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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灵枢原文范文1
眩晕是“眩”和“晕”的总称。“眩”为眼花，视物模糊；“晕”是头晕，如坐车船之中，站立不稳或感觉外界景物旋转，临床上两者常同时出现，故统称之为“眩晕”。眩晕常伴有耳鸣、恶心、呕吐，甚者猝倒等症状。
眩晕一证，始见于《黄帝内经》。有关眩晕的论述，《素问》主要有“至真要大论”、“六元正纪大论”；《灵枢》主要有“海论”篇、“口问”篇和“卫气”篇。由于历代医家偏重于对《素问》所论之眩晕的研究，而忽略了对《灵枢》所论之眩晕的研究，以致《素问》所论之眩晕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而对《灵枢》所论之眩晕却问津者甚少。《素问》所论之眩晕与《灵枢》所论之眩晕有何区别?略作探析如下。
1 《素问》眩晕之论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素问》关于眩晕的记载主要见于“至真要大论”和“六元正纪大论”。《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木郁之发……，甚则耳鸣眩转。”但其所论对后世的影响，“六元正纪大论”远没有“至真要大论”大。《素问・至真要大论》“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一句，原文“帝曰：愿问病机何如?岐伯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岐伯回黄帝日共十九句，以致成为经典的“病机十九条”。“病机十九条”把“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放在第一条，对后世在中医学发展上发生巨大影响。金・刘完素对《黄帝内经》颇有研究，他受《素问》所论之眩晕的影响，主张以“风火”立论。他在《河间六书》中提出“风火皆阳，阳多兼化，阳主乎动，两阳相搏，则为之旋转”之观点。他认为须用滋阴潜阳之法治之。元・朱丹溪对眩晕理论有所创新，提出以“痰”立论，其经典论述为“无痰则不作眩”(《丹溪心法》)。主张治拟祛痰为先。明・张介宾则提出以“虚”立论，《景岳全书》“眩运(晕)论”提出“无虚不能作眩”和“上虚则眩”两个观点，前一种观点属《紊问》所论之眩晕观点，后一种观点则是《灵枢》所论之眩晕的观点。在《素问》眩晕的影响下，上述医家创新了“风火论”、“痰论”、“虚论”，形成眩晕二大半学派，对后世治疗“眩晕”起到重要作用。
2 《炅枢》眩晕之论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灵枢》有关眩晕的记载主要见于“海论”篇、“口问”篇和“卫气”篇。《灵枢・海论》曰：“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灵枢・口问》曰：“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耳为之苦鸣，头为之苦倾，目为之眩。”《灵枢・卫气》曰：“上虚则眩”。《灵枢》所论之眩晕的关键是“髓海不足”、“上气不足”、“脑不满”和“上虚”，俨然一派“虚”象。从数量上看，《灵枢》有3篇论述眩晕的经文，但后世医家对其研究却甚少。唯独张介宾在《灵枢》所论之眩晕的基础上，独辟“无虚不能作眩”学说，竭力推崇“上虚则眩”观点，成为研究《灵枢》所论之眩晕第一人。他在“眩运(晕)论”中指出：“眩晕一证，虚者居其八九，而兼火兼痰者，不过十中一二耳。”“兼火兼痰”一句显然是针对刘完素、朱丹溪而言。他认为刘完素、朱丹溪所创之“眩晕”学说，以一概全，忽略了《灵枢》“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的论述。他说：“头痛之病。上实证也，头眩之病，上虚证也。”明确指出了“上虚”是致眩的根本。可见张介宾是研究《黄帝内经》的两栖人物，受《素问》所论之眩晕的影响，创立了“无虚不能作眩”学说，而受《灵枢》所论之眩晕的影响，推崇“上虚则眩”理论，成为研究《灵枢》所论之眩晕的半个学派。可遗憾的是后世医家只应用其“无虚不能作眩”说，而忽视了其“上虚则眩”论。
3 《素问》与《灵枢》所论之眩晕在病因上的异同
《素问》描述眩晕的病因是“风”与“郁”，而责之以肝。《素问・至真要大论》认为所有因“风”引起的眩晕，都与“肝”有关系。肝。五行中归属于木，木性条达，最恶抑郁，风属阳，常与火相伍，其性上炎，这就间接地指出了肝风、肝郁、肝阳，其实质是指肝风内动，肝火上炎，肝阳上亢，上扰清官，导致眩晕。所以《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进一步明确指出，郁是病因。其脏在肝，肝气郁结，失于条达……，严重的则出现头晕、耳鸣、目眩等症状。可见《素问》眩晕是以脏腑辨证为基础的。
而《灵枢》描述眩晕的病因与“气”和“虚”有关，其所病脏器在“髓海”、“脑”，脑为髓海，故实指“脑髓”。《灵枢・口问》篇认为：当向上推动之气不足，血无以上奉于脑，则髓因此而虚亏，导致耳因此而鸣、头因此而晕、目因此而眩。《灵枢・卫气》篇则更直接地指出“虚”就会导致眩晕，并且指出这个虚是“上虚”。《灵枢・海论》篇也明确指出，当脑髓虚亏的时候就会出现眩晕、耳鸣。可见《灵枢》所论之眩晕的病因是“虚”和“气”，中医学认为“气血同源”，实际上这个气已经包含了“血”，不难看出《灵枢》所论之眩晕是以气血辨证为基础的。
4 《素问》与《灵枢》所论之眩晕在病理上的异同
《素问》所论之眩晕，其病理表现可有实证和虚证之分，实证见于肝火上炎，或肝郁化火，“风火皆阳，阳多兼化，阳主乎动，两阳相搏”，厥逆攻脑，清官受扰，而致头晕目眩；虚证多见于肾阴虚损，累及肝阴，以致肝肾阴亏，不能制约肝阳，出现肝阳上亢，虚风内动，头重身摇，而为头晕。
《灵枢》所论之眩晕，病理表现为“上气不足”、“脑为之不满”、“髓海不足”，其实质是“上虚”。中医学认为，“气血同源”，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血生成依赖于气，其运行靠气来推动，气的推动功能又靠血的濡养，互为依存，缺一不可。上气不足，则血无以推动，故出现“髓海不足”，“脑为之不满”，髓海空虚，脑失濡养，眩晕也随之发生，即所谓“上虚则眩”。张介宾所言之“虚”，有标、本两层意思，一是标虚本不虚，二是标本俱虚。前者是概念上的，表明“上虚”不一定下也虚，属标虚本实之证；后者是标，本皆虚之证，即通常意义上的“无虚不能作眩”。《灵枢》所论之眩晕的核心在于“上虚”之眩，而并不是标、本俱虚之眩，这是《灵枢》所论之眩晕有别于《素问》所论之眩晕的地方。也是・《灵枢》所论之眩晕的真谛所在。
5 《素问》与《灵枢》所论之眩晕在治疗上的异同
黄帝内经灵枢原文范文2
关键词 黄帝内经 抗衰老 中医学术发掘
祖国医学抗衰老的研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现存最早的经典医籍《黄帝内经》(下简称《内经》)中抗老防衰思想博大精深，方法丰富多彩，它总结了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与此有关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作了较详细的论述。今不揣肤浅，就管见所及，与同道探讨。
1、奠定了抗老防衰的理论基础
祖国传统的抗老防衰，亦称延缓衰老，古籍多记载为“不老”、“增年”、“延年”、“养生”等。相关的文字记载，可以从甲骨文中找到。而最早有关延缓衰老的理论著作，则是《内经》。《内经》不但系统阐明了人体生、老、病、死的规律，而且还全面总结了有关延缓衰老的理论和方法。如《素问・上古天真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素问・生气通天论》均有非常详尽的论述：“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岐伯对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原文对古今寿命的长短不同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比较，指出早衰的重要原因在于人们不知养生，通过“上古之人”保养天真以却病延年的原则、方法、道理来说明如何才能获得长寿。并且告诫人们，酒色过度，起居无常，终将精亏气耗，神衰形弱，形神相失，导致“半百而衰”；强调只有顺应四时，养正避邪，锻炼身体，强壮筋骨，饮食有节，滋补气血，按时作息，怡养神气，劳逸结合，保全形气，遵循养生法则，这样才方能保精养神，益气全形，从而达到形与神俱，延缓衰老。
