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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体裁范文1
中国上一次重大财税体制改革是1994年：以“分税制”为主要手段，旨在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重建财政”的目标。到了去年，财政收入占GDP比率已近21％。比1994年的10.87％，提高了近一倍。也许还不如一些发达的福利国家，但效果显著。以比GDP增长更快的速度增加财政收入，便是途径。从1994年到2009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13％，GDP年均增长13.57％。进入新世纪后，两者之间差额越来越大。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率，1994年为57.16％，2009年为52.42％。不升反降。但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率，由1994年的71.73％增至2009年的80.36％，超过其财政收入份额增幅达3.8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总支出的比率，由1994年的51.5％下降到2009年的47.16％。
以上数据隐含着两个问题：其一，财政收入占比看似不高，但大量国有企业快速增长的垄断性收益，因长期不向国家财政分红，几乎完全留存，而未能使其在财政收入上显形化。由于国家仍能直接干预甚至支配国企的投资，因而，这部分巨额收益实际上具有政府财政性，只不过基本体现为投资，以及国有垄断企业员工的高收入罢了。如果算上这部分收益，则财政收入占比远不止21％。其二，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看似下降，但同时伴随着更大幅度的地方财政支出比重的上升，以及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出比重的下降。更不应忽略的是，中央财政的国债余额，1994年为2832亿元，2009年为60237亿元，期间年均增长21％。尽管国债是自愿性的借贷，但终究是要通过增加税收偿还的，实际上是延后了的税收。如果算上这一块，中央财政的比重是年年上升的。
由此而论，自1994年重大财税体制改革以来，“重建财政”的目标不仅超预期实现。而且，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源以不断增加的速度过于向政府以及企业倾斜，家庭和个人，以及地方政府相对下降。然而，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快速进展，不管是家庭和个人，还是地方政府，支出负担均大幅增加。这种收与支的不对称越来越严重。
相比16年前，当下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无论是总量还是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总量，2009年是1994年的7.7倍；各大产业所占比重：第一产业由18.8％下降到9.5％，第三产业由32.7％上升到42，6％，第二产业由48.5％微降到46.8％。城市化率由30％上升到46.6％。房地产业迅猛发展，己成经济支柱之一。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从微不足道发展到覆盖了各个角落。经济与社会发展，已对内外经济交往提出了新要求。
更需引起注意的是，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财富与权力的金字塔形配置明显；房地产市场越来越成为难以理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重生产制造轻消费需求的结构问题渐趋于痼疾化；能源低效使用，高耗能高污染，重出口推动轻内需提振，导致内外失衡；偏重招商引资而轻视综合发展效果。这些日益突出的问题，无一不剑指现行财税体制的束缚和掣肘。
诗歌体裁范文2
咏物诗这类诗以自然界事物或其他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外物为歌咏对象。它起源很早，从现存作品看，《楚辞》中的《九章・桔颂》已开其端。魏晋以后，作者渐众，作品渐多。大诗人杜甫咏物诗数量多，题材广，举凡山川日月，花鸟虫鱼，无不摄入毫端。
咏物诗名目繁多，单就歌咏自然事物而论，即有咏花、咏鸟、咏月、咏雪、咏草、咏石之类，尤其是历代咏花、咏鸟之作，都是成千累万。在咏花诗中，咏梅、咏菊、咏兰、咏牡丹、咏荷花等数量都很可观。
咏史诗这类诗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歌咏或评论对象。它始于东汉班固的《咏史》一诗，唐代咏史诗已臻于高度成熟，不仅名家辈出，而且众体大备。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柳宗元、杜牧、李商隐都留下了许多名作。
历代咏史诗取材广泛，又有一些热门题材，特别是一些历史人物，如咏昭君、咏西施、咏荆轲、咏诸葛亮、咏岳飞等。其中以咏昭君最为突出，东汉后，几乎每代都有题咏，现存昭君诗达600余首。
