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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保护法范文1
在这方面，重点需要开展的研究课题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课题是海洋环境特征对各类污染物作用的机理和规律研究，第二类课题是海洋工程设施防灾、抗灾和减灾研究，第三类课题是海洋工程及海洋环境工程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吸防治措施与对策。
一、海洋环境特征
对各类污染物的作用机理和规律研究以海洋流体动力对各类污染物迁移、扩散、转化规律的研究为基础，考虑各种自然环境因素（浪、流、风、光、温度、湿度）、物理因素（扩散、挥发、沉降、吸附、释放）、化学因素、生物因素的作用，揭示污染物在海洋复杂条件下的运动及演变规律，并建立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此外，近年来，在我国沿海海域，赤潮频发严重。因此，除了加强赤潮的监测和预报外，也应加强在建立赤潮生长机理和发展规律方面的研究工作。
此项研究应通过现场观测、物理模型实验和数学模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由于现场观测工作耗资巨大，且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所获得的数据往往有许多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很难将其中的单因素影响分离出来，因此，往往只能用它来作为对某一水质预测预报模型进行检验其可行性和精度的一个实例。
用数学模拟方法来建立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目前，在这方面国内外已有不少水质预测预报模型，这些水质预测预报模型大体上都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模型：水流数学模型；波浪数学模型；液流相互作用模型；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
在水流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对于较大范围的海域，通常可采用深度平均的潮流教学模型，对于紊动影响不显著的海域，可不考虑湍流影响，而对于湍流效应显著的区域，如排污口近区，则应考虑湍流效应。此外，采用坐标变换，可建立一种能够考虑复杂地形和套流效应的三维潮流数学模型，这样才能够较好地重现实际海域的三维潮流特征。在较小范围的水域，水流数学模型可以以N－S方程和通用的k－（湍流模型为基础，针对水温和盐度分层流的流动特性，考虑浮力对紊动的影响，建立用于模拟同时存在温度和盐度梯度这一类密度分层流的k－（单流体数学模型。也可以基于多流体模型的基本概念，分别对两相本身的湍流输运规律以及相间相互作用规律进行模拟，建立两相湍浮力分层流的双流体数学模型。
在波浪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可应用BI—CGSTAB法求解由椭圆型缓坡方程离散得到的代数方程组，以提高求解效率。从水波发展方程出发，可导出一种用于大区域波浪变形问题的数学模型。通过引入弱非线性波色散关系，可使双曲型缓坡方程能够有效地考虑波浪的非线性效应。对高阶Boussinesq方程的进一步研究，可使方程的色激性从入水到深水都达到很高精度，并提高方程的非线性精度，可以更精确的计算较深水域波浪的非线性特征。
针对带自由表面的波浪场问题，通过把能有效模拟自由面形态的N—S方程和波能平衡方程的结合，可导出一个能考虑破波能量损失的抛物型缓坡疗程，用这个方程可模拟规则波和不规则波破碎引起的波高变化。建立沿岸流数学模型，可模拟海岸上波高变化和破碎波波高、波浪增减水和沿岸流。
在波流相互作用模型的研究方面，对于弱流情形，可采用一种考虑流影响的修正的合流缓坡模型；对于强流情形，可采用在Botssinesq方程中考虑流影响的模型。可以将辐射应力的计算公式与抛物型缓坡方程中的待求变量联系起来，建立一种辐射应力计算的新方法，用该方法可对较大区域均匀斜坡地形上的波浪辐射应力进行数值模拟。
在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基于N一S方程所建立的深度平均的二维应力一通量代数全场模型，可对非对称潮流作用下的侧向岸边排放问题过分数值模拟。以研究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三维预报系统作为目标，在分析近海环境中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现象的基础上，针对近海海域水污染的特点，从三维湍流模型出发，在动量方程中引入表面风应力、底部切应力以及柯氏力的作用；在输运方程中引入反映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的源、汇项，可建立一个统一考虑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过程综合作用的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三维预报模型，它可为环境评价、水质规划、污染控制以及水域排污工程设计等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同时对确定水域环境容量，从而制定水域环境保护策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
应该指出，在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研究方面，数学模拟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但不论是何种数学模型，其模型中所需的必要参数和边界条件的处理是研究水质模型的技术关键，直接影响到水质模型的科学性和预测能力。而这些必要的数据是无法从数学模型本身来取得的，有些可以通过现场观测来得到，但其中一些最基本的卷数是要通过基本机理的研究才能得到，在这方面物理模型实验研究将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能模拟海洋动力因素的先进实验设备，现代化的量测仪器和测试系统是开展物理模型实验研究的必备条件。进一步完善PIV和LIF的浓度场、速度场同步测量系统，可研究非破碎波浪、破碎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水流的垂直结构，获得流场中水质点速度的空间分布和时间过程；并同步获得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浓度场的空间及时间变化过程，可用以分析定量污染物团在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扩散的基本特征和扩散系数。
二、海洋灾害的精确预报及海洋工程设施防灾、抗灾和减灾的研究海洋灾害主要包括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赤潮及海岸侵蚀等。
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每年达上百亿元人民币，是世界上海洋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海洋工程结构的投资费用很高，一旦发生破坏，将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如1969年渤海冰推倒“海二井”平台，1989年风暴潮损失超6亿元，1991年DB29销管船在南海通台风翻沉等）。当前我国海洋能源开发与海洋空间利用的绝大部分活动是在近海和极浅海海域。为了保证在这些海域所建造的工程设施能够安全服役免遭破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弄清这一海域中严酷和复杂多变的环境因素。我国东临西北太平洋，每年出现的台风数目占全球的38%，其中对我国可能造成灾害的台风每年有7—8个。每当台风在我国登陆或接近我国沿海通过时，都会在沿岸局部地区产生风暴潮，形成风暴潮灾害。
在我国北方海域（渤海和北黄海），冬季由于受寒潮影响，沿岸地区每年都有结冰现象，结冰严重的年份则出现冰害。若对这些海洋灾害估计不足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渤海重叠冰与堆积冰的形成，不但可给结构物以强大的冰压力，而且由于冰激引起的振动作用，也会给海洋平台的使用和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害。而冰区溢油的迁移规律及预防和清理技术，至今尚未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近岸大面积冰排和海上浮冰，在波浪、潮汐作用下都会引起海冰的断裂，断裂后冰块的尺度直接影响其对结构物的作用。在渤海海域建造的海洋平台，为了抵抗冰害，往往建成正、倒锥体的结构型式，冰排对锥体结构的冰荷载及与其的动力相互作用，也是目前尚未解决的课题。在海冰力学的研究中，除进行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外，实验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在实验研究中，模型冰可采用冻结模型冰和非冻结模型冰来进行，它们各有其优缺点，发展这两种技术是海冰力学研究中的一个课题。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海域中时有地震发生。强烈的地震将有可能是海上工程设施的主要破坏荷载。如果一旦在地震中结构物（海洋平台、钻井船、人工岛、输油及输气管道等）发生破坏，除其直接经济损失极大外，其次生灾害——火灾、环境污染等的后果也不堪设想。
