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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范文1
“单独二孩”不足20%的申请比反映出事物两面性，其中较有利的一面是，大规模、集中性的补偿性生育高峰并未出现，我国人口演变趋势总体仍保持平稳态势，人口政策的适度调整符合稳妥、扎实、有序原则；较为不利的一面则是，生育意愿的事实性走低看来很难仅凭单一性的生育政策予以扭转，中国在未来可见时期很可能遭遇“未富先老”。
事实胜于雄辩。在此之前，虽然早有大量研究表明，人口变化趋势往往带有巨大惯性，甚至暗含自强化机制。世界各国已有经验中，一旦总和生育率降至1.5水平，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就会变得极为困难。迄今所有已经步入这一“陷阱”的国家，尚无重新达到世代更替水平的先例。
但是中国的情况有其特殊性，因为中国的低生育率起码从其源头上，起自一个强有力的外部因素――计划生育，而此前学界对于“低生育率陷阱”的各种解释中，无论是由社会学角度出发的实际家庭规模缩小导致下想家庭规模缩小，还是由经济学出发的消费欲望提升导致育儿意愿降低，这些假说即便具备再高的合理性，终究建立在并非不可逆转的人类主观愿望基础上。
在非自主生育条件下，对于中国真实生育意愿的讨论很难避免“鸡同鸭讲”的尴尬（因为对于计划生育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左右中国的生育水平，存在大量主观性的假设），而这种基本共识的阙如，又近于必然地导致中国的人口政策，以及所有以人口变动趋势为基础信息的公共政策设计，往往失之于前瞻性、系统性、协调性不足。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范文2
自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案》推出之日起，“社会保障”一词正式诞生。而今，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是现代社会普遍使用的一个词语。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民政工作文件也开始使用“社会保障”。现在，社会保障对世界各国来说已经不仅是一个名词，而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的总称。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突飞猛进，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基本形成。在城镇，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等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并且已经全面实施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农村，我国正在全面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努力探索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加快新型合作医疗改革试点的步伐。中国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筹资渠道逐步拓宽，基金支撑能力显著增强，享受社会保障待遇的人数迅速增加。
……
过去的2015年，养老并轨、降低社保费率、延迟退休……社保大事不断，备受各界关注。2016年，一系列新规推出，又将中国社保制度建设推至新阶段。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保体系
2014年2月，《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新农保、城居保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2015年4月，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继出台制度整合的政策文件。各地基本实现制度名称、政策标准、经办服务、信息系统“四统一”，这标志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
2014年颁布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进一步打通职工和居民两大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通道。此举最大受益者是农民工群体和城镇非从业居民。
按照有关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满15年才能享受待遇。没有制度衔接政策的时候，没缴满15年很可能钱就白缴了，所以很多农民工和城镇非从业居民不愿意参加，而选择参加待遇水平较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简言之，《暂行办法》的出台，使农民工和城镇非从业居民进可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并享受相应的待遇，退可由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兜底”。
在扩大覆盖面方面，2015年1月，国务院决定开展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近4000万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改革实现了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养老保险制度并轨，缓解了两大群体的“待遇差”，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这项改革有利于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全民参保的发展目标。”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指出。
“同舟计划”，是人社部力推的以建筑企业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为重点的行动计划。人社部要求，2015年，工伤保险以建筑业为重点展开扩面，各地新开工建设项目要实现100%参保，在建项目要实现80%参保。目前，全国31个省份已出台实施办法。
