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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烟标语范文1
（1）钟汉良：饰徐令宜。
（2）谭松韵：饰罗十一娘。
（3）何泓姗：饰乔莲房。
（4）唐晓天：饰区彦行/林世显。
（5）颖儿：饰元娘。
（6）刘芸：饰文姨娘。
（7）李晟：饰秦姨娘。
（8）吴冕：饰徐太夫人 。
（9）廖振豪：饰王康。
（10）龚珏睿：饰徐嗣谆。
2、主要角色介绍
（1）徐令宜
演员 钟汉良
永平候大将军，在世人面前杀伐果断，智勇双全，温俊儒雅，心怀远向，为了维护家国安宁，改善民生，经历了重重困难开放海禁，至此海上贸易繁荣昌盛，沿海百姓安居乐业。意外娶了罗家庶女十一娘为妻。两人几经周折情愫暗生，先婚后爱相知相许。
（2）罗十一娘
演员 谭松韵
庶女罗十一娘虽地位卑微却及有主见，认为女子眼光不应局限于内宅格局，嫁给徐令宜后，她用乐观积极的心态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依靠努力收获徐家上下的信任，重新执掌中馈。
（3）元娘
演员 颖儿
徐令宜原配，生了嫡子徐嗣淳，早逝.
（4）秦姨娘
演员 李晟
奴婢出身，徐令宜妾室，本名秦石榴，谕哥的生母，表面与世无争，懂分寸识大体，实则工于心计，对徐家怀恨在心，处心积虑想要将其击垮，唯一的寄托就是儿子谕哥儿，愿为儿子倾其所有。
（5）乔莲房
演员 何泓姗
世家嫡女，徐令宜妾室，对徐令宜甘愿飞蛾扑火，容貌娇美，才情出众，心高气傲，心狠手辣，疯狂执着于对徐令宜的爱，为此不顾一切，直至最终扭曲了心态，作罢了痴情。
（6）文姨娘
演员 刘芸
商贾出身，徐令宜妾室，热情灵活，擅于逢迎，精明能干，有经商天分，商人的市侩气息很重，但是言行举止有常有喜感，因为不得宠爱而依附娘家。
（8）林世显
演员 唐晓天
（9）刘勇
演员 释臣伟
禁烟标语范文2
关键词：锦标赛激励；职位晋升； 收激进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2-0126-07
一、引言
2015年1月1日起，《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正式实施，旨在改革国企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待遇问题，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管理人员薪酬计划是公司与其他管理人员之间的合同，其目的是通过将管理人员薪酬建立在一个或多个衡量经营公司努力程度的指标之上，协调公司与管理人员的利益。大多数薪酬计划建立在衡量管理人员努力程度的两种指标之上――净收益和股票价格。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年度里，净收益或股票价格所体现的业绩决定了管理人员奖金、股票、期权和其他薪金的发放数量，而且复合的努力程度衡量指标会提高合同的效率。
除了具有以业绩为导向的动机（股票期权计划与奖金计划）之外，首席财务官与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也面临锦标赛激励，也就是说晋升为最高管理层，诸如首席执行官（CEO）职位的晋升动机[1-3]。当晋升到更高职位时，随之而来的是更高的薪酬，拥有更多的特权，与更高的声望。因此，管理层有动机去投入更多的努力去实现晋升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会给公司带来更大的产出[2]。
Lazear and Rosen（1981）[1]根据企业管理中的管理层级差异提出锦标赛晋升理论，他们研究以个人产出水平为基础的能够代替薪酬激励的其他方式，发现组织内部的员工在通过不断的竞争向上获得晋升机会时，其竞争格局就如同正在进行的“不间断的淘汰赛”。特定情况下，如果奖金计划的设定来自于组织内部职位的排序，那么员工会提高工作效率以期获得高概率的职位晋升。随着晋升奖励的规模增加，高级管理人员愿意投入的努力也就越大[1]。以首席执行官（CEO）与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薪酬差距来衡量锦标赛激励，已有文献表明，能够带来更好的业绩表现和公司价值的增加[2]。更进一步地，Kini and Williams （2012）[3]研究发现锦标赛激励越高会导致高级管理人员风险承担程度更大，也就是说，高级管理人员为增加晋升到首席执行官（CEO）职位的可能性更愿意冒险。
首席财务官（CFO）更有可能直接参与和影响公司税收政策方面的决策并具体负责决策的执行。CFO是企业管理团队的重要成员，以追求所有者财富最大化为最高目标，具有财务管理、财务监督和财务决策等职能。研究表明，税收激进是一种有风险的公司行为，利益与风险并存[4]。避税的边际收益包括税收负担的减少，因此会计盈余更高。而避税的风险则包括受到税务机关的怀疑而为避税所不得不支付的罚款与罚金。因此，首席财务官（CFO）须谨慎权衡不同的税收策略导致的收益与风险。鉴于此，本文主要分析首席财务官的锦标赛动机，基于锦标赛激励考察CFO晋升对企业所采取的税收策略的影响，是否会促使企业选用更加激进的税收策略。
Kini and Williams（2012）[3]指出，参加锦标赛的高级管理人员，与缺乏锦标赛激励状态下相比，愿意承担更大的项目风险并且选择能够与晋升相匹配的风险水平。因此，本文假设锦标赛激励越高，首席财务官（CFO）追求的税收政策会更加激进，由此导致更高的业绩表现且伴随有更大的晋升可能性。
我们以首席执行官（CEO）与首席财务官（CFO）的薪酬差距来度量以晋升为动机的锦标赛激励。正如Kini and Williams（2012）[3]研究中提到的，这种度量方法作为公司锦标赛激励的变量，首席财务官（CFO）如果获得晋升锦标赛激励将会获得其作为高管薪酬的晋升。用整体账面与实际税负差异来度量风险避税的程度。经验证据表明首席财务官（CFO）锦标赛激励越高，企业呈现出更高的税收激进程度。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1.锦标赛激励
