供学习服务。
3、制度创新是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发展的保障
制度建设是影响自学考试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新形势下，自学考试事业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制度创新是自学考试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
第一、明确自学考试制度的发展目标。目标使事物被理解，制度使事物可操作，目标和制度的意义统一于目标的实现。自学考试制度创新应首先明确制度的发展目标。《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完善自学考试制度，形成社会化、开放式的教育网络，为适应多层次、多形式的教育需求开辟更为广阔的途径，逐渐完善终身学习体系。”《决定》明确了自学考试制度在构建我国终身学习体系中的作用，是指引新形势下自学考试事业发展的纲领。自学考试制度的发展目标应由“补偿”、“补充”教育向终身教育转变，面向农村、等教育面向职业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实施结构调整；搭建继续教育平台，搭建高“立交桥”，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构建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为公民提供充足的教育机会和优质的教育资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二、创设有利于自学考试事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凡是与自学考试制度相关联的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等都可看作是自学考试的制度环境。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都有与自学考试制度相关的法律条文，在这方面可以说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当下急需的是，需要有一部《终身教育法》或《终身学习法》，还需要有一部经过修订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条例》。同时，教育行政部门要持“大教育观”来指导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把自学考试制度纳入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划体系，把自学考试制度的建设、发展提上议事日程。此外，教育行政部门要克服传统的观念，克服用“正规”、“非正规”的标准来区分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要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创设有利于自考生发展、有利于自学考试制度发展的环境，这也正是高等教育大众化所需求的。
第三、优化自学考试制度的组织结构。对于以社会性、开放性为主要特点，以“以考促学”为基本运行机制的自学考试来说，传统的教育组织结构方式不能适应事业的特点和发展，必须把社会中与自学考试事业利益相关的主要团体如行政组织、学术组织、服务组织、学习者组织、评估组织等都吸纳到统一组织中来。自学考试制度要建立和完善“自学考试专业建设委员会”、“自学考试教材建设委员会”、“自学考试教学督导委员会”、“自学考试文化建设委员会”、“主考校工作联席会”、“自学考试战略发展咨询委员会”等，建立考试研究单位，加强自学考试制度研究，保证自学考试科学健康发展。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自学考试活动中来，并处理好相互的关系，树立共生观念，消除种种隔阂。充分发挥行政、学术、市场、社会等各自的作用，使分散的力量合成为整体的力量。
总之，对于自学考试所存在的问题，要有效地克服，就必须对自学考试组织的方方面面进行综合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学考试具有竞争力的特色，才能为自学考试的发展争取到更大的空间，使自学考试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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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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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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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4
关键词：约束权力；消费文化；元制度创新；大学制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4）01-0050-07
收稿日期：2013-09-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消费文化影响下中国大学的‘元制度’创新”（10YJA88010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大学制度创新研究”。
作者简介：潘艺林（1963-），男，四川武胜人，教育学博士，华东理工大学高教所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有关大学制度的学术论文呈现爆炸式增长趋势。以“大学制度”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搜索，2013年5月27日高达3037项“文献”结果，2022篇“期刊”论文。2006年，有人搜索到3460篇[1]。但现有研究却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第一，对高学历人群的制度观念以及他们对中国大学制度的真正态度等内源性的因素，缺乏实证调查。相关的调查报告有100余项，但大多为单项的、局部的具体制度。整体调查仅林杰的1项，限于“满意度”这一层次，对深层次的内在体认、真实的制度观念等因素缺乏具体分析，大学元制度的研究更是罕见[2]。第二，对制度创新的背景与阻抗因素挖掘不够，特别是对消费文化及其给大学制度创新可能带来的内在阻力，缺乏充分的认识。
这样的不足是根本性的，它也折射出我国大学治理实践中难于摆脱的困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制度创新”在年复一年的叠加中，中国大学“制度”已经变得繁多而杂乱，出路在于探索能够生成新制度的，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元制度”创新。对此，笔者近几年开展了专家访谈、问卷调查等实证性调研，发现了消费主义的膨胀、权力约束的缺失和对制度的“集体无意识”等大学制度创新的内源性阻抗因素，值得深究。本文从简单的问卷调查入手，探析这种内源性阻抗因素及其化解策略。
