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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论文范文1
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溯源与现状
（一）传统理论上的不相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规模报酬不变。国际贸易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生产同种商品的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则是由成本差异造成的，成本的不同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所致，生产要素的价格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决定的。正是由于各国生产要素丰裕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时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或价格优势。所以，一国将出口较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进口较密集地使用稀缺的生产要素制造的商品，国际贸易的格局也就由各国的资源优势所决定。由此可见，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生长的空间。
现代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和发展，恰好否定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完全的自由竞争导致完全的市场结构。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市场的不完全性，尤其是技术和知识市场的不完美，才是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市场的非完美性，跨国企业才有可能运用组织的效率，发挥它在获得资本、劳动、技术和知识等要素方面的有利条件，在世界市场上与当地企业竞争。跨国企业在市场、生产、规模经济以及诸多方面的垄断优势是确保跨国生产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基础。可见，这一分析框架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分析框架是完全不相容的。
（二）两种理论融合的尝试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的是美国学者弗农(R.Vernon1966)。他用“产品周期理论”来系统解释企业在出口、许可证形式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选择，并将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与企业生产的区位选择联系起来。弗农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分成新产品期、产品成熟期和产品标准化期，他认为，在新产品期，企业选择在国内生产，对国外市场的需求主要采取出口贸易的形式；在产品成熟期，企业想保持最佳经济效益必须考虑对外直接投资；当产品进入标准化期后，价格竞争的结果是使产品的生产或装配业务逐渐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发展中国家，原来发明产品的国家则转为从国外进口该产品。
澳大利亚学者科登(W.Corden,1974)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放弃了瑞典学者赫克歇尔(E.F.Hecksher,1919)和俄林(B.Ohlin,1933)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H-0理论）中的要素在两国之间不可流动的假定，同时引进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并允许资本、劳动和知识三要素进行国际流动，这使得扩展后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英国跨国公司专家邓宁(J.H.Dunning,1976)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为国际生产综合理论），也是至今为止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邓宁提出了用折衷主义方法来解释国际生产活动，该理论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表示：“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内部化优势＝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说，如果三者都具备，国际直接投资是最佳的选择；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同时取得内部化优势，则可以选择对外贸易；如果仅仅具有所有权优势，他国区位优势又不明显，那么许可证贸易是一种最佳的选择。
正是这些理论对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与企业发展之间紧密关系的描述，使得将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成为可能。
（三）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现状
日本学者小岛清(K.Kojima,1978)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同时置于国际分工框架下进行研究的方法，为我们对两种理论进行融合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启示。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思路是：从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理论出发，在H-0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内，先确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再根据国际分工原则选择合适的投资产业。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1980)和赫尔普曼(A.Helpman,1983)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各国并不一定因为本国的资源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不完全是比较优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他们试图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格局和跨国公司的产生：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间贸易；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如果当要素禀赋差异太大且公平的市场交易无法使要素价格均等化时，国际直接投资则是最佳选择，这样就产生了跨国公司。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波特(M.E.Porter,1985)提出了全新的“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这一微观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现象。波特研究的逻辑线索是：国家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竞争优势，而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了企业竞争战略。他是站在产业（中观）层次，从下而上，即从企业（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宏观）层面上。这是对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
我国学者在两种理论融合的研究方面以往只停留在总结述评他人的研究成果上（王福军、吴先明，1999），最近有人提出在比较优势下融合两种理论的观点（黄河，2002），并对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和统一的途径阐述了看法。但是，至今为止我国学者还没有就这两种理论如何融合进行深入的论述和研究，也没有出现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
（一）现有理论研究成果的不足
1.理论研究的重心发生偏移。从李嘉图(D.Ricardo,1817)开始，古典经济学关于比较优势的产生问题开始偏离斯密(A.Smith,1776)以早期国际分工为理论出发点的内生决定论。斯密认为，比较优势产生于分工和专业化，是内生的；而李嘉图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产生于资源配置过程，是外生的。另外，由于数学工具的局限，导致以马歇尔(A.Marshall,1920)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放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内核（分工和专业化），研究重点完全转向了资源配置问题。
2.假设条件与现实状况不符。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同质要素、信息对称、零交易费用等等，这些假设条件符合了经济学理论研究者的科学理想，可以用来构建清晰而精致的数学模型和推理严谨的分析框架，但是，用这些作为理论的前提是根本无法得出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成果。
3.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分离，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国际贸易理论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以企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是以行业作为基本分析单位；杨小凯等人的新
