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1
作者：马周坤 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植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诚信”在现代转型中其基础也受到严重动摇，古代家庭教育功能逐渐分离并弱化，优秀的儒家诚信文化继承受阻；违反诚信道德文化的刚性惩戒逐渐弹性化与轻度化以至于失范；传统主流文化伴随着近现代各种思想解放和社会运动以及采用的各种适宜和不适宜方式都使其逐步转变为亚文化甚至某些成为反文化，这样诚信文化社会化与继承被边缘化；再加上转型期间，教育主体在教育上的缺位，新的引导机制、监督机制、制约机制无建构或不健全，则诚信因素失去了发挥其有效性和功能的基础。我国社会的迟发展对诚信的影响我国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与欧美其他国家相比起步较迟，属于迟发展之列，因此我国社会实际上是一种迟发展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迟发展效应的影响。1、我国的市场经济脱胎于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也为诚信缺失埋下了潜在条件，特别对于企业、个人来说，“国家、政府以统购统销的方式直接调配资源，政府是企业、个人信用的支撑，企业和个人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承担起信用的责任”。再在后面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政企分开、权责明确，每个企业、每个个体都成为独立的主体，他们不再直接借用政府的信用，而信用的承载者在从政府到企业、个人的置换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空缺，这种空缺会导致不讲信用的出现”。当市场经济地位基本确立且有了一定的良性发展后，我国企业、个人、以及新产生的各种营利和非营利的组织都成为一个独立主体，正如风险社会理论提到的“致使自己成为一个以市场为媒介，对自己的生存、发展进行规划与组织的行动者”。但市场经济有其固有的弊端与缺陷，市场行动主体总是会在“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功利观念冲击下，规避诚信原则，这即使在较健全的市场制度环境下也会发生。2、迟发展中的转型效应对诚信影响较深。所谓转型效应，“主要指由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等转换的不同步性而对社会运行产生的影响和制约”。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确立，然而适应其发展和保障其发展的社会结构、制度、体制还很不健全3、政府信用建设问题凸出和法律引导惩罚倒逼机制不力。今天的社会改革发展进程中，政府的信用建设与执行效力至关重要，它不仅保证行政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关系到的政府公信力、权威和对群众的密切联系以及对市场经济的调控，而且对整个社会起表率作用。然而，我国有些地方政府和人员却严重破坏了政府诚信形象，给社会诚信氛围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再就是我国法律还不健全，司法部门执法力度不够，对违法惩罚不严，特别有些执法部门本身存在不忠实执行法律的信用问题。
重视和利用社会化途径，培养社会各组织、群体和个人现代诚信理念通过社会化途径，进行诚信教育。一方面要发挥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同辈群体、大众传媒等主体从各方面并以各种方式开展教育与培训，加强和内化现代诚信理念；另一方面要构建现代诚信文化，培育良好诚信氛围，抓住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良好机遇，调动各种文化资源，培育良好的诚信文化氛围。（二）加强政府诚信建设，为社会树良好形象并起表率作用加强政府诚信建设，提高政府公信力并为社会诚信建设起强大的示范作用。政府部门是整个社会的领导、管理与公共服务部门，良好的诚信形象将为整个社会诚信建设起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带动作用。为此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建设：提高公务员诚信意识；加强政府诚信组织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开展“廉洁、亲民”活动和“树标兵、做榜样”活动；依法行政；政府选举、决策透明化；建立强有力的奖励与惩处机制等方式。积极培育和发展关于诚信建设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兴起已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结构和功能组成部分。培养诚信建设方面的社会组织，有利于为诚信建设承担载体作用；有利于诚信文化和诚信体系建设；有利于承担政府转移和无力承担的诚信发挥的功能；有利于弥补政府、企业以及其它主体诚信失灵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体提供了“诚信测量与监督”的功能。实行诚信档案建设，跟踪诚信发展状况，促进诚信建设实行诚信档案建设，有利于了解社会各组织以及个人的诚信发展状况，诚信档案应与升学、就业、升职、提拔、企业经营管理、享受福利、评优等联系在一起，使不守诚信之人或组织付出诚信代价，更好的督促社会中各组织以及个人的诚信建设。建立完善的诚信机制体系健全诚信机制体系，为解决诚信危机提供可靠路径。一是建立诚信常态化的教育导向机制，为社会主体提供引领作用；二是建立诚信评估机制，测量社会主体诚信等级，以利于诚信危机警示和提高诚信系数；三是建立诚信激励机制，有利于加强调动社会各主体积极性，促进诚信氛围的培育和诚信理念的内化；四是建立强有力的诚信监督机制；五是建立有效的法律保障机制，加强引导，对违反有关诚信方面法律的组织与个人予以严厉惩处，倒逼诚信建设。总之，构建完善的诚信机制有利于保持良性的社会秩序，构建和谐社会。
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2
关键词：空间；空间生产；居住空间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经历了一次“空间”导向的理论转型。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初期对“时间”的热情，纷纷被对“空间”的关注所取代。20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发达国家陆续进入后工业时代，城市也逐渐走入后现代都市的发展阶段。空间文化理论正是对这一“后现代”转向的回应。西方传统理论认为空间是物质概念，将空间视为物质的容器，静止的平台，关注的是“空间内的生产”，而空间文化理论开始关注空间自身，将其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动态建构过程，强调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生活的建构力量之一。在众多空间文化理论中，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受的影响，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生成新的空间和空间整合来不断延续资本主义的框架体制。他提出以“空间生产”作为城市研究的新起点。在列斐伏尔的影响下，新城市社会学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循环与积累等社会过程结合起来，成功的解释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为认识现代城市社会变迁与城市社会问题，提供了独特而有力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和资本的积累与增值。城郊的村落与农田不断被纳入城市的新版图，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而传统老城区则被不断的改造与拆迁。在我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与生产中，居住空间的变化无疑是显著的，最近10年房地产业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居住状况。大城市的居住环境发生了一些普遍性的转变。本文以沈阳为例，试从新城市社会学视角出发，通过对沈阳城市和居住空间变迁的分析，来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中中国大城市居住空间的逐渐生成与重构。
