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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政治论文范文1
1.1缺乏工作激情，安于现状
目前，单位主业是费收工作，因此，收费员是所站的重要力量。其中，大部分为80后、90后等年轻人。这些青年职工具有鲜明的个性，个别的还并带有叛逆色彩。收费员每天在岗亭工作八小时，工作方式枯燥、单调，不仅需要熬夜工作，薪酬待遇也和和外界传闻相差甚远，渐渐磨灭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加之当前基层所站没有部门流动机制，收费员常年呆着三尺岗亭，没有跨部门锻炼机会，导致青年职工获提拔的机会较少。因此，不少收费员工作比较被动，进取心不强，将最初的理想抛到脑后，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开展工作，出现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断现象。
1.2交友困难，情绪低落
人属于社会群体动物，不管从事何种工作都需和人交流。收费所站亦如此。但一些青年职工人际关系紧张，下班后不是沉迷于虚拟的网络世界就是蒙头大睡，交友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工作压力大，同事之间关系生疏。高速收费工作看似轻松，实际上压力很大，加上工作繁忙，同事之间根本没有多余时间进行有效沟通。特别是收费站一般是单人工作，这也决定了收费员之间极少有机会沟通。二是收费站地理位置偏远，收费员难以接触到本单位之外的人员，因此，交友困难，在受挫时往往找不到倾诉对象，情绪容易低落，看问题比较消极。
1.3存在不平等意识
近年来我国高速公路进行了一系列高端改革，因此，也相应调整了劳动关系。这让部分青年职工感到不公平，片面地认为待遇是自己工作的动力，只有待遇提高了才有劲儿努力工作，否则，就应付了事。
2加强青年职工思想政治建设的对策
2.1坚持以人为本，加强思想教育
要想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循以人为本的理念。政工干部要讲究方式方法，主动去了解青年职工，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与不同诉求。然后，有针对性地去加以解决，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与生活中的难题。对于他们反映的普遍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及时为其解决，从而让每个青年职工感受到党团组织的温暖。另外，政工干部要采用“多表扬，少批评”的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充分激发青年职工的工作热情，消除负面情绪，最大限度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要善于将社会上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并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将大道理讲出来，从而达到相应的教育目的。同时，还要主动攻占网络阵地，通过单位内部局域网积极宣传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与企业文化，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2.2利用半军事化管理优势，积极开展组织活动
为更好地管理青年职工，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笔者认为可以充分利用半军事化管理模式优势，丰富内涵。党团组织要想方设法将青年职工的思想统一到党政工作的中心路线上来，做好青工思想工作。同时，还应想青工之所想，急青工之所急，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积极组织年轻人喜爱的竞赛活动，丰富教育载体，如岗位大比拼、歌唱比赛、羽毛球赛等。要注意将思想教育与岗位责任意识相融合，做到寓教于乐，乐有所学。这样不仅能丰富青年的业余生活，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特长与兴趣爱好的平台。
2.3创新激励机制，充分调动青工的工作热情
青年政治论文范文2
所选案例的呈现方式是否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关乎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起着重要作用，恰当案例的呈现方式，不仅仅单指学生一方面学习成绩的提高，对于教师来讲，则更有利于教师的教学，及对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约束。在目前的青少年案例教学中，其呈现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以教师自说的形式，其内涵就是教师通过某些具体事件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再加上自我的分析，对其进行精确的概括和介绍，这种呈现方式学生只是一味地去听，却并没有加上自己的主观想法。这一方式虽说会受到青少年思政课教师的欢迎，但是对于提高学生学习思政课的兴趣上还是远远不足的。第二类是多媒体呈现，教师将教学案例展现在在多媒体设备里，并通过多种多样的多媒体表现形式表现出来，“这一方式展现的案例更加生动、形象，学生们的关注度较高，效果良好”，但是学生在观看视频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个问题，那就是忽略知识本身的内涵。学生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案例，但对于知识的掌握层面上还是达不到深度。第三类是具体的实践教学，主要表现在教师可以带学生参观文物古迹，或是找找相关的阅读资料加以解读，学生在亲身经历之后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感悟，但是对于学生掌握知识层面来说，则是最具有价值的。缘由就在于这种呈现方式能够激发的了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还可以将理论知识掌握的更加充分、最重要的还是能开阔学生的眼界。
2.对于组织案例的讨论上
案例的讨论在案例教学中处于关键的重要性地位，这一环深刻的连接着抽象的理论知识和具体的现实实际，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其组织案例的讨论能力则是重要的一环。但是在组织对案例讨论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参与案例讨论时，一定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之前的传统教学中，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则往往都是被动受教，在原有的基础上教师与学生相互分离，所传授的知识也不能完全的被学生消化，这样做的结果直接影响到学生参与教育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而易见，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定会相应减少，其学习能力也会下降，所以一定要激发其参与意识，明确教学的主导是学生，只有将学生和教师放在该放在的地位上，这样所带来的结果将是截然不同的，其教学案例也会顺利开展。第二，师生互动务必要充分具体。古人云良好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和谐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只有学生和教师的相互讨论，才能对某一问题的分析和认知得到更全方面的理解和掌握，只有这样才能使得讨论开展的顺利、高效。第三，注重讨论的主题，切不可囫囵吞枣一把抓。通过对所给案例的讨论，一定要明确一个主题，其主题内容必须要具体，并限定讨论的相关内容以及话题的设定，通过这样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讨论，才能使现有的讨论变得更加具体。
