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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管效率论文范文1
一是我国高校自我发展的内在要求。生源数量的递减，高校在教育市场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据国家相关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的生源率出现了快速下滑趋势，尤其集中在中等偏下的本科院校。高校为摆脱日益严重的生源危机，就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改革，而教育改革的实施需要行政管理部门的组织与引导，因此提升行政管理效率是高校迎接市场挑战，自我发展的重要保障。二是提升高校良好形象的重要保障。行政管理工作在整个高校教育体制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影响高校的各项工作，行政管理工作直接决定着高校的教学任务安排、高校的人力资源配置等，其同时也是高校对外的重要窗口。虽然评价高校的标准是教学质量，但是在很多时候行政管理工作直接影响高校在社会中的名誉，关系到高校在社会中的地位。
2影响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因素分析
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在整个高校管理体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高校的所有环节都会涉及到行政管理，因此对行政管理工作效率的影响因素也就比较多。本文笔者结合多年的工作从以下方面阐述影响行政管理效率的因素：
2.1行政管理人员缺乏效率观念意识。我国高校行政管理工作存在很浓的行政色彩，深受行政事业单位传统观念的影响，有时会产生工作积极性不强、创新意识不高，普遍缺乏效益意识，主要表现在：一是行政管理人员在具体的工作中缺乏主动性，其很少能够针对行政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积极主动的改进，而是在出现问题并且产生后果后才会做出调整；二是高校管理者对行政管理工作的效益不重视。由于高校管理者的身份体制按照行政事业编制人员的管理方法实施，因此高校的管理者对绩效管理的重视程度不高，他们将工作重心放在行政工作的稳定性方面，而不愿意也害怕因行政管理工作创新而导致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失误。
2.2行政管理体制不健全。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不断推行，某些高校在具体的招生上存在很大的盲目性，其为了满足扩招的需求，就会采取扩大高校规模，增加教师团队人数的方式，但是高校的行政管理制度却没有与高校的发展相适应，其主要表现在：一是高校将教师资源引入到传统的人事管理工作中，将教师当做一种人力成本而不是当做人力资源看待，导致教师的工作效率不高；二是行政管理部门用人机制呆板。行政管理人员从事的工作繁杂，基于行政管理工作的特点要求工作人员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同时高校对行政管理人员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激励措施，导致行政管理人员产生职业倦怠感；三是行政管理改革实施不彻底。我国高校对”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人事改革推行力度不大。
2.3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不高。当前高校对行政管理工作的不重视导致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普遍不高，一是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不能满足当前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要求；二是高校对行政管理人员接受再教育培训的重视程度不够，导致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得不到提升；三是行政管理人员缺乏服务意识，没有将服务师生的理念融入到具体的工作中。
3提高高校行政管理效率的有效途径
3.1转变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观念，树立服务意识。针对高校行政管理人员缺乏服务意识和效率意识的现状，高校要想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工作就必须要从转变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入手，转变工作人员传统的以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的落后模式，树立效率意识；其次高校行政管理人员要意识到行政管理工作性质，行政管理工作不是对高校教育活动的约束，而是要积极主动地为高校教育活动提供服务，通过提供完善的服务促进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3.2制定完善的高校行政管理制度。基于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普遍建立了院校二级管理模式，但是这种管理模式造成高校的行政管理权过分集中在校级，造成行政管理工作的呆板、滞后，为有效解决此问题需要高校将行政管理权向二级院校下放，以此提高基础院校的行政管理工作创新；对高校的行政管理职能进行整合，合理划分职责权限，提高行政管理效益；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规章制度。比如建立学术委员会制度、教授治学制度，以此保证学生、专家参与到学术事务决策中，实现高校的民主管理。