兴古典经济学是以个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
4.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例如，弗农是用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来作为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判断标准；小岛清是把比较成本原则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克鲁格曼是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波特是用竞争优势的原则来作为选择的判断标准。
（二）为何重拾国际分工思想
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斯密在其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注：［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5页。）200多年前的这一论述，至今仍为当代经济理论研究者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有关分工的研究，经济学研究的立足点在于分工的基础和职能的分工。“由于机器和蒸汽的作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的基地，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页。）国际分工就是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带来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随之而产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分工和专业化理论的两个侧面，同时也是微观经济学在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领域中的延伸。随着国际市场交易成本的增加，企业之间借助国际市场实现的国际分工可能并不经济，这就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加以替代，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当代国际分工的内容、性质和形式。
在当代国际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已形成三种研究对象不同的理论体系：一是研究由市场机制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另一是研究由跨国公司为载体予以组织和协调的企业内部国际分工的理论；第三种则是由杨小凯(X.Yang,1993)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由个人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程度予以组织和协调的国际分工理论。杨小凯等人用非线性规则（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分工和专业化等经济思想形式化，创立了以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这一理论重新将分工和专业化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其中许多命题的证明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启示性的典范并缩小了最优化范围。同时在此分析框架内，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融合在一起，不仅大大扩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将许多原来相互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分工和专业化）统一起来。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是通过引入交易费用和交易效率的概念来解释企业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因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形式，企业的出现是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的结果，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企业出现的原因。同理，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效率也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沿用他们的思路，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当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高于国际直接投资的生产费用时，人们将会选择国际直接投资，跨国企业会从国际分工中出现；当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比向东道国市场输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进行国际贸易的形式来组织分工更有效率时，人们选择前者。
三、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解析
本文采用的理论分析框架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类似，只是用“行为主体”（个人、企业、行业、国家）来代替原来的“个体”的概念。第一层是行为主体在作出国际贸易或国际直接投资决策前，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对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和自身条件进行分析；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行为主体的利益最大化；第三层次是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国际市场结构、国际企业制度和行为主体的自利行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第四层次则是与行为主体价值观有关联的所谓社会福利分析。
（一）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作出决策
我们把竞争优势定义为“组织结构优势”和“社会资源优势”的整合。所谓组织结构优势，即行为主体协调其组织活动的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包括人力结构和资本结构、技术和知识产权、管理水平和对国际一般惯例熟悉程度等优势。所谓社会资源优势，即影响组织收益分配的社会资源和能力的优势，它包括市场、客户、社会网络融资能力、收集信息的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和增强竞争优势既是行为主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又是其目标，它涉及内生函数和外生函数所包含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可以从行为主体具有的竞争优势的角度来解释其国际贸易、技术许可转让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见表1）
表1竞争优势整合
组织结构优势社会资源优势
国际贸易必需具备无需具备
技术许可转让必需具备有无均可
国际直接投资必需具备必需具备
（二）从收益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国家、行业、企业、个人）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是：在当前自身所拥有的总额为I的投资能力中，是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对于行为主体而言，目标之一就是使总预期利润最大化。用公式表示为：
附图
式(1)中，NPV[,F]为在东道国进行折现数额为I[,F]的直接投资所获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T]是向东道国出口折现数额为I[,T]的贸易所得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NPV[,D]是将剩余投资能力(I-I[,F]-I[,T])投资母国市场所得到的折现预期利润（净现值）。其等价形式是与净现值相等价的净现值流（每年等量的净收入）形式：
附图
式(2)中，r[,F]为从直接投资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T]为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内部收益率，r[,D]为从母国市场中所获得的内部收益率。行为主体从目标函数出发作出决策：
1.如果r[,F]＜r[,T]且r[,D]＜r[,T]，即当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且国内市场的收益率低于国际贸易的收益率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贸易；
2.如果r[,T]＜r[,D]且r[,F]＜r[,D]，行为主体选择在国内生产和销售；
3.如果r[,T]＜r[,F]且r[,D]＜r[,F]，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
4.如果r[,D]＜r[,T]或r[,D]＜r[,F]，行为主体选择的决策公式可表示为：
附图
根据公式(4)即可从收益的角度做出相应的决策。
（三）从均衡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附图
其中，β与消费偏好有关，k是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t为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系数。
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的决策问题在于，确定每一种产品的自给量、市场购买量、市场销售量以及如何组织生产这两种产品。以下讨论四种可能出现的结构形态（如图1所示），解出其角点均衡，然后从这些角点均衡中识别出完全均衡。