除了合理膳食、节欲养性、适量运动外，《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还提到，“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说明春夏秋冬四时气变乃万物之根本，无论气候寒温，昼夜长短，人的动息都应当顺和，以保持人体的气机与自然的变化相一致，使得形全神益，防止早衰。《灵枢・本神》在总结养生防衰时也主张：“必顺四时而适寒温，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这些精辟的经旨，均揭示了中医学防衰之道，奠定了抗老防衰的理论基础。
2、揭示了人体生命规律及自然寿命
对人体生命规律的认识，《内经》有较明确的论述。《灵枢・经脉》说：“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刚，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谷人于胃，脉道以通，血气乃行。”故指出“经脉者，所以能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人的生长壮老已是按既定程序发展的。人的生命周期，《内经》认为约为100年，称为“天年”。《灵枢・天年》将人的生命过程，以10年为期，进行详细而又生动的描述：人在10岁时，“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故好走”；20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30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满盛，故好步”；40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鬓发始白而好坐”，而到了50岁，“肝气始衰，目始不明”；60岁，“心气始衰，苦忧悲，血气懈惰而好卧”；70岁，“脾气虚，皮肤枯皱”，80岁，“肺气衰，言语多误”；90岁，“肾气竭，诸脏经脉空虚”，百岁，则“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人体的整个生命过程，即是五脏功能自然盛衰变化的生理过程。而人体的自然寿命，依上面所述为百岁，这在《素问・上古天真论》也有论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手术数……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天年”就是指人的自然寿命，可达“百岁”左右，甚至一百岁以上。这在我国的一些古代文献也有记载，如《尚书・洪范》有“以百二十岁为寿”之说，《老子》有“人生大期，以百二十为度，”之载。这些观点在现代医学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印证。科学家研究发现，人体细胞分裂极限约为50次，分裂周期为2.5年(即每2.5年分裂一代)，人类寿命上限照此计算方法应为：细胞分裂次数(50次)×细胞分裂周期(2.5年)=人的寿命上限(120岁)。一般认为，最高寿命至少是110～150岁。这与《内经》所说的“度百岁而动作不衰”的数限十分接近。另据1953年我国人口调查，资料显示百岁以上老人3384人，最高寿者155岁。截至2000年，百岁以上老年人增加到17877人。由此可见，《内经》对人生命周期及自然寿命的理论是科学的论断。
3、描述了人体衰老的原因和衰老的征象特点
人为何会变老?导致人体衰老的原因是什么?老年有何征象特点?这些均可在《黄帝内经》中得到解答。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认为，肾气主盛衰，女子以7年为一周期，男子以8年为一周期。女子35岁、男子40岁以后，肾气渐衰，生气日减，五脏六腑精华随之日损。女子49岁、男子64岁左右，天癸数穷，月经闭止，精气难充，生育无能，形体也日渐衰颓。表明肾虚是人体衰老的关键，肾藏精，主生殖，主生长与衰老。《灵枢・天年》亦认为，人到90岁，肾气焦枯，使肝、心、脾、肺四脏及元气更加空虚，每见“形骸独具而终矣”，若欲寿期颐，常常是很难办得到的事。《内经》还指出，肾是“先天之本”、“生命之根”，是“命门”，肾气虚衰和肾精亏耗是人体衰老的最重要因素，肾对于生命的生、长、壮、老、已变化具有相对突出的作用。
此外，现代医学也证实：老年。肾虚与机体内分泌系统功能低下、免疫功能降低有密切关系，而益精补肾方药具有增强人体免疫力、抵抗力、生命力的效果。诸多研究表明，人到老年往往会表现出一系列衰老的征象，其中尤以头面五官等部位反映明显：如鬓发斑白，面布皱纹，面憔齿槁，牙齿脱落，两目视物渐昏糊不清，双耳或鸣或聋，记忆力下降等，这些从老年人外表衰老体征观察所作的结论，就是“老从上”为表现的衰老征象特点。《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枯；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斑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而《灵枢・天年》亦指出：“四十岁，……腠理始疏，荣华颓落，发鬓斑白”。“五十岁，……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血气懈惰”，“脾气虚，皮肤枯”，“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肾气焦，五脏经脉空虚”这些描述，言赅意深，形象生动，所勾勒的人体衰老的种种征象特点，与现代医学所说的老年人脑动脉硬化、心血管机能改变、消化系统功能减弱、内分泌功能减退、免疫功能降低、蛋白质等物质代谢合成失调及功能低下等所呈现的老年人症状，颇相一致。
4、指出了健康的心理是预防衰老的灵丹妙药
心理健康是预防衰老的灵丹妙药，这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就有“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从欲快乐于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为天地终”的明训。精神因素对人的健康有着很大影响，甚至可以直接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心理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五神藏”理论与“以情胜情”的治疗法则，都反映出心理因素与生理功能的相互作用。心理活动是以五脏的生理功能为物质基础的，反过来心理活动又主宰、制约、影响着脏腑生理活动，二者互为影响，心理变化既可引发脏腑病变，脏腑病变又可引起心神异常。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内无扰动七情，心气平和宁静，无私欲杂念，无喜怒刺激，是养生长寿之道。反之则如七情暴起，气血逆乱，疾病发生，五脏相悖，加剧早衰。
黄帝内经灵枢原文范文3
【关键词】黄帝内经；治疗学；理论体系
治疗学理论，《素问·疏五过论》称之为“治病之道”，《素问·移精变气论》称之为“治之大则”。《内经》治疗学理论的内容十分丰富，且至今仍然广泛而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历代均非常重视《内经》治疗学内容的研究，但都缺乏系统性，更未有对其内容的规律性研究。
笔者经过多年的潜心钻研和临床应用，发现散见于《内经》各篇的治疗学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循着这一线索和思路深入研究，认为《内经》治疗学内容存在一个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理论体系，由论治思想、治疗原则、治疗大法、治疗手段、病证论治五个子系统所构成。
1论治思想
论治思想，是临床治疗疾病的思维法则。它是从一切疾病和疾病发展全过程出发，研究在治疗中必须处理的一些关系问题，如治疗与四时气候关系、治疗与地理环境关系、治病时医者与患者的关系等等。只有正确处理好诸如此类的带普遍性的关系问题，才能在治疗具体病证时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治疗方案。