近年环太平洋地区地震的频度和强度都在上升，造成重大灾害。大型海上工程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特别是抗震防灾的基本原理和减震技术措施需要认真研究。海域中的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在地震作用下的响应和振动破坏机理更有待深入研究。日本阪神地震记录资料表明，地震及由此引发的巨浪共同作用对水中和岸边建筑物造成的破坏十分严重。水工建筑物的这类破坏机理，至今国内外对此都很少研究，且由于试验条件的限制，国内外对此方面的试验研究工作开展极少。这是海上水工建筑物抗震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以下的一些研究内容将是为解决海洋工程设施抗震措施中的关键技术所必需考虑的，如近海环境地震危险性分析，设计地震动参数和频谱特性，强震海底多维地震动及其空间分布规律，地震波传播特性及地震动输入机理；海域中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在地震作用下，考虑周围水介质影响的结构振动破坏机理、振动控制、地震动时颇联合分析模型和输入机制、非线性动力分析和动力破坏试验；核电站海域工程建筑物抗地震性能，海洋采油平台及地下输油管线与地基土动力相互作用，码头及护岸建筑物地震稳定性；海域中水工建筑物的性能设计和地震设防标准等。
海上水工建筑物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其损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结构的老化、疲劳、超载、内部损伤（裂缝）、地基沉降变形以及环境的物理化学损伤（低温、冻融、大气侵蚀）等；其二是设计不周或设计标准偏低，施工质量差，原材料不合格，管理维护不善等。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的损伤和事故都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
因此，发展以下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将是十分重要的。如在考虑海洋环境荷载在幅值。时间及方向上的随机性所导致结构安全的不确定性情况下，对现役海洋工程结构进行健康诊断和评估剩余可靠度的理论；结构健康状态及损伤检测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结构病害治理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方法；海洋工程结构在多种复杂海洋环境条件下（风、浪、流、冰、地震等）的可靠度和优化理论研究，设计与建造新型抗灾工程结构；研究和设计使海洋工程结构物在设计使用期限内有足够的安全度，而在退役之后又便于拆除的各种工程措施。
为了及时掌握海洋环境的风云变幻和灾害的可能来临，发展海洋环境及灾害的预报技术是非常必要的。为此需要建立以下一些系统，如建立由近海到远海的海洋环境及灾害观测网络、预报与预警系统、沿岸防灾准备和各类应急处理系统；以主要海域和海岸带区域经济发展为背景，进行重点研究，建立数字化的海洋环境信息系统模型与结构；以及建立海岸和近海工程设施防灾减灾数字信息系统，将海岸和近海工程与网络技术人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相结合，建立数学物理模型，通过多媒体技术，形象化地描述灾害成因、发生机理、传播规律、模拟灾害破坏的过程，建成智能化的防灾、抗灾和减灾决策支持系统。
三、海洋工程及海洋环境工程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及防治措施与对策为了充分利用海洋空间，现代海洋空间利用除传统的港口和海洋运输外，正在向海上人造城市、发电站、海洋公园、海上机场、海底隧道和海底仓储的方向发展。
人们现已在建造或设计海上生产、工作、生活用的各种大型人工岛、超大型浮式海洋结构和海底工程，估计到21世纪，可能出现能容纳10万人的海上人造城市。我国澳门和日本已经在海上建成了人工岛海上机场。为缓解紧张的陆地资源及减少城市噪音等，日本已经于99年8月在东京湾用6块380米长，60米宽的矩形漂浮钢板拼装海上漂浮机场。
由此可见，随着海洋资源与空间的开发利用，各类海上工程建筑物数量不断增多、规模日益复杂和庞大，保证这些海上工程设施的安全运行及采取海洋工程防灾减灾措施将越来越重要。海岸带和近岸海域是各种动力因素最复杂的地区，但同时又是经济活动最为发达的地区，海上工程建设如果考虑不当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环境灾害。工程设施可能破坏原有海岸带的动态平衡，影响岸滩的冲淤变化。海上回填和疏浚会改变海岸的形态，破坏某些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若对含有污染物的疏浚污泥倾抛处理不当则会造成二次污染。海上石油生产中的溢油事故将对海洋环境造成极其严重的污染。日益增多的海上退役工程设施如果不及时处理也将会逐渐成为海上障碍物以致引起公害。海洋工程抗灾减灾的任务是一方面要保证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界海洋灾害带来的报失，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人为造成的海洋环境灾害。
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海洋环境保护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协调发展日显重要。如港口开发中的环境问题，主要内容包括：航道、港池开挖、疏浚引起的泥沙输运及其疏浚物抛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深水港口水工建筑物、大型人工岛、超大型浮式结构的环境和生态影响；破波带及其附近水域沿岸流对物质输运扩散规律研究；大型海岸工程、岸滩保护和整治工程引起的海域环境的变迁和海岸演变；海岸演变、防护及开发利用新概念的原则与理论，如由于工程措施所引起的海岸动力学、生态学、社会经济学及与环境关系的综合分析与协调。
随着沿海大、中型城市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平建设中的污水深海排放技术，感潮水域污水多点排放漂移扩散研究，天然海湾、人工湖及人工运河的水质交换能力，人工沙滩的保护措施，滩涂围垦对水域环境的影响等，都将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海洋环境保护法范文2
【关键词】：海洋；经济发展；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X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997-0668（2008）061023-04
随着沿海经济的迅猛发展，近海海域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使海域环境质量明显下降，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并对生物资源和人体健康产生有害影响。近海水域的污染已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象我国这样具有相当长的海岸线和众多海湾的国家所共同关心的环境问题。海洋经济的发展还面临严酷的海洋自然环境，海洋灾害直接影响着海洋经济的发展规模、速度和效益，精确预报海洋灾害的发生、发展和应该采取何种防灾、抗灾和减灾工程措施，也成为严重关注的环境问题。为了开发海洋中的空间、矿产、渔业、能源等物质资源，需要在海上进行各类工程建设，在目前科技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工程建设的规模日益巨大，这些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海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将是开发海洋中的一个应引起特别关注的重要问题。为了适应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环境的日益恶化，海洋灾害的频发和海洋工程向大型化发展，近海石油气田的开发，以及海岸带开发过程中的后效问题的研究需要，针对我国重大海洋环境与保护问题开展研究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在这方面，重点需要开展的研究课题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课题是海洋环境特征对各类污染物作用的机理和规律研究，第二类课题是海洋工程设施防灾、抗灾和减灾研究，第三类课题是海洋工程及海洋环境工程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吸防治措施与对策。
一、海洋环境特征
对各类污染物的作用机理和规律研究以海洋流体动力对各类污染物迁移、扩散、转化规律的研究为基础，考虑各种自然环境因素（浪、流、风、光、温度、湿度）、物理因素（扩散、挥发、沉降、吸附、释放）、化学因素、生物因素的作用，揭示污染物在海洋复杂条件下的运动及演变规律，并建立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此外，近年来，在我国沿海海域，赤潮频发严重。因此，除了加强赤潮的监测和预报外，也应加强在建立赤潮生长机理和发展规律方面的研究工作。
此项研究应通过现场观测、物理模型实验和数学模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进行。由于现场观测工作耗资巨大，且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所获得的数据往往有许多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很难将其中的单因素影响分离出来，因此，往往只能用它来作为对某一水质预测预报模型进行检验其可行性和精度的一个实例。
用数学模拟方法来建立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目前，在这方面国内外已有不少水质预测预报模型，这些水质预测预报模型大体上都基于以下几方面的模型：水流数学模型；波浪数学模型；液流相互作用模型；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
在水流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对于较大范围的海域，通常可采用深度平均的潮流教学模型，对于紊动影响不显著的海域，可不考虑湍流影响，而对于湍流效应显著的区域，如排污口近区，则应考虑湍流效应。此外，采用坐标变换，可建立一种能够考虑复杂地形和套流效应的三维潮流数学模型，这样才能够较好地重现实际海域的三维潮流特征。在较小范围的水域，水流数学模型可以以N－S方程和通用的k－单流体数学模型。也可以基于多流体模型的基本概念，分别对两相本身的湍流输运规律以及相间相互作用规律进行模拟，建立两相湍浮力分层流的双流体数学模型。
