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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转型论文范文1
作为国务院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之一，备受关注的增值税转型改革将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新增值税制度将按税制中性原则全面转型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税制方面最显著的变化即是固定资产进项税额可抵扣，这一重大变化将为生产型企业节约大量资金，解决自1994年以来一直存在的固定资产部分增值税重复征税问题。增值税转型是我国税制改革中的关键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税制改革的难点。在实行了长达五年大范围改革试点之后，中国政府已具备足够的改革经验安全稳定地推广此项改革在全国进行。
一、全面的增值税转型势在必行
30年来，财政体制改革支持了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增长，并且一直以高于GDP的增速增长。从1978年到2007年底，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5％。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达51321.78亿元，比上年增长32.4％。尽管政府出于宏观调控的需要，高财政收入也的确为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无论从征收范围还是征收方法上都存在诸多问题。自1979年来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由于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不可抵扣，存在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重复征税等问题。如固定资产进项税计人固定资产成本，按期计入折旧费用，在缴纳销项税额时不可抵扣。企业重复缴纳增值税，阻碍了企业硬件更新、技术进步和国内企业产业提升。
从2004年7月起，东北地区“三省一市”的八个行业开始试点增值税转型，2007年7月起试点范围延伸到中部六省26个城市。从时间上讲，试点推行过久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很明显。长时间的区域试点会使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破坏环环相扣的征税机制。这必然使市场出现割裂，使得区域经济发展条件不平衡，产业从高税区向低税区转移。这在东北地区试点得到印证。各地企业纷纷到东北注册分公司，转移业务，从东北地区购买机器设备以求获得政策之利。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投资转移，会扰乱国内统一的市场。如果政府将一项普惠型的税制改革当作地区经济扶持政策来使用，利弊得失要权衡考虑。至少在目前来看，为区域经济的平衡而在国内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必然会带来投资秩序的混乱。所以惠及全局的改革不应该长期处于区域试点状态。
相比2007年所得税二税合一的改革受到外资企业极大的反对，增值税改革则是各界一片期待。政府的一再谨慎，使改革进度缓慢，其中不排除政府的种种顾虑，也不乏相关利益部门的干扰。税制改革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一是增值税在我国整体税收的比重过大，改革必然伤筋动骨；二是我国的征税手段较为落后，而生产型增值税是三种类型增值税中最为简便的征税方式。另外，前一阶段投资膨胀和增值税改革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政府犹豫的原因。
这些问题在东北三省一市与中部五省的改革方案中都已经得到了解决。
第一，财政减收的问题。增值税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十多年来一直占税收总额30％以上比例。对这项税制的改革有牵动经济全局的作用。中国长期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税率定为17％，折合消费型增值税税率约23％。这一实际税率高于很多国家和地区，如印度4％和12.5％，我国台湾地区7.5％，韩国10％，俄罗斯13％，德国16％，葡萄牙17％，英国17.5％。长期高财政收入使政府长期从社会取得大量财富。增值税转型将减少财政收入1200亿元，相当于2008年财政收入的2.9％，财政可以接受。国家在经济危机中普遍的降税政策为增值税全面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有关方面不能以财政收入下降为借口，拖延改革大局。
第二，若为了迁就落后的征税手段就维持落后的税收体制，向企业重复征税是显然说不通的道理。在世界范围内，增值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税率及征管方式趋于统一简化，税收的分配调节作用较充分，行业税负均衡。全球90％以上的国家实行消费型增值税，难道我国的征税手段与税收人员素质落后于90％以上的国家?生产型增值税使企业长期背负更新设备的纳税负担，降低了企业购进固定资产的动力，阻碍了企业更新硬件与实施发展战略。企业在国内尚难以发展壮大，就更难走出国门，成为跨国性大公司。关键是有关部门是否有改革的动力，有没有让利于企业、让利于民的决心和勇气。今后一段时期政府将完全改变宏观调控方向，政府适时作出减税政策的调整，增值税改革就有足够依据。
二、相关行业税负变化分析
本次增值税全面转型方案最大亮点是全额抵扣、全行业转型，取消增量限制，允许企业新购入的机器设备进项税金全额在销项税额中计算抵扣。从大类行业来看，增值税转型对利润增速影响最大的前八位大类行业是：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塑胶、塑料；金属、非金属；造纸、印刷；木材、家具；纺织、服装、皮毛；日用电子器具制造业；采掘业。(见表1)
显然，增值税转型使大量采购设备、固定资产投入很高的行业受益，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较低、折旧年数较短的行业受益尤其大。
1一般纳税人实际税负骤减
固定资产项和累计折旧减少与相应营业税金及附加的节约，将增加企业利润。根据现行《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因折旧成本降低而导致的企业利润增量也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利润增长后相应增加企业所得税费用。若以企业所得税税率25％计算，则企业增加的净利润就会达到现行会计期内公司设备折旧额的10.90％。考虑企业所得税费用部分，增值税改革对企业的利好收入影响净利润部分为75％，上缴所得税增加部分为25％。总体而言，企业的纳税结构发生变化，调整了企业净现金流，增加净利润。
由于直接采用“固定资产年末余额一固定资产年初余额”代替固定资产增加值，会低估固定资产更新的实际影响(低估幅度约为150％)。一般采用现金流量表中的“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来估算。若从分期估算固定资产可抵扣进项税额的影响，企业净利润的影响比较均匀，第一年为当期新增固定资产金额的2.55％，以后备期均为当期新增固定资产金额的1.275％。若考虑每年都会新增固定资产产生的叠加效应(即增值税转型的真实效果)，将造成企业新增固定资产对净利润的影响逐年加大。假设固定资产折旧期为10年，若以当年的新增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抵扣来估算对现金流量和净利润的增长，累积影响相当于当期新增固定资产金额的14.53％[17％／(1+17％)]。叠加各年投资之后，净利润第一年将增加当期新增固定资产额的2.55％，之后应逐年上升，正面影响逐步加大，至第10年为当期新增固定资产额的14.53％，之后保持恒定。如果按净利润和新增固定资产增速分别为10％或15％测算，10年中的净利润增幅逐渐增大，平均分别为6.62％和6.08％。如果以2007年所有上市公司固定资产的平均增速为基础，按新增固定资产增速和净利润增速不变计算，10年中的净利润增幅逐渐增大，平均为8.21％。对有规划地更新固定资产的一般纳税人而言，转型带来的利好影响长期而深远。
2小规模纳税人税率大幅降低