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适时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2015年2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将失业保险费率由现行条例规定的3%统一降至2%；6月，国务院又决定降低工伤和生育保险费率，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
走向全民社会保障的新时代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正式对外公布后，其中提出“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成为亮点之一。
何为全民参保计划？
全民参保计划起始于2014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宣布启动全民参保登记计划。该计划旨在摸清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所有用人单位及个人的参保状况。我国力求建立全民都参与的社会保险制度，引导将自愿参保调整为参保登记制度。
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五个部分。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覆盖全员；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覆盖部分人群。
2014年年底，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表示，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并开始实施的全民参保登记计划，将养老、医疗保险作为重点。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总体覆盖率超过80%。目前，尚有1亿多符合条件但未参保的人群，主要包括部分非公经济组织员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以及部分农村居民等。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已在2012年年底实现全覆盖，目前95%以上的城乡人口都有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下简称“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按照人社部规划的时间表，全民参保登记计划2014年在全国部分地区启动试点，2015年扩大到50%左右的地区，2016年和2017年在全国全面实施。
站在世界看中国
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措施，但国与国之间的保障水平悬殊，只有少数国家（59个）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社会保障，占全球人口的27%，其余73%的人口只享有部分保障或者没有任何保障。享有养老保障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52%、享有医疗保障的占61%，享有失业保障的占全球劳动者的28%，108个国家实行专项的儿童和家庭政策。全球社会保障从覆盖面、保障水平到财政投入等都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保险制度建设取得诸多进展，与整个国家发展一样，用短暂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漫长的路。
至2013年，我国就已基本实现全民医保，各项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人数超过13亿人，参保率达到95%。
在养老保险方面，截至2014年年末，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合计达到8.4亿人，养老保险的总体覆盖率达到80%以上。
此外，国家提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救助人数达到8千万人，基本实现应保尽保。
2014年7月开始，全国各地启动实施全民参保登记计划。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范文3
会议指出：前期规划编制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从2015年年初以来根据在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吉政办明电〔2014〕101号）部署安排，我委共承担《吉林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总体规划（2016-2025年）》、《吉林省现代农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以及其他专项规划、专题报告，共计33个规划及专题报告。工作涉及内容多，任务量大。省农委党组对做好“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高度重视，制定下发了《吉林省现代农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吉农办计〔2014〕4号），先后召开了2次党组会进行安排部署，形成以《率先规划》、《“十三五”总体规划》为牵头拿总的工作推进机制。李国强主任亲自部署、亲自过问，各个分管领导分兵把口、各负其责，各处室、单位积极谋划、科学研究，按步骤要求扎实推进，取得了较好的阶段性成果。《率先规划》已得到省委、省政府印发施行，朝鲁书记批示：此规划报告全面性、系统性、操作性较强，同时也得到农业部等国家部委、全省各级各部门的得充分肯定。《吉林省农业可持续规划》已完成了全部起草、征求意见、论证等工作，已通过省政府审核，近期将以八个厅局联文的形式印发。《“十三五”总体规划》已完成意见征求和专家论证，其它专项规划、专题报告都形成初稿。
会议要求：扎实做好下一个阶段的规划编制工作。今年是“十三五”规划启动年。按照省政府的部署，今年上半年所有规划都要完成审核印发。目前已进入四月，全国两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并3月17日公开。《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也将于近期。国家和省里“十三五”发展的思路目标、重大战略、重点任务等都已明确，一方面为修改完善各个专项规划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任务，另一方面也标志着要抓紧推进各个专项规划修改完善及审核等规划编制收尾工作。下一步要重点做好三个方面工作。