高级管理团队由首席执行官（CEO）与若干低层级的管理者（如高级管理者）组成。CEO与其他高管人员享有基于公司产出或者业绩方面的激励，诸如股票期权和奖金计划等[1-2]。高级管理者同样面临另一种激励，也就是基于晋升的锦标赛激励[2]。在分级别对待的锦标赛中，业绩表现最好的高级管理人员更有可能晋升到更高的职位上（比如CEO职位），相伴而来的是更高的薪酬、津贴、地位等[1-2]。输掉了比赛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屈居人后[2]。
Lazear and Rosen （1981）[1]研究表明高级管理人员的努力程度随着晋升奖励的规模增加而增加。因此，公司可以提高晋升奖励的规模，以此激励公司高管人员的努力程度，比如，增大首席执行官（CEO）与其他高管人员的薪酬差距[3]。更进一步地，Kale et al. （2009）[2]通过度量首席执行官（CEO）与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差距反映锦标赛激励，研究表明，锦标赛激励程度与公司业绩正相关。Kini and Williams （2012）[3]认为，锦标赛动机可以发挥类似股票期权激励的效果，通过提供凸偿付增加管理层冒险的激励，CEO职位上的晋升近似于“实值期权”，具有期权特质的CEO职位晋升可以导致高级管理人员更大程度地冒险行为。
在研究高管的晋升激励机制时，国内学者多考察公司中作为政府官员的高管职位升降，杨瑞龙等（2013）主要研究影响国企高管晋升的影响因素，刘青松和肖星（2013）主要考察公司业绩及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对高管变更的影响，张霖琳等（2015）主要考察国企高管职位晋升评价机制的执行效果。
2.公司税收激进
传统理论认为，企业的税收激进策略使得财富由政府转移到企业，公司税收激进是一种有风险的活动，收益与成本并存。收益主要表现在：管理层参与税收激进策略以此提高公司业绩[5-6]，具体而言，税收激进性降低了公司的税负，增加了公司的现金流，财务报告中体现出更高的财务会计盈余[6]。 Graham et al.（2014）[6]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上市公司愿意采用公司税收策略以此提高每股盈余。
公司税收激进行为也会导致一定的成本。首先，公司内部机构由于没有遵守税法的要求导致公司声誉的受损[6-7]。正如Bankman （2004）指出，参与避税的公司会被贴上“不合格的企业公民”的标签。支持此观点的Hanlon and Slemrod（2009）研究发现，公众对公司税收激进行为的评价会影响投资者对公司价值的评估。Graham et al.（2014）经过调查发现，公开上市的公司会将声誉顾虑作为他们不愿参与激进的税收策略的一个原因。其次，避税行为被税收征管部门发现所导致的货币性罚金的支付也会增加公司和管理层的成本。因此，企业的避税程度是成本和收益相权衡的结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委托理论研究企业的避税行为，Desai and Dharmapala（2006）研究发现，复杂的避税交易容易导致经理人采取盈余操纵、关联交易等C会主义行为。另外，税收激进活动容易导致一系列问题发生，伍利娜和李蕙伶（2007）认为，公司的税收激进程度使得盈余质量降低。刘行和叶康涛（2012）研究会计盈余与高管薪酬敏感性的关系，经验证据表明税收激进程度越高，高管薪酬的“粘性”越大。金鑫和雷光勇（2011）研究发现审计发挥的监督与治理功能可以有效地制约企业的税收激进活动。
（二）研究假设
Kini and Williams （2012）[3]认为，在晋升为CEO的锦标赛中，每一位管理层会承担风险更大的项目以此增加他晋升的可能性，相对于其他的竞争者，承担的项目风险更大的高级管理人员越容易获得更高的产出，因此被晋升的可能性也就更大[3]。综上，相对于没有锦标赛的激励，所有高级管理人员都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
基于此，本文假设锦标赛激励越高可能导致公司税收激进程度的增加。然而，有些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税收结果并未有重大影响。因此，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公司首席财务官（CFO）的锦标赛激励，CFO是代表所有者利益，全面负责对企业的会计活动进行监督与管理的高层人员，显然影响着公司税收政策。在晋升激励的高度刺激下，首席财务官（CFO）可能会采取一些冒险的税收策略，据此产生明显正向的业绩结果，例如公司税收负担的降低、现金流的增加、公司报告期盈余的上升等。由此，我们得到了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说：
假说1：首席财务官（CFO）以晋升为基础的锦标赛激励与公司税收激进程度正相关。
支付与业绩挂钩的薪酬可以激励高管，与业绩相联系的职工工资能激励职工努力工作（Lazear and Rosen，1981）。实际上，在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国企高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他们大多具有政府官员和职业经理人的双重身份，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作为政府官员身份的倾向性更为强烈。基于此，与作为职业经理人身份的高管不同，作为政府官员身份的高管具有追求政治上职位晋升的强烈动机。由于具有“准官员”性质的国企高管天然地拥有政治上职位晋升的强烈诉求，作为政治晋升中重要评判指标的业绩，自然也就成为国企高管普遍追求的目标。当前条件下，国有企业存在薪酬管制与股权激励流于形式，晋升锦标赛于是成为激励国企高管的有效制度安排（刘青松等，2015）。因此，所有参与锦标赛的高级管理人员，相对于没有锦标赛激励的情况下，他们都可能承担更大的风险。在晋升激励的高度刺激下，国有企业首席财务官（CFO）可能会采取一些冒险的税收策略，刺激企业的税收激进活动。由此，我们得到了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说：