适用小规模纳税人的统一税率调整为3％。取消按工业和商业两类分别适用6％和4％的征收率。尽管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征税率远小于一般纳税人，但由于小规模纳税人进项税额不可抵扣，实际上小规模纳税人的负税率高于一般纳税人。此次税改出于平衡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之间的税负，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扩大就业的目的，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水平大幅下调。这将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个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此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还将通过调高营业税起征点等政策在税收上进一步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2008年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出现很大困难，原材料及劳务成本普遍上涨，银根紧缩导致融资难，下半年出口贸易额下滑等问题接连不断。全国中小企业的大批破产仍在持续，大幅调低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对缓解他们的困境有莫大帮助，为今后的发展前景创造了更多空间。
3矿产增值税上调对矿产类企业各有利弊
矿产品增值税由原来的13％调高到17％，更多地体现了政府保护资源、建设节约性社会的意图，但对不同矿产类企业各有利弊。例如对有色金属行业而言略有利好。其中对于采矿企业来说，增值税税率的调高意味着税负的增加，加大了采矿企业所支付的社会成本，这样会进一步挤压采矿企业的利润。其次对于冶炼企业而言，无论其从国内或国外采购精矿，由于行业内精矿价格取决于金属价格，而金属价格是由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确定，精矿价格：金属价格×相关系数，购入精矿成本减少约3％(1，1.13-1／1.17)。最后，由于加工企业直接以金属为原料，因此它们不会受到此次矿产品增值税率调整的影响。对有色金属行业提高了以外购精矿为原料的冶炼型企业的盈利。
矿产品增值税率提高4个百分点对煤炭企业短期负面影响较大。在当前煤炭供需处于平衡状态的格局下，消除了征税对推高价格的忧虑，但走向了一个极端：供需紧张的行业格局使煤炭行业的承受力大打折扣。尽管增值税是价外税，表面看来并不影响利润表各项目，但煤炭企业却对增值税率的提高难以通过价格转嫁，会挤压自身利润。若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增值税率上调将影响吨煤收入15-20元左右，对纯煤炭业务企业利润的影响幅度为15％～20％，对非煤业务比重较大的企业影响幅度在10％左右。从2008年前三季度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可抵扣的固定资产增值税对多数公司盈利影响很小。据从中部地区试点的26个工业城市的煤炭企业西山煤电、大同煤业、山西国阳新能、山西潞安环能、郑州煤电、平煤股份等试行情况来看，抵扣效应的边际贡献不大。因此，2009年煤炭企业面临煤价和业绩下滑，可谓雪上加霜。
三、企业财务调整的建议
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短期可普遍为企业减负、增加企业投资积极性，长期可以刺激投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因此，企业应作出相应调整。
(一)重新规划长期固定资产投资
首先，企业要正确认识自身的类型及所处的阶段，通过更新投资评价体系、制定合理的长期投融资计划，为企业长期投资规划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增值税转型的受益者主要是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在“羊群效应”下，装备制造业作为上游产业链更是受益匪浅。另外，就国际贸易而言，由于增值税转型实际降低了产品成本，间接提高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劳动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以及商业批发零售业受益增值税转型较小。对跨行业经营的企业，应严格区分不同业务的界限，分清主次，统筹安排投资资金。增值税转型带来的现金节余转嫁到消费者尚需一段时间。在生产型增值税下，企业承担了投资的增值税负担。增值税转型后，短期内国家少收的税款未能转嫁给消费者而由企业自身受惠。这样，短时期内企业在其他投资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了成本，增加了利润。企业只有结合自身行业背景做好长期投资规划工作，才能获得高质量的长期发展。
(二)注重个别投资项目的效益评价
消费型增值税抵扣范围的扩大有利于增加可支配资金，提高投资报酬率，降低项目的投资门槛。当企业购入固定资产时，消费型增值税的企业比生产型增值税的企业纳税额少很多。纳税额之多少虽不一定就表明企业的税负水平，但却直接导致企业现金流出，对企业经营影响甚大。企业投资项目的取舍取决于事先估算的现金流，若企业净现值为正，则激励投资；反之亦然。可以将投资效益评价作为应对的重点，企业的投资效益评价工作必须考虑以下几点因素：一要注重投资方向，避免重复盲目投资。二要注重投资效益，尽快实现投资回报。三要注重投资质量，实现效益持续增长。四要注重投资平衡，做到投资计划符合企业自身的类型和所处的阶段，这样才能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
增值税转型论文范文2
一、增值税概念及类型
我国增值税是对在我国境内从事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从事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取得的增值额为课税对象征税的一种税。对增值税可以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其中，以扣除项目中对外购固定资产的处理方式不同，可将增值税划分为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
1.生产型增值税。是指计算增值税时，不允许扣除任何外购固定资产的价款，作为课税基数的法定增值额除包括纳税人新创造价值外，还包括当期计入成本的外购固定资产价款部分，即法定增值额相当于当期工资、奖金、利息、租金，利润等理论增值额和折旧额之和。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这一课税基数大体相当
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口径，故称为生产型增值税。此种类型的增值税其法定增值额大于理论增值额，对固定资产存在重复征税，而且越是有机构成高的行业，重复征税越严重。这种类型的增值税虽然不利于鼓励投资但可以保证财政收入。
2.收入型增值税。是指计算增值税时，对外购固定资产价款只允许扣除当期产品价值的折旧费部分，作为课税基数的法定增值额相当于当期工资、奖金、利息、租金、利润等各增值项目之和。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这一课税基数大体相当于国民收入部分，故称为收入型增值税。此种类型的增值税其法定增值额与理论增值额一致，从理论来讲是一种标准的增值税，但由于外购固定资产价款是以计提折旧的方式分期转入产品价值的，且转入部分没有合法的外购凭证，故给凭发票扣税的计算方法带来困难，从而影响了这种方法的广泛使用。
3.消费型增值税。是指计算增值税时，允许将当期购入的固定资产价款一次全部扣除，作为课税基数的法定增值额相当于纳税人当期的全部销售额扣除外购的全部生产资料后的余额。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这一课税基数仅限于消费数据价值的部分，因而称为消费型增值税。此种类型的增值税在购进固定资产的当期因扣除额大大增加，会减少财政收入。但这种方法最宜规范凭发票扣税的计算方法，既便于操作，也便于管理，因而是三种类型中最先进、最能体现增值税优越性的一种类型。
二、现阶段我国选用生产型增值税的依据
虽然生产型增值税整体上不如消费型增值税优越，但由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运行模式使得我国短时间内尚不具备把生产型增值税转换为收入型和消费型增值税的条件。
1.生产型增值税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由于外购固定资产已纳增值税不允许抵扣，其课征基数包括了各种耐用的资本货物和用于消费的货物，这样便使生产型增值税具有抵扣额小、税基宽的特点，在同样的税率条件下可以取得较多的税收收入。