3.对于教师对案例选择的评述上
教师在组织一堂案例讨论的时候，学生们对所选案例难免会理解的不到位，但是在这个时候，教师切不可一刀切，一定要全面的分析学生所给出的答案，这也是案例教学中关键性的步骤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必须要注意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明确原则，立场鲜明。给予学生们在讨论中所阐述的正确论述和一些闪光点充分的肯定和赞美，对错误的理解一定要给学生讲述该想法错误的原因以及明确该问题的正确论述，对于一些问题的理解偏差，教师要帮助学生转入正轨，并分析问题出错的原因，这样既能让学生们真正体会到正确的是非观，价值观，而且也能明确学生在未来的日常活动中所应该有的态度。其次，总结和评述语言必须精炼。准确且具有说服力的语言更容易让人信服，既然学生信任你，那么在课前教师就需要做好与案例相关的阅读、总结、及其文章的归纳整理工作，对学生所讨论出来的结果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和解读，对于这一环节，既是教师拼能力的环节也是对教师综合实力的考察。
4.结语
青年政治论文范文3
关键词： 翻译 创造性叛逆 译介学
一、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的关系
译介学是把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交流沟通的现象，而不是研究翻译技巧、翻译艺术、翻译理论的。它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捕捉和理解各种翻译现象，它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实践。［2］
从研究视角上看，译介学研究是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角度出发，把翻译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探讨；而传统翻译则是从翻译本身出发，研究语言、理论、技巧等问题。打个比方，译介学关注的是译本在某国流传所产生的文化沟通的影响，而传统翻译关心的是译本是否忠于原著以及翻译水平等。［4］
在研究目的上，译介学研究翻译的目的是把它作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国家文学、文化交流对话的一种手段，进而考察它对改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传播人文精神以及建设人类多元文化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传统的翻译则是总结翻译理论和经验来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为目的。另外，译介学把研究翻译的重点放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学、文化的互识、互补、互证、互融和共建上；而传统翻译的研究更多地注重语言的转换过程、翻译水平及翻译经验等。［6］
二、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是法国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提出的。［1］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
可见，所谓“创造性叛逆”指的是文学翻译采用本国读者所能接受的形式，并对所要表达的内容加以改造变形。所以译文不是要如何达到最大限度的等值，而是译文如何及为何偏离原文。正由于这一地位的确定，原作、译作和创作处于系列关系之中。译介学认为在译本中原作者及其文化语境不可能完全退场或消失，而是自始至终作为一种文化力在制约译本的意义诠释和读解。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置换，译语文化的意义特征融于译本之中，使译本与原作得以区别开来，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的特色阐释都会给译本涂上民族性色彩。因此，翻译文学是具有民族性和异域性双重特征的文本实体，应该拥有与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三足鼎立的独立地位。可见，从译介学的角度来看，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那是因为翻译造就了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在这个碰撞过程中，译者和读者都参与了创造性叛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各种各样，具体表现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下面分成几种情况来进行阐述。
三、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1.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译者翻译的个性化体现。所谓“归化”是译者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语去表达原著的内容，这样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问题。［3］但主张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译者认为：1）试图把源语文化体系强加于译语文化，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此，译文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而且要克服文化的障碍；2）因为翻译就是交际，译者的责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的冲突；3）如果译文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在读者对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读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译文；4）从交际的观点来看，即使原文中每一个词在译文中都能用“对等词”译出来，也不一定保证译文对读者所起的作用能与原文对原文读者所起的作用一样，因为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因此，在翻译界出现了一批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派”。归化翻译随处可见，比如，在英汉互译中，“馒头”与“steamed bread”，“一箭双雕”与“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都肯定了译语文化的立场。还有站在产品促销立场的“coca cola（可口可乐）”等。