在波浪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可应用BI―CGSTAB法求解由椭圆型缓坡方程离散得到的代数方程组，以提高求解效率。从水波发展方程出发，可导出一种用于大区域波浪变形问题的数学模型。通过引入弱非线性波色散关系，可使双曲型缓坡方程能够有效地考虑波浪的非线性效应。对高阶Boussinesq方程的进一步研究，可使方程的色激性从入水到深水都达到很高精度，并提高方程的非线性精度，可以更精确的计算较深水域波浪的非线性特征。
针对带自由表面的波浪场问题，通过把能有效模拟自由面形态的N― S方程和波能平衡方程的结合，可导出一个能考虑破波能量损失的抛物型缓坡疗程，用这个方程可模拟规则波和不规则波破碎引起的波高变化。建立沿岸流数学模型，可模拟海岸上波高变化和破碎波波高、波浪增减水和沿岸流。
在波流相互作用模型的研究方面，对于弱流情形，可采用一种考虑流影响的修正的合流缓坡模型；对于强流情形，可采用在Botssinesq方程中考虑流影响的模型。可以将辐射应力的计算公式与抛物型缓坡方程中的待求变量联系起来，建立一种辐射应力计算的新方法，用该方法可对较大区域均匀斜坡地形上的波浪辐射应力进行数值模拟。
在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数学模型研究方面，基于N一S方程所建立的深度平均的二维应力一通量代数全场模型，可对非对称潮流作用下的侧向岸边排放问题过分数值模拟。以研究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三维预报系统作为目标，在分析近海环境中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现象的基础上，针对近海海域水污染的特点，从三维湍流模型出发，在动量方程中引入表面风应力、底部切应力以及柯氏力的作用；在输运方程中引入反映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的源、汇项，可建立一个统一考虑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过程综合作用的近海海域污染物迁移转化的三维预报模型，它可为环境评价、水质规划、污染控制以及水域排污工程设计等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同时对确定水域环境容量，从而制定水域环境保护策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前景。
应该指出，在海洋水质预测预报模型研究方面，数学模拟无疑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但不论是何种数学模型，其模型中所需的必要参数和边界条件的处理是研究水质模型的技术关键，直接影响到水质模型的科学性和预测能力。而这些必要的数据是无法从数学模型本身来取得的，有些可以通过现场观测来得到，但其中一些最基本的卷数是要通过基本机理的研究才能得到，在这方面物理模型实验研究将是一个有效的手段。
能模拟海洋动力因素的先进实验设备，现代化的量测仪器和测试系统是开展物理模型实验研究的必备条件。进一步完善PIV和LIF的浓度场、速度场同步测量系统，可研究非破碎波浪、破碎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水流的垂直结构，获得流场中水质点速度的空间分布和时间过程；并同步获得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浓度场的空间及时间变化过程，可用以分析定量污染物团在波浪及波流相互作用下扩散的基本特征和扩散系数。
二、海洋灾害的精确预报及海洋工程设施防灾、抗灾和减灾的研究
海洋灾害主要包括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赤潮及海岸侵蚀等。
90年代以来，我国海洋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每年达上百亿元人民币，是世界上海洋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海洋工程结构的投资费用很高，一旦发生破坏，将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巨额财产损失。当前我国海洋能源开发与海洋空间利用的绝大部分活动是在近海和极浅海海域。为了保证在这些海域所建造的工程设施能够安全服役免遭破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弄清这一海域中严酷和复杂多变的环境因素。我国东临西北太平洋，每年出现的台风数目占全球的38%，其中对我国可能造成灾害的台风每年有7―8个。每当台风在我国登陆或接近我国沿海通过时，都会在沿岸局部地区产生风暴潮，形成风暴潮灾害。
在我国北方海域，冬季由于受寒潮影响，沿岸地区每年都有结冰现象，结冰严重的年份则出现冰害。若对这些海洋灾害估计不足将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渤海重叠冰与堆积冰的形成，不但可给结构物以强大的冰压力，而且由于冰激引起的振动作用，也会给海洋平台的使用和安全带来巨大的损害。而冰区溢油的迁移规律及预防和清理技术，至今尚未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对近岸大面积冰排和海上浮冰，在波浪、潮汐作用下都会引起海冰的断裂，断裂后冰块的尺度直接影响其对结构物的作用。在渤海海域建造的海洋平台，为了抵抗冰害，往往建成正、倒锥体的结构型式，冰排对锥体结构的冰荷载及与其的动力相互作用，也是目前尚未解决的课题。在海冰力学的研究中，除进行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外，实验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在实验研究中，模型冰可采用冻结模型冰和非冻结模型冰来进行，它们各有其优缺点，发展这两种技术是海冰力学研究中的一个课题。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海域中时有地震发生。强烈的地震将有可能是海上工程设施的主要破坏荷载。如果一旦在地震中结构物发生破坏，除其直接经济损失极大外，其次生灾害――火灾、环境污染等的后果也不堪设想。
近年环太平洋地区地震的频度和强度都在上升，造成重大灾害。大型海上工程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特别是抗震防灾的基本原理和减震技术措施需要认真研究。海域中的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在地震作用下的响应和振动破坏机理更有待深入研究。日本阪神地震记录资料表明，地震及由此引发的巨浪共同作用对水中和岸边建筑物造成的破坏十分严重。水工建筑物的这类破坏机理，至今国内外对此都很少研究，且由于试验条件的限制，国内外对此方面的试验研究工作开展极少。这是海上水工建筑物抗震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海上水工建筑物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其损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结构的老化、疲劳、超载、内部损伤（裂缝）、地基沉降变形以及环境的物理化学损伤（低温、冻融、大气侵蚀）等；其二是设计不周或设计标准偏低，施工质量差，原材料不合格，管理维护不善等。大型海上水工建筑物的损伤和事故都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重大的影响。
因此，发展以下的一些技术和方法将是十分重要的。如在考虑海洋环境荷载在幅值。时间及方向上的随机性所导致结构安全的不确定性情况下，对现役海洋工程结构进行健康诊断和评估剩余可靠度的理论；结构健康状态及损伤检测的新技术和新方法；结构病害治理用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方法；海洋工程结构在多种复杂海洋环境条件下（风、浪、流、冰、地震等）的可靠度和优化理论研究，设计与建造新型抗灾工程结构；研究和设计使海洋工程结构物在设计使用期限内有足够的安全度，而在退役之后又便于拆除的各种工程措施。
为了及时掌握海洋环境的风云变幻和灾害的可能来临，发展海洋环境及灾害的预报技术是非常必要的。为此需要建立以下一些系统，如建立由近海到远海的海洋环境及灾害观测网络、预报与预警系统、沿岸防灾准备和各类应急处理系统；以主要海域和海岸带区域经济发展为背景，进行重点研究，建立数字化的海洋环境信息系统模型与结构；以及建立海岸和近海工程设施防灾减灾数字信息系统，将海岸和近海工程与网络技术人算机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相结合，建立数学物理模型，通过多媒体技术，形象化地描述灾害成因、发生机理、传播规律、模拟灾害破坏的过程，建成智能化的防灾、抗灾和减灾决策支持系统。
三、海洋工程及海洋环境工程与海洋环境的相互作用及防治措施
为了充分利用海洋空间，现代海洋空间利用除传统的港口和海洋运输外，正在向海上人造城市、发电站、海洋公园、海上机场、海底隧道和海底仓储的方向发展。
人们现已在建造或设计海上生产、工作、生活用的各种大型人工岛、超大型浮式海洋结构和海底工程，估计到21世纪，可能出现能容纳10万人的海上人造城市。我国澳门和日本已经在海上建成了人工岛海上机场。为缓解紧张的陆地资源及减少城市噪音等，日本已经于99年8月在东京湾用6块380米长，60米宽的矩形漂浮钢板拼装海上漂浮机场。
由此可见，随着海洋资源与空间的开发利用，各类海上工程建筑物数量不断增多、规模日益复杂和庞大，保证这些海上工程设施的安全运行及采取海洋工程防灾减灾措施将越来越重要。海岸带和近岸海域是各种动力因素最复杂的地区，但同时又是经济活动最为发达的地区，海上工程建设如果考虑不当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环境灾害。工程设施可能破坏原有海岸带的动态平衡，影响岸滩的冲淤变化。海上回填和疏浚会改变海岸的形态，破坏某些海洋生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若对含有污染物的疏浚污泥倾抛处理不当则会造成二次污染。海上石油生产中的溢油事故将对海洋环境造成极其严重的污染。日益增多的海上退役工程设施如果不及时处理也将会逐渐成为海上障碍物以致引起公害。海洋工程抗灾减灾的任务是一方面要保证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界海洋灾害带来的报失，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人为造成的海洋环境灾害。