2.生产型增值税有利于消除投资恶性膨胀，抑制非理性投资。生产型增值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课税，这是它的主要缺陷，但是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却成为它的优点。在投资领域，我国历来存在普遍的软预算约束，它常常引发投资规模恶性膨胀，并且伴之以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调和重复投资。这种投资膨胀又常常成为通货膨胀的先导。在这个背景下，1994年税制改革果断选择了生产型增值税，从而为我国实现经济“软着陆”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3.生产型增值税有利于扩大就业。时下，生产型增值税对扩大就业是大有作为。它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从而限制了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产业发展，有利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产业迅速扩张，从而便于扩大就业。从目前再就业工程看，下岗人员除了从事餐饮、商业、家政服务等第三产业外，大多数进入私营企业和其它中小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大都是资本、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4.选择生产型增值税是由我国目前的税收征管水平决定的。由于我国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不彻底，征管模式比较落后，相关配套措施跟不上，征管水平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改观，同时中国经济小模式化运营也是税务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另外，很多企业会计核算不健全，纳税意识淡薄，也增加了征管难度。选择收入型或消费型增值税，税款抵扣复杂，难免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三、现行增值税的主要弊端
1.一是未能彻底解决重复征税问题。只有全额抵扣外购所有货物的已纳增值税，才能真正避免重复征税，而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已纳税款，使得商品价值中包含的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既计入了新价值，也计入了增值额，最终对未纳税和已纳税的固定资产重复征税。
2.二是不利于企业扩大再投资。在生产型增值税下，企业外购固定资产不能抵扣，使企业投资越多税负越重，影响企业后劲发展。同样，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西部地区都需要大量投资，现行税制政策将使高投入导致高税负，不利于这些产业和地区的发展。
增值税转型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所谓增值税转型,就是从过去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征收模式。本文分析了增值税转型改革对企业盈亏平衡点销售额及企业经营安全状况的影响,指出增值税改革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盈利空间,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
所谓增值税转型,就是从过去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征收模式。转型后的优势在于,允许企业对进项税额进行抵扣,从而避免了重复征税,更好地体现了税收的中性原则,同时由于固定资产成本的降低,对企业降低盈亏平衡点及提高盈利空间等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探讨。
增值税转型对盈亏平衡点的影响
盈亏平衡点是指企业的经营规模(销售量或销售额)刚好使企业达到不盈不亏的销售状态。该指标提供了防止企业亏损应完成的极限业务量信息,为评价企业未来经营的安全程度,实现盈利创造条件。
假设增值税转型前后只有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处理不同,其余各项财务指标处理方法不变。设企业的正常销售收入为y,单位销售价格为p,变动成本为vc,单位变动成本为b,固定成本为f(不含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生产型增值税下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为d1,其相应的盈亏平衡点销售额为y1;消费型增值税下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为d2,其相应的盈亏平衡点销售额为y2,由于消费型增值税下的固定资产原始价值不包含增值税,所以d1>d2,假设除折旧费用外的其他固定成本f保持不变。那么,生产型增值税环境下的盈亏平衡点销售额为y1=,消费型增值税环境下的盈亏平衡点销售额为y2=,则增值税转型前后盈亏平衡点销售额的变化为y1-y2=,这说明增值税转型后盈亏平衡点降低了,企业的盈利区域变大。
例:某企业年产品销售收入100万元,单位产品价格为60元,单位变动成本为20元,固定成本(不含折旧费用)为20万元,固定资产的原始价值:生产型为46.8万元;消费型为40万元,预计使用年限为4年,期末无残值。根据该例数据计算增值税转型对盈亏平衡点销售额的影响。
从表1可以看出:增值税转型后,盈亏平衡点的销售额都出现了下降,在年销售额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亏损数额减小,获利空间更大;不同折旧方法的选择对盈亏平衡点的影响很大,在加速折旧方法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增值税转型前后盈亏平衡点销售额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
增值税转型对安全边际率的影响
安全边际是指正常销售量或者现有销售量(包括销售量和销售额两种形式)超过盈亏平衡点销售量的差额。安全边际率就是安全边际与现有销售量或正常销售量之比。那么,生产型增值税下的安全边际ms1=y-,安全边际率mr1= ;消费型增值税下的安全边际ms2=y-,安全边际率mr2=,增值税转型后安全边际的变化为ms1-ms2=>0,安全边际率的变化为mr1-mr2==>0,安全边际和安全边际率均大于零,说明增值税转型后企业的经营安全状况更好。
评价企业经营安全程度的标准。仍以上例为基础,计算增值税转型对安全边际率的影响。根据表3计算的安全边际率,与表2的安全评价标准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增值税转型后安全边际率提高了,表明消费型增值税下企业的经营安全程度更高。不同折旧方法的选择对安全边际率的影响很大,在加速折旧方法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安全边际率的影响在各年也是不同的,而且增值税转型前后相比,安全边际率提高的空间越来越小。
综上所述,增值税转型后,企业盈亏平衡点销售额降低,盈利空间变大;安全边际率提高,企业的经营安全状况变得更好;折旧方法的选择对盈亏平衡点销售额和安全边际率的影响都很大,并且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参考文献:
增值税转型论文范文4
关键词：增值税；增值税费用；递延进项税额；递延销项税额
一、增值税会计的含义及其类型
（一）增值税会计的含义
增值税会计是在遵守现行增值税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用财务会计的方法对增值税涉税业务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向相关使用人提供增值税核算信息，是税务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增值税会计的类型
增值税税务会计模式与各国的增值税法立法背景、立法程序以及会计规范方式等息息相关，目前全球增值税会计会计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财税分离模式、财税合一模式和财税混合模式。我国现行的增值税会计核算采取的是财税合一的核算模式。
二、我国现行增值税会计体系
（一）会计目标
增值税会计是对增值税涉税业务的会计处理体系，它与财务会计的目标相协调，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更加侧重于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决策有用观”更加侧重于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二）会计对象及要素
增值税会计要对经济事项从开始到价值的形成以及税款的缴纳这一系列的资金运动过程进行核算、反映和监督。所以，增值税款的形成及缴纳过程中的资金及资金运动就是增值税会计的核算对象。
（三）现行增值税会计核算方法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会计采取财税合一的核算模式，具体核算原则为：以税法为准绳，会计准则与税法不一致的差异要进行纳税调整。一般纳税人在进行具体会计核算时，在“应交税费”一级科目下设置“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二级科目，并在借方设“进项税额”、“已交税金”、“转出未交增值税”等专栏；在贷方设“销项税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出”、“转出多交增值税”等专栏分别核算。