征管效率论文范文2
关键词：变换器；单级功率因数校正；恒功率控制
引言
近年来，功率因数校正（PFC）技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传统的两级PFC电路的主要缺点是成本高以及控制电路复杂。单级功率因数校正（SSPFC）变换器[1][2][3][4]，将PFC级和DC/DC级结合在一起大大降低了成本。然而，SSPFC变换器在负载变轻时存在直流母线电压过高的问题。文献[2]采用反馈线圈虽然降低了直流母线电压，但却减小了线电流的导通角，从而增加了总谐波畸变（THD）。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确保在负载变化时降低直流母线电压和减少THD，本文提出了一种具有恒功率控制的SSPFC变换器。能量直接传递方式使得该电路在没有减小线电流导通角的情况下降低了直流母线电压。恒功率控制使得变换器的输出在输出电压高的时候可以看成电压源，在输出电压低的时候可以看成电流源，并且当输出电压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时候，输出功率近似恒定。
1电路工作原理
单级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的原理图如图1所示。它实际上是由一个Boost变换器和一个flyback变换器组合而成的。Boost变换器工作在DCM模式，在占空比和频率恒定的情况下可以达到功率因数校正的目的。flyback变换器可以工作在DCM或CCM模式。
为了分析方便，假定整流电压在一个开关周期中为定值，电容CB足够大使得电压VB基本恒定，flyback变压器视为理想变压器，在原边并联励磁电感Lm，flyback变换器工作在CCM模式。则该电路有3种工作模式如图2所示，主要工作波形如图3所示。
工作模式1（t0－t1）t0时刻开关S导通，直流母线电压VB加在励磁电感Lm上，由于flyback变换器工作在CCM模式，则电流im线性上升可表示为
im=VB/Lm(t－t0)＋im(t0)（1）
而电感Lb工作在DCM模式，电流iLb由零线性上升，其表达式为
iLb=|Vin|/Lb(t－t0)（2）
开关S上流过的电流可表示为
isw=iLb＋im（3）
由于二级管Df反向偏置，所以线圈Ns和Np上没有电流流过。
工作模式2（t1－t2）开关S在t1时刻关断，二极管Df正向偏置，励磁电感Lm上的电压为nVo(其中n=Np/Ns)，则电流im线性下降可表示为
im=－nVo/Lm(t－t1)＋im(t1)（4）
开关S上的漏源电压VDS为VB＋nVo，电感Lb上的电流iLb流过线圈Np和电容CB线性下降，其表达式为
iLb=－(VB+nVo-|Vin|)/Lb(t－t1)＋iLb(t1)（5）
因此，原边线圈Np和副边线圈Ns上流过的电流可分别表示为
ip=iLb＋im（6）
is=nip=n(iLb＋im)（7）
由式（7）可以看出副边电流由两部分组成，负载不但从励磁电感Lm上获取能量而且直接从电感Lb上获取能量，这就意味着一部分能量可以不经过储能电容CB而直接传递给负载，因此，大大提高了效率并且降低了直流母线电压。
工作模式3（t2－t3）t2时刻电流iLb下降到零，二极管Db反向偏置，励磁电流继续以斜率nVo/Lm线性下降直到t3时刻开关S再次导通。此时原边线圈Np和副边线圈Ns上的电流可分别表示为：
ip=im（8）
is=nip=nim（9）
2恒功率控制方法
图4给出了恒功率控制的框图，图中KVV和KIIo分别为电压采样值和电流采样值，通过电阻R3及R4的分压得到第一个运放的正向输入端电压为＋，信号放大后得到运放的输出端电压为，这一点的电压和第二个运放的反向输入端电压相等，根据运放的虚短特性，得到第一个运放的输出电压与第二个运放的正向输入端电压相等，即=Vref，由此可得到式（10）。
(KiIoR4/R3+R4)＋(KVVoR3/R3+R4)=VrefR1/(R1+R2)（10）
假设a=R2/R1，b=R4/R3，则式（10）表示为
(KiI0b/1+b)＋(KvV0/1+b)=(Vref)/(1+a)（11）
从式(11)可以得到输出功率Po的表达式为
Po=VoIo=－(Kv/K1b)Vo2＋[Vref(1+b)/K1b(1+a)]Vo（12）
从式（12）可以看出Po～Vo曲线是一条抛物线，在抛物线的顶点附近，输出功率Po近似恒定。以输出电压80V，输出功率80W为例，取KV=0.01，KI=0.1，Vref=5V，使抛物线的顶点位于Vo=80V，Po=80W处，则可以计算出a=27.13，b=8.00。于是式(12)可表示为
Po=－0.0125Vo2＋2Vo（13）
当输出电压变化范围为60V～100V（±25％）时，输出功率变化为6.25％。
该电路同?具有限压和限流的功能，通过变换式(11)可得
Io=2－0.0125Vo（14）
Vo=160－80Io（15）
可见在输出短路时电流被限制在2A，在输出开路时电压被限制在160V。
3仿真与实验结果
基于上述主电路及控制电路，采用以下参数进行了仿真与试验：Lb=300μH，CB=470μF/450V，Lp=Ls=600μH，fs=50kHz，RL=80Ω。
