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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干部履职报告范文1
2016年是县乡集中换届之年，为考准干部察实班子，发现优秀人才，在换届中真正调优配强班子、选准用好干部，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采取“五四”工作法，对乡镇和县直机关领导班子、科级领导干部、股级干部开展深入调研考察，为集中换届工作夯实基础。
“五考四问”识干部
考忠诚。制作了《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表》，在中央、贵州省、遵义市要求领导干部填写事项的基础上，增加了领导干部本人受党纪政纪处分情况、与本人有任职回避关系（含“干亲家”关系等）情况、重要财产来源情况等内容，要求全县副科级领导干部以上（含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转任同职级干部）认真填写。县委组织部组织安排专人对干部填写的《报告表》进行逐一审核，通过核查检验，对全县56名存在瞒报、漏报、虚报、假报行为的干部，立即责令纠错，并对其实施诫勉谈话。在考察谈话中，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谈班子和班子成员的不足之处，并举实例说明。
考担当。务川正处于决胜减贫摘帽、同步小康的关键阶段，建设项目多，攻坚克难任务重，发展速度快，需要一大批敢于动真碰硬、敢于拔钉子的领导干部队伍。因此，干部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具有血性和拼劲成为考核重点。主要看是否具有敢于直面矛盾、敢于面对困难、敢于坚持原则的担当意识；是否有敢于挑战自我、敢于得罪他人、敢于抵制歪风邪气、敢于与不良行为作斗争的担当行为；是否具有履职尽责、推功揽过、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使命担当。
考作风。按照“抓党建就是抓关键，抓作风就是抓重点”的要求，在考核中看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是否发挥了示范表率作用，重点了解领导干部是否带头示范、是否务实高效、是否真学真懂、是否真抓实干。尤其看领导干部是否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是否为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考业绩。主要看领导干部近三年分管工作在全省、全市、全县的排位情况，重点了解主要领导所在乡镇和单位班子成员分管工作的增比进位情况，以及本地本单位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突出成绩。
考廉政。看领导干部履行“一岗双责”的情况，本地本单位或分管领域有无腐败案件、违规违纪行为发生，中央八项、省委十项、市委十二项和县委四十二条规定遵守和执行情况。
问能力。通过问他人、问本人等方式，全面掌握领导干部突出能力、专业特长、性格特点等，准确定位每一名领导干部的综合能力和水平，确保在人事调整中做到人岗相宜，使其发挥最大作用。
问效率。主要通过了解领导干部的执行力和落实力，以及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和工作效果，综合评判领导干部有无懒政惰政怠政行为，是否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
问短板。严格按照“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通过他人点、自己找、群众评等途径，客观找准领导干部在工作、生活、学习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差距，以便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问意向。设计制作了《2016年县乡换届个人进退留转意向调查表》，内容包括提拔到乡镇或机关、异地交流（填写意向乡镇）、调整进机关（填写意向单位）、内部轮岗、留任、转职级、转非等，让每一名领导干部结合自身能力和特点，按真实想法填写个人进退留转意向，目前提交的调查表共涉及意向提拔45人、交流134人、内部轮岗49人、留任230人、转非52人、转同职级16人。
“五荐四比”辨人才
领导提名推荐。制作了《县级领导干部提名县级或科级领导干部推荐表》《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领导干部提名推荐表》，分别印发到每一名县级领导和科级领导干部手中，由提名推荐人填写推荐人选、推荐职位、是否与本人有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是否属直接上下级关系、提名推荐理由等内容，并由提名人签名确认。目前，共提名36名科级正职，65名科级副职。
党委（党组）把关推荐。制作了《党委（党组）干部选拔任用初始提名领导干部推荐表》《领导班子进退留转意见表》，分别由各级党委（党组）集体提名推荐干部、乡镇（单位）党委（党组）书记对现任领导班子提出进退留转意见，充分体现党管干部原则，最大限度发挥党委（党组）选人用人的把关作用。目前，党委（党组）书记共推荐78名科级干部。
干部谈话推荐。在考察谈话中，要求参与谈话人员结合干部平时履职情况和综合表现，进行“双推”，评出优秀班子成员、较差班子成员以及相对成熟优秀的股级干部，充分体现民意和群众公认度。
个人自我推荐。下发《关于开展股级干部自我推荐工作的通知》，鼓励优秀股级干部毛遂自荐，填写《务川自治县股级干部提拔科级领导干部个人自我推荐表》，对自我推荐职位、个人基本情况、工作经历、主要业绩、个人突出能力特点和主要不足等内容进行真实填写，为优秀年轻干部提供机会，搭建自我推荐、自我展示平台。目前，共有76名优秀股级干部向组织进行了自我推荐。
单位重点推荐。考察中，要求单位主要领导结合本地本部门干部队伍实际，根据乡镇和单位干部数量，重点从90后干部、3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妇女干部、党外干部中推荐2～4名优秀人员，纳入乡科级后备干部队伍进行跟踪培养和管理，并根据实际适时予以选拔任用。目前，共发现26名90后干部、182名35岁以下年轻干部、78名妇女干部、77名优秀党外干部。
比思路。侧重看领导干部思路是否清晰、视野是否开阔、发展是否结合实际、管理是否科学、措施是否可行等。
比能力。侧重看领导干部的管理能力、统筹协调能力、开拓创新能力、业务能力、履职能力、辨别能力等。
比作风。侧重看领导干部的奉献精神、工作态度、工作激情、服务群众的精神等。
比业绩。侧重看领导干部本职岗位工作完成情况、脱贫攻坚成效等。
通过“四比”，目前从各党委（党组）、领导干部推荐、自我推荐的235人中，择优选出136名优秀科级后备干部。
“五察四评”看班子
察工作合力。通过了解班子的分工协作情况，看班子成员是否做到补台不拆台、补位不越位、帮忙不添乱；了解班子成员思想情况，看班子成员是否团结统一，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力往一处用；了解班子民主集中制执行情况，看是否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了解班子凝聚力和战斗力，看班子是否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
察领导管理。了解班子的领导水平，看班子的决策部署是否不折不扣执行、是否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真心拥护；了解班子的管理水平，看是否有制度约束、是否善于抓班子带队伍、是否有干事创业的激情和抓工作的精气神等。
察发展思路。看班子的发展思路是否科学可行，发展定位是否切合地方实际，是否符合中央、省、市、县的政策要求，发展目标是否科学。
察解放思想。看班子是否解放思想，是否有创新精神，是否敢于“吃螃蟹”，是否敢于打破常规，是否敢为天下先。
察担当精神。看班子是否敢打破利益藩篱，敢于为先行先试的干部“撑腰”，为勇于担当的干部担责。
本级自评。要求班子成员对班子进行客观自评，通过纵向横向进行综合比较，客观评价，真实反映。
干部测评。由乡镇（单位）主要领导代表班子进行述职述廉，并向干部发放《县乡换届班子运转考察民主测评表》，让干部对班子进行测评，民主评议班子。