三、我国增值税会计核算方法存在的问题
（一）进项税额不同处理方式产生的问题
1.相关资产的成本计量不符合历史成本原则
根据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一般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等合法扣税凭证后，其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会计处理时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标明的买价计入了相关资产的成本，而随买价一起支付的进项税额则计入了“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导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账面上记载的购买资产的成本并不是其支付的全部价款，从而违背了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历史成本原则。
2.同类资产成本不可比性
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而言，其在购进相关资产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取得普通发票两种情形不同，其资产账面价值就会不同，因此导致即使是同一企业，其同类资产的购置成本也可能不同，因而缺乏可比性。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实行凭票抵扣进项税的办法，小规模纳税人无论是否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进项税额均不得抵扣，不同的计税方式下的会计计量结果会导致不同增值税纳税人的相关资产的成本缺乏可比性。
（二）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的差额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增值税税负
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会计信息应当符合配比的原则，而目前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的当期销项税额基本上遵循了权责发生制原则，以当期的销售额或者视同销售的金额为依据计算确认，而增值税进项税额的确认则是依据企业的购货成本而不是企业当期实际消耗成本，因而可能会导致企业当期确认的销项税额与当期实际抵扣的进项税额的差额并非因销售而实际应当承担的税负，也违背了财务会计的配比原则。
（三）企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没有作为费用反映在利润表中
在我国，由于增值税作为一种价外税存在，因此企业增值税税负无法像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一样反映到利润表中，因而利润表中的利润是排除了增值税税负影响后的利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违反了会计信息的完整性和可理解性。
四、我国增值税会计核算方法的改进和完善
（一）进项税额应计入采购成本
为使纳税人资产的购置符合历史成本的原则，企业在购进资产的环节无论是否取得增值税合法扣税凭证都可以做如下会计处理：按价税合计借记“原材料、材料采购、固定资产”等科目，贷记“应付账款、银行存款”等。增设“递延进项税额”科目，若企业取得了合法扣税凭证，且属于法定扣税范围时，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记该科目。该科目借方则登记本期商品销售成本中所含的进项税额、视同销售货物成本中所含的进项税额以及按税法规定计算的当期进项税额转出金额。
（二）增设“增值税费用”科目
为体现增值税税负，需增设“增值税费用”一级科目，该科目。该科目借方登记本期确认的销项税额，贷方登记本期销售成本所含的进项税额，该账户为损益类科目，会计期末讲其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从而体现会计意义上的增值税费用。
（三）对期末纳税差异的调整
本着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完整性原则，增值税会计核算需要记录税法与会计对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确认不同而形成的暂时性差异，当纳税义务已经产生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尚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时，需要借记“递延销项税额”，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企业发生按照税法规定需要做进项税额转出的经济业务时，期末需要进行增值税纳税调整，借记“递延进项税额”，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转出）”；发生按照税法规定需要视同销售的经济业务时，借记“增值税费用”，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四）增值税会计信息的披露
基于以上分析，在目前我国增值税会计核算模式下，由于无法准确测算出企业的增值税负，所以会计系统无法对与增值税有关的会计信息进行详细的披露，如果依据增值税“费用化”的理论，以实现财税分离，那么对增值税明晰的披露就有了可能，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我国需要对现行增值税会计的核算方法进行改进，制定统一的增值税会计核算标准和增值税会计准则，进一步规范企业增值税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作者单位：山西省阳泉市盂县恒泰公司）
参考文献：
[1]郭昌荣.我国增值税会计模式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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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振东.增值税会计的现状及转型对财务的影响.财政研究，2012，03
[4]周志彬，杨忠真.我国增值税会计存在的问题[J].财会月刊，2012，02
增值税转型论文范文5
关键词：增值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
本文为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论文（课题编号：HB11YJ078）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3月29日
一、增值税改革对河北省经济发展的有利影响
1、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后续发展能力。增值税转型后，允许企业一次性抵扣新购入设备的增值税，可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减轻企业税收负担，增强企业后续发展能力。尤其是对钢铁生产、机械制造、石油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据统计，2010年河北省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进项税额51.7亿元，使河北省21，853户企业受益。河北省的25.4万户小规模纳税人也因征收率降至3%而减税8.8亿元。
2、有利于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值税转型可使企业大幅降低投资成本，获得更多现金流量，从而激发企业增加投资和实施技术改造的积极性，对河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生产型增值税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大的企业而言，税收负担十分沉重。因为企业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就必须对老工艺、旧技术、落后设备进行大规模的更新改造，而大量购进的设备所包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许抵扣，造成企业税收负担重，创新资金不足的问题尤为突出。消费型增值税政策允许企业抵扣其购进设备所含的增值税，意味着税前抵扣范围扩大或计税基数缩小，降低了企业税收负担，鼓励企业购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加快了经济发展。
