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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诗歌范文1
关键词：古典诗歌 人文素养
近年来，随着社会与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这一课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才不仅仅是仅精通某一领域的“专才”，而是能全面适应社会、具有学习能力及适应能力、创新能力的心理健康的通才。美国心理学家杰・布鲁纳提出“迁移说”，即“学校里的学习创造了一种可以迁移到以后不论在校内或离校后所遇到的活动上去的技能”。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离不开人文精神素养的培养。古典诗歌教学是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诗歌教学与鉴赏活动往往从意象、语言、思想情感、韵律节奏等方面出发，本文则以《叶甫根尼・奥涅金》为例，另辟蹊径，从叙述者及其功能的角度出发，给学生以鉴赏诗歌的新思路。
《叶甫根尼・奥涅金》作为诗体小说，主观性和抒情性都很强，叙述者对叙述形式和叙述内容进行了大量干预。在指点干预的过程中，很多地方呈现出类似中国古典小说的特点。叙述者在叙述中常常用呼语“读者”、“亲爱的读者”或“亲爱的朋友”等词语，如“我的朋友们，在这种纪念册里，不瞒你们说，我也高兴写几句”（第四章29节），“读者啊，让我们和他分手”（第八章48节），造成一种对话的效果，在中国传统小说中也常常有“诸位看官”的说法，叙述者设定了一个叙述接受者，完成了以叙述文本为载体、从叙述者到达叙述接受者这样一个完整的叙述行为。
在小说中叙述者的指挥功能体现得也颇为明显，与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有异曲同工之妙。叙述者在这里时时提醒着他的存在，指挥叙述方式，控制着整个故事的节奏与走向，并对事件加以评论。
“……
但这次邂逅的结果怎样，
亲爱的朋友们，我今天
再也没有力气给诸位详谈，
说了这许多话，我现在应当
休息休息，去散一会儿步；
往后找个时间再来结束。” （第三章41节）
在叙述中，叙述者努力证实自己叙述的可靠性，在《叶甫根尼・奥涅金》中叙述者了解一切，是个全知的叙述者，同时他又是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上流社会的公子哥，又是奥涅金的朋友，达吉雅娜写给奥涅金的信也保存在他的手中，这样叙述者不仅证明了他的叙述的真实性，也证明了他拥有叙述者和故事中人物双重身份的合理性。
虽然很多作家或理论家认为评论干预应当尽可能避免，但《叶甫根尼・奥涅金》的价值正在于叙述者大量的、自由的评论干预所散发的思想魅力，特别是评价式干预。“我”常对主人公进行评说，或者直接对某些现象抒发自己的情感，表明自己的态度。在情节发展过程中，叙述者常常暂时中断叙述流，加入整节整节的抒情和议论，或对人物和行动进行评价，或向接受者传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达到对接受者施加压力，使他们集合在自己的统一价值观之下的目的。
《叶甫根尼・奥涅金》的开头并未以古典主义的传统方式开头，在发表后便引起极大争议，而这部小说是分期发表的，所以普希金在第七章加上了这样的对古典主义“我歌唱”的程式化开头的戏拟，以表示讽刺之意。然而这段诗完全游离了主叙述流，成了叙述者自我意识的展示。类似的干预在作品中比比皆是，与作品内在的意识形态层面有着更多的关联，这些干预超越了叙述中人物活动的范围，实际上包含着叙述者想要传达给接受者的信息，暴露了作品的讽刺意图。
在《叶甫根尼・奥涅金》还有一种特殊的干预，就是每章的前面都有一个题解，这些题解起到了提纲挈领的点睛作用。叙述者用这种方式向接受者表明自己的价值观，控制叙述过程，指引接受方向。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通过对古典诗歌教学新思路的开拓可以让学生看到对一个文本的不同层面的解读，体悟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扩大学生视野，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与创新能力。
外国诗歌范文2
为了使我国在国际发展潮流中居于主动地位，就必须培养大量既懂外语又有专业知识的国际人才，通过这些人才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发展态势，从而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外语作为我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对于我国引进国外优秀文化、先进技术和使中华文化走出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的外语教育应与国际接轨，向其他国家的外语教学学习，更好地展现我国外语教育的价值。
美国是应用语言学的诞生地，TES的研究也处于前沿地位。在美国外语教育中由于各种原因，例如教学方法不恰当、外语课开始时间少，外语教育的质量不是很好，存在“哑巴（外语）”的现象。随着世界多元化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美国教育界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国民外语教育的重要性，所以美国开展了外语教育改革。
1美国外语教育改革的内容及效果
1.1美国外语教育改革的内容
（1）美国外语教育改革的基本理念：《标准》首先明确提出：语言与交际是人类活动的灵魂。美国必须培养出能在国内外多元化的社区中从语言上和文化上都能成功交际的学生。因此，21世纪的美国学生至少应掌握一门外语。
（2）教育改革中提出 “5C”教育目标：美国为外语教育制定的目标：运用外语交际（communication）；获得知识，体验多元文化（cultures）；贯连其它学科，获得信息（connections）；比较、洞察语言与文化特征（comparison）；参加国内外多元社区（communities）。
这五个教育目标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的，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