群众抽评。听取群众代表和“两代表一委员”的意见和建议，了解群众口碑和呼声。
年轻干部履职报告范文2
干部选配到位 因村派人“准”
南川区推行驻村工作队联村行动，每个贫困村由一名区领导牵头，一个区级部门、一批社会单位、一名乡镇干部参与，组成“1+3”驻村工作队，负责整村脱贫；
推行“万名干部进万家”行动，明确由一名机关事业单位干部结对帮扶一户或几户贫困群众，全区12019名机关事业单位干部结对帮扶1282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从区级部门科级以上优秀年轻干部中为40个贫困村先后选派第一书记56名，并分别配备1名大学生村官，回引本土大中专毕业生204人到村挂职，专司扶贫工作。
按照发动群众、全员走访、精准确认、分类施策、组织整顿、工作责任“六个到位”与带出坚强好班子、实干精气神、勤劳致富路、和谐好民风“四个带出”要求，对选派干部推行履职承诺，公开姓名、照片及联系方式，做到“村村都有工作队、户户都有责任人”，不脱贫不脱钩，脱贫后送一程。截至目前，已提拔任用选派干部31名，占总数的55.4%。
攻坚前河图镇长坪村基础设施欠账多、产业基础差，特别是四、五、六这3个社，没有一条硬化路，200多名村民出行只能靠步行，生产物资、粮食买卖全靠肩挑背扛。南川区委办综合科科长陈俊进驻后，摸病根、四处“化缘”，相关部门也慷慨解囊，仅仅半年时间，为长坪村争取、整合各项资金3000余万元，发展产业、危房改造、医疗、教育……2015年，长坪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6147元，同比增长184%。如今，凡是20人以上的人口聚居区，都有一条硬化路，村民出行彻底告别了拼脚力时代。目前，陈俊已被提拔为区团委副书记，并继续兼任河图镇长坪村第一书记。
职责落实到位 脱贫责任“明”
在深入调研基础上，驻村工作队精准制定帮扶计划，落实帮扶措施，协调有关单位争取政策资金，推进项目建设，帮助贫困村“建八有”、贫困户“解八难”，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集中开展“脱贫攻坚调研核查周”活动，由36名区领导率领40个驻村工作队，全覆盖走访40个贫困村，帮助贫困村理清发展思路，“一村一策”完善整村脱贫规划；组织1.2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对1.28余万贫困户逐户开展精准核查，“一户一法”完善帮扶措施，对应落实帮扶责任人，力争实现贫困村、贫困户如期脱贫。
2015年7月，唐春建被南川区委选派到市级贫困村白沙镇千里村党支部担任第一书记，全力推动千里村脱贫销号。任职期间，唐春建深入群众、一心为民，真抓实干、凝心聚力，靠着“情、引、富”这“三字经”，打好“亲情牌”和“人情牌”，引来业主发展特色产业，配股分红、建立种植基地，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出色地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
2016年1月，千里村接受市、区两级脱贫验收检查，顺利实现了整村脱贫；49户贫困户159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越线，贫困发生率降到0.9%；农民人均纯收入从4900元增加至8700元。
教育培训到位 攻坚力量“足”
对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南川倾注了不少心血，从岗前动员到强化培训再到动态监督，可谓“软硬兼施”：
进村入驻之前，围绕三农政策、基层村社基本工作方法、产业项目引进及发展、扶贫资金的使用等方面，开展了为期5天的培训。
驻村工作期间，围绕现代农业、乡村旅游、重点项目建设等内容，先后开展6期扶贫攻坚业务工作培训会，邀请市扶贫办、市旅游局等相关负责人，采取集中授课、现场观摩、案例剖析等方式，对所有驻村工作队、贫困村村干部、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和本土大中专毕业生进行全覆盖培训，着力提升发展经济、改革创新、依法办事、化解矛盾和带领群众五个方面的能力。同时，以各乡镇（街道）为主体，采取专题讲座、实地参观、现场指导等方式，分级组织开展村民小组长、产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带头人、骨干党员专题培训，聚集攻坚合力，建成一支“永久牌”驻村工作队。
有了区委、区政府的坚强后盾，第一书记们在新的岗位上纷纷克服困难、大显身手。
从区老干局到神童镇富民村第一书记，钱朝兵很快适应了身份的转变：手绘“扶贫地图”，掌握了村里53户贫困户的具体情况和愿望诉求，并以此规划了“1+3”脱贫产业，包括香菇、榨菜、土鸡养殖等。仅一年时间，带领全村贫困户人均纯收入从不足2300元增长到5000元以上，实现了翻番。
创新机制到位 帮扶措施“实”
建立驻村工作机制。驻村工作队队长、帮扶单位负责人每周至少一次到村、结对干部每半月至少一次到户，第一书记和大学生村官必须吃住在村、工作在村，督促项目建设，落实帮扶措施。
建立帮扶措施审查机制。按照“户认可、村审核、乡（镇）审查、工作队审定”四步程序，逐村逐户逐项逐条核查脱贫措施，帮助贫困户算好“增收账”“脱贫账”。
建立精准帮扶机制。创新工作模式，围绕“一看房子、二算收入、三查救助、四谋长效”，全程跟帮扶，建立“低保兜底、五保供养、残疾帮困、医疗救助、教育扶助、灾害救济、危房解困、司法救助”八类清单，其中低保兜底建档立卡贫困户4337人；资助困难学生6万名、9611.9万元；医疗救助困难群众46835人次、1608.5万元；临时救助困难群众874户、193万元；发放灾害救济资金1412万元；成立山水・亿森教育励志基金、医疗救助基金，破解因学因病致贫难题。
水江镇山水村，专门组建“文明标兵”评选活动领导小组，通过积分的方式，对村民遵纪守法、勤劳致富、村风村貌、平安建设、公益参与5大方面30余项指标实施量化考评，对村民行为和综合表现进行考评，积分名次与每年参军、贷款、评先挂钩，从而提升了村民的自我管理意识，探索形成了南川区首个村民自治管理模式；东城街道黄淦村每季度评比“卫生户”、“文明户”并颁发奖牌，提高了村民争做文明新农民的积极性。
在全区范围，开设“梦想课堂”、“道德讲堂”、“山村夜话”等平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宣讲进农村等活动5000余次；深化“家风润万家”活动，大力倡导乡风文明，多维度立德，促进贫困户的思想蜕变，为脱贫攻坚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督查考核到位 执纪问责“严”
强化常态督查。区委督查室、区政府督查室会同区扶贫办组成专项督查组，随机抽查、明察暗访，及时准确掌握驻村工作和结对帮扶情况。组建34个脱贫攻坚专项督查组，每月对全区34个乡镇开展常态性督查，至少提出3条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形成书面报告。区委督查室、区政府督查室每两个月进行一次情况通报。
年轻干部履职报告范文3
一、编办独立时自身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队伍缺编严重，没人干事的问题比较突出。2010年编办核定的行政事业编制是18名，实际在编人员只有9名。人手虽少，但工作量却翻番。由于人少事多，有些事情就疲于应付，顾此失彼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二）办公设施不足，无条件干事的问题比较突出。电脑设备陈旧，运行慢、故障率高，办公平台依托的互联网光缆带宽太窄，办公自动化水平过低，严重制约了工作效能。
（三）整体素质不高，无能力干事的问题比较突出。虽然大专以上的占到78%，但第一学历普遍偏低，有8名同志的第一学历为中专或技师。由于缺乏学历基础，缺乏学习风气，队伍业务素质、语言组织能力、电脑上机操作能力都偏弱，有的同志基本的业务工作都不能独立完成。
（四）争优意识不强，无心干事的问题比较突出。由于缺少创先争优的氛围和必要的激励机制，再加上人手少，工作任务又相对繁重。同时，受工作条件的制约，工作效能、工作质量难以提升，大部分同志的工作满足于“行”得下去，不愿再有更高的追求。
（五）规章制度不全，无规范干事的问题比较突出。业务、事务、服务、保障、监督以及党务和廉政建设等诸方面统盘考虑，方方面面都需要理顺、规范。因为制度不健全、无规范可循，一些同志的工作孬好，就难以客观地评价、衡量，由此而造成的工作失误也难以追究相应的责任。仅制发公文这个环节，就曾因缺乏规范的工作流程而导致多次出现重号公文。