咏怀诗这是抒情述怀一类的作品，多用诗骚以来的比兴、寄托、象征一类手法，以含蓄为其风格特征。起源于诗人阮籍，他创作的《咏怀诗》今存95首(其中五言82首，四言13首)，“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为后代作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咏怀诗有其特写的涵义和作法，不采用直抒方式，所以即兴式或随感式的作品通常不包括在内。有时却可以以其他品类的面目出现，诸如咏史、游仙、题画、咏物、怀古等，这是与咏怀诗的特殊手法分不开的。也正因为如此，历代咏怀诗的创作数量是相当大的。
田园诗这类诗以田园风光、村居生活和隐逸情趣为歌咏对象。它渊源于《诗经》中的《豳风・七月》。《七月》叙述了农民一年到头艰苦的劳动生活，可算是中国最古的“四时田园”诗。而自觉地进行田园诗的创作，是从东晋陶渊明开始的。他的《归园田居(五首)》等，是田园诗的代表作。
南宋范成大把劳动、隐逸和田家苦三者归拢一起，谱写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田园交响乐章。他的大型组诗《四时田园杂兴》60首，是中国古代田园诗集大成。元以后也不乏有分量作品，但只能说是田园诗的余响。
山水诗这类诗以描写自然界的山水景物为主。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应推曹操的《观沧海》，尽管作品别有寄托，却不失为山水诗的前驱。山水诗的真正创始人，是东晋初年的庾阐。他的诗现存20首，山水诗占了将近一半，诗中所写都是山水景物。
到了唐代，山水诗更走向完美、纯熟。初唐的王绩、宋之问、陈子昂等已多有佳作，盛唐诗坛进而出现了山水田园诗派。这一诗派以王维、孟浩然为首领，宋代的山水诗里，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大家颇多佳篇，杨万里尤多。元明清时期，山水诗的创作仍有新的发展。
边塞诗这是一类描写边塞风光、戍卒生适和战争场面的诗歌作品(也有少量反映民族间友好相处的)。边塞诗起源很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诗经・小雅》中《采薇》《出车》《六月》三篇，应是最早的边塞诗。
唐代边塞诗蓬勃兴起，可谓盛极一时。初唐“四杰”与陈子昂等佳作连篇，迎来了边塞诗创作的初步繁荣。随后的盛唐更出现了阵容壮大的创作群体――边塞诗派，掀起了边塞诗创作的。
爱情诗爱情诗起源极早，《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记载的上古传说中的涂山氏之歌，便是它的先河。而从《诗经》开始，中国古代诗坛已涌现出大量来自民间的爱情诗作。随后屈原创作的《山鬼》《湘君》《湘夫人》等，是文人诗中爱情诗的发轫之作。
爱情诗有若干分支，主要有恋歌、弃妇诗、思妇诗、悼亡诗等。
诗歌体裁范文3
为了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古诗十九首》的取材特点，现将《古诗十九首》各篇的基本内容列表如下：
正如马茂元先生在《古诗十九首初探》一书中写道：“《十九首》反映的只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之歌，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古诗十九首》的游子思妇题材在《诗经・国风》的婚恋诗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但与《诗经》相比，《古诗十九首》却只是选取了男女因离别而产生相思这一婚恋生活片段作为自己的题材。而以屈原《离骚》为代表作品的楚辞，它与古诗《十九首》题材相近的部分应当是情歌。这些情歌主要有《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山鬼》、《河伯》、《少司命》等。《离骚》也有相当部分的恋爱、求女描写。无论是《离骚》“求女”经历，还是《湘君》、《湘夫人》、《山鬼》、《河伯》等篇的鬼神恋爱，都是伴随着孤独、寂寞，不被理解、情人变心、怀疑、哀怨、忧郁、惆怅，有一种无可言状的失落感。这些情歌所寄托的情感多是作者失意的苦闷，有一种伤感的情绪。楚辞情歌对《古诗十九首》题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情感基调上，惆怅、悲怨、忧伤几乎贯穿于《古诗十九首》的始终。以思妇诗为例，《古诗十九首》中写闺中思妇之哀怨的作品最多，共占了七首。它们是《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这些身处深闺的女子所期待的是夫妻恩爱、家庭团聚，但现实生活是她们的丈夫离家而身处异乡。于是她们也只好独守空房，眼看青春年华即将逝去，心底充满无限的思念与愁苦，却又无可奈何。
《古诗十九首》的游子思妇题材虽源于《诗》《骚》，但它绝非传统题材无意义的重复，而是增加了更为深沉的内容，即融入了文人士子忧虑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这种忧虑几乎贯注于《古诗十九首》所有的诗篇，或隐或显地得到体现。也正是这种对人生短促的忧虑使得《古诗十九首》的内容显得更为厚重。忧虑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是人类在漫长的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它代表着作为个体的人对其生命存在状态的自觉关注。早在《诗》的时代人们就有了自发的生命观念，他们由自然界花草的枯荣联想到人类生命的兴衰。于是就有了用花草来象征人的生命，象征其青春的美好，也象征其迟暮与凋零的传统。