1.1求本论治思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提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治病必求于本。”生命的根本在于阴阳二气，人身阴阳与天地阴阳相通应。疾病产生的关键，在于人身内部阴阳失调以及人身阴阳与天地阴阳失和，所以，治病始终要抓住阴阳这一根本，去反复探求，研究疾病的病因、病机、证候性质，从而施以正确的治疗。《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所谓求其属也。”“求其属”就是“求其本”。“寒之而热者”，其病本质为阴虚；“热之而寒者”，其病本质为阳虚。
1.2求平论治思想
《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这里指出了治疗的目的在于使人体阴阳恢复和平。任何治疗用药不及或太过，都不能达到“平”的目的，甚至造成人体阴阳新的不平而变证丛生。
1.3治未病思想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这是强调预防的重要性。《素问·八正神明论》指出：“上工救其萌芽。”《素问·刺热论》指出：“肝热病者，左頬先赤。心热病者，颜先赤。脾热病者，鼻先赤。肺热病者，右頬先赤。肾热病者，颐先赤。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灵枢·逆顺》提出：“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这是强调在疾病初起阶段就进行治疗的早期治疗思想。
1.4三因论治思想
《灵枢·逆顺肥瘦》提出治病要“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总论治病要因天（时）、因地、因人的三因制宜思想。《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势使然也。”治疗当因地制宜。《素问·征四失论》“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此类，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故治疗当因人制宜。《灵枢·百病始生》提出：“毋逆天时，是为至治。”《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无失天信，无逆气宜，无翼其性，无赞其复，是谓至治”。治病要因时制宜。
1.5整体论治思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从阴引阳，从阳引阴，以右治左，以左治右”，《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气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旁取之”。人体阴阳、左右、上下、内外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任何一个局部的病变，都是人体病理变化的表现，或现于此，或现于彼。因此，治病要从整体观念出发，不能只看到病所在的局部，有时病在阳经，须从阴经治疗，病在阴经须从阳经治疗；病在上部须从下部治疗，病在下部，须从上部治疗。
1.6标本论治思想
《素问·标本病传论》提出“黄帝曰：病有标本，刺有逆从奈何？岐伯曰：凡刺之方，必别阴阳，前后相应，逆从得施，标本相移……故有取标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从取而得者。故知逆与从，正行无问，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病有在标、在本的区别，标本病势有缓有急，治疗有逆从标本的不同思路，这就是标本论治的思想。标本论治思想内容包括“间者并行”、“盛者独行”、“标本缓急”、“标本逆从”等。
此外，《素问·汤液醪醴论》提出：“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这里提出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治疗是否取效，关键在于病者，病者是内因，医者是外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如果病人到了“形弊血尽”、“神不使”的程度，纵有技术高明的医师和疗效最好的药物，治疗也是无法取效的；再之，治疗的过程，也是病者与医者之间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的过程，只有病者信任医者，医者关心病者，治疗效果才能显著，如《素问·五藏别论》所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病不许治，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
1.7顺而论治思想
《灵枢·顺气一日分四时》提出“顺天之时，而病可与期。顺者为工，逆者为粗。”这里提出的是“顺时而治”。《灵枢·师传》亦说：“夫治民与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大与治小，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已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黄帝曰：顺之奈何？岐伯曰：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问所便。”这里提出的是“顺志而治”。顺而治之的思想，更多地体现在“顺病势而治”这一方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满者，写之于内……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病势有向上、向下、向外、在内的不同，治疗上当因其病势而驱邪，故病在上者，当用吐法，使邪从上出；病在下者，当用攻下法，使邪从下出；病在表者，当用汗法，使邪从外解；病在中焦者，当用泻法，使邪从内而消。这种就近驱邪方法，即是顺病势而治的思想，是临床常用的论治思想。
1.8动态治疗思想
《素问·玉机真藏论》指出：“五藏受气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气舍于其所生，死于其所不胜。病之且死，必先传行……五藏相通，移皆有次……是顺传所胜之次……然其卒发者，不必治于传，或其传化有不以次”。说明疾病传变是临床的普遍现象，除少数疾病外，大多数疾病的传变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治疗上应着眼于“传”。“治于传”，是《内经》提出的一个引而未发的治疗学论点，有其深刻的思想内涵，这就是动态治疗思想。动态治思想，就是以运动、变化的观点为指导，在治疗过程中，强调根据病证的发展不同阶段和变化的特点，随时调整治疗方案的治疗思想。
2治疗原则
治疗原则，是临床治疗疾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对治疗规律的认识和总结。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医家们逐步认识和总结出一些在治疗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这些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能为人的意志所左右，如寒病用热药，热病用寒药，虚用补，实用泻等等。这就是规律，任何人不能改变、不能违背。《素问·至真要大论》称其为“绳墨”，如“论言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而方士不能废绳墨而更其道也。”“绳墨”就是准则，“道”就是规律。
2.1调和阴阳
