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泰国文化论文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泰国文化论文范文1
国内如火如荼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实践呼唤并激发了相关学术界的研究热情，并催生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概括而言，这些成果主要围绕着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与性质、思想（哲学、文化）基础、功能与价值、目标及路径等六个方面。
（一）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定义的界定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研究的基础。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学术界尚未出现公认的定义。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分别进行了定义的界定，笔者将其归纳为“5说”：（1）生态系统说：祝杨军（2010）在其硕士论文《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目标与实现路径》里，从生态学及生态哲学的视角，主张大学校园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生态系统，是以生态哲学视角切入的、消除了本体论意义上二元对立的、理想目标与现实路径相统一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体系[4]；于巍（2014）同样基于生态学的学科背景，认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是社会经济等复合生态系统的子系统，不仅具有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而且可视为一个区域性的、抽象的生态系统[5]。（2）和谐文化说：庄景全（2009）从文化学的视野出发，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是校园内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文化，它是一种有利于学生成长、发育的文化，重视教育的人文性和对个体生命性的尊重。”[6]不过，事实上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包括学生、教师等的众多利益相关者，而本定义的利益相关者主要聚集在学生身上。（3）新文化（观念）说：林莉（2002）主张，生态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新取向[7]；张娟娟、宁岩鹏（2012）认为，校园生态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观念”[8]。（4）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说：叶宗波（2005）提出，校园生态文化是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是把握道德价值的重要载体[9]。（5）五要素反映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指在教师、学生和管理者和谐作用于校园以及与校园紧密相关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对师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团体意识、群体形态和行为体系”的直接反应，是师生共同适应和改造环境的产物，具有和谐性、整合性和与时俱进性[10]。总体来说，尽管学界尚未对校园生态文化做出统一的界定，但基本上认同上述“五要素反映说”这一观点。
（二）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内涵议题，国内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笔者将其归纳为“4说”：（1）四生态化说：胡祖吉（2007）指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注重人与环境的和谐，包括学校传统和现代文化观的生态化、教学生态化、管理生态化和行为生态化，具有科学化与前瞻性、系统性与规范性、和谐性与持续性的特点[11]。（2）三文化生态说：高永蓉（2006）认为大学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系统的子系统，必须借鉴生态文化理念致力于校园文化生态的建设，构建良好的管理生态、学术生态和信息生态，以推进新世纪大学的可持续发展[12]。（3）全新文化说：覃逸明、吴文亮（2003）及徐建芬（2008）均认为，校园生态文化是全新的校园文化，它强调校园生态环境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和谐发展的关系，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既要重视客观自然生态环境的建设，又要重视主体人的主观意识方面的培养[13]。（4）三特定环境说：田传信（2012）强调，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可为大学生发展创造良好的特定环境：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精神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和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环境[14]。
（三）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思想（哲学、文化）基础思想、哲学或文化基础事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方向和深度，其重要性非同小可，故研究者对此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他们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相关论述，笔者将其归纳为“4说”：（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说：贺旭辉（2004）认为，坚持科学发展观，有助于正确认识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含义和建设的必要性，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大学文化传播、开发和研究，有助于坚持以人为本，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15]。（2）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说：冯婕、祝杨军（2008）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具有丰富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元素。它一方面揭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存在的系统性、开放性、超越性和动态性；另一方面，又从本体、价值取向和历史性的视野指出了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源头和走向或归宿[16]。（3）生态价值观说：刘艳华、张冬玲（2009）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指校园中全体师生员工以生态价值观为指导而共同创造所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17]。（4）儒家文化说：蒋黎黎、叶爽（2012）主张，建设校园生态文化应努力寻找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结合点，挖掘儒家文化中和谐观念、义利观和人生价值观的内在价值，发挥其积极作用[18]。
（四）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功能、价值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功能和价值问题，研究者们也提出了多样化的观点，笔者将其归纳为“6说”：（1）践行说：徐达（2012）认为，构建校园生态文化是对“生态文明”的践行[19]。（2）育人说：覃逸明、吴文亮（2003）认为，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有利于师生的身心健康，有利于师生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念和充满生机的文化观念，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3]；佟瑛（2008）指出，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实现育人的功能[20]；吴烨；朱玉芹（2011）提出，优秀的校园生态文化品位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环境和氛围，能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有催人奋进的激励作用和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21]；蒋黎黎、叶爽（2012）主张，高校校园生态文化承载着“育人重任”[18]。（3）保证说：喻秋兰、余文龙（2011）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大学持续和谐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4）关键说：朱玉芹、吴烨（2011）强调，校园生态文化是一个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关键[23]。（5）基础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认为，和谐的校园生态文化是高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强校园生态文化建设是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高校的必由之路[10]。（6）“三生态”说：刘月岭、武立敬（2010，2011）主张，大学校园生态文化作为人类生态文化的具体样式，作为生态文明走向生态文化的路径选择，具有“生态育人、生态立校与生态服务”的功能。显然，“育人说”是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功能和价值的主流观点。