从具体行业看，钢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业、煤炭业、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以及造纸业等行业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金额较大，在增值税的转型后已经获得了较大的抵扣税额，企业利润和现金流的增厚规模也随之增大。因此，增值税改革能较好地发挥税收杠杆的调控功能，合理引导新增投资方向，优化新增投资结构，鼓励技术革新和结构调整，促进河北省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
3、有利于完善税制、公平税负，增强省内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此次改革解决了固定资产重复征税问题，使增值税税制更加完善，企业的税收负担更加趋于公平。从国外市场看，过去由于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扣税不彻底，导致河北省出口产品以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削弱了河北省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在与外国不含税产品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后，扣税更为彻底，河北省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大幅提升，海外出口额日益增长。从国内市场看，由于东北和中部地区均在此前实行了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试点，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后，地区间、行业间税负较为合理、平等，河北省企业与外省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完全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竞争实力有所增强。
4、有利于鼓励企业投资，促进企业技术进步。企业投资意愿不强是河北省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提高投资收益率。从理论上分析，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允许企业采购的设备进行税前抵扣，可减少折旧、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投资成本，增加企业的利润额，缩短企业的投资周期，提高投资收益率，这必然刺激企业加大投资。而且，消费型增值税还具有“奖优惩劣”的作用，即企业投资越多，实际税负越低。因此，只有那些经营业绩好、技术改造愿望迫切、资金充裕的企业，才有能力更多更快地购置新设备，才能更多地享受到税收优惠。据统计，2010年河北省工业投资完成4，997.3亿元，同比增长24%；新开工项目24，918个，同比增长45.3%；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规模以上新产品创产值7，230.6亿元，同比增长5.2%。由此可见，消费型增值税对增加企业投资和新技术改造的积极性效果已逐步显现。
二、增值税改革对河北省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1、导致税收收入短期内明显减少。增值税转型改革后，首先对地方财政收入产生重要影响。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后，由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机器设备时可以全额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款，使企业应交增值税款随之减少，财政收入的结构性减收成为必然。2010年河北省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机器设备应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款90.9亿元，企业实际已抵扣增值税进项税款51.7亿元，留抵税额39.2亿元。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多的行业，主要集中在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这5个行业进项税额的申报数占全部申报数的53%。
其次是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减低的影响。虽然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由工业6%和商业4%统一调低到3%，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但河北省增值税收入也因此减少8.8亿元。
再次是提高矿产品增值税税率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将金属矿、非金属矿采选产品增值税税率由13%恢复到17%。因下环节可抵扣的进项税额相应增加，最终产品所含的增值税在总量上并不会增加或减少，只是税负在上下环节之间发生一定转移，在总量上财政并不会因此增加或减少收入。但由于河北省是矿产品消耗大省，大量矿产品从省外购进，矿产品税率提高，抵扣进项税额增加，导致河北省增值税收入减少。据统计，2010年因矿产品的增值税税率提高，减收32亿元。由此可见，增值税转型，短期内将对地方税收收入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虽然增值税转型后税收收入中所得税，消费税的增收因素潜力较大，但因消费税征税范围过窄，所得税增长一般需要在5～10年中逐步体现，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对河北省财政收入来讲还不足以弥补增值税减少的损失。
2、导致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容易引发投资过热。增值税转型改革客观上能够发挥鼓励投资的作用。因为消费型增值税比生产型增值税扩大了抵扣范围，能够有效地降低投资成本，使企业获得额外收益，企业投资收益率比在生产型增值税条件下有所提高，企业的投资周期明显缩短，从而增加了可投资性项目的范围，有利于刺激企业加大投资的力度，提高企业的有机构成。然而，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出现萧条时，消费型增值税可以起到保护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繁荣时期，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对投资的促进很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趋势。
增值税转型论文范文6
关键词：税制改革；增值税转型；企业冗员；供给侧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242；F2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00907
一、引言
2015年11月，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中强调：“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税收，是供给学派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因此，供给侧改革必然离不开税制改革的影子。事实上，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就一直致力于从供给侧角度调节经济，并将税制改革作为重要举措。税收关联政府和企业两个主体，税收政策也影响和调整着两个利益主体间的行为选择和经济后果。当我们在关注税收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政府参与分配、调节经济手段所引起的宏观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时，还应注意到这个总量变化的过程实际上是源于微观经济个体的经营成果变化。因此，在供给侧的研究中，包括税制改革的研究中，除宏观经济后果，微观层面的影响同样不应忽视。
相对于需求侧而言，供给侧改革更着力于质量、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十三五规划中也明确指出：要“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红利和劳动力资源方面优势，而当经济增速减缓、经济发展模式处于急速变革的状态下，劳动力这一最为复杂和活跃的要素会有怎样的变化，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的禀赋是优势还是负担，对企业会有怎样的影响，在宏观政策的刺激下，会呈现什么样的态势，政府的政策选择及效果能否实现经济效率和社会稳定的共赢。本文尝试以增值税转型这项税制改革为切入点，从企业冗员的视角予以探析，并以此丰富政策评价微观方面的成果。有别于之前的研究，本文不是从产生冗员原因的角度研究企业的冗员问题，而是基于企业已有冗员存在的条件下探讨制度变迁和增值税转型对其的影响，从而评价政策效应，并以期对政策的后续完善有所助益。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冗员，也称超额雇员，是指当企业生产中存在劳动边际效率为零的情况时，则认为存在冗员。