1.结构A由组态(XY)组成。在这个组态中，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对无论是中间产品X还是最终产品
Y都采取自给自足的方式。设在组态(XY)中。（注：详细的推导过程可参考：WenliCheng,JeffreySachs,andXiaokaiYang(2000),AnInframarginalAnalysisoftheRicardianModel,ReviewofInternationalEconomics,8(2):PP.209-213.）此结构的角点均衡是：
附图
附图
图1国际市场结构和国际企业制度
附图
其中U[,1](D)和U[,2](D)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业主体在结构D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3.结构FY由组态(L[,X]/Y)和(Y/L[,X])组成。在组态(L[,X]/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它的劳动力而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中间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中进口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X])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这些中间产品返回本国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出口到国家1。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只从事国际贸易，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结构FY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v是结构FY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U[,1](FY)和U[,2](FY)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Y中的人均真实收入。
4.结构FX由组态(L[,Y]/Y)和(Y/L[,Y])组成。在组态(L[,Y]/Y)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卖出他的劳动力成为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国家1中设立的跨国公司内生产最终产品的工人，并且从国家2的跨国公司中购买最终产品；而在组态(Y/L[,Y])中，国家2的行为主体生产中间产品，然后把中间产品出口到国家1，并且从国家1购买劳动力组建跨国公司以生产最终产品，最后把最终产品在国家1的市场上销售，同时又把最终产品返销回本国。换句话说，国家1的行为主体既没有从事国际贸易也没有进行国际直接投资，而国家2的行为主体既从事了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了国际直接投资。此结构的角点均衡分别为：
附图
上述两式中，U[,1](FX)和U[,2](FX)是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在结构FX中的人均真实收入，r是结构FX中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系数。
因为人均真实收入最大的角点均衡就是完全均衡，所以我们用微分的方法可以求得以上各式的最大值点，并得出以下推论：
1.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和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小，则结构A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此时，行为主体选择自给自足的方式。
2.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产品的交易效率(k,t)足够高，则结构D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1和国家2的行为主体都分别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
3.若专业化经济程度以及最终产品的交易效率k足够高，且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t以及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Y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作出只从事国际贸易的决策；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和国际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4.若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高，且用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r与产品的交易效率(k,t)以及用于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v相比足够高，则结构FX的角点均衡是完全均衡。在此组织结构中，国家1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不从事国际贸易，又不进行国际直接投资；国家2的行为主体选择既从事企业内部贸易，又进行国际直接投资。
（四）从福利分析的角度作出决策
行为主体在进行国际贸易还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决策时，通常要对母国和东道国的不同政策作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判断的标准通常是一国的国民福利或社会福利。他们一般会选择干预成本最小或使国民福利最大的政策，称之为最优政策选择。例如：(1)自由贸易政策，即零干预或不干预政策。无论是从一国的国民福利还是从所有贸易参与国的国民福利的角度看，自由贸易政策都被认为是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政策。此时，行为主体作出国际贸易的决策。(2)高关税政策，这种政策阻碍和限制了商品（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通，减少了人们通过自愿的国际贸易可能获得的好处。此时，行为主体选择国际直接投资，以此来规避高关税壁垒。
四、小结
以往的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是在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国家与企业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进行解释，本文则将它们放在同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分离的，对个体、企业、行业、国家分别进行研究，本文则将这些基本分析单位统一在“行为主体”的概念之下；以往理论研究中行为主体决策的判断标准单一，本文则以竞争优势的原则、收益最大化原则、市场结构均衡原则和社会福利最优原则来作为行为主体决策的共同判断标准。因此，本文的结论是，虽然世界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参加WTO后会趋向于逐渐公正和平等，但对任何一个行为主体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它们对自身竞争优势的整合和提升、成本和收益的比较、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考虑。
上述分析方法和结论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应当是会有所启发。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近10年来，世界主要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安排已经把我国纳入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之中，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发展和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大规模生产投资的扩大，这些都要求我国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政策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贸易—投资—生产—贸易一体化的方式将成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利用跨国公司来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和拓展贸易与投资规模，形成“贸易—投资”双向联动、互相促进的良好态势，将是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越来越普遍的战略选择；我们只有提前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策略，才能实现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衡、配套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作为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会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理论研究的假定条件也会发生变化，两种理论的最后发展趋向势必是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上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日］小岛清著：《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文真堂，1985年。
[3]迈克尔·波特著，陈小悦译：《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1997年。
[4]KiyoshiKojima(1996),Trade,InvestmentandPacificEconomicIntegration:SelectedEssaysof
KiyoshiKojima,Tokyo:BunshindoPublishingCompany.