二、改革开放以来沈阳城市变迁的几个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形成了现代城市体系。沈阳作为辽宁省省会、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演变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由工业化为主向多种产业齐头并进
我国由优先发展重工业转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在继续发展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逐渐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整体上已经完成初步工业化，正在向中高程度工业化甚至后工业化过渡。沈阳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了较明显的发展低潮，大量工厂、企业倒闭破产。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出台，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好转。三次产业协调发展转变趋势明显，第三产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2. 城市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日益多元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城市发展的唯一主导力量是政府，城市的各项政策安排与规划均由政府控制承担。改革开放唤起了社会与市场的巨大能量与活力，国家资本不再是城市投资的唯一主导力量。从80年代起，沈阳市先后吸纳了各种新兴力量以发展改造新老城区。随着浑南新区、铁西新区和沈北新区等各种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金融开发区等新区的陆续诞生，一个多元的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3. 由生产功能向消费功能转变
在工业化初期，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消费。城市就本质来说更是一个生产单元。但随着工业化初步完成，我国经济由产品短缺迈向了物质极大丰富。刺激消费日益成为当前重要的经济建设理念之一。发展各类生产生活服务业成为城市的重要发展目标。近年来沈阳工业生产区域陆续向城市边缘迁移，主城区逐渐被第三产业占据，在全市几个中心区域，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街替代了原来的工厂与住宅。
4. 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
城市人口不断增多，至2012年末，沈阳市常住人口达到822.8万人，流动人口显著增加。同时，全市投入大量城建资金，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正由十年前的二环向现在的四环推进，一个连接城乡、辐射周边、便捷快速的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正在形成。沈阳已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市化率达到90%。在此基础上，以沈阳为中心、覆盖周边七个城市的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有极大进步，带动了大沈阳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同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转变，新型市民阶层逐步壮大，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热情也在提升，各种社会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开始介入城市的发展。
三、居住空间的演变与重构
在这种情况下，沈阳市的居住空间开始发生重大变迁。原有居住格局被打破，一个新的结构正在重构中。主要特点为：
1. 居住范围随城区面积扩大而扩张
作为辽宁省省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市城区面积在最近十年间有了长足扩展。10年前大部分市民都居住在一环周边，二环已是城市边缘地带，只有少量低密度商品房小区。10年后，二环内外楼盘遍布，人口稠密，且多为高层建筑。沈阳市向北、西、南三个方向各建立了新区，开发商正随着城市规划者的雄心将商品房小区盖向三环、四环。
2. 城市中心区居住空间被大幅压缩，人口向城郊迁移
城市日益呈现多中心分化，无论是传统中心区还是近年来形成的新中心区域，都逐渐由生产和居住空间被置换成商业空间。以铁西区为例，为了提高土地交换价值，当年在铁西区的西边建立新的工业开发区，实现老城区企业用地和工人村的整体搬迁。而原有地块被用于大规模的商业和房地产业开发，中心区域已被各种大型商业物业和中高档住宅区占领。生产和居住不断让位于消费。
3. 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隔离趋势加强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快速发展与产品细分，目前沈阳市居住空间主要分化为这样几个层次：
（1）上层社会居住的豪华社区。主要是别墅区、城市豪宅、花园洋房等高端社区。如二环内清昭陵附近的龙玺壹号楼盘、金廊景观路沿线的少量高端大户型豪宅，浑河景观带最前沿的河景住宅，以及清东陵与棋盘山风景区之间主干道旁的别墅洋房区。这类住宅数量不多，单套房价在300万至500之间，为城市顶层群体拥有。
（2）中产阶层居住的高尚社区。主要是品牌开发商的中高档社区或少部分实力较强的单位开发的单位型社区。其特点是地段优越，占据主要交通干道沿线，临近城市中心，周边市政建设良好，配套设施齐全，园区建设优美，物业管理规范，人文环境较好。如皇姑区环昭陵区域的多个社区和浑河南岸沿河居住带。
（3）普通收入者居住的经济型社区。主要是各开发商建设的大量经济适用型社区，以及年头较远不能经常维修的老住宅区。其共同特点是，房屋建筑质量、园区环境与管理水平、配套设施服务一般，位置离主城区中心点或交通干道较远。这里的居民主要是城市新老居民中的中低收入者。
（4）低收入者居住的远郊社区。在城市远郊区，近年来也开发了一些以小户型、单身公寓为主的低端楼盘，与城郊拆迁农民的回迁房混在一起。比如沈北新区北部、浑南新区南部、铁西区西部的住宅，这里距主城区通常车程一个小时以上，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大部分居民均视此地为城市生活的起点或中转站，并为有朝一日搬进二环附近而努力奋斗。