一、问卷调查的对象与目的
2000年就有人指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及发展的必然要求”[3]。我国高等学校需要建立现代大学制度，需要制度创新，特别是元制度创新，这在教育学学术界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共识，因此问卷只向非教育学专业的高学历人群发放。
高学历人群是大学制度创新的主体，是内因。这些人的阅历、学力，使他们对大学制度建设和元制度创新有着更为理性、更为直接、更为深切的感受和更为强烈的体会，他们的态度往往直接成为动力或阻抗因素。因此，被调查者以博士后出站人员和博士学位获得者为主。问卷面向某大学2011、2012两年到校工作的新教师，随机发放150份，收回131份（回收率87.33%），有效问卷128份。
问卷调查的目的，不是大学制度创新的必要性（这早已成为共识），而是努力把握制度创新的难度，分析实际推进过程中会遇到的文化矛盾、阻抗因素，如：在高学历人群的心目中，制度到底重要到何种程度，他们对大学制度建设的现状持何种看法，他们坚守着什么性质的制度观念？消费文化背景下，在元制度创新与大学制度建设、以及与一般性的去行政化呼声等现实诉求之间，高学历人群到底持何种态度？
带着这些疑问，课题组设计了13个问题，用12个单项选择题（4选1）和1个开放式问题制成问卷，旨在一般性地了解高学历人群最强烈的有关意识，据此分析其内在的文化矛盾。单项选择拟把握被调查者对大学制度的总体认识、对运行情况的意识、制度观念、消费文化影响的现状等4方面的明显倾向性。
第一，对中国大学制度建设的总体认识。从有无制度、有无根本制度、制度是否完善、制度是否需要创新四个方面，了解高学历人群对中国大学制度建设的总体认识，分别为“我国高校师生的教学、科研、服务等活动都有制度在规范”、“我国高校师生的教学、科研、服务等活动建立了发挥根本作用的基本制度”、“我国大学的基本制度已经很完善了”、“我国大学制度急需创新，尤其是发挥根本作用的基本制度”4个题目。
第二，对中国大学制度日常运行情况的意识。从中国高等教育“评估有无制度”、“行政管理有无制度”、“日常事务的主导因素（行政主导）”三个方面，把握高学历人群对中国大学日常运行情况的制度学感知或态度，分别为“中国高等教育评估有制度可循”、“中国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有制度可循”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日常事务由行政主导”3个题目。
第三，大学制度观念的性质。从“制度与道德”、“制度与诚信”两个维度了解高学历人群对制度的重要性的认识，了解他们所持有的大学制度观念（观点、信念）的基本性质，分别设计了“对我国大学的发展而言，道德修养好的校长比循规蹈矩的校长更重要”和“我国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管理需要诚信，更要制度”2个题目。
第四，消费文化影响的现状。从教育质量观、对学生意见、对学费与学生地位关系等问题的态度三个方面，把握高学历人群对消费主义教育倾向的态度（意识或无意识中，在多大程度上受消费主义影响），分别是“对高等教育而言，最知道教育质量好坏的人”、“在高校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学生意见具有决定性作用”、“学生交费上学，因此，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讲授方法必须适应学生”3个题目。
当然，每个被调查者都可能有更多的意见或认识要表达。为此，设计了开放式问题，拟调查各自在整体上更为强烈的倾向性认识或意见。
尽管问卷的设计较简单，但作为一种经验性、倾向性的调查，笔者有理由相信，从其选项中，特别是面临困境时的选择，可以析出被调查者持有的态度。如，当制度与道德（含诚信）两者必选其一时，即假设两者处于矛盾情境时以何者为先，可显示制度在观念中的位置。
二、调查结果：大学元制度创新的内源性阻抗因素明显
调查采用匿名方式，以排除各自利益对认识的直接影响。被调查者地域较为分散、学缘分布较为广泛，基本能够代表不同地域、不同学缘高学历人群对调查内容所持的态度或感受，说明其来源具有抽样意义，调查具有随机性，结果基本达到了调查目的。
在128份有效问卷中，博士（含）以上84人，占总数的66%。其余20%（25人）为硕士，13%（17人）为学士。2人没填写学位。
有6人来自海外4国6所大学，其中，美国、德国各1所，英国、韩国各2所大学。110人来自国内16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类高校，另有中科院系统6人，未填写学缘的6人。
在110位来自国内高校的被调查者中，22人来自12所985高校，其中北京、天津、南京、厦门、武汉、合肥、济南、西安、大连各1所，上海3所。76人来自3所211高校，北京、上海、重庆各1所。12人来自11所其他类型高校，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山西、内蒙古、河南、四川各1所，山东、天津各2所。
专业技术职称方面，正高级2人，副高级（含）以上，12人，中级（含）以上60人，初级及其以下（含未填写者）以下，68人。
填写出来的行政任职情况，1人任过副处级，1人任过科级，89人填写的“其他”，10人明确填写“无”行政职务，27人没有填写。这基本上说明，被调查对象总体上不属于行政人员，对消费文化、大学制度建设等情况的认识，基本上反映了高学历教学、科研人群的态度与体验。
（一）95%的人认为中国大学基本制度不完善、须创新
对“我国高校师生的教学、科研、服务等活动都有制度在规范”持肯定回答的仅12人，占9%，只有1人持完全否定的态度，选择“无制度”。选择“有但不一定遵从”和“有但不完善”的共计115人，占89%，这种倾向可视为“建设性否定”。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出于制度建设的良好愿望，意识到目前中国大学的运行还没有良好的制度。直观地看，好象觉得有制度，只是制度还不完善，制度还不一定被遵从，而不被遵从，就等于没有有效的制度，因此，这一选项实际上是否定中国大学有制度、有规则的。
与此相似，对“我国高校师生的教学、科研、服务等活动建立了发挥根本作用的基本制度”一问持肯定回答的也很少，只有19人，占15%，完全否定的为5人，占4%，绝大多数人也持建设性否定态度，这两项共有102人选择，占79%。这部分人觉得基本制度是有的，但不一定遵从，无法执行，这其实就是没有基本规则、没有基本制度的表现。
在“我国大学的基本制度已经很完善了”的判断中，只有4人完全肯定，认为只是比较完善和不完善的，有121人，占95%以上，这些人内心，对中国大学“有基本制度或元制度”也是持否定性态度的（详见表1）。这就是说，绝大多数高学历人群认为，中国大学缺乏“元制度”。
与这95%的人对制度的完善性持否定态度完全吻合的是，需要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我国大学制度急需创新，尤其是发挥根本作用的基本制度”。对这一判断，持“无所谓”态度的仅6人（5%），超过95%的人（122人）选择了“急需”（52%）或“需要”（43%）创新。