《灵枢·根结》指出：“用针之要，在于知调阴与阳，调阴与阳，精气乃光”。《素问·生气通天论》提出“和阴阳”是防治疾病的“圣度”。《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因此，调和阴阳是临床治疗最基本的原则。《内经》提出调和阴阳的具体法则有四个方面。一是“察阴阳所在而调之”，即病在阳治阳，病在阴治阴。二是“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审其阴阳，以别柔刚，阳病治阴，阴病治阳”。病在阳而从阴治，病在阴而从阳治。三是“寒之而热者取之阴，热之而寒者取之阳”（《素问·至真要大论》），阴虚而热者，是阴不制阳所致，当滋阴以制阳而热自退；阳虚而寒者，是阳不制阴所致，当温阳以制阴而寒自除。四是“阴阳俱不足将以甘药”，《灵枢·终始》指出：“和气之方，必通阴阳……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写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至剂。”阴阳皆虚，补泻不能，用甘味药调和阴阳。
2.2五行相胜
《素问·宝命全形论》指出：“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灭，土得木而达，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绝，万物尽然，不可胜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运用“五行相胜”的理论，提出五志相胜、五气相胜、五味相胜的治疗法则。如“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悲、燥、辛在五行属金，怒、风、酸在五行属木，金能克木，故胜之。“喜伤心，恐胜喜；热伤气，寒胜热；苦伤气，咸胜苦。”喜、热、苦在五行属火，恐、寒、咸在五行属水，水能克火，故胜之。“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怒、风、酸在五行属木，思、湿、甘在五行属土，木能克土，故胜之。“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提出“五郁”治则，原文说：“郁之甚者治之奈何？岐伯曰：木郁达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则折之，以其畏也，所谓写之。”五郁，乃五运之郁，引发人体五郁之病。木郁“民病胃脘当心而痛”等，此乃肝郁气逆且犯胃之证。木郁达之，达，畅达之意，故疏肝解郁为之治。火郁“民病少气，疮疡痈肿，血溢流注，……乃少，目赤身热。甚则瞀闷懊憹，善暴死。”此乃心火暴盛妄动之证。火郁发之，发，解散、发散之意，故解散心火为之治。土郁“民病心腹胀，肠鸣而为数后，……呕吐霍乱。”此乃脾胃不运壅滞之证。土郁夺之，夺，泻下之意。故运脾泻滞为之治。金郁“民病咳逆”等，此乃肺闭气逆之证。金郁泄之，泄，宣泄之意。故宣泄肺气为之治。水郁“民病寒客心痛，腰椎痛，大关节不利，屈伸不便，善厥逆，痞坚腹满。”此乃肾水太盛之证。水郁折之，折，制水之意。故行水利水为之治。
2.3正治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逆者正治”，并提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因热能胜寒，寒能胜热，乃自然之规律，所以，寒病用热药治疗，热病用寒药治疗。《素问·厥论》提出“盛者写之，虚者补之”。盛者，邪气盛实，治当泻祛其邪；虚者，正气不足，治当补益其正。
2.4反治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从者反治”，并提出“寒因寒用，热因热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病证外现寒象，而病的内在本质是热，对此种真热假寒病证，就不能用“寒者热之”的治疗原则，当选“寒因寒用”的治疗原则，用寒药治疗。病证外现热象，而病的内在本质是寒，对此种真寒假热病证，就不能用“热者寒之”的治疗原则，当选“热因热用”的治疗原则，用热药治疗。病证外现壅塞不通之实象，而病的内在本质是虚，对此种真虚假实病证，就不能用“实者泻之”的治疗原则，当选“塞因塞因”的治疗原则，用补益的法则治疗。病证外现通利不止之虚象，而病的内在本质是实，对此种真实假虚病证，就不能用“虚者补之”的治疗原则，当选“通因通用”的治疗原则，用泻实的法则治疗。
3治疗大法
治疗大法，是临床治疗疾病的基本方法。如使腠理开泄而汗出，邪随汗出而病除，这就是汗法。治疗大法是临床施治的理论依据。
3.1汗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在皮者，汗而发之”。《素问·生气通天论》说“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素问·玉机真藏论》说：“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当是之时，汗而发之”。《素问·五常政大论》说：“汗之则疮已”。《素问·汤液醪醴论》“开鬼门”治水肿。《灵枢·痈疽》治“脑烁”“令人汗出至足”；治“败疵”用连翘草根水煮，“则强饮，厚衣坐釜上，令汗出至足”。《灵枢·夭寿刚柔》治“寒痹”，药熨、针刺，“汗出”三十遍而止。汗法用于邪在肌表之证，广泛应用于风寒在表，伤寒邪在三阳，疮疡痈疽初起，寒痹等证。
3.2吐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高者，因而越之”。邪在上焦，用涌吐法治疗。
3.3下法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留者攻之”，邪留于内，久而不去，用攻下之法以除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下者，引而竭之”，邪在下焦，因其病势而攻下之。《素问·五常证大论》说：“下之则胀已”，邪实于内，气机不行，下之则邪出而气行，胀可已。下法用于邪留体内而壅滞的实证。
3.4温法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形不足者，温之以气”，形寒肢冷，用温气之法。《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清者温之”。清，冷也，温能祛冷。“劳者温之”，虚劳病证用温养法。“寒所胜，平以辛热”，“寒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寒邪为病，治用温法，辛热之药为主治。
3.5清法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温者清之”；“热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发之”。温邪、火热之邪为病，治用清法，苦寒之药为主治。
3.6补法
《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衰者补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精不足者，补之以味”。衰，正气衰，、阳气之虚。病证之虚，治用补法，虚，用厚味之品补；阳气虚，用养阳之品补，阴阳补益各不同。
关于和法、消法，《内经》无明确的论述。
4治疗手段
治疗手段，是实施治疗的具体方法、途径以及采用的工具。临床治疗手段十分丰富，如药物内服、药物外用、针刺、推拿、按摩、艾灸、火罐、手术等等。
4.1汤液醪醴疗法
《素问·汤液醪醴论》有汤液、醪醴防治疾病的记载。如“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者，以为备耳。夫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
4.2药物疗法
《内经》对药物的气味及功用有较深刻的认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按药物的气味厚薄分成阴阳两大类。《素问·至真要大论》又说“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咸味涌泄为阴，淡味渗泄为阳。六者或收或散，或缓或急，或燥或润，或软或坚，以所利而行之，调其气使其平也。”五味功用各异，临床当“以所利而行之”。药物按一定的法度配伍成方，治疗相应的病证。《素问·至真要大论》论述了君、臣、佐、使的制方法度，并对大、中、小、缓、急、奇、偶、重八方的制方法度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药物疗法有两种途径，一是内服，二是外用。《素问·奇病论》有“服药”的记。《内经》十三方中，汤液醪醴、生铁洛饮等十一方，都是药物内服法。马膏膏法、寒痹熨法是外用膏贴和热敷法，《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是用外用浸泡洗浴，发汗以祛在表之邪。《素问·玉机真藏论》说：“肝传之脾，病名曰脾风，……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可浴”。