（5）城中村。目前沈阳市主城区还有个别城中村残留，居住条件恶劣，环境糟糕，成为城市的伤疤。留在这里的少部分是无力搬迁的最贫困群体，大部分是低收入外来打工者。这里因低廉的生活成本而成为城市最底层的容身之所。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市场化资本是如何一步步改变了城市的原有面貌，生产并重构了新的居住空间。在城市的高速发展所取得的各项成绩中，城市居民原有居住空间整体被不断压缩，剥夺，向城市和远郊迁移的事实却是不应忽视的。此外，资本主导形成了居住空间不断的分化、隔离，居住分化强化了不同阶层居民在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差异，而居住的隔离带来了社会交往的隔离，社会各阶层之间疏离趋势日增。因此，政府应从城市整体规划管理与住房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遏制因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不平等的扩大趋势，真正提高城市化质量与人民生活水平，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与促进社会融合。
参考文献
[1]黄继刚. 爱德华·索亚和空间文化理论研究的新视野[J]. 中南大学学报，2011（2）.
[2]吴宁. 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J]. 社会，2008（2）.
[3]叶涯剑. 中国城市演变的空间逻辑[R]//2010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转型与社会治理”分论坛论文集[C]，2010（7）.
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3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产生了成千上万的下岗、失地失业人口,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为了生存,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除了设点摆摊,很难进入其他就业领域。街道成了他们养家糊口的最佳场所。由于流动摊贩的经营产生外部不经济性如环境污染、影响市容和公共交通秩序全等,政府部门实施反复取缔的政策。由于这些街头流动摊贩属于于弱势群体,他们无资金、无技术、无社会关系,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完全取缔摊贩等于是断了这些人的生活来源,所以取缔受到来自流动摊贩们的抵制和反抗。于是在中国绝大数城市街头上,上演了一出又一出摊贩们与城管人员“冲突”大战。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已经关乎党和政府的形象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1些国外城市征对流动摊贩管理办法
1.1法国的依法管理与便捷服务
法国对于市政管理中类似的问题,通常先是由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社会调查统计部门通过调查,核实、了解相关问题,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及立法管理的相关建议,政府在经过与专家的磋商并听证之后,提出相关法案交由立法机构讨论成法,或者在原有法律基础上进行补充与修改。因此可以说,依法管理与服务是法国市政管理的核心。法国没有城管这个部门,城市管理由警察和宪警依照法律进行。流动摊贩必须依法办理营业执照,而且还受到其它相关法律的约束,法国对于无照又无身份证的外国偷渡客乱摆摊也比较严格,一般情况是将人带走,但不没收财物。另一方面,在法国,流动摊贩摊经营证照的办理非常便捷,本人直接办理、邮寄或者网上投寄都行;符合法律条件的经营者,还可以依据相同的渠道申请补助、贷款和减免税,只要满足法规要求的条件,经营者足不出户,便可办好一切减免手续。
1.2泰国的人性化管理
在外人看来,曼谷对流动摊的管理近乎空白。流动摊贩们看似随心所欲。其实,市政当局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登记、管理。按规定,只能在指定的街区摆摊。整个曼谷市指定的设摊街道有268条,合法登记的小摊有1万多个。可能是管理不够严格,以至于全市还有另外1.5万个小摊没有登记,它们占据了466个街区,非法的比合法的还多。泰国政府对流动摊贩管理的理念是:这些弱势群众的生存权比市容重要,也比市民走路的便利更重要。不让他们摆摊,可能很多人就会被逼去偷去抢,影响整个社会安定。对于没有得到许可的流动摊贩,也有管理人员去查,但一般以轰跑为准则。有时真抓住了,处罚相对较少,但不没收小推车之类的工具。政府规劝流动摊贩:最好给行人留出1米宽的过道。曼谷市政府还制定了一个10年计划,通过提供其它的就业途径,让非法流动摊贩主动退出市场。
泰国的这种管理方法的显示:人性化的服务是保障,最大程度地保护了流动摊贩的基本生存权利。
1.3韩国的区域管理
韩国的流动摊贩已经从过去的比较单一的小吃摊,发展到花店、寿司店、服装店、日用品店,可谓种类繁多难以计数,而这些店又大多装饰得很有个性的移动商店,人们甚至称之为“道路文化”。在韩国,流动摊贩一般是不用缴纳税收的,只要你加入“小摊业主协会”,获得批准后就可以摆摊了。
政府在允许摆摊的区域和时间上划分清楚,不仅有利于执法,城管执法部门区别对待,同时也有利于流动摊贩自觉遵守。
2对我国城市流动摊贩管理的启示
社会是个多元化的生活空间,优劣共生兼容并蓄是它的应有之义。由于制度环境、国情和国民素质等情况的不同,我国应该辨证地去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的管理思路和模式,结合实际情况,逐步探索符合我国流动摊贩实际情况的管理对策。
第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理念,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管理目标。流动摊贩的存在,涉及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生存权与工作权等公民基本权利。流动摊贩大多属于生活在城市最低层的穷人、弱势者。尽管如此,他们有一项权利与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的其他人是完全一样、也完全平等的,那就是生存的权利。设摊做小买卖对他们来说既是一种谋生手段,也是他们生存的一种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美国城市社会学家帕克告诉我们,城市最根本的内涵是城市要符合人性化生存与发展,具有人文特色和人文精神。由此可见,如果将市容环境整洁视为城市居民人权的组成部分,那么当生存权与享受环境整洁的权利产生紧张关系时,行政权作出的选择只能是维护生存权,克减环境整洁享受之权利。
第二,不断完善城管执法的法律法规,提高城管执法权威。城管执法人员与流动摊贩之间的“猫鼠游戏”,甚至发生暴力抗法等极端事件,背后正是城管立法缺位或者立法冲突的问题。因此,针对城管执法部门法律地位不明确和在执法过程中缺乏执法具体标准的现状,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完善现有的法律支撑体系。按照国家《立法法》的规定及执法实践的需要,制定出一部专门的有关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法律,使城管执法部门能够得到流动摊贩更大的认同,在与其他部门协调的过程中能有足够的权威和独立性,解决其合法性不足的问题。
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态学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态”一词就被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使用，当时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地理学之父卡尔・苏尔从景观出发，研究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对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一学术术语，他和伯杰斯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带领研究生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被称作是城市科学的“芝加哥派”。[1]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提出了文化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态方向。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由美国人类学家J. 斯图尔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专著《文化变迁理论》中完整地阐述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在该书中，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2]这一观点的出现也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文化生态学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文化生态适应”理论、“文化核心”与“文化余留物”理论。