（二）97%的人肯定中国大学的日常治理由官员决定或行政主导
对“中国高等教育评估有制度可循”的判断，9%的人持肯定态度，89%的人持否定性态度（详见表2）。也就是说，这个领域实际上还不能说有“可循的制度”，尽管出台过不少规定或文件，但至少让高学历人群感觉制度没有完善，或者虽然很完善却没有作用，没有作用的制度其实就是没有制度。
行政管理方面的调查结果与之相似，只有11%的人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行政管理有制度可循”，而82%的人都持建设性否定意见，认为制度不完善或无用。还有6%的人持完全否定意见，根本就不认为有制度可遵循。这就不难理解，行政权力在大学的行使难以得到约束，更不难理解，大学实际处于人治状态，而非由法律规则所主导。
结果，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日常事务由行政主导”这个判断，持肯定态度的高达97%，他们认为日常事务“官员具有决定作用”（75人，59%）或行政主导“较明显”（49人，38%）。仅4人（不足3%）认为行政主导不明显，而对“行政没权力”一项，则无人选择。
（三）97%的人肯定制度不如道德重要
选择道德比制度（循规蹈矩）更重要的、事实如此或应该更重要的，占了97%，只有3%的人认为“不应该这样”，不足1%的人认为“不一定”。这说明，在被调查者的观念里，还是没有把制度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道德是根本，如果掌握权力的人道德过了关，也许就不需要什么制度了，正因为如此，选择道德“应该”更重要的高达45%。
对于“我国大学的教学、科研与管理需要诚信，更要制度”的回答，虽然没有人在观念上“完全否定”制度的价值，但完全肯定制度优于诚信的，只占23%，将制度与诚信等同看待的，高达56%，还有20%的人将诚信置于制度之前，选择了“无诚信，制度没作用”。
“制度不如道德与诚信”，一方面反映出目前高等教育行政与管理活动中道德、诚信的缺失，如同许多公共管理部门公信力缺损一样，其负面影响在大学也很严重。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高学历人群制度意识的欠缺。这是大学制度建设可能遭遇的来自大学自身最大的阻力，是内因。内因是变化的依据，是无形而巨大的，如果高学历人群没有摆正制度的位置，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道路必将更曲折、更遥远。
（四）至少60%的人消费主义倾向明显
超过60%的人完全肯定，最知道教育质量好坏的人是“学生和家长”或“用人单位”（各占30%），这与“教育质量由顾客定义”等消费主义教育观念不谋而合。尽管有36%的人选择了“教师”，5%的人选择了领导和管理者。
对学生意见的态度，调查设计了“师生意见不一致时的学生意见”这种极端的情况，设计者认为，往往是对极端情况必须做出选择时，最能检测出人们的倾向性。不过，在选择项的设计上，调查者采用了一点迂回的策略，设计了“事实”性的判断供选择，以免答案过于简单化。结果，对于“在高校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学生意见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15%的人持明确的否定态度，没有消费主义倾向的人实在太少了。其他85%的人都可视为对这一判断多少持有赞成态度，其中13%的人持明确的肯定态度。
对“学生交费上学，因此，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讲授方法必须适应学生”这一判断，只有11%的人觉得“不应该”。这比对待“学生意见”方面的消费主义倾向更为明显，明确否定的人数仅为11%，其他89%的人都可视为“态度暧昧”，而且，其中有45%的人持完全肯定的意见，选择了“是的”或“应该”。
从另一角度看，观念里没有受消费文化影响，观念里没有消费主义倾向的人士很少，如前所述，在教育质量观、对学生意见、学费与学生地位的认识等方面，分别只有30%、15%和11%的人无消费主义倾向。事实判断的选择，正好可以旁证他们倾向于消费主义的理由――教师权力过大，教师事实上有决定权，分别为66%和49%的人选择。这势必要求强化学生消费者的意见，势必在行动上走向消费主义。
三、讨论与建议：化解内源性阻抗因素的策略
调查表明，高学历人群认识到制度缺失，但在思想观念上，甚至在治理大学的具体行动中，很难把制度置于最重要的位置。问题的实质和根源在于，他们内心充满了矛盾：第一，实质正义与制度所要求的程序正义之间的矛盾。制度要求程序、形式、过程的公正，认为形式上的合理性是正当性起码的要求，程序公正是最基本的，比实质公正更重要。第二，人治、德治传统与制度要求的法治精神之间的矛盾。制度建设遵从法治精神，要求权力有约束，行为不失范，这难免困扰高学历人群信守的人治、德治传统。第三，高学历人群身临其境的“叠加式制度创新”与制度建设要求的元制度创新有矛盾。
这些内在的、深层次的文化矛盾相互交织，使得大多数高学历人群对大学制度的认识很矛盾，内心很纠结，矛盾与纠结的结果，则可能简单行事，要么诉诸长官意志，表现为权力无约束的“”，要么诉诸“民众意见”，表现为“消费主义”。在道德、诚信、科学、民主、民众利益等各种正义的目的或名义之下，很难真正把制度摆在恰当的位置，很难把制度当回事。在大学培养方案修订过程中，一些教授“服从领导决策，尊重群众选择”的无奈感叹，便是这种矛盾的一种具体反映[4]。
这种情况，往往使大学制度建设陷入消费主义的困扰、权力约束的缺失、以及对制度的“集体无意识”等窘境。这种窘境，构成了大学制度创新的内源性阻抗因素，只有切实予以化解，才能有效推进大学制度的创新。
（一）扼制消费主义的困扰
近年来，笔者对教育领域的消费主义倾向有一些思考和回应，深感消费主义对制度创新的制约和消解[5]。对消费主义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大学制度建设的方向。60%-89%的高学历人士消费主义倾向强烈，是制度建设必须正视的一种强大的阻抗因素。面对复杂的认识、利益和教育问题，在民众利益等言路之下，消费主义的诱惑与欺骗性更强，它同“投机文人挑唆起来的”民粹主义一样，往往比其他主义更为简单、方便，更好操作，更容易受到“利益攸关者”的欢迎而畅通无阻[6]。
现实利益固然是最为重要的，教育消费者的现实利益是大学制度创新的宗旨，然而，大学这种教育文化组织的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它除了对现实（民众的现实利益）负责，还必须对历史负责，要承担历史传承的重任。而且，更为重要的，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大学还必须对未来负责，对民众的长远利益负责，绝不能只考虑“现实利益”。消费主义的治理方式，往往难于保障大学承担更为普遍和宽泛的社会责任，甚至连最起码的“现实”的责任也难于担当，难于真正对广大教育消费者的现实需求负责。愈演愈烈的大学生就业难题从一个侧面说明，只顾“现实利益”的大学是连现实责任也担当不了的。