假说2：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CFO面临以晋升为基础的锦标赛激励时，公司税收激进程度更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2009-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上市公司年末所得税率来自WIND数据库，其他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在具体的样本选择过程中，我们按照如下程序筛选样本：（1）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因为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报表结构与其他行业存在较大差异；（2）如果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不足，其所得税费用并不能反映避税行为，借鉴已有研究（吴联生，2009）的做法，我们剔除了税前利润为负的样本；（3）剔除了首席执行官（CEO）与首席财务官（CFO）薪酬差距为负的样本；（4）剔除了有关实证变量存在数据缺失的观测值。经过上述筛选，我们共获得了5 444个公司―年观测值。同时，为了降低数据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我们对模型中的相关连续变量在1%和99%水平上进行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
1.税收激进程度
以往研究多使用有效税率来度量公司税收计划的有效性，通常用所得税支出与税前利润的比值来计算。更进一步地，Wilson（2008）使用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的差异来度量税收报告的激进性，Desai and Dharmapala（2006）分析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当中操控性的差异，并以此度量税收激进程度。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有效税率（Effective Tax Rate，ETR）在数值上等于（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
（2）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的差异（Total Book-Tax Difference， BTD），即[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年末所得税率]/上一年资产总额。
（3）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当中操控性的差异（Discretionary Total Book-Tax Difference， DD_BTD），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上式中，BTD即为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的差异；TACC是公司当年应计项目总额占上一年末资产总额的比例，即（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净现金流）/上年末资产总额；μi表示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的差异中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特征部分；εi，t 表示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的差异中变动特征的部分；DD_BTD为μi与εi，t的二者之和。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的差异越大，即BTD数值越大，表示公司税收激进程度越大；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当中操控性的差异越大，即DD_BTD数值越大，表示公司税收政策越激进；然而，有效税率（ETR）越小，则表示公司税收激进程度越大。
本文的主要实证结果采用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的差异（BTD）指标来衡量公司税收政策的激进程度，在对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测试中，再使用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当中操控性的差异（DD_BTD）来检验。
2.锦标赛激励
与业绩挂钩的薪酬契约是企业用来缓解委托冲突、激励高级管理人员努力程度的重要手段之一（Jensen et al.，1976）。本文采用首席财务官（CFO）与首席执行官（CEO）的薪酬差距作为锦标赛激励的替代变量，正如Kini and Williams（2012）所解释的那样，薪酬差距作为公司锦标赛激励非常合理的替代变量，它简单明了地反映如果被提拔到首席执行官（CEO）职位上所带来的薪酬的增加。另外，本文所使用的薪酬数据均为货币薪酬。
3.其他变量
在控制变量上，借鉴已有研究（Rego and Wilson，2012；金鑫和雷光勇，2011），我们控制了以下因素的影响：公司规模SIZE；公司财务杠杆LEV；公司成长性TobinQ；使用修正的琼斯模型（modified Jones model）计算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Absda_mj；总资产报酬率（ROA）；公司固定资产净额占总资产的比值PPE；公司无形资产净额占总资产的比值INTANG。另外，加入年度哑变量与行业哑变量，来控制年度与行业固定效应。变量定义情况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计