（一）抓紧推进《规划》的修改完善。各个专项规划、专题报告大都是去年年底前形成的，使用的数据往往都是2014年的，国家和省里新精神、新部署都没有很好融入。这次修改必须紧紧围绕这些问题，凡是总结分析使用数据必须使用2015年统计公报数据，工作思路和目标任务必须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全省经济工作会议、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部署要求相符，准确把握国家和省里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总体安排，做到方向清晰，思路科学，重点突出，措施有力。
（二）做好《规划》的各方面意见征求工作。我委制定的各个专项规划、专题报告是《吉林省现代农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子规划，是一个有机联系统一规划体系，也是全省“十三五”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各个《规划》间是相互衔接、相互支撑，也就是说我编制的各个《规划》间不能“打仗”，并且与各省直相关部门制定的专业规划也不能“打仗”。特别是数据使用上、目标设定上、任务提法上往往出现相互矛盾的问题。为此，各个规划、报告修改完善后，必须扎实做好意见征求工作。要在委内各个处室、单位间，也要在业务相关省直部门间做好意见征求，比如，农业科技规划就应委内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征求省科技厅、省科协、省人社厅、省农科院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再如，园艺特产业规划就应在委内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征求省林业厅、省畜牧业局、省国土资源厅等相关部门的意见。对于各方面意见综合吸收，并做好调整完善。
（三）做好《规划》的论证审核工作。在做好规划编制修改、征求意见的同时，各个处室、单位要积极开展专家论证工作。可以通过召开专家论证会、去电去函咨询等方式，发挥“外脑”的智力支持作用，确保规划编制质量。在此基础上，报请委里各个分管主任审核把关。比如园艺特产业等《吉林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总体规划（2016-2025年）》提出20项重点任务，都应提交委党组会进行审核。
会议强调：为确保圆满完成规划编制任务，要做好三项工作。
（一）必须高度重视。编筐窝篓重在收口。目前已进入春耕大忙季节，农业生产、农村改革等各项工作任务都全面展开，各个处室、单位的工作很忙。但这绝不是不重视规划编制工作的理由。大家要统筹兼顾，两手抓，做到相互促进。要指派专人负责，留出工作时间。
（二）确保时间要求。到6月时间不到2个月时间，时间是很紧。鉴于省里“十三五”规划还没有印发，还需等待省里一些统计数据材料等，以及修改任务较重等，请各处室、单位按照以下大体时间掌握。要于4月20日前形成修改稿，5月1日前完成征求意见，在5月15日前完成相关审核形成送审稿报委发展计划处。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范文4
[关键词]二孩政策；生育意愿 女性生育；影响因素
1 研究背景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655万人，比上年减少了32万人。由于单独二孩政策在全国逐步开始实施，2015年是该政策完全实施后的第二年，应该是政策新增人口的高峰年。然而，2015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这说明低生育率形势比之前的普遍估算更低，也更加验证了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远低于卫计委之前的估算。也正是因此，为了进一步响应城市以及国家发展的需求号召，在2015年10月26日，“全面二孩”正式提出并启动。测算表明，导致出生人口下降有两个因素：一是适龄女性数量在减少；二是适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在降低。因此，政府必须审时度势，根据形势发展的变化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保证生育女性享受到应有的权利，让她们能够安心生育，以此来让二孩政策发挥预期的效果。
2 调查对象及方法
此次调查的对象为上海市的育龄女性（育龄女性15～49岁），包含问卷與访谈两种形式，调查时间为2016年的7月下旬，采样的地点选取了曹杨街道、宜川街道、友谊路街道、松江新城周边、世纪公园周边以及中山公园周边。问卷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总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并剔除了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379份。问卷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户籍、文化程度、职业、年收入等）。第二部分包括了调查对象的二孩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包括育儿成本、育儿时间、职业发展、生理原因、子女相处的顾虑等）以及希望政府提供的政策安排（包括保障女性就业、增加女性产假、增加男性产假、提供二孩补贴政策、增加公共托幼、增加公益教育等）。
3 调查数据及分析
3.1 变量对比
3.1.1 本地户籍女性生育意愿低
总共379名调查对象中明确表示生育二孩的人数（包含已有二孩的）仅仅只有47人，占总人数的12.4%，数量之少可谓不容乐观。从户籍来看，外地户籍的女性生育意愿要明显大于本地户籍的女性，前者的数据为25%，是后者数据9.2%的两倍有余，本地户籍的女性对于二孩的生育意愿很低。
3.1.2 生育意愿在年龄上呈“C”型分布
从年龄分布来看，二孩生育意愿最高的分布在“25～29岁”以及“30～34岁”两个区间，分别为17.2%和21.5%。同时，最低的则是“15～24岁”（2.8%）以及“45～49岁”（0%）两个区间，前者的原因一方面是调查对象的相对年轻，对未来的规划还不清晰，因而不能明确表示生育二孩，另一方面，从小到大的独生子女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她们自己的生育意愿产生了影响；而后者更多的是考虑到生理因素和子女相处的问题。
二孩生育意愿最强的是25岁到34岁的女性，对于这部分人群，政府及有关部门配合工作单位可以针对性开展育儿讲座，调整工作时间，妥善对其进行引导。对于相对高龄的育龄妇女，政府应更进一步做好医疗卫生方面的保障，免除她们的后顾之忧。