消费主义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本来应该是最需要重视规则的。但是，消费主义有关一切由顾客说了算等主张扩展到高等学校，依据商业化领域顾客就是上帝这类金科玉律将教育过程的最终裁判交给学生和家长，交给现代教育形形的消费者，这与大学自身的规则是根本不相容的。受其影响，为了争取声誉、争取生源和市场，大学对学生、对社会的道德是非最好不要发表什么见解，以赢得消费者的青睐。为了让管理者或学生消费者满意，大学教师甚至可能一味地迎合学生，制造分数膨胀等滑稽的景观[7]（P214）。大学及其教师的这种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尽管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却不是制度所要求的理性，它最多不过是孔孟所指的“乡愿”，也就是现在所说的好好先生，做事遮遮掩掩，专想讨好别人[7]（P233）。“好好先生曲阿于俗，不问是非曲直，一切听群众，一切听舆论。大家说好，他就说好，因此大家说他好”[8]。
总之，要探索大学制度、元制度创新的价值取向与路径选择，就不可忽视当前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消费文化的蔓延与强化，特别是教育领域消费主义倾向的出现与强化。这是因为，对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科研服务等重大权力的运行和使用来说，如果采取消费主义的态度，而不是通过制度创新，从制度建设上去约束权力，问题只会越来越多，矛盾只会越积越深，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道路自然只会越来越漫长。
（二）有效约束权力的运用
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往往交织、扭结在一起，权力主体的构成比较复杂，很难区分出纯粹的行政领导或学科专家[9]。因此，大学治理的关键，不在于学者或非学者掌权，而在于如何约束权力的问题，在于靠人多势众、道德诚信或制度规范来约束权力。
对权力的约束来说，守制度与守道德，重制度与重诚信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认识上有分歧，制度建设不可低估这种矛盾的力量。问卷调查显示，97%以上的高学历人群把道德放在比制度还优先的选择。然而，用什么来保证掌握权力的人道德能够过关？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在探索，但至今没有找到比制度更好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把制度放在约束权力的最重要位置，才是现实有效的。高学历人群都不太认可这一点，可以想象，中国广大民众、广大学生或手握大权的人把制度置于何等位置。诚信是一个道德问题，因此，解决诚信是治本之策，但与其他道德问题一样，这也没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从制度入手，有关诚信的宣传、教育或规定，都必然流于空谈，流于形式。
权力没有约束，出现腐败就不足为怪，行政权力也好，学术权力也好，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滋长腐败。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见怪不惊的各种腐败便是权力缺乏约束的必然结果[10]。
一般认为，行政权之行使是否“拘束于法规”，是人治国与法治国的分水岭[11]。诚若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行政和管理还谈不上有制度可遵循，也就不能说是法治的，谈不上是依法办学的。其必然结果，就是已广受诟病的“大学行政化”现象。
然而，需要约束的，绝不只是行政权力。调查中国大学日常运行的制度学认知，其实隐喻了对制度缺失给中国大学治理所带来的危害的部分调查，如通常所说的行政化，学政失序、效率低下、不讲理、不公正、学术腐败、大学官员腐败等等。这方面的报道和研究成果相当丰富，本调查绝不只是验证了有关研究和结论，更重要的是，本调查的有关选项表明，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杂多，而其中最为深层次的因素，还是缺乏约束权力的制度（当然，这并不是说政策、文件和法律规定等成文规则的缺少。种种文件有的太少，有的太多，需要实施“简单的加减法策略”），尤其是缺乏富有创新性的元制度对权力的约束[12]。
（三）根除对制度的“集体无意识”
有人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实体正义，轻视程序正义，对宋江坑蒙拐骗不予谴责，没有道德质疑，对集“侦查官、官、大法官、执行官”四任于一身、如此专制、恣意的包公崇拜千年有余，“认为只要目的合理，即可不择手段”[13]。这种传统对规矩（制度）呈现出明显的“集体无意识”。更有人指出，中国人并没有因经过了“”的伤痛而变得尊重法制，尊重规矩，“尤其当众多的管理者都是在‘无法无天’的环境中成长并仍迷恋于不受约束权力的时候”[14]。
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也是这样，对制度（特别是显性的制度，如法律法规）的忽视还相当普遍，前述调查表明，即使在高学历人群中，也具有这样的普遍性。开放式问题收到了许多建议，如英国留学归来的某博士“行政以服务教学、科研为主”、来自上海的一位博士后“完善制度，严格执行”的建议等，但没有关于强化制度观念的任何建议，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这的确是“集体无意识”。笔者这几年对教育专家的个别访谈，一再印证了这种无意识。一位知名的大学校长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让什么改革都在法律法规内进行，肯定不现实”[15]。制度不合理或存在不足是肯定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是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事先及时修订制度，还是先行动再改制度？这其实是人治与法治在行动上的分水岭：变革先指向成文规则或先指向具体的行为。
可喜的是，一些教育学学者已深刻认识到，“改革应当在法律与法规的规约之下，尤其要遵循一定的程序”，强调不能因为实质的正当性，就忽略过程的正当性，“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因此，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需要“良法善治”，需要遵从制度之治、规则之治、法律之治[16]。这就急需探索，如何真正摆正制度的位置，让制度的力量首先化为高学历人群内心的信念与行动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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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5
