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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投资论文范文1
一、茶叶：18世纪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1〕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 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记》（Navigationeet 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叶。〔2〕1606年，荷兰人首次从万丹将茶叶输往欧洲。〔3〕在此后一百余年间， 茶叶并未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号（Kent）在广州购买470 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 ％， 而所载丝绸则价值80000两。〔4〕1715年，英船“达特莫斯”号（Dartmonth）前往广州，所携资本52069镑，仅5000镑用于茶叶投资。〔5〕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 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6〕18世纪20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贸易，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Robert Constant 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7〕
表1 茶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总货值中的比例（1722-1833）
年份
总货值（两）
茶叶
占总货值%
数量
货值
1722
211850
4500
119750
56
1723
271340
6900
182500
67
1730
469879
13583
374311
73
1733
294025
5459
141934
48
1736
121152
3307
87079
71
1740
186214
6646
132960
71
1750
507102
21543
366231
72
1761
707000
30000
653000
92
1766
1587266
69531
1370818
86
1770
1413816
671128
1323849
94
1775
1045433
22574
498644
48
1780
2026043
61200
1125983
55
1785
2942069
103865
2564701
87
1790
4669811
159595
4103828
88
1795
3521171
112840
3126198
89
1799
4091892
157526
2545624
62
1817
4411340
160692
4110924
93
1819
5786222
213882
5317488
92
1822
6154652
218372
5846014
95
1825
5913462
209780
5913462
100
1833
5521043
229270
5521043
100
*1英镑＝3两，1两＝1.388银元（西班牙银元）
资料来源：Chaudhuri，P.538.Pritchard P.395-396.Morse，Vol.2-Vol.4.
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EIC ）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8〕虽然瓷器、漆器、 丝绸和其他中国商品的需求由于欧洲“中国风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长， 但公司宁可让这类商品的贸易由其船长和船员利用他们的“优待吨位”（Privilegetonnage）去经营，本身则集中全力经营茶叶贸易。〔9 〕19世纪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都占其总货值的90％以上，在其垄断中国贸易的最后几年中，茶叶成为其唯一的进口商品。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一百万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10〕提供了英国国库全部收入的10％。〔11〕
荷兰是18世纪西方各国中仅次于英国的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国。荷兰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类：茶、瓷器、粗丝、纺织品（包括丝绸、南京布等）、药材杂货等。〔12〕虽然荷属东印度公司（VOC ）最早将茶叶从中国运往欧洲，但直到18世纪40年代初，其输往欧洲的茶叶主要购自来到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在18世纪最初的十年间，荷印公司在与巴城中国帆船的易货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万盾的盈余。〔13〕随着欧洲对茶叶需求的迅速增长，荷印公司已不满足于中国帆船运往巴城的茶叶数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叶贸易继续进行的同时，荷印公司从荷兰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其中两艘船中途遇难，另外9艘船运回总共1350000荷磅（1担＝125荷磅）的茶叶， 价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货值的73.9％，获纯利2334459荷盾。〔14 〕由于用来购买茶叶的白银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会放弃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鼓励中国帆船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破坏无殆，〔15〕茶叶贸易随之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仑战争而退出对华直接贸易。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人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荷人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
表2 茶叶在荷兰在华输出货值中的比重(1729－1793)
年份
总货值(荷盾)
茶叶货值(荷盾)
比重(%)
1729
284902
242420
85.1
1730
234932
203603
86.7
1736
365036
201584
55.3
1740
1075001
590328
54.9
1746
1228130
875529
71.3
1750
1366760
960403
70.3
1756
2067312
1351450
64.5
1760
1803274
1614841
89.6
1766
2584402
2087036
80.8
1770
2405232
1777256
73.9
1776
2451597
1723870
70.3
1980
2471829
1738936
70.4
1786
4538034
3342391
73.7
1790
683971
367316
53.7
1793
2714789
2150192
79.2
资料来源：Jorg，Prcelain，P.217-220.
从第一艘美国船到达中国起，茶叶就是其寻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国皇后”（Empress of China）号首航广州， 带回3002担茶叶，价值66100两白银，占该船总货值的92％〔17〕然而， 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欧洲船只那样几乎主要从事茶叶贸易。1792年，6 艘从广州回航的美国船的总货值为317270两白银，其中茶叶11538担， 价值为165440两，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广州购买货物总值2766240两白银，茶叶价值1411391两，仍是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9〕在19世纪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华出口货物中，茶叶价值约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叶货值首次超过60％， 达到65％。〔20〕1840年，美船购买19333579磅茶叶， 占其在华购货总值的81％。〔21〕
在18世纪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美国的对华贸易中，茶叶所占的中国货值比率也高达65—75％不等。〔22〕由于英国茶叶进口税高达100％， 欧洲大陆国家购买的茶叶历来靠走私进入英国获利。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条例（Commutation Act ），英国本土茶叶消费税由100％降至12.5％。〔23 〕欧洲大陆国家的白银来源逐渐枯竭，加上走私茶叶入英国已无利可图，他们在1885年以后逐渐退出茶叶贸易。广州的茶叶贸易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为美国商人分享。前几年，广州每年出口茶叶350000担，价值94450000银元，占中国出口货值的70％。〔24〕
二、白银：西方购买茶叶的主要支付手段
当18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各东方贸易公司竞相从事对华贸易时，他们均面临同样的，如何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欧洲产品几乎在找不到销售市场！18世纪的中国建立在手的农业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国内市场使中国在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 Hart ）在其《中国见闻录》（ sefrom the Land of Sinim）中仍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25〕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和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使欧洲产品的中国市场非常狭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亚当·斯密（Adam Smith）说过，当财富增长时，对白银的需求有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作为货币促进商品的流通，二是作为奢侈品的标志。〔26〕在当时的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种动力，商品经济的使作为主要通货的铜钱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交易，世界上尚无第二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银。而欧洲人对茶叶的需求仅能用白银支付。大规模的中西贸易由此找到的支点：西人用白银交换中国的茶叶！
甚至早在古罗马时期，西方已需要用贵金属购买丝、丝绸与香料。〔27〕16世纪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日本、欧洲和美洲运来大量白银购买中国丝绸。〔28〕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成为最大的茶叶买主，18世纪末，美国成为第二大茶叶买主。从18世纪20年代至前，流入中国的白银绝大多数由英、美人输入，主要用于购买茶叶。
17世纪中叶以后直到18世纪末，银元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华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人的银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属地。银元通常被装箱输往中国。每箱一般装4000个银元，1637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62000西班牙银元（reals of eight）〔29〕在18世纪初，中国贸易规模尚小，英人对华输出只相当于对印度输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在和印度的贸易中投资430000镑，其中实物部分为111 000镑，白银320 000镑，其投资的利润率为100％。〔31〕在1708－1712年间，英人每年对华出口商品值仅5 000镑，而出口白银则高达50 000镑。〔32〕从18世纪中叶，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表3
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比例(单位:两)
年份
货物
白银
白银所占比例(%)
1677
2110
4778
65
1681
31350
37500
54
1682
43797
84000
66
1698
75000
60000
44
1699
16425
79833
82
1704
14898
139452
90
1707
8343
63000
88
1709
7905
93000
92
1717
9636
99000
91
1719
8064
96000
92
1721
5439
132000
96
1723
8664
102000
92
1729
12951
480000
97
1731
12747
657000
98
1733
30000
105000
78
1735
2568
144000
98
1738
3360
120000
97
1747
7407
105000
93
1749
1845
90000
97
1951
70476
412800
85
资源来源：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表4
176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白银输出
年份
两
年份
两
1760
765414
1787
1912320
1761
216000
1788
2094878
1762
322410
1789
1321920
1763
528690
1790
2106041
1764
338781
1791
172800
1765
1690479
1792
518400
1766
1930593
1796
120960
1767
620040
1797
626965
1768
521427
1798
1326830
1769
489186
1799
1623171
1770
822044
1800
421442
1771
879630
1801
7792
1772
574872
1803
1376886
1773
81452
1804
795062
1776
394016
1815
1048272
1777
230400
1816
2452511
1778
90720
1820
1898863
1783
8460
1823
659998
1876
2062082
总计 33121032
资料来源：1760-1799年的数字见：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数字见：W.E Cheong，"Mandarins and Merchants，Jardine Mastheson & Co.a China Agency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p. 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国贸易。 我们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载7099068两白银或每船平均携带白银109226两。〔33〕若以109226作为178艘英船每船携银的平均数，则在1700 —1753年，英船共运19440000两白银到中国。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的货物出口，主要是铅、锡和棉花，白银在总货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迅速增长， 白银输华的绝对量仍持续增加。 1758 —1762年，公司每年对华输出货物值174000两，白银219 000两。〔34〕1760—1770年，公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到1795-1799年， 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对华输出总值高达5373015两， 白银输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两。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输华白银与1758-1762年相当。即每年219000两，则在1754-1759年间，英人共输1314000两白银到中国。通过以上推算，我们可估计，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1823年以后，英人已无需再运白银前往中国了。荷兰人在18世纪也输出大量白银到中国。但在18世纪50年代以前，相对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无需主要依靠白银来购买茶叶的。虽然荷印公司也曾从事过荷兰与广州的直接贸易。由于荷兰开拓了大片东方殖民地，拥有在中国市场上畅销的热带产品，如胡椒、锡、香料等。荷兰人坚持对华易货贸易的战略，以热带产品与中国帆船交换茶叶，这一战略在巴城中国帆船贸易时期似乎实行得相当成功。随着欧洲市场对茶叶需求迅速扩大，荷人拥有的胡椒之类热带产品在中国市场之外也相当畅销，因此，荷人不得不从欧洲或亚洲其他地方商馆调运白银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来购买茶叶。〔36〕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从荷兰运往巴城的白银多达6800000—7900000荷盾。〔3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38〕1735年后，荷印公司决定放弃荷兰与中国间的直接贸易，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货资本为每船30万荷盾，〔39〕其中部分资本用来在巴城购买胡椒等产品以便销入中国，换取茶叶。在18世纪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约50万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达150—200万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销售额高达300万荷镑。〔40〕300万荷镑胡椒约值180000两，相当于荷人在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由于三角贸易使荷人在巴城购买的茶叶费时较长，茶质也差，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西方公司竞争。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样，荷兰产品也无力在中国打开销路，因此公司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41〕从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样，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茶叶。
表5
1776－1788年间荷印公司运至广州的白银
(单位:两)
year
ship
amount
year
ship
amount
1776
4
444000
1780
4
183000
1777
4
153000
1786
5
410000
1778
4
393000
1787
4
480000
1779
4
348000
1788
4
318000
按1两白银＝3.47荷盾换算
资料来源：庄国土“18世纪中荷海上茶叶贸易”。《海交史》1992年第一56页。
从表5可见，每艘到华荷船所携白银平均为82697两或286959荷盾，与公司董事会所决定的每船30万荷盾白银基本相当。1757—94年，共有135艘荷船到达广州，如每船平均携银82697两，共携银11164095 两。1735—1756年，从巴城共派到广州85艘船，如各船的30万荷盾投资中货物与白银各占一半，则这85艘荷船共带3674380两白银到中国。 若以上推算成立，加上1728—1794年9艘荷船从荷兰携带702855两白银到中国，1728—1794年，荷船可能携带15541330 两白银前往中国。 在1720 —1795年间，荷船从欧洲运送63442651两白银到亚洲，其中四分之一流入中国。同期购买的中国商品价值33717549两，近一半中国商品的货值是以白银支付。
表6 1720-1795年荷船从中国购买商品货值及从欧洲运往
亚洲的白银数量(单位:千荷盾)
年份
中国货值
运往亚洲白银
1720-1730
300
8000
1730-1740
4800
16800
1740-1750
11500
13900
1750-1760
18300
23600
1760-1770
24800
37900
1770-1780
24400
35900
1780-1790
26300
40000
1790-1795
6600
13400
总计
117000=33717549 (两)
220146=63442651(两)
资料来源：Gaastra，p.135.147。
表7 欧洲船只所携带白银与茶叶数量比较（单位：茶：担，银：箱）
英国
法国
丹麦
瑞典
年份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船 茶叶 银
1776 8 41820 150 5 42893 132 3 18730 80 2 22868 70
1777 9 49962 77 7 27332 128 2 15737 31 2 21387 65
1780 12 69445
3 17560 96 3 30817 2
1781
3 30889 90 2 30100 55
1782 13 92130 3
8 31735 195 3 24030 94 3 36592 218
1786 29 157116 716
2 15190 59
1787 29 82150 664 3 12967 238 2 19980 149 2 21682 129
1788 26 141218 728
总计 126 6338392338 23 114926 693 18 142116 599 16 82853 616
资料来源：Morse，vol，2.