（五）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未见直接的、系统的研究报道，也未出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目标谱系。研究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或着眼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此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有的具体，有的抽象。概括起来，有“4说”：（1）四目标说：祝杨军（2010）提出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目标包括教育目标、学术目标、环境目标和系统目标四个部分[4]。（2）三目标说：于巍（2014）强调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实践目标由人才培养目标、学术科研目标及和谐环境目标三部分组成[5]。（3）文化共同体说：张华、闻彦（2011）认为，在校园文化建设中注入生态精神，形成文化共同体，是生态文化背景下建设校园文化的目标[26]。（4）四生态化说：李国新（2012）主张，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目标分别为教育目标的生态化、学术目标的生态化、环境目标的生态化及系统目标的生态化[27]；可以看出，本目标的“四生态化说”与祝杨军（2010）的“四目标说”在目标的内涵和外延上有一定的相似性。显然，除“文化共同体说”外，其他“三说”在目标谱系上具有一定的交集，即均将教育、学术和环境纳入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目标体系。
（六）关于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涉及到理论与实践对接的问题，研究者们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设想、措施或建议，笔者将其归纳为“6说”，分别为：（1）四层面说：叶宗波（2005）认为，可从校园建设、学校管理、学术研究、情感交流等四个层面上创建良好的校园生态文化[9]。（2）三层次说：佟瑛（2008）提出，要围绕校园物质文化、校园精神文化和校园制度文化三个层次来展开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建设[20]。（3）二环境说：杜君芳、江红岩（2011）认为，应从外部和内部环境构建和谐的校园生态文化[10]。（4）生态化教育、教学系统说：喻秋兰、余文龙（2011）主张，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教育、教学系统，可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学校园人际关系和行为体系[22]。（5）生态教学观说：刘海仁（2013）提出，大学生态文化建设的路径应树立生态教学观以促进生态课堂中师生生态主体生命质量的升华，并推动校园生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28]。（6）景观设计说：李静（2007）根据安徽大学新校区南实验楼———笃行南楼的现状与特点，提出了“体现景观特色，营造文化家园”的设计思想，主张应遵循自然式植物配置原则，在相似的空间环境中，展现不同的景观效果和独具特色的校园风貌[29]。（七）其他相关研究以上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议题研究成果的主流，此外，国内的个别研究者还关注高校校园生态文化运行机制的构建、高校校园生态文化建设基于大学所属层次（佟英，2009[30]；朱玉芹，2011[23]）和学科专业（朱玉芹，2011[19]）的建设特色，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与其他管理、服务活动的关系（徐建芬，2008；王改红，2011[31]；胡薇，2011[32]）以及关于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机理。对于后者，张华、闻彦（2011）探讨了校园生态文化共同体的生成、核心价值的建立及文化信念和精神品质在多重文化系统中的共享和浸润对校园生态文化利益相关者的文化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催化作用[26]。
二、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一）存在的问题概括而言，国内研究者在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相关研究方面视野较开阔，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一些研究成果已达到了较深的理论深度。然而，也存在着某些明显的不足或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定义、内涵与目标的界定等方面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尚处“百家争鸣”的状态，目前尚无公认的定义；在内涵方面也是“百花齐放”，也未出现获得共识的表述；在目标的论证方面也呈多样化的态势，目标体系欠系统和全面。研究者们基于自己的学科背景或个人喜好各执一词，这有碍于相关研究理论水平的提升，也制约了实践指导效果的提高。因此，规范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定义与内涵等显得十分重要和迫切。2.在研究内容的结构方面比较而言，国内学术界对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意义、功能、价值、重要性、对策等阐述过多，而对一些基础性、专业性的问题（如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基础理论、建设资源评估、建设效果评价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生态文化需求调查等）鲜有研究，后者几乎处于空白状态。这可能说明后者是有关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研究的难点。然而，后者却涉及到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理论体系的完善、对实践指导效果的提高等诸多重要问题。因而，它们应该是今后相关研究的主攻方向。3.在研究方法方面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对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问题进行一般性描述、经验性介绍或主观性对策建议，以思辨、定性研究为主，实证、定量的研究缺乏，研究尚显粗放化。今后，新的研究方法的创立、相关学科（尤其是生态学、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运用以及基于某些具体高校的大学校园生态文化建设的实证、实验研究将受到重视并成为主流。
泰国文化论文范文2
关键词：生态儒道自然哲学文化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不可估量，在多种领域、多个层面展示出其不凡魅力。梭罗倡导简单生活观及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整体观，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其中也深深烙印了大量儒家与道家的中国古典哲学文化思想的印记。同时，他以走向荒野为契机，倡导诗意栖居、回归精神家园的生态理想，为世界生态文化的视野提供了哲学奠基和丰富视角。
一、融入中国儒家思想，倡导简单生活与精神富足的生态哲学观
儒家向来推崇安贫乐道。孔子曾云“何陋之有”，陶渊明的田园归耕也是儒家崇道之心的典型体现。数百年前大洋彼岸的梭罗也深谙此道，他于1845年至1847年，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里独自度过两年两月零两天，这是他“自然生活”也是“简单生活”生态观的实验。
（一）批判奢侈，梭罗否定以物质丰富为目的的生存态度
世人眼中的财富，在梭罗眼里就是“金银的镣铐”，他批评人们对待物质的态度，认为人们对于物质的需求更多的是出于享受和炫耀，而非生存的重要需求。比如追求时尚而购买衣服，那更多是被新奇所诱惑，对所谓“时髦”的追随者甚至用沐猴而冠的比喻来加以讽刺。梭罗一再强调，比起衣物的破败，个人德行的不足才是真正可耻之事，“穿在我们最外面的，常常是很薄很花巧的衣服，那只是我们的表皮，或者说，假皮肤，并不是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瓦尔登湖》）。他不能容忍衣服对于“自我”的掩盖与改变，“人消失在了衣服背后”（《瓦尔登湖》）。人性个体的存在意义屈从于肤浅的物质追求，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变成了衣服代表的等级差别。越来越热衷于包装自我的人类，实质上失去的是体内越来越丧失真实的生命力。
除了衣服，另一个重要的物质象征“房屋”也是如此。“我们不再在夜间露营，我们安定在大地上，忘记了天空”。梭罗认为，人们对待房屋的态度，不是满足于安住，而是被房子的装饰与花哨所累，甚至成为房屋的奴隶。于是，复杂而壁垒森严的“房子”里居住的是人们的身体，但同时却阻碍甚至关闭了人民与天地万物的沟通，于是自我便逐渐迷失于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梭罗引用这句儒家名言，正是批评和否定终日蝇营狗苟、奔波劳碌却忘却自我本来面目的灵魂失落者。
（二）重归原始，梭罗呼唤人们回归简单生活观
儒家先贤曾子所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大学》），体现了简单生活的方式和快乐。同样，梭罗也认为，只要个人心境淡泊，吃最简单的野果也能为品行提供足够的营养。于是他大声疾呼：“简单，简单，简单吧……我们的生活在琐碎之中消耗掉了。惟一的医疗办法……一种严峻得更甚于斯巴达人的简单的生活，并提高生活的目标。”（《瓦尔登湖》），他也勇敢地自我实践了这种简单生活观，他来到瓦尔登湖边筑造小木屋，他与禽兽为邻，他独立生活了两年多时光，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探寻简单生活的本质意义。他的思想被称为超验主义，而这一切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活得简单、更简单，抛开物质的罗网，是可以找回自我的真正存在的。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梭罗倡导简单哲学观的同时，结合中国儒家思想所提出的精神富足的生态观。“衣服可以卖掉，但要保留你的思想……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古哲学家都是一个类型的人物，外表生活再穷没有，而内心生活再富不过”（《瓦尔登湖》）。在梭罗的思想中，德行与智慧才是最重要的个人财富。“德不孤，必有邻”，他有意无意中曲解孔子有德之人必有同道的原意，而强化德行对个人存在的意义——一个人如果内有德涵，那么便永不孤独，实现这种精神富足、永不孤独的方式，有与自然万物的宽容融洽，也有先贤们以足迹为证的阅读，他认为，“书本是世界的珍宝”，独处、阅读，足以为人类个体提供广大的视野与广袤的内涵，在精神的宁静平和中，善与美自然显现，并且成就简单生活的最丰富收获。他希望摒除“人性”而恢复“兽性”，及摒除虚幻的物质财富而重归“与禽兽为邻”的清醒自我。