本文从两个层面考察锦标赛激励如何影响公司税收激进程度：一是基于全部样本检测锦标赛激励越大，即 CFO与CEO之间的薪酬差距越大是否会导致公司税收激进程度越大；二是对样本按照最终控制人性质分类，重点关注政府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中薪酬差距对公司税收激进程度的影响。我们构建了如下两个基本计量模型：
两个基本模型的因变量都为TAX，作为税收激进程度的替代变量。基于稳健性的考虑，本文同时采用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的差异（BTD）和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当中操控性的差异（DD_BTD）来度量公司税收政策的激进程度。为了弱化高管薪酬与公司税收政策之间内生性的影响，我们借鉴Kini and Williams （2012）的研究方法，使用首席财务官（CFO）与首席执行官（CEO）滞后一期的薪酬差距（PayGap）作为锦标赛激励的替代变量。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示了本文中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两个税收激进度指标，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的差异（BTD）和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当中操控性的差异（DD_BTD）的均值分别为0074和0074，差别不大，说明作为度量公司税收政策激进性的替代变量二者具有较好的一致性。标准差分别为0064和0062，说明这两个指标在样本公司间并不存在较大差异。作为度量锦标赛激励的替代指标，PayGap的均值为12024，表明公司首席财务官（CFO）与首席执行官（CEO）的平均薪酬差距为12024万元。此外，大约33%的公司属于国有企业。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报告了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左下角和右上角分别为Pearson与Spearman相关系数。两个度量税收激进程度指标的相关系数约为09，且均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这二者具有较好的一致性。锦标赛激励的替代变量薪酬差距PayGap与BTD及DD_BTD的相关系数均为正，且至少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时，CFO与CEO薪酬差距越大的公司税收激进程度越高，符合假说1的预期。
（三）回归分析
表4报告了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4的第1列暂未放入交互变量，列示了薪酬差距对税收激进程度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PayGap的系数显著为正（0029，p
从控制变量上看，公司财务杠杆LEV的系数显著为正，因为有息负债具有税盾效应，财务杠杆越高，节税效应越明显，故LEV与税收激进程度正相关；奖励计划将诱导出公司管理层采用增加盈余的会计政策，那么管理层将有动机通过诸如递延收入、加速资产减值等手段，来进一步降低利润，即所谓的“洗大澡”（take a big bath），这种策略将有助于提高来年的利润从而更容易达到给付奖金的约定水平。因此管理层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越强，公司的税收政策越激进，Absda_mj的系数显著为正。公司的成长性越高，对资金需求越强烈，避税动机就越强，因此公司成L性与税收激进程度正相关，TobinQ的系数显著为正。无形资产比例越高，研究阶段的支出计入期间费用越多，可以更好的避税，因此INTANG的系数显著为正。
综上，在控制其他因素后，薪酬差距与税收激进程度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随着锦标赛激励的提高，税收激进程度增加。假说1得到支持。
表4第2列加入了交互变量。回归结果显示，PayGap×STATE的系数显著为正（0030，p
五、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进行了如下检验：用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当中操控性的差异（DD_BTD）作为度量税收激进程度的替代变量，重新检验本文假说。会计账面与实际税负当中操控性的差异越大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企业避税行为越激进。我们对模型（1）和模型（2）采用新的税收激进指标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六、研究结论
如何激励管理层努力工作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一直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已有的经验证据表明锦标赛激励会促使管理层采取更加冒险的行为以最大的概率实现职位的晋升。本文检验了首席财务官（CFO）的晋升锦标赛激励与公司税收激进程度之间的关系，研究证据表明，CFO被给予的锦标赛激励越大，公司的税收激进程度越大。进一步地，本文对上市公司按照最终控制人性质分类，重点关注政府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中锦标赛激励对公司税收激进程度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锦标赛激励越大对税收激进程度关联效应更加明显。
参考文献：
[1] Lazear， E.P.， Rosen， S. 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1，89：841-864.