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比喻新嫁娘的美艳；而《卫风・氓》中的弃妇则用“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比兴自己年轻貌美，又用“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感叹自己年老色衰。又如《召南・有梅》：“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有梅，顷筐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诗中的女子因自然节令变化而引发对情人的思慕与对爱情的渴望。梅子开始是七分留在树上，后来只剩三分在树上，最后是顷筐盛落梅。梅子的生长状况形象地比喻了婚龄的几个阶段，并含有青春迟暮之感。以上这些都是以花草等自然物来象征人的生命状态。但它们只能算是《诗》的时代人们对自身生命状态的一种朦胧认识，还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生命意识，因为个体的生命意识至少应该是自觉的。屈原不愧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抒情诗人，在他的代表作《离骚》中处处洋溢着屈原强烈的生命意识：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屈原这种强烈的生命意识就是“美人迟暮”式的生命焦虑。它主要表现为由政治上的失意而引发的人生苦短、时不我待之感。春秋代序，日月循行，本是自然的规律，但生命在时间流逝中逐渐走向衰老。生命逐渐老去，而自己在政治上却毫无建树，与自己早年所确定的美政理想存在着遥远的距离。“美人迟暮”式的生命焦虑被烙上了沉重的政治印迹，牢牢地揪住屈原那颗满怀豪情却又善感的心。
而《古诗十九首》通过游子思妇题材表现出的生命意识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既不同于《诗经》有感于自然界生命节律而自发产生的生命认识，又不同于屈原因政治理想的无法实现而自觉催发的生命焦虑。清・陈祚明云：“《古诗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古诗十九首》中的生命意识就来自于文人士子的世俗生活，它们是一些人人生来就具有，又人人普遍相通的“同有之情”。这些“小我”的生命体验不是《骚》中政治化的人所能具有的，而是世俗生活中文人士子真实的个体生命体验。如《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结根泰山阿。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兔丝生有时，夫妇会有宜。千里远结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轩车来何迟！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君亮执高节，贱妾亦何为！
这是抒发新婚别离后妻子哀怨的诗，从题材上看，它与《诗经・卫风・伯兮》是类似的。《冉冉孤生竹》抒发了《伯兮》中的女主人公“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的相思之苦。与《伯兮》不同的是诗人认为离别的痛苦不但在于相思，而且在于时光的流逝。诗人认为久别的夫妇虽然还会有团聚的日子，但青春的年华却一去不返，它已像盛开的蕙兰花一样枯萎凋零。正因为有了这种生命的感伤，才使这首诗具有更深的内蕴。它启发读者不但要珍惜爱情，更要珍惜青春，珍惜朝气蓬勃的生命。《十九首》游子思妇诗自觉流露出的这种“小我”忧虑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使它异于《诗》《骚》中任何同类题材的作品。
此外，与《诗》《骚》不同，《古诗十九首》游子思妇诗游子思乡焦点集中在妻子身上，乡情和男女恋情是融会在一起的。那就是背离正统礼教对夫妇关系的规范，表现出突破功名喧嚣、向往真实生活的愿望，传达出他们对夫妇关系的新型理解。《古诗十九首》在描写普通夫妇之情的诗篇中，最易打动主人公心灵的，则是来自日常生活中对方的体恤与关怀。
良人惟古欢，枉驾惠前绥。愿得常巧笑，携手同车归。既来不须臾，又不处重闱。（《凛凛岁云暮》）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孟冬寒气至》）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端绮。相去万余里，故人心尚尔。文彩双鸳鸯，裁为合欢被。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客从远方来》）
《古诗十九首》里的思妇们珍惜这些世俗的情感，她们在迷离的梦境里，深情地重温着新婚的甜蜜。一封书札、一端彩绮所传达的是温暖的问候和相思的情义。这些都是闺中离人日常生活中偶尔闪现的希望。远别的游子是否成就了功名前程，她们对此并不在意。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