3.1.3 不同文化程度及职业之间差异较大
从文化程度上看，生育意愿呈现两头少中间多的趋势：文化程度为“高中、高职、中专”的数据为8.8%，“大专及本科”的数据为14.1%，“研究生及以上”的数据为6.4%。
从职业上看，在国企和事业单位工作的女性以21.5%、20.4%的数据明显高于私企（5.7%）和外企（3%）等其他职业，工作的稳定、竞争性小和相对可靠的保障让她们能更安心地选择生育二胎，同时从事家庭劳动的女性生育意愿也达到了15.8%，更多的育儿时间是她们家庭生育二胎的重要条件。
3.1.4 生育意愿与收入水平成正比
从年收入看，二孩生育意愿与工资水平整体呈现正相关，其中年收入20万元以上的生育意愿高达37.5%，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育儿成本对于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相对充裕的收入让女性更加倾向于二孩的生育。
因此，在育儿成本居高不下的现状下，政府应规范婴幼儿饮食、教育等行业的发展，同时充分做好相关的公益性项目，提供一定的福利政策（提供二孩补贴政策、增加公共托幼、增加公益教育等），减轻父母育儿的负担。
3.2 影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分析
在访谈过程中发现，影响上海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主要集中在育儿时间、职业发展以及育儿成本上，不难看出，当前依然是时间与金钱的影响占据主要地位，如何在保障女性就业、工作稳定的同时给予她们足够的时间来照顾子女就成了回避不了的难题，也许妥善地施行弹性工作制是个可行的方案。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二孩的育儿成本高也是个伪命题。此次调查中女性的平均收入并不低，年收入大多集中在10万～20万元（41%），同时，对于抚养二孩来说，其成本也不是随子女个数按倍数增加，抚养两个小孩的成本并不会比抚养一个小孩多太多，毕竟以前更穷苦的日子养好几个孩子的也不少。然而，由于上海的家长往往更注意子女的成长教育，致使其教育成本的数额巨大，相当一部分家长也倾向于把资源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走“精英化路线”，其开销巨大也使得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无力负担两个孩子的养育成本。也有人倾向于政府提供托幼、儿童教育方面的政策服务来保障子女的教育。值得一提的是，选择“增加男性产假”这一选项的人也很多，有不少女性提到合理分配男女产假一方面能减轻女性的育儿负担，一方面也能分担职业风险，增进男女平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4 结 论
总体而言，当前上海市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还是很低，二孩政策推出后，应该进一步加强相关的宣传，鼓励育龄女性生育二孩。对于高龄产妇的增加，应全面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机构专业技术人员诊疗水平，打造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梯队，增强诊治妇女儿童急危重症的能力。此次全面二胎政策颁布后，从数据中可以看到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部分育龄女性虽然未明确表示生育二孩，但也是在考虑中，如果后续的相关政策跟进的话，也能转化为愿意生育二孩的对象。
根据调查，从年龄上看，二孩生育意愿最强的是25岁到34岁的在国企以及事业单位工作的女性，对于这部分人群，政府及有关部门配合工作单位可以针对性开展育儿讲座，调整工作时间，妥善对其进行引导。对于当前是否生育二孩的问题，当前政府层面推出的政策主要还是以增加医院、学校的相关规模与设施数为主，而育龄女性普遍顾虑的问题还是集中在工作、时间以及金钱成本上。政府在保障女性就业、完善政策、减轻由于生育造成的职业困境的同时，亦可采取规范化弹性工作时间、合理分配男女产假分担职业风险的政策来对生育二孩进行扶持。对于普遍存在的育儿时间不足的问题，可采取公立学校延长学生在校时间的方式，提供多样化的包括晚自习在内的音乐、体育、美术、劳技课教育，使得朝九晚五工作的父母在下班之后能来接孩子。
参考文献：
[1]陈友华，苗国.意料之外与情理之中：单独二孩政策为何遇冷[J].探索与争鸣，2015（2）：48-53.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范文5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创新；直接融资
引言
本文首先列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概念，论证需求与供给在经济中的关系与地位，从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到供给拉动经济增长的市场演变；然后讨论了金融在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区别与作用，最后针对经济需求拉动向供给拉动的金融演变，论述金融领域在变化中如何对经济发展发生助力作用及方式。
我国经济增速近年来持续下行，经济运行呈现出新的态势和特点。其中，以供给和需求不协调、不平衡为首要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以供给侧对需求侧变化的适应性调整明显滞后为主要表现形式。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平稳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进行将成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至关重要的两个必要条件。当“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被写入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高供给质量，矫正要素配置扭便成为了 “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等众多新动能能否更好的满足人民需要，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前提。
宏观经济下的供给和需求是对立统一的，是宏观经济的两个面，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平衡对于经济增长是十分重要的条件。供需不协调、不平衡、不匹配，会导致资源配置的结构扭曲，影响经济正常、稳定、可持续性的增长。