二、文化生态学的发展
斯图尔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整个50年代，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人类学领域，并且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论和学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这些著作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内容，界定了研究范围。
70 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3]在这段时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扩宽，如加拿大心理学家伯里认为，生态背景与社会政治背景通过人类的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发挥作用，人类个体接受生态影响、遗传传递、文化传递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产生可观察的行为和可推测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国学者哈里斯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义》，这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主要强调“基础决定论”，即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文化体系。[5]
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6]同时期，文化生态学也成为了美国人类学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课程。1994年，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国际传播研究年会的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学者发起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讨会，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文化中的传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来自亚洲和欧美等国的学者分别对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态学在中国
我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如、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机制时，就试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8]尽管这些属于静态研究，但是启发了我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调查的兴起与发展，我国文化生态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热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迅速增多，学者们不断对斯图尔德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应包含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论、系统结构论、生态功能论、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等。[9]尤其是21世纪，文化生态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传播学交叉的新兴学科，文化学是其研究对象，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态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认识地方文化资源的本质与特征
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如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延续性和发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的意识，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态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会等环境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内容。将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融入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保护，在保护过程中既要保护文化资源本身，也要注意环境对文化资源的作用，使文化资源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
（三）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现庸俗化开发
纵观我国现在的文化资源开发现状，无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资源，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体。这种资源依托型开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对资源无节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庸俗化开发，如对古镇的开发，全国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辙，毫无新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文化生态学中对文化的尊重和认可，让文化资源体现出它的生命特征与价值。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证了文化资源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在空间上的扩布，文化资源也会因此而更多元和丰富。
参考文献：
[1]邓先瑞.试论文化生态及其研究意义[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1）：94.