[2] Kale， J.R.， Reis， E.， Venkateswaran， A.Rank-order tournaments and incentive alignment： the effect on firm performance[J].Journal of Finance，2009，64：1479-1512.
[3] Kini， O.， Williams， R. Tournament incentives， firm risk， and corporate polici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2，103（2）：350-376.
[4] Chyz， J.， Leung， W.， Li， O.， et al. Labor unions and tax aggressivenes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3，108：675-698.
[5] Desai， M. A.， Dharmapala， 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High-powered Incentive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 79（1）：145-179.
[6] Graham， J.， Hanlon， M.， Shevlin， T.， et al. Incentives for tax planning and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the field[J].The Accounting Review，2014，89： 991-1023.
[7] Landolf， U. Tax an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J].International Tax Review，2006，29： 6-9.
Research on CFO Tournament Incentives and Corporate Tax Aggressiveness
MA Xiao-min， QI Huai-jin
（School of Accountancy，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禁烟标语范文3
将新的日本羽毛检验方法标准（JIS L 1903：2011）与旧标准（JIS L 1903：1998）进行分析比较，并对新的日本羽毛绒产品金标签标准进行详细介绍，有利于企业及检测技术人员了解和掌握标准动态，规范检验方法，提高检测水平，避免贸易纠纷，全面提高我国羽绒制品的产品质量。
关键词：成分混合比率；蓬松高度；油脂含量；含水率；清洁度；含氧计数；金标签
2011年，日羽协（日本羽毛制品协同组合）对日本羽毛检验方法标准和产品标签标准重新进行了修订。日本羽毛检验方法标准在1990年制定，至今经过两次修订，旧版的检验方法标准（JIS L 1903：1998）[1]于1998年修订并实施，之后由于近年来日本国内对于羽毛绒使用状况更加多样化，为提高羽绒制品的品质，新版的检验方法标准（JIS L 1903：2011）[2]于2011年3月22日再次修订，于2011年4月1日实施，至2012年4月1日其间一年为过渡期。新标准中增加了新的引用标准包括：JIS K 0557《工业用水和废水分析用水》、JIS K 8001《试剂试验方法总则》、JIS L 0105 《纺织品的物理试验方法通则》、JIS R 3505《化学用玻璃容量计》。实验室的标准状态引用了JIS L 0105 纺织品的物理试验方法通则的标准，与其他标准进行整合，其允许的标准状态温度不变，相对湿度的范围由（65±2）%变更为（65±4）%。新标准的适用范围规定了羽绒制品中用作填充材料的羽毛绒的试验方法。试验项目包括成分混合比率、蓬松高度、油脂成分、含水率、清洁度、含氧计数，基本与旧标准保持一致，但某些试验项目中试验装置、试验步骤发生明显变化。
1 成分混合比率