关键词：地方高校;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校地合作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4-0123-0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创新能力形成的唯一动力源。人才的创造性主要是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实践教学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是培养大学生系统思维、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关键手段。同时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需要大量的具有动手实践能力的创新应用型高级人才，地方高等院校承担着这一任务。
一、当前地方高校财务管理专业
实践教学面临的挑战和困境（一）财务管理工作特点对实践教学的挑战
财务管理首先是一种创造性价值管理。而价值管理是基于资本市场这个主体的，而资本市场本身就是千变万化的，市场是没有标准化的作业。环境造就千变万化的市场，如何在学校课堂上模拟出这样的市场环境呢？这是当前财务管理课堂实践面临的难题。其次财务管理是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与企业各方面具有广泛的联系。透过财务信息企业每个部门都会通过资金的收付与财务管理部门发生联系。这样我们发现要在财务管理实验室复制企业的全方位活动和安排完全独立的财务管理实验，也是实践教学安排的难点。
（二）企业财务管理主体内容对实践教学的挑战
财务管理的基本内容总括两项：筹资管理和投资管理。要求学生的专业技能中包括必须熟悉国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融资政策、未来产业发展政策和经济法律法规等，这样的专业人才对不管是宏观层面如政府的项目投融资还是微观层面如企业的项目投融资都是非常适合的，让学生在学校期间就参与到实际的投融资项目中去或者高仿真的项目运作中去，这样的人才成品在进入社会时才能缩短学生的继续培养的时间成本和物质成本。而我们的纯粹课堂教学是不可能复制国家经济环境或者地方政府环境的。
（三）财务管理专业现有主要实践教学设置的困境
1. 纯粹校企合作的挑战
应对财务管理的管理内容，大多数地方高校都努力提高学校实训的仿真性和实践多层次性，其中校企合作就是比较好的实践培养方法。我们在肯定这种实践教学的时候，要谈的是纯粹的校企合作是难以长期维持的。从企业来说投融资项目都具有一定的商业机密性，要让学生 真正参与这样的项目是相当困难的，学生毕竟不是员工，是不受企业体制约束的。从学校来说，这样的方法只能解决极少量的学生，对扩张后的高校是不适合的，而且高校不可能让很多的企业都接受并参与到学生的实践教学培养中去，可以说双方缺少一个类似公证和沟通的服务者、监督者，这样就极可能形成人才培养的恶性循环：企业需要学生毕业后能迅速成长，但不愿提供让其成长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学校想提供企业需要的财务管理人才，但缺少强化学生应用性的基地和平台，这样实际双方都达不到目的，但校企要真正合作又缺少具有公信力的媒介。
2. 学校实训的困境
实践教学课程的仿真性一直是实践教学追求的目标。长期以来该专业的实践教学课程设置依附于会计学的情况较多。由于财务管理专业本身从会计专业中分离出来，带上会计的深刻烙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财务管理活动更倾向于没有完全制度框架下的创造性活动，所以完全标准化的会计仿真实践教学是不能适应我们对财务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的要求的。
二、实践教学创新模式
――校地合作的可行性校地合作是院校与院校地理位置所处或者其他区域范围内的地方政府、企业等部门的合作。［1］
（一）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共识基础
2009年7月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召开，会议最后通过的公报在“学习研究与创新”中提出 “高等教育机构应拓展研究和教学领域，找出与人口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解决方法，并为与地方相关的科学和技术构建强大的基础。”“本土的知识系统能扩大对新兴挑战的理解，高等教育机构应与社区和民间团体建立互惠合作的伙伴关系，促进相关知识的共享和传播。”这些成果在2010年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再次成为重要的议题并达成基于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共识。我们从这些信息中能够充分体会并理解高等教育的本土化、地方化是高等院校的社会责任的现实体现，同时创新并灵活组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研究体系促进服务地方社会也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
（二）地方高等院校和地方政府的双向良性互动的需求
当前，我国地方经济发展迅速，各地竞相挖掘地方特色经济，甚至组成区域联盟，尤其需要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就地方政府而言，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高等教育社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强化政府职能，统筹规划地方高等教育，高度重视地方大学的建设发展，在政策导向、城市规划、经费投入、校园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学校周边环境建设等方面给予高校更大的扶持，促进区域院校尽快提高办学水平，提升服务地方的能力，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真正发挥作用；就高校而言，要充分认识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因和条件，转变教育观念，创新教育理念，加强与地方的合作和交流，主动承担起促进地方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神圣使命。［2］
（三）地方高校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要求的需求