[5]PaulR.Krugman(1990),RethinkingInternationalTrade,TheMITPress.
[6]王福军：《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国际生产的一般理论述评》，《国际经贸探索》1999年第1期。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范文2
[论文摘要]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 投资 活动迅猛发展，由此而带动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随之发展。西方 资本主义 国家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理论角度不同、观点迥异、内容纷杂、范围广泛，主要有“投资选择理论”、“资本化率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区位优势理论”等等。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面，中 国学 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了理论抽象，阐述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决定因素和行为方式等，形成了一系列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一、国际方面
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活动迅猛发展，由此而带动了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随之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应运而生，这些理论角度不同、观点迥异、内容纷杂、范围广泛，主要有“投资选择理论”、“资本化率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区位优势理论”等等。这些理论较好地解释了 跨国公司 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但由于各种理论只能解释一定范围和一段时期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学者试图将各种理论加以组合，形成更大的理论框架。其中，邓宁就在提出公司优势概念的基础上，将其与内部化理论、区位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从企业的利益、优势和决策行为等方面探讨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发生的原因，较全面地解释了跨国公司不同内容的经营活动。
西方学者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转折是内部化理论的提出。其研究思路与垄断优势理论不同，它将区位因素与内部化的公司优势所带来的 成本 节约相联系，从而具有综合的特点，能够解释更大范围内的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20世纪8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小企业纷纷走上了跨国经营的道路，并且许多企业还直接进入了发达国家的内部 市场 ，这引起了西方 经济 学 者的关注，他们开始探究针对这一现实的新的理论解释。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主要有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市场控制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促进和 指导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其局限性也很明显，这些理论解释局限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为，不具有一般的普遍意义，而且几种观点还未形成系统化理论，难以自成体系。
总的来看，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还远不成熟，至今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二、国内方面
参考文献：
[2]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和规划协会，《20052006海外投资年度报告》，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版.
[3]（日）小岛清著，周宝廉译，《对外贸易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投资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是创造利润，另一方面要获取技术带动母公司的提升，因此，要求我们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施规模经营战略和品牌战略，提高企业自身的素质和创新能力，增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1、引言
建国后，我国对亚非拉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无偿对外援助，而对外直接投资直到1979年8月才开始正式实施，当时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出国办企业”的经济方针，吹响了对外开放的号角。从1979年至今，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探索新的经济领域和合作方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企业走出国门、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经历了30年的发展后初具规模，截至2006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750亿美元。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本文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对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和对策以及实施“走出去”战略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与现实借鉴意义。
2、我国的对外t接投资极况
截至2008年年底，我国己经建立了12000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这些企业分布在世界174个国家和地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已经超过500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111%，对外直接投资势头锐不可当。
表1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分类构成情况
资料来源:((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从公报里我们可以看出，2008年我国金融类投资达到140.5亿美元，增长速度最快，较去年相比增长741%，占据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4。其中，银行业仍然是我国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龙头。中国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共在美欧等国家设立50多家家分行、接近30家支行，间接带动就业人数达10几万人。
据资料统计，2008年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1839.7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我国企业在境外总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见，在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正确指挥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锐不可当。
3、对外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