4.3饮食疗法
《素问·五常政大论》指出：“谷肉果菜，食养尽之。”《素问·藏气法时论》指出：“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明确提出用常用食物来辅助治疗、调养疾病，并列出五脏病的食物谱。《素问·腹中论》乌贼骨芦茹丸治“血枯”，饮以鲍鱼汁。《素问·病能论》治“阳厥怒狂”，要求配合“夺其食”的饥饿疗法等。
4.4刺法
刺法有砭刺和针刺两种。《内经》对针刺法论述最多。《灵枢·九针十二原》载针有九种，形状各异，用途不一。针刺方法有补泻法、刺络法、缪刺法、三刺法、五刺法、九刺法、十二节刺法等。
4.5灸法
《内经》对灸法的论述不多。《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灵枢·官针》说：“针所不为，灸之所宜。”对灸的具体方法无记载。
4.6推法
《灵枢·刺节真邪》说：“大热遍身，狂而妄见，妄闻、妄言，视足阳明及大络取之，虚者补之，血而实者写之。因其偃卧，居其头前，以两手四指，挟按颈动脉，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复止如前，热去乃止，此所谓推而散之者也”。这是用推法治高热的最早记载。
4.7导引法
《灵枢·官能》指出：“缓节柔筋而心和调者，可使导引行气”。何谓导引，明·张介宾解释：“导引，谓摇筋骨，动肢节，以行血气也，病在肢节，故用此法。”
4.8按蹻法
王冰解释：“按，谓抑按皮肉。蹻，谓捷举手足”。《素问·异法方宜论》指出：“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蹻。故导引按蹻，亦从中央出也。”按蹻法，即按摩法，可用以治疗痿厥、寒热、筋病、肝痹、腹痛等多种疾病。
4.9手术法
切开排脓法，《灵枢·玉版》说：“故其已成脓血者，其唯砭石（钅皮）锋之所取也”。
4.9.1截肢疗法《灵枢·痈疽》说：“发于足指，名脱痈。其状赤黑，死不治。不衰，急斩之，不则死矣”。
4.9.2放腹水法《灵枢·四时》详细记载了放腹水的手术程序和要领。原文：“徙水，先取环谷下三寸，以（钅皮）针针之，已刺而筩之，而内之，入而复之，以尽其水，必坚束，缓则烦闷悗，束急则安静。间日一刺之，水尽乃止。饮闭药，方刺之时，徙饮之，方饮无食，方食无饮，无食他食，百三十五日。”程序一，选定穿刺的部位，在脐下三寸；程序二，穿刺，用（钅皮）针刺入；程序三，用筩针套入；程序四，抽出（钅皮）针，放腹水。要领一，放腹水后，立即用布带紧束腹部，以防腹水骤去所引起的烦闷；要领二，放腹水术，间日一次，不可一次放尽，直至腹水消除；要领三，配合药物治疗，防止腹水再生。“饮闭药”，即服用通闭利水之药。
4.10情志疗法《素问·移精变气论》记载了远古用祝由方法治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述了“五志相胜法”以调整异常的情志，悲胜怒，怒胜思，思胜恐，恐胜喜，喜胜忧。《灵枢·师传》有语言疏导法，辅助治疗精神情志疾病，“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骄恣从欲，轻人，而无能禁之，禁之则逆其志，顺志则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杂病》说：“哕……大惊之，亦可已”。以突然的情志刺激，来调整因精神情志所致的病证。《素问·调经论》说：“按摩勿释，出针视之曰，我将深之，适人必革，精气自伏，邪气散乱”。这是针刺配合语言暗示疗法。
4.11其他疗法《素问·缪刺论》“以竹管吹其两耳”的方法，治疗邪客经络的“尸厥”。《灵枢·杂病》“以草刺鼻”取嚏，治哕。哕，呃逆也。
5病证论治
针对各科的具体病证，制定出治疗方案、确立治疗法则、选用具体方药和治疗手段的全过程。限于篇幅，在此对“病证论治”的内容从略。
小结
黄帝内经灵枢原文范文4
【关键词】 甲乙经 针灸学 腧穴 经脉 内经
《针灸甲乙经》为西晋皇甫谧编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书，在针灸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且很早就传到邻国，对国外医学，如日本、朝鲜等也有深远影响。本文主要从常被忽略的成书组织结构这一视角，分析认识该书的重要学术理论意义。
体现于成书结构中的理论认识
《甲乙经》乃类编性的医书，编者皇甫谧所作的主要工作是将三部黄帝书(《素问》、《九卷》、《明堂》)重新分类编排，在其学术观念指导下，对既有针灸理论、知识、方法进行系统分类整理，整理思路、类编框架有充分预设，他本人的医学认识及原书的一些特点，主要凝固为《甲乙经》成书结构形式，通过全书的编写方法，诸如内容取舍、归类编排、文字改动等，间接地予以传达和体现，并且，潜在地却是巨大地影响着后人对针灸学内容的认识，因此，其成书结构成为研读《甲乙经》非常重要的切入点。
1.针灸理论基础的确定
《针灸甲乙经》虽以“针灸”名之，然而书中内容的编排顺序，却是第一卷先论脏腑气血阴阳，第二卷始论经络。卷一目录如下：
卷之一
精神五脏第一
五脏变腧第二
五脏六腑阴阳表里第三
五脏五官第四
五脏大小六腑应候第五
十二原第六
十二经水第七
四海第八
气息周身五十营四时日分漏刻第九
营气第十
营卫三焦第十一
阴阳清浊精气津液血脉第十二
津液五别第十三
奇邪血络第十四
五色第十五
阴阳二十五人形性血气不同第十六
这样的安排体现了皇甫谧的脏腑气血阴阳思想，是针灸学基础理论的重要构成，显示掌握针灸疗法亦须明了脏腑气血阴阳，强调医学基础理论的共通性。在日渐忽视针灸学中医特性的今天，这一认识更具意义。此外，皇甫谧视体质为医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在该卷专列一节收入《灵枢》中《阴阳二十五人》、《五音五味》、《行针》三篇有关体质的论述，通过这样的位置安排、集中汇编，凸显出这部分内容的地位与意义，符合中医临床，尤其针灸临床的特点，其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都不应忽视。而现代中医统编教材编入体质内容不过是近几年的事。
2.针灸理论知识的系统化
《针灸甲乙经》全书内容的安排，依照脏腑、经络、腧穴、诊查(脉诊)、刺法、各科病症治疗的顺序，呈现出基础理论知识、临床技法、病症治疗等各部分内容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系统而明确。将理论与临床结合为一个整体，反映了皇甫谧对针灸学体系构成的认识。其中各类病症的总体次序是：外感病、内伤病、头面五官病、妇人病、小儿病，前两类又各有经脉辨证和脏腑辨证的分别。经过皇甫谧的这番梳理编次，黄帝三书的针灸内容得以系统化，一门独立的“针灸学”体系至此已经呈现并得以确立。《针灸甲乙经》为后人系统学习经典著作中的针灸论述，把握内容的主次先后，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文本。作为一部学科专著，对专业理论的系统和内容的结构，起到了一种典范的作用，至今同类针灸书的基本编写模式仍然如此。
试看第二卷的篇目安排：
十二经脉络脉支别第一(上)
十二经脉络脉支别第一(下)
奇经八脉第二
脉度第三
十二经标本第四
经脉根结第五
经筋第六
骨度肠度肠胃所受第七
与卷一论脏腑气血的内容相对，本卷主要安排与经络有关的内容，两卷的类别划分明确。该卷主体内容为经脉理论，其中一些内容未完全反映于目录，实际包括的内容按出现次序为：十二经脉(循行分布、经脉病候、盛虚脉诊、经脉气绝表现、经脉脉动)，经络诊察、十五络脉/穴、十二皮部、十二经别，奇经八脉，脉度，十二经脉标本，经脉根结，十二经筋，骨度，以及消化道度量。这些原本散见的经络理论及相关知识，通过皇甫谧的分类编排，得以系统化呈现。