我国高等院校的分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已经逐步形成，地方高校大多数都根据自身特点提出为地方经济服务，培养适合地方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对财务管理人才的培养定位地方高校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如要求掌握管理学、经济学、财务与金融管理、会计学、财政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投资和融资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辅助解决管理问题的能力；熟悉我国有关财务与金融管理方针、政策、法规，以及了解国际相关惯例与规则；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以及分析和解决投融资实际问题能力等。
这些具有同质性的目标定位和培养要求都直接表达了人才的“应用性”、“创新性”和“学科融合性”特色，这些要求从财政、金融、管理等各个方面贯彻在财务管理的投融资里面。投融资从主体来说，不外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政府投融资和企业投融资都是财务管理，而政府的投融资是企业投融资的导向，所以校地合作就可能成为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一种有效的体现创新性、应用性和学科融合性的手段，这样可以在尽可能的程度上缓解单纯校企合作和课堂实训的压力。
三、地方高校培养财务管
理人才校地合作探索（一）基本原则
1.创新应用型人才必须创新实践教学。学生的应用性离不开实践教学，创造性离不开创新实践教学。学生只有在实践中追求创新才能成为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也就是说在校地合作这样的实践教学中要将实践教学的创新型和人才的创新教育结合在一起。
2.校地合作可以开展多种形式，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将教学计划中的社会调查、学年论文、毕业论文、课程实训等融合在校地合作中。
3.创新实践教学必须能体现校地双向互动。双向才能形成良性循环，这样的实践教学才能持续下去。
（二）校地合作的探索
要开展有效的校地合作，培养创新型财务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可以探讨如下：.
1.一个目标
创新财务管理实践教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政府在现代社会有着引导社会投融资的责任，地方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各项产业、经济、金融等政策的引导，而这些正是财务管理人才的作用领域，因此我们将财务管理的实践教学融入地方经济发展中，实现地方高等院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同时促进专业实践教学创新的良性循环。
2.两个层次+八个模块
应用基础实践和应用发展实践，并拆分成相应的细化的实践模块，分解应用性技能需求，再掌握综合分析能力。应用基础模块主要针对财务管理人才培养的某单项技能，应用发展模块倾向于人才培养中财务管理能力的综合技能。见下面实践教学课程体系构成图。
3.三种合作流向
这种合作是双向的，从企业投融资到政府投融资都在这样的校地合作模式中。
4．四种合作模式：
（1）校地合作以科研项目为合作基础。这种模式是地方政府首先表现为主动，通常的模式是地方政府围绕产业投融资等课题，要求和熟悉地方经济环境的高校合作。地方政府出资，高校出人，这样高校既解决实践不足又有资金支持，更为地方发展服务。企业有政府扶持，不会排斥参与到学生的实践教学中去。
（2）校地合作建立实训基地。建立实习基地，是保证实践教学的重要条件。按照校地相互提供服务、互惠互利的原则，比如和地方财政局合作，由学校财务管理专业人员为企业的财务、会计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培训和职业教育培训，企业为财务管理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和其他条件。
（3）财务管理人才的创业教育实践
财务管理的特点向我们展示了这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尤其是投融资的主要内容更是为大学生创业打下了理论基础。目前大学生作为人力资源中的优质资源，具有一定的研究开发能力和创新能力，自主创业理应成为大学生就业的新趋势。而且在国家鼓励政策的出台下，有很多地方政府专门开辟大学生创业园区或者大学生创业教育基地。任何创业都离不开投融资，可以说财务管理专业是最适合进行创业实践教育的专业。要提供这样高实践性的教育，和地方合作进入地方的创业园或者创业基地，与正在创业的团队进行合作、组织创业团队或者进行创业可行性规划等是非常理想的模式。而地方政府也可以根据自己对人才的需求，从创业教育中获得适合地方发展的财务管理人才。而且还可以通过校地合作，利用当地政府资源，聘请校外专家进行兼职指导，引进企业家导师，在企业设立各类实习实训基地，能为学生创业教育提供专业性指导，也能为地方性高校的创业教育提供较多的实践平台。
（4）校地合作提供投融资调研报告。这种模式和科研项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种模式的主动权在高等院校的实践内容的设计上。在社会调查和创业实践环节的设计上，教学内容紧紧围绕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重心，这也是实践“校地合作”成功的关键问题，如对市场区位与产业投融资趋势等问题进行实地观察和调查, 以便于对区域投融资信息系统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为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布局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很容易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并予以资助。这种模式下的地方政府的作用和优势尤其突出。没有地方政府的“通行证”，学生不可能到机关或者企业进行调研，而财务管理本身涉及的面广，如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业，提供未来投资方向的发改委，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投融资所涉及的行业等等。校地合作让学生参与到地方政府中的投融资的领域调查，为政策决策提供调研报告依据。
总之我们认为财务管理是一项创造性的资本市场活动，实践教育应贯穿该专业教育的全过程。在设计出的基础模块和实践模块基础上，教师应着重进一步研究每一项实践教育和校地合作的可行条件，这样才能推动财务管理专业实践教学课程的优化和整个教学课程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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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宋斐.浅谈广东校地合作中的问题与对策［J］.当代教育论坛(宏观教育研究)，2007，（2）.