正好相反，“异化”就是译语文化“屈从”源语文化的现象。［3］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的译者认为：1）有必要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而且这也是读者阅读译作的目的之一；2）译者相信读者有能力理解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3）翻译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这是翻译的主要目的；4）译文如果不能传达源语世界的现象，就不能算“忠实于原作”。像“武装到牙齿”和“armed to teeth”，“一国两制”和“One country，two systems”都体现了源语文化的特征。
可见，译者的归化和异化是译者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归化和异化均有存在和应用的价值。一方面，以介绍中国文化为目的的哲学著作、政治论文、历史乃至民间故事，一般都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因为这类作品就是要把源语文化介绍给译文的读者。另一方面，一些实用性的文章，如宣传资料、通知、公告、广告、新闻报道乃至通俗文学和科普著作，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原则。无论如何，一个译者如果能够通过技巧始终如一地为明确文化立场服务，而这种立场又能反映时代的发展趋势，并被读者理解接受，那么，他的译文就是上品。
以杨宪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两人所译的《红楼梦》为例，两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文化倾向。例如：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Yang：155）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23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Yang：164）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goose in the sky.（Hawkes：242）
我们可以看到杨宪益先生基本遵循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而霍克斯先生则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当然，“归化”和“异化”不是矛盾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对译者来说，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一旦遵循了一种基本原则，就要尽可能保持这种倾向。
2.误译与漏译
绝大多数的误译与漏译都属于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除了纯技术上的误译，比如把“亿”翻成了million、把cow错当了crow等，其他误译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和误释，是文化和文学交流的阻滞点，它能鲜明、突出地反映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例如英译者在翻译陶诗《责子》中“阿舒已二八”译成“Ashu is eighteen years old”，显然译者不知“二八”是十六的意思。还有前几年Scott Turow写的小说“Presumed Innocent”被译成《假设的无辜者》，从字面上看好像不错。其实它是由西方的法律术语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无罪推定”变化而来的，所以正确的应该译成《推定无罪者》。
除了无意的误译，还存在有意的误译。原因有两种，一是因为译者为迎合本民族文化心态和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翻译。如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英译名是“Road to Calvary”，而Calvary是耶酥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在这里“苦难”被抹上宗教的色彩；二是译者强行引入外来文化的模式和语言方式。例如美国诗人庞德翻译的汉诗有意不理会英语语法的规则，将李白的“荒城空大漠”译成“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有意仿效中国古诗的并置手法，从而引发了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
有意的误译和无意的误译不同之处还在于后者是一眼便看出来的“硬伤”，前者从字面上看似不是错误，只是在强调文化意识的情况下才看出它的遗憾，因此叫“暗伤”。所以，译介学把翻译看作跨语言和文化的信息交流，从而时时保持警惕的文化意识，不以找到字面上的对应为满足，这应该是比较健全的翻译观。
漏译也分成无意和有意。无意的漏译多为一言半语，通常不会产生什么文学影响。有意的漏译又叫节译。节译的原因很多，考虑到接受地的风俗习惯，为迎合接受地读者的趣味，为便于传播，或出于道德、政治原因，等等。例如蟠溪子翻译的《迦因小传》，译者为了不与中国传统道德相抵触，故意把原著男女主人公两情缱绻、未婚先孕的情节删去。
3.转译与编译
转译与编译属于特殊型的创造性叛逆，它们都使原作经受了“两度变形”。转译指的是借助一种语言去翻译另外一种语言作品。在大多数情况下，转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尤其是翻译小语种的文学作品。但是，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地融入译者对原著的理解和阐述，甚至融入译者的语言风格、人生经验乃至个人气质。因此，通过媒介语转译其他语种的文学作品会产生“二度变形”也就不难理解了。
编译不仅包括语言文字的转换，而且包括文学样式和体裁的改变。例如林纾把易卜生的剧本《群鬼》译成文言文小说《梅孽》。虽然编译的叛逆表现在文学作品的样式和体裁上，但文学作品翻译本身就存在创造性叛逆，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也是对原作进行了“两度变形”。