二、呼应中国道家思想，倡导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
何以真正实现简单生活，回归自我？梭罗最重要的生态观就是号召人类返归自然，重建人与世界的关系。梭罗对于荒野自然的亲昵与膜拜，对20世纪以来生态文化和环境主义运动产生了极显著的影响。
学者郭建良曾撰文探析梭罗与中国道家思想的相似性。老子所说“独立而不改”，似乎也正是梭罗的遗世而独立的自然探索之道。梭罗从生态整体观的宏观视角确认了人与自然的同根性关系。在梭罗的荒野生活里，“每一支小小松针都富于同情心地胀大起来，成了我的朋友。”他的自然观，奇妙地同古老东方“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念相应和着。梭罗常常将自然万物视为同类，认为自然万物才“最接近自己的血统”。从先民开始，人与自然绝非剑拔弩张、生死对立，人与生物、山水就是和谐一体的关系。梭罗讴歌人类古代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的生态理想，对于大自然中的鸟兽虫鱼，是一种极亲近的态度——山雀会飞落到“我”怀抱的木柴上、潜水鸟会嘲笑愚蠢的猎人、野鹿会好奇地凝望近在咫尺的“我”，远离喧嚣的瓦尔登湖“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健康，这么多的快乐……难道我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与青菜的泥土吗？”（《瓦尔登湖》）他在瓦尔登湖的荒野栖居的两年里，和自然中的其他生物取得了生存的平等，组成了一个宁静而富有生命力的生态系统。
与生趣盎然的自然生态系统相比，工业化文明下的现代社会则是“有病的”存在，“社会总是有病的，最好的社会病得最重。”（《瓦尔登湖》），梭罗极其抵触以火车、铁路为象征的机械化和工业化，他以强烈的字眼批判那些侵蚀田园农舍的铁路，“这恶魔似的铁马，那裂破人耳的鼓膜的声音已经全乡镇都听得到了，它已经用肮脏的脚步使清泉的水混浊了！”（《瓦尔登湖》）铁轨对丛林的毁坏，喧嚣和烟雾对自然生物的折磨，梭罗批判工业化进程是以金钱和利益至上而戕害人类自然心灵的野蛮恶行。
所以，正如“道法自然”“万物归一”的中国古典哲学思辨，梭罗也坚持认为，自然是有生命的，也是有人格的，自然和人的精神是相通的，决不能疏远自然，甚至肆意破坏自然界的生态系统，顺其自然本质上成为宇宙运行和人类生存的最高法则，只有远离工业文明污染的瓦尔登湖畔富有诗意的荒野式栖居才能拯救日益被破坏的社会生态。
总而言之，梭罗生态观中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中国哲学文化内涵。精神的诗意栖居，也被梭罗认为是人类真正重要的追求，返璞归真、回归自然正是实现诗意栖居、重新发现生存的唯一途径。他倡导简单生活，号召人们回归自然，以精神生态的诗意建构对抗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这种强调人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生态整体观，与中国儒家的“知足常乐”思想、道家的“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哲学文化不谋而合。
参考文献：
[1][美]HD梭罗.瓦尔登湖[M].徐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
[2]杨丽.走向一种纯朴的自然情怀———《瓦尔登湖》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解读[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3（01）.
[3] 张岩，孙立言.诗意栖居与精神守望：梭罗《瓦尔登湖》生态思想论析[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6）.
[4] 王焱.论梭罗超验主义的自然书写[J].文学与文化，2014（04）.
泰国文化论文范文3
一、何谓文化自觉
我国学界对文化自觉的研究肇始于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先生。先生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6个字高度概括文化自觉的实质。给予文化自觉的界定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1〕。
先生对于文化自觉的释义为我们理解文化自觉内涵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深刻启示。首先，文化自觉应该是一个思维与存在相融合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至少包括四个环节。其一，对自身文化历史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其二，对自身文化现今所处环境和地位有深刻的理解和反思。其三，对自身文化未来发展状态和趋势有科学的分析和预判。其四，拥有建基于前三层含义基础上的体现文化自主转型能力的文化创建之实践。从根本上说，文化自觉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的自我创建之实践，这一实践建基于人们对文化的觉醒和反省。其次，文化自觉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圈子中的人既弘扬“过去”之文化精华，又彰显“现在”之文化精神；既保留本土文化之优秀特质，又借鉴吸收外来文化之优秀品质。再次，文化自觉要求各文化圈子中的人互相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文化形式和文化发展道路，也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以至“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一般而言，文化自觉的研究场域侧重国家和民族层次的大文化圈子。鉴于此，文化自觉更多的指在了解本国、本民族文化历史，明晰本国、本民族文化发展现状和地位，以及对本国、本民族文化未来发展状态和趋势有科学分析和预判的基础上，弘扬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之精华，彰显本国、本民族现代文化之精神，保留本国、本民族文化之优秀特质，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文化之优秀品质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自主创建。文化自觉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和发展之前途命运的理性思考和深度把握，体现了一种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高度责任感和攻坚克难的担当精神。
二、从文化自觉视角看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
任何学科建设与理论构建都需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同理，生态伦理学的构建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历史工程。我国学界对于生态伦理方面的研究起步晚，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提出生态文化范畴的概念，落后西方国家二三十年。正因为如此，国内学界对于构建中国生态伦理学的努力肇始于评介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以致于中国的生态伦理学在很长时期内带有浓厚的“西化”色彩，尚未脱离西方的研究模式和学术框架，“水土不服”现象严重。随着中西思想文化的交融、交流与交锋，中国文化的独特气质与魅力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生态伦理学的构建赋予民族文化的意蕴，认为文化自觉是构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态伦理学必须矢志不渝坚持的“文化精神”。在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实践过程中，应以民族的视角、历史的眼光、群众的路线坚持和贯彻“文化自觉”之“文化精神”，也即要将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将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現代化，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
（一）民族视角：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
中国生态伦理学由于起步较晚，从总体上而言，还未摆脱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固有逻辑，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生态伦理学的简单叠加与移植。确切地说，中国生态伦理的民族属性未能充分发掘，也即未能实现西方生态伦理的“中国化”。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态伦理品质在相当程度被广大学者所忽视。在不少学者看来，中国传统生态伦理只是一些零散的思想片段，既无精确概念分析，又无严密逻辑论证。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的生态伦理思想往往被置于比之西方生态伦理次要的地位。事实上，恰如学者云杉所言，“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2〕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现代世界梦寐以求的优秀的生态伦理品质。