[2]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19-120.
[3]戢斗勇.文化生态学论纲[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5）：2-7.
[4]侯鑫.基于文化生态学的城市空间研究[D].天津大学，2004.
[5][美]马文・哈里斯著.张海洋，王曼萍译.文化唯物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83.
[6][美]罗伯特・F・墨菲.文化与人类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79.
[7]黄育馥.20世纪兴起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文化生态学[J].国外社会科学，1999，（06）：22.
[8]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0.
[9]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2.
作者简介：
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在参考广泛的城市社会学资料文献的基础上，联系贵阳实际，系统地介绍了在城市中的流动人口—农民工的社会现实，流动人口的历史、发展，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社会保障、法律遭遇状况，目的在于披露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现实，引起社会重视，制定政策措施，改善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生活现状，促进城市流动（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城市人口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城市人口流动与城市化联系起来，城市社会结构变迁，人口分层的产生，导致城市流动人口的形成，经济体制不合理，分配机制、保障机制不完善，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保障薄弱，社会分化加重。
一、城市流动人口概述
农村人口或农业人口通过就业，升学，联姻等方式迁徙流入城市，形成非城市人的流动人口。比如贵阳的背篼军，重庆的棒棒军群体，大部分是为了就业谋生。
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城市发展和城市社会的分层(分化)变动。现在，农村与城镇之间的边界壁垒已经遭到严重的削弱.其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这些剩余劳动力为了谋生，离开依赖的土地，涌入城市寻求劳动的机会，这样就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农村的劳动力通过进城就业谋生，形成了特殊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进城已不再更大地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政府反而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鼓励，推动了农民工的发展壮大，农村人口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为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农村人口的流动，体现了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从世界城市发展经验来看，城市人口的增长仅靠城市人口的再生产是远远不够的，主要还靠农村人口的分化流动，对于农村人口而言，城市生活方式，生活水平都叫农村优越，城市发展，城市中心的吸引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农村人口的加入，城市发展为农村人口发展，劳动就业提供了机遇和平台，从而拉动农村人口的分化流动，同时也是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条件。
根据调查资料显示，农民工的流动呈地域性趋势，即同一个地区的人口会流向另一个相同的地区或相邻的地区(比如贵州人多向广东江浙一带流动)，形成一个地区的人口向另一个地区的整体流动现象。
农民工的流动过程中，男性(特别是中青壮年男性)多于女性，这是因为男性在外地的生存适应能力较强，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农民工出卖的是廉价的体力，在这方面男性强于女性，女性流动则多是因为联姻，升学等方式流入到城市，通过婚姻，升学，参军等方式的人口流动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但是它始终存在于社会，并将持续下去。
二、城市社会保障论述
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低，基本上没有技术，其工资收入水平低于城市人口，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非常艰难，他们甚至不能糊口。城市社区保障功能薄弱，尤其是社区城市人对外来人歧视、社区政策对农民工的歧视，农民工的生活更加悲惨。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一些蓬头垢面的小孩在垃圾桶边翻捡垃圾，他们甚至就是吃垃圾堆里的剩饭，令人伤感！
城市社区社会保障对农民工的保障功能薄弱，农民工自身保障小，使农民工的生活遭遇悲惨。对此，加强社会保障功能，对于解决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贫困问题是刻不容缓的。
城市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的体制的重要内容。城市社区保障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社会成员的公平公正原则。职工收入差距扩大，偏离社会公平目标，易造成社会的动乱，破坏市场经济秩序。针对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保证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同时还涉及到劳动者对自己在年老或丧失劳动能力以后的社会生活、地位的预期，影响到个人对老年社会地位状况的预期、评价职业地位声望的重要标准。