（3）课堂教学内容：《标准》对课堂教学内容做了六方面的规定，包括：语言系统既包括语音、词汇和语法规则，还包括社会语言学知识；学生必须了解所学外语中丰富的文化内涵； 提高学生运用外语的技能；在外语教学中注重学生思维能力和培养；教师应通过课堂教学向学生传授行之有效且能让学生终身受益的外语学习策略；课堂教学中应教会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各种策略。
1.2改革成效
美国通过对外语教育的改革，激发了学生学习外语的动力和兴趣，提升了美国学生的外语素养，使学生掌握了更多的外语知识和外语技能，从而为美国培养了一批既懂外语又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才，从而使美国的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播，扩大了美国对世界的影响。
2美国外语教育改革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
我国对外语教育十分重视，在义务教育阶段低年级就开设了外语课程，但是我国外语教育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制约着我国外语教育质量的提升，我国当前外语教育依然是应试教育的“哑巴（外语）”。美国的外语教育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标准》被誉为美国21世纪外语教育改革的“指导方针”，对我国的外语教育提供的宝贵的借鉴经验，对我国的外语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1）在外语教育中应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为主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外语教育中应灌输“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充分考虑不同阶段不同学生类型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遵循语言学习的规律，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力求满足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
外语对于学生来说缺乏学习的兴趣，所以在外语教育中应加强外语学习的重要性的灌输，加强外语文化的宣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2）在外语教育中要有完整的体系，逐步提升学生的外语素养和外语能力。在我国外语教育中应按小、中、大学外语教学“一条龙”来统一规划不同阶段的培养目标、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师发展、评估方式以及教学管理机制的衔接与持续发展，系统、连贯地培养和提高学生实际运用外语的能力。
（3）创设更多的外语应用情境，提升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外语作为一门语言，其学习必须要有一定的语言环境，以便改变“哑巴”式外语现象。在我国外语教育中应创设相应的外语应用情境，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和交际能力。
（4）在外语教育中给学生传授更多的学习策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要求我们在外语学习中传授更多的学习策略，帮助学生在今后的学习中运用学习策略更好地学习外语。
（5）在外语教育中加强外语文化内涵的讲解，开阔学生的眼界和思维。只有了解相应的文化才能更好地掌握和应用外语，所以在外语教育中应加强外语文化的内涵的讲解，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外语语法，在生活中更好地应用外语。
外国诗歌范文3
重组往往是国外国有银行改造的第一步和一般模式，重组将调整国有银行的资本结构和转出银行不良资产。
汉城银行是韩国政府所有的银行。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因主要借款人破产，汉城银行面临破产威胁，韩国政府不得不对汉城银行进行重组。韩国政府的战略是先国有化汉城银行，然后对它进行重组，最后再出售它。汉城银行通过按账面价值注销，向资产公司、私人和其他购买者出售的方式处理不良资产。重组后，汉城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大幅下降，零售贷款和抵押贷款业务快速增长，管理也比重组前更有效率。完成重组和资本结构调整后，韩国Lonestar Hana银行收购了其全部的国有股份。
模式二：结对子
结对子一般是外国私人银行和国有银行签订协议，外国银行按一定费用有偿转让其技术和知识给这家国有银行。
东南亚银行(SEAB)是一家跨国银行。在结对子前，SEAB不能满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和国际银行的惯例。在与德意志银行结对子后，SEAB通过综合理解风险管理的要点，提升风险管理技术，培训和创造在资产负债、市场、操作和信用风险管理方面的符合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要求的能力，创建了及时、有效的信贷管理程序，建立了资产负债、市场、操作、信用、信息技术风险管理系统等。通过结对子，SEAB已经更新了其微观经营机制，基本上达到了国际最优银行的标准。
模式三：国有控股的上市银行
印度尼西亚BRI银行是一家通过一种独立的小额信贷单位在印度尼西亚的农村和城市给相对低收入的客户提供服务的商业银行，其业务包括小额银行业务、零售银行业务、公司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
其成功秘诀是：政府虽给予BRI强有力的支持，但并不干预其日常经营；BRI建立了最小单位银行体系和一套与绩效挂钩的激励系统；成功建立了有组织的Desa单位体系，相当于一个高度分散且半自治的金融实体，与BRI的单位银行体系相连；建立了一个功能完备的管理信息系统，对客户、单位管理者和员工提供简单、透明的信息；单位管理原则，即单位的贷款利率必须包含所有成本，银行自己决定有关客户的信用价值而不受外界干预。
外国诗歌范文4