在卷二的七节内容中，第一节“十二经脉络脉支别”中列入十二经脉、经脉气绝、十五络、皮部、十二经别等内容，视为同一体系的理论。在十二经脉络脉、奇经八脉两部分之后列“脉度”，知其以这两部分为经络系统的组成。“经筋”的部分没有紧排于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之后，而是列于脉度、标本、根结等之后，与骨度肠度等论身形、肠胃解剖的内容置于卷末，这透露出皇甫谧视经筋近于身形组织而远于直接构成“经络系统”的成分，偏于形而少于用。持这种认识的不仅只皇甫氏，《太素》中，经络内容在第八、九、十卷，经筋则与骨度、肠度、脉度编在一起而远在第十三卷。但其后有影响的针灸书中，明代高武的《针灸节要》将十二经筋紧列于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和十五络脉之后，并被《针灸大成》仿照。皇甫谧以十二经脉络脉体系为经络理论核心，以十二经脉络脉和奇经八脉为经络系统，以经筋为经络相关理论，继承了《内经》的经络理论认识，引导后人正确理解十二经脉及其相关理论。
3.四肢与头身不同部位腧穴的意义有别
据《甲乙经》自序，《明堂》以腧穴及针灸治疗等实用性内容为主，这部分内容在《甲乙经》中主要见于第三卷及第七卷以后。第三卷集中记述腧穴的定位、取法，与经脉关系以及刺灸方法等，其最为特别之处是腧穴的排列顺序。这部分内容的意义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以自然身形为总体记穴顺序。书中对腧穴的记载，有一定的顺序，总体依照头、躯干、四肢的自然身形部位，上下中旁依次排列，头身穴自上而下，由中而旁，四肢穴始于末端的顺序来记述。具体来说，其顺序为：由头项背(腰骶)、面颈肩胸腹、上肢下肢。
从阴阳属性来看，身形主干部位的先后次序为先阳后阴，贯穿着阴阳思想。总体上，指导腧穴记述顺序的原则是身形部位和阴阳，分为头、躯干、四肢三部，先上后下，头身先阳后阴，四肢先阴后阳。这种排列方法，使读者如同面对人体点穴，依照自然身形的特点，在阅读腧穴的具体定位之前，已经意会腧穴在人体的大致区域，掩卷而思，则如见人形，依自然身体部位回忆、再现腧穴所在，可以说是充分利用了形象记忆法。而且在第七卷以后论病症针灸治疗取穴时，腧穴出现的顺序总体上也是如此。这表明皇甫谧在“撰集三部”时，对全书内容安排有周密的计划。了解这种统一的体例、潜在的规律性，对我们研读《甲乙经》，正确理解其内容，是很有帮助的。请看记载腧穴部位的卷三之部分目录(注意部位的先后)：
头直鼻中发际旁行至头维凡七穴第一
头缘耳上却行至完骨凡十二穴第五
背自第一椎循督脉行至脊骶凡十一穴第七
面凡二十九穴第十
胸自气户夹输府两旁各二寸下行至乳根凡十 二穴第十六
腋胁下凡八穴第十八
腹自鸠尾循任脉下行至会阴凡十五穴第十九
手太阴及臂凡一十八穴第二十四
足阳明及股凡三十穴第三十三
第二，头身穴与四肢穴的记述方式不同。第三卷记穴实际由两大块组成：第一块为头身，第二块为四肢。头身穴按部位、四肢穴分经脉来排列。头身部依上下、中旁的线型位置记穴，在不违逆这一顺序的情况下按经脉列穴。四肢部则直接按经脉记穴。头身部腧穴与经脉的关系，大量的是以“某脉之会”的形式出现，一穴与数脉相关联，作为经脉体表循行线的基点，实际反映了头身部腧穴的经脉归属有不确定的一面，而确定的经脉划分体现于四肢部，尤其是肘膝关节以下腧穴。这种看似自然简朴的记述方法，却恰恰蕴含着腧穴的特性与规律。其中很特殊的是，四肢腧穴按经脉排列，皆由手足末端按向心性顺序记述。这是基于四肢腧穴对远道部位所具有的特定治疗作用，以经脉形式体现和表达的腧穴主治规律。经脉表达形式的差异，反映腧穴主治的纵向规律性不同;腧穴表达形式的差异，意味着腧穴主治的横向部位间区别。
这种情况已经反映于《内经》的有关论述，尽管不如《甲乙经》的形式明显。《灵枢》中论述指趾端至肘膝之五输穴内容的篇名称作“本输”，南宋史崧说：“井荥输经合者，本输也。”(《灵枢经》叙)《素问·气府论》记述归经腧穴，肘膝以下穴皆为一致的简略形式，其他部位腧穴则一一列出，如：
足少阳脉气所发者六十二穴：两角上各二，直目上发际内各五，耳前角上各一，耳前角下各一，锐发下各一，客主人各一，耳后陷中各一，下关各一，耳下牙车之后各一，缺盆各一，掖下三寸，胁下至胠八间各一，髀枢中(傍)各一，膝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俞。
手太阳脉气所发者三十六穴：目内眦各一，目外各一，鼽骨下各一，耳郭上各一，耳中各一，巨骨穴各一，曲腋上骨穴各一，柱骨上陷者各一，上天窗四寸各一，肩解各一，肩解下三寸各一，肘以下至手小指本各六俞。
四肢远端腧穴位于人体最下处(取四肢着地的姿势更为直观)，这个“远端”以肘膝为界，凡肘膝以下腧穴《内经》视为同类，这类腧穴的意义都是对上(头身)的。对四肢部腧穴作用特点和规律的这种认识，《甲乙经》中有两种体现形式，一是如上所言四肢部穴按经脉记述，一是卷三的篇目名，其形式为：经脉名+部位名，即上肢经脉名+臂，下肢经脉名+股，如：
手太阴及臂凡一十八穴第二十四
足太阴及股凡二十二穴第三十
其手太阴、足太阴之经脉名谓肘膝以下腧穴，其臂、股谓肘膝以上的四肢穴。就四肢而言，同一经脉腧穴以肘膝部位区别为两种不同表述方式;就全身而言，同一经脉腧穴按照头身与四肢两种方式记述，正是腧穴在四肢以肘膝为界、经脉在全身以四肢为界的不同形成背景及意义在记述形式上的清楚体现。
《内经》中系统论述全身腧穴与经脉关系的是《素问·气府论》，篇中的腧穴都按经脉而顺序排列，尽管只论及手足六阳经和督任冲三脉，但指导思想明显是以经统穴，腧穴归经。然而《甲乙经》没有完全采取这种方法，而是头身穴分部、四肢穴分经，这很可能就是《明堂》的体例，其中蕴含着对腧穴与经脉关系、经脉规律的深刻认识。编者皇甫谧对腧穴排列方法的取舍，体现他对这种认识的一种认同。
上述记穴方法，与后世乃至现代多数针灸书按照经脉，并且常以经脉流注次序列穴的方法，有着根本的区别。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重大学术问题。
腧穴主治及妇儿病针灸治疗
《甲乙经》所汇集的三部书中，《明堂》主要为腧穴及针灸治疗内容，加之《九卷》和《素问》的腧穴记载，使该书的腧穴内容大为丰富，集中反映了积累至汉代的腧穴成就。概括而言，包括腧穴的量与用两个方面，关于腧穴数量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此不赘述，这里主要分析与用穴相关的腧穴主治内容。
1.关于腧穴主治概念
针灸治疗经验丰富的主要方面之一是腧穴所治病症逐渐增多，使医家对腧穴主治病症范围的认识逐渐深入，这是腧穴主治概念的形成基础。就《甲乙经》腧穴所治病症的范围来看，较之《内经》有了很大扩展。如手阳明经的曲池穴，在《灵枢》中未见单独取用，《经脉》篇载手阳明经的病候为“是动则病齿痛颈肿。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黄口干，鼽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气有余则当脉所过者热肿，虚则寒栗不复”。《甲乙经》中曲池穴所治疗的病症，在其经脉病候的基础上扩大了许多。
伤寒余热不尽，曲池主之。(卷七第一下)
胸中满，耳前痛，齿痛，目赤痛，颈肿，寒热，渴饮辄汗出，不饮则皮干热，曲池主之。(卷八第一下)
肩肘中痛，难屈伸，手不可举，腕重急，曲池主之。(卷十第五)
目不明，腕急，身热惊狂，躄痿痹，瘛疭，曲池主之。(卷十一第二)
癫疾吐舌，曲池主之。(卷十一第二)
喉痹不能言，温溜及曲池主之。(卷十二第八)
仅从此例已可看出，至《甲乙经》时，古人在腧穴的应用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腧穴所能治疗的病症进行归纳整理，形成一定的认识和形式，用以指导临床应用。
对于腧穴的选用，早期以单穴为主，这在《内经》中很明显，《甲乙经》卷七以后的治疗部分也仍然如此，其中《明堂》内容的主要形式是“病症+某穴主之”。“某穴主之”类似腧穴主治的表述，但却是“以病统穴”，而不是后来习见的“以穴统病”的表达方式。此外，《甲乙经》中还有一些多穴条文。因此，学者们对这部分内容的性质归属是治疗用穴(针灸方)还是腧穴主治，尚存有不同看法。从针灸学术形成发展过程来看，腧穴主病(认识)的形成，是基于治病用穴经验的总结，对这种经验的记载形式，则是从“病症+腧穴”演进到“腧穴+病症”，只不过后一种形式更易被认可。《甲乙经》中对关联腧穴与病症二者的内容，除很少部分外，都放在论述治疗的第七至第二十二卷，大量“某穴主之”形式的条文与其他形式的治疗内容合编在一处(尽管要弄清这是《明堂》原貌，还是皇甫谧所为，尚期待有更深入的文献考辨)，从唐代杨上善《黄帝内经明堂》注本残卷、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三十《孔穴主对法》等涉及腧穴主治内容的表述方式来看，都与《甲乙经》有关，表明后人视其为腧穴主治的认识，其表述方法当属向固定而统一形式过渡的阶段。