3.1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国际收支表中的账户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官方准备账目等。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国际收支的影响影响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上几个账目，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促进本国的出口贸易增加，从而对母国国际收支造成有利影响: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也可以通过投资资金与利润的汇出而对该国的国际收支造成不利影响。随着经济的无国界发展，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均呈积极方向发展。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显示:2008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呈现“双顺差”，国际储备保持快速增长。随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继续和外汇储备数额的进一步加大，国外对人民币升值压力会继续加强，国际热钱的涌入及快进快出，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影响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可以对国际收支波动进行有效调节。因此，在目前资金供给充足、外汇储备充裕的背景下，进一步鼓励、扶持国内企业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力度，可以减少国内高额外汇储备带来的风险，促进外汇保值增值，同时可以适当减少资本项目的顺差，缓解我国经常性项目账户中投资收益项逆差的压力，积极促进我国国际收支的动态平衡。
3.2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在一国国际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蒙代尔的投资贸易替论和小岛清的投资贸易互补理论分别介绍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蒙代尔认为:在对外贸易中贸易障碍的增加会刺激要素的流动，要素流动障碍的增加会刺激贸易的发展。投资国会减少拥有比较优势商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东道国则增加该种商品的生产，另外投资国会增加拥有比较劣势商品的生产。这两种情况都会减少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即投资和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与蒙代尔等学者不同，日本学者小岛清认为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如果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母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可以扩大两国问的比较成本差距，为双方进行更大规模的进出口贸易创造条件。
近年来，外国资本越来越注重在华独资经营，想方设法保护其技术，我们过去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越来越难。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逆向技术转移，即技术由东道国向投资国转移，纷纷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进一步讲所取得的技术带到母国企业进行消化吸收。我们所熟悉的华为、联想、海尔等一批优秀中国企业到海外市场投资并不一定直接获得产品上的优势，但是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途径在发达国家设立研究与开发机构，兼并当地高新技术产业，一方面来提高自身的研发水平，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将这些技术带到国内母公司，掌握世界上最新技术动态，与时俱进。因此，在当今世界全球技术一体化的趋势下，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先进技术的源头，并实现国外向国内的转移，将对我国的技术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3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数量具有直接的以及间接的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对于短期就业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因从事对外直接投资而使本国企业本该进行的生产活动停止所导致的就业机会的减少，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造成的国内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的增加，如为海外公司发展所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形成的额外的就业机会。当前者大于后者时，对外直接投资将导致投资国就业机会的减少，反之，则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
国际直接投资论文范文4
摘要在政府 “走出去”政策的指引下，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现代企业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国际和国内大环境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竞争。但应当看到中国企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遇到了很多挑战。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指导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现代企业和国家发展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现状及现状分析 解决途径
一、导论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等于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去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该国人均GDP具有密切的关系。邓宁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其中第三阶段，人均GD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而外资输入的规模同时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依然表现为负值，但绝对值有缩小的趋势 。IMF的报告中，中国人均GDP有4382美元 ，正好处在第三阶段。所以，研究现在中国企业的二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1．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化促使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从1979年中国友谊总公司与日本一家株式会社合资在东京成立了“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从无到有，并逐渐发展壮大。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565.3亿美元 ，较上年增长1.1%。其中非金融类478亿美元，同比增长14.2%，占84.5%；金融类87.3亿美元，同比下降37.9%，占15.5%（表1）。联合国贸发会议《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1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进行计算，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1%，位居发展中国家、地区首位，名列全球第五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八年保持了增长势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4%。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并呈现加速发展态势。
2．企业对外投资地区分布
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565.3亿美元，共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覆盖面达到80%以上。从投资分布的国家看，地区分布并不均衡。2009年末，中国在亚洲地区的投资流量404.1亿美元，占全部流量的71.40%；拉丁美洲73.3亿美元，占13.00%；非洲14.4亿美元，占2.60%；欧洲33.5亿美元，占5.90%；大洋洲24.8亿美元，占4.40%；北美洲15.2以美元，占2.70%（图1）。
3．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
随着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领域不断拓展。从流量上看，商业服务业、采矿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领域的投资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95.40%，成为主要投资领域（图2）。