一般来说，封建社会的女性涉及两性间的离别相思之情，总是掩藏多于暴露。她们的心理状态是曲折而微妙的，她们的情感色彩是忧郁而深沉的。与《诗》中的思妇相比，该诗的女主角不仅天生丽质，而且有着“昔为倡家女”的出身。在草木茂盛、生机勃勃的春景下她发出了“空房难独守”的呼唤，“难守”是把贞洁道德放在与真情的冲突中展示生命的力量。“荡子妇”心底的这声真情独白，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仍是惊世骇俗的。她大胆地背离了屈己自抑的模式，从自己的感情需求出发，诉说着自己的不满和委屈。在夫妇关系上对传统礼教的背叛，使《古诗十九首》散发出迷人的芬芳。
要之，《古诗十九首》游子思妇题材直接上承《诗经・国风》中的婚恋诗和楚辞情歌，同时又表现了汉代文人深沉的生命意识。它的内蕴远远超出了男女相思之外，这也使它与《诗》《骚》中那些同类题材的作品有了明显的时代差别。它既是男女之情的表露，更是个体生命意识的高扬；既突出了汉代文人的世俗情怀，又表现了汉代人对生命问题的时代思考。
参考文献：
［1］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55.
［2］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诗歌体裁范文4
关键词：实验体制现状；结构重组；创新人才培养；科学管理
一、实验室体制现状分析
1993年，为开展计算机教学，学校在原图书馆（目前为4号教学楼）六层建立计算机房，由原计算机管理系负责管理，承担全校的计算机实验教学工作。
1998年，计算机管理系机房改建为山东经济学院计算机中心，由教务处管理。同年7月，计算机管理系设立经济管理模拟实验室，原属计算机系机房管理的小型机实验室、办公自动化实验室、网络实验室、计算机组成与原理实验室划归经济管理模拟实验室管理，实验室设在图书馆六层。
2001年，计算中心由原图书馆六层搬迁至新建成的三号教学楼（电教楼）6层、7层：经济管理模拟实验室同期搬入3号教学楼3406房间，计算机组成与原理实验室搬到2层，网络实验室搬到8层。小型实验室与2003年暑假期间搬迁至3号教学楼地下一层。2003年7月，信息管理学院所属实验室资源归并后成立信息管理学院实验中心，办公室设在3号教学楼8层。
2004年，根据学校安排，山东经济学院计算机中心由信息管理学院管理，原信息管理实验中心与山东经济学院计算机中心合并，正是成立信息管理学院实验中心。中心承担全校公共基础课程、信息管理学院专业课程的教学任务。
2010年5月，为适应学校建设高水平财经大学的需要，学校成立山东经济学院实验教学管理中心。中心为学校直属的正处级教辅单位，负责学校实验教学、实验室的规划、建设、适用于管理和教育技术应用等工作。将信息管理学院所属16个基础实验室整合为"计算机基础实验教学中心"；"教育技术中心"并入实验教学管理中心，将分散在院系管理的实验室集中到新成立的实验教学管理中心实行统一管理。
2011年11月山东财经大学（筹）管理学科实验教学中心和经济学科实验教学中心是在整合原山东财政学院、山东经济学院管理学科、经济学科实验室以及文、理学科实验室的基础上于2011年11月成立，是在学校领导下负责组织和开展管理学、经济学等学科实验室建设与实验教学管理的教辅单位。
二、深化实验室改革，构建创建人才培养体系
1、不断深化实验室管理体制改革
管理学科实验教学中心是以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工商管理学院、会计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的17个本科专业为主要依托，面向全校开展管理学科教学、科研的重要实验基地。依照"实验机构共管、实验资源共享、实验环境场景化、实验管理规范化"的实验室建设原则，中心实行了人员统一管理、使用统一管理、维护统一管理、建设统一管理的"四统一"管理体制，实现了管理学科大类实验教学资源的广覆盖和资源共享，并且为经济学、法学、文学艺术等专业开展跨学科、跨专业的综合性实验教学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心目前拥有实验教学仪器设备6907台（件）（微机2071台），总值2154万元。下设企业管理综合实验室、ERP实验室、会计手工模拟实验室、会计综合实验室、物流仿真模拟实验室、电子商务实验室、信息系统实验室、市场营销实验室、数字媒体技术实验室、计算机基础实验室等35个实验室，总面积3956㎡。拥有管理学、会计学、数字媒体内容三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及企业电子商务工程、数字媒体技术、人才素质测评三个省级重点学科实验室。目前开设管理类实验课程66门，其中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课程28门，开出各类实验项目133个，年实验生学时数达672600小时。
经济学科实验教学管理中心主要面向经济学院、财政税务学院、金融学院、保险学院、国际经贸学院、数学与数量经济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体育学院、外国语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国际交流学院等 11个二级学院的本科、专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组织与开展实验教学。支撑经济学、金融学、人文社科、数字化外语、经济模拟等山东省高校骨干学科教学实验中心以及金融服务外包创新实验室等省级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 负责对舜耕校区实验楼、圣井校区逸夫楼的实验教学资源管理，实验面积22497M2，实验教学仪器、设备、软件及物资4000多万元。为满足实验教学体系的基础实验、专业实验、创新设计实验要求，建有71个基础与专业实验室.