学者刘福森认为，中国生态伦理学没有按照中国文化的价值理想、没有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进行重构，并呼吁构建中国人自己的生态伦理学。文化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深深打上了文化圈子（地域）的烙印。也就是说，民族性是文化的先在属性。伦理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与民族特质紧密相连。不同民族文化培育、酿造不同的生态伦理，不同生态伦理追随、契合不同的民族文化。中国的生态伦理学也是中华民族的环境理论学。中华民族的生态伦理学理应彰显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这就明确了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必须摆脱西方生态伦理学的内容框架和思维模式，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找到适合中华民族特色、与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相通、能够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合理成分。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构建并非全盘否定西方生态伦理，而是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确保中国生态伦理的主导和主体地位，真正实现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
（二）历史眼光：传统生态伦理现代化
中国有着悠久的生态伦理思想文化，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因此，中国并不缺生态伦理思想。早在神农氏时代，就有“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之类的保护生物资源的禁令颁布。大禹时代又颁布了《禹禁》。周朝更加注重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的系统思想、资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相应的管理机构均已出现。随后流行的儒道释家在生态伦理方面造诣更高。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释家的“万物皆佛、众生平等”都可以作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重要思想渊源。就连当代西方著名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代表柯布及其学生格里芬都公开看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希望中国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思想资源走出一条有别于西方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路。“中国传统文化是有机整体主义的，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根基的儒、道、释所倡导的天地人和、阴阳互动的价值观念，不仅是生态运动的哲学基础，也应成为未来后现代世界的支柱性价值观念”〔3〕。我们要做的是将这些生态思想精华保留、延续下来，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提供深厚的哲学基础和有力的价值支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伦理思想的独特性和启发性，对挖掘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津津乐道。但是，多数学者只是停留在对中国传统生态伦理的宣传与说教层面，并未深入分析传统生态伦理对现今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实用性。更确切地说，传统生态伦理由于“尘封已久”，在未深入“雕琢”的情况下很难适应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构建需求。因为“伦理同哲学一样都是有时代性的”。生态伦理几乎同人类文明史同在，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中潜在发展的观念形态和价值体系。如果从历史的维度考察生态伦理，可以把生态伦理看做一个随历史条件和时代内涵不断演变的概念。翻开生态伦理思想发展史，我们能够发现，总体而言，生态伦理在每一个时期都会摈弃与时代不符的旧思想，更新与时代相符的新内容。生态伦理，这面历经时代沧桑巨变，发端于原始文明，成熟于农业文明，沉睡于工业文明，觉醒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度前夜的精神旗帜不能说是属于哪一个时代，而是一个随时代变更、完善的概念。从这个意义可以确定，生态伦理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高扬“扬弃”与“更新”旗帜，从而具备贞下起元、历久弥新的独特品格。处在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拐点处，今日的中国需要认真思考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需要慎重把握传统伦理思想的时代转换。也就是说，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必须审慎应对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将传统生态伦理吸收到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中并不是对传统生态伦理的简单回归，而是促成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最大耦合，实现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生态伦理的时代转换，使我国的生态伦理学既保持民族文化传统，又适应现代生态伦理发展的需要。
（三）群眾路线：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
一般而言，受知识背景、资源禀赋、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理论往往由社会精英分子首先发现和掌握。然而，理论和事实一再表明，国家抑或民族文化的强弱，从根本上而言，并不是由精英文化决定，而是取决于大众文化。因为，真正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内在精神特质的恰恰不是精英文化，而是大众文化。对生态伦理思想史进行简单回顾与考察，不难得出结论：一般而言，生态伦理首先作为精英文化而存在，并呈现出不断转化为普通民众保护自然的道德实践的发展趋势。经典作家早有研判——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力量。众所周知，任何科学理论都以掌握和服务民众为宗旨。生态伦理存在的目的是使之成为“万民膜拜”的社会法则，并随之化为自觉的道德实践。因此，产生、活跃于精英阶层的生态伦理必须转化为普通民众的内化价值和外化实践。也只有如此，才能体现生态伦理的内在价值。那么，如何将生态伦理转化为普通民众的道德实践呢？这就必须经历一个使精英生态伦理大众化、通俗化的过程，姑且称之为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过程。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使精英生态伦理大众化、通俗化，也即作为精英文化的生态伦理如何能够成为普通百姓津津乐道的通俗话题？众所周知，社会精英文化只有通过普通百姓内心早已认同的文化形式才能得以传播和延续。这就需要充分挖掘和发挥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衔接紧密的文化形式—民俗文化的中介力量。对此，关于什么是民俗文化，知名学者刘福森教授早有见解：民俗文化在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和发展，在文化传统的延续中保存和传承，并通过民间信仰、民俗节日、民俗礼仪、民间文学艺术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以特定信仰、节日、礼仪、文化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文化形式就是沟通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桥梁，是实现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化的中介力量。不难得知，民俗文化直接产生并依附于普通百姓的现实生活。这就决定了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直接决定普通百姓的日常行为。因此，要使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充分发挥民俗文化的中介作用，把理论化、抽象化的生态伦理通过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展现给广大民众，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主动认同并自觉实践不失为一大良策。从根本上说，走群众路线，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其最终目的是要使保护环境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的一种信仰。这才是构建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的重点和难点。
三、结语
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要构建得有声有色、有血有肉，必须将“文化自觉”精神贯穿始终，以更加理性、更加主动、更加负责、更加自信、更加开明的态度将生态伦理在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精英—民俗之间进行恰当融合与适时、适度转换。值得着重一提的是，在西方生态伦理中国化，传统生态伦理现代化，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是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过程中的有机环节，缺一不可。不过，三环节中，将精英生态伦理“民俗化”，使保护环境成为普通民众心中的一种信仰是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根本要义之所在。我们甚至可以说，生态伦理“民俗化”的程度与中国特色生态伦理学构建的效果呈正相关。
〔参 考 文 献〕
〔1〕.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J〕.中国社会科学，2000，（01）：37-51.