城市社会中的农民工阶层，是被排除于城市社会保障体制之外，享受不到社会保障待遇。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和农民工对社会保障的认知不足，城市社会中的农民工群体对社会保障的依赖程度小。在以往的观念中，城市是知识分子、干部、非农人口的社会单元，户籍的划分使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边界更加强化，非农业人口排斥农业人口于城市之外。可见，城市社会中，获得政治权力的农民工阶层很少，农民工阶层是政治边缘群体，难以融入到政治体系之中。
三、社会意义
农民工进城在现实中，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简单的空间位置移动，更深层次的是人社会角色的垂直流动，城乡分割强化了空间地域分层。但同时也使得农民工阶层融入到城市社会，加快城市经济的开发建设进程。农民工流入城市有三大社会意义：
一、在社会的分层体制中，城市社会空间地位高于农村。
二、社会发展需要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补充，在城市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加快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
三、在城乡分层体制下，逐步优化了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增强农民工阶层的社会地位，加深成员公平、消除社会歧视。
四、农民工的法律境遇
（一）法律对农民工遭遇侵害的无奈:
农民工对法律意识不到位，对合法与违法的界限不明，维权意识不深，在遭遇不法侵害时，不知道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往往是采取消极逃避的思想，试图“破财消灾”。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法律打击非法侵犯行为的力度不大，对侵害行为无能为力。比如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社会是屡禁不止，是法律的空子太大，鞭长莫及，还是受害人的不作为态度？难以解释清楚。
从城市社会的不同群体来看，法律似乎是远离社会的边缘、弱势群体，而这些群体在城市的生活中是最需法律的保护，但偏偏是这些最需法律的群体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游离于法律的空白社会。
在农民工群体遭受非法侵害时，法律往往是采取不作为的行为，这也许是农民工处在社会的边缘，社会地位低，不能引起社会、法律的重视。
（二）法律的尴尬：
法律本质上是为维护社会正义，宣扬社会公正，但在法律的运行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违法执法”的现象，“违法执法”是执法者违背法律宗旨的行为，破坏法律的社会功能。在城市中，执法者的素质高低，直接反映执法效果，很多执法者将个人利益凌驾于法律之上，对符合自己的利益的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对违反个人利益的合法行为采取超出法律范围的打击。
城管人员的粗暴执法，是违法执法的典型。城市的城市管理往往针对农民工，农民工在街上摆摊设点，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但是城管人员对这种行为横加干涉，对农民工大打出手。这样的执法效果只会激起更强烈的反抗，并没有达到执法的效果。
通过对城市的流动人口，主要是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法律问题的剖析，更深刻的认识了解城市的农民工群体的客观现状，希望引起社会、政府的重视，为缓解城市流动人口的矛盾、提高城市流动人口的生活水平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期早日达到整个社会的全面小康。
参考文献
城市社会学论文范文6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对城市空间格局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城市形态研究、实证主义分析和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多元研究范式，基本走向是转向对深层制度性因素的关注。
早期的城市形态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出现了欧文的“新协和村”，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等假说。20世纪20-40年代，形成了芝加哥学派有关城市形态的三种经典的城市发展模式，即同心圆、扇形和多核心。20世纪50年代以后，实证主义分析兴起，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引入了大量的计量手段，试图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归纳和抽象再现城市结构。这一方法在今天伴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和GIS（地理信息系统）手段的繁荣仍然得以延续。特别是克鲁格曼等一些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延续了阿隆索、克里斯塔勒等学者演绎分析的传统，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将城市空间视为自组织的系统，通过数学模型论证了城市发展的多中心模式。代表性的理论如克鲁格曼（1996）的多中心城市结构空间自组织模型。麦克唐纳（1987）对次中心的识别方法进行了评述，海基拉等（1989）提出了多中心都市区人口密度分布的三种理论模型。此外，一些学者通过对洛杉矶等城市的实证分析，支持了城市空间布局正在向多中心发展的趋势（比如，朱利亚诺、肯尼思，1991）。