2、建立完善的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
建立科学的实验室管理体制是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的基础，我校中心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结合学校自身实际，深化改革，完善实验室建设体系，制定出一套完整、科学、协调的管理体系，理顺实验室管理机构与学校其他部门的关系，明确职责，以保证实验室管理科学、合理、规范、高效地运行。（1）管理学科实验教学中心现有专职管理人员10人，其中教授2人，副高职称2人，中级职称5人，初级职称1人；（2）经济学科实验教学中心现有专职管理人员26人，其中教授1 人，高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师等副高职称12人，中级职称11人，初级职称2人；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11人；硕士生导师1人。两个中心都建立了一支政治素质过硬、职称结构较优、专业与技术水平较高、热爱实验教学的管理与技术队伍。
3、实验教学管理与实验室建设
实验教学工作可以分为常规实验教学和开放实验教学。首先是结合本科教学评估的成果，积极稳妥的推进实验教学工作的进行，进一步调动教学单位、授课教师、学生参与实验教学的积极性，使实验教学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努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同时结合常规实验教学，开展开放实验教学活动，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开放实验教学主要有开放实验教学体系的建设、开放实验教学工作的实施与评价、开放实验教学活动的监督体系建设等内容。开放实验室不仅有利于不同学科间学生的交流，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还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提高设备的利用率，开放实验室不仅要对全校师生，而且还要的企业开放，合理收取费用，实现投资效益并促进对外交流。同时，要允许不同专业的学生在课余时间进入实验室，使学生有足够的 时间进行实验、促使学生能力的提高和实验设备使用率的增加。根据学校的发展规划，结合教学单位的学科建设和实验教学开展情况，积极稳妥地进行实验室建设工作，为实验室教学提供基础保障。
总之，两个中心将按照学校确定的"培养理论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人才"的人才培养定位，以及"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体，以财政、金融、会计、工商管理、国际经贸为优势和特色，文、法、理、工、教育等多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学科专业定位，深入探索高等教育特别是实验教学内在规律，进一步科学规划与布局实验室，整合实验教学资源，不断强化经济学科实验教学中心的实验室建设，改革与创新实验教学内容体系与课程体系，推进实验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坚持"服务是第一要务"的宗旨，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努力推进学校的实验室建设和实验教学改革各项工作！
参考文献
[1]刘树郁，林明河.实验室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和探索[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01，（2）.