图5为输入线电压和线电流实验波形；图6为输入电压变化时，测量的电路效率，可以看出电路效率在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内可以达到82％以上，比文献[2][3]中所提出的电路的效率要高；图7和图8分别为不同输入电压时，功率因数和THD的测量结果，由图7可见，电路的功率因数在输入电压为100～150V时可以达到0.98，在输入电压为220V时也可达到0.96；图9为输入电压为220V时，在不同负载下直流母线电压VB的仿真与实验结果，仿真与实验都证明在负载变化时直流母线电压VB可以控制在380V以下。
征管效率论文范文3
税收征管模式，是税收管理的宏观组织形式，通常表现为征收、管理、稽查的组合形式。税收征管模式的转换贯穿税收征收管理改革的主线，是税收整改管理的关键所在。建国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没有建立起一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全新税收征管模式。1996年，国税总局提出了“以纳税申报和优化服务为基础，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税收征管模式。实践证明，这种模式是可行的,但是，现行税收征管模式在具体运行中出现了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疏于管理，淡化责任”的问题普遍存在
现行税收征收管理工作中，有些地方片面理解、强调“集中征收”和“重点稽查”，导致征收、管理和税务稽查之间职责不清、衔接不紧甚至有时脱节等矛盾日益突出。论文百事通出现了重征收轻管理、重稽查轻管理的的问题，使税收管理环节产生“真空”现象。
（二）办税环节多，工作效率低，纳税人满意度不高。
从纳税服务的需求来看，纳税人已经不仅仅满足一张笑脸、一杯水、一把椅子等表面上的服务，而是更加注重服务效率、质量的提高等深层次内容。由于长期的工作积累和传统的职责分工，办税方面形成了多个“多对一”现象，纳税人办理业务需要多头跑、许多常规事务都必须层层报批审核，多个领导签批一个字等现象，既不利于纳税人满意度的提高，又增加了税务机关的工作量。
（三）制约不够、监督不力
在实际税收工作中，税收执法权仍过于集中，自由裁量权的弹性仍然过大，科学的内部监督、制约、激励机制未能有效的建立起来，一些管理制度难以或不能及时执行到位，不可避免的带来税收执法的随意性。
二、完善征管机制、强化税收征管的措施
现行征管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分步实施税收制度改革”的战略部署，这就是“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应信息技术对征管工作的要求，笔者认为当前应该按照“信息化加专业化”的要求，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
（一）完善现行的税收征管模式
新的征管模式应当体现税务机关加强管理的主动性，体现涉税信息的基础作用，体现加强税务机关内部征收、管理、稽查等环节的协调与配合，体现加强对税源的有效，体现有关部门协税护税的辅助作用等要求。在集中征收和重点稽查的同时，强化对对税源的监控管理，提高征管质量和效率。
（二）构建现代税收征管运行新机制
一是按照信息化发展和税收征管规律的要求，按照新的征管流程，科学界定各机构的职能，不断提高管理的专业化程度。二是按照新的征管流程重组征管机构，实行扁平化管理。在重塑业务流程的基础的同时，按照“对外有利于方便纳税人、对内有利于加强征管、强化监督”的原则，对征管机构进行了调整，三是引入过程控制理论，开发流程控制系统，确保新流程高效运行。新晨
（三）加快税收征管信息化进程
推进征管改革必须以信息技术的深化应用为依托。要以信息技术的应用为重点，以一体化建设为主线，提升信息的集中度和共享度；提高网上数据应用能力，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数据质量，夯实征管基础，强化对纳税人的管理和监控；要加快征管信息一体化的进程，为系统信息数据畅通运行提供通道；要加快与有关部门的横向联网步伐，扩大信息情报交换的范围，逐步实现社会涉税信息资源共享。
（四）加大税务稽查打击力度
近年来，税务稽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为此，一是建立一级税务稽查体系。实现一级稽查权和适度集中管理，提高执法规范度，减少执法阻力。二是转变稽查职能。由稽查原来的收入型向打击型转变，更好地支持征管体系整体效能的发挥。
征管效率论文范文4
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提高税务 机关的工作效率、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 我们已经在很多行业、企业中推行纳税 评估约谈制度。当前,国内税收实务界对 税务领域实施的约谈制度有着不同的称 呼。例如,在名称上,相对于本文提出的 “税务约谈制”这一概念,又存在所谓的 “纳税约谈”、“税收稽查约谈”、“税务检 查约谈”、“税务质疑约谈”、“反避税约 谈”“、税务函告、约谈”等等概念.
一、税务约谈技巧 (一)换位思考,事先堵其退路 对于一些疑点问题,要换位思考,要 从纳税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要把所有 的可能性尽可能想全面,先找出对方是 否存在可以解释的合理原因,在得到否 定的答案后,再将疑点正面抛出,使对方 无法自圆其说.