〔2〕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J〕.红旗文稿，2010，（16）：4-8.
泰国文化论文范文4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态势；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111-05
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是我国当代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一类新形态，是指以某一主导文化产业为核心，吸引大量彼此产业联系密切的创意产业、创意工作者及相关服务机构在某一特定的文化地理空间范围内集聚，形成相对集中的区域集合体的一种业态现象。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既有经验表明：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发展，有助于整合产业生产要素，实现产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能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鉴于此，自2004年起，推动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成为我国诸多省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十一五”期间文化部先后命名了两批共4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四批共204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园区。那么，时至今日，经过这几年的发展，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到底处于怎样的一个状况，有哪些不足又亟待作出改进呢？下面笔者试从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出一定程度的解答。
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态势
从总体上看，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发展已初显成效，但仍处于低水平的发展阶段。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形态。就文化创意产业要素、资源的空间整合形态而言，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主要存有三种类型：文化创意产业带、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其中文化创意产业带是依托一定的自然生态资源或人文生态资源，政府将一些创意园区或创意企业集合起来以形成点状密集、面状辐射、线状延伸的文化创意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一体化的带状走廊，如上海徐汇滨江文化创意产业带、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带、苏州河创意产业带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是由政府规划的一个空间有限和具有明显地理区域，且文化创意产业和设施都高度集中的地方。这些园区主要是由文化创意企业和一些自己经营或自由创作的创意个体集合组成，如杭州和达文化创意园、泰州文化创意产业园、中国光华文化创意园、羊城创意产业园等。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主要是依托龙头企业拉动效应，牵动整个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分工和集聚，进而带动文化产业增长。如上海张江创意产业基地、河北东方文化创意产业基地、新疆“7坊街”文化创意产业基地等。这三种形态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来完成集群的，市场在其中的导向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它们与真正成熟的产业集群还存在一定的距离，这种集群式发展具有一定的单一性和主观性，不能完全满足文化消费的市场需求，它们与“集群”本身需要达到的经济目的、需要实现的杠杆效益、需要获得的资本回报尚存在差距。
2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基本格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布与我国主要经济区的空间分布紧密相关，也与该区域的原有产业基础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六大创意产业集群。首都创意产业集群以北京为核心，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其在创意产业中的地位是其他城市无法替代的，已经形成文艺演出、广播影视、古玩艺术品交易等优势行业；长三角创意产业集群的上海是该地区的龙头城市，带动杭州、苏州、南京的工业设计、室内装饰设计、广告策划等行业迅速发展；珠三角创意产业集群的广州、深圳是我国创意产业基地的聚集区，广告、影视、印刷、动漫等行业走在国内前列，滇海创意产业集群的昆明、丽江、三亚，在影视、服装等行业比较有特色；渝川陕创意产业集群的重庆、成都、西安的创意产业主要是网络动漫游戏产业等；中部创意产业集群以湖南长沙为代表，其电视广播产业已形成独特的创意产业链。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格局尚处于区域集聚的低水平发展阶段，没能打破行政区、经济区的界限，突破行业、部门和所有制的制约瓶颈形成生态集聚。
3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优势作用。尽管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还处于低水平发展阶段，但由集群发展带来的集聚效应已日益凸显。首先，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不足1000亿元，迅速提升到了2004年的2440亿元、2006年的5123亿元、2008年的7630亿元和2009年的8400亿元，年均增幅达到百分之二十几，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幅。普华永道国际会计公司在《全球娱乐和媒体业展望：2009—2013》中公布的数据表明：中国近年来的全球文化产业市场份额增速较快，排名逐步上升，目前已位列美、日、德、英之后，世界排名第五。而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有关文件，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是全球所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速度最快，也是目前规模最大的。[1]（P202）我国文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由此亦有了较大提升，一些演艺企业的创意品牌已享誉国际，常演不衰，如《时空之旅》、音乐剧《蝶》等。其次，它有力地推动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性和创新性决定了其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实体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推动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有助于在与其相关的传统产业中深植文化因子，帮助相关传统产业切入到全球产业链的高端，迅速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如我国景德镇陶瓷创意产业集群和绍兴县纺织业创意产业集群就是通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实现经济转型的典型代表。目前景德镇的陶瓷业和绍兴的纺织业都已走出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正迈向国内乃至国际创意的尖端。