其他欧洲对华贸易公司，如法国、丹麦、瑞典等公司，并未象英人、荷人那样拥有热带产品的来源地，他们的对华贸易自始自终建立在输出白银的基础上。此外，他们的对华贸易船舶比英船更大，每船携入中国的白银和运出的中国货物更多。
由上表可见，在1776—78年期间，法国船每艘平均携银90000两，运出茶叶4997担。丹麦船每艘携银100000两，运出茶叶7895担。瑞典船每艘携银约110000两，运出茶叶11428担。英国船所携白银55500两，运出茶叶5030 担。 以法船所运的中国货物中茶叶数量较少。 在1719-1799年间，除荷船之外，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共派船466艘到中国，〔42〕欧洲大陆国家船只与荷兰船吨位相当，如果我们估计，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船只所携白银数量与荷兰船只相当，即每船载82697两白银到中国，〔43〕466艘欧洲大陆国家船只运到中国的白银达38536802两。19世纪以后，这些欧洲大陆船多利用英人的期票汇兑机构，在广州以伦敦汇票结算，基本上不再运白银到中国。
表8
美船输入中国货值与白银数量（千银元）
年份 总货值 白银数 白银所占比例年份 总货值 白银数 白银所占比
例
1805 3842 2902
76
1824 5301 4464
84
1806 5127 4176
81
1825 5570 4523
81
1807 4294 2895
67
1826 2567 1653
64
1808 3476 3032
87
1827 3864 2525
65
1809 808
70
0.8
1828 4481 456
10
1810 5715 4723
83
1829 1355 602
44
1811 2973 2330
78
1829 1355 602
44
1812 2771 1875
68
1830 742
80
11
1813 1453 616
42
1831 1291 367
28
1815 572
-
-
1832 1261 452
36
1816 4220 1922
46
1833 1434 290
20
1817 5703 4545
80
1834 1010 376
38
1818 6777 5601
83
1835 1869 1392
74
1819 9057 7414
82
1836 1194 414
35
1820 8173 6297
77
1837 631
155
25
1821 4291 3391
79
1838 1517 729
48
1822 5935 5075
86
1839 1534 993
65
1823 4636 3584
77
1840 1010 477
47
总计 80395
资料来源：1805-1815年的总货值数字见：Dulles，p.210;1805-1815 年的白银数字见：Morse，vol，4，p.386:1816-1840年的数字见：Yan-Ping Hao，p.23〔44〕.
表9 西属美洲白银经欧洲流到东方的白银(单位:百万银元)
年份 西属美洲白银产量
运抵欧洲数量
经欧洲运到东方数量
1550
3
3
(2-3)
1600
11-14
10
4.4
1650
10-13
8-9
6
1700
12
10-12
8.5
1750
18-20
18-25
12.2
1780
22
18-20
14.7
1800
30
23-25
18
资料来源：Artur Attman，"America Bullion in the European W orld Ttrade，1600-1800"，p.33.Goteborg，1986.
虽然美国商船迟至1784年才到中国，但不久之后，他们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茶叶买主和最大的白银供应者。在中美贸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参与皮毛在中国销路颇佳，其货值足以支付所购买的中国商品的货值，19世纪初以后，美商的皮毛来源逐渐枯竭，其在广州的皮毛市场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竞争，白银成为美国支撑对华贸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欧洲购买制成品销往拉丁美洲，换取白银后，绕南美合恩角前往广州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在1805—1840年间，美商共运61484400两白银到广州，每年平均1607899两。
根据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45〕
欧人和美人输华的白银都来自西属美洲。美洲白银生产集中于两个地区，即上秘鲁（Upper 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秘鲁所产白银占西班牙属美洲输出白银总量的65％。〔46 〕1581 —1600 年， 仅是上秘鲁的波多士银矿（Potosi）每年就生产白银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18 世纪初以后，黑西哥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1803年，黑西哥所产白银占全美洲的67％。〔47〕从18世纪以后，80—90％的美洲白银都由西班牙的“银船”运往欧洲。由于欧亚贸易的迅速扩大，从美洲输往欧洲的白银大部分又转输到东方。研究美洲白银流通史的著名学家威尔逊教授（Charl es Wilson）指出，“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时期，欧洲出口的白银至少与其接受的白银一样多。”〔48〕
欧洲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导致西班牙银元大量持续流入中国，银元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地取代银块作为通货使用。广州的商务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银元结算。美洲白银持续流入欧洲成为欧人对华贸易的基础。然而，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与迅速增长的西方对华贸易所需的银元数量并不同步增长。由于很多银矿枯竭，从1790年以后，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这场持续15年的革命战争摧毁了很多银矿，美洲的白银产量大为减少。
表10
1650-1829年美洲白银产量
年份
产银量(银元)
1650
10-13000000
1700
12000000
1750
18-20000000
1780
22000000
1790-99(平均每年)
23716784
1800-09
22147572
1810-19
11981312
1820-29
9683792
资料来源：Attman，P.33:W，E. Choe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p.49.