诗歌体裁范文5
[关键词]《王梵志诗》；女性，现状述评
一、研究现状述评：
《王梵志诗》中塑造了唐代社会形形的人物形象，其中作者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更是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一个又一个生动形象的画面。近些年来，研究《王梵志诗》中女性题材诗歌的学者并不是很多，下面我们将通过专著与论文两方面来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
（一）在研究“《王梵志诗》女性题材诗歌”这一话题的著作中，没有专著，或是对《王梵志诗》整体的校注，或是研究其它话题时旁涉《王梵志诗》女性题材诗歌。例如对《王梵志诗》进行校注的著作有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辑》，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等。尤其是项楚先生的《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作者将每一首诗都进行校注，并且将他人的观点一一罗列，有时还会将自己的观点附在诗后，供学者参考。通过项先生对每一首诗的校注与分析，使得诗中女性形象特点更加突出，以便于学者深入研究此问题。此外，高世瑜的《唐代妇女》一书中，在论述下层贫苦女尼、女冠时，列举了《王梵志诗》中《寺内数个尼》、《观内有妇人》两首诗，并对其进行了出家前后的原因分析，使得使得诗中尼姑、女冠形象特点更加鲜明。
（二）与研究“《王梵志诗》女性题材诗歌”这一话题相关的论文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王梵志诗》中整体女性形象的研究。邬宗玲认为，王梵志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几乎都为外貌丑陋、品性极端恶劣的丑妇人，妒妇人、懒妇人、凶妇人等形象。作者还认为导致这些女性形象形成的原因是：王梵志作为佛教徒通过描绘极端丑陋的女性形象来唤起现实女性的爱美之心和向善之意；王梵志劝惩令善的创作主旨；北朝妇女社会及家庭地位高，“妒妇”现象十分引人注目这一遗风对唐代社会的影响以及王梵志自身男尊女卑的思想局限。[1]第二类是对《王梵志诗》中个别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与研究。这类论文基本上是论述其它问题时旁涉这一问题。刘阿丽认为《王梵志诗》中的女性形象可分为俗妇和无价值判断两种类型。其中俗妇形象包括贫妇、慵懒妇、自私自利妇以及见钱眼开、嫌贫爱富等负面女性形象；无价值判断型的女性形象包括妻子和母亲的形象。作者认为出现以上女性形象的原因一方面与唐代社会的妇女生活状况有关，另一方面与诗僧本身的文化人格有关，隋唐诗僧亦僧亦俗的社会处境为此类形象出现的内因，同时王梵志化俗僧的特殊身份也是此类形象频频出现在他笔下的诱因。此外，作者还对《王梵志诗》中的女尼、女冠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认为导致这一特殊群体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唐代出家成分的复杂化使得佛教徒和道教徒的质量明显下降；与此同时，女尼女冠的增多，增加了游走在尘间尘外的诗僧与这些特殊女子接触的机会、目睹她们的生活状态，并随之记录到自己的诗歌的缘故。[2]杨万里认为，《王梵志诗》中的女尼、女冠形象应为唐初伪滥女尼、女冠；他还认为王诗中塑造了妇人拜金形象，有时即便是夫妻之间，在金钱面前也毫无感情可言，并且还通过唐初夫死妻改嫁这一社会现象的描写，对底层民众的拜金主义进行讽刺。他主要通过《吾富有钱时》、《撩乱失精神》、《大有愚痴君》这三首诗的分析得出妇人拜金形象的结论。[3]此外，杨青[4]、伏俊琏[5]、王霞[6]等学者也在论述其它问题时旁涉《王梵志诗》中女性形象及其成因，内容上基本以负面形象为主，原因上与以上学者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故不一一列举。
以上成果对研究《王梵志诗》女性题材诗歌这一话题意义重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其一，从以上诸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并没有明确《王梵志诗》中女性题材诗歌的范围，已有学者收集了诗中与女性相关的诗歌，但由于范围的含混不清，使得诸学者收集的女性题材诗歌不全面，从而导致研究成果片面，没有将《王梵志诗》中女性形象的整体特征体现出来。