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海洋环境保护与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协调发展日显重要。如港口开发中的环境问题，主要内容包括：航道、港池开挖、疏浚引起的泥沙输运及其疏浚物抛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深水港口水工建筑物、大型人工岛、超大型浮式结构的环境和生态影响；破波带及其附近水域沿岸流对物质输运扩散规律研究；大型海岸工程、岸滩保护和整治工程引起的海域环境的变迁和海岸演变；海岸演变、防护及开发利用新概念的原则与理论，如由于工程措施所引起的海岸动力学、生态学、社会经济学及与环境关系的综合分析与协调。
随着沿海大、中型城市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城平建设中的污水深海排放技术，感潮水域污水多点排放漂移扩散研究，天然海湾、人工湖及人工运河的水质交换能力，人工沙滩的保护措施，滩涂围垦对水域环境的影响等，都将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海洋环境保护法范文3
关键词：渤海湾溢油；海洋环境执法；海洋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76-02
2011年6月4日，山东半岛北部渤海上发生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对渤海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也给周边海产养殖等渔业经济和渔民利益带来重大损失。2012年4月27日，国家海洋局宣布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案和解结案。美国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康菲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共计支付16.83亿元，用于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渤海环境保护。至此，经过农业部和国家海洋局的官方索赔，包括之前农业部与康菲公司及中海油行政调解后达成的13.5亿元渔业赔偿与资源修复在内，两家公司总计为溢油事故支付了30.33亿元人民币的赔偿和补偿款[1]。然而，与墨西哥湾英国石油公司溢油事故的处理过程和结果相比，渤海湾溢油事件的进展却显得异常缓慢，获赔数额也相当有限，暴露出我国海洋环境执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下面，笔者拟就我国海洋环境执法问题略陈一孔之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事件回顾
2011年6月4日，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接到康菲公司报告，称蓬莱19-3油田B平台附近海面出现油膜。直到7月5日，国家海洋局才首次就渤海溢油事件召开新闻会，正式披露溢油事故事实。海洋局海洋环境司相关负责人认定康菲公司为事故责任方，对康菲公司罚款20万元，此时，离事故发现已经过了一个多月。7月13日，国家海洋局才责令康菲公司立即停止两个出事平台的油气生产作业，而溢油面积却一直不断地在扩大。7月28日，国家海洋局要求康菲公司“彻底排查溢油风险点，彻底封堵溢油源”，责令其在8月31日前彻底封堵溢油点。但是，康菲公司没有兑现“确保海上溢油不登陆、确保不影响环境敏感区”的承诺。8月31日，就在国家海洋局要求完成“两个彻底”的截止日期这一天，康菲公司向国家海洋局提交报告，表示已经按照国家海洋局的要求，完成了“两个彻底”。然而，国家海洋局第二天即认定，康菲公司“两个彻底”没有完成，从而下达了蓬莱19-3油田全面停产的通知，责任全油田停止回注、停止钻井、停止油气生产。
自事故发生开始，渤海湾溢油事故已告一段落。其间，我国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虽然对康菲公司下达过限期治理的决定，要求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彻底排查并切断溢油源，彻底消除再次发生溢油的风险，甚至责令“三停”（停注、停钻和停产），但终究不能使溢油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可以看出，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措施明显“偏软”，不能有效阻止溢油产生的二次污染。同时，依照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违反法律规定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只能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事故处理依此进行处罚，不仅不能对渔民渔业资源和国家海洋生态损害进行应有的赔偿和补偿，反而是对康菲公司的一种纵容。因此，我国海洋环境执法在这样一起污染事故面前显得十分的无力和无奈，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我国海洋环境执法问题进行深刻反思。
二、我国海洋环境执法的概况及其缺陷
（一）我国海洋环境执法的概况
海洋环境执法是指相关的海洋环境机关按照法定的程序和职权执行该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一种行政活动。根据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的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为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统一监督管理的部门，对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指导、协调和监督；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国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非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并负责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国家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保护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工作，并调查处理渔业污染事故；军队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军事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的监督管理及污染事故的调查处理[2]。可以看出，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执法权，是按照区域和行业管理的原则划分到环保、海洋、海事、渔政、军队5个部门共同行使的，按照“统一监督管理，分工分级负责”的原则构建成了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体系。
（二）缺陷不足
1.执法力量分散
如前所述，目前至少有五个部门有相应的海洋环境执法权，再加上中央和地方的区分，执法体系显得十分复杂。而且海洋、海事、渔政部门还建立了专门的执法队伍，行使法律所赋予的海洋环境管理职权。由此，形成了多部门共同执法的格局，造成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力量分散。而环保部门却常常难以出海执法，更不能对全国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指导。因此，缺少统一的海洋环境执法，各个部门互不统属、各自为政，容易造成重复建设，执法资源的浪费等情况，信息难以集中，诱发执法冲突，故而不能对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如关于海洋环境监测站点的建设，《海洋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海洋环境监测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并向国家环保部门提供数据，”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却一直未向环保部门提供相关数据，国家环保部又开始建设自己的海洋监测站点，导致目前我国拥有两套海洋环境监测网络，而双方监测数据常常不统一，重复建设造成了巨大浪费[3]。在渤海湾溢油事件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从一开始的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到环保部、渔政部等先后加入到污染事故处置当中，事故处理进展异常缓慢。由于各执法队伍互不统属，部门之间缺少协调和沟通，不仅造成重复执法，导致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也使得海洋执法机关的执法效率低下、能力不强。
2.执法依据过时