后，随着中外关系的变化和清政府内部发展的客观要求，遣使出洋已成为必须。于是1868年清政府向海外派遣了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由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首的代表团访问欧美，故称作蒲安臣使团。此事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也标志着清政府外交终于跨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一、蒲安臣使团出使的背景
清政府派遣蒲安臣使团既是形势所迫，也颇具戏剧性。1858年，在第二次中，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其中规定允许外国公使驻京。1860年以后，西方列强便纷纷派遣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却一直未曾遣使出洋。1866年，清政府曾派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其儿子和三个同文馆学生，随同回国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赴欧洲游历，开了晚清官员出洋的先例。但那仅是一次试探性的观光旅行，并非正式遣使。
特别是第二次之后，清朝统治者越来越认识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人无不洞悉，而外国之情势，中国却一概茫然无知，最大的原因乃是“彼有使来，我无使往”。1867年，按《》有关规定，十年期限届满，将修订条约，列强诸国皆欲趁此机会，进一步扩大在华侵略权益。十年前，英法等国就是借修约之口，重新挑动了战争，清政府对此仍心有余悸。此时，清统治者最惧怕的就是在修约之际，列强再次寻衅滋事，干涉内政。1867年清政府考虑派人出使各大国，了解他们对今后修约的要求，但苦于不知派什么人好。
正当主持总理衙门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䜣和文祥等大臣百般焦虑、忧心忡忡之时，在欢送卸任美国公使蒲安臣的宴会上，蒲安臣表示愿意为中国出使西方各国。蒲安臣是第一个在北京任职的美国公使，1862年夏到北京就任。他在任内积极推行“合作政策”，颇受恭亲王和总理衙门其他大臣的信任。在取得蒲安臣的同意之后，奕䜣正式向朝廷上奏：“请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使臣。”奏折中赞扬前美国公使蒲安臣“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而且说明由于中外礼仪不同，“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
二、蒲安臣使团出使的成果
1867年11月27日，总理衙门事务大臣奕䜣正式奏请清廷任命美国人蒲安臣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代表团出访欧美各国。团里的其他成员为清朝大臣志刚和孙家谷，顾问英国人柏卓安和法国人德善。此外，使团还包括中国随员、译员（大部分是同文馆学生）等共30多人。这是清政府派往国外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蒲安臣使团于1868年2月25日自上海启程，先后到达美国、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等国，使团向各国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他们加强友好往来的愿望。
蒲安臣使团于1868年2月25日从上海出发，先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访问了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等城市。然后又横渡大西洋赴欧洲，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典、丹麦、荷兰、普鲁士、俄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直至1870年10月18日回到上海，历时两年八个月，先后访问了欧美11个国家。
蒲安臣使团在历史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它有益于清政府设领护侨，改革传统外交礼仪制度，并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一，推动了中国外交礼仪的近代化。西方外交礼仪本质意义在于维护和体现国家的平等，在形式上表现为对等，如互派外交使节，互设外交机构，互向对方国家元首呈递国书；君臣之礼非常简略，“进退不过三鞠躬而已，彼此立谈，无拜跪之文”。这种对等的外交礼仪，在现代欧洲已经形成了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是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后必须遵循的外交形式。而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华夷体系中，遣使是单向性的，只有“万国来朝”，没有中国遣使出洋觐见外国君主之例，同时清朝官员也只知中华礼仪，而不能容忍“夷人”违背中华礼仪。乾隆时代马嘎尔尼拒行跪拜礼而引起朝廷上下的震怒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到了19世纪中后叶，随着国际体系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华礼仪已不可能是至高无上的仪制了，它遭受到西方礼仪的巨大冲击。在往访英、法、瑞、丹、荷、普、俄等国时，蒲安臣一律按西方礼节觐见各国君主，亲递国书，昭以通好。当蒲安臣病逝后，志刚和孙家谷二钦差继续往访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时，也就顺理成章地按西方外交礼仪觐见君主，亲递国书，行鞠躬礼。西方列强由此也得到了要求以对等形式和对等礼节觐见清帝的理由。到1873年6月27日，西方公使第一次以西方礼节觐见了同治皇帝。从蒲安臣使团出访到外国使臣入觐，这一过程标志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实行了西式的对等使节外交。如果说马嘎尔尼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对中国外交礼仪进行挑战的话，那么蒲安臣则是用演示西方礼仪的间接方式，促使中国迈出了放弃中华外交仪制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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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理论与文献述评