四、读者的创造性叛逆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文学交流，那么脱离了读者接受的文学翻译就是一堆废纸，因为只有在读者的接受中，文学翻译才能实现其交流的目的。［5］我们都知道翻译是一种再创造，但我们却较少注意到当译者把译作奉献给读者后，读者以他自己的方式，并调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也加入了这个再创造过程。而读者的再创造是在译者翻译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因此他的再创造与译者相比，就更富有创造性，更富有叛逆性。
1.主观的创造性叛逆
读者主观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来自他的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等。例如将“In the country of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译成：“蜀中无将军，廖化充先锋。”不同的读者读到译文时会有不同的反应：（1）自然，这种表达合情合理；（2）佩服，这位外国作家连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都知道；（3）怀疑，难道西方人也知道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吗？可见，由于读者各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身份，以及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他们无法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相同的反应。读者的主观叛逆可见一斑。
2.客观的创造性叛逆
客观的创造性叛逆，这里所指的客观因素是指不同的文化环境与不同的历史环境。我们知道，作者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他的心目中总是有其特定的对象，并相信作品可以被他们所理解。但由于翻译给作品披上了另一种语言的外衣，被介绍给他所意料之外的对象阅读，而这些对象与他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有时甚至还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于是作品的变形就在这样的接受中发生了。例如英国作家Swift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但小说被介绍到其他国家后，人们感兴趣的是作者描写出来的充满怪异的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变成了一本轻松有趣的儿童读物。英国小说《牛虻》在英国本土不十分出名，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在学习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热潮中，从小说主人公那里知道了这本英国小说，于是《牛虻》成了当时青年的案头必备读物，当时的青年从中学到了高昂的革命精神。但到了“”时期，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青年不仅感受不到书中昂扬的革命精神，相反觉得这本书充满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甚至把它看作“黄”。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由此赫然可见。
以上我们从译介学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但无论如何，翻译策略的选择最终还要视原作的文体和翻译的目的而定。翻译中所碰到的问题不外乎是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就文化差异而言，不同的目标文化对于出发文化有不同的接受状态，而不同的文化状态对于出发文化的文化因子又有一定的选择偏向。因此，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地位很重要，它不再被仅仅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还是一种跨文化转换的模式。
参考文献：
［1］罗贝尔・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5］刘献彪，刘介民.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6］Nida，Eugene.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3.摘 要： 在西方，翻译常被看作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译者翻译原作是一个“创造性叛逆”的过程，读者阅读译作也经历了一个“创造性叛逆”过程。本文从译介学的角度，以译者和读者两个身份来具体阐述译者在翻译中和读者在阅读译作时的一些“创造性叛逆”特征。
关键词： 翻译 创造性叛逆 译介学
一、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的关系
译介学是把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交流沟通的现象，而不是研究翻译技巧、翻译艺术、翻译理论的。它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捕捉和理解各种翻译现象，它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实践。［2］
从研究视角上看，译介学研究是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角度出发，把翻译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探讨；而传统翻译则是从翻译本身出发，研究语言、理论、技巧等问题。打个比方，译介学关注的是译本在某国流传所产生的文化沟通的影响，而传统翻译关心的是译本是否忠于原著以及翻译水平等。［4］
在研究目的上，译介学研究翻译的目的是把它作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国家文学、文化交流对话的一种手段，进而考察它对改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传播人文精神以及建设人类多元文化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传统的翻译则是总结翻译理论和经验来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为目的。另外，译介学把研究翻译的重点放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学、文化的互识、互补、互证、互融和共建上；而传统翻译的研究更多地注重语言的转换过程、翻译水平及翻译经验等。［6］
二、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是法国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提出的。［1］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