我国海洋环境执法的主要依据是1982年颁布的《海洋环境保护法》，该法第85条规定：“违法本法规定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是目前我国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条例中所规定的最重的处罚。该法于1999年第一次修订，2013年进行了部分修改。但当时制定的处罚标准显然已经十分落后于经济发展了，且后续的修改也未能改变这一过低的处罚限额。20万元的罚款，对于像康菲公司这样的跨国石油公司来说太低，根本无任何威慑力可言。对比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由于奥巴马政府的支持，英国石油公司对溢油事件损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了赔偿墨西哥湾灾民1亿美元，并接受美国政府200亿美元的处罚，同时，还专门成立了一笔200亿美元的基金，对墨西哥湾溢油事件受害者进行赔偿。所以，与英国石油公司赔付的400亿美元相比，规定的20万元罚款实在不值一提。故过低的处罚标准，造成污染损害责任者的违法成本太低，无法对污染损害责任者形成威慑，也是间接造成此次污染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3.执法权限过低
根据依法行政原则，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权限，应当由相关的法律严格授权。纵观我国与海洋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授予海洋环境管理机关行政强制权。故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只能局限于行政许可、行政命令和行政处罚等常规手段，而不具备工商、税务等行政部门所具有的冻结、查封、扣押、强制划拨、没收等强制执行手段，更无法像公安机关那样可以对人身自由采取强制措施[4]。这是造成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权限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限制了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机关的执法能力，不利于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此次渤海湾溢油事故处理中，7月13日，国家海洋局即责令康菲公司停止出事平台生产作业，并要求康菲公司完成“两个彻底”，然而直到8月31日，康菲公司仍没有完成，反而以各种谎言搪塞。国家海洋局因此才责令康菲公司“三停”。纵观整个执法过程，海洋环境执法部门只是类比适用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第29条的限期治理和第39条规定的限期治理责任（包括罚款，停业和关闭三种处罚方式）。海洋环境执法机关的此种执法被戏称为“口头执法”，公众普遍认为执法的措施“偏软”，不能有效地防止污染的进一步扩大。因此，执法权限过低也是我国海洋环境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一个较大问题。
三、完善我国海洋环境执法体制的建议
渤海湾溢油事件暴露出我国海洋环境执法存在的巨大漏洞，因而完善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刻不容缓。为了有效解决所存在的问题，更好地保护海洋环境，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权益，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一）统一海洋环境执法力量
如前所述，我国现有的海洋环境执法力量较分散，总体上还比较弱，难以适应海洋环境执法的需要。如何解决此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将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统一交由某个部门统筹管理，并组建相应的海洋环境执法队伍。但环保、海洋、海事、渔政、军队5个部门中，除环保部外，其他部门都是一职多能，且在行业管理的模式下都有自己的归属行业，存在自己的部门利益。故将海洋环境保护工作交由其四个中的任一部门负责都难免受到行业利益的影响，以致不利于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然而环保部又缺少一个专门的海洋环境执法队伍，不能有效地进行海洋环境执法。鉴于此，笔者建议可以在环保部下设专门的海洋环保局，将另外4个部门的海洋环境保护执法权限全部移交海洋环保局行使，由该局全权负责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同时，加强海洋环境执法队伍的建设，整合海监、海事以及渔政的海洋环境执法力量，建立一支专门的海洋环境执法队伍，全面负责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工作，并交由海洋环保局直接领导。这样就可以彻底根除我国海洋环境执法力量分散的问题，从而提高执法的效率和水平。
（二）加大违法惩罚力度
我国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罚款幅度为“3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相对于污染损害责任者所造成的环境损害及其所获得的巨大利益而言，这点惩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本起不到惩戒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当借鉴《水污染防治法》修订的经验，在责令《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违法者限期治理期间，同时限制生产、限制排放或者停产整顿；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或者治理措施无效的，可以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水污染防治法》规定的最高罚款额是一百万，鉴于海洋污染的特殊性，可以将最高罚款数额提高到一百万、两百万甚至几千万[5]。对于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将罚款额的最高额提高到损失数额的30%，并且不规定限额，甚至可以借鉴国外按照违法次数、违法时间来累计计算罚款的制度。此外，对于重大海洋环境污染事故，甚至可以依据《刑法》第338条追究污染事故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三）改革海洋环境执法权限
如前所述，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权限过低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机关没有被授予行政强制执法权。要解决此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设计：一是通过修改我国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形式授予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机关行政强制权，使其在处理违法行为以及收集违法证据时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没收等强制执行手段。这是因为我国海域辽阔，且海上情况易受海上天气、交通等因素的影响而复杂多变，加上船舶的流动性，有时候案件还涉外等等，导致难以收集和固定违法证据。因此，扩大海洋环境执法机关的执法权限，能保障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提升其执法的效果；二是在我国海洋环保机关长期派驻公安海警人员，与我国的海洋环境执法队伍开展联合海洋环境执法，以便我国海洋环境执法机关在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时由海警提供协助[6]。比较而言，前种设计更为合理，便于节约更多的人力、物力成本，有利于高效、集约的海洋环境执法队伍的建立。
参考文献：
[1]徐沛宇，康菲和中海油合计为渤海溢油事故赔偿30.33亿[EB/OL].[2014-09-08]http：//.cn/roll/201205
02/020711962616.shtml.
[2]王灿发，黄婧.康菲溢油事故：反思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机制[J].行政管理改革，2011（12）：39.
[3]马英杰，董莹莹.论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不足与完善对策[J].海洋科学，2007（12）：17.
[4]王超锋.我国海洋环境执法的问题及解决途径[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81.
海洋环境保护法范文4
【英文摘要】Section 2，Article 90 of China’s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provides for the legal remedy for marine ecological damage. But due to the too simple provision of this clause， many issues arising in practice. Thos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treaties on the oil pollution damage by ships don’t cover the marine ecological damage. Meanwhile， some domestic courts of some countries have had relevant judicial practice. So， it is urgent to establish a set of new rules on marine ecological damage in China， specifying the exact claimants， the scope for compensation and the measure of indemnity， with the aim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legal remedy for marine ecological damage.