二、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新世纪以来，我国开始步入科特勒所说的“感性消费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一切产品都可以成为内容的载体，由创意给人带来独特体验的产品和服务，越来越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包括汽车、建筑、服装、食品等在内的大量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都需要注入创意内容以提升其产品的附加值。这样的时代呼唤能向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提供巨大能量的文化与创意经济价值和服务的产业集群。于是顺应时势所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开始迅速发展起来，集群效果也已经初步显现，但同时其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业已暴露出来，这些问题正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可持续性发展和健康成长。具体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制度规范困境。目前，我国文化创意集群发展存在“一哄而起”、“各方逐利难调”的状况，缺乏相应完善的政策对之加以良好地规范。有调查发现：我国西部诸多县市，在当地经济欠发达、地方财力比较有限的情况下，仅凭当地领导意愿，盲目发展动漫游戏产业园区，结果因脱离当地的文化资源和具体条件而难以实施。[1]（P205）而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虽然政府口头上大力提倡支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集群，但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缺位”与“越位”并有，公共服务不够，土地、房屋、税收等配套政策迟迟未能出台并加以落实，结果导致园区相关方争相逐利，各自为政，创意园区难为为继。如北京大山子798文化艺术区，因成功地混合了工业建筑和新艺术空间而成为颇有盛名的文化创意园区，但随着其集聚效应的提升，该园区成为各大房地产商凯觎的对象，该园区的地产租价迅速飙升，使得许多创意企业和艺术家因负担不起持续高涨的房租而纷纷退出。
2资源利用困境。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资源浪费现象较为严重，产业资源利用率相对较低。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同质化竞争比较普遍。拿动漫产业来说，目前挂国家牌的动漫产业基地有近50个，其中有文化部命名的国家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还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科技部等命名的国家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化基地、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国家网络游戏动漫产业发展基地、国家动漫创意产业基地园区和人才培养与研发基地、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基地等6种园区，而在地方省市这种多头管理、多处挂牌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如江苏南京就几乎每个区都有自己的动漫产业园。这种同质化竞争使得产业资源被分散使用，资源利用率相对下降，而由此建立的创意企业多半显得小而弱，难以形成集聚效应。二是文化资源的粗放式开发现象严重。目前我国一些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在发展文化创意集群过程中是按照工业文明的标准和价值尺度来进行的，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对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民族文化资源的产业开发采取简单粗放式的文化开发方式，忽视传统文化资源和当代民族文化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精神价值，结果导致一些无形或有形的文化资源招致毁灭性打击并快速消失。如新疆锡伯族人大代表富春丽，就曾公开批评：“我们建立了民族风俗博物馆、发展民俗文化和特色旅游，但是忽略了民族文化的本质是语言和文字，我们的锡伯族语言正在慢慢消失。”三是产业链缺乏有机整合。目前我国大部分创意园区存在着上、中、下游布局不平衡的现象。创意产业集群内部的上游内容原创及开发、中游创意产品的生产与包装、下游创意产品的营销、传播、消费、延伸开发等大多处于互相独立、各自为政的发展状态，这也就使得这些创意园区难以推出优质的核心产品，缺乏打入海内外市场的能力，造成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
3人才支撑困境。目前，我国的文化创意人才严重匮乏，不论是人才总量还是人才结构都远不能适应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需要。首先，从数量上来看，有数据统计显示，我国文化创意类人才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就拿数字艺术产业而言，大约需要40多万的数字艺术创意人才，但目前实际从业人员仅有3万余人。其次，从结构上来看，有数据统计显示，当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复制模仿型人才多，高端原创型人才少；加工型人才多，高端经营管理型人才少；单一技术型人才多，高端复合型人才少；人员结构比例中高、中、低技术人员呈金字塔形结构排列，存在严重的人才结构性需求矛盾。高素质的文化创意人才、文化创意产业经营管理人才、复合型的文化创意专业人才和国际性的文化创意人才是目前中国最为紧缺四类文化创意人才，这四种人才的开发与培养将是中国未来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而造成这四种人才缺乏的原因，主要是国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历史较短，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创意人才培养方面未形成规模，且缺乏科学性与专业性。
4市场开发困境。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赖以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力。因此，进行市场开发，不断提升文化创意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量是推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必要之举。但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主体以中小企业居多，尚属“幼稚产业”、“幼稚经济”，这类产业的市场开发往往具有多变性和高风险性的特点，从而也增添了这类产业市场开发的困难。具体来说，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投融资不足。文化创意产业在我国尚属新兴业态，新兴产业的市场开发往往要比已有传统产业的市场开发更具不确定性，因此，需要更多的资金准备，没有足够的资金准备，在初期发展阶段，新兴产业往往很难在既有市场结构下打开缺口，占据一席之地。然而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渠道并不多，难以融到充足的市场开发资金，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企业的市场开发融资中，有70%是通过政府注入和向银行借贷完成的，有20%是通过获得风险投资或者股权投资实现了融资，只有10%的企业是从上市渠道获得了资金。这种以政府和银行投资注入为主，投资主体相对单一的融资格局显然是不利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市场开发的持续健康发展。二是创意市场立法不完善。由于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是以“信息符号”为载体来提供，具有生产和服务的意识形态性、便捷性和即时性的特点，这使得它的市场开发具有不可预测的特点，而当前这个行业又缺乏规范的行业标准和公约，行业立法相对滞后，缺少完善的信用评级体系和专业评估公司，这就使得这个行业的市场开发难以获得“准信”，且难以有序进行。三是内容原创力不够，缺乏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产品。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高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扩大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海内外市场的占有率。但是我国已有的一些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所推出的一些文化产品和服务缺乏原创性，且“入心”不够，缺乏市场占有力。如深圳环球数码媒体有限公司曾历时3年，汇聚100多位艺术家，总投资高达13亿元的中国首部全三维数字动画魔幻电影《魔比斯环》，票房收入竟不足500万元。
三、推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