体育赛事是以体育竞技表演活动为载体的特殊商品，而获得这种商品或者服务权利的“票、券、证明”等，就是我们俗称的门票，也叫“人场券”。在经济社会，门票作为一种有效凭证，既有本身所代表的体育表演活动的观赏价值，同时也有对体育赛事产品价值认同的货币表现形式—门票价格，也是对所获得产品或者服务的一种价值尺度衡量。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价格理论上属于实证主义经济学的范畴，其核心论述的是应该如何解决经济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将价格理论称为“微观经济”，而与之相对应的货币理论则称之为“宏观经济”。我国学者余鑫炎、黄汉民在其主编的《价格学(第二版)》中，将价格理论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价格理论的萌芽与形成各阶段、欧洲古典经济学确立的价格理论阶段、马克思着主义价格理论阶段，是对价格理论历史发展进程的回顾与总结。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学的价值一价格理论对于价格理论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商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以及“供求关系均衡时，价格是围绕价值变动的”，“供求关系的变化会影响价格的变化”等等，都是对于价格理论的经典论述。在价格理论研究历程中，也形成了众多的思想与学派，如劳动价值论、边际效用思想、供求均衡价格论、斯拉法价格学派等，鉴于非本研究重点，故不深人探讨。
体育赛事门票价格研究是在现代经济学价格理论框架下的分支实践应用，其既遵循价格理论的普适规律，也存在作为特殊商品的自身特征。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体育赛事门票定价原则研究。
国外学者西蒙斯经过研究发现:“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门票价格的高低对观众人数的影响是一个负效应，而与其收人多少的影响不明显”。国内学者如以史兵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门票定价应考虑市场的需求与供给状况，在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交点索要价格，并且在处于市场垄断情况下，利用价格歧视获得最大收益。史凤云等学者认为，我国现有体育赛事门票定价的成本+利润的模式具有孤立性，采用纳什均衡定价模型更为精确。
第二，以市场营销视角下的定价实践研究。国外学者Armstrong提出的双边市场典型理论的“鸡蛋相生”问题，在分析非完全竞争下的答案是“分而治之”。国内学者李雯娟从体育赛事的产业化视角分析，积极开拓体育赛事门票营销策略，即整合营销、开拓体验、创新理念、赞助营销等。
第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门票价格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如孔庆波[川提出赛事门票价格具有赛事衡量、自我拟比、需求调节、心理特定功能，消费者具有多种行为特征。
第四，从法律的视角分析门票销售市场秩序混乱成因的研究。学者钱雪琴认为，市场秩序混乱，以及在市场相对垄断背景下门票价格制定的盲口性，背离供求平衡，从而为投机者所利用，应加强制度建设，行业自律。
综合分析上述成果，在此方向的研究还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如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待于不断拓展，不仅要从经济学、管理学、价格学、体育学等学科为研究的理论支撑，还要拓展至系统论、逻辑学、大数据、信息技术等，形成学科交叉;从营销策略为切人点的研究虽然发文量较多，但实践的创新性研究仍需不断丰富，对于当前信息化社会营销模式变革影响的研究需充实;对国外成功实践经验进行系统分析仍存在薄弱之处，如国外有哪些经验是在实践当中取得好的成效，国外以观赛者为本的思想是否能够促进我国赛事经营者的转变等等，都是能够充实此类研究的方向。鉴于此研究对于促进体育竞技表演业发展的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通过从国外实践经验为切人，以期为促进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推进与深人此类研究尽微薄之力。
三、国外体育赛事门票价格策略
外国诗歌范文6
关键词：国际援助 援助格局 中国对外援助
一、国际援助格局走向多元化
当前国际发展援助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24个成员国，即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和国际多边机构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ODA)。第二部分是非DAC成员国所提供的符合官方发展援助标准的援助，主要包括尚未加入DAC的经合组织成员国如捷克、冰岛、波兰、土耳其等，以及发展中国家中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国家，如中东产油国、以色列等。第三部分是非政府组织(NGOs)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赠与。第四部分是所谓“新兴援助国”，如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实力较强或区域性大国提供的对外援助，由于未公开发表或透露具体的援助金额信息，经合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通常未予统计。
通过分析近十年来国际发展援助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国际援助力量正发生变化，援助格局正逐渐走向多元化。