另一方面，欧人的殖民扩张活动的费用也增加了白银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间，英人在印度扩张直接统治地盘，在美索尔（Mysore）以及和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战争使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支出，对现金需求愈为迫切。〔49〕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伦敦运送白银到广州。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将地盘留给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前者在19世纪初以后找到了以鸦片取代白银作为对华贸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鸦片贸易外，依靠他们与西属美洲革命者的友谊，在西属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仍可获得白银。
三、鸦片：取代白银交换茶叶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吗啡、海洛因一样，鸦片也是罂粟属植物果实（Papaver Somniferum）的制成品。鸦片种植的起源时间和地区尚未确定，但在欧洲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在中东种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关鸦片的记载：6000多年以前中东的苏美尔人（Sumerian）就已种植罂粟花作为观赏之用。公元一世纪，鸦片经希腊传入欧洲大陆。在小亚细亚，种植鸦片已成为一种行业。〔50〕在中世纪，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将鸦片种植及其功能的知识传遍东方各个角落。鸦片于唐代经阿拉伯商人传入。中文“阿芙蓉”，“鸦片”，“芙蓉”等名称即源于阿拉伯语“Afyun”。在西方向中国的商务扩张过程中， 葡萄牙人最先将鸦片作为商品输入中国。葡人以澳门为基地，将印度麻洼产的鸦片运入广州，葡人对华鸦片输出规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输入中国约200箱。〔51〕可以说在英人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其鸦片贸易之前，中国稍具规模的鸦片贸易尚不存在。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贸易逆差也日趋严重。1765—1766年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英国国会通过替代税法后的1785—1786年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52〕尽管其间英人不断输入白银， 但仍不足以弥补迅速扩大的中国商品进口造成的贸易逆差，导致公司在广州资金周转屡屡发生困难。1784年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214121两白银的盈余， 到第二年， 就出现了222766 两的赤字。 1786 年， 赤字高达864307两。1787年，更达904308两。〔53〕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论其合乎道德与否。从英属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 onel Watson）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该董事会成员，公司重要官员惠勒（Wheeler）的支持。 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54〕由于公司的广州财库日益支拙，公司驻广州监理委员会（Supercargos）要求英属印度总督给予财政援助。其具体作法是：英属印度政府鸦片批发给有鸦片特许经营权的散商，这些散商在广州出售鸦片后将收入纳入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散商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55〕英属印度总督和公司董事会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OpiumCorporation），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尔（Behar）和比纳莱斯（Benares ）是印度主要的鸦片产地。比哈尔和比纳莱斯处于英国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因此英人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鸦片强迫种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种植鸦片的土地，确定其地界，再通过中介人和居住在鸦片种植区域的农民签订合同。根据合同，鸦片种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预付款，收成时再将产品以合同确定的价格卖给公司。如当地农民未和公司签订合同就擅自种植和出售鸦片，其财产就立即被没收。〔56〕农民交付公司的粗鸦片尚需在公司专设的鸦片工厂里精炼、干燥、称重、装箱，每箱约重140英磅。〔57〕强迫种植制度使公司仅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得到鸦片。〔58 〕这两个地区所产的绝大部分鸦片都沿冈吉斯河（Ganges）运到加尔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国。1779年，鸦片在广州的售价每箱为500—600银元，三倍于其最初的价格。〔59〕鸦片运销中国原由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经营鸦片在中国的运销。转而在加尔各答拍卖给向公司申请到鸦片经营特许权的散商，由他们具体经营运销鸦片往中国。〔60〕麻洼则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辖下，在其境内，鸦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样，可以随意种植与买卖。麻洼鸦片少部份由葡人运至葡属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国，大部份由当地人运至孟买出口。孟买为麻洼鸦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约400—500英里，从麻洼到孟买须经过英属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公司在其管辖地实行一种“鸦片转运税”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鸦片过境需付200—400卢比。通过强迫种植和“转运税”制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生产和运销，而且也解决了在广州的：印度鸦片在中国销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
在18世纪最后十年中，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61〕1800年以后，每年输入中国约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对华鸦片输出，当年输华鸦片7773箱。1832年达21605箱，到1838 年更高达到40000箱。
美国商人也不择手段地为弥补其对华贸易逆差及与英国人竞争而努力，虽然美船在世界各个角落寻求能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以便购买高利润的中国商品，但仍无法获得足够的商品来代替白银以平衡对华贸易。当美国商人获悉可带来巨额利润的鸦片后，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对华鸦片输出。印度是鸦片的主要产地，但却被其对手英国人牢牢控制，美国人因此转向土耳其的士麦那（Smyrna）——其地所产鸦片虽质量稍次，但仍为中国瘾君子所接受。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对鸦片运销的垄断之前，是美国人获得鸦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时开始对华输出鸦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迟于1805年。当年三艘美船从士麦那携带120 箱鸦片前往中国。〔62〕两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警觉美国人在鸦片贸易上的竞争。〔63〕1805—1808年， 美船每年从土耳其运出的鸦片不少于 200箱。1816年，美船“狮子号”（Lion）携带11万银元和60箱鸦片来到广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鸦片高达1900箱，次年的数量更多，主要为美人贩运。〔65〕由于英人垄断了鸦片主要产地，美人输华鸦片数量远远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总共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4925997银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当于对华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104302948银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 〕等于东印度公司从中国的全部出口商品总值。〔67〕
表11 1817-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平均输华商品总值（单位：两）
年份
毛织品
金属
棉花
总计
1717-19
1951267
110805
4527211
6589283
1720-24
2042102
134156
2958249
5134507
1825-29
1903266
202091
4307677
6413034
1830-33
1584940
109255
4097030
5791228
资料来源：Morse，vol.2-4； 严仲平《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955年版。
1800—1810年间，英人和美人运往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4016箱。在1810—1820年间，平磕晡?494箱，比上一个十年略有增长。1824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第一次超过了一万箱，达12434箱。1832年以后， 每年超过2万箱，到1838年，更高达40200箱。
表12
1795-184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
年份
印度鸦片
土耳其鸦片
总计
1800
4570
4570
1801
3947
3974
1802
3292
3292
1803
2840
2840
1804
3159
3159
1805
3836
102
3908
1806
4126
180
4306
1807
4208
150
4359
1808
4208
4208
1809
4191
32
4593
1810
4968
4968
1811
4891
200
5091
1812
4966
100
5066
1813
4769
4769
1814
3673
3673
1815
4230
4310
1816
4616
488
5106
1817
3692
488
4140
1818
3552
807
4359
1819
4006
180
4186
1820
4244
4244
1821
557
388
5959
1822
7743
7743
1823
8875
140
9035
1824
12023
411
12434
1825
9373
9373
1826
12175
56
12231
1827
11154
11154
1828
12612
1256
13868
1829
15542
715
16257
1830
18528
1428
19956
1831
16148
402
16550
1832
21605
380
21985
1833
19523
963
20486
1834
21885
21885
1835
30202
30202
1836
34033
743
34776
1837
34373
34373
1838
40200
40200
资料来源：Mo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p.238-240
表13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运出白银数量
年份
白银数量
运抵地
1807
2431000
加尔各答
1808
1342600
孟加拉
1809
1126553
孟加拉·马达拉斯
1810
926976
英国
1811
834253
英国
1818
288000
加尔各答
1830
1375874
英国
1831
845249
英国
1832
976362
欧洲
资料来源：Morse，Vol，3.p.54.100-101，131，157，331，vol.4.p.233，153，324.
表14
1817-1834年英国散商从广州输出白银数量（单位：两）
年份
白银数量
年份
白银数量
1817
2822400
1826
2939760
1818
1936080
1827
4388400
1819
619920
1828
3386160
1820
356400
1829
4792320
1821
346320
1830
3372480
1822
168480
1831
2048400
1823
1885680
1832
2761200
1824
1254960
1833
4735440
1825 3125520
1826
资料来源：Morse，Vol.3-4:Greenberg.p.218。
根据马士的统计，180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22676箱，每箱平均价约750银元。〔68〕18世纪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鸦片输入中国。因此，从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39045040两。
对于美国人，鸦片贸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购买中国商品的白银。1827年以后，美人加紧对华输出鸦片。输华的白银随之剧减。1821-1830年十年中尽管中美贸易有所扩大，输华白银则仅有4064400两，只相当于，前十年的21.5％。
对于英国人，对华鸦片输出使他们平衡了50多年以来持续的对华贸易逆差，再也无需运送白银到中国。相反的是鸦片贸易的收入不但扭转了对华商品贸易逆差，还有大量盈余可换成白银运出中国，正如当时一位美国商人抱怨：“鸦片贸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够的钱购买茶叶，而且使他们能把美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运回英国。”〔69〕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的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当年，从广州运抵加尔各答的白银有2431000两。〔70〕此后公司不断从广州运出白银。
从1812年以后，公司为英国散商提供汇票服务，以转移其鸦片利润，运送盈余白银的事务主要由散商进行。
对于中国、鸦片非法输入导致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对人民身心、财产和安全的损害。19世纪初以后的30年间，吸食鸦片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71〕由此激发的罪案更不可胜数。其次，导致白银外流。这又引起银贵钱贱。19世纪初银一两约合铜钱1000文，到前夕，银两竟达钱1600文。农工、手者和高人平时所得为铜钱，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负担大为加重，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破坏工商业的正常。吸食鸦片使社会购买力降低，白银外流引起金融混乱，这些都直接了市场交易。1838年林则徐在调查苏州、汉口等商埠后上疏，“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72〕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深为朝廷有识之士所悉，他们激烈主张朝廷应严禁鸦片。 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既然鸦片贸易提供了英属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既然鸦片能代替白银，维持每年给英国政府提供了300—400万英磅财政收入的茶叶贸易，既然鸦片是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基石，英国总理鲍美斯顿爵士（LordPalmerston）对中国政府禁烟的反应是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结论
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为其东方贸易提供除白银之外的任何有较大市场的产品。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人运往中国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定销路，然而，销售印度的产品收入远不足以购买中国商品。为了购买以茶叶为主的中国商品，从事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都在18世纪运大量的白银前来中国。当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扩张费用增加时，欧洲大陆国家难以维继贸易平衡，纷纷退出对华贸易行列。只有英国人依靠印度的鸦片重建其对华贸易结构，在对华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当中国政府厉行禁烟的措施使以鸦片为中心的中英贸易结构面临崩溃危险时，英国政府立即诉诸于战争。并非象西方的中国学权威费正清所说的“是一场根源于中西方间不同的经济形态、制度与国际秩序观念的文化冲突”，〔73〕而是英国追求经济利益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与西方在殖民扩张时期于印度、美洲、非洲发动的战争在性质上并无任何不同：从商务扩张到武力征服。当时的一位善品中国茶叶的英国人是这样评述这场用武力强迫中国接受鸦片交换茶叶的战争的：“一场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不择手段的，使英国人蒙受长久耻辱的战争……。不列颠的旗帜从此成为保护无耻的海盗旗帜。”〔74〕
注释：
〔1〕Earl H.Pritchard，"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 hinese 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 1963.
〔2〕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叶”并非目睹， 而是从一位到过的威尼斯人处得知。“Thema Thee"p.13.museum boymans-van beun ingen Rotterdam，1978.
〔3〕乌克斯（Ukers）则认为荷人在1610年从日本和中国输入茶叶。William Ukers，"All about Tea"，vol，1.p. 23， p28，New York 1935.
〔4〕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苏珊那”号（Susanna）所载货值54000两白银， 茶叶1565担，价值45000两，见：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 Trading World of Asin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P.538，Cambridge，1978.
〔7〕Louis 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a Canton au XVIIIe Siecle，1732-1833"，3 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 Years"p.395-396.
〔9〕Michael Greenberg，"British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p.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 Commerce and Diplomacy，P.5 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 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 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p.217，The Hage 1982.
〔13〕Kristof Glamann，"Dutch-Asiatic Trade"，p.215，The Hag e 1958.
〔14〕De Hullu，"Over den Chinaschen handel der Oostindisc he Companie in de dertig jaar van de 18e eeuw"，in "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unde van Nederlandsch Indie(BTLV)，v ol，73，P.42-43，The Hage 1917.
〔15〕如：巴城华人甲必丹，大茶商连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见：B.Hoetink，"Ni Hoekong， Kapitein der Chinezen te Batavia in 1740"，in BTLV，vol，74，1918.
〔16〕Leonard Blusse，"Strange Company:Chinese Settlers，Me s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p.137-138，Leiden 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叶的数量与美国船货总值数字引自：Foster Rher Dulles，"The Old China Trade"，p.210，New York 1970， 茶叶货值系推算而出，从19世纪初到30年代，广州茶叶价值每担在23-26两之间， 在此以中章价245两。
〔20〕Yen-ping Hao，"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Nineteen th-century china:The Rise of Sino-Western Mercantile Capitalism"，p.16，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 1986.