以往有关宏观经济问题的探讨及研究主要着重在需求侧，遇到经济增长放缓往往惯性思维就是需求侧出了问题，是需求不足造成的。需求侧主要包括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出口。因为这三个方面疲软，所以出现了经济增速减缓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待经济出现的问题，得出的应对方案只能是拉动内需、扩大需求。然而在当前的经济情况确是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在不断下降、新业态经济的消费在上升而传统产业的投资在下降等等。以此对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通缩也不是通胀，那么单纯的通过调控的行为增加国内需求存或是设法增加出口需求从根本上无法彻底解决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而政府比较有能力去做的是依靠金融服务实体，靠增加投资保增长，但是这个办法是有局限性的，例如2008年4万亿元投资以及2009年10万亿元贷款措施推出后，中国经济增速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迅速回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超发货币的副作用被逐渐放大，主要的表现就是投资回报递减。
可见作为经济基础，面对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换挡期，金融业在经济整体大环境下需要因变而变，扮演经济助燃剂、催化剂的角色服务好转型中的中国经济。作为金融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银行业的金融改革、金融创新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其中去杠杆、绿色信贷、股权直接融资等手段是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方式。金融金融助力供给侧改革主要应着重于以下三点：
1、通过运用市场化方式及途径引导资金从“两高一剩”行业中逐渐退出，稳妥清理僵尸企业占用的大量金融资源，以实现传统行业去过剩产能的政策目标。据统计，截至2015年末产能过剩行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5%，增速同比回落2.4个百分点，其中，钢铁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下降10.0%，建材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下降14.7%；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7%，增速自2015年6月份以来累计回落6.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产能过剩行业长期占据大量金融资源，压榨资金配置效率的情况正逐渐改变，这给加快推进产能过剩产业重组或退出提供了前提。
2、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而金融机构业务的创新，会将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具有高发展潜力以及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促进实现实体经济结构的转型、补经济结构短板的目标。典型的例子包括，兴业银行为创业企业、创新型企业量身定制了融资产品。该行集“债权融资、股权融资、结算理财、顾问服务”为一体的“创业金融”服务体系提高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交易成本；中国农业银行则是了《关于支持众创空间发展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意见》，这是将金融服务的触角延伸至新兴大众创新的空间，该意见不仅指出将大力支持各类高校毕业生、“创客”创业，并对创新创业企业适用相对优惠的利率定价条件，消除影响创业创新的体制机制。
3、我国的金融体系一直是以间接融资为主，尤其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这种金融格局直接造成了我国金融杠杆率偏高。特别是在直接融资比重本身有待提高的情况下，股权融资占比偏低。近期公布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结构显示，截至2016年4月各类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7.3%，企业债券余额占比为11.2%，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占比为3.4%。总体上看，股权融资及企业发债融资在我国社会融资占比较低，显示出我国融资结构亟待完善，也由此造成企业融资加杠杆现象严重，杠杆率居高难下的状况。事实上，提高社会直接融资比重早已得到经济界各方认可，且已经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此外，近期国内多个省份相继公布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在“去杠杆”方面，提高直接融资比率、防范金融风险、压降不良贷款率成为各地方案中提出的共同要求。举例来说，山东省在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2016年山东省内力争上市挂牌企业数量累计达到两千家，预计新增直接融资额将突破5000亿元。该意见表示，通过兼并重组、上市增发、知识产权入股等多种方式，大幅提高企业自有资金的比重。目前，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已初具规模，以主板、创业板、中小板以及新三板为主体的股权融资市场已经基本成形，市场资源配置功能不断提高。据央行对企业通过股票、债券、贷款、网络借贷等各类融资工具的综合成本进行监测和评估的结果显示：截至2015年末，企业融资成本为5.38%，比2014年同期下降169个基点。其中大型、中型企业融资成本分别为4.14%和4.59%，分别比2014年同期下降157个和162个基点，小型企业、微型企业融资成本分别为7.47%及8.19%，比2014年同期分别下降222个基点、236个基点。