集群发展的策略探讨 “十二五”规划的五年，将是我国和平崛起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动相互叠加的五年，也是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通过集聚发展，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和综合规模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迎势而上，努力克服各种困难，突破既有困境，推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又快又好地发展。这也就要求我们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1加快完善产业集群发展的法规体系。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音像制品管理条例》、《电影条例》、《演出市场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再加上其他各种行政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法律框架背景，这也使得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做到有法可依。但由于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起步较晚，发展水平较低，因此，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一套专门支撑和规范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法规体系，这也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了更好地支撑和规范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发展以及协调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内部各方的利益，当前需要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立法工作：一是要着力于制定能总揽全局、关照各方、驾驭大势的权威性文化产业大法如《文化产业促进法》；二是要着力于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三是着力于完善有关创意产业财政投入保障和预决算比例的立法；四是要着力于完善新兴媒体、网络监管方面的立法；五要着力于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与企业、部门与部门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法定等等。另外，我们还要对我国现有的文化产业政策作出调整，加大政策对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倾斜度，进一步细化在税收、土地、工商等方面的优惠条件。如在税收方面，我们需进一步扩展免税政策和税利返还政策对文化创意产业集群项目的覆盖范围；在土地方面，我们要出台相关政策以支持文化创意园区的企业和机构以划拨、竞拍等多种方式取得必需的土地；在工商管理方面，我们要建立政府绿色通道，适度下调文化创意园区的工商注册登记门槛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在福利方面，我们要给予创意园区职工子女就近上学的优惠政策等等。
2着力优化产业集群发展的区域布局。如前所述，目前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在区域布局上存在同质化、不均衡发展等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产业资源的大量浪费、流失，制约着创意集群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了优化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区域布局，当前我们须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大力创建特色创意集群，避免同质化竞争。这一方面，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创意园区、基地的建制和管理体制，避免同一类创意园区、基地，多部门挂牌的现象泛滥；另一方面，在进行创意园区、基地规划时，要注意依托当地优势资源，扬长避短，放大特色，从而形成比较竞争优势，如“十一五”时期建成的江西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集群、河南焦作太极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等就是很好的典型。二是要科学开发，创意利用乡土文化资源，推动欠发达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这一方面要加强对欠发达地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规划和管理，避免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简单开发既有乡土文化资源；另一方面要建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对接扶助机制，建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资源共享平台，以推动欠发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的集群发展，实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协同平衡发展。
3积极拓展产业集群发展的融资渠道。目前，我国创意产业集群发展主要是依靠政府的资金注入，投资主体相对单一，融资瓶颈日益凸显，不利于长远发展，因此，我们应在继续增加政府投入的同时，注重引导社会投资、银行贷款筹资、民间资本投资、上市融资等，以建构起较为完善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为此，当前，我们亟须在以下一些方面作出努力：一是要加快立法以鼓励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基地建设进行捐赠；二是要尽快建立公信度高、服务效率高的文化产权评估公司，以此推动重点领域的文化创意企业进行股权融资，特别是推动同质文化创意园区、基地实现跨区并购重组；三是要完善授信模式，加强和改进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基地发展的金融服务，建立健全有利于金融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基地发展的配套机制；四是可以仿照英、美等国，采取发行彩票和倡导志愿者行动的办法来筹措创意园区、基地发展资金和节省创意园区、基地的内源资金等等。
4努力构建产业集群发展的人才规模培养机制。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在集群发展之后，对创意人才的需求特别巨大，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化创意人才培养上形成规模发展的态势，多管齐下，兼收并蓄。具体说，一是要发挥好高等院校的主渠道作用。这就要求高等院校须首先解决好学科理论与实际应用衔接的问题，完善文化创意产业学科的理论体系和学科建制，将文化创意产业学科教育与实际的就业岗位需求紧密挂钩起来；其次要变革和创新高等院校培育创意人才的方式和手段，从教材建设、课程设置到具体的师生互动以及专业实践都要增强创意性、复合性和应用性。二是要鼓励和引导各地方的研究所、社科院等学术研究机构相互之间及与国外一些学术研究机构互动、互助、互促，实现优势资源互补，联合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层次的创意产业设计、管理和经营人才。三是要注重创意人才的引进、激励和再培训。为此，我们应开辟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走以关系（朋友、亲戚、师生）引人、以项目（提供才能展示舞台）引人、以赛事引人的路子，采取公开招聘、兼职、短期聘用、项目合作、咨询、讲学、开办工作室、创作室等多种形式，争取引进一批国际一流的海外高端创意人才；对已经在创意园区从业的人才，应当定期定制地对之实施再培训，以不断提升他们的创意水平和个人综合能力。另外，政府和创意园区应相互配合建立创意人才激励机制，对于优秀创意人才在保险、住房、晋升、奖励等方面给予倾斜和优惠，以留住人才。
5推动建立产业集群发展的活力有序市场体系。增加文化消费总量，提升文化消费水平，是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构建一个开放有序、充满活力的消费市场体系，是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内在诉求。为此，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要着力扩大民众对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需求量，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创造充满活力和前景的市场空间。这就要求我们要通过贴补、奖励等多种方式引导和刺激民众对文化创意产品的需求；要着力营造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来改善民众的文化消费环境；要增强文化创意产品内容的原创力和吸引力，打造多样的创意文化精品，满足不同民众群体的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国内文化市场体系，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创造一个开放有序的市场空间。这就要求我们要调整政府职能，实现由行政权力配置文化资源向以市场为主要手段配置文化资源转变；要加强规划工作，以规划完善文化市场布局，健全文化市场功能，形成文化市场合力，促进区域文化市场体系形成；要加强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工作，以政策打破文化市场、行业壁垒和地区、部门封锁，以政策引导和支持文化市场健康发展。[3]
泰国文化论文范文5
关键词：泰国华人；姓氏；泰化嬗变