可见，所谓“创造性叛逆”指的是文学翻译采用本国读者所能接受的形式，并对所要表达的内容加以改造变形。所以译文不是要如何达到最大限度的等值，而是译文如何及为何偏离原文。正由于这一地位的确定，原作、译作和创作处于系列关系之中。译介学认为在译本中原作者及其文化语境不可能完全退场或消失，而是自始至终作为一种文化力在制约译本的意义诠释和读解。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置换，译语文化的意义特征融于译本之中，使译本与原作得以区别开来，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的特色阐释都会给译本涂上民族性色彩。因此，翻译文学是具有民族性和异域性双重特征的文本实体，应该拥有与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三足鼎立的独立地位。可见，从译介学的角度来看，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那是因为翻译造就了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在这个碰撞过程中，译者和读者都参与了创造性叛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各种各样，具体表现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下面分成几种情况来进行阐述。
三、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1.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译者翻译的个性化体现。所谓“归化”是译者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语去表达原著的内容，这样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问题。［3］但主张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译者认为：1）试图把源语文化体系强加于译语文化，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此，译文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而且要克服文化的障碍；2）因为翻译就是交际，译者的责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的冲突；3）如果译文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在读者对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读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译文；4）从交际的观点来看，即使原文中每一个词在译文中都能用“对等词”译出来，也不一定保证译文对读者所起的作用能与原文对原文读者所起的作用一样，因为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因此，在翻译界出现了一批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派”。归化翻译随处可见，比如，在英汉互译中，“馒头”与“steamed bread”，“一箭双雕”与“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都肯定了译语文化的立场。还有站在产品促销立场的“coca cola（可口可乐）”等。
正好相反，“异化”就是译语文化“屈从”源语文化的现象。［3］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的译者认为：1）有必要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而且这也是读者阅读译作的目的之一；2）译者相信读者有能力理解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3）翻译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这是翻译的主要目的；4）译文如果不能传达源语世界的现象，就不能算“忠实于原作”。像“武装到牙齿”和“armed to teeth”，“一国两制”和“One country，two systems”都体现了源语文化的特征。
可见，译者的归化和异化是译者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归化和异化均有存在和应用的价值。一方面，以介绍中国文化为目的的哲学著作、政治论文、历史乃至民间故事，一般都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因为这类作品就是要把源语文化介绍给译文的读者。另一方面，一些实用性的文章，如宣传资料、通知、公告、广告、新闻报道乃至通俗文学和科普著作，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原则。无论如何，一个译者如果能够通过技巧始终如一地为明确文化立场服务，而这种立场又能反映时代的发展趋势，并被读者理解接受，那么，他的译文就是上品。
以杨宪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两人所译的《红楼梦》为例，两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文化倾向。例如：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Yang：155）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23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Yang：164）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goose in the sky.（Hawkes：242）
我们可以看到杨宪益先生基本遵循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而霍克斯先生则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当然，“归化”和“异化”不是矛盾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对译者来说，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一旦遵循了一种基本原则，就要尽可能保持这种倾向。
2.误译与漏译
绝大多数的误译与漏译都属于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除了纯技术上的误译，比如把“亿”翻成了million、把cow错当了crow等，其他误译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和误释，是文化和文学交流的阻滞点，它能鲜明、突出地反映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例如英译者在翻译陶诗《责子》中“阿舒已二八”译成“Ashu is eighteen years old”，显然译者不知“二八”是十六的意思。还有前几年Scott Turow写的小说“Presumed Innocent”被译成《假设的无辜者》，从字面上看好像不错。其实它是由西方的法律术语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无罪推定”变化而来的，所以正确的应该译成《推定无罪者》。