当然，与成熟金融市场相比，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建设依然有很多不足，大力推动创新，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更有助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在发展金融创新的同时尤其要重视金融风险的防范及化解，注意经济传导机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在当前伴随经济下行，原来被经济高速增长所掩盖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并未消除的情况下，监管者要对创新金融进行适时适度的监管，不应一味谋求创新而忽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风险，只有牢牢守住风险底线，才能更好的发挥好金融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国信支行）
参考文献：
[1] 吴敬琏，供给侧改革引领“十三五”[J].全国新书目，2016（1）：10-10
[2] 李国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化解高杠杆风险[N].金融时报，2016-7-6
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范文6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城市;养老服务业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十三五”时期将完善和加快发展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业。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日益显现，传统的养老服务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养老制度保障不健全、城乡养老资源差距大等影响着城市养老服务业的稳定发展。在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泉州市各级政府重视老龄化现象，创新养老服务模式，推动全市养老事业的有序发展。养老服务业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困难。笔者以泉州市为例，对其养老事业的实践进行检视，以期为破解养老服务业之困局提供可借鉴的方法。
一、泉州市养老服务业取得的主要成效
随着计划生育国策实施效果的逐步显现和人口平均寿命的不断延长，人口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养老问题已成为国家和社会必须面对和亟需解决的难题。养老问题不应只停留在物质赡养层面，还应延伸至生活照料、医疗康复、紧急救助和精神抚慰等层面。发展城市养老服务业，建立一套完备的养老服务体系就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有效举措。截至2014年末，泉州市60周岁以上的本地户籍人口有88．6万人，占全市户籍人口总数的12．37%［1］。可见泉州市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面对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而衍生出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市政府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在整体规划、资金扶持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养老服务更加到位，养老保障更有力度。
(一)养老服务业的政策法规不断健全
与过去相比，泉州市制定相关政策的方向和目标逐渐明晰。自2011年以来，泉州市先后出台了《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贯彻意见》《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的实施意见》等文件。2014年在《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中更加全面地提出了养老服务业发展的重点目标、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在泉州市政府的政策驱动下，养老服务业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市已建、在建的各类养老机构共有500多家［2］;重视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业;推进“医养结合”新养老模式的发展;支持养老服务培训基地建设等。可以说养老服务业在泉州市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正大步向前发展。
(二)养老服务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完善
泉州市推出相关政策，制定养老服务配套设施的配置标准，建立四级养老服务设施体系。具体表现在:一是养老机构管理更加精细化。各类养老机构根据不同的配置标准满足不同需求的老年人。公办养老机构发挥“托底”功能，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民办养老机构则为有一定经济基础的老年人提供服务。二是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在全覆盖基础上实现提标升档。泉州市的养老90%是居家养老，因此建设居家养老服务站成为政府力推的养老政策。当前已建成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414个，基本实现全覆盖［3］。今后政府将更加注重服务质量的提升，推广城市居家养老模式，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养老安居新体系。
(三)养老服务业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
泉州市养老服务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投资主体逐渐多元化。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联合多部门，盘活社会多方资源，提供资金补贴保障。如为高龄老人提供生活补贴、为特困失能老人提供购买服务等举措。二是提倡社会资本介入养老服务业领域。如由民间企业投资兴办的“泉州市江南老年颐乐园”现已投入使用，晋江市磁灶镇大埔村通过海外华侨的捐赠和村委会的共同努力建成了“大埔村养老院”等，这些都说明社会力量已逐渐成为养老服务业重要的供给主体。三是拓宽投融资渠道，构建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主要包括拓宽信贷抵押担保物范围、加大养老信贷投入和提高机构养老服务及入住老年人的保险保障水平等措施［4］。