［6］彭晓英,张庆华.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实践教学一体化模式改革的研究［J］.经济师，2011，（4）.
［7］刘巧芝,柯羽.校地合作：地方高校大学生创业教育模式探讨［J］.科技创业月刊，2010，（10）.
中国高等教育论文范文6
开幕式上，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王志发称赞《旅游学刊》培养了一批大家、专家，希望《旅游学刊》能够越办越好，为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他还从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角度，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希望与会专家多做一些基础理论的研究；第二，加强对发展战略的应用研究；第三，加强对国际经验的研究，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特别是始终把握国际发展的前沿动态，以引导我国旅游业科学发展；第四，需要加强对热点问题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导游管理、职业分类、产业政策等“老大难”问题，还应该留意空白性的问题。
一、主题报告
来自国内外的4位著名学者为大会做了主题报告。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旅游学刊》名誉主编刘德谦以《学科成长的时代推手――关于我国旅游学科成熟度的讨论》为题，探讨了旅游学科基础理论已经建立，并在不断地得到丰富；旅游法规体系和旅游标准化体系的建立，有利于旅游合作和旅游行业运行的规范，从而优化了学科研究的对象等10个旅游学科成熟的表现。
中国旅游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魏小安教授做了题为《顶天立地――关于中国旅游研究的几点认识》的演讲。所谓顶天立地，涉及中国旅游研究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回归原点，是立地；一个是引领前沿，是顶天。目前的旅游研究首先需要回归原点。而原点的研究，一是旅游的元哲学和元理论；二是描述，对涉及旅游的各个方面进行完整的描述；三是解释，对各种现象进行深入的解释，形成理论的说服力；四是分析，需要建立体系和框架，形成理论的系统化。
中山大学校长助理、旅游学院院长保继刚教授以《中国旅游研究：回顾与展望》为题，分3个部分梳理了海外学者对中国的旅游研究、中国学者对中国的旅游研究的特征，以及未来中国旅游研究的发展方向。关于中国旅游研究的未来，保教授指出了4点方向：第一，持续关注旅游研究的理论建构；第二，强化旅游研究的知识／理论输出；第三，提升旅游学术刊物(平台)的水准；第四，提升旅游应用研究的水平与深度。
英国萨里大学教授、国际公认的权威旅游学术期刊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主编John Tribe结合近年在Annals上发表的研究成果，介绍了国际旅游研究的现状、趋势及创新，为国内旅游学术研究在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等方面带来很多带来很多新的理念和思考。
二、主题论坛
本次年会设置了4个主题论坛以及教育论坛和博士论坛。
第一论坛为“‘十二五’期间中国旅游研究的五年规划”，由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主持。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教授宋海岩，北京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吴必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首旅建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润钢，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崔凤军，去哪儿网副总裁张泽，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宁泽群围绕此议题进行了探讨。
宋海岩、吴必虎、宁泽群回顾总结了中国旅游研究的变化及旅游研究对象等方面的转变。宋海岩介绍了国外的经验，例如政府提供研究经费和教学经费，学校研究成果要能够应用到实践当中，而业界也参与学校的教研和课程设置，同时企业也可以提供一些研究经费，但学校研究体系跟实际有差距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崔凤军特别指出，目前中国旅游学术研究亟须解决两个问题：建立旅游研究的范式；旅游学科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一些方法和理论问题。张润钢、张泽作为旅游业界的专家代表，从企业的具体实践提出，目前的研究成果很难在企业转化成实际成果，迫切希望旅游研究能够有更新的实践性成果。
此外，论坛嘉宾还对如何将中国旅游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进行了讨论。吴必虎指出，应该做些应用理论研究；教育部要推进旅游学科的一级学科建设；国家旅游局要重视专家的作用。
第二论坛为“‘十二五’期间城乡统筹与旅游发展”，由青岛大学旅游学院院长马波主持。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光，著名农村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海南省旅游委巡视员陈耀，四川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杨振之，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汪宇明参加了讨论。
光首先表示，目前的城乡统筹有很多内容，主要是政府主导，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考虑，是城市的发展。具体到与旅游相关的方面，现在城市旅游是要考虑如何能够提高水平，而乡村旅游重点是考虑如何进一步开发，城乡旅游都要做出自己的特色。于建嵘提出，要把人文、文化、爱心、物质融合在一起，公益旅游是一种好的方式；要从人文的角度来理解城乡统筹，一定要尊重农民的利益、尊重农民的权利，使农村生活多元化，而不是大规模搞土地流转。杨振之结合成都近年来在城乡统筹方面的实践，分别从城乡统筹中涉及的制度问题和旅游发展在协调城市和乡村发展关系的作用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汪宇明提出，上海要率先建成全国城乡一体化格局，路径有很多，但最新的动向集中在公共服务的根本性并提出了一个顾虑，即乡村被城市化。陈耀结合在海南的工作经验谈到希望由旅游推进城乡统筹，提出“乡城统筹”的概念，认为在科技进入农村、资本进入农村的同时要保障农民的利益。此外，专家们着重探讨了土地流转、尊重农民的权利和利益、公正性等问题。