2.首次专论妇儿病针灸治疗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说明对妇女与小儿疾病的特殊性较早时已有认识，《内经》虽有论及，但内容很少且分散。专门论述见于《金匮要略》和《脉经》，前者为妇人病，后者为妇儿脉诊，都置于书末。《甲乙经》首次将妇科病和儿科病的针灸治疗一并专门单列(“妇人杂病第十”、“小儿杂病第十一”)，置于全书的最后一卷。这部分内容从编排上看可能保留了《明堂》面貌或是受上述等前人著作的影响，但仍体现了编者对这类病症的重视，为后人保存了针灸治疗妇儿病的宝贵经验，客观上促进针灸疗法在该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皇甫谧改动原文的得失
皇甫谧所作的撰集工作，不仅仅是“使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还按照自己对所“撰集三部”的理解直接改动原文。所改之处，有的使原书“论其精要”更加显明。例如对《灵枢·逆顺肥瘦》两段问答。
黄帝问于岐伯曰：余闻针道于夫子，众多毕悉矣，夫子之道应若失，而据未有坚然者也，夫子之问学熟乎，将审察于物而心生之乎?岐伯曰：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数、法式检押，乃后可传焉。故匠人不能释尺寸而意短长，废绳墨而起平木也，工人不能置规而为圆，去矩而为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顺之常也。
黄帝曰：愿闻自然奈何?岐伯曰：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此言气之滑涩，血之清浊，行之逆顺也。
经皇甫谧删改后，缩减为《甲乙经》(卷五第六)中的一小段。
黄帝问曰：愿闻针道自然?岐伯对曰：用自然者，临深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决冲，不顾坚密，而经可通也。此言气之滑涩，血之清浊，行之逆顺也。
显然，《灵枢·逆顺肥瘦》原第一段文字被皇甫谧按照“删其浮辞”的原则删掉，原文阐述的道理被提炼为“针道自然”，加“用自然者”四字于原文比喻句之前。这样，虽然改动较大，但未失原意，而道理、意思更加明白突出。
然而，有的修改有失原文之意，是不妥的。如：关于针刺补泻方圆，《灵枢·官能》和《素问·八正神明论》都有论述，但《素问》属后出的解释，文字与《灵枢》有异。这两篇的有关内容在《甲乙经》中被集于一处，但文字有了变化。试比较三本书的文字。
《灵枢·官能》：泻必用员，切而转之，其气乃行，疾而徐出，邪气乃出，伸而迎之，遥大其穴，气出乃疾。补必用方，外引其皮，令当其门，左引其枢，右推其肤，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静，坚心无解，欲微以留，气下而疾出之，推其皮，盖其外门，真气乃存。
《素问·八正神明论》：泻必用方，方者，以气方盛也，以月方满也，以日方温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内针，乃复候其方吸而转针，乃复候其方呼而徐引针，故曰泻必用方，其气而行焉。补必用员，员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荣，复以吸排针也。故员与方，非针也。
《甲乙经》卷五第四：泻必用方，切而转之……补必用员，外引其皮……
泻者，以气方盛，以月方满……补者，行也，行者移也……
黄帝内经灵枢原文范文5
关键词：中医教育；课程设置；中医大经典观；课程结构性改革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1-0205-02
当代中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历经50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面临着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以及不断出现的“取消中医”风潮时，也着实暴露出一些问题，继承不足，创新不够。表现在中医教育上，课程设置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经典内容的重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中医药院校课程内容设置的重中之重应该是“经典”，经典不仅是中医理论家的治学根底，更是中医临床家的活水源头。历代名家无一不是从熟读经典起走上成功之路的。因此，中医经典不仅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中具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而且在培育、造就一代又一代的名医名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加强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对于提高中医理论水平和临床水平具有非常重要，而且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目前在中医药高等院校课程设置中，则往往是多把《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称为经典课。所谓“四大经典”。但笔者认为，仅此四部经典之学习是远远不够的。正如唐・孙思邈所云：“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如此，乃得为大医。”可见，欲将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中医，不能安于小就，得少便足，囿于见闻，甚至是爱简便、畏繁重、喜浅近、惧深奥。须知当习仲师之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是。
因此，笔者认为中医药院校应树立“中医大经典观”。从而不断促进中医课程结构性改革。所谓“中医大经典观”，就是以中医药学从基础到临床各学科的经典著作为授课的主体内容，在各科经典著作的基础上结合后世其他著作(包括教材)加以阐述，方能把握中医药学之要领，而不应该仅仅只是学习所谓的“四大经典”，而将其他各科位列于经典之外。具体在课程设置上，笔者提出以下设想。
1 设以《内经》《难经》为主辅以《中医基础理论》的基础理论课程体系
《内经》分为《素问》、《灵枢》两部经典，其文简，其意博，其理奥，其趣深，是中医之必修课。要树立“中医大经典观”，就首先要以《灵枢》、《素问》为主线，参以其他，如隋・杨上善之《黄帝内经太索》，加以学习。《难经》以阐明《内经》要旨为主，特别是对脉诊的论述尤为精要，是继《内经》之后的重要经典。《内经》、《难经》可以概括绝大部分中医基础理论的内容，而且其所表述之内容绝对称得上是纯粹的真正的中医理论。但这并不是替代目前的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医基础理论毕竟是一门中医的“入门”著作，有其系统和通俗易懂的一面。此外，《内经》、 《难经》尚未涵盖的后世各家诸论，可另开《中国医学史》、《中医各家学说》等课程予以适当补充。
2 设置以《神农本草经》为主辅以《中药学》的中药学课程体系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它为本草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无论是唐-苏敬的《新修本草》、宋・唐慎微的《经史证类本草》，还是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重要的本草学著作，均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本经》可谓是开本草学之先河。《本经》中所论述的内容，正是《中药学》所应讲授的主要内容。然而，现在尽管《中药学》内容系统，完整，但其记述了过多的药物，由于学时所限，学生很难完全掌握，多而不精、全而不细、广而不深是现在中药学教学的一大问题。因此，可以选取少部分有代表性的药物系统讲授，重在学习中药学的方法。因此，设置以《本经》为主，辅以《中药学》的中药学课程体系，可以使中药学授课有重点、有深度、易掌握，让学生真正接触纯粹的中药学理论，建立传统的“中药观”。
3 设置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为主的经典精读课程体系