二、泉州市养老服务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近些年，泉州市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养老服务业仍带“病”运行。养老服务业关系着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理应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迫切需要突破其在当下的现实困境，以推动我国城市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一)政府的扶持力度不够
1．养老体制机制不够完善
政府的顶层设计影响着养老事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近些年来，泉州市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政策法规以支持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但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相关的政策法规不够健全。当前泉州市养老政策的关注点在于解决养老的经济问题，而忽略人才队伍建设、医疗保障等问题;二是相关政策落实不到位。一项政策从制定到获得广大人民接受是需要时间的，这就需要政府坚持不懈地努力。
2．资金投入和人才帮扶不够
资金短缺和人才匮乏是泉州市目前面临的两大困境。截至2014年末，泉州市政府在帮扶特困失能老人、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方面投入了一定资金，但从效果看，城乡养老资金投入不均，部分养老机构处在艰难维持的状态。说明政府在资金投入方面力度还不够。此外，该市还存在着人才培养体系不够完善、专业化建设滞后等问题，加强养老服务专业人才培养已迫在眉睫。
3．养老配套设施规划不合理
建设养老服务设施是养老机构运行的重要物质基础。尽管泉州市在布局规划养老设施方面做出了很多尝试，出台的《泉州市中心城区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养老配套设施之困局，但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如缺乏较为详细的养老设施规划、城乡养老设施不均、社区养老设施不健全、设施配置标准不明确和养老设施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影响着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二)养老机构发展动力不足
1．养老机构“供需”错位
泉州市农村养老服务水平普遍比城市低，城乡养老服务事业发展不平衡。如城乡养老机构的布局结构不合理，城区存在“一床难求”的现象，而农村多有空置，一些偏远郊区没有设立养老院，存在“就近养老”难的问题。各类养老机构也存在着诸多瓶颈。由于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及收费标准不同，导致公立养老机构床位远远不够，而部分老年人因服务费用高而住不起民办养老机构。城乡养老机构“供需”矛盾问题已影响着该市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2．争取资金支持的主动性欠缺
要确保养老机构的正常运行，主动争取资金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近些年来，尽管泉州市在养老建设方面投入了不少资金，但部分养老机构在用地、设备等硬件方面资金压力仍然很大。如民办养老院的场所创办难度大，多以租房或自建房充当养老院场所，普遍存在亏本经营的状况。以晋江为例，目前仅有3家民建民营型敬老院，占现有养老机构的10%［5］。
3．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利用率较低
泉州市传统养老观念较强。据统计，与子女居住的老年人约64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72%，其他居住形式(如养老院等)仅占3%［1］。表明社区居家养老是泉州市目前最主要的养老模式。因此，建设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是泉州市政府力推的养老政策。但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运作资金、养老场地和人才匮乏等问题。城区居家养老服务站利用率比农村低，导致出现室内闲置现象。
4．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未能有效衔接目前泉州市各类养老机构有500多家，但部分机构医养衔接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一是养老机构的医疗配套设施相对滞后，无法实现“有病就医”;二是养老机构的医疗服务水平较低，无法满足部分老年人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的养老需求;三是护理型养老机构数量较少，护理床位比例偏低。这些充分说明现有医养结合发展较为滞后，亟需加以解决。
(三)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事业不足
1．社会民间资本参与不足
十部委联合的《关于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中指出要逐步使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供给主体。泉州市社会资本涉及养老服务业各个领域，但是在参与过程中仍遭遇发展瓶颈。如民间资本参与缺乏统一、公平政策和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再加上养老优惠政策难以落实，使民间资本参与动力不足、投融资能力较差，影响了社会力量介入养老服务业的积极性。
2．民办养老机构发展存“短板”
泉州市民办养老机构数量少、规模小，大多依靠社会力量创办，使其在场地、设备等硬件方面资金压力大，亏本经营的局面难以扭转。原因在于:一是政府的政策保障不健全，部分养老政策难以实施和落实;二是政府资金投入不足，使民办养老机构难以维系。3．专业人才输送不足目前泉州市各养老机构普遍面临着专业人员难招的现象，说明该市养老服务人才严重短缺，再加上受过正规培训的专业人员极少，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导致养老服务业的服务质量难以保障，影响养老机构工作的正常运作。