【关键词】海洋生态损害；法律救济
【英文关键词】marine ecological damage; legal remedy
【正文】
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水上交通、石油勘探开发、海洋渔业等生产活动日益繁忙，船舶突发事故引发的重大溢油风险不断加大。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石油消耗量的急速上升，我国已经成为石油进口大国。庞大的进口石油主要通过海上船舶运输进入我国境内，因而在我国海域发生溢油事故的概率大幅上升。国家环境部公布的2006年和2007年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显示，2006年全国沿海发生船舶污染事故124起，总溢油量1216吨，其中50吨以上的石油和化学品污染事故5起。2007年全国沿海发生船舶污染事故107起，其中发生0.1吨以上溢油事故38起，总溢油量748~898吨，50吨以上重大溢油事故5起。频发的船舶溢油事故使我国海域本就令人堪忧的生态环境状况雪上加霜。
一、海洋生态损害的涵义
客观地说，目前学界尚没有对“生态损害”这一术语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国外有许多学者试图为生态损害下一个学理定义。如拉恩施泰因(Lahnstein)博士认为，“生态损害指对自然的物质性损伤，具体而言，即为对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动植物和他们间相互作用的损害。也就是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的人为的显著损伤。”[1]
从国内外相关立法和学者们所使用的措辞来看，“生态损害”(ecological damage) 、“纯生态损害”(pure ecological damage) 、“环境本身的损害”(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per se) 、“环境损害”(environmental damage) 、“纯环境损害”(pure environmental damage) 、“环境损伤”(impairment of the environment) 及“自然资源损害”(natural resource damage ， NRD) 是经常被混合使用的术语。
其中“生态损害”是欧洲学者所经常使用的，而“自然资源损害”是美国法上和美国学者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如美国1990 年的《油污法》(Oil Pollution Act ， 简称OPA)第2702 条b 款第2项所使用的“自然资源损害”，指“对自然资源的侵害、破坏、丧失或者丧失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包括对损害评估的合理费用”。
而“纯生态损害”、“纯环境损害”和“环境损伤”通常被用来指代对环境本身的损害，其侵害行为的对象一般指那些无主的生态环境要素。冠以“纯”字以后，它们都特指那些不以受害者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为条件而产生的损害。[2]
海洋环境包括海水、溶解和悬浮于水中的物质、海底沉积物和生活于海洋中的生物。根据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5条第1款，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笔者认为，其中的“损害海洋生物资源”、“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及“减损环境质量”这些有害影响就是海洋生态损害的具体表现。
二、立法过于原则带来实践中的困惑
对海洋生态损害的救济问题我国法律已有规定。《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 条第2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 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 由依照该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但该款规定过于简单原则，可操作性不强，造成实践中的诸多困惑和无奈。
例如，2002年11月23日，马耳他籍“塔斯曼海”轮装载8万吨原油在渤海湾与中国籍“顺凯1号”轮相撞，约200吨原油泄漏，造成我国渤海海域的大面积严重污染，对海洋生态环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由此引发了一场历时两年，涉及十个案件1500余个原告、涉案标的达1.7亿元人民币的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由于此案是我国加入《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后，第一例根据该《公约》向外国公司保险人进行索赔的案件，也是我国海洋行政管理部门在法律框架内提出首例涉外海洋生态侵权损害民事索赔的案件，开创了维护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权益的先河，因此此案当时引起全国媒体的普遍关注。
经过多次开庭审理，在事发两年后，2004年12月30日，天津海事法院对该案的10个案件依法做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塔斯曼海”轮船东及伦敦汽船船东互保协会连带赔偿原告天津市海洋局海洋生态损失近千万元（其中海洋环境容量损失750.58万元，调查、监测、评估费及生物修复研究经费245.23万元，共计995.81万元）；赔偿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渔业资源损失 1500余万元；赔偿遭受损失的 1490名渔民和养殖户1700余万元，此次索赔案的最终赔偿金额共计 4209万余元。[3]但由于涉及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两个案件，即以天津市海洋局和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为原告的两个案件，原、被告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时至今日，目前仍在审理当中，未有最终判决。
又如阿提哥号案。2005年4月3日，一艘满载原油的葡萄牙籍油轮阿提哥号，在进入大连新港时意外触礁，导致大量原油泄漏，海域受污染，附近114家养殖企业和个体养殖户提请索赔诉讼，起诉标的额一度高达近10亿元。经过历时3年多的审理，到2009年5月已经陆续有104家养殖企业和个体养殖户与被告方达成调解协议。但是，由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代表国家提出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目前仍在大连海事法院等待判决。[4]
当前，在中国海域发生的吨级以上溢油污染事件越来越频繁，但提起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案件并不多。而这些屈指可数的起诉案件却往往陷入旷日持久的争讼，久拖不决，悬而未决。这充分暴露出我国海洋生态损害索赔制度存在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当事双方争议的焦点主要是海洋生态价值的评估问题，即海洋生态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证据制度问题，其实从更深层次说明了目前我国该诉讼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包括实体法的欠缺， 比如诉讼主体地位不明确赔偿标准尚不完备等问题。而这导致的后果是因为海洋生态损害的无人买单而使我国本已恶化的海洋生态环境更加脆弱不堪。因此完善我国海洋生态损害救济制度迫在眉睫。
三、法律适用问题
在《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和《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多 年的实践和发展中，就溢油导致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而言，公约的条款规定经历了：从未明确考量该问题，到原则上排除环境本身的损害，仅赔偿“合理”的清除费用和环境恢复费用的发展。[5]对此，曾有著名的国际环境法学者评论道：“无论环境保护国际公约的目的是预防，还是减轻对环境本身的损害，但多数民事责任国际公约的目的并不是建立对环境损害的赔偿责任，而是对通过环境损害（这个媒介）导致的人类、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经济状况的损害的赔偿责任。在那些被搁置于图书馆的公约中，对环境本身的损害通常仅通过‘清除危险物质费用’和‘环境恢复费用’的赔偿等术语予以反映，这固然可以成为可能；但当无法清除和恢复时，对环境本身损害的赔偿却成为不可能。”。[6]
笔者认为，《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和《设立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及其系列议定书设立的目的是为油污而造成的船舶之外的损失和损害提供救济，这种损失和损害仅指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这种民事责任所奉行的是补偿性和责任限制原则。由于受其设计初衷所限，这些公约并没有考虑对生态损害（或环境损害）的救济问题，其规定也不适用于对生态损害提供法律救济。例如，生态损害赔偿不适用责任限制原则。这一点在2008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已有体现。[7]可以说，目前在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赔偿方面尚没有可以有效适用的国际公约。欲对海洋溢油生态损害提供有效救济，只能转而寻求国内法的有关规定。
事实上，已有一些国家的法院有过相关的司法实践，如意大利1985年的Patmos案、1991年的Haven案和澳大利亚1995 年的ok Tedico案。这些国内法院都承认：海洋环境损害可以作为一类独立的可赔偿项目；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既包括可计量性的，也包括不可计量性的因素等。
在Patmos案中，意大利政府（海商部）基于海洋环境损害赔偿提起了上诉请求，1989年意大利Messina地区上诉法院支持了该项上诉请求，援引了于1987年作出的第641号判决，就上诉人意大利政府作为国家遗产的受托人所提出的合理的环境损害赔偿——“公众忍受了丧失享受的乐趣的痛苦”予以了确认。该判决中还援引了国内法——意大利1982年第979号法案第21条和1986年第349号法案第18条的规定。[8]
又如 “塔斯曼海”案中，两被告共同辩称：原告索赔的环境容量损失和生态服务功能损失不存在，不是《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92年议定书认可的污染损害；即使此次漏油事故造成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原告索赔的环境修复费用在该议定书下也不能得到赔偿；原告主张的海洋生物恢复费用和评估费用不成立。
天津海事法院驳回了被告要求适用《国际油污赔偿基金索赔手册》和《CMI油污损害指南》的要求，主要适用中国国内法进行审理。法院认为，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6 条规定了重点海域排污总量控制制度，且按照“渤海碧海行动计划”和《中国海洋二十一世纪议程》的规定，被告造成的溢油海域属于执行该项制度的重点海域。本案涉及到的轻质原油入海， 不管是否造成多大面积的污染超标， 都使渤海湾中增加了轻质原油， 占用了渤海排污的控制指标， 客观上造成了渤海湾的环境容量损失，因此天津市海洋局关于海洋环境容量损失的诉求获得一审法院的支持。[9]
由此可见，在没有可以直接适用的国际公约的情况下，我国要对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进行有效规制，就必须健全和完善以《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 条第2款为基础的相关国内法规定，以使其法律救济有法可依。