三、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分析
1．机遇与风险并存
在“走出去”政策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迈出了国际化发展步伐。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加上充裕的外汇储备，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此外，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世界主要大国还处在经济危机的阵痛中。这给了中国企业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进军国际市场。然而，有投资就会有风险，越来越多的失败案例为正在或已经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敲响了警钟。当联想并购IBM个人PC业务的消息传出，中国人无不振奋，认为这是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的一大壮举，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联想并没有因为收购IBM个人PC业务为自身带来实质性提升，反而为此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业绩出现了下滑。没有获得IBM个人电脑的核心技术，对IBM公司整合也遇到了巨大阻力，使得这项并购事件保受争议。
收购只是企业对外战略的第一步，真正困难的是如何进行企业资源整合，巨大的企业文化差异带来的冲突，加之中国企业本身国际经验不足，国际经营人才匮乏，管理体制与国际跨国公司还有很大差距，这一切都表明，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如不进行科学合理的决策，面临的风险可能远远高于其收益，甚至会波及其长远发展。
2．核心竞争力不足
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较长的特殊历史进程中积累的，是企业的“管理遗产”。北大教授张维迎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有生动解释，他认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偷不去，买不来，拆不开，带不走，溜不掉”。
然而，中国企业在三十多年的成长中，论整体竞争实力与国外跨国公司还有很大差距。一、中国企业缺少企业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独占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优势，另一个是企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 。中国企业本身技术创新优势不足，缺乏自己的核心技术，很多都是模仿别人的技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因此企业实力、科技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企业规模经济自然无法与跨国公司相比，这样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经常处于不利的地位。二、企业现代管理制度不完善。现代管理制度强调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而中国一些企业产权制度缺失，内部治理机制不足，缺乏科学决策制度，从而使企业在管理上效率低下，员工积极性、创造力没有发挥出来，企业管理风险较高，有可能因为决策错误为企业带来风险。三、缺乏国际经营的人才储备。人才问题是国际化经营发展的重要瓶颈，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中国企业战略：现状、问题及建议――― 2010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的调查显示，超过六成企业认为“缺乏合格的国际化人才”是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最大困难。
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
1．从政府角度寻求解决途径
（1 ）建立健全境外投资法律体系
跨国公司境外投资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保证境外投资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建立一套符合本国情和当代国际投资特点的法律体系。应尽快制定对外投资法律，对对外直投投资的方向、经营主体、投资方式、组织结构、产业布局等进行法律规范和指导；并对海外直接投资公司的立项、审批、税收等做出原则性规定，鼓励更多的企业走出去。
（2）以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为重点发展方向
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水平体现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发达国家代表了世界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最高水平。国家应积极支持第三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企业的对外投资，通过并购国外高科技企业或与国外企业合作，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改善自身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在通过有效的传递机制，传递到国内，形成辐射效应，来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和行业的改革，才能加快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2．从企业角度寻求解决途径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竞争实力才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保障。一、企业要树立全球竞争意识，学习国外企业先进技术，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努力让企业在技术上成为行业的领先者；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管理永远是企业的永恒主题，要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发展的内在机制，使企业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科学决策能力；三、培养具备国际化视野的高素质复合人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需要一大批熟悉国际惯例、国际市场又具备较高管理水平，较强公共关系技能和适应能力，以及强烈的开拓精神和献身精神的人才。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商务部,统计局,外汇管理局.2009.
[2]李桂芳.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析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3]黄婷婷.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分析.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9.
[4]邬红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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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就业质量
一、引言
在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中，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的重点逐步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2007年下半年，世界金融和信贷危机开始显现，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却达到创纪录的18330亿美元。2008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下降了21%，然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FDI总额却增长了4%。另外，从行业流向上看，FDI加速流入服务业的趋势依然明显。根据《2008年世界投资报告》，电力、通信、交通和水务部门这类基础设施行业将成为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最快的行业。2007年，我国服务业FDI的合同项目达到16736，占我国FDI合同项目总额的44.2%；服务业FDI实际使用金额为3 098 277万美元，占我国FDI实际使用金额总数的41.4%。