〔21〕Timothy Pitkin，"A Statistical Ciew of the V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rford 1816，Reprinted in 1835，New Haven，P.301.
〔22〕Zhuang Guotu，"International Trade in Chinese Tea in 18th Century"，p.30-33，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34th Internat ional Congress on the Asian and North Africa Studies，Hong Kong，1993.
〔23〕该条款同时也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供应本土足够的茶叶，并以不超过成本加法定利润的价值出售见：Hohcheung and lorna H.Mui，"The Management of Monopoly;a Study of the East Indies Company's Conduct its Tea 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 o f British Columbia Press，Vancouver 1984.
〔2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70－1875》，卷1， 第258页，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 Trade"，p.5.
〔26〕Adam Smith ，"An Inquairy into the Nature and the Ca 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p.188，New York 1937。
〔27〕H.A.Crosby Forbes，John Devereux Kernan and Ruth S.W ilkins，"Chinese Export Silver 1785 to 1885".p.22.Museum of the American China Trade Massachusettes，1975.
〔28〕参见：庄国土《明季中国丝绸的海外贸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和海上丝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 and 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 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p. 231，New York 1968.
〔37〕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 Asiatic 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纪下半叶欧洲商船较以前大，但所携白银在输华货值中的比例也稍低，这两方面出入可能大体互相抵消。
〔44〕在对美国1805-1944年对华商品和白银输出额估算时， 各家所据资料不同，其结果也稍不同，Yen-Ping Hao引用的是参议院档案（U.S.Senate Executive Document 31.19th Congress，lst 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统计资料》（Historicaland Statistical Accou 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 年美中早期关系史》（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1784- 1844 ）载于 "Translations of the Connecticut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vol，28，New Haven 1927，Cheong 在其所著的“Mandarins and Merchants”（P.54 ）也引用相同资料。
〔45〕这个数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经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白银。
〔46〕D.A，Brading，"Mexican Silver-Mining in the Eighteent h Century:The Revival of Zacatecas".Latin American series，No.27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 from"The Ame rican history 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 Production and Used of Gold and Silve r in Sixteenth-Seventeenth Century Japan"，in"Economic History Review，"Secong 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 Wilson，"Trade，Society and the State"，in E.E.Rich and C.H.Wilson，eds，"The Economy of Expanding Europ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p.511，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49〕W.E.Cheong，"Trade and Finance in China:1784-1834"，i n "Business 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 White Poppy:A History of Opium"，p. 5，London 1969.
〔51〕"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April， 1837，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1. p.173，Shanghai 1910.
〔52〕Prichard，"Crucial 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 Allen，"Opium Trade"，p.12，reprinted in Bo ston 1973.
〔55〕Prichard，"Crucial Years，"p.217-218.
〔56〕"Chinese 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 A.Traocki，"Opium and Empire: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 University Pre ss 1990.
〔58〕Allen，"Opium Trade"，p.10.
〔59〕"Chinese 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 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vol 1.p.238.
〔63〕Tyler 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ACritical Study of United States'Policy in the Far East in the ninetee nth Century'，New York 1992，reprinted in 1963 p.115.
〔64〕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 Trade"，p.148.
〔68〕严中平编《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 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 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 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页。
〔73〕《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5，第11页。
白银投资论文范文2
关键词：融资方式；华谊集团；中影集团；金融贷款
一、电影融资渠道介绍
我国电影业主要使用的电影融资方式有八种：金融贷款、版权预售、政府出资、电影基金、间接赞助、个人融资、广告投入、风险投资、以及海内外企业投资等。随着电影投资环境的进一步改善，香港、美国、日本、韩国、英国、荷兰、加拿大地区的资金也逐步进入中国制片领域。而随着这些资金的逐步进入，单一的资金制作的影片比例已经越来越小，混合资金运作已经成为目前我国电影融资的主要形式。
二、案例分析
（一）广告投入的代表——华谊集团。
华谊公司与冯小刚合作的多部电影，如《手机》、《大腕》、《天下无贼》等将广告投入这一融资渠道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以新片《非诚勿扰》为例，影片5000万投资里有一大半是来源于广告收入。（另有招行的独家贷款。）在过去的几年中，华谊兄弟保持100%增长率，占据了国内制片市场40%的份额、电影发行市场30%的份额。从2000年至今，华谊兄弟先后获得来自太合集团、TOM集团、雅虎中国、分众传媒等机构的资金总计4亿多元，这些资金保证了华谊兄弟能够持续不断地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2009年，华谊兄弟正式上市成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张会军认为，“华谊”兄弟的上市将为国有公司的新一轮发展带来契机。“
（二）海内外企业投资代表——中影集团。
由韩三平领导的中影集团把我国的国营制片厂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仅08年一年，中影集团发行的影片票房总收入高达27亿元，占全国票房总产值67%。中影集团以独家、联合、、协助等不同形式发行了国产影片150部，共产出票房19.5亿元，比07年狂增10亿元，全年8部过亿影片中影集团参与。从08年的《赤壁》到09年的《建国大业》，有了中影集团在背后做力盾，影片吸引到许多国内外的影视公司融资。拿《赤壁》为例，总投资额8000万美元的影片投资方包括中国电影集团、美国狮门山制作公司、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北京紫禁城影业有限责任公司、橙天智鸿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北大春秋鸿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日本AVEX、韩国Show-box等11家单位。该片采取“主打中国文化、集合亚洲资源、全球营销”的制作模式，涵盖了国有、民营、社会、境外等多种渠道的资金，影片上映不到一周内地票房即突破1.5亿元，创造了新的记录，同时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等地上映后均位居首周票房榜之首。
此外，以《建国大业》、《长江七号》、《宝葫芦的秘密》、《投名状》、《面纱》、《玉战士》、《风云2》为代表的一批影片，就吸引了美国、芬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一批具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制片公司。中国电影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打好全球营销的王牌，中影集团自然稳坐我国电影业的龙头宝座。
（三）银行金融贷款。
在金融贷款这一融资渠道方面，目前已有招行、交行、北京银行等多家银