(二)漫谈散聊,捕捉有用信息 对于一些疑点问题一时难以直接求 证的,在约谈开始可以不做约谈笔录,先 与被约谈人拉拉家常,聊聊经营情况和 经营的难处,拉近与被约谈人的距离,让 其放松戒备。尽量多从被约谈人的叙述 中捕捉一些有用的信息,当捕捉到有价 值的信息后再开始做笔录.
(三)攻其要害,直接切入主题 对于已经明朗的、纳税人无推让余 地的疑点,要抓住其要害,开门见山,直 接切入主题,迅速突破其心理防线,提高 约谈效率.
(四)各个击破,不让其有串通时间 约谈可以将企业的法人代表和会计 同时约到税务机关,先询问其中一人,让 另一人在一旁等候,谈完后再交换,不让 他们有单独接触的机会。此时可利用他 们惧怕对方禁不住询问,先承认违法事实的心理,各个击破.
(五)政策攻心,防止因小失大 如遇到对疑点问题解释不清却又百 般抵赖的被约谈人,要采取政策攻心。向 其宣传税收政策,强调税法的严肃性,明 确告知违反税收政策的危害性,坦陈纳 税评估的合理性,适当列举一些被公开 查处的税收违法行为,充分发挥税收政 策的威慑力.
(六)虚实结合,做到游刃有余 对于一些疑点多、线索不清而纳税 人的申报资料又不怎么规范的评估案例, 约谈时要虚实结合,先就某一个问题进行 多次约谈,被约谈人必定全力以赴来应 对,那么他对其他的问题必定是无暇顾 及,评估人员立即再就另外一个问题进行 约谈,如此反复,分散被约谈人精力,使其 处处被动,事必容易暴露出好多问题.
(七)速战速决,以免节外生枝 在评估约谈中对那些已经有突破口 的案例,就应该乘胜追击,速战速决,免 得节外生枝,给约谈工作带来不必要的 困扰.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实 际约谈中还有虚实结合、反其道而行之、 循序渐进、请君入瓮等技巧。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我们要视实际情况灵活掌握,有 时也可以同时运用几种方法.
二、税务约谈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一)事前做好充分准备 评估人员首先要查阅企业报送的财 务报表、纳税申报表等申报资料,然后向 税务机关其他岗位了解情况,以全面掌 握企业生产经营情况、财务核算状况、日 常纳税情况、发票管理及税款缴纳情况.
在此基础上,做好约谈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并拟好约谈提纲。约谈不仅要掌握纳税人的基本情况和概貌,还要从纳税人 同行业企业了解税负、物耗、能耗等指标 水平及市场信息,用情报信息来反证疑 点问题,把握约谈的主动权.
(二)做好纳税评估的约谈笔录 约谈笔录是税务机关根据评估发现 的疑点和问题,通过询问的方式,由评估 对象针对疑点问题进行约谈举证所做的 证言、证词,是约谈举证工作的书面记 载。它是纳税评估工作的关键环节,是验 证审核分析结果,是税务机关执法的依 据。因此,税务人员必须重视约谈笔录的 制作,熟练掌握约谈笔录的制作方法。做 到约谈前拟定询问提纲,约谈过程中将 谈话内容记录完整,措词恰当,字句严 谨,引用法律条文准确,不得任意涂改, 约谈后将笔录妥善保管.