与城市经济学不同，在城市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和城市规划学的范畴内，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对经济停滞、贫富不均等现实问题的内在机制缺乏解释，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主流开始转向行为主义、人文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多元范式。特别是结构主义方法影响最为深远，代表作有哈维（1973）的《社会公正与城市》等，这一流派主张决定城市空间结构的是隐藏在表面世界背后的深层社会经济结构。他们将“社会-空间”视为辩证统一的整体，对于城市空间格局与社会公正的关系给予了莫大关注，从这一学说出发，优化城市空间格局与改善社会公平是一体的，给予城市贫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是优化城市空间格局的核心问题。21世纪初，后现代主义等思潮兴起，形成了所谓的洛杉矶学派和纽约学派。他们以各自城市为模板，对于传统的芝加哥学派所主张的三种城市发展的经典模式发起了挑战。洛杉矶学派认为在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背景下，城市发展具有低密度和随机性，特别是迪尔（2002）的《城市与社区》一书提出了相应的主张；纽约学派（代表人物哈勒，2003）则主张城市空间的集中性，将紧凑集中的纽约城市发展模式视为最理想的城市空间格局。总之，国外对于城市空间格局的探讨仍处于争鸣状态，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理想的现代城市空间格局。但是，关注社会公平公正、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建设是各流派对于城市空间格局探讨的基本出发点。
二、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城市空间格局的研究同样给予了高度重视。在中国知网以“城市空间格局”为篇名搜索到文献286条，以城市空间结构为篇名达到1242条。这些研究从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全球化、区域协调发展等角度对城市空间格局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
生态视角主要有俞孔坚（2009）、汪劲柏（2006）等，他们认为需要从空间上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精明增长与精明保护的双赢。俞孔坚等应用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和方法，提出保障北京生态长远安全的土地利用格局与实施战略，主张进行生态环境保护并不在于必须牺牲很多或更多的建设用地，可以通过科学合理的空间格局设计，用尽可能少的土地来获得尽量好的生态效益。
经济视角的研究最多，谭遂、杨开忠等（2002、2003）基于自组织假设探讨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数学模型。王铮等（2001）以上海为案例，尝试进行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复杂性研究，指出不仅存在人们认识到的多中心，还有可能存在产业带动的多重结构（比如多个伯吉斯环相间出现），呈现混沌特征。张芸、梁进社等（2009）认为在专业化和外来投资双重推动的产业功能郊区化进程中，北京呈现出具有多个亚中心的网络化空间结构。冯健、周一星（2003）利用五普数据研究1982-2000年北京都市区人口增长与分布规律，发现1990年北京都市区双中心结构刚刚发育，2000年多中心结构比较明显但并不成熟。吴文珏、马西亚（2006）用多中心模型研究上海都市区，结论是上海人口空间结构已经由1990年的单中心结构演变为2000年的多中心结构。随着GIS技术的成熟，很多学者应用这一手段研究城市产业的布局，比如，张景秋等（2010）通过对北京城市写字楼2009年调研数据的空间统计，研究北京市办公业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其模式。张晓平、孙磊（2012）指出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及产业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
社会视角的学者主要关注了城市内部的不均衡发展，特别是北京南北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顾朝林、克斯特洛德（1997）描绘了在流动人口涌入之后，北京社会极化和空间分异现象。于涛方、吴泓（2009）认为在全球化战略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具有全球控制和命令职能的城市功能，如金融保险业、商务服务业、科研等方面在各种积极要素（如国际航空枢纽、大事件、战略空间）推动下不断集聚在北城区，从而直接导致了北城区的经济运行本质上领先于南城地区的事实。
文化视角的城市空间格局研究最少，包书月、张宝秀（2011）阐述了北京城中轴线发展历程及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提出依托这一传统文化轴线，打破现有的单中心发展空间形态，发展多中心，进而也使交通打破多层次环状结构，发展网络新格局。周尚意、赵继敏等（2006）通过对西城区地上不可移动文物价值的评价，指出文物保护对于城市文化空间格局具有重要影响。此外，高宏存（2010）指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重塑着城市空间结构，赵继敏（2010）对艺术区的分析，部分印证了这一说法。
全球化视角，伴随着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国内很多学者关注了城市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致使空间格局产生的发展变化。比如，顾朝林（2012）针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提出了北京城市功能区调整的建议。庞晶、叶裕民（2012）认为全球化和产业链垂直分离将推动城市的扩张和多中心城市形态的形成。
区域协调发展视角，由于北京的城市发展与周边地域是不可分割的，一些学者探讨了北京城市空间结构与京津冀协调发展问题。比如，赵坚（2008）指出北京应当形成从中心大团出发以轨道交通为主轴向东向南发展的城市形态，这不仅为北京的长期发展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有利于形成产业集群，推动京津冀区域的协调共同发展。
除了以上几方面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对北京为代表的城市空间的演变进行综合分析，它们或基于历史资料，或运用GIS、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对北京的城市空间格局演变进行预测，比如，柴彦威、塔娜（2009）分析了北京市64年来在人口、居住、产业、社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及相应空间格局的演变；龙瀛、毛其智等（2010）开发了基于元胞自动机（CA）的北京城市空间发展分析模型（BUDEM），用于对北京的城市空间发展进行综合分析及预测。王静文、毛其智、党安荣（2008）利用1982、1993、2003年北京城市地图，通过句法分析建立了解释北京城市空间演变的模型。