行介入文化产业融资市场。北京地区文化产业融资气氛活跃主要与大环境有关，目前北京市对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获得商业银行文化创意产业项目贷款的企业，按照项目贷款利息总额的50%---100%给予贷款贴息支持，这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北京银行以版权质押方式为华谊兄弟提供一亿元的电视剧打包贷款，共14部456集电视剧，包括张纪中的《兵圣》、胡玫的《望族》、康洪雷的《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为控制风险，北京银行与华谊兄弟约定，银行贷款不能超过其投资总额50%。08年，北京银行还为《画皮》提供了1000万元版权质押贷款。在这个项目上，北京银行不仅在贷前对借款人提出严格的用款计划、还款措施，采取了个人无限连带责任等有效的担保措施，贷中、贷后还采取了十分严格的监管措施。截至2008年9月末，北京银行累计审批通过文化创意企业贷款46笔，8.53亿元。《长江七号》、《赤壁》、《深海寻人》、《白银帝国》、《爱情呼叫转移》等影片都获得了北京银行的融资支持。
据第一财经日报的消息，一些新的融资模式也正在进入我们的视野。香港国际影视展及HAF（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已经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影视展以及电影投资会，以外，亚洲电影节及韩国釜山PPP计划、东京影展及东京国际映画节、中国台北金马影展等也具有一定的融资功能。
三、发展中国电影投融资体系的建议
客观上说，我国电影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国家已经明文提出一定要发展好中国电影。这也给中国电影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政治气候。
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电影业应继续在投融资的体系上投入更多的注意力，进一步完善政策，推动我国的电影投融资模式的建立。在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的同时，要对它们的经典案例进行分析，以此来完善我国投融资体系。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成本昂贵的胶片电影已经满足不了观众日益增长的对电影的需求量，发展好数字化电影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也是我国电影业要继续努力的方向之一。此外，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如果能开发好农村电影市场，吸引7亿的农村观影群，这将大大加速中国电影业的发展。
白银投资论文范文3
清人郑板桥卖字画，素来强调润笔费：“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
心情愉悦，创作品位就高――态度如此明朗。相较于同时代文人的寒酸清高，郑板桥的作派显然超前。那么到了现代，艺术家谈及“钱景”，还会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吗?答案是：当然不。
社会现实是：活得体面很重要。很显然，这个时代不允许我们为玩艺术而捉襟见肘。
创办熏衣社
记得在东京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的那两年半时间，Shun也是没怎么睡觉，要写论文，要缝衣服(她同时读了服饰研究硕士)，只有在电车上才小睡一会。所以博士毕业后，Shun才决定去法国休养生息，白天画画，周末就出去逛逛各大美术馆。欧洲的顶级美术馆馆藏丰富，幼儿园的小朋友和中学生，去美术馆上美术课很平常。Shun在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美术馆看到四岁的小朋友在大师作品前发表看自己的意见，她羡慕着这些孩子的成长环境，也感到艺术让自己渐渐恢复力量。
2005年，上海吸引了Shun，“觉得这是属于我的地方”，于是决定在上海著名的艺术园区莫干山路开一家画廊，取名熏衣社，经营当代艺术作品。“455平米，3月交一次租金，很贵。”幸而Shun在日本和法国都拿奖学金，不用交学费，在日本念经济学的时候，玩股票还小赚了一笔，有了启动资金。
科学经营，理性收藏
shun的理论是：画廊是一个需要时间去培植的生命体，至少需要坚持十年。
熏衣社每年有6个主题展，大约两个月 次，每次推出1―2位艺术家，如果当中有空隙，那么还会展出画廊所的30～40个艺术家的作品，每次挑5-6个，做常设展，会邀请VIP客户，以及一些新客户来观展。
既然属于一级市场，自然需要眼光和经验去开发。选择 个人，然后开发他――就像发现原石，然后变成宝石，这个过程不容易，所以相当有成就感。
“艺术家一开始只是无名的年轻人，需要不停为他做展览。当你第一个发现他，把他的作品带到画廊，经过策划、布展，最终与观众见面，成就感会油然而生的。”
之后，画廊必须懂得保护自己的艺术家。对于无名画家来说，画不能一下子卖很贵，一下又很低， 下又涨很高。“这样会害了艺术家。看似某一次赚了钱，实际是没能保护好艺术家以及画廊的信誉。国内很多画廊及艺术家都还不懂这点。经济原理会让你的东西上上下下，这是很专业的操作。画廊应有销售计划，保持10％～20％的涨幅。如果个画家一年只能画20张，但是想要的人有100个，这是市场，不是画廊能操作的。”
至于价格的标定，就要看这幅画的市场认知度以及目的――是展览还是销售?标价还应有侧重点，比如。可能尺寸庞大的画较难销售，那么定价就相应高一点，不指望它卖掉，但是可借它来提升展览的质量。
“好作品不定好卖，卖不掉的，不一定不好。”Shun认为画廊应尽量不提供信息去干扰观众对作品的看法，因此熏衣社展示的画大多不会标明价格。如果客户有兴趣，可以索要价目单，上面罗列的价格是事先定好的。基本不还价，除非画廊与画廊之间互相优惠。“这幅画挂在你房间，给你力量，价格不重要。”这是Shun的态度。
shun认为理想状态应是所有人都能收藏自己喜欢的、给自己力量的艺术品，而目前的实际情况，还是以投资为主。“其实，在生活平稳状态下，每个人都有收藏和投资的需求，艺术品应该离生活很近，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买来扔进仓库里，不知道哪个是哪个，等到增值时再卖掉。”
显然，多数物品会贬值。只有艺术品是增值的。有的画家，五年前的作品只值两万，如今价值几千万。“这样的奇迹，只有艺术品能做到。”
2007年之前，熏衣社是盈利的，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当代艺术明显受到了冷落，人们普遍不敢冒险，心理上希望保值，倾向于购买传统艺术。“艺术属于奢侈品，不是必需的，经济不好时可以忍一忍，复苏时再回来。”
自己也是一个艺术家
通常，会有艺术家拿着作品的照片来到熏衣社，给Shun过目，觉得不错，Shun会去看原画，仍觉得不错，遇到相关展览时，会再与该艺术家联系。由于留学日本的关系，Shun同日本的画廊合作密切，也会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带去日本交流。
如何与艺术家沟通顺畅，作为画廊老板，Shun已很有经验。她知道艺术家个个有很多想法，缺乏社会性，比较特殊。尤其职业画家，大多是不想分散精力，对自己又很有信心的一群人。个性相碰，总会有矛盾，她说自己都可以预测到，然后解决：“以诚相待，复杂的事情都可以简单化。”
白银投资论文范文4
关键词：晚清政府工商企业报效
"报?quot;顾名思义，一般是指某些地位低的个人或集团向同一社会中地位高的个人或集团所作的贡献或贡赋。其起因，可能是地位低的一方由于获得地位高的一方给予的某些特权和照顾，从而不得不作出回报。也可能是地位高的一方利用权力和地位向低的一方要求的无偿奉献。论文百事通在这里，报效可能出于自愿和主动，也可能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而成为被迫和不情愿的行动。报效在中国始于何时，已难以查考，但在晚清的这段时期，新式工商企业向清朝政府提供报效，却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对于企业来说，更发展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和被迫的、难以逃避的义务，甚至演变成为一种阻碍和限制中国新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报效在外国是否存在以及性质与中国的是否相同，限于学识，笔者不敢妄言。但是报效在中国尤其是晚清时期表现的特别鲜明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对报效这种现象进行分析和研究，不仅可从这个角度加深理解晚清新式工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而且可以加深对中国传统社会?点的理解。
一、晚清新式企业对清朝政府报效的典型事例
在分析报效现象之前，有必要选择某些典型事例，简单的回顾一下晚清新式企业向清朝政府进行报效的状况。因为晚清新式企业对清朝政府的报效，其类型并不是统一和前后一致的，简单的说，大体可分以下几种情况：
1、企业在成立和开办时，得到过清朝政府垫借资金和某些其它方面的特权和优惠，开办后效益又比较好的类型。在这种类型的企业中，轮船招商局、漠河金矿和电报局可以说是明显的三例。现从史料中整理出这三个企业向清朝政府提供的有明确年代和资金数字记载的报效部分，列表如下：
说明：1、表中数字的单位，轮船招商局和漠河金矿为银两，电报局的为墨西哥银元。
2、为简明起见，表中列出的数字，都是企业各项报效数字的合计。如轮船招商局1904年的报效数字，就是招商局向学校、北洋兵轮、商部和其它地方报效数字的总和。
3、这里出现两种数字的原因，是因为有最高和最低两种估计数字的缘故。
4、这年数字偏大的原因，是因为该年是清朝政府规定一等官报免费和一等官报半价的交替年份，这里可能有重复计算，因而数字偏大，但并不影响对报效现象的总体观察。
资料来源：轮船招商局的数字见朱荫贵著《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1页。漠河金矿的数字见何汉威著《清季的漠河金矿》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八卷第一期，1976年12月。电报局的数字见AlbertFeuerwerker著，虞和平译《中国早期现代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8页统计表20。这里的数字均为上引资料重新进行合计处理后的数字。
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是，统计表中列出的数字，仅是报效数字的一部分，并非全部。例如轮船招商局为清朝政府运输漕粮，由于清朝政府低减运费，仅在1899至1911年的12年中，就因漕粮运输运费太低的缘故积亏984800余两白银。这实际上也是报效，只不过因为并非明文规定，所以在此并未列入。又如表中电报局的报效年份只截至到1902年，此后的报效并未列入，但如按盛宣怀1908年向清政府所上的奏折，实际上1902年后的五年，依然"每年报效军饷二十余万"。另外，还有一些并无报效之名，实际却相当于报效之实的项目在此也未列入，例如招商局为清朝政府运输官物、军队和赈粮等时，有时是免费白运，有时是比正常运费低减很多的折扣运费。笔者曾将之称为"变相报效"，这里也未列入。
2、第二种类型是新式企业在兴办过程中垫有官款，此后在经办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而需改组，或在经办过程中由官办改为商办时，除了对其中官款的归还作出明确规定外，对企业的报效也作出明确规定的类型。这种类型的企业中，湖北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的前身汉阳铁厂原是官办，后因经费困难而官费又难筹，遂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准清政府于1896年改为商办。在清政府批准将其改为商办时，对于过去官办时代已花费的官款"库平银5586415两"，清政府决定的归还办法是，"从前用去官本数百万，概由商局承认，陆续分年抽还。"具体做法是："俟铁路公司向汉阳铁厂定购钢轨之日起，即按厂中每出生铁一吨，抽银一两"的办法，"即将官本数百万抽足。"但与此同时，却又把这种办法作为此后企业报效的制度固定下来。具体规定为，在官本还清以后，"仍行永远按吨照抽，以为该局报效之款。"这一点，同此前清朝政府规定电报局以免费拍发一等官报，"陆续划抵"电报局所用官款，"俟此项抵交完毕，别无应还官款"时，"则前项官报亦不领资，以尽商人报效之忱……"的规定如出一辙。上海机器织布局经过筹备于1890年投产后，1893年即因火灾被焚。事后清查该局官私股本及债款约110万两，但火灾后所余机器、地基和所存花布等项合计不过值40余万两，损失70余万两。李鸿章事后在恢复纺织厂的计划中，除了准备在上海再设立一个"官督商办"的纺织厂外，同时计划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设十个商办分厂，并把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无着各款"的损失，采取"悉归以后商办各厂，按每出纱一包提捐银一两"的办法，"陆续归交…"。上述这种类型企业报效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承办新式企业的人不仅要承担报效清朝政府的责任，而且还要承担起企业官办时期遗留下来的债务和损失。