三、破解城市养老服务业困局的整合举措
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业正处于“三期叠加”:一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元年;二是“十三五”规划元年，相关政策还处于蜜月期;三是互联网改造传统行业大时代［6］。2015年后，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场时代大变革，尽管它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但仍面临着诸多困境。因此，破解养老服务业之困局要从政府统筹、养老机构建设和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助力养老。
(一)以统筹规划推进“精准扶老”
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统筹规划，转变传统思维。一是完善养老服务制度保障。2014年泉州市把养老服务业发展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并列为服务业重点发展领域，说明养老产业的发展方向往往取决于政府实施的政策法规。二是提高政府投融资能力。泉州市政府将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提供资金补贴，重点为特困失能老人提供购买服务。三是强化养老服务队伍建设。针对泉州市人才短缺的困境，政府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鼓励高校增设相关专业，建设养老服务培训基地。四是落实城乡养老服务设施。泉州市规划局将在片区开发建设时加强配套设施同步规划建设，并在新建楼盘配套养老服务设施。五是推进养老机构改革。政府要充分发挥公办养老机构的兜底保障和示范引领作用［7］，同时要给予民办养老机构更多支持，实现各类养老机构“供需”平衡。
(二)以资源整合推动“社会化养老”
“社会化养老”主要是指社会力量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和价值［8］。政府要协同多方社会力量，使其成为养老服务业的生力军。具体包括:一是鼓励社会民间资本介入养老服务业。以晋江为例，磁灶社区敬老院就是一家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社区养老的养老机构，由民间社会组织负责投入资金和基础设施。二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机构建设。由政府投资并引入社会力量进行服务已成为养老机构发展的常态。政府要建立激励社会力量办养老服务的长效机制，扭转社会力量及资金不愿投资费力不讨好的养老服务业的局面［9］。社会力量则要发挥自身社会公益性作用。三是加快社会组织培育和人才培养。鼓励社会组织开展养老服务，建立促进社会组织承接养老服务保障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人才培养建设，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参与到养老服务的队伍中。
(三)以技术创新实现“智慧养老”
“智慧养老”是随着养老服务相关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新兴理念［10］，其利用现代信息手段，盘活社会养老资源，为老年人提供的一种全新的养老服务模式。泉州市在运用现代信息化手段助力养老服务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2014年成立的“泉州市禾康智慧养老服务中心”基本完成了老年人信息录入、手机发放等工作，并开始向老年人提供优质、快捷的信息化服务，逐步落实实体援助服务项目［1］。而泉州市泉港区通过引进“泉州市禾康智慧养老服务中心”作为承接主体，出台《“互联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工作实施方案》，启动“互联网+”养老助残服务，为符合条件的对象提供基础信息服务和实体援助服务［11］。可见，将信息技术与养老服务相融合是我国养老服务业与时俱进的表现，提高了养老服务的准确性和便捷性。
(四)以实践创新探索“医养结合”
全国各地正积极探索如何创新“医养结合”模式，有望成为破解养老之惑的重要举措。但在探索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需政府加以解决。具体包括:一是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破除发展医养产业的体制机制障碍，引导医养产业往健康方向发展。二是出台配套扶持政策，加强养老机构与周边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合作，保障老年人养老和医疗叠加的需求。三是加大对医疗养老的资金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建立护理型养老机构，落实养老机构医疗配套设施。四是提升养老机构医疗服务水平。政府要与社会合作，鼓励更多专业的护理人员到养老机构工作。
作者:谢丹妮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泉州市老龄办．泉州市2014年度老年人口与老龄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
［2］张薇．泉州老年人口88．6万“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受关注［EB/OL］．
［3］张晓明，石伟琴．聚焦养老难问题多管齐下助老养老［EB/OL］．
［4］余新仁．发挥优势加快发展:解读《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J］．社会福利，2014(3):24－25．
［5］陈小妮．泉州多元化发展破解养老困局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EB/OL］．
［6］王胜．“十三五”规划系列之养老服务业:养老服务业三期叠加，全面爆发［EB/OL］．(2015－04－30)［2016－02－15］．
［7］福建省民政厅．福建:加快养老服务事业发展新步伐［J］，社会福利，2013(8):44－46．
［8］王素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具有广阔发展空间［EB/OL］．
［9］郭铭华．社会力量办养老机构何以举步维艰?［EB/OL］．(2014－04－13)［2016－0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