二、推进自身建设的主要举措
（一）围绕解决有人干事的问题，切实加强队伍建设。近年来通过公开选调等方式，共选拔了5名年轻干部到编办工作。全办目前共有在编工作人员14名，其中本科学历10人、研究生学历学位2人；40岁以上的5人，30岁至40岁的7人，30岁以下2人，队伍学历结构、年龄结构比较合理。二是增加编制拓宽空间。去年我们把省里跨层级调整给县市区的6个行政编制全部用于编办，使行政编制增加到17名，事业编制增加到9名，为编办队伍持续建设留足了空间。三是竞争性补充增添活力。针对行政在编人员较少、上级公务员招录计划偏紧的实际，今年计划通过市里组织的竞争性补充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方式，再调剂、补充2名行政在编人员，进一步增强队伍履职的能力。
（二）围绕解决有条件干事的问题，切实加强信息化建设。一是提升办公自动化水平。先后投入近10万元，办公硬件实现了高水平配置。同时，搭建光纤专线接入全省机构编制内网，并在机关内部构建了互联互通的内部有线及无线局域网，构建了完整的信息化网络。二是开辟公共服务集成平台。建设开通了诸城机构编制网，开设十余个专栏，刊登最新的机构编制政策法规，开辟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业务自助办理窗口，架起了部门间互动、沟通的桥梁。三是积极开展电子政务。建设协同公文传输系统、安全公文传输系统用户终端，实现了公文网上传输、网上办理，初步实现了无纸化办公，促进了工作效率的提高。
（三）围绕解决有能力干事的问题，切实加强学习培训。一是建立集体学习制度。规定每周五下午为集体学习时间，分工一名副主任专门负责组织，主要学习政策法规知识、各级领导重要讲话、市里的重要工作部署，确保编办的每名工作人员政策法规及时更新、思想认识与上级的决策部署同步。二是开展计算机结对帮扶活动。对电脑操作水平低的同志重点“帮扶指导”，促进了全员计算机操作水平的提升。三是定期举行业务知识竞赛和计算机技能比武。优胜者兑现物质奖励，并在年底综合考核时加分。通过加强学习培训和开展竞赛活动，在机关内形成了良好的岗位练兵氛围。
（四）围绕解决有心干事的问题，切实加强激励机制建设。一是层层落实目标责任制。以编办主任和市里签订的创先争优目标责任书为总目标，层层设置子目标，从分管主任到科长、科员人人都有责任、有担子，年底考核时完不成责任目标的，评先树优一票否决。实行目标责任管理，激发了全员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保证了创先争优目标的实现。二是建立综合评价体系。每年都组织开展全员百分制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学习培训、工作业绩及作风建设情况。学习培训情况主要看业务知识竞赛和计算机比武成绩。业务知识竞赛和计算机技能比武成绩均占百分制考核中10%的权重。工作业绩主要看完成本职工作和调研成果情况，此项占到30%的权重。作风建设主要看民主测评的成绩。民主测评成绩占百分制考核的50%。加强目标责任管理和实施综合评价体系，充分调动了全员干事创业的内在积极性。
年轻干部履职报告范文4
关键词：基层央行；人才成长；环境；研究
一、基本情况
衡阳市位于湖南省中南部，辖12个县（市、区），面积1.5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728.83万，其中市区人口近100万。2007年全市GDP823.51亿元，财政收入50.49亿元，设有金融网点989个，金融从业人员20011人。截至2008年9月末，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899.8亿元，净增118.7亿元，各项贷款余额379.8亿元，净增47.5亿元，存、贷总量及增量均居全省第二。
2004年6月，根据总行“三定”方案要求，人行衡阳市中心支行内设12个职能科室、2个直属单位，党委设4个部委（其中2个合署办公）。辖6个县（市）支行，其中2个支行设有发行库。目前，全辖正式在编干部职工304人（不含离退休人员），其中，男性229人，占总人数的75.3%，女性75人，占总人数的24.7%；机关160人，占总人数的52.6%，支行144人，占总人数的47.4%；专业技术人员267人，占总人数的87.8%；党员200人，占总人数的65.8%；副科以上干部96人，占总人数的31.6%。近年来，该中支以“环境励人，重担炼人，行风育人，待遇留人，制度服人”的用人理念，造就和培养具有一定规模和潜力的人才队伍。
但是，按照“五型”人才队伍的内在要求和新形势下基层央行科学履职的客观需要，全辖人才队伍的整体结构不尽合理，整体素质尚有差距，难以开创出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局面。主要体现为“四欠”：
1.人才总量欠足。队伍成长赶不上事业发展。研究生学历（包括硕士和博士）6人，仅占总人数的1.75%；高级职称3人，仅占总人数的0.99%，也就是每一百人中还不足一人，占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1.12%，这个数字明显低于全国人行系统平均水平。计算机、国际金融、法律、外语等专业人才数量不够。金融稳定、反洗钱和社会征信等岗位人才稀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2.人才梯队欠活。年龄老化趋势明显，后继乏人。全辖平均年龄42岁，40岁以上167人，占总人数的59.9%，不利于工作创新；40岁以下137人，占总人数的45.1%，且数量逐步递减。30岁以下比例明显偏低，机关各部门平均不足2人，支行几近“消迹”。党员平均年龄超过45岁，其中30岁以下凤毛麟角。县支行队伍老化严重，其中40岁以上102人，占70.1%，尤其是很多一线员工年龄偏大，反应迟钝，手脚较慢，难以胜任日常繁琐的柜面工作任务。
3.人才分布欠优。行际、科际之间人才发展不平衡。高级职称无一中层干部及普通员工，高学历集中在业务部门，行政管理、党群部门相当匮乏。6个支行班子中仅有2名女性成员，占比9.5%，3个支行没有女性正股长，3个支行没有会计师，造成知识层次不均，领导干部人才性别来源单一。
4.人才素质欠高。在现有人才资源中，表现出“三多三少”：函授业务多，科班出身少；经济、政工系列多，会计、工程专业少；低层次、操作型、技能型人才多，高层次、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少。据统计，全辖大专以上学历占84.87%，但大多为第二学历，第一学历不足10%。267名专业技术人员中，经济类、政工类分别占63%、21%，会计类、工程类分别占14%、2%。同时，人才知识更新迟缓，缺乏具有一定经济金融理论水平、善于分析调研等综合特长。
二、成才定律
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等方式，全面、深入了解目前基层央行人才成长的科学规律。调查显示，人才成长虽无统一标准化的规律，但至少可以得出几个基本结论，即：素质“立”才，改革“催”才，培育“引”才，调研“强”才，机制“求”才，考核“促”才，奖惩“励”才。
作为贯彻落实国家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神经末梢”、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领头雁”，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的“生力军”，基层分支机构处于履行中央银行各项职责的前沿阵地，地位特殊，作用重要。人才成长既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要根据人才的特点和成长规律进行科学培养，循序渐进，通过巧施压力、激发动力、挖掘潜力、提升能力，促其全面发展，推动中央银行整体工作的不断提高。
三、环境障碍
（一）思想环境制约。囿于传统思维观念，部分领导未能从根本上树立起“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意识，对人才队伍重视不够，对人才培养、吸引、使用以及在基层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清，工作上往往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局面。