3、在上述两种类型中，如果说清朝政府要求新式企业报效，是因为曾在企业的开办和发展过程中，给予过垫借资金和别的特权优惠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条件的变化，此后对于某些仅仅要求清政府给予其开办权的企业，清政府也要求其先提出报效条款，并把有无报效条款和报效的多少作为批准企业开办与否的重要前提。在这种类型的企业中，中国通商银行和内河小轮船企业的申请开办是比较典型的例证。如盛宣怀1896年10月上奏请求清政府准许开办通商银行并呈送章程22条后，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批复此章程的回文中，就公开责问："又第九条报效国家之款，於每年拨给八厘官利并公积花红以外，按十成分派，以二成报效，试问国家能得几何？自应於官利公积花红之外，按十成分派，应提五成报效公家。其铸银钱一项，所获利益应别订章程，另提加成报效，自不必在银行报效之内……。"除此而外，还提出"又闻英国国家设有要需，或数百万，或数十万，以一二厘利息责成汇丰，便可咄嗟立办，现在银行开设后，能否照此办理？"1895年，清朝政府因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失败而被迫签订后，也不得不撤销民间兴办新式企业的禁令，但同时又附带种种条件和限制条款。其中，要求新设立的企业报效就是一种。例如，189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接到清政府准许内河设立小轮公司的电令后，他的看法就是："此举乃於商轮大有利益之事，只有令其捐助饷需，方准承办。"他针对江浙一带申请开办小轮公司商人较多的情况致电上海黄道台，要求他设立一个总局四个分局以便统管，同时要求黄道台对于新设立的公司，除"厘金於上轮及到岸时两头分收"外，每年利益还要"以一半报效充饷，行浙之轮其捐款与浙省各半分解。"并强调"不入此局者不准行驶。"限于史料，这种以报效作为批准开办先决条件的企业在当时到底有多少，尚无法统计，但这种现象并非个别则是可以肯定的。
二、报效现象的特点及对新式企业的影响
从上引报效统计表和史料中，大体可看出晚清新式企业对清朝政府的报效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1、向清政府提供报效的企业范围广，提供的报效数额大。仅从上引史料看，需向清政府提供报效的企业即涉及交通、矿业、电报、纺织、银行、钢铁等等行业，实际上，当时经营稍有成效或清政府认为有利润的行业，均需提供报效，而且规定的报效数额相当大。例如就以上引轮船招商局、漠河金矿和电报局的统计数字为例来看，轮船招商局在19年中仅明确有据可查的报效额就有168万余两，相当于招商局同期资本总额400万两的42%以上。电报局在同样的19年中报效数额即使按低限算也有129万余银元，是电报局1895年资本总额80万元的一倍半。漠河金矿提供的报效数字更为惊人，漠河金矿提供了114万余两的报效，如按1889年创办时的资本20万两计，那么在有限的11年中，漠河金矿提供的报效数额是自身资本额的将近6倍。是清政府垫借官本13万两的将近9倍。按照每出生铁一吨抽银一两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到1911年时，报效数额据说已达到800万两，可谓创了报效数字的记录。
2、清政府在要求新式企业提供报效时，企业完全没有商量和讨价还价的余地，被强制和命令的色彩很浓。1895年前，清政府的财政收支大致尚能平衡，但企业就已不得不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付出代价提供报效了。1895年中日战争清政府失败后，清政府战费、赔款数量巨大，财政状况日益困难，向新式企业勒索报效遂成为清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的措施之一。1899年，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刚毅南下"彻查"招商局和电报局，将"历年收支底册……一并彻查。"规定"除股商官利外，所有盈余之款均著酌定成数提充公用。"把企业的报效形成为制度并固定了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招商局和电报局根本没有商量和讨价还价的余地。另外，正如上文所举通商银行和小轮航运业的例子那样，提供报效和报效额的多少，还成为1895年后清政府批准企业开办的前提条件之一，企业同样没有拒绝和反对的可能。很明显，在这里，实际上是清政府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在向新式企业要求无偿奉献，或者称做勒索也未尝不可。
3、第3个特点，是被要求向清政府提供报效的企业范围逐渐扩大。早期提供报效的企业仅限于官督商办的企业，象上举轮船招商局、漠河金矿、上海织布局、电报局等等企业均是官督商办性质的企业。1895年后，随着清政府对民间兴办新式企业禁令的解除，被要求提供报效的企业范围遂扩大到民间企业，上举小轮航运业需提供报效才能得到批准开办就是典型的一例。
清政府要求企业，尤其是要求经营较好的企业提供大量报效，以及把提供报效作为批准企业开办先决条件的做法，不仅对这时期出现的中国新式企业，而且对中国资本主义的成长和发展，都产生了广泛消极的影响。这里仍以上引企业作为例证进行一些分析：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的新式企业，也是中国近代新式工商企业经营史中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但是，清政府对招商局的勒索，对招商局的发展带来相当大的损害。特别是1899年清政府派刚毅彻查招商局，把招商局的报效制度化时，规定在过去每年报效清政府8万两的基础上，每年再增加报效清政府白银6万两，合计每年14万两，按招商局余利70万两的二成计算，同时规定，如余利超过70万两时，"照数加捐"，"如遇亏折不敷"商股官利时，此项报效展至下年分摊补交。但是在实际执行时，则不管余利是否足额，甚至不管盈亏，报效都是按此规定办理的。如在1899年至1901年的三年中，每年余利的二成都不足报效额，但每年的14万两报效都在轮船折旧项下凑齐了上交。"自光绪25年〈1899〉起至29年〈1903〉止，〈折旧项下〉共已垫支银38万余两。"1902年在船栈折旧银已无着落的情况下，仍然照数报效。1910年，为了凑足报效款，招商局在"股商官利实不得一厘，更无余利可提"的情况下，为了"籍应急需"，不得不以高利息"设法向庄号息借，先行凑解。"
正如上表所示，在从1890至1911年的21年期间内，招商局就向清政府直接无偿报效了总数168万两以上的白银，加上漕粮运输亏损已达260多万两，如再加上其它各种变相报效，据笔者估计，总数即使不到招商局资本总额400万两，也应相差无几。问题在于，清朝政府向招商局勒索报效的这些规定，实际上起到使招商局不愿扩大再生产的作用，因为积极经营获取利润，无非落个"照数加捐"，被清政府无偿掠走的结果。而执行中不管盈亏都要报效，甚至迫使招商局以折旧款抵交的做法，实际上是破坏扩大再生产，更谈不上鼓励和扶助招商局的发展了。在清政府要求招商局提供报效的同时，招商局为了逃避清政府的报效和勒索，采取收缩招商局规模和抽提招商局资金对外投资的状况，因笔者曾有过专门论述，这里不再赘言，但其结局，却是招商局的经营规模无可避免的陷于停滞不前的维持状况。
漠河金矿的情况也十分类似于招商局。漠河金矿从开办之初，清政府即对其定有报效的比例数。此后，从1896年起，清政府一再提高漠河金矿报效军饷的数额，报效额的提高导致漠河金矿的利润大幅度减少，资金的拮据使得气候恶劣，交通极为不便的漠河金矿办矿条件无法改善，利润减少导致漠河金矿的工人散失，产量降低。到1899年时，漠河金矿的没落状况已不得不迫使直隶总督向清政府上奏，请求减少漠河金矿的报效数额，上奏中针对高额报效对漠河金矿发展造成的困境指出，高额报效虽然暂时会使国家得饷稍多，但"亦仅一时之利，而非久远之谋。此后局用愈窘，措手愈难，……势必停办而后已。"他针对漠河金矿的性质进一步指出："漠矿本系招集商股，而办矿尤资人力，必有股利花红，始足振兴商务，……无股利则股商觖望，商务有碍；无花红则人心解体，谁共图存？"但漠河金矿在短短11年中报效金额超过自身资本6倍的状况，已使得漠河金矿的衰落成为无可挽回的事实。
因要求高额报效使得企业在筹办期间即陷入困境，甚至几乎流产的事例，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通商银行的遭遇了。如上文所说，盛宣怀在把请求清政府批准中国通商银行开办的呈文和章程送交上去后，总理衙门以报效额太少等等理由予以严厉的驳诘，并要求盛宣怀转饬通商银行各商董，重新"详筹妥议"修改章程。这一消息传出后，情况正如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电文中所说："银行股份二百五十万本已齐集，驳诘交到，纷纷谣言，谓此行办好官必苛求无已，退股者不少……"。商人原来就害怕银行开办起来后会遭到清政府的勒索而不敢投资。这样一来，十余天的功夫，"商股退出六七十万"，筹办中的通商银行面临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为了挽回颓势，一方面向李鸿章、翁同和、王文韶、荣禄等支持他的清朝大员去电请求向清政府进行疏通，强调"华商气散胆小，本不易合，原议悉照汇丰初开时办法，势难过于抑勒。此事若使聚而复散，铁路招股更难。"要求"俯念商务成败所关，迅赐核准见复，俾得早日晓谕华商赶紧收股开办……"。另一方面，盛宣怀再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去电，说明"此行虽蒙存款百万，系商人包缴官利，官不任害，若过于抑勒，谁肯以私财而入公司。中西银号、银行皆无报效，今值招商伊始，遽加苛绳，商情十分疑虑。"并强调已与众商董商议："凡可通融者俱已遵照，实做不到者，势难勉强。"进而请求总理事务衙门，"可否俯念此行颇关商务大局，即赐核准，以免中堕，贻笑外人。"同时，盛宣怀还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以从此不管银行事务为要挟。此时由于英、俄等外国势力加紧了觊觎中国银行权利的活动，清政府耽心外国银行势力乘机而入，才使得总理衙门对通商银行章程的修改不再坚持，通商银行在原定开办日期推迟一个多月后，才终于得以成立开业。
报效对中国新式工商企业造成损害的情况，还可从中国民族轮船航运业的发展上看出来。1895年后，清政府逐步解除了兴办中国新式企业的禁令，中国民族轮船航运业的发展成为一个十分活跃和令人注目的领域。这可从这期间轮船公司的成立数量上得到明确的反映。据统计，在1895至1911年的16年中，仅新创办的小轮船公司就有499家，加上其它轮船企业，1911年时全国共有民族轮船企业近600家，各种轮船1100只，资本或船本约2200万元左右。从企业数目看，已远超过1895至1911年全国新设立的厂矿企业总数422个，资本总数超过食品工业、机器工业，仅比矿冶工业的总投资数稍低而已。但是，这期间中国民族轮船航运业的发展虽然比较快，有实力的轮船公司和大吨位的轮船却很少，这从海关登记的历年中国轮船只吨数上可以得到明显反映。例如，1895年时海关登记的中国轮船只吨数为145只，32708吨，每只轮船平均吨数为225.5吨。1911年时，在海关登记的轮船数字虽增长为901只，90169吨，但每只轮船的平均吨数却下降到100吨。