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弥补了我国服务业发展的资金不足、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还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呢？又如何量化对就业质量的衡量呢？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优化我国服务业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促进服务业就业结构的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的研究的国外文献主要有：Rong Chen在全球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对台湾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提到外商直接投资通常比国内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同时有利于增加地区税收、提高工人的工资、引进新的技术[1]；Haishun Sun指出FDI对中国东部的国内投资和出口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原因是FDI带来了资本、管理经验、技术和销售渠道，创造了新的投资机会[2]； DongshengZhou，Shaomin Li，David K.Tse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了中国国内企业的生产力，但是在区域和产业方面的影响有所不同。吸引在FDI时间较长和数量越多的地区，国内企业的生产力水平较高。而在吸引FDI时间较长和数量越多的产业，国内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则较低[3] ；JoshuaAizenman研究得出跨国公司的扩散效应对东道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起着很大的作用，若东道国的劳动力不是同质的，有技能的劳动力就会得到技术租金[4]。
国内学者侧重于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数量的影响，而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的研究较少，涉及到的相关文献主要有：欧恺，秦向东对上海服务业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金融、房地产业就业人员所创造的生产总值远远高于其他的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5]；凌海生从就业数量、质量、产业和区位分布四个方面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其研究表明FDI改善了就业质量 [6]；黄蕙萍等就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做了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就业的地区结构的影响是明显的；对中国就业的产业结构有着积极的影响，FDI对于增加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贡献比较突出[7]。
三、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就业质量影响的实证分析
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显然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企业人力资本制度中聘用制度、报酬制度和培训制度的完善也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本文以劳动生产率作为衡量FDI的就业质量效应的参照指标。下文将采用1974年Caves和1983年Blomstrom创立的以“人均劳动生产率”为被解释变量、以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参与程度和服务行业资本密集度为解释变量的模型量化FDI对我国就业质量的影响[8]。
（一）模型的建立和样本数据的选取
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Regressive，VAR)模型是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它采用多方程联立形式，用模型中所有当期变量对它们的若干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变量的动态关系[9]。
本文根据“人均劳动生产率”所确定的变量建立以下VAR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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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投资领域；投资环境；投资贡献
一、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及特点
(一)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现状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1980年兴办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起，目前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据统计，截止2004年底，宁波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9153个，总投资371．60亿美元，合同利用外资2l1．8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99．6亿美元。外商投资成为宁波市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二)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投资规模：外商实际投资稳步增长，尤其是2000年开始，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呈现新一轮大发展的态势。大项目投资又有新突破，2004年l—9月份新批投资总额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117项。(2)投资方式：已由中外合资经营为主转向以外商独资经营为主。2003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合资项目520个，合作项目14个，外商独资项目达到674个。(3)资金投向：外商投资行业集中度仍然较高，但产业结构有所优化。第二产业吸引了绝大多数的实际外资。200年宁波外商投资项目共1209个，其中第一、第二产业为1154个，第三产业为45个。与此同时，外商投资可持续发展理念日趋显现。(4)资金来源：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主，近两年，日本和韩国对华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增幅明显。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欧洲的德国、英国，北美的美国、加拿大等，增长较快。(5)地区分布：南北差距比较明显。鄞州、余姚、慈溪、北仑、镇海等县(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要大于南区的奉化、宁海、象山。(6)引资方式：重新整合、利用民企的闲置厂房和土地资源正成为宁波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径。宁波民营经济发展快、竞争力强，借助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市场机制和高素质国际化人才，可以提升产业层次，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而民企的不断壮大，产品、市场的不断成熟和稳固，也可以吸引境外企业与民企合资合作，这是“双赢”。
二、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苏州的比较
(一)总量比较
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在总量上与苏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03年宁波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17．3亿美元，虽然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排名第五，但与排名第一的苏州的68．05亿美元相比，差距达近51亿美元之大。1998年到2003年6年苏州累计合同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616．9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达232．22亿美元，而宁波这两项指标则分别只有96．5亿美元和53．55亿美元，不及苏州2003年一年的合同及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可以看出与苏州相比，不管是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还是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宁波总量偏低。