由于城市空间格局内在成因的复杂性，对于如何优化北京城市空间格局，学界有多种建议。比如，俞孔坚等（2009）基于生态安全视角的满意城市空间格局；赵弘（2009）基于经济全球化视角提出的北京在中心城和新城之间落差过大，需要学习东京等城市的经验，建设三个副中心；于涛方、吴泓（2009）基于全球化背景和区域公平发展的目标，提出对北京南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重要节事安排等。这些建议具有重要价值，但这些往往基于以上提到的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某些角度，而综合考虑各种视角，并提出明确优化方案的研究较少。
与西方城市空间研究相比较，国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对于空间结构的内在机制探讨较少（殷洁、张京祥等，2005），仅有的一些研究，比如胡军、孙莉（2005）、石崧（2004）等，指出推动中国城市空间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呈现多种力量博弈的态势。因而，我国城市空间格局的优化也应当综合考虑政府、企业和居民三方面的作用。由于政府、企业和居民对于生态、经济、社会等方面利益关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比如企业更关注经济利益，居民更关注生态环境），城市空间格局的优化综合考虑各种视角尤为必要。
三、当前城市空间研究的启示
由于自然、社会、经济条件不同，纽约、洛杉矶、东京等世界城市形成了不尽相同的空间结构。因而，我国大城市空间布局不能简单模仿，需要从城市发展的基本原则进行推导。
城市社会经济与空间结构是辩证统一的整体。无论国内外，城市空间格局有着共同的推动主体（政府、企业和居民）和相似的目标导向（追求经济发展、社会公正、生态安全和文化繁荣等）。因而，城市空间格局的优化需要分析各利益主体的诉求，从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维视角综合考虑，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确立城市空间格局优化的原则和标准，在统计资料的支持下，测算适宜城市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发展的空间区域，提出城市空间格局的优化方案，并对其进行综合集成，得到最终结果。
四、北京城市空间格局研究的基本思路
在我国城市中，北京城市空间布局出现的问题非常复杂，城市交通更是被冠以“首堵”之称。如前文所述，城市空间格局的研究应从自身特色出发，分析城市空间布局的核心问题。比如，《2004-2020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确立了北京“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格局。北京规划委网站曾指出这一规划是科学的。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北京的人口规模等指标已经超过了预期，PM2.5等生态环境问题凸显。针对这一现实问题，在综合国内外对城市空间格局的各研究流派观点的基础上，通过综合集成的方法和实地调研的手段，面向2020年，对优化北京城市空间格局的探索性研究，笔者认为其思路应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通过访谈、问卷等手段深入调研北京典型的产业集聚区、大型社区、文化功能区和生态保护区，综合考虑政府、企业、居民（包括非政府组织）等利益主体对城市空间的诉求。从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几个方面分别提问，汇总调查结果，发现各方最关注的核心问题。确立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在整体空间格局优化中的地位和价值。
2.运用GIS和空间分析技术，判别出维护生态安全、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文化繁荣的关键性空间格局，进而综合、叠加各单一过程的格局，构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空间格局优化方案。
3.综合集成多目标导向下的空间格局优化方案。在步骤1调研结果的指导下，综合步骤2的各种优化方案，得到多目标下的空间格局优化方案。
4.在不调整空间政策和调整空间政策两种前提下，预测2020年北京城市空间格局。这里，空间格局变化的预测可以利用相关分析和知识模型与空间分析相结合来实现（知识模型是用数学方法和知识表示方法相结合共同完成的对系统的描述）。
参考文献：
[1]Harvey，D.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73.
[2]Krugman，P.The Self-organizing Economy.Cambridge，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ers，Ltd.1996.
[3]理查德·格林、詹姆斯·皮克，著.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译[M].城市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顾朝林.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空间结构调整（英文）.北京论坛（2012）城市分论坛论文及摘要集. 2012.
[5]殷洁、张京祥，等.基于制度转型的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初探[J].人文地理.2005（3）：59-62.
[6]俞孔坚，等.北京市生态安全格局及城市增长预景[J].生态学报.2009（3）：1189-1204.
[7]柴彦威.城市空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8]龙瀛、毛其智，等.北京城市空间发展分析模型[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0（2）：18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