（二）体制环境制约。目前县支行普遍面临机构设置不同步、资源配置不科学、人员供求有矛盾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现有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机制环境制约。管理机制方面：一是人才评价机制比较欠缺。二是选人用人机制有待理顺。干部选拔以委任制为主，聘任制、选任制、竞争上岗等方式占比偏低。培养机制方面：一是教育培训工作亟需创新。表现在：综合性培训多，专题培训少；政治理论培训多，新知识、新技能培训少；书本知识培训多，岗位操作实践培训少。二是岗位交流力度显然不够。由于长期固定一个职位工作，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比较单一，驾驭市场经济和金融宏观调控的能力、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不强，难以快速健康成长。
（四）政策环境制约。一是薪酬政策有失公允。二是奖励政策过于人情。主要是对人才的奖励远远不够。三是职称政策缺乏完备。
（五）外部环境制约。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金融改革的推进，金融从业人员工资收入大幅提高。2007年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和规范津补贴后收入稳步增长。相比之下，基层央行员工收入水平逐年萎缩。在这种环境助推下，难免造成人才“孔雀东南飞”现象。
四、创新思路
（一）树立“三种”观念，营造良好的人才环境
1.树立科学的人才大局观，立足一个“活”字。要倡导人才理念，树立“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忽视人才就是最大的浪费”等观念，真正把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作为基层央行创新与发展的大事来抓。
2.树立科学的人才主流观，把握一个“善”字。要科学辩证识才，善用身边的人才，识贤任能，唯才是举，防止以偏概全、求全责备、以瑕掩瑜，形成谋事、干事、成事的氛围。
3.树立科学的人才成长观，注重一个“早”字。要遵循客观规律，不拘一格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做到早发现、早选拔、早锻炼、早使用，增强基层央行发展后劲与活力。
（二）实施“三大”工程，构筑健康的成长环境
1.实施培训工程，提升人才质量。一是以普及性培训为根本，力求广度。二是以专业性培训为拓展，力求深度。三是以提高性培训为升华，力求精度。
2.实施交流工程，锻炼人才能力。加大干部交流力度，跨地区、跨行际建立形式多样、层次丰富的干部交流机制，不断增强干部队伍的流动性，实现人才资源的最佳配置。
3.实施监督工程，纯洁人才队伍。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人才监督运行机制，加强对人才工作的督促检查。
（三）构建“三项”机制，打造严格的竞争环境
1.构建人才评价机制，确保“有理有据”。建立一套体现各类人才特点、多元化的人才评价指标和参照体系。在标准设计上，突出“十高”：即政治素养高、道德修养高、精神境界高、创新水平高、工作目标高、业务素质高、服务质量高、办事效率高、群众威信高、工作业绩高。在评价内容上，强调以人为本，注重实际贡献，重视发展潜力，不以“学历”论高低、“职称”论长短、“亲疏”论英雄。
2.构建人才考核机制，确保“有序有度”。改善人才测评手段，按照自评与集中检查、平时登记和年度考核、定性与定量考核“三结合”原则，对人才执行金融方针政策、履行岗位职责、工作业绩等方面进行考核，对优秀者予以重奖，激发比、学、赶、帮、超热情。
3.构建人才激励机制，确保“有为有位”。从制度上保证各类人才得到劳动与贡献相应的报酬与奖励，体现不同的价值标准，增强高层次人才的成就感和责任感。
（四）把好“三道”关口，形成通畅的干事环境
1.把好人才预测关，提高科学性。一要明确重点，摸清底数。二要着眼长远，统一规划。
2.把好人才准入关，体现先进性。一是合理引进人才。试行符合央行特点、行之有效的资格考试制度，作为招贤纳士的必备条件，从进口上把好人员基本素质。二是精心筛选人才。建立党政人才、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技能型人才、农村金融人才等人才资源信息库，打造一支专业齐全、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梯次人才队伍。
3.把好人才退出关，突破框架性。实行人才任期制，打破干部终身制，对长期才干无长进、业绩无起色、考核无绩效者，采取轮岗培训或经济补偿的办法，直至淘汰出局，增强人才的忧患感和使命感。
（五）突出“三个”导向，强化和谐的人文环境
1.突出职能传导，整合人力资源。
2.突出典型引导，优化舆论氛围。
3.突出思想教导，建设央行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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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干部履职报告范文5
本文涉及到的杨集实验的主要人物有由县委选举工作指导组的实际负责人，县委组织部科长郭勇；既是杨集在任镇委书记，又是新一届镇委书记候选人，还是杨集实验具体实施者的晏涛；在任镇长万小平；在任镇委副书记童其忠、和陈维忠；在任人大专职副主席雷维斌等。其中，截至选举时的2002年9月，镇委书记晏涛和镇长万小平调到杨集任职时间为19个月，镇委副书记童其忠在杨集工作时间超过20年，镇委副书记陈维忠在杨集任现职已经6年。选举当年，晏涛39岁，万小平41岁，陈维忠40岁，童其忠45岁，雷维斌47岁。
在杨集实验前，杨集发生过一次“辞职风波”。那是在任镇委书记晏涛调到杨集来之前的2001年1月，县里调整乡镇领导班子成员，杨集镇领导班子成员已经多年没有得到提拔，杨集当时的书记镇长均被提拔调走。书记镇长同时调出杨集，以陈维忠为首的杨集镇领导班子成员都认为这次总该得到升迁机会了。陈维忠也有期待县里提拔自己担任更重要职务的理由。陈1993年就当上厂河镇委副书记，1996年到杨集任副书记，是全县任副书记时间最长的人之一。陈毕业于湖北农学院，在职获得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是乡镇一级并不多见的知识型人才。在1999年，时任县委书记找陈谈话，拟提拔陈到县局当副局长，后来安排他人任副局长，但暗示一年后提拔陈为镇长。
不幸的是，到2001年1月调整乡镇领导班子县委讨论人选时，有人认为陈维忠工作比较浮躁，反对由陈担任镇长职务。陈不能升任镇长，杨集镇其他干部也就没有升迁机会。县委决定不从杨集提拔书记镇长而从其他乡镇调来书记镇长。陈维忠满腔期待落空了。他当时正在县里参加政协会议，立即以杨集镇时任党政班子成员的名义向县委起草一份“辞职申请”，说“我们现任班子成员整体素质不高，工作动力不足，良策良计不多，实施措施不力，实属无能之辈，慎重向县委提出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和发泄心中不满。写好辞职申请后，陈维忠立即回到杨集请班子成员签名。陈首先让副书记童其忠签字，童觉得事关重大，不肯签名，推辞说先让其他班子成员签名，陈拿给其他班子成员，其他班子成员一一签名（班子成员中只有童其忠未签名）。这时，有人向县委报告此事，县委很紧张，令已调任县民政局长的原镇委书记回来处理此事，并且明确说不处理好此事，不能再回民政局任局长。原书记回杨集软硬兼施，将陈维忠等人还未来得及交上去（陈后来对我们说本来就不打算交上去）的辞职申请要到手，然后交给县委，县委派一个副书记和组织部长来杨集调查此事，一时间全县大哗。
辞职事件发生后，陈维忠的压力很大。杨集镇现任镇长万小平当时在宋河镇当镇委副书记，万小平知道陈维忠压力很大，打电话安慰陈，这是陈维忠收到的第二个安慰电话。万小平没有想到的是，他打电话给陈维忠三天以后，组织找他谈话，调他到杨集当镇长。在调万小平到杨集镇当镇长的同时，县委调时任新市镇镇长的晏涛到杨集当镇委书记。
以下以杨集实验为例，分五个方面讨论乡镇体制的常规与内部结构。
一、改革者利益优先原则
对于一场改革性的运动，最大难题恐怕就是改革者在面对自己利益可能受到损害时采取的态度和行动。杨集选举实验无疑是一场改革，在这场改革中，最大困难就是如何让作为改革者的晏涛真正成为推动改革的内动力。来自县委的指导组牵头人郭勇估计了因为改革过程中晏涛利益受到不同影响而出现的四种可能：一是晏涛在第一轮推选即意外排到第三名以外，不能进入第二轮推选书记正式候选人的三人名单。晏涛不能进入前三名，他就在选举一开始的时候即成为杨集选举的牺牲者，但他仍然是镇委书记，仍然应该由他来主持接下来的选举。这个时候晏涛会认真负责地主持接下来的选举吗？既使晏涛会认真负责地主持选举，其他人会接受他这个失败者的权威吗？