这种现象说明，这期间增加的主要是小轮船公司和小轮船。虽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轮船公司没有清政府财政补贴，外国轮船公司又垄断了中国江海航线，因而难以顺利发展起来的状况有关，但正如前述，新成立的中国轮船公司既要交厘金又要向清政府提供报效，难以与既不需交厘金又不用提供报效的外国轮船公司竞争也是明显的事实。在这里，向清政府提供报效对中国轮船企业发展带来的消极作用，已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除以上叙述的这些现象外，清政府向新式工商企业勒索报效带来的消极作用，还表现在这是对中国商人投资兴办新式工商企业的信心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方面。在中国近代，兴办新式工商企业缺乏资金的状况，与商人长期不信任政府，不愿意向官势力控制的企业投资等等方面的问题，鉴于过去已有不少的论述发表，这里即不再叙述。这里仅从另一个侧面，即随着清政府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对新式工商企业勒索报效现象的增多，中国商人将资金投向外国在华企业，"附股诡寄"经营现象大量增加的情况来进行一下观察。据汪敬虞先生的研究，在整个十九世纪中，所有入股外商企业的华商资金累计在四千万两以上。但"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华商的附股活动达到热狂的程度，在130个有华股代表或公司董事席位的大股东中，出现在六十年代的18个，七十年代的27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则分别为21和64个。"在这里，随着清政府勒索新式工商企业报效现象的增加，与华商投资外国在华企业"附股"现象的增加呈同步发展，这种现象应该不是偶然。华商向外国在华企业投资，可以避免清政府的干扰和勒索，可以减轻负担和逃避报效。这种"附股诡寄"经营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看成是商人对抗清政府报效的一种表现和反映。
三、报效现象出现的原因分析
在对报效现象进行了如上的观察和分析后，人们很容易便会发现，清政府在要求新式工商企业报效时，认为这是理所应当和理直气壮的事，同时也看不到商人和新式企业的经营者认为这是于理不合和反对的记载。顶多只有认为报效太多因而陈述理由要求低减，或者采取转移资金附股外商以及私相分配等等消极手段进行对抗的记载。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说，应当分析和探讨清政府向企业要求报效的理由和根据是什麽的问题。笔者认为，造成报效这种现象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分析起来，与下面列举的三方面因素应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从理论方面看，中国古代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认为国家所有的一切，都是皇室的财产，在理论上皇帝可取用国内的任何财产，而不发生所有权问题。正因为认为皇帝是全国物资财富和生命财产的拥有者，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传统看法根深蒂固，所以在要求企业报效经营利润时，清政府认为具有充分正当的理由。
2、从历史方面看，中国古代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历来就对某些商业行业进行垄断经营。在晚清新式工商企业兴起之前，中国社会中享有某些特权的商人如经营食盐的盐商、对外贸易的广东十三行行商、皇室应用物品的皇商和官府应用物品的官商等等特定商人，在给予经营特许权的同时，其首要的交换条件，就是提供一定数额利润的报效，这种以报效换取特权的情况在当时的中国可说是司空见惯和习以为常，而且报效的数额相当大。例如据何炳棣教授的研究，两淮盐商在1738至1804不到70年的时间里，总共上交清朝政府报效款3637万余两白银。据陈国栋先生对广东十三行行商的研究，在1773至1835年的62年里，十三行行商向清朝政府上交的报效款数额是508.5万两等等。另据台湾学者何汉威对晚清广东赌商的研究证明，报效制度同样存在于清朝地方政府和地方商人之间。而且，据现有资料，在湖北织布官局和汉阳铁厂这样的晚清新式工商企业的开办资金中，已经有相当部分是广东赌商和两淮盐商的报效款了。晚清新式工商企业兴起之后，虽与过去的盐商、皇商、行商等旧式商业组织有所不同，但在得到政府的特许和享有某些特权及优惠方面却有共同之处。也正因如此，当晚清新式企业开办起来并有利润时，清朝政府要求新式企业提供报效就是不奇怪和可以理解的了。
3、除上述原因外，晚清政府中普遍存在的对商业利润与国家富强关系的错误理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认为西方国家富强，是因直接分享工商企业所获利润的缘故。关于这一点，典型的史料可举188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清朝政府所上的奏折为例。在奏折中，他对新式企业兴办与国家富强间关系的看法是："泰西各国以商而臻富强，若贸迁所获，无舆公家，自别有剥取之法，否则富强何自而来？他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看成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认为父母帮助孩子赚了钱，孩子回报父母是理所当然："在朝廷以父母之心为心，以我自有之利为外人所得，遏若为子弟所得，是以提之挈之，不遗余力，顾为子弟者，以父母之力而有是利，独不稍为父母计乎!"他认为，在政府以各种手段帮助企业，"以官力扶商"之后，为商的也应该以所获利润回报政府，"以商力助官"。刘坤一的这些话，相当典型和代表性的反映了清朝政府对新式工商企业和对其所获利润的看法。而且，这种看法是一种普遍和长期存在于清政府之中的顽固认识，这从时过18年的1899年，清朝大臣徐桐在要求对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开平矿务局进行"彻查"，要求对其所获利润"酌提归公"时所上奏折的议论，与刘坤一的看法如出一辙上得到证明。徐桐在奏折中认为，"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及开平矿务局近年获利不赀，而盈余利息如何酌提归公"，却"未经议及，是徒有收回利权之名，并无裨益公家之实"。因而要求清政府"责成办理轮船电线事务大理寺少卿盛宣怀督饬在事官商人等，迅将经管各项近年收支数目，亦限三个月分析开具清单，酌定余利归公章程，专案奏明请旨定夺"。从徐桐奏折的强硬口气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清朝政府中这种认识的普遍和力量之大。而且，从这些史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的新式工商企业并没有独立地位，政府可以象父母教训孩子那样对企业指手划脚，甚至可以随意派人检查企业的帐目，企业无法反对。这种现象必然给晚清新式工商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新晨
四、小结
白银投资论文范文5
这两位作者在这篇题为《愤怒或愉悦让我们视而不见：情绪如何影响你采纳建议》（Blinded by Anger or Feeling the Love: How Emotions Influence Advice Taking）的论文中写道：“我们集中研究偶绪，即由先前某种经验引起的，但又与当下情况无关的情绪。我们发现人们处在偶发性感激状态下的，比处在情感中立状态下，更愿意信赖他人并更能采纳意见；而处于情感中立状态下又比偶发愤怒状态，更愿意信赖他人并更能采纳意见。”
施韦泽和吉诺的研究结果对所有商业行为都有指导意义。尽管很少有人这样讲，但与律师、会计师、投资银行家、顾问，以及外部销售代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都可以归纳为采纳意见，甚至公司内部沟通通常也可以归纳为提出和采纳意见两部分。当某项目小组为公司首席执行官准备一份带有建议的报告，实际上这个小组的成员也是在给首席执行官提建议。内部审计师建议公司首席财务官如何折旧某批存货，这也是建议。
在某种情况下，施韦泽和吉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人们的情绪会对心情产生影响。绝大多数人时常会陷入自己的心绪中，感到压力或忧郁，并影响到对外界的整体表现。例如，亲友过世，会让人感觉，无论是工作、在家里还是外出游玩，整个世界都是晦暗的。
即便如此，直到最近，经济分析师们仍坚信，当谈到真金白银时，人们会摈除情绪的影响。“古典经济学的前提是，人是理性的，市场会纠正所有错误。”施韦泽说。
一位投资经理可能因为球赛打赌输掉而感到懊恼，于是会对分析师推荐的某支股票低估。另一位投资经理可能因为孩子降生而兴高采烈，从而高估股票价值。
施韦泽和吉诺的研究表明，情感可以系统性地扭曲人们对外界建议的接受程度，从而影响到他们的理智。如果所有人都犯类似的错误，那么就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完美推理。“我凭直觉判断，人们往往会根据个人感受做出复杂的决策。”施韦泽说，“如果我问你这样复杂的问题，例如，我们该不该雇用这个人？该不该买那座房子？你一定会在心里对比很多因素，并且进行复杂的对比。所以我们通常就会简化到一个问题：我们对应聘者或房子的感受。我们做出上述行动的结果就是，面对由情感产生的犯错可能性。”
“估计体重”试验
听起来有道理，但是如何证明呢？施韦泽和吉诺设计了一套实验方法，以控制被测试对象的感情，然后向他们提出建议，测量他们的反应。在第一轮实验中，他们找来大学生，要求被测对象对于肯定不清楚的问题发表意见。在测试中，测试人员向被测大学生展示别人的照片，要求估计照片中人员的体重。然后，测试者安排被测人员观看一段可能引发某种情绪的录像片段。一些被测人员观看会引起愤怒感的录像片段，电影《保镖》中男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片段；另一些观看能引起感激之情的录像片段，比如某人从其同事那里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帮助。剩下的被测对象则看了一段中性的电影片段，《国家地理》频道有关澳大利亚大堡礁的片段。
施韦泽和吉诺分别分析了录像片段如何引发被测人员的不同情感。因为被测大学生与录像片段没有实际联系，研究者将被测大学生的情感反应定性为偶发性的，而非整体性的。如果你看过电视连续剧《黑道家族》之后，对配偶产生愤怒情感，那是一种偶发性情感。如果你的配偶掴了一耳光，你因此而生对方的气，这就是一种整体性情感。
观看完录像之后，被测学生书面形式记录下自己所看录像并谈谈自己的感受，然后再来重新估计一下早先图片中看到人物的体重。这回，测试人员将给出一个体重估值，并告知被测人员这是另外一名被测人员给出的体重估值。被测对象并不知道，测试人员向每位被测对象提供的体重估值都是一样的。测试人员提供的体重估值，实际上就是一种建议，对被测人员帮助很大，但不会误导被测人员。“情感控制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被测人员给出的最终估值，”两位学者指出。
“经历偶发感激事件的被测人员，相比处于情感中性状态的被测人员，更看重建议。”两位学者这样写道，“经历偶发愤怒时间的被测人员，相对中性状态下被测人员，更看轻建议。即便实验中被测人员产生的情感与测试要求的判断任务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们发现，情感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被测人员建议采纳态度。”
施韦泽和吉诺还希望探求信任感在情感和建议之间互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两位学者设计出第二轮实验，很大程度上与第一轮实验是一样的。但是，这次在要求被测学生给出第二次体重预估值之前，测试人员要求学生给提供比照估值的匿名建议者的信任度打分。被测学生被告知这些匿名建议者不过是先前参加测试的人员。
得出的结果与第一轮一样的。愤怒的人对建议者的信任度最低，而心怀感激的人信任度最高。
与行为实验室情况相对应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类似情况。例如，同事之间经常会产生怨气，有时候是有合理理由的，如错过工作时限，而有时候就没有合理理由，如只因同事笑声显得很傻。有时候，人们会因为情绪不佳，而受到批评并且无视别人好的建议。
“如果我生自己老婆的气，而减少对你的信任度并更少采纳你的建议，这明显是非理智的。” 施韦泽说道，“我老婆把我的车给撞了，与你没关系。但是，我生你的气，是因为你取消我们上次会面，而现在我们又要相互沟通。需要通过可控、纯净的实验，将理智因素与非理智因素区分开。（本项调查中）没有提及，但我坚信这一点，如果你让我生气了，我肯定会对你的建议另有看法。”
情商的重要性
施韦泽说那些具备他所讲“高情商”素质的人员，可能已经自发地实践着他和吉诺的发现。