征管效率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税收遵从成本对经济有较大的扭曲作用。我国现阶段也存在着税收流失的困扰。我们要借鉴国外纳税遵从成本研究的经验，重视降低纳税遵从成本，不断完善税制建设，加强税收征管。
纳税遵从成本是纳税人在遵从税法的活动中不得不承担的费用。20世纪80年代，以英美为首的许多国家政府才真正开始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将其纳入税收改革的考虑范围。从各国对纳税遵从成本的调查研究来看，税收遵从成本巨大而且具有累退性，会增加纳税人的不遵从行为，对经济有较大的扭曲作用。我国目前同样也面临税收流失问题的困扰，如何借鉴国外政府对该领域的探索和实践经验，立足我国现状，为税收决策提供一个有迹可循的依据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相关概念
1．纳税遵从
纳税遵从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法要求履行其纳税义务的行为，表现为及时填写所有要求填写的申报表，申报表上的应纳税额应按税法规定和法院裁决要求正确计算。
西方纳税遵从理论认为，纳税人会对遵从成本（包括填申报单的花费、向税务人咨询的花费等）和不遵从成本（罚款）进行比较，从而做出决定。这种观点对于解决纳税人不遵从问题是具有建设意义的。沃尔舒茨斯基教授就认为“从长期来看，税务当局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比纠正纳税人的不纳税行为更为重要”。
2．纳税遵从成本
我国税收界很多对税收成本和税收征管方面的研究文章都提及纳税遵从成本，目前学界对“遵从成本”或“奉行成本”的概念采用的是英国巴斯大学的锡德里克·桑福德(CedriSandford)教授在其《税收遵从成本?押测量与政策》中对“遵从成本”下的定义，即?押纳税人(第三人，尤其是企业)为遵从税法或税务机关要求而发生的费用支出。这种费用支出是指税法及税收所固有的扭曲成本(如工作与闲暇的扭曲，商品消费或生产选择的扭曲)以外的费用支出。它不包括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时所支付的税款。
3．纳税不遵从
纳税不遵从是指一切不符合税收法规意图和精神的纳税人行为，包括纳税人故意不申报、少申报和因为信息错误、误解、疏忽或其他原因引起的不申报、少申报。
二、国外纳税遵从成本研究情况
（一）对遵从成本的调查结果
1．遵从成本数额巨大。桑福德（Sandford)曾对1986－1987年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税收体系的遵从成本进行了估算，结果是遵从成本占总税收的3．91％。1995年度美国联邦和州所得税遵从成本约为676亿美元，约占联邦和州税收收入的9％，占GDP的0．93％。2002年，印度国家财政部有关研究表明，2000－2001年度，印度个人所得税的遵从成本（还只是纳税人所承受的“合法”成本）占到该项税收的45％。富兰塞斯·威廉歌德（FrancoisVaillancourt)研究了1989年加拿大个人所得税发现，其遵从成本占该项税收的6．9％。
2．遵从成本具有累退性。遵从成本的累退性表现在随着纳税人（包括企业和个人）收入越高，遵从成本反而相对越小。低收入者与高收入者相比，前者承担的遵从成本明显高于后者；小型企业的遵从成本负担重于大型企业。
3．遵从成本对经济有负影响。遵从成本会给社会增加资源成本，对于遵从成本的怨恨可能导致不遵从行为；遵从成本通过提高边际税率，可能扭曲或者阻碍国内和国外的投资决策。印度财政部最近的研究发现，高额的遵从成本带来的经济影响还包括：扭曲生产决策、减少投资，带来更高的赤字，减少税收的公正性，减缓经济的增长，影响价格运动规律，降低国际竞争力等等。
4．高遵从成本引发不满情绪。由此导致严重的偷税问题。特别是小型企业和个体户，他们感到在税收方面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因此，他们规避高遵从成本，甚至偷税逃税的动机也就相对比较强烈。
（二）关于税制简化的问题
税收体系的繁琐复杂是许多国家不堪其扰的问题。例如1986年，美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单说明书就长达48页，有28个可能的表格需要填写，给纳税人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正如幽默大师拉赛尔·贝克(RussellBaker，1995)所言，“税法的最可怕之处在于它无人能懂。它以深不可测闻名于世。”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美国率先开展的税制改革在全球范围得到了回应，税制简化则是其中重要的改革动力之一。税制简化是一项系统化的工程，涉及到简化税法、降低税率、减少税收档次以及扩展税基等许多改革层面。根据鲍普（Pupe,1994）对遵从成本的研究结果表明，税制简化应更加关注在税收最大化、公平与效率的传统目标之间做比较。
（三）一些国家的实践
英国于1986年实行《纳税人》，明确了税务机关的职责：“国内收入局及关税和消费税局应关注不同的纳税人（包括较小企业的特殊情况）的遵从成本。在税收管理过程中，他们应该认识到使你的遵从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性，应根据职责要求经济、有效地征税。”
美国国税局提出改善纳税人遵从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1）增加税法的威慑力，通过立法、设计付税程序等措施，使所得更加透明，使不遵从更容易被查出；（2）降低遵从成本，通过简化申报表、提供各种咨询，解决纳税人的问题；（3）提高遵从税法的纳税人的社会地位，使不遵从税法的人臭名远扬；（4）加强对税务人的管理等等。
这些国家对遵从成本的研究结果的确向我们呈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有理由相信遵从成本确实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政府和学者们设计税收体系的初衷。
三、国外纳税遵从成本研究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1．为纳税人遵从提供良好的经济环境
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能充分保证“经济人”正当权利的制度，这同时也保证着纳税人的正当权利。在这样的制度下，一切与交换相关的行为都将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达到效用的最优。
2．完善税收征管制度
要改变机构行政人员对整个税制的看法与态度，加强对内部人员的人事培训，这一培训工作一部分可以由系统内人员负责，而另一部分则交机构以外的专家学者完成；加强改善纳税表格格式的工作，使纳税人填写的表格更加简单明了；加强咨询服务，以帮助税务机构与纳税群体之间的沟通等等。
3．保持税法稳定，减少税种的遵从成本