四、索赔主体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1款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第2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法律对污染海洋环境造成损害和破坏海洋生态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分两款分别做了规定，说明二者之间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其中污染海洋环境造成的损害，指的是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属于民事侵权法上的环境侵权责任，索赔主体是其利益直接受到侵害的单位或个人。而规定在该法第90 条第2款的海洋生态损害行为，如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和海洋保护区的行为，所侵害的对象是不属于任何私人所有的海洋生态环境要素，它归属于国家利益的范畴，这就决定了海洋生态侵权者所承担的责任有别于传统民事侵权法上的责任，不以特定受害者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为条件。任何私人都无权提起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诉求，而只有国家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才有权提出此类诉求。
根据该第90 条第2款，依照《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生态损害赔偿要求。而从《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的规定来看，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主要包括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国家海洋部门、国家海事部门、国家渔业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但是由于有上述多个管理部门对海洋环境都负有监管权，特别是在某些事项上几个部门存在监管权的重叠；此外，当生态损害波及相邻的多个区域时，是由源发地有管辖权的机关还是这几个不同区域内有管辖权的机关分别起诉，相关规定没有明确，实践中让人无所适从。
由于规定不明确，学者们对谁有权代表国家提起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也有不同看法。例如有学者认为，在普通商用油船发生漏油事件时，有权代表国家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适格主体通常是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而不是其他部门。[10]
这就为在具体的海洋生态损害案件中究竟哪一个或哪一些管理部门有权代表国家诉讼带来了不确定性，也会造成国家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权的落空。笔者认为，各不同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在代表国家行使索赔权时其原告地位的确定应以各不同部门的职能划分为基础，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指导，同时结合《渔业法》、《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各管理部门在海洋环境监管权方面的分配来确定由哪个部门来担当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案的原告代表国家进行诉讼。
当然最终的解决方法应当是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将海洋生态损害加以类型化，明确规定各个管理部门针对哪些类型的海洋生态损害进行索赔。例如借鉴“塔斯曼海”案的一审判决，明确规定海洋管理部门有权代表国家针对海洋环境容量损失，为确定溢油事故导致的海域污染程度、污染面积支出的调查、勘验、评估费用，为研究修复被污染的海洋环境发生的合理费用而提出索赔。
而索赔主体如果在法律上没有得到明确，在实践中很容易产生重复索赔问题的争议。如“塔斯曼海”案中，面对原告的巨额索赔，两被告认为众原告的索赔请求相重复。天津海事法院经过调查取证后明确表示，天津市海洋局请求的是海洋环境生态污染破坏和生态恢复的索赔；河北省滦南县和天津市汉沽、北塘、大沽渔民请求的是因污染造成的海洋捕捞停产损失、网具损失和滩涂贝类养殖损失；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请求的是渔业资源损失。因此各方当事人索赔的范围和内容界定明确，彼此独立，不存在重复索赔的问题。[11]
此外，笔者认为，由相关管理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是一种特殊的为公共利益而提起的民事诉讼，有别于一般的民事诉讼案件。在这种民事法律关系中，管理部门代表国家作为一个特殊的主体，在诉讼中行使权利等方面与私人参加诉讼应当有所区别。例如，依民事诉讼法的权利处分原则，对是否提起诉讼，权利人有决定的权利，而对负有海洋环境监督管理职责的相关管理部门来说，生态损害索赔权既是其权利，更是其职责，是其必须作为的，不能放弃，此时便不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权利处分原则。又如，提起此类诉讼的管理部门本身不是财产所有人，其能否在生态损害赔偿上代表国家与污染责任人达成和解，放弃部分或者全部权利，其与污染责任人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否要经过其他权力部门的批准等，法律上都应有明确规定。
五、索赔范围和赔偿标准
在海洋生态损害的索赔范围方面，我国法律规定尚付阙如。在这方面，美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可资借鉴。
美国没有加入任何船舶油污损害的国际公约，其关于油污损害赔偿范围的规定见于1990 年的《油污法》。该法中规定的污染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清除费用;第二是损害。其中可以索赔的油污损害包括了六个方面:自然资源损坏，动产或个人财产损坏，自然资源生活用途方面的损失而遭受的损害，税、费、收益，利润和赢利能力，公共服务费用。这些方面几乎囊括了可以想象到的全部损失，包括所有为了恢复、复原、替代及因自然资源遭到破坏而需还原的费用，在未能还原恢复期间的自然资源的贬值损失，对该损害进行评估、计算、量化的合理费用等。可见对生态损害的赔偿自然被考虑在内。
1989年美国EXXON石油公司的超级油船“EXXONVALDEZ”(21.5万载重吨)在阿拉斯加的威廉太子湾触礁搁浅，3.6万吨原油泄漏，此次事故致使1609km海岸、7770km2海域被污染，美国法院根据《油污法》判决:EXXON石油公司为该起事故支付罚款、清污费、赔偿费(包括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费用)及其他费用约合80亿美元。
关于海洋生态损害的赔偿标准，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 条第2款没有涉及，但这是一个实际纠纷案件中无法回避而且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目前国内相关规定可资引用的只有农业部1996 年颁布的《水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如根据该规定第2条，天然渔业资源损失额（属于海洋生态损害的范畴，笔者注）的计算，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当地的资源情况而定，但不应低于直接损失水产品的3倍。
在“塔斯曼海”案中，对于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作为原告所诉求的天然渔业资源损失如何计算和是否赔偿的问题，在《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及其议定书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天津海事法院根据黄渤海监测中心的监测结果得出的天然渔业资源经济损失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在按照农业部《水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所确认损失的基础上，作出一审判决，被告英费尼特航运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天津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渔业资源损失 1465.42万元，调查评估费 48万元，并承担上述款项的利息；被告伦敦汽船船东互保协会承担连带赔偿责任。[12]当然，由于该案目前还未有最终判决生效，一审法院依据这种简单的赔偿标准所作出的这一判决是否正确还未有定论。
2007年4月9日，我国参考美国的油污损害机制所制定的《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由国家海洋局正式，有望为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赔偿案件的顺利处理提供有效的技术保障。
结语：
由于海洋生态损害有别于传统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目前尚未有可直接适用的关于赔偿责任方面的国际公约。而坐视海洋生态损害于不顾，无人为海洋生态损害的后果买单，只会令我国海洋环境状况更加不堪，令国家的海洋权益遭受严重践踏。已经有一些国家的司法判例根据其国内法对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给予支持。为此，我国急需在现有《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 条第2款规定的基础上，探索建立有别于普通的环境侵权制度的新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补充完善相关法律规定，为海洋生态损害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
【注释】
[1] Lahnstein Christian ，“A Market - Based Analysis of Financial Insurance Issues of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Taking Special Account of Germany ， Austria ， Italy and Spain”， in Faure Michael ed. ， Deterrence ， Insurability ， and Compensation in Environmental Liability : Future Developmen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 New York : Springer – Verlag/Wien ， 2003 ， p. 307.
[2] 参见竺效：《反思松花江水污染事故行政罚款的法律尴尬-以生态损害填补责任制为视角》，《法学》2007年第3期。
[3] 《“塔斯曼海”案一审宣判》，《中国海洋报》2004年12月31日第一版。
[4] 《油轮触礁漏了油，海事索赔第一案3年没打完》，hilizi.com/2009-05/14/content_313031.htm，2009年7月1日查。
[5] 参见竺效：《论在“国际油污民事责任公约”和“国际油污基金公约”框架下的生态损害赔偿》，《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2期。
[6] De La Fayette Louise，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International Liability Regimes in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Oxford University， New York，2002，p.156.