“情商是一种认识情绪、理解情绪运作机制，乃至操控或改变情绪的能力。如果我有很高的情商，我就知道什么时候向老板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对于刚刚经历了一程糟糕的航班并丢失了行李的新合作伙伴，我知道这时候他肯定听不进去我的建议，于是我此刻不会开口。我可能会将合作伙伴带到特殊的餐厅请他一顿或者给他们买观看赛车比赛的票，这样我就可以扭转他们的情感状态，让他们对我感激从而愿意听取我的意见。”
有经验的谈判高手通常具有很强的这方面能力，他们会通过巧妙的方式来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例如，他们可能会对大家都能感觉到的过失致歉，即便无人要求。或当谈判进入到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暂停些许时间，给谈判对手买些饮料和小东西。
白银投资论文范文6
论文关键词：股指期货风险教育
一、引言
适时开展股指期货交易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投资者开辟了新的投资渠道，进一步推动投资理念的转变；创造性地培育机构投资者，改变投资者结构；回避股市系统风险，促进股价的合理波动，充分发挥经济晴雨表的作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完善资本市场体系与功能，等等。但是，股指期货也有其风险，保证金机制所产生的杠杆效应、每日结算制度带来的资金压力以及期货高于现货市场的敏感性，都给投资者造成了看得见的风险与压力，它为投资者“以小博大”提供可能的同时，投资风险也被同步放大。
2007年10月底，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指出，中国股指期货在制度和技术上的准备已基本完成，推出的时机正日趋成熟。一段时间以来，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股指期货吊足了各路投资者的胃口，他们历兵秣马对股指期货充满了期待，期待在将来的股指期货交易中一显身手赚得个盆满钵满。在股指期货何时推出仍然悬而未决的时候，正是继续做好投资者风险控制教育的有利时机。
二、股指期货风险何在
股指期货作为金融衍生品的一种，风险规模大、涉及面广，具有放大性、复杂性、可预防性等特征，股指期货使价值投资理念得到弘扬，市场稳定性提高，但是，投资者投资方向一旦出现错误，风险会成倍放大。对于股票投资而言，三四个跌停也许并不会使持有者陷入绝境，但对于股指期货，10％的升跌就会将保证金全部蚀光，满仓操作更有“暴仓”的危险。概括起来，股指期货风险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基础资产价格波动。期货市场的投资机会是买卖期货合约的获利机会，市场机会的把握是投资成功的关键，但是机会是市场预期、分析、判断的产物，存在着不确定性。股指期货作为指数的衍生品与股票市场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相互影响、连锁反应，股票指数的涨跌决定股指期货的赢亏，股指期货发挥着指引股指现货的价格发现功能，也可能使股票市场波动增大。
2.杠杆效应。股指期货将以沪深300指数为交易标的，假设股指期货的保证金为合约价值的10%，投资者投资500万元的股指期货，只需50万元的保证金。如果看对了方向，当指数上涨5%时，他的盈利为25万元；同理，如果判断失误，其亏损也会放大10倍，它在放大盈利的同时也放大了亏损，这种以小博大的高杠杆效应是股指期货市场高风险的主要原因。而且这种亏损和股票的浮动盈亏不同，是真金白银的实际进出，一旦被强行平仓，投资者不可能像股票那样通过长期持有获得“解套”。
3.高流动性。股指期货设立的初衷是为了规避现货市场的系统风险，但是，作为一种风险管理工具，它有着不同于现货交易规则的高流动性，具体表现在，一是参与机构众多；二是T＋0的交易制度和保证金制度，投资者可以用少量资金在当日多次交易数倍于面额的合约，再加上期货交易实行每日无负债结算，一旦方向做反，稍大的价格波动就可能招致强行平仓，一次亏损就会将以前的盈利和本金消耗殆尽；三是作为期货产品的时间概念与股票不同，一般持有5天以上即算长期，持有期的缩短必然使交易更加频繁。
4.市场风险。股指期货业务中市场风险来源于它的不确定性，因为任何分析都只是预测，存在着与市场价格偏移的可能性。期货交易是一一对应的零和规则，即市场存在多少买方合约就存在多少卖方合约，如果市场中持有合约的买方赚了钱，那么持有合约的卖方肯定就赔了钱，反之亦然。投资者在每一次交易中，不是充当买方就是充当卖方，交易结果除了赚钱就是赔钱，概莫能外。也就是说，期货交易买卖双方必有一方赚钱，一方赔钱，这是机会和风险并存的客观原因。
5.机制不健全带来的风险。如果股指期货市场管理法规和机制设计不健全，可能产生流动性、结算、交割等风险，在股指期货市场发展初期，可能使股指期货与现货市场间套利有效性下降，导致股指期货功能难以正常发挥。小而言之，有的机构不具有期货资格，投资者与其签订经纪合同就不受法律保护；某些投机者利用自身的实力、地位等优势进行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活动，使一些中小投资者蒙受损失；投资者在一些经纪公司或者公司签署合同时，由于不熟悉股指期货各个环节的流程，不熟悉相关法规，对于那些欺诈性条款不能识别而导致风险。
三、加强风险控制教育
股指期货的投资理念、风险控制、交易标的、风险特征和运行规律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特点，大力开展投资者教育和股指期货知识宣传、普及，有利于帮助投资者尽早熟悉市场、增强风险意识、提高投资决策水平；有利于投资者树立科学的投资观念，理性参与市场。
1.明确游戏规划。股指期货投资者教育工作效果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股指期货产品能否顺利推出、平稳运行、功能发挥、长远发展，投资者风险控制教育以及股指期货知识的普及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监管部门、媒体和各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制定了“一规则三细则五办法"，明确了股指期货的风险管理制度和实施办法，这是股指期货的基本原则及操作指南，首要的任务是要宣传、普及这些规则、细则、办法。除了可以利用电视、报纸和网络等大众媒体加以普及，也可采取成立培训讲师团、编印各种基础知识读本等形式，开展多层次、全方位的宣传教育，避免期货经营机构和投资者在对市场缺乏基本判断，对市场风险缺乏基本了解的情况下盲目参与。2.突出风险教育。投资者在依据预测提供的入市机会进行交易时存在交易风险，期货交易机会和风险并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一些投资者在入市之前不能正视期货交易的风险，热衷于期货交易“以小博大"的市场机制，这需要在投资理念和舆论宣传等方面积极加以引导，帮助他们认识金融期货的特点，客观评估各自的风险承受能力，从而做出科学理性的投资决策。
3.培养理性投资群体。把握机会是获取收益的前提，控制风险是获取收益的保证，投资收益实际上是把握投资机会和控制投资风险的报酬，面对机会和风险，不同投资者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有些投资者缺乏期货交易的常识和风险控制意识，喜欢听信传言跟风而动；有些投资者缺乏自信，在“一慢，二看，三通过"中失去了市场投资机会；有些投资者见涨就买，见跌就卖，一旦出错，就立即砍单，习惯过度交易，热衷于短线交易和满仓交易，没有止损概念，这些非理性投资群体将是期货市场的失败者。风险控制教育的目标是要培养一批理性投资者，他们对风险投资和资产管理有清晰的认识，面对市场机会和市场风险头脑清醒，习惯于从风险的角度来考察和选择市场机会，每一次交易都能经过缜密的分析、事后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们也会在某次交易中失手，但是，他们往往能够笑到最后，成为股
4.注意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风险控制教育既要宣传投资机遇，更要告知市场风险；既要普及证券期货基础知识，又要培训风险控制能力；既要明确金融期货的重要作用和发展前景，又要正确面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以风险防范为重点，深入剖析股指期货的风险特征，使投资者获得启发和教益。初期可将工作重点放在基础知识、法规政策、交易流程、风险特征等基础知识的普及上，随着投资者对股指期货市场的逐渐熟悉，可以将培训工作逐渐过渡到交易策略、风险管理和市场研究分析等领域。股指期货对内地投资者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国外的期货市场大量的风险投资案例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从中选取典型案例教育投资者，是一种事半功倍的方法。
加强风险控制教育，不仅能够普及股指期货知识和相关政策、法规，提高全社会对期货市场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风险控制教育能够使投资者、期货从业人员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倡导理性参与的意识，为股指期货的成功推出和平稳运行创造条件，为期货市场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四、提高风险自我控制能力
股指期货在交易规则、方式、投资策略等方面与股票、债券、基金存在很大的差异，与投资商品期货也不尽相同。对广大的证券投资者来说，一定要深入地学习、系统地了解相关的知识，以改变业已形成的投资习惯和心理。尤其是在股指期货推出的初期，中小投资者最好能抱着尝试和学习的态度，在资金运用、风险控制和危机处理等方面加强自我约束。机会总是青睐有所准备的人，只有做好充足准备的投资者，才能成为股指期货市场的实际得益者。
1.实力上的判断。每一笔期货交易既是一次赚钱的机会，也是一次冒险。投资者应该根据自己的资金实力、风险承受能力，了解股指期货的风险究竟有多大，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量力而行，才能享受到股指期货交易的乐趣。善于独立分析，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不人云亦云，不盲目跟风，在交易中又能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才能亏得起赢得起。
2.知识上的准备。参与股指期货交易，必须做好知识上的准备，要有效地把投入资金比例、开仓头寸、止损幅度设置好，如果在知识面和操作技巧没有预先的学习和贮备的情况下贸然参与股指期货，将承受更多更大的风险。深入了解股指期货的基本知识、风险控制的基本方法，熟练掌握期货交易规则、期货交易软件的使用以及期货市场的基本制度，将游戏规则了然于胸后再坦然进入这个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市场，将成为期货投资赢亏的关键。
3.心理上的准备。期货合约是一个完全被放大了的市场，对广大投资者来说也是一个心理上的考验。在指数大起大落，资金大进大出的股指期货市场，一些投资者出现贪婪、恐惧、急躁等情绪在所难免，具备一定的心理素质，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在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的范围内从事股指期货，才可能够在操作中游刃有余，避免出现心理上的崩盘。
4.控制风险的方法。由于每日结算制度的短期资金压力，投资者既要把握股指期货合约到期日向现货价格回归的特点，又要注意合约到期时的交割问题；既要抛弃股票市场满仓交易的操作习惯，控制好保证金的占用比率，防止强行平仓风险，又要根据交易计划加仓或止损，切忌心存侥幸心理硬扛或在贪婪心理驱使下按倒金字塔方式加仓。控制风险的方法很多，理论上的积累固然重要，也需要投资者在今后的操作实务中善于归纳、总结。
发展股指期货是完善和深化我国证券市场的必然选择，通过风险控制教育，让投资者掌握股指期货的运行规律，了解股指期货的风险特点，这样才能使投资者理性参与股指期货交易，确保股指期货的平稳运行。
参考文献：
1.姜昌武.应对股指期货时代的市场风险.中国证券报，2006.6.29
2.冯子沣.股指期货市场的整体风险性质.证券时报，2007.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