对冗员目前没有统一标准的定义，本文借鉴简新华和余江[1]对冗员的定义。统计研究显示，中国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存在大量冗员，王元（1997）的保守估计是20%。林毅夫等[2]指出国有企业的冗员问题是成为企业绩效桎梏的管理真正原因。管理学中“有限理性观”认为，企业决策者由于理性的有限和客观条件的约束，会使企业资源配置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存在一定的冗员。也就是说，一方面，冗员是企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产物；另一方面，资源配置体现着企业财务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冗员能够体现企业财务活动和财务行为的经济后果。从冗员的角度考察企业财务活动和财务行为的经济后果，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很多情况下， 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压力是冗员和隐性失业产生的最主要原因[3]。
金融危机爆发后，企业产能缩减，降薪裁员是应对经济下行的本能反应，但如果出现大量的失业势必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压力。作为政府，除了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对企业雇佣行为的自由裁量权加以约束，使企业不可能通过大规模裁员方式来缓解冗员的负担外，还能否通过政府所实施的经济手段，如税收政策实现调控作用来缓解企业冗员负担，改善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增值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作为结构性减税的“重头戏”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全面推开意义重大，其政策效应及实施经验于后续着眼于供给侧的诸多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虽然该政策的直接切入点是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其购进所负担的进项税由不能抵扣到变为可以当期全额抵扣），但作为与资本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的投入会不会受其影响，更具体地讲，该政策对企业的雇佣行为是“雪上加霜”还是“雪中送碳”，是加剧企业的负担，还是缓解企业与政府之间尴尬的局面？
理论上，按照单个厂商在静态模式下利润最大化条件为：q1qk=wr（q为产量，w为工资率，l为劳动投入，r为资本价格，k为资本投入），即劳动和资本的边际产出相等。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的核心变化在于，固定资产的进项税由不能抵扣变为可以当期全额抵扣，这相当于降低了资本品的实际支付价格，改变了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wr，r降低，wr上升，提高了资本劳动的替代比，使资本对劳动产生替代效应成为可能，在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会有更多的资本去替代劳动，促使企业多买机器少雇人。由于政府对企业雇佣行为的干预及企业自我调整能力的有限性及粘性，导致企业不可能在短期内大规模地调整用工规模。因此，增值税转型可能导致企业增加冗员及隐性失业，从劳动投入的方面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
同时，税负的降低会增加厂商可支配生产要素的容量，增强厂商的生产能力。增值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购进固定资产所负担的进项税额可以当期全额抵扣，直接减少了企业当期的现金流出，其经济后果相当于企业可支配收入得以增加，支付能力得以提升，使增加投资、扩大规模成为可能。即增值税转型可以在企业成本既定的条件下，实现扩大再生产，从而引起资本和劳动的需求同时增加的现象。劳动需求的增加便会消化和缓解企业存量冗员及隐性失业的情况。此即增值税转型对冗员影响的正面效应。
也就是说，由于增值税转型的减税效应带来资本品相对价格变化会对劳动要素的投入产生两个方面的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但是哪种效应的影响更大，从理论上并不能得到肯定或否定的推断。冗员是劳动投入产生的一种具体经济后果，其影响的方向和程度也不能确定，只能依靠实证做进一步的证实。因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设：
H1a：增值税转型会加据企业冗员和隐性失业的情况。
H1b：增值税转型会缓解企业冗员和隐性失业的情况。
考虑到国有企业因为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已经不能将经济效率作为其唯一目标，过多的政策负担和社会负担会造成企业业绩的损耗[4-5]，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相对非国有企业更为沉重，并对企业的绩效造成严重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此方面对外界政策的刺激更为敏感，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增值税转型对国有企业冗员和隐性失业的影响大于非国有企业。
从改革开放到新常态，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Roland [6]认为，市场化进程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也越来越引起微观领域研究者的关注。姜付秀和黄继承[7]认为，市场化改革也成为研究者在研究企业行为时必须重视的制度背景。樊纲等[8]将市场化进程分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以及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五个方面。那么，市场化进程如何通过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产生影响，笔者认为存在两种路径：
第一，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意味着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就越好，价格会更多地由市场决定而非接受政府指令、地方保护主义对商品市场的影响，技术成果更容易转化，金融业的竞争会更完全，劳动力和技术的流动性会更强。这样资本和其他要素可以更自由地进出企业。同时，市场中介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越好的地区，企业的投融资渠道更加多元，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低，企业可以通过市场将资源运作更规范，更有利于增值税转型政策发挥其效应。此外，非国有经济越发达，在整体经济运行中的贡献比例越高，企业面临的竞争越激烈，在政策转型过程中，企业更为敏感，政策的边际效应更大。因此，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产生的影响更敏感。
第二，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干预较少，政府主要承担“服务”而非“干预”的职能，企业与政府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关系简单，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获得的经营自也会相对越高，财务行为决策的独立性较高，所受到的外部干扰可以较少。政府通过企业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动机会相对较小，企业承担的政策性负担会相应较小，资源配置的状态相对合理。因此，增值税转型对企业的边际贡献相对较小，对企业冗员产生的影响较小。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设：