其二，在女性题材诗歌整理方面，诸学者并没有以卷为单位将《王梵志诗》中所有与女性相关的诗歌全部查找出来，都是分析诗中一部分女性形象及其成因，这样以来学者就此话题得出的结论便不具体，故此方面仍有不足之处。
其三，从女性形象分析上看，目前还没有学者将所有女性题材诗歌按内容进行分类，并且按内容不同进行分类研究。已有学者从论文中谈论女性形象中的一点或几点，但并没有将《王梵志诗》中女性形象全面展示出来，从而导致研究结论片面，因此对女性形象的分析还应细致化、具体化。
其四，在女性形象成因研究中，已有学者意识到《王梵志诗》的作者对女性形象成因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他们认为作者仅为王梵志一人。已有学者考证，《王梵志诗》的作者并非一人，而应主要是一些僧侣和民间知识分子。[7]这一观点已被学术界达成共识。由于诸学者对《王梵志诗》作者的偏误，导致诗歌的作者对诗中女性形象成因的影响这部分论证片面。此外，在论及唐朝社会背景对诗中女性形象成因的影响时，学者仅从北朝遗风对唐朝妇女的影响来分析，并没有在唐朝这个大背景下以女性一生中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三个不同阶段的生活状态为主体分析其成因，故仍有未尽之处。
其五，在特殊女性形象及其成因研究中，已有学者研究女尼、女冠的形象及其成因，但在成因的分析上仍有未尽之处，此外，学者忽视了诗中提及的奴婢这一特殊女性形象及其成因，故有待于深入研究。
二、发展趋势
目前针对于“《王梵志诗》女性题材诗歌”这一话题研究的并不是很充分。首先，《王梵志诗》中与“女性题材”相关的诗歌到底有多少首，这些诗歌大致可以分为几类研究，至今尚不明确。其次，《王梵志诗》中到底包含了几种女性形象，每一种女性形象的特点是什么，这些女性形象形成的原因是什么都值得我们去探索研究。最后，《王梵志诗》的作者至今还是一个谜，若能尽快探索出诗歌的作者，是解决女性形象成因的主要途径。
三、《王梵志诗》中女性题材诗歌范围的界定
目前研究《王梵志诗》中女性题材诗歌的学者对这一题材的诗歌范围并没有界定。由于界定范围可以使研究此话题更加细致严谨，因此笔者以为《王梵志诗》中不论间接描述女性形象、还是直接体现女性特点的诗歌，都为女性题材诗歌；但是像诗中“富儿少男女”中的“男女”这类诗歌中提及的女性形象基本无任何特性，只是泛指，不作为本文研究对象。
参考文献：
[1]邬宗玲.王梵志诗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成因[J].今日科苑.2008（22）.
[2]刘阿丽.隋唐五代僧诗中的女性形象分析[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3]杨万里.从王梵志诗看唐初的民间信仰文化[J].文化学刊，2014（1）：129-134.
[4]杨青.王梵志诗的讽刺意义[J].甘肃高师学报，2000（6）.
[5]伏俊琏.敦煌本《丑妇赋》与丑妇文学[J].敦煌研究，2001（2）.
诗歌体裁范文6
关键词：石材矿山；开采；设计；问题
石材矿山属于我国重要的资源，该矿与金属矿产有着一定相似性，而且也有着特殊的规律，有着自身的特点，在开采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还要提高工作的效率，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才能使石材矿山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与利用。在制定石材矿山开采设计时，存在一定问题，主要是地质工作条件以及设计要素问题，设计人员一定要针对问题找到相应的解决对策，从而提高设计的质量。
1 石材矿山开采对地质工作的要求
石材矿山一般暴露在地表上，所以，有的单位误认为石材矿山开采工作比较简单，对这项工作比较轻视，影响了石材矿山开采技术的提升。在石材矿山开采前，首先需要进行地质考察工作，这是一项基础的工作，通过矿床勘探，可以对矿山开采建设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而且可以针对地质问题，制定有效的开采方案，可以节省人力、物力资源，提高工作的效率，做到高效开采。板材产品在制造时需要利用石材矿山资源，这类产品的尺寸比较特殊，一般是规则的几何形状。所以，在开采的过程中，一定结合这一特征，对开采设计方案进行优化。首先，地质勘查人员一定要对开采环境的地质构造进行分析，还要对影响地质整体性因素进行分析。要对矿床节理裂隙的形状、规模、分布规律等因素进行观察，还要以提高荒料率为原则。石材矿山开采设计还需要结合矿种以及地质特性，这也是地质工作中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由于板材产品对尺寸有着一定要求，为了保证产品的整体性以及均匀性，必须开采纯度较高的资源，避免石材矿山资源中混有杂质，施工人员一定要严格按照流程进行操作，这样才能保证板材产品发挥出装饰的性能，才能提高其美观性。