税法稳定有利于降低税收遵从的临时成本。构造宽税基、少税种、低税率、少减免的税制结构，是我国税制建设的发展方向。宽税基可以保证税收收入，并且促进各种相互联系的税种采用共同税基。少税种可以防止纳税人在税种之间的转移，减少相应的遵从成本，矫正经济扭曲。减少税率档次，降低临界点税率，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临界点税率附近生产者之间的不公平竞争程度。少减免可以减少纳税人的税收选择活动，从而降低其遵从成本。
4．增强公众纳税意识
对我国而言，尤其在税收征管中的纳税咨询服务等方面需要体现出来。如果税务机关能够提供充分便捷的纳税咨询服务，如免费提供通俗易懂的税收手册、配备足额称职的税务咨询人员，那么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就可相应降低。完善纳税咨询服务将是我国税收征管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
[参考文献]
[1]范恩洁．国外税收遵从成本研究：经验与借鉴[D]．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3．
[2]李亚平．美国规范纳税人行为的若干经验及其启示[J]．理论研究，2006?熏（2）．
征管效率论文范文6
〔论文摘要〕 个人所得税法所追求的核心价值首先在于公平,其次在于效率。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为可靠的是法律,集中的是个人所得税法。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个人所得税法的公平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没有真正起到对个人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起着逆向调节作用。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不能实现的原因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检讨,一是立法,二是法律的实施。
一、个人所得税法所体现的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这一术语的涵义因不同的使用方式而有所不同,第一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能够保护和增加哪些价值,这些价值构成了法律所追求的理想和目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目的价值”;第二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所包含的价值评价标准;第三种使用方式是用“法的价值”来指称法律自身所应当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质和属性,此种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可称之为法的“形式价值”。“价值评价标准”意义上的“法的价值”和“形式价值”意义上的“法的价值”,都是以“目的价值”意义上“法的价值”为基础和原点的,如果离开了“法的目的价值”,无论是“法的价值评价标准”还是“法的形式价值”都不可能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为它们都变成“中性”的东西了,根本就没有了“价值”的意味。本文所称个人所得税法的价值,正是在“法的目的价值”这种使用方式上而言的。
税法追求的核心价值在于公平,其次在于效率,公平是第一位的,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也促进效率发展。个人所得税法是税法中最能体现法律精神、法律价值的法,是追求公平的法。效率和公平是一对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社会价值,一方面,以效率为标准配置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高层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绝对化,不考虑公平,就可能导致收入悬殊、两极分化,造成社会不稳,影响以至于从根本上损害效率。税收是通过再分配调节初次分配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税法作为第二次调节的工具来调节分配,调节的目的是公平,而非效率。正如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的: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是效率”〔1〕。日本税法学者金子宏也认为,当不能将两者(指公平和效率)兼顾起来时,则虽有时优先效率这方面是可能的,但原则上还是要优先公平这一侧面的。〔2〕社会物质财富的公平分配,是人类社会不断追求的理想。通过法律确认税收公平,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生活的体现。
一般认为,税收公平“是指不同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程度的比较:纳税人条件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不同的纳不同的税。”〔3〕从本义上看,税收公平包括两层含义,即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横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相同的人应负担相同数额的税收,即同等情况同等税负;纵向公平是指经济条件或纳税能力不同的人,应缴纳不同的税,即不同情况不同税负。横向公平要从实质上来看,即要避免形式公平而实质不公平的现象,个人所得税法的公平不仅仅是对所得而言,还应考虑纳税人的其它相关情况,如果两个家庭收入相同,但家庭中需要抚养的人有多有少,则在计征所得税时若对两家同等征税,就不公平;纵向公平可以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的例子加以说明,累进税率可以使高收入者负担比低收入者更高比例的税额,从而在再分配中影响高、低收入者在初次分配时形成的格局;而比例税率却对初次分配格局影响不大,可见适用累进税率比适用比例税率更符合税收纵向公平的要求。也有学者认为,税法的基本价值是公平,税法公平价值体系有三个层次,分别是形式正义(税法的平等适用)、实质正义(税法的征税公平)、本质正义(税法的起源)。而现实是税法的公平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法的价值没有实现,并没对社会的公平指数有何改进,反而恶化。