H3a：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的影响更大。
H3b：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的影响更小。
三、研究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1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以2007―2010年为研究期间。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对样本数据做以下处理：第一，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代码以及《财税〔2004〕156号》《财税〔2007〕75号》文件剔除未参与增值税转型试点的行业。
研究样本仅包括：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治金业、农业、采掘业和电力行业。第二，剔除记录不连续的公司。第三，剔除任何一年相关财务指标缺失以及净资产小于等于零的公司。第四，剔除ST和已退市的公司。第五，剔除异常值，并对连续变量进行1%和99%的Winsorize处理。最终确定样本为3 324个，其中处理组样本2 826个，对照组样本498个。
2变量定义
因变量冗员（哑变量Drestaff和连续变量Restaff）：本文利用模型（1）估计出正常的雇员数的期望，再计算实际雇员数大于期望值的部分作为衡量冗员的变量，即模型（1）的正残差部分。
Staffi，t=α0+α1sizei，t+α2fixi，t+α3growthi，t+∑year
+∑indust+εi，t （1）曾庆生和陈信元[4]与曾庆生[9]认为公司规模、资本密集度、公司成长性以及行业是企业决定用工规模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因素，控制年度特征是由于其研究发现不同年份间的用工存在着差异。
其中，i为公司下标，t为年份。Staffi，t为公司实际雇员数，以期末员工数与期末总资产（单位为百万元）
薛云奎和白云霞[5]也采用百万为单位进行标准化的。的比作为替代变量，sizei，t为公司规模，以期末总资产的对数为代替变量；fixi，t为公司的资本密集程度，以期末固定资产占总资产的比替代；growthi，t 为公司成长率，以主营业务收入与上一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作为替代变量。
为了更详细地考察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的影响，本文从两个方面衡量企业冗员的状况：一是企业是否存在冗员，用哑变量Drestaffi，t作为替代变量，若模型（1）估计出的残差大于零，说明企业存在冗员，令其等于1；其余情况为不存在冗员，该变量赋值为0。二是用连续变量Restaffi，t衡量企业冗员规模，负担冗员的程度大小，即模型（1）估计出的正残差作为相应的替代变量。
3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Ashenfelter和Card[10]提出的检验税收政策常用的双重差分（DID）法，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
增值税转型政策属于完全的外生性事件，样本中也不含注册地研究期间发生变化的情况，因此，符合DID模型的要求和假设。本文以2009年后实施增值税转型相关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即非试点地区公司作为处理组样本（受当期政策影响的组），将试点地区的上市公司作为对照组样本（未受当期政策影响的组），以增值税全面转型实施的时间2009年作为政策变化的时间变量分组依据。
为了更深入地考察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的影响，同时也考虑到增值税转型政策的作用点是直接针对固定资产投资，本文在DID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研究内容，构建以下两个模型对前文提出的假设予以检验：
Drestaffi，t or Restaffi，t=β0+β1Afti，t+β2Refi，t+β3Ii，t/Ki，t-1+β4Afti，t×Refi，t+β5Afti，t×Refi，t×Ii，t/Ki，t-1+X′β+εi，t（2）
Drestaffi，t or Restaffi，t=β0+β1Afti，t+β2Refi，t+β3Ii，t/Ki，t-1+β4Mari，t+β5Afti，t×Refi，t+β6Afti，t×Refi，t×Ii，t/Ki，t-1×Mari，t+Xβ+εi，t（3）
其中，自变量包括：Afti，t为时间哑变量，2009年及以后=1，2009年以前=0；Refi，t为地区哑变量，非试点地区=1，试点地区=0；Ii，t/Ki，t-1为当期新增投资，其计算公式为（固定资产原值、工程物资三项增加值、在建工程净值）/期初固定资产净值；Mari，t为市场化进程，由余明桂等[11]得到。X为控制变量，它包括：Agei，t为公司年龄，用公司成立年龄的自然对数表示；Effi为公司总资产周转率，其计算公式为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年均总资产；Debti，t-1为期初资产负债率，用总负债/总资产表示；Fshri，t为股权集中度，用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之和来表示[12]。
在模型（2）中我们对I/K求偏导，当且仅当Aft=Ref=1时，反映增值税转型政策效果的地区哑变量（Refi，t）和时间哑变量（Afti，t）与投资（Ii，t/Ki，t-1）的交互项系数β5的符号不等于0，即按照DID原理，β5的符号反映了处理组样本（非试点地区企业）在政策变化后的改变，度量了增值税转型的政策效应，此时投资系数为（β3+β5）。其余情况
情况一：Aft=Ref=0时，为变化前的对照组样本；情况二：Aft=1且Ref=0时，为变化后的对照组；情况三：Aft=0且Ref=1时，为变化前的处理组。系数β5均为0，投资系数为β3，与政策发生的时间或地区变量再无交集，即不受该次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影响。对于β3的符号，无法预测，如果β3>0，说明在不考虑政策变化的情况下，投资与劳动投入主要呈替代关系，会增加冗员；若β30，会加大投资的系数（β3+β5）与因变量正相关的可能和程度，表明增值税转型会因资本和劳动的替代作用增加企业冗员，加重企业负担；如果β5
考虑企业所处地区的差异，并且在理论上政府干预是影响企业冗员的重要因素，市场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政府干预的程度，因此，我们利用模型（3）考察增值税转型在考虑市场化程度时对冗员影响的情况。与模型（2）类似，我们主要关注交互项β6的情况，如果β6显著大于零，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增值税转型使企业更倾向于用资本来代替劳动，从而增加冗员；如果β6显著小于零，说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增值税转型刺激投资带来的规模效应更大，冗员消化的越多。对于Drestaffi，t，我们采用Probit回归；对于Restaffi，t，我们采用最小二乘回归，模型（3）做同样的处理。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检验
1增值税转型对冗员影响的总体检验
模型（2）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在全样本情况下，I/K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投资对企业雇佣行为总的来说仍体现出一定的收入效应。Aft×Ref×I/K的回归系数为-0446，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从哑变量的维度考察，增值税转型通过刺激投资，企业扩大再生产规模，明显地消化了剩余劳动力，显著减少了存在冗员的企业。从连续变量的角度看，Aft×Ref×I/K的回归系数为-0077，同样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增值税转型通过刺激投资，扩大规模，从缓解冗员和隐性失业规模方面，同样起到了积极作用，使企业富余劳动力得到更充分的就业，提高了劳动的边际效率。也就是说，无论从企业数量还是具体的冗员存在程度，都得到了缓解，从而支持了H1b收入效应的假说，拒绝了H1a替代效应的假说。
2增值税转型对冗员影响的进一步检验