第三论坛为“中国旅游研究的国际化”，由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朱f主持，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谢彦君、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副教授肖洪根、安徽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教授陆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邹统钎、南开大学教授李天元、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教授李享参与讨论。
谢彦君表示，中国旅游研究的国际化应该体现在3个层面，即视野、方法、规则。研究者不仅要有更加宽泛的、世界性的视野；进行科学研究所使用的工具和交流核心研究成果的平台要国际化；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则也要符合国际规则。肖洪根分别从技术和知识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第一是非英文国家开展的旅游研究，走国际化的道路应该是一种趋势；第二是知识传播过程当中，或者是科学传播过程当中的“大同”主义。陆林从三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中国旅游研究首先要接受西方的一些研究方法、价值观、思想，然后用这样的 视野来开展中国的研究；第二，中国旅游研究要有更多的独立思考，立足于本土，立足于民族化；第三，贯通中西文化。邹统钎列举了一系列数字，显示出中国的旅游研究在世界范围取得的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李天元阐述了他对中国旅游研究国际化的理解，即国人的旅游研究要能够融入到国际社会当中去，拥有跟国际沟通的共同话语权的平台，并通过国际化更好地了解别人、宣传自己。李享则围绕世界关注中国，中国的旅游研究关注国外的旅游情况不足，以及中国更应该关注世界3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第四论坛的主题为“30年来中国旅游研究成果总结与当前走势”，由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辉主持，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石美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张凌云、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教授马耀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庄志民、湖北大学旅游发展研究院院长马勇参与讨论。
论坛专家认为，30年来中国旅游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亟待提升。在总结成果时，专家们围绕重新回归到旅游学研究本质、旅游研究范畴、旅游的研究角度等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谈及未来旅游研究的走势时，马耀峰提出旅游学从借鉴、整合到提升、优化的转变的趋势，学科融合、学科深化和学科体系的构架亟须共同努力。庄志民提出要从辩证思维来理解走势，旅游产业研究要从经济为中心向以经济文化为中心转变，并且搞清楚旅游研究和实践的本源和去向问题。马勇提出学科引领、产业支撑、产业融合三大走势。石美玉提出了消费者的问题是未来研究的一个热点。
该论坛的讨论吸引了台下嘉宾的积极参与。保继刚提出，希望增强旅游研究者内部的凝聚力，旅游学科应为产业发展解决更多实际问题，并培养一批坚定的旅游研究追随者。朱f也认为，过去30年旅游的发展，最大的成就是有一群数量庞大的、有无限热情和能力的一个群体的出现。
本次年会特别设置的教育论坛以“‘十二五’期间旅游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为主题，由吴必虎教授主持，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院长谢彦君、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副院长谷慧敏、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王美萍、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常务副院长彭青、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夏赞才、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赵黎明参与讨论。
吴必虎与嘉宾们分享了目前旅游高等教育的基本情况，首先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旅游方面的增长情况；其次，学院办的旅游系专业方向非常多；最后，是专业教授的从业经验丰富，有70％的人教学经验丰富。谢彦君谈及目前国内旅游教育现状的3个方面：全国的院校数量很多；各院校教师数量差别相当大；教师的实践经验不足。谷慧敏谈及目前旅游教育受到了教育体制的制约，使得很多老师不能深入到行业一线进行深度的接触。夏赞才认为旅游教育的问题是其结构性的问题。王美萍认为在“十二五”期间旅游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创新这个阶段，教师的创新和发展显得更为重要，教师队伍应该是以规模为基础，以质量为榜样，以功能为特征。彭青提出课程计划应该兼顾职业导向和未来导向两个方面，或者是通识教育导向。赵黎明认为，老师应该在完善自己的同时，还要站在更远的角度看旅游学科发展。
本次年会还专设了博士论坛，为学术新秀提供展示成果的机会。共有16名博士代表做了精彩演讲，并得到了宋海岩、张辉、许春晓、肖洪根等专家中肯的点评。
三、学术委员工作年会及颁奖典礼
本次年会专门召开了《旅游学刊》首次特邀学术委员工作年会。学术委员们首先投票评选了“大地风景杯・《旅游学刊》2010年度十佳论文”，然后围绕如何进一步提高办刊水平和办刊质量、如何更多的吸引国内外优秀论文、栏目设置、封面风格等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