个人财富积聚的速度差距在迅速扩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只看到财富积累的自然规则、丛林规则在起作用,而不见法律的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法律在起着逆向调节的作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最为可靠的是法律,核心的是个人所得税法,但我们所看到的是非常失败的个人所得税法。在最需要法律的地方,法律缺席了,法学家缺席了。法律控制的失败,法的价值的不能实现需要检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二是法的实施。本文拟从这两个方面来展开个人所得税法律价值实现的障碍的讨论。
二、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检讨
(一)税制的选择。在个人所得税制方面,国际上采用的基本模式有三种,一是分类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的所得划分为若干类别,对于不同类别的所得税规定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和适用税率,分项计征所得税。二是综合所得税制,即将纳税人全年的各种所得汇总求和,统一扣除费用后,就其余额按统一的累进税率计征的基础上计征所得税。三是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又称混合所得税制,系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一种结合。通常意义上的分类综合分类所得税制,即指将收入根据不同的来源进行分类,对某些收入项目分类单独征收所得税,而对某些项目进行合并,适用累进税率征收。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可以对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区别,而且能够广泛采用源泉扣缴法,便于稽征税款,但是这种税制无法综合收入和费用,难以按纳税人全面的税收负担能力征税;采用综合所得税制,可以全面考察纳税人所得,能够较好地体现纳税人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与分类所得税制相比,更具合理性,但是由于这种税制对纳税申报有很强的依赖性,要真正实施起来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纳税人普遍具有良好的纳税意识,建立有健全的税收征管制度、完备的税务制度等;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能够区别对待纳税人不同种类的所得,兼顾纳税人全面的支付能力,但对税收管理仍有较高的要求。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属于分类所得税制模式,该模式实行税源扣缴并根据不同所得分别规定了按年、月综合计算和按次单项计算。人们较普遍地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课征制度是导致个人所得税在调节高收入方面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分类课征不能全面衡量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会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纳税的不合理现象,这与“所得多的多征,所得少的少征”这一所得课税奉行的公平准则是相悖的。这种制度设计,一方面容易造成对一些纳税人的不合理征税;另一方面又会使一些纳税人合法避税,导致税源流失。因为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分多次或多月取得收入的纳税人可能不必缴税或少缴税,导致税负不公。同时,纳税人可以采用故意减少当月实际所得,在月工资不变的条件下对一次所得改变发放时间或改一次性发放为多次发放等办法合理合法地避税。因此,劳务报酬所得、财产租赁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通过分散取得、化整为零的方法都可以达到合法避税的目的。另外,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税率过杂、档次过多,不便征管和缴纳,并使税收的社会成本提高。
我国当时选择实行分类课征制度主要是从便于税收征管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我国的个人信用制度很不发达,很多个人收入的往来和现金的支付都游离在
银行系统之外,如果实行综合课征制度的话,在我国纳税人的纳税意识不高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很难控制这个人所得的来源渠道,而分类课征制度则有助于税务机关对个人所得进行源泉控管。因此,分类课征制度虽然在调节高收入方面远不及综合课征制度,但受客观条件的限制,眼下我国还不宜急于实行综合课征制度,否则即使实行了恐怕也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近期内分类课征制度可能还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所应选择的基本模式,但也可以考虑选择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新模式,如果维持前者的话,需要对现行的分类课征制度作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可以考虑通过扩大超额累进税率的应用范围来增强个人所得税纵向调节的力度;通过调整费用扣除项目的具体内容来体现个人所得税负担的公平。构建分类综合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是世界大多数国家走过的道路,它综合了分类制和综合制的优点,即能分类源泉扣缴防止偷漏税,又能综合全部所得累进课征,等于对所得的课税加上了“双保险”,符合量能负担的要求,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所得税制度。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如果选择实行这一制度的话,在完善现行分类制的基础上应着力强化对总所得的累进征收,因为它是对一定数目的高收入的人征收的。波斯纳认为,尽管(累进税的)“高边际税率所产生的寻找偷漏税方法的激励也许能解释许多精巧的漏洞,高收入纳税人利用这些漏洞逃避了本应交付的高累进税”,但是,“虽然漏洞会破坏累进税制从富人向穷人进行分配的目的,但它确实减少了前者的实际收入。不仅富人偷漏税的法律和会计费用减少了他们的实际收入,而且许多逃税收入所产生的微利也这样。”〔4〕