(一)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所占比重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尽管与十年前相比，发达国家于2008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增长了1.4倍，但在已知国际援助中所占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为78.57％。而非DAC成员国和非政府组织援助的占比则分别上升了4.25和5.78个百分点。总体而言，发达国家依然是国际援助的主力军。
(二)发达国家中，美国依然是最大援助国。但欧盟总体援助力量越来越强，左右着国际援助规则和理念。
自本世纪初以来，美国一直保持着世界最大援助国的地位，在DAC援助总额中的占比基本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水平。尽管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美国依然加大援助力度，期望能更多地运用援助手段，维护美国日趋走向衰弱的全球领导地位。
DAC的统计数据显示，欧盟15国提供的援助总额不断增长，在DAC援助总额中所占比重也持续上升，成为发达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最重要的力量。根据DAC最新公布的预测数据，2010年欧盟15国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将达到638.77亿美元(按2004年价格和汇率计算)，占DAC援助总额的59.07％，比1987.1988年间的占比提高了10.31个百分点。其中，英国的援助力度不断加大，预计到2010年在DAC总额中的占比将达到13.12％，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援助国。而且主要欧盟国家在援助规则制订和得出。理念推出方面表现积极，广做研究和宣传，在国际援助舞台上有着重要影响力。
由于经济疲软，日本援助额不断减少，2007-2008年在DAC总额中所占比重较十年前减少了12.03个百分点。由于经济低迷，财力有限，日本援助的弱势地位还将持续。
(三)非DAC援助国虽然援助额增长迅速，但影响力有限。
目前向DAC提交官方发展援助数据的非成员国和地区共有18个。沙特阿拉伯是其中援助额最大的国家，2008年在非DAC援助国官方发展援助总额所占比重达到58.69％。但总体而言，非DAC援助国援助额相对较小，且援助对象相对集中在周边国家和利益攸关的几个国家。例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联酋的官方发展援助主要对象都是穆斯林国家；2008年土耳其51％的援助额用于帮助其前5大受援国，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伊拉克。
(四)“新兴援助国”援助力量不断增强，备受国际关注。
“新兴援助国”多为发展中大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在国际上或所在区域具有较大影响力，希望通过对外援助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因而近年对外援助增长迅速，而且今后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据DAC《2010年发展合作报告》估计，2007年中国对外援援助总额为14亿美元左右，巴西4.37亿美元，俄罗斯2.1亿美元，南非0.61亿美元，印度2008-2009财年的援助额为6.09亿美元。此外，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扩大对外援助规模。中国是“新兴援助国”中提供援助最多、受援国范围最为广泛的国家，因而也最受关注。事实上，从近两年的援助支出来看，中国已经超过了不少DAC成员国。
“新兴援助国”对外援助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均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开展，具有南南合作的性质和特点；强调平等互利；援助方式以技术合作和项目援助为主等。由于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对外援助，许多“新兴援助国”没有采用官方发展援助一词，也没有对外公布本国的援助金额。
(五)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援助中的作用日益显现。
近年来，各类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援助舞台上日益活跃，通过多种渠道筹集了大量资金用于援助。2008年，非政府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无偿援助资金高达236.55亿美元，比2003年的113.20亿美元增长了108.97％。与此同时，各发达国家政府也越来越多地借助非政府组织渠道来提供官方发展援助，2008年这一金额达到25.08亿美元。与官方渠道相比，非政府组织援助方式更灵活多样，更能够深入基层，使援助直接惠及平民百姓。更为重要的是，非政府组织在传播“民主”、“人权”等西方理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发达国家借援助有效性之名，试图加强各援助方之间的协调与规范。
随着国际援助力量和做法多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日益感到其在国际援助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其相对统一的援助规则也受到挑战。为挽回局面和传统势力，发达国家开始着重强调援助的有效性，于2005年和2008年分别推动了《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和《阿克拉行动计划》的出台，要求各援助方之间加强协调与合作，尤其是希望与“新兴援助国”建立对话和合作，通过交流合作增加对“新兴援助国”的了解与牵制，其最终目的是建立起经过适当修改、涵盖面更广、但继续以其为主导的国际援助新规则。
二、中国对外援助如何定位
近年来，中国对外援助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客观上被从幕后推上国际援助舞台。在当前国际援助格局中，中国需要做好自身定位，为今后进一步发展找好立足点，以便能够在这一舞台上从容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