郭勇担心出现的第二种可能是在第一轮推选中，晏涛虽然进入前三名，但得票率不高。以不高的得票率进入第二轮选举，晏涛就会以自己是选举主持人的便利强有力地为自己在第二轮的胜出进行灰色活动，而一旦晏这个主持选举的人开始灰色活动，选举就很难做到公开、公正、公平，各种因为程序和内容不公正而引起的麻烦就会到来，郭勇的压力就会激剧增加。
郭勇担心的第三种可能性是晏涛在第二轮推选中意外落选前二名，不能成为书记正式候选人，或得票率不高，虽然在第二轮胜出却无当选的绝对把握，而出现或第一种可能或第二种可能的问题。
第四种可能性是晏涛在镇党代会的书记选举中落选，这个时候，因为新的镇委书记已经选出，其传统的戴在书记头上的权威即刻产生，这个新书记应可以主持好接下来的镇长和人大选举。
晏涛自己心里当然也没有底细。他之所以极力推辞县委安排的试点，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担心自己的落选。他说“所有人都希望民主，但很少有人愿意民主到自己的身上”，最典型地表达了晏涛推辞的自身理由。晏涛在选举结束后对我们说，在选举前，他认为自己只有60%的当选把握。是第一轮推选中的高得票率，才让他感到自己有了90%的当选把握，才可以有比较正常的心态来主持选举，才可以比较好地处理裁判、运动员和代表团团长三者之间的关系。晏涛在选举前认为自己只有60%的当把握的估计是有道理的，因为毕竟书记直选在全国也不多见，而乡镇是一个很大的范围，选民并不熟悉镇委书记这个相对于村民来说高高在上的权威。选民会如何行动，与选民不多的接触会导致选民的何种选择，特别是自己刚到杨集18个月，而杨集土生土长、工作数十年的干部比如童其忠等人与杨集几乎每一个人每一寸土地都至为熟悉的优劣对比，使晏涛心中无底。
转贴于
在第一轮推选前一天，本来已经作好安排，晏涛突然急匆匆找到郭勇说要研究第二天的推选工作，认为不能这么快就提名，他说担心推选的人太多，就不好把握。他实质上是担心自己在推选中意外得票不高。晏涛是这样，其他班子成员也是这样。最后达成妥协是将民主测评票与群众推荐票印在一张票上，这是对所有在任班子成员都有利，所有在任班子成员都赞同并默认的变通。二票合一在班子成员内部形成了高度共识，也是与选举试点精神相违背的一个共识。我们调查期间，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愿意谈及这个变通，这是他们共守的秘密。这是改革者在面对共同利益时通常会采取的第一个沉默。这个有益于所有班子成员的变通，对于班子成员是公平的，但扩大了班子内外的不公平。
在第一轮推选结果出来，晏涛得到80%以上推荐票，且得票排在第二、三、四位的三位被推荐人陆续写申请退出书记竞选后，晏涛作为被改革者的患得患失终于消除了：当选书记的路上，他确信没有人再可以挡住他最后的胜利，他因此可以作为一个改革者而不是被改革者，作为裁判而不是运动员的高姿态来说话办事。从郭勇方面说，晏涛的屁股终于与自己坐到了一起，晏涛开始不是从个人，而是从整个选举试点意义的高度，从选举后镇领导班子运作效果的高度，从班子每个成员当前及未来命运的高度，从乡镇体制常规的角度，来计算选举的收益，权衡选举的利弊，安排选举的细节和主持选举的进行。晏涛一旦感到安全，他就考虑杨集试点也许对杨集以及对自己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开始说大话，开始唱“成也英雄，败也英雄”的高调。他对我们说，他认为中国民主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步伐是必然的，任何人都不可阻挡，只是步伐快慢的问题。他因此认为杨集选举试点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他甚至说“不在于我是否当选书记，而在于我参与了这个（民主化的）进程”。他又形容自己在发表竞选演说时的心情说，“我有一种使命感，认为我站在全省和全国最前列，有一种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感觉，又有一种如履薄冰，诚惶诚恐的感觉。”晏涛还动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对民主充满激情和向往。”不理解晏涛在书记竞选中的绝对优势，当不能真正理解他在选举中所表达出来的这些激情。
杨集选举试点的好处在于，作为改革者的晏涛虽然一度陷于“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角色混乱，但他很快就从被改革者可能承担的代价中跳出，而回到改革者的角色上面。没有第一轮推选的高得票率以及具有竞争力者的退出，相信杨集选举会又是一个模样。
改革者利益优先原则应是或已是改革的常识。以此常识观之，虽然正如晏涛说他们一代人充满对民主的激情和向往，但我们不能只是从他事后所说的充满激情的话语来理解改革的动力，而要理解他所处的位置。晏涛与万小平，与童其忠，与陈维忠，以及与其他所有参加选举的杨集干部，他们表现出来的对民主偏向的不同，大多不是因为他们的民主素质或政治素质，而是他们的角色、位置，及这个角色和位置的安全程度。郭勇的情况乃至于我们这些旁观者的情况亦复如此。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在诸如乡镇选举的制度设计上，将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角色分开。不然，改革者就会利用手中的资源来弥补自己作为被改革者所可能受到的损失。
二、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或深层共识原则）
若不能理解传统体制运作的深层共识原则，我们就很难理解2001年1月杨集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辞职或晏涛要求调出部分班子成员再进行选举试点的原因。传统体制运作的深层共识原则又可以称为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其核心是在县乡体制的长期运作中，在县乡复杂的互动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县乡默认的共识，这种默认的共识并不见诸文字，但具有约束力，县乡任何一方破坏了这个默认共识，都可能引起另一方情绪性反应从而导致危机的产生。深层共识原则或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因时而变，但其变化相对缓慢。当诸如选举试点这样的表面制度在快速变动的时候，深层共识因为变动缓慢，而可能产生碰撞。
展开深层共识，即不触动基本利益预期原则，首要的就是县要满足乡镇干部的升迁期待。以前述杨集干部2001年的辞职事件为例，因为杨集镇班子成员已有多年未被提拔（有两种提拔方式，一是通过交流提拔到另一个乡镇或县局机关工作，一是在本镇提拔担任更重要的职务），所有班子成员都期待通过书记镇长的调动，依次将班子成员担任多年的现职务向更重要一级调整（比如在班子内的排序，担任更高级的职务或更重要的职务），这种期待构成了杨集班子成员的一个共识，一个共通的基本利益预期。多年担任镇委副书记的陈维忠对得到提拔的期待尤其强烈。长达八年的副书记经历的确已大大超过了若干年得到一次提拔的乡镇干部的预期。重要的是，县乡为了满足乡镇干部不断得到提拔的预期，而在乡镇干部职位上设计了很多森严的等级。正如前述晏涛等人经历可以看到的，即便是一个人由一个普通的非班子成员（非领导干部）得到提拔成为班子成员，他也大多要经历副镇长（或党委委员）、副书记、镇长、镇委书记这样四级，才能到达乡镇权力的顶端，才有了进入更高层的资本，而这其中每一步的跨越难度都是非常大的。陈维忠仅仅在副书记职位上即工作八年，他就很难再有升上去的希望了。他在被提拔为副书记时只有31岁，是年轻干部，是县里的重点培养对象，八年后，他已经39岁，即将越过县里内定的不再提拔担任正职的40 岁的年龄界限。他还能不着急？
由乡镇一般干部提升到乡镇班子成员，要走的路也十分地长。万小平的经历十分典型地反映了这个要慢长地走下去的路。万小平是顺利的，因为他在进入班子成员后连续得到了提拔，并最终爬到了陈维忠的前面。晏涛就更加顺利。晏涛回顾自己在乡镇每年得到一次提拔的经历，自己都认为是奇迹，他的同事和同龄人们也都羡慕得不得了。相比之下，杨集镇的童其忠和陈维忠也都是胸怀大志的人，他们在这个由一般工作人员沿着森严的等级向上升迁的时候，长期停留在某一等级上面，一再失望，眼看着没有了再进一步的希望。