(二)税法构成要素的检讨。1.扣除标准。在所得既定的情况下,要使纳税所得额的确定符合横向公平的要求,关键是合理地进行税前费用扣除,费用扣除实质性地最终决定税制的公平程度。各国在设计费用扣除标准时,一般都遵循如下两项原则:一是纯收益原则,即扣除纳税人为取得收入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费用;二是纳税能力原则,即纳税人及其家庭必要的生活费用应予扣除。除上述基本扣除外,不少国家还允许特殊扣除,以照顾纳税人的特别开支需求,实现真正对纯收益征税的目的。这些做法正是符合税收的横向公平价值观。而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对扣除标准的设定上,缺乏科学性和公平性,由于我们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各项所得没有统一的扣除规定,只是分类单项就一个层次进行扣除,不能准确地反映负担能力的综合应纳税所得额,不可能对纳税人实际负担能力作准确的估计;扣除额外充分考虑纳税人享受相同数量所得的能力的差别,如扶养人口多寡;扣除额没有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修改个人所得税法时应予以重视的问题,税收公平不仅仅是形式公平。
2.税率。税率是税法构成要素的核心之一,税率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到税收负担和征管的难易程度。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在税率结构上,税率种类过多,既有比例税率,又有超额累进税率,同时还辅之以减征、加成征收,比较复杂;税率档次过多,边际税率适用不强,尤其是对工资、薪金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税收实践表明,高税率、多档次的累进结构会使劳动越多、收入越多或投资越多的人税负越重,而且高税率会诱发纳税人的逃税欲望;同时,工资、薪金的勤劳所得与股息、红利、财产租赁所得等非勤劳所得相比,勤劳所得征税偏高,引起税负不公,也有违税法的公平价值。在采用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度后,可以继续沿用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相结合的方式,对分类计税所得适用比例税率,对综合所得则按统一超额累进税率计征税款,但是应当减少累进税率的档次级数,以4-5级为宜;对于同属勤劳所得的工资薪金所得与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等劳动所得以及劳务报酬所得均采用统一累进税率征收,以体现“相同性质所得相同待遇”的原则。
3.免征额。从理论上来讲,要使个人所得税在调节社会收入不均、贫富悬殊方面发挥作用,则其征税对象应是中等收入及以上的自然人,而不能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收入阶层。许多国家的税收实践也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所以,对于我国来说,提高扣除标准,即免征额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而且从实践看,我国许多地方已经调整了工资薪金的免征额,北京是1000元,上海为1200元,广州是1260元,深圳为1500元。考虑到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收入水平、物价水平等方面悬殊很大,若在全国划定统一标准显然不妥,可以考虑规定一个幅度,由各地区在此幅度内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的免征额。
三、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检讨
要发挥法的作用,就必须使法在生活中真正实现。法的制定固然重要,但它毕竟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使已制定的法律规范在生活中得到实现,把应然变成实然。如果法的规定不能在人们及其组织的活动中实现,那就是一纸空文,不会带来现实意义,也不能实现法的价值。税法的公平价值除了需要一定的制度体现和支撑之外,重要的是应在税法的实施过程中得以实现。
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是税收领域中的两个基本范畴,有效税制实施的前提是两者必须有机结合。过去我国税制改革对税收征管的重要性重视不够,导致税收征管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法的实施与物质条件,与人和物及当时的社会控制技术的发展相关。税收征管的现实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税制的选择,税制不能超越税收征管水平,否则,税制的超前性和征管的落后性的矛盾会使既定的税制目标因不易操作而落空,有限的管理能力成为税制改革的制约因素。
因此,在税制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征管能力,选择可操作的“有效税制”。由于个人所得税社会经济目标的多元性和自身特点,目前国际上公认个人所得税比其他税种对征管的要求更严,标准更高。如果个人所得税管理水平达不到要求,所产生的消极效应较之其他税种更大。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目前逐渐暴露出一些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税制设计与征管能力不相协调,使得个人所得税征管效率低下,税收流失严重。税收制度与税收征管之间存在偏差影响后果表现为:一是税收收入流失,税收制度的弹性减小;二是税法与现实的偏差损害了税制的公平。
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的保证程度受到税务部门自身的能力和外部纳税环境的双重影响,就两者关系来讲,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是内在因素,它的强弱决定了税收征管手段对税收制度实施有效的保证制度,前提条件是税收制度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税务部门自身的征管能力发展水平。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水平的变化是税收征管改革发生和发展的外部动因和条件。
所得税征管的控制系统包括个人收入申报系统单位代扣代缴控制系统、税务检查系统低效率运行,原因多种多样,对策也多种多样,但是,笔者认为,来自于主观方面的因素是最为重要的,那就是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和税务部门的敬业意识,当然,各种技术手段的在税收征管中的应用,也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文献:
〔1〕〔美〕斯蒂格利茨着,郭晓慧等译.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1997.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