[7]如该规定第9条规定，因起浮、清除、拆毁由船舶碰撞造成的沉没、遇难、搁浅或被弃船舶及船上货物或者使其无害的费用提出的赔偿请求，责任人不能依照海商法第十一章的规定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8]参见竺效：《论在“国际油污民事责任公约”和“国际油污基金公约”框架下的生态损害赔偿》，《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2期。
[9] 参见天津海事法院（2003）津海法事初字第.183号民事判决书。
[10]赵劲松、赵鹿军：《船舶油污损害赔偿中的诉讼主体问题》，《中国海商法年刊》第15卷，2005年。
海洋环境保护法范文5
十报告中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为我国在21世纪从海洋大国转变为海洋强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海洋开发的脚步逐渐加快，与此同时，因为人类经济活动给海洋环境带来严重污染的事件屡有发生，海洋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因海洋环境污染引起的侵权责任案件也常有发生，民事领域的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责任越来越受重视，而且有成为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主要救济途径的趋势，而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制度还亟待完善。
一、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概述
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环境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必须具备的条件。作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一种，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类似，符合环境污染责任构成要件的要求。但目前，关于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我国理论界有不同观点。
有学者主张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要件表现在四个方面，即(1)损害事实;(2)损害行为的违法性;(3)损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这种观点忽视了环境污染侵权的特殊性;随着无过错原则的运用与发展，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具有其特有的属性，有学者提出了两要件说，即损害事实及损害事实与污染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是作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此外，还有学者主张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损害事实及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三要件说。从现实情况出发，笔者认为，“三要件”的观点较为妥当。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应由以下三要件构成：污染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
二、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
实施了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是海洋环境侵权责任主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一切侵权法律关系都是以法律主体实施侵权行为为前提，否则责任主体也无从谈起。
该行为既可以是违法性污染损害行为，也可能是非违法性污染损害行为。根据《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无过错责任原理，笔者认为作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要件的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不必具有违法性。
(一)排除行为违法性
行为违法性，即行为人对应当履行的义务的违反，如违反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等。对于“行为违法性”的问题，法律之间存在矛盾，理论界观点也并不完全不统一。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有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必须具有行为违法性，即行为对现行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违反。
从环境污染与侵害的特点与事实状态看，随着实践的发展，由于法律与标准固有的滞后性、特定时期的历史局限性及一定时期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某些符合标准的排污行为，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或者在特定条件的综合作用下，也可能引起海洋环境污染。对于这种“合法排污”、“达标排污”行为，如果依据行为违法性原理，那么环境污染侵权者则可以环境污染行为的合法性为理由，规避自己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从而导致因海洋环境污染受损害方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行为的合法性不应成为免除侵权责任的绝对理由。
新《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三款中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此规定没有规定关于违法性的要求。新《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还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与此相对应，《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规定也明确表明，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承担，不限于对违法性的要求。
综上所述，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只要造成损害事实，无论致害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行为是否违法，都应承担法律责任。由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及全社会治理和改善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为确保权益受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排除行为违法性将得到更广泛的适用。
(二)排除违法性的特殊情况
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排除违法性”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突破和发展。但是在海洋环境污染侵权中，如果不区分情况，将一个民事主体的合法行为一概而论的被认定为侵权，让行为者对损害承担民事责任是欠妥当的，会使得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生产、生活的行为人缺失安全感，也有违禁止事后法的原则。在承认“排除行为违法性”的前提下，如果行为者的行为符合所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规定，虽然造成了损害后果，也应考虑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保障合法行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者的合法权益。
1.海洋环境污染的发生，行为符合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规定却造成了污染的后果，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对待，由行为人，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责任单位承担各自的责任。
2.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因此，对于因不可抗力或完全的意外因素等导致的海洋环境污染，应当由因合法行为造成海洋污染侵权损害者与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基金或海洋环境保险给予受害人以救济。
三、损害事实
(一)损害事实概述
我国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关于损害事实的规定，但若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初衷出发，损害事实可以是已经发生的，也可以是暂时未发生，将来才显现出来的事实，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损害事实指的是因海洋环境污染导致的他人人身、财产和合法的环境权益受到损害的一种事实状态。损害事实是构成侵权行为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侵权责任发生的根据。即必须遵循“无损害，无责任”，让侵权人承担责任的前提就是必须具有损害事实。
(二)损害事实范围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事实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损害，其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其污染表现为广阔的受害空间范围、不确定的受害对象、民事权益广泛受害和损害后果十分严重等方面。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财产、人身、生态和其他损害。
1.人身损害，即损害到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如致伤残、致死其他疾病等，同时包括对公民正常生活秩序的妨碍所造成的损害。海洋环境污染造成人身损害具有潜伏性，因为海洋环境污染对人身的损害大部分是通过食用海产品等间接造成的，不易及时被发现，而是逐渐显露。
2.财产损害，主要是财产本身的毁损，使其丧失价值和使用价值，包括直接和间接损失，如海水污染致使海洋渔业减产或绝产，海水污染致使被污染海域无法使用，创造新的价值，也属财产损害的范畴。
3.海洋生态损害。海洋生态损害，是指因为环境因素遭到污染破坏，导致环境质量下降进而引起的人们利用海洋和享有美丽、舒适海洋环境的利益遭到损害。《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三章突出了对海洋生态的保护，这体现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
四、因果关系
(一)因果关系概论
在民法的侵权责任关系中，因果关系是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违法行为引起损害事实，二者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客观联系，即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但如前文所阐述的那样，因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并不是绝对的以行为的违法性作为构成要件，所以将其表述为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推定因果关系
现实情况中，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常常会出现“一因多果”或者“一果多因”的现象，相关法律对此缺乏明确、详尽的规定，现今的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各自采取不同的因果关系推定方式。
严格因果关系作为传统民法中侵权责任构成的必要条件，指的是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客观的、内在的联系。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特殊性，某些海洋环境污染，若要求由求偿人承担严格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有可能陷入论证困难，无法保障诉讼的效率，更难以维护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无法及时的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制止。因此，笔者认为，在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中，应当采用推定因果关系。即在污染环境侵权责任中，只要证明行为人已经排放了可能危及海洋环境的物质，而在其排放后，排放物所及范围内，海洋环境遭到污染，致使人身或财产遭受到损害的，即可推断该危害的发生是由行为人排污行为所致。
在英美法中称推定因果关系为“事实本身说明问题”，即推定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即可：(1)行为与损害均已发生;(2)损害在行为所影响范围之内;(3)行为在先而损害在后，无该行为时即无此损害。
相比于《侵权责任法》，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已有明确规定的。在司法实践中，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环境污染案件中也被广泛承认和适用，而今后的立法中还应对推定因果关系作出明确规定。
结语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学者对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解释，和拓展分析《民法通则》等法律的规定在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中确定构成要件及主体等问题的适用。对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问题进行体系化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还需要为进一步从理论上设计出一套系统的、立足于国家全局和长远利益、符合中国法制环境的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律规范，为国家宏观层面立法提供理论支持。
海洋环境保护法范文6
为了健全海洋法制，推动海洋保护、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法制化进程，全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计划##年底前编制、出台《xx市海洋功能区划》，《海洋功能区划》将在对全市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调查的基础上，对xx市沿岸平均大潮线至领海基线之间海域的功能区进行明确的划定，内容包括海域勘界、功能分区及环境标准等诸多方面。新的区划是对《胶州湾及邻近海岸带功能区划》中不适应我市新形势发展的内容的修改、补充和完善，区划编制将对合理配置海洋资源，促进海域整体功能，推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市海洋经济蓬勃发展，为了减小经济发展对海洋环境保护带来的压力，有的放矢开展海洋环境保护，计划编制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环境容量、污染物总量控]制等为主要内容的《xx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将对近岸海域污染的有效控制、陆源污染物排海、大规模围海造地对海洋环境影响的累计效应、突发性海洋污损隐患等内容进行分析和研究，规划的编制将致力实现规划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力争实现其为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的作用。
二、加强、完善海域使用管理。
进一步完善海域使用管理制度，全面搞好海域使用登记制度，进一步规范海域使用审批程序和海域使用证年审制度，严格按照《xx市海洋功能区划》和《胶州湾及邻近海岸带功能区划》规范海域使用，把海域使用管理的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国际化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年全市海域使用项目登记率达到100％，海域使用办证率达到100％以上，海域使用证年度审验审证率达到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