2001年1月杨集镇书记镇长同时调走，不仅让陈维忠，而且让所有杨集镇班子成员看到了向上升的希望。每一个人向上升一级或一位，这是现行县乡体制专门设立的森严的等级，这个等级本来就是为了满足乡镇干部的升迁预期而设立并因此不断强化着乡镇干部的升迁预期，这个等级应该不断地服务于乡镇干部的预期。每个人都生活在希望之中，也生活在失望之中：因为这个体制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升迁到最上面一级，其措施就是将一些人在某一级多留若干年，造成超过这个职位上可以提拔的年龄的客观界限，使这个人终止在多级而森严等级的某一级上面，被淘汰出进一步的序列竞争。运气好的人可能步步赶上升迁机会，而绝大多数人都因为一步未赶上，而步步赶不上。
残酷的淘汰机制使杨集干部对书记镇长调出后空缺下来的位置极其敏感，只要其中一个位置由杨集干部来补缺，其他杨集干部的职位应都可以向上移动至少一位。陈维忠对此就更为敏感了，因为他若由副书记升为镇长，就不只是职位向前移动普通的一位，而是决定性的性质不同了的一位。再不移动，陈维忠就会落入因为一步赶不上而步步赶不上的困局，他就会被淘汰出局。他因此焦虑万分。
陈想出写集体辞职信的下策。当他听说县委研究的杨集书记镇长人选均为从外镇调入的消息时，他感到是灭顶之灾，他奋笔疾书写下集体辞职申请。他在申请书上说“由于我们（班子成员）个人素质不高，能力水平有限，杨集镇的各项工作相处于全县中下游水平。……总结我们多年的工作却是成绩少、失误多。我们有愧于县委、县政府，有愧于1.5万杨集人民。我们已无能力胜任现任职务，特申请辞职”。他甚至在最后一句写道“以上申请望尽快批准。”陈维忠有苦不能说啊！这次再不提拔，就要被淘汰出局，而他还有满腔的热情和抱负未去实现啊！
除副书记童其忠未签名以外，其他杨集班子成员都在辞职书上签了名，所有杨集干部都对县委从外面调入书记镇长的做法有意见，因为县委的决定破坏了县乡共有的不触动基本利益的预期，这里是沿着多级的森严的等级台阶向上升迁的预期。
县委也知道这个预期，这是县乡之间的深层共识。县委或许感到理亏，一旦听说杨集干部写信集体辞职申请，便作出过度反应，不等辞职申请交上来，就迫不急待地让原镇委书记到杨集摆平此事，不然就“不要再到民政局上班了。”原镇委书记软硬兼施将辞职申请搞到手中，交给县委，县委立即派主管干部的县委副书记和组织部长到杨集来处理此事，安抚杨集干部。县委首先对此事作严厉定性，说是非组织活动，但很快便借新调来党委书记晏涛的口，从轻处理此事，县委借晏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下台阶，对一般班子成员未作任何处理，仅给领头人陈维忠一个党内警告处分。这个处分之轻和县委听说此事后反应之过度，形成鲜明对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县委首先破坏了县乡之间的深层共识。如前已述，这个共识是县为调动乡镇干部积极性而有意设置的多级的森严的等级升迁机制。他们必须消除此事可能造成的对县委的消极影响，对县委在干部升迁上面做得不公正的民众印象。
县委在对待杨集集体辞职事件上的软弱只是表现了县乡深层共识的一例。县乡深层共识的另外几例如，在前述晏涛由马店镇调任新市镇镇长时，县委本拟由晏涛升任马店镇书记，但马店镇委书记向县委提出条件，非新市镇委书记不走。以通常理解的县乡关系，县委决定调动一个乡镇党委书记的工作，乡镇党委书记应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但马店镇委书记在县委决定之后，仍然坚持自己的苛刻条件（新市镇是全县最好的镇），事实上是对县委拟调位置不满意，而采取的反制县委的办法。这一招，县委若硬性地调走马店镇委书记，不是调不动，但这样的调动会留下马店镇委书记对县委的积怨，这样的积怨仅是一个马店书镇委书记有，县委可能也不放在眼里，问题是，作为一种机制，县委每一次都以硬碰硬，就不只是一个马店书记，而是所有下级都会对县委留下积怨，最终，这个县委会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县委在决定调动一个人的时候，需要征求这个人的意见，一般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调动，而不是不考虑被调动人的个人意愿及其要求的硬性调动，这是我们想象县乡关系中往往容易忽视的一面。
再如，晏涛在推辞杨集选举试点时，要求县委将自己或其他班子成员交流一些出去，以空出位置进行竞选，这样可以使原班子成员在竞选中实现向上的升迁，县委虽然最终并未同意晏涛的要求，但完全理解晏涛的要求，也主动地表达了县乡关于干部升迁期待必须满足的深层共识。
以上关于县乡深层共识原则主要讲了升迁预期原则发挥的作用。此外，还有诸多的县乡深层共识可以讨论。透过县乡深层共识，我们会发现，县乡关系远比我们通常理解的上下级关系来得复杂。《叫魂》透过上级决策权和下级信息权的博弈展现了另一重县乡关系，但这种博弈关系不属于本节所讲的深层共识原则。
三、最少不满意原则（最大共识原则）
杨集选举试点中最起着作用的一个因素是年龄。年龄在两个层次同时起着作用，一是要求有一位30岁以下年轻人进入领导班子，二是要求参加班子成员竞选，候选人不超过50岁（妇女不超过48岁），超过50岁就不再参加班子成员的竞选。在过去县乡体制互动中达成的共识是，县委一般不再提拔超过40岁的乡镇副职干部担任正职干部（主要指书记镇长），超过 45岁的班子成员一般或调到县局工作，或不再担任领导职务，而仅仅担任一般行政工作。40岁或45岁这两个默认的年龄界限在实际的选举操作中，不方便写在书面文件上，县委关于试点的文件规定，凡是不超过50 周岁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都有资格参加竞选。尽管试点文件的年龄规定为杨集原班子成员中年龄较大的几位成员（特别是童其忠、陈维忠和雷维斌等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县乡关于年龄的传统共识仍然发挥着作用，由此导致了杨集选举试点中不考虑关于年龄的传统共识就难以理解的一些现象。
回过头来看杨集选举，最难以理解的一个矛盾现象是，一方面，晏涛想尽一切办法让原班子成员继续当选班子成员，从而消除不安定因素（比如上访或不满）；一方面，晏涛独独将雷维斌排斥在原班子成员的保护之外，或明或暗地造成对雷维斌当选不利的气氛，以至雷维斌次次失败。比如，在第一轮海推时，晏涛要求主持选举的镇干部将县委文件规定的候选人条件中年龄不超过50 周岁改为不超过45周岁，而原班子成员中除有一位副镇长因为年龄已有47周岁且无大专学历而不符合县委规定的候选人条件外，只有雷维斌一人超过45周岁。晏涛要求主持第一轮推选的镇干部反复宣传候选人条件包括年龄条件，这样的反复宣传对雷维斌当然是很不利的。雷维斌以及其他原班子成员都感到了这种宣传对雷的不公平。在选举镇委委员的时候，同样因为年龄因素，雷成为镇委委员选举中得票最少的原班子成员。而本来群众基础最差的熊炜和夏兰，因为年龄比较小，或是妇女，而被晏涛等人强调应进入领导班子，而得票很高。
按杨集选举试点的意图，选举前符合县委要求的原班子成员共有12人，县委规定新选出的镇领导班子成员名额为11人。换句话说，杨集选举若安排得好，晏涛书记可以将符合条件的12个原班子成员中的11个选为新的班子成员，而仅仅落选一个人。晏涛经过努力，几乎全部做到了这一点：一直到人大副主席选举前，没有一个非原班子成员当选新一届镇领导班子。晏涛在一开始就必须考虑谁会是12个符合条件的原班子成员中的被淘汰者，谁会是班子成员公认应该被淘汰者，谁被淘汰出班子成员会阻力最小。一句话，谁被淘汰出新的班子会产生最少不满意而有原班子成员的最大共识，从而可以最为平稳地将杨集选举进行到底。
先来看一看在常规体制下乡镇班子如何淘汰多出的一个人。要将多出的一个人淘汰出去，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大家都承认的标准，不然这种淘汰就会引起巨大不满和反弹，主持改革的人被改革者所仇恨。构成客观标准的最方便指标一是年龄二是学历。其他诸如政绩、能力等等，都因为难以客观测量而引起争议。杨集的情况是所有12个班子成员都有大专以上学历，剩下的就只有年龄这个客观指标了。无论你能力和自身素质如何，你年龄最大，已超过县乡共识的45岁的退居二线的年龄线，你就应该退下去。来自县委组织部的郭勇也对我们说，在压缩乡镇班子成员时，一般将年龄最大的成员淘汰退居二线。他强调年龄指标使用起来比较容易，也少有争议。年龄最大者从班子中退居二线，不仅争议少，而且很安全、顺利、不破坏传统规则。这是一个客观的指标。