石材矿山一般暴露在地表上，尤其是在花岗岩上，可以看到较多的滚石，但是这种石材矿产资源的性能以及质量并不能得到保证，开发单位一定要做好勘察工作，不能盲目开发，否则会出现较大的经济损失。在对花岗岩进行加工与开采时，需要结合板材要求，否则开发出的板材可能不会得到采用。根据地质考察结果，还需要提高荒料率，我国当前石材矿山荒料率比较低，一般都在50%以下，所以，开采单位一定要重视这一问题，还对石材矿山进行综合利用，以提高矿山荒料率为主要目的，这样才能提高开采单位的经济效益。剥坎试采是石材开采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做好剥坎试采工作，可以有些提高荒料率，而且可以提高地质勘查的有效性。剥坎试采可以为制定试采矿山开采设计提供参数以及经济指标，可以减少开采的盲目性。花岗石矿一般暴露在地表上，在地质勘查后，施工单位需要再进行剥坎试采，这样可以掌握矿产资源的质量，可以缩小采矿的范围，有些控制裂隙，根据地质报告，编写出矿山开采方案。
地质报告中提出的理论荒料率是根据节理裂隙素描图上套采荒料结果统计计算出来的，实践证明与实际的荒料率有较大差异，选取的差异更大。大家知道荒料率是矿山建设和生产的重要综合性技术经济指标之一，它的高低决定了矿床有无开采价值和价值大小或建设费用高低。对于这个重要指标，笔者认为仅根据理论荒料率选取一个数值，对一个将建设矿山给予评价会造成较大的失误，应该通过剥坎试采工作给予验证，使建设工作有可靠的落实基础，因此剥坎试采互作应是不可回避和省略的一道工序，特别是国内花岗岩石材矿山建设经验不足，积累资料不多，各类岩石规律尚未全面掌握的情况下，更应该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不应有的损失。
2 矿山开采设计中的要素
设计工作中一些要素（参数）的确定对提高石材矿山的荒料率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因此笔者认为针对目前设计工作情况有必要加以分析研究探讨，以下谈些粗浅的认识。
2.1 首采矿段的选择：一般露天矿的开采顺序是从上到下，这是无可非议的， 石材矿山也应该服从这个原则。但是石材矿山开采过程使用的设备，装运作业的特点，使得开采有了较大的灵活性。
2.2 阶段高度的确定（特别是花岗石矿山）：阶段高度的确定，对提高荒料率是一个积极因素，设计时要针对石材矿山特点要考虑：第一地质构造，特别是释重节理，也就是说水平或近似水平的节理，这样节理的存在提供了我们利用的可能性，在确定阶段高度时不能不考虑，即使这样节理不水平或表面不平整使同一阶段标高不一致，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地质条件所决定的。从地质、凿眼、荒料及加工设备等四个方面分析较为合理的段高，在实际中切割岩石并不象切豆腐那样容易与平整，同时在大块石与原岩分离之后，分割时长宽高还可适当调整，但是设计时考虑这些因素并不多余，特别是各个矿山地质条件相差很大，对产品要求也不一样，加工设备也有差别，所以对阶段高度的确定，笔者认为要充分考虑各个因素，综合分析比较后确定，这样对提高荒料率和板材率十分有利。
2.3 最小工作平台宽度的确定：一般矿山的最小工作平台宽度是保证运输、铲装及穿爆正常作业所需的宽度，也就是说要考虑爆堆宽度、运输道路宽度及安全距离等因素。石材矿山开采时运输设备不到工作面去，块石不采用炸药爆破破碎后铲装运输，所以不好套用一般矿山的最小工作平台宽度，应根据石材矿山工作特点，工作顺序来分析确定。如果以钻眼、楔裂、翻倒、分割、吊装等工序进行作业的话，分割也在工作面进行。如大理石采用DB一25型金刚石绳锯在工作而进行分割作业时要考虑到金刚石锯在工作面的布置。
结束语
花岗岩是我国重要的石材矿山资源，其暴露在地表上，很多人误以为这种资源比较容易开采，花岗岩比较硬，在开采的过程中，会对开采工具造成损坏，所以，在找矿的过程中，不能盲目，要采用剥坎试采的方式的，对矿产资源的质量进行检测，在开采单位中一般采用的是石锯分割法，这种开采方式效率较高，而且安全性比较强。在优化石材矿山开采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影响其质量的因素，还要针对开采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解决，这样才能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才能保证板材产品的质量。
参考文献
[1]谭金华.我国石材加工机械装备制造行业2013年运行情况及未来发展预测[J].石材，20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