0 引言
（1）研究意义。华人是对中华民族的人的泛称。今日广义的“中华民族”，包含中国境内各大小民族，以及这些民族华人在海内外的后裔。云南华人，多为移民到缅甸或者老挝再移民到泰国，一般都定居在泰国的北部。而姓氏作为人在社会交际中的一个区别符号，既是家族延续的一个标志，也是民族心理、社会文化和人们思想意识的一种表达形式。泰国华人的姓氏，大部分起初直接沿用其祖先的姓氏。后因泰国政府华人政策的实施，及华人对泰国社会认同感的增强，泰国华人姓氏也逐渐泰化嬗变。这种泰化嬗变存在相对有规律的变化方式和较为突显的共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不但反映出泰国华人对中国传统姓氏文化传承的趋向，而且体现出华人这个群体的特殊价值观。通过大量的资料收集和对泰北地区小村子华人的实际调查，从语音、语义和社会价值观的角度研究泰国华人姓氏泰化嬗变的方式，剖析其存在的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姓氏特点，并发掘这种嬗变中蕴含的丰富社会文化内涵。旨在能为泰国华人社会发展和泰国华人对传统中国文化继承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借鉴。
（2）研究现状。中国有许多专家学者研究关于泰国华人姓名与泰国政府政策方面的问题，并从历史、文化、社会等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金勇在其论文《20世纪泰国社会华人姓名的泰化嬗变》中，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主要分析了泰国华人姓名的不断泰化的缘起和过程，一方面是政府对华人的同化政策；另一方面是当地华人对泰国社会的认同感不断加强密切相关。杨静的论文《从泰国政府政策看当地华人社会发展》也指出从华人开始移居泰国到华人社会的形成，从华人社会的艰难前行到华人社会的新发展，每一步都与泰国政府的政策密不可分。泰国研究者也逐渐注重对华人姓氏来源的研究，SuksantWiwekmethagone（LaoChuanHua）的《中华姓氏》收集了在泰国所有的泰国华人姓氏以及已经受到了泰化的华人姓氏，并有一个部分提到他们姓氏的来源。蒙云峰在《泰国华人家族》提出华人的姓氏泰化嬗变几个例子。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泰国华人姓氏同中国姓氏作对比研究，探析泰北云南华人姓氏的泰化嬗变的方式和特点，并从中发掘其中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
1 泰北华人姓氏泰化嬗变调查与分析
2.2 华人姓氏泰化嬗变特点
2.2.1 姓氏泰化嬗变具有泰国妻随夫姓和子同父姓特征
按照泰国风俗，女人结婚以后就用丈夫姓氏，所以华人女人嫁给泰国男人以后就会改用泰国男人姓氏。但如果是华人和华人结婚的话，女人姓氏没有改变。但不管是泰国丈夫或者华人丈夫，他们都希望子女用自己姓氏，即子女姓同其父。所以虽母亲没有改变姓氏而下一代子女须用丈夫姓氏，有的姓氏可能出现逐渐减少所用者，甚至有的姓氏已经无人使用。双名制，是指两种姓名同时使用，具体到华人来说，就是同时使用泰式姓名和中式姓名。但在使用的频度上受交际对象和交际场合而有所区分。在交际对象方面，当与泰国人交往时使用泰式姓名，与同为华人或华人社交圈交往时则使用中式姓名。在交际场合方面，正式公开场合，通常使用泰式姓名，容易受泰国社会认可；在家庭或私人场合，则常使用中式姓名，特别是常喜欢用LIN、ALI等汉语谐音的名字作为小名，具有短小易记，亲切诙谐的特点。双名制的使用，既是华人对其泰国身份认同感的说明，也是其意愿保留中式姓名，有强烈的中国血统的自豪感。
2.2.2 传承华人姓氏制度，追求延续华人民族性
华人的后裔对华人姓氏的认可和继承是华人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从在原祖先姓氏基础上有明显泰化嬗变方式的有10%的华人，延续使用华人祖先姓氏有一定程度嬗变泰化嬗变的占90%的华人，无论其姓氏嬗变的方式如何，皆以其华人祖先姓氏为基点，保留华人姓氏的特点，就如同一个同心圆，圆圈再大，中心点却永远不会发生偏移，这一切都足以说明云南华人对中国姓氏制度的保留以及对云南乃至中国姓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泰国文化论文范文6
这次研讨会是由杭州市发展研究中心、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和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跨界”活动，融学术研讨、艺术演艺和产品展览、体验参观于一体，全方位展现杭州作为“丝绸之府”“品质生活之都”的精致和典雅。
应邀参会的，既有国内顶级专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耿、万明，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等，也有国际著名学者，如英国大英图书馆中国部前主任、马可波罗研究学者伍芳思（Elisabeth Frances Wood），意大利丝绸文博学者奇亚拉・巴斯（Chiara Buss）等;既有中外丝绸时尚设计界的精英，如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吴海燕，泰国丝绸公司公关总监楚缇玛・嗒姆素宛（Chutima Dumsuwan）等，也有丝绸科技、教育领域的领军权威，如苏州大学现代丝绸国家实验室主任陈国强，浙江理工大学副校长陈文兴等;更有丝绸行业的代表，如中国丝绸协会会长杨永元、浙江省丝绸协会会长李继林等，以及凯喜雅、万事利、达利等著名企业的老总。古罗马称中国为“丝国”，这些学者专家就是当代的“丝人”。
在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大都具有宽广的视野、多样的内容、新颖的观点。研究历史是为了观照当下、开启未来。赵丰先生从考古和文献论证了丝绸和丝绸文化起源于中国，代表了中国文化。他说，在人类文明起源进程中，不同材料的服饰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圈，如地中海的亚麻、南亚的棉花，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圈里的丝绸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特别高，“丝绸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非常大”。
巴斯女士是第一次来到丝绸发源地中国，来到丝绸之府杭州。她来得不容易，克服了母亲车祸住院、自己睡眠障碍等困难，从米兰飞行十来个小时抵达上海。巴斯女士带来了她的新著中文版《金红丝绸》。这书堪称力作，系统介绍了15至20世纪意大利社会对丝绸服饰的宠爱，内容翔实丰富，并有大量的精美图片，在会上引起轰动。巴斯女士为大会精心准备了400多兆的PPT，以致现场电脑打开文件时破费周折，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她演讲的高质量和高水平。她说，中国文化对欧洲丝绸影响巨大，“中国的丝绸文化对于西方不仅仅是在技术方面有影响，在文化层面、思想层面、满足人们生活需求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如中国丝绸制品中的“太阳”图案，曾一度被米兰公爵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像米兰大教堂的玻璃、天鹅绒的织品等。
楚缇玛女士关于泰国丝绸公司及其美国创始人Jim Thompson倡导的企业文化介绍，让人对国际丝绸品牌和文化内涵有了全新的认知。“在20世纪60年代，泰国丝绸成了奢侈品的分支”，与传统的泰国住宅空间和家居装饰等相融合。她认为，丝绸作为一种商品，只有永恒的品质、品牌的文化，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
研讨会上，有许多专家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的观点。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鲍志成先生提出了值得思考的观点：“一带一路”是从历史中走来的时代宠儿，将开启世界新格局。新丝路要发挥文化的先导作用，注重“网络丝绸之路”的后发优势。吴海燕女士说，“我们都在遭遇应对网络应用知识的时代，应对大数据整合的时代”，应该构建丝绸产业转型升级的协同创新体系，实现丝绸资源的创造性组合。在她看来，丝绸文化的第四次浪潮必将会兴起。陈国强先生提出关于丝绸深加工产品的研发问题，代表了中国当代丝绸发展的科学前沿。
研讨会上，也有专家诠释了杭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李光斌先生专注于中国―阿拉伯关系史，他生动介绍了中世纪西方四大旅行家之一、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与杭州的历史情缘，其中有许多故事人们闻所未闻。“伊本・白图泰的《异境奇观―伊本・白图泰游记》见证了古丝绸之路上的风云变幻，书里记载他到达中国后，来到了‘行在’城，那里车水马龙，十分拥挤。”这个“行在”就是现在的杭州。“在地球上到过的城市中，这座城市是最大的。”“旅行者晓行夜宿要三天才能走完全城。该城又分为六座小城。每城均有城墙环绕。另外，还有一道大城墙把这六座城池围住，真是固若金汤呀！”李光斌先生介绍说，在伊本・白图泰眼中，当时的杭州是一座宏伟的东方大城、国际大都会，“说明杭州作为‘丝绸之府’，从古至今在中国丝绸历史文化和丝绸生产贸易中都具有重要地位，而‘海丝’路上贸易畅通，文化交往频繁，也极大地促进了杭州各个方面的发展。”伍芳思女士的演讲题目是《西方文献中的丝绸之路》，她谈及马可・波罗与中国、与“天堂之城”杭州的关系，引起专家和记者的极大兴趣，成为报道的焦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