换句话说，若没有杨集选举的试点，而按常规体制运作，雷维斌就是这个应被淘汰的原班子成员。雷自己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更愿意将参加竞选看作一次意外的机会，他若当选了当然好，不能当选也没有失去什么东西。从原班子成员的情况来看，雷维斌也就成为最可以被淘汰者，这与雷的能力无关，也与他和晏涛的关系无关，而仅与其年龄有关。
晏涛当然知道原班子成员中每个人的心态。他在镇党代会召开前和郭勇找每个原班子成员谈话时，要求每一个班子成员预测谁会落选，几乎所有原班子成员都提到雷维斌。这种预测并不是客观判断原班子成员的群众基础，而是认为谁应该落选。应该：这个奇怪的词汇。雷维斌当然也知道这一点。而作为年轻人的熊炜的群众基础比雷要差得多，夏兰的群众基础也很差。但熊炜和夏兰年轻着，他们有着强烈当选的冲动和欲望。当在第一轮推选前的谈话中熊炜几乎要崩溃地说晏涛最多也只有40%的当选把握时，熊炜明白地向晏涛表达了自己的强烈感情和期待。晏涛知道这一点，晏涛因此在镇党代会选举镇委委员时，借县委的要求，着重推荐两个实力最弱的原班子成员熊炜和夏兰，终于让他们当选了。
为了保证原班子成员当选，晏涛与县委商量，不惜将人代会一般先选人大主席、副主席的程序改为先选镇长副镇长，再选人大主席、副主席。先选镇长副镇长，就可以让四个副镇长候选人中落选的一位再参加与雷维斌对人大专职副主席的竞争。一般来说，在乡镇一级，副镇长一职比人大专职副主席的职位重要，让在副镇长竞选中落选的原班子成员竞选人大副主席，是一个符合乡镇体制常规的选择。晏涛对这些参加副镇长选举的原班子成员的关心有多么体贴啊！
不巧的是，在副镇长选举中，不是在镇委委员选举中落选的李章雄或詹家茂落选，而是高票当选镇委委员的周树斌落选。周树斌当选镇委委员，就已经成为班子成员，这样，不再经过人大副主席的选举，新的镇领导班子即有11人，达到了县委规定的班子成员数。这种情况下，应安排落选副镇长的周树斌竞选人大专职副主席。不过，乡镇体制的另一个常规是一般不由镇委委员兼任人大专职副主席。或者说，本来预计未当选镇委委员的李章雄或詹家茂落选副镇长后再与雷维斌竞选人大专职副主席的预计落了空，雷维斌意外有了再当人大副主席的机会。因为没有原班子成员来与雷竞争人大专职副主席一职了。
晏涛向县委汇报副镇长选举的情况及新班子成员将达12人时，县委同意了晏涛的汇报。原班子成员中刚好有12个符合条件的人选，选出12个新班子成员，晏涛不正可以实现他一开始就期待的最少阵痛的结果吗？
不，晏涛没有如对其他班子成员那样满腔爱护的热情对待雷维斌，他在安排人大专职副主席的竞选时，不再如过去习惯的那样操控选举过程，由人大代表推选出一个仅仅是陪选的人出来与雷维斌竞争人大专职副主席这个领导班子职务，而是真正实现由人大代表民主推选出一个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对手出来与雷竞争。雷最后一次失败了。雷终于没能把握杨集选举试点这个意外的机会，因为传统体制的常规让县乡两级不愿意给他这个机会。
晏涛对原班子成员中多数人的保护和对雷维斌的抛弃之所以并存不悖，是因为这种做合乎传统乡镇体制的常规，是传统乡镇体制在县乡两级形成的最大共识原则在发挥着作用。这种最大共识导致最少不满意。雷维斌即使落选了，他也不气愤难平。其他人当选了，也并不以为自己得到了多大特别的好处。正因为雷维斌本人的落选预期和落选后不会气愤难平，晏涛将最后的人大专职副主席的选举用于实现由他的另一个目标：提拔非班子成员中最优秀者进入班子，从而摆平原班子成员与非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另文分析了。
以上试图以年龄来说明乡镇体制内部结构中的最少不满意原则。除年龄之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因素来说明之。
四、受环境制度决定原则（制度整体性原则）
所谓受环境制度决定原则，是说一个单兵突进的外来制度必须与仍在起着作用的其他制度协调，由制度整体而不是仅仅由外来的一个制度决定制度中人的行为。
在杨集的选举试点中，“两推一选”书记镇长及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的方案中有诸多与传统制度不一样的规定，这些不一样的规定为那些在传统制度中缺少机会的人们提供了行动的理由，但是，这些在传统制度中缺少机会的人们仍然受到制度整体的决定，仍然谨小慎微地协调着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童其忠的行动可以说是体现了制度整体性原则发挥作用的典型。
镇委副书记和镇长之间虽然职位排序很接近（镇长在镇领导班子中排序列第二，镇委副书记分列三、四位），但只有镇委书记和镇长是乡镇的领导正职，是由县委重点考虑安排退路的领导干部，而副书记仅是乡镇副职领导干部，是县委非重点考虑安排退路的一般干部，而具有极大的差异。能否由镇委副书记提拔为镇长，是一个沿着行政升迁之路向上走的人的人生关键一步，是一个极大的跨越。
童其忠今年45岁，45岁已经超出了由镇委副书记提拔为镇长的常规年龄界限，童其忠心平气和等着再过几年县委安排到县局作一个一般工作来安度晚年了。他对于自己一生能够上升到镇委副书记已经很知足了。他因此拒绝了2001年陈维忠领头集体辞职的政治冒险。童其忠因为在传统体制常规中有着清晰的命运，而心情宁静，宁静致远，他因此不会如陈维忠那样冲动。
问题是新来的“两推一选”试点方案中，参加书记镇长竞选候选人的条件与传统的常规条件大有不同，决定性的一条是方案明文规定，凡是年龄不超过50周岁且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都可以作为候选人参选。45周岁离50周岁还有五年，这五年使童其忠有着足够运筹帷幄的时间。童其忠又刚好有竞选镇长甚至书记的绝好条件，这就是他在杨集工作20多年，是土生土长的杨集人，在杨集的人缘很好，杨集干部群众的评价较高。童其忠有着丰富的长期的农村工作经验，具有担任镇长乃至书记所需要的几乎一切能力和条件。童其忠发现自己一生以为不再会有的机会突然间来到。童其忠宁静的心情被打破，他期待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是万事俱备啊！
万事俱备的童其忠首先构成了对晏涛威胁，晏涛焦虑的相当部分就来自童其忠的优势。晏必须将童排除出去。童因此感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或明或暗的压力，童对他的朋友说这简直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决策，他不得不选择退出。他第一步退出书记竞选，不然他就构成了与晏涛的激烈竞争，这个激烈竞争会深深伤害晏涛这个改革者与被改革者角色兼具者的感情。晏涛还通过县委给童打了招乎。童选上书记了当然好，选不上书记，童的日子还会好过吗？童难道不是希望通过担任乡镇正职来谋得一个更好的将来的退路吗？得罪了县委，既使当上书记，县委会安排一个好的退路吗？
童无奈地退出与晏涛的书记竞选。但他希望把握第二次机会。他在退出书记竞选的申请书中专门加上一句“退出书记竞选，但参加镇长竞选。”晏涛因为童其忠退出书记竞选而长舒一口气，万小平因为童其忠要竞选镇长而备受压力。
童其忠竞选镇长的优势是太明显了，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童的优势。按照“二推一选”的游戏规则，童占尽好处。但是，有人不愿意让童得到这些好处，因为童得到这些好处过于意外，而在任镇长万小平在新规则中的处境令人同情。童在新规则中失败了，他仅仅是没有得到好处，而万在新规则中失败了，他就失去了已经得到的好处。让已经得到的好处再失去掉，对人的心理打击该有多大！晏涛虽然因为童其忠退出书记竞选而感激童，晏涛又希望平衡万小平的压力，晏因此期待童在与万的竞争中是否再高风亮节一次。不仅晏涛这样希望，县委也这样希望。这是传统体制常规下最为完满的结局。虽然“两推一选”是新规则，作为规则可能受益人的童其忠尤其喜欢且拥护这个新规则，但他周边都是些满脑子旧思维的人，这些人仍然在传统规则中寻求平衡：有人通过各种渠道告诉童，是否可以再退一次。
再退一次等于拱手放弃千载难逢的机会，童痛苦啊。我们在与童的接触中感受到了他的这种痛苦。童一再说我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童的朋友说童一生中最艰难的决策是这次选举中进退的决策。童无疑是整个杨集选举试点中最痛苦的一个人。他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万小平当选后对童说，童书记，你是我的好大哥。晏涛也感激他。县委也认为童的组织原则性强。但是，童失去了向上升的机会，他在从镇委副书记位置上退下来的时候，他是否会如传统体制常规运作中仅在县局安排一个一般性职务？他能否因为这些选举中的高度自律表现而被县委安排到一个本来只是书记镇长才应该安排的重要位置上去？