《伤寒论》、《金匮要略》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医临床医学著作，其不仅论述了外感病，还有相当多的是临床多发、常见的内伤杂病的辨证论治。书中分析异同，彰明隐奥，调称脉理，区别阴阳。“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使表里以昭然，俾汗下以灼见。仲景更于百一十二方之中，通名号之所由。彰药性之所主，别气味之所宜，明补泻之所适。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灿然俱备，被后世尊为“方书之祖”。大匠诲人，必以规矩，果能玩索有得，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洞悉药物配伍之奥妙，寻求药性变通之规律，可作中药学授课之重点。悠分十剂之轻重，别异七情之制用，可立方剂学授课之大义。明察诸病诊法之要义，审谛个中断病之精旨，可为诊断学授课之核心。内外妇儿全论皆有所述，理法方药书中各论其详，若能参以临床各科之教材系统而全面、深入而细致以研修之，更不失经典示人规矩方圆之旨。然而目前由于学时所限、认知程度不同等诸多因素，致使教授内容不足全文的2/3，这样理解原文，很容易以偏盖全，断章取义。因此，《伤寒论》之10卷、《金匮要略》之025篇必须全文诵读，通篇讲授。
4 设置以“温病四大家”之经典著作为主耍授课内容的温病学课程体系
温病学发展到清代日渐成熟，也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温病学家，其中以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温病四大家”最为突出。“温病四大家”的经典著作所述之内容已经比较全面而且深刻。然而，现在温病学课程设置中经典著作原文的讲授所能占的学时数比例不足总学时的十分之一。因此，时下我们对于《温病学》虽然有提纲挈领地学习，但却缺乏对于经典原文的研修。以至于学习之后，所能感觉到的经典气息不浓。所以，设置以经典著作为主要授课内容的温病学课程体系，简化现行《温病学》教材，将其作为导读内容。
5 设置以《脉经>等经典著作为主辅以《中医诊断学》的诊断学课程体系
中医诊断学之要领其实就潜藏在各个经典著作之中，《伤寒论》有《辨脉法》、《平脉法》，除此，《伤寒论》、《金匮要略》中之“病、脉、证”的论述，甚至每一条原文都是在讲诊断的问题。《内经》又何尝不是如此，凡此种种。总之，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现仅以《脉经》等主要经典著作为例予以讨论。《脉经》是晋・王叔和辑录了《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之《辨脉法》、《平脉法》等有关脉学的记载，搜集扁鹊、华佗等著名医家的论述，并参以己见，著成的一部脉学专著，有着很重要的实用价值。另外若能结合明・李时珍的《濒湖脉学》以歌诀的形势论脉，易读、易记、易于临证运用，而不失学习脉学之初衷。
诸多诊断学经典，可以汇编成书，以经典原文为基础，着重、分段选读之，以此为诊断学授课的主体内容，并参考现行《中医诊断学》教材，方能领略最传统、最纯粹的中医学诊法之要妙。
6 设置以《针灸甲乙经》为主辅以《针灸学》的针灸学课程体系
黄帝内经灵枢原文范文6
《黄帝内经》作为中医学经典著作，除了阐述中医理论原则，其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对于提高中医学人才的素质有很大的意义，值得我们引以重视。徐锦中[6]指出：《内经》在中国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它以医学作为哲学论证的基础,表现出独特的风格,为中国哲学史上所罕见；在阐述天人关系、形神关系、起病成因等方面超越了先秦哲学,而且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程度不同地吸收了其精华；《内经》哲学思想促进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回顾历史、历代医家，不仅能从《内经》中获取探索生命和治病的奥秘，还能从中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以及丰富的哲学思想。这也是中医学历数千年而不衰的根本所在。在名医辈出的古代，习医者无不重视《内经》的学习与研究。然而，目前《内经》的哲学在中医人才培养方面却甚少提及。究其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内经》的哲学研究不够系统全面；二是如何发挥《内经》的哲学在中医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
笔者曾经做过《内经》治则治法的渊源研究[7]，发现仅就《内经》治则而言，其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其形成直接受到古代哲学的启发和影响。比如，“治未病”是目前中医界研究的热点，“治未病”作为中医治疗原则和思想观念形成较早，《周易》、《老子》、《孙子》、《晏子春秋》从生活和社会人事以及兵法推出这一治国处事理念，古医家引申于治病，《鹖冠子》、《淮南子》又引申于治国理家处事。《内经》加以总结并发挥为3个方面：一为《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言的“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及《灵枢•逆顺》所言“上工，刺其未生者也”为未病先防之意；二为《素问•八正神明论》所言之“上工治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即既病防变。三为瘥后防复，即《素问•热论》的“病热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可见，《内经》恰当地运用了当时流行的某些哲学理论，并密切结合从临床实践中获取的医疗经验，使之升华为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对中医学创新性发展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而这些思想是先秦诸子学说中未曾提及的。《内经》不单汲取了先秦汉初诸子的哲学思想，而是在此基础上将先秦哲学加以实际应用并再次上升为理论。正因为此，在《内经》的哲学思想影响下能够孕育出历代无数名医。
中国古代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之说，古代医家在研读《内经》之前，已经具备很深的文化底蕴，所以能够参悟《内经》的哲学思维，从而有所创新。当今之世人们追求快节奏的生活，人心浮躁，很难静心去涉猎中华传统文化著作，导致文化素养不高，医科院校尤甚；因此研读《内经》难以领悟其中的哲学思想，所以难以有所创新。反观我们现在的中医人才培养和中医教育带有极强的专业性,甚至职业性的特点，这迎合了一些人的功利主义的近视观点,但培养出的人才质量不尽如人意，这种现象已引起中医教育界的广泛关注。那么，如何发挥《内经》的哲学在中医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呢？
笔者从事《内经》教学5年余，一方面运用对立统一、矛盾转化等现代哲学语言阐述阴阳这一基本的中医概念，帮助学生树立起中医哲学思辨的基本框架，引导学生探讨其它中医哲学概念，而不是停留于逐字逐句解释原文，例如，在《内经》中，阴阳更讲究相对的对立，如男和女、背和腹，讲究对立中的“和”；矛盾讲究是斗争性，在矛盾中发展，矛盾的双方更具有相对性，矛、盾的属性是不确定的，矛可以是盾，盾可以是矛；所以阴阳是较具体属性的矛盾，阴阳更讲究“和”，矛盾侧重斗争的无限性。另一方面在讲授《内经》理论的同时，将前期研究所得的《内经》治则治法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以授课的形式剖析传授给学生，使学生从机械记忆变成理解记忆，并能总结整理出中医的治病、防病原则，用哲学原理去驾驭医学知识。笔者深深感触到加强《内经》教学中的哲学内容，不仅使学生加深了对《内经》的理解，同时也启发了学生的创新思维。愈来愈多的人也同样认识到《内经》等中医经典课程在中医教育中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