除了无意的误译，还存在有意的误译。原因有两种，一是因为译者为迎合本民族文化心态和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翻译。如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英译名是“Road to Calvary”，而Calvary是耶酥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在这里“苦难”被抹上宗教的色彩；二是译者强行引入外来文化的模式和语言方式。例如美国诗人庞德翻译的汉诗有意不理会英语语法的规则，将李白的“荒城空大漠”译成“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有意仿效中国古诗的并置手法，从而引发了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
有意的误译和无意的误译不同之处还在于后者是一眼便看出来的“硬伤”，前者从字面上看似不是错误，只是在强调文化意识的情况下才看出它的遗憾，因此叫“暗伤”。所以，译介学把翻译看作跨语言和文化的信息交流，从而时时保持警惕的文化意识，不以找到字面上的对应为满足，这应该是比较健全的翻译观。
漏译也分成无意和有意。无意的漏译多为一言半语，通常不会产生什么文学影响。有意的漏译又叫节译。节译的原因很多，考虑到接受地的风俗习惯，为迎合接受地读者的趣味，为便于传播，或出于道德、政治原因，等等。例如蟠溪子翻译的《迦因小传》，译者为了不与中国传统道德相抵触，故意把原著男女主人公两情缱绻、未婚先孕的情节删去。
3.转译与编译
转译与编译属于特殊型的创造性叛逆，它们都使原作经受了“两度变形”。转译指的是借助一种语言去翻译另外一种语言作品。在大多数情况下，转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尤其是翻译小语种的文学作品。但是，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地融入译者对原著的理解和阐述，甚至融入译者的语言风格、人生经验乃至个人气质。因此，通过媒介语转译其他语种的文学作品会产生“二度变形”也就不难理解了。
编译不仅包括语言文字的转换，而且包括文学样式和体裁的改变。例如林纾把易卜生的剧本《群鬼》译成文言文小说《梅孽》。虽然编译的叛逆表现在文学作品的样式和体裁上，但文学作品翻译本身就存在创造性叛逆，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也是对原作进行了“两度变形”。
四、读者的创造性叛逆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文学交流，那么脱离了读者接受的文学翻译就是一堆废纸，因为只有在读者的接受中，文学翻译才能实现其交流的目的。［5］我们都知道翻译是一种再创造，但我们却较少注意到当译者把译作奉献给读者后，读者以他自己的方式，并调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也加入了这个再创造过程。而读者的再创造是在译者翻译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因此他的再创造与译者相比，就更富有创造性，更富有叛逆性。
1.主观的创造性叛逆
读者主观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来自他的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等。例如将“In the country of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译成：“蜀中无将军，廖化充先锋。”不同的读者读到译文时会有不同的反应：（1）自然，这种表达合情合理；（2）佩服，这位外国作家连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都知道；（3）怀疑，难道西方人也知道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吗？可见，由于读者各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身份，以及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他们无法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相同的反应。读者的主观叛逆可见一斑。
2.客观的创造性叛逆
客观的创造性叛逆，这里所指的客观因素是指不同的文化环境与不同的历史环境。我们知道，作者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他的心目中总是有其特定的对象，并相信作品可以被他们所理解。但由于翻译给作品披上了另一种语言的外衣，被介绍给他所意料之外的对象阅读，而这些对象与他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有时甚至还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于是作品的变形就在这样的接受中发生了。例如英国作家Swift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但小说被介绍到其他国家后，人们感兴趣的是作者描写出来的充满怪异的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变成了一本轻松有趣的儿童读物。英国小说《牛虻》在英国本土不十分出名，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在学习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热潮中，从小说主人公那里知道了这本英国小说，于是《牛虻》成了当时青年的案头必备读物，当时的青年从中学到了高昂的革命精神。但到了“”时期，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青年不仅感受不到书中昂扬的革命精神，相反觉得这本书充满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甚至把它看作“黄”。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由此赫然可见。
以上我们从译介学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但无论如何，翻译策略的选择最终还要视原作的文体和翻译的目的而定。翻译中所碰到的问题不外乎是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就文化差异而言，不同的目标文化对于出发文化有不同的接受状态，而不同的文化状态对于出发文化的文化因子又有一定的选择偏向。因此，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地位很重要，它不再被仅仅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还是一种跨文化转换的模式。
参考文献：
［1］罗贝尔・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