现有大量研究表明，企业冗员产生与企业产权性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不同企业所起的效果有区别吗？本文在模型（2）的基础上，根据企业的产权特征，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检验，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无论是从Drestaff，还是从Restaff的回归结果来看，国有企业都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效果。在对Drestaff的回归中，Aft×Ref×I/K的回归系数为-0490，t值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Restaff的回归中，Aft×Ref×I/K的回归系数为-0065，t值在5%的水平上显著。即无论在减少冗员企业数量方面，还是在消化企业冗员的规模方面，增值税转型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非国有企业在这方面虽然显现出一定的效应，但并未表现出特别明显的效果。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国有企业的多重目标，过多政策性和社会性负担给企业造成了大量冗员及隐性失业的研究结论。而非国有企业在雇佣行为上自由裁量权更大，政策性负担更小，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效率则更高，本身负担的冗员较小，因而对政策在这方面的作用反应不如国有企业敏感。从而H2得以验证。
按照理论分析，政府干预也是企业产生冗员的重要因素，我们用市场化进程作为政府干预的替代变量，进一步对增值税转型基于市场化的差异对企业冗员产生作用的影响做进一步的探析。其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当将市场化因素纳入回归模型后，在对冗员哑变量（Drestaff）的回归中，Aft×Ref×I/K×Mar的回归系数为-0336，在5%的水平上显著；在对冗员连续变量（Restaff）的回归中，Aft×Ref×I/K×Mar的回归系数为-0078，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市场化程度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效应的发挥，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政府干预小，要素市场较为发达，在假定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进入和退出生产领域都较为容易。因此，增值税转型政策刺激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受到的各方面的制约较少，更容易发挥政策效应，企业对政策刺激的反应也更为敏感，实证结果支持H3a，拒绝H3b。
3稳健性检验
本文分别用“固定资产原值的增加值/期初固定资产净值”及“购进固资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期初固定资产净值”作为模型（2）中投资（I/K）的替代变量进行检验。限于篇幅，考虑Aft×Ref×I/K的系数在以上两种稳健性检验中均显著，也就是说，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的缓解作用与前文的研究结论一致，所以本文省却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结构性减税的目的是通过税收手段引导企业行为，改变其经济后果，从而实现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目的。增值税转型的终极目标是要通过税负的降低，增加企业投资，激发企业活力，促进技术进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实现从供给角度调节经济的功能。虽然其政策的具体实施内容是与固定资产投资相关，但企业是一个有机整体，资本和劳动作为企业生产和再生产得以维系的最基本的两大要素，增值税转型会在对资本投入产生影响的同时，对劳动投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从企业超额雇佣的角度研究了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冗员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减税带来的收入效应大于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从而在总体上缓解了企业冗员，不仅减少了企业冗员的数量，也缓解了存在冗员企业所承担的相应负担。其中，国有企业的政策效应更为明显；市场化的发育程度与增值税转型政策的效果呈正相关关系。
从上述结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增值税转型虽然对企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其作用发挥过程中仍然呈现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现象和问题：
1对“营改增”的启示
2012年1月开始实施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其原理与增值税生产型转征消费型类似：原来征收营业税的企业是将其销售收入作为计税依据，所购进的原材料和固定资产等所有的进项税都不能抵扣。改征增值税后，进项税可以进行抵扣，其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与增值税转型有类似之处。因此，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政策效应对“营改增”工作颇有参考价值。
2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不同性质的企业面对同样的政策变量，政策实施的效果差异非常大。国有企业在冗员问题上政策反应都要强于非国有企业，而冗员的形成恰恰又与国有企业的产权特征密切相关。这为国有企业由于严重的问题、负担多重目标和背负过度的政治诉求等因素制约企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不仅在冗员形成环节给企业带来负面影响，在消化的环节也因为产权因素造成政策效果欠佳，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在资本市场上，国有企业无论从体量上还是行业分布上，都对我国资本市场影响巨大，它们的健康发展，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的成败，也关系着整个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仍需进一步加快步伐。目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在吹响号角，旨在从供给侧的角度、公司治理的角度和机制设计的角度释放企业活力，提升企业效率和供给质量。
3市场化进程建设进一步深化
研究中我们发现市场化程度对政策效果有重要影响，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已取得巨大进步，但地区不均衡、行业不均衡的现象仍较为严重，这些不均衡的状况客观上影响了资本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制约着企业的资源配置空间和生存乃至发展。因此，让企业资源配置更多地以市场的方式完成，给企业构建一个更为公平、要素流动更为充分的外部环境，市场化改革仍需深入推进。正如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让企业的资源配置行为在稳定、可持续的制度体系下良性运行，同时，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也有助于企业在公民意识建设和企业家精神塑造方面提升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依法经营，依法治企，实现经济利益与企业声誉的共赢，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共赢。
4加强技术创新，提升供给侧的产出质量和效率
从研究中我们发现，虽然增值税转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的冗员，在短期内实现了降低资源配置的耗损，保证了就业的稳定，但其实现的方式是由于规模扩大的效果较为显著地强于技术进步替代劳动力的方式完成的，较为明显地呈现出转型期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因此，从长远来看，企业层面加大研发的投入力度，加强技术创新；政府层面通过政策、资金、服务等多渠道鼓励、引导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行为，为企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撑、搭建政策平台；为行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沿着国家结构性调整的战略方向行进，从而实现从国家层面的资源配置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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