(二)外商直接投资构成、投向比较
无论是苏州还是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亚洲国家和地区为主，欧美国家为辅。以2003年为例，在两地投资处于前十位的国家或地区，有七个国家或地区相同，说明两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地结构单一，外商直接投资来源过度集中。同时宁波和苏州的外商直接投资投向也较为一致，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
(三)外商直接投资的幅射影响、带动力比较
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贡献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缓解两地建设资金短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增强国际经济的参与能力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宁波与苏州相比，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宁波市经济的贡献度还不高，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还不大。一在涉外税收占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上，1997年以前，两地比重差不多，但1997年以后，无论是在绝对值上还是在比重上，苏州都高于宁波。二在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上，宁波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5％左右，2003年也只是17．17％，而苏州这几年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在45％左右，说明宁波投资增长中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明显不如苏州。三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比莺上，宁波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比重偏低，长期徘徊在30％左右，而苏州外商投资企业自营出口占全市外商直接投资出口的比重从1996年开始就达到60％以上，2003年更是达到86．3％。这说明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外贸的拉动作用也明显不如苏州。四在三资企业从业人数上，从三资企业从业人员在城镇从业人数中的比重来看，宁波和苏州两地的比重差不多，近几年都在40％左右，这说明两地通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带动就业的作用都差不多。
三、宁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面临的困难
宁波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落后，这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认识不够高
对利用外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全局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政策措施不力。长期以来，宁波对利用外资的作用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解决建设资金不足这一点上，而对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出口创汇和产业创新等方面的认识不足。不仅领导重视程度明显偏弱，而且支持、鼓励利用外资的地方性法规、政策少，与周边省市相比，往往落后一个节拍。
(二)配套条件不够强
宁波生产力布局比较分散，生产要素积聚程度较低。外资项目，特别是一些大项目的进入，一般要考虑的首要因素是当地有没有大量的可用人才，信息是否灵通，企业配套资金能否保证，相关行业是否发达，市场潜力和辐射能力有多大等等生产要素供给方面的问题。而宁波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工业布局呈现“低、小、散”的状况，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地区布局分散。1988年财政体制改革后，浙江实行了“省管县”的财政体制。这种体制虽可调动各县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加剧了生产力布局的分散局面，各县(市)产业结构雷同、低层次竞争，不利十生产要素集聚。加上全省城市化进程慢，小城镇数量过多、布局分散、规模偏小。如2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广东有31个，山东有27个，江苏有22个，浙江仅有8个。这样，必然造成浙江工业企业布局重复雷同、生产配套半径过大、生产成本过高，不利于质量的控制和要素的集聚，一些大型外商投资项目难以落户。
(三)工作体制不够顺
宁波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翼，包含在上海经济圈范围内，但是长期以来没有做好接轨上海的文章。全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工作机构不够稳定，专业招商队伍力量不足；管理体制不够统一，项目管理、招商工作、外企管理都比较分散；招商水平还不高，招商引资的成本较高，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招商网络不够健全，招商方法不够灵活，大项目批准难，公关手段少，变通方法少。
(四)投资环境不够优
有关政策的科学性不够，透明度、稳定性不高，可操作性不强，政策编纂不及时，优惠政策承诺随意性过大；法律制度还难以满足外商对投资保障的心理要求，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监督不力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外商的税外乱收费现象仍时有发生，涉及外商的经济纠纷发生频繁，外商投诉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多。
在服务机构建设上，除宁波开发区、保税区外，其他各县(市)区、各级开发区都没有建立完整的投资服务机构，市里虽然成立了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但服务、协调的制约很大。各地重招商、轻服务，不能为外商提供咨询、注册、建设、经营全过程、全方位专家式服务。服务工作不够深，服务效率不够高。
(五)舆论宣传效果不够明显
与沿海其它省市相比，广东的招商重点为港澳，福建为台湾，上海为欧美大公司，江苏为新加坡，山东为日本、韩国，目标均比较明确。而宁波始终没有在招商的重点国别上有明确的定位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部分招商队伍走马观花，打一枪换个地方，钱花了不少，效果却寥寥。在招商项目准备方面，宣传资料十分简单，引不起外商的注意；项目资料也难以集中。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和部门协调等方面的原因，符合浙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导向的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库，喊了多年始终没有建立和完善起来。国家级新闻媒体对宁波的宣传力度与大连、青岛、苏州等城市比相去甚远，宁波主要媒体很少有外语节目或宣传国外先进技术信息的专门栏目。
四、宁波扩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一)宽领域有重点地利用国际资本。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投向传统农业改造、生态农业、绿色食品、农产品加工、水产品养殖加工等特色农业领域；重点吸引外商资金投向电子信息、现代医药、石化、纺织、服装等五大标志性产业，交通运输设备、先进装备制造、新型金属材料及制品、造纸业及纸制品、家用电器及设备、食品arms0造等六大成长性产业；抓住我国开放服务业的契机，加大科研服务、管理咨询、工业设计、现代物流、金融租赁、教育培训、文化传媒等现代生产型服务业和房地产、医疗保健、休闲旅游等新兴服务产业领域的引资力度。
(二)做好跨国大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工作。目前宁波的企业建设中，港澳台中小企业存量投资已经很大，今后引进国际资本的重点应放在跨国大公司和高新技术企业上，争取更多国家的大公司、大集团来投资设厂，并促进已投资跨国公司积极增资扩股。要制定更为完善合理的激励政策，促进国外高技术企业来投资，以提升宁波的工业产业结构，增强国际竞争优势。
(三)加快引进国外先进适用技术。政府应提供优惠政策，加快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能够提供关键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减税和利息补贴支持，加速折旧，优先提供政府采购项目合同等，来鼓励国外大公司、大集团转让先进技术。通过实施企业R&D退税补贴，提高财政科技投资支出比重，优先提供土地、建筑、运输、电力等政策措施，鼓励国外大公司、大集团在宁波设立R&D机构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