按一般规则，县委不可能将童在退下来时按书记镇长退下来的规格进行安排。但是，童若坚持自己竞选书记镇长的行动，他即使选上书记镇长，县委就一定会在将来按书记镇长的规格安排童退下来的待遇吗？若竞选下上，事情不是更加麻烦吗？童担心本来已经得到的，也可能在选举中失去。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例子难道还少吗？
童退出书记镇长的竞选是理性的，因为传统乡镇体制常规认为童竞选书记镇长具有不正义性，这种不正义地竞选当上书记镇长会被县委在后来的安排中不予考虑。而且选举本身仍然是有风险的。
换句话说，童的行为仅从“两推一选”的制度安排是难以理解的，但从“两推一选”制度是在传统体制中运行这一背景来看，又是完全合理的。
在“两推一选”尤其是在最后镇长竞选中，县委明显偏袒万小平时，陈维忠不仅不上访，而且很快就理解了县委的行动，就阻止了自己的震惊，就重建了与万小平的关系，其原因就是陈清楚“两推一选”只是一次乡镇体制常规的意外，意外之后，乡镇常规体制会仍然有力地运行下去。陈从辞职风波中吸取了从政的经验，变得成熟起来。成熟是指按照乡镇体制的常规出牌。成熟的人应该得到好处。我们在杨集选举试点结束一个月后再到杨集调查，就已经有了提拔陈维忠到另一个镇当镇长的消息。这是一个县乡体制常规有力运作的及时的消息。
转贴于 五、选择权越小自主性越低原则（选择权与自主性相匹配原则）
一个人所面临的选择机会越多，就越是具有选择的自主性，也就越是可以保持自己的选择个性。具体到杨集选举试点，缺少在体制外就业机会的竞争者更为关注竞选的可能结果。竞选的可能结果有二，一是落选，但仍然是乡镇公务员，在乡镇体制内就业。二是当选甚至在更高位置上当选。原班子成员的落选是他们福利的净损失，但他们仍然可以从体制内获得就业的好处；在更高位置当选则是他们福利的净收益。因为缺少其它获得福利的机会，原镇领导班子成员具有强烈的抓住机会行动的动机，但因为行动受到环境制度的制约，这些行动者的实际行动会十分谨慎，而不超出一定界限，以免行动失败使本来在体制内可以获得的就业也不能再有。
换句话说，在杨集选举试点中，一方面参加竞选的原镇委领导班子成员因为缺乏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更加渴望从竞选中获得升迁这个净福利或避免落选这个福利的净损失。另一方面，也因为原领导班子成员缺乏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更加不敢于在竞选中不顾乡镇体制常规，仅凭借选举方案中有利于自己的制度作破斧沉舟的一击，而会为自己留下继续呆在体制内的空间。简单地说，镇班子成员因为缺少在体制外选择就业的机会，而具有强烈抓住于已有利规则的动机，却少有真正去抓住于己有利规则的胆量，更不用说行动。
尽管有各种传闻，几乎所有观察者都承认，杨集选举试点进行得相当有序。郭勇和晏涛一再在各种场合宣讲不能有任何贿选行为，一旦发现贿选，不仅取消参选资格，而且会作更为严厉的处理比如开除公职或党籍。晏涛为了防止镇长举中出现贿选以及其它拉票行为，在选举前十天，每天将几个主要竞选当事人召集在一起开会，有事没事也要坐到晚上十一点以后，从而使竞争当事人没有拉票活动的机会。在杨集选举中，没有人公开站出来为难县委工作组，为难作为主持人的镇委书记晏涛，有的只是各位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个人性地反复向郭勇和晏涛诉说自己的特殊境况。杨集选举不是向下动员选民而是向上活动领导，这是杨集选举有序进行的一个重要特点。不仅如此，在杨集镇党委委员选举和镇长副镇长选举中，县委有意识不公平的引导，比如在镇委委员选举中，强调年龄因素和性别因素，在镇长选举中明显袒护原镇长万小平等，虽然引起了利益受损者的不快，利益受到损害者并没有因此产生激烈情绪，而是默认了这些行为。杨集选举中，也很少有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利用贿选与一般竞选界限不清的边界来公开拉票活动（这些拉票活动与贿选有本质区别，无论是郭勇还是晏涛，事实上无法将一般性的公开拉票称作贿选，这也是他们自己承认的）。在整个杨集选举中，参加竞选的原班子成员尽管每个人都希望从这次选举中获得福利，起码不让己有的福利受到损害，而有各种各样或多或少的活动，但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采用了激烈的方式去活动，也没有一个原班子成员将试点方案中于己有利的方面充分展开，即使雷维斌这个选举中受损害最大的原班子成员也没有公开指责晏涛在年龄上对自己的不公平（如前已述，试点方案允许50岁以内的人参加竞选，而雷才47岁），而仅仅是在我们面前抱怨晏涛偏袒年轻人。
从理论上分析，在体制外缺乏就业机会的人，在乡镇选举中的第一要务是仍然保留在体制内的就业，不至于因为贿选等激烈参选导致开除党籍甚至公职的处分，这个机会成本实在太大。在保证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情况下，缺乏在体制外就业机会的竞争者会更急于把握竞选的机会，来获得选举产生的净福利。因此，这些体制内的缺乏体制外就业机会的人，是一群动机很强却胆子很少的人，是一群想法很多却行动很少的人。杨集选举正是如此。
杨集选举如此，并不代表其它乡镇选举也会如此。构成以上杨集选举有序进行的两个前提，一是体制内的原班子成员普遍缺乏在体制外就业的机会，他们不敢于越出乡镇体制的常规，来充分利用新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展开竞争；二是体制外的竞争者没有参与进来。若杨集选举没有以上两个前提，杨集选举还会有序进行吗？郭勇和晏涛还有能力控制住杨集选举吗？
如果体制内的原班子成员中的一些人可以在体制外容易地获得就业，他们当然会充分利用选举试点的新规则来为自己获得选举的净福利而努力。他们会如村委会选举中通常出现的利用规则指责乡镇违法，指出选举某个环节违法，指责领导意图干扰选举等等。他们还会放手发动竞争，会利用一般竞选与贿选之间模糊不清的界限来广泛拉票从而服务于自己当选的目的。他们更倾向于去实践新规则，利用新规则去动员选民，让新规则服务于自己的目的，而不是向领导申述自己独特的遭遇。他们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在体制内获得升迁的机会，他们认为，与其在一个不重要的体制内职位上长期呆着，不如放手一搏，即便失败，也能够在体制外找到就业机会。因此，这些在体制外容易获得就业机会的竞争者是一群敢于行动的人，是一群愿意大胆利用机会置传统体制常规于尴尬处境的人。在这种容易获得体制外就业机会的地区进行乡镇选举，旧规则就更加容易被抛弃，新规则就更加容易引入并生长起来。
另一个如果是杨集选举中一开始即有非体制的成员进入到竞争中来，情况也会大不相同，非体制成员参加乡镇选举，他们当选就获得了极大的净福利，失败了福利也没有损失。他们当然会利用所有新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来谋取当选，他们甚至会利用旧规则中于己有利的方面。体制外的竞争者利用一切机会来寻求当选，必然造成体制内规则的失效。晏涛可以在选举前将参加选举的体制内成员召集在一起每天开会到晚上11时，他却不能控制体制外的竞选者。他因此也应不再可能控制体制内的竞争者。如杨集目前一样有序的乡镇选举也就不再可能。体制内外不同竞争者的竞争，很快便将传统乡镇体制常规冲击得七零八落，再想恢复常规的努力就会相当艰难，新规则因此也就生长起来，新的乡镇体制常规迟早也会到来。
杨集选举试点是在一个中部地区进行的，具有特定民众基础的选举。中部地区乡镇体制内的官员普遍缺乏在体制外获得就业的机会，没有人或极少有人敢于冒着被清除体制的风险。杨集选举中之所以缺乏激烈的把握选举机会的竞争，原因即在于此。杨集选举又是在湖北荆门这类所谓“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乡村进行的选举，体制外的具有竞争乡镇领导职位的高大威猛的精英人物太少，从而不能在新规则到来时把握住机会。杨集选举因此成为一些缺乏在体制外就业机会者的体制内成员之间的竞争，正是这种背景塑成了杨集选举的前述面貌。
主要参考文献：
孔飞力：《叫魂》，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三联书店2001年版。
徐勇主编：《杨集实验：两推一选书记镇长》，西北大学出版社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