成分混合比率，即成分分析。新标准将组成成分中羽绒的定义更细化，将小羽绒、有两根羽枝以上的羽绒即损伤绒、羽轴不明显的羽绒即毛型绒归入羽绒组分。在试验操作步骤上，新标准与旧标准基本相同，新标准规定第二次分拣时若有细小的小毛片出现的情况，和夹杂物一样计算，求得小毛片的混合比率。细小的小毛片是指线状羽毛，不足1cm长的羽毛和损伤毛。在试验结果有效性的判定上，无论旧标准还是新标准，仍然保持一致，即双样测试的结果的误差允许值为3%，若误差大于3%，再测双样，最后求4个试样的平均值。
2 蓬松高度
蓬松高度，即蓬松度，新标准在蓬松高度测定装置原有的测重用圆盘A的基础上，追加了测重用圆盘B。测重用圆盘A：直径（285±1）mm，总质量（120±0.5）g。测重用圆盘B：直径（285±1）mm，总质量（94.3±0.5）g。新旧标准蓬松高度测定装置外观比较见图1。
在日本，对羽绒服装、羽绒寝具内填充羽毛进行蓬松高度测定时，通常使用总质量为120g的测重用圆盘A，测定结果以测量圆筒内羽毛绒的高度表示，单位为mm或cm。在欧美，总质量为94.3g的测重用圆盘B被普遍使用，蓬松高度的测定结果以相当单位重量的体积表示，单位为cm?/g或inch?/oz，直观地反映了羽绒羽毛的填充能力。由于服装、制品内填充羽毛体积方面的评价指标应用更为广泛，新标准中追加了测重用圆盘B。由于前处理方法不同以及使用的测重用圆盘不同，因此不能对两个圆盘的测定结果进行比较。
新标准中指出，同一样品的3次平行测试，若前两次测试结果误差在2mm之内，则无需做第三次，测定结果取前两次的平均值。羽绒的易压缩性使得蓬松高度的测定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根据前处理方法的不同，羽绒所占体积也不同。对样品进行适当的前处理，是为了使羽绒还原至其原始状态，以准确检测其蓬松高度。检测蓬松高度时采用的前处理方法，在旧标准中没有规定，标准中只提及了普通还原法（即A法）。日本羽毛寝具制造业协同组合提出的干燥机法（即B法）是当时日本国内三大权威检测机构常用的前处理方法[3]。但是在欧美，蒸汽还原一直被公认为最有效的蓬松度还原方法。为了适应这样的现状，新标准追加了蒸汽机法（即C法）。即蓬松高度的前处理方法由原来的A法和B法变更为现在的B法和C法。3种不同的前处理方法操作流程见图2。干燥机法主要适用于未被压缩的羽绒羽毛原料。蒸汽机法主要适用于填充在被褥、服装等羽绒制品中，被压缩后的羽绒羽毛。另外，前处理方法的追加同时也追加了必要的装置，包括蒸汽发生器、调整用不锈钢金属网制容器（含盖）等。
JIS L 1903：1998 JIS L 1903：2011
图1 新旧标准蓬松高度测定装置比较
3 油脂含量和含水率
新标准中油脂含量和含水率的试验装置和操作步骤基本与旧标准保持一致。需要注意的是，两者都是相对于羽毛的绝干质量的。这里的含水率表示相对于羽毛的绝干质量的水分含量，相当于“回潮率”，而国外的试验方法中规定的含水率是相对于干燥前试样的质量的水分含量，相当于“水分含量”，在实际应用中要注意区别。
4 清洁度
清洁度即透明度，旧标准中规定透明度仪要求能测到500mm即可。如今，要求清洁度达到1000mm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因此，新标准追加了能够应付1000清洁度测定的1000mm透明度仪。具体的试验操作也区分为两类情况：测定清洁度500mm以下的情况和测定清洁度1000mm以下的情况，分别采用相对应的透明度仪。两种规格透明度仪外观比较见图3。注意1000mm透明度仪在测定清洁度在500mm以下的试样时会有误差产生，所以不能使用。另外，旧标准对清洁度检测时的光照强度没有明确规定，但大量实践经验表明测定时的亮度（照度）对读取透明度仪的数值有显著影响，因此新标准规定了测定时的亮度（照度）为600lux～1000lux。一般书房照度为100lux，阅读时所需照度为600lux。通常情况下在透明度仪底部安装射灯一枚，能满足检测时光照度要求。
直接还原法 干燥机法 蒸汽机法
（A法） （B法） （C法）
图2 3种不同前处理方法操作流程比较
1000mm透明度仪 600mm透明度仪 600mm与1000mm比较
图3 两种规格透明度仪
5 含氧计数
含氧计数即耗氧量，表示羽毛绒中还原性物质（水溶性污垢等）附着程度的指标。将水提取液中的有机物进行化学氧化，以消耗的高锰酸钾（氧化剂）相当的氧气量换算成100g毛绒的氧气量的值，一般以mg氧/100g毛绒来表示。含氧计数测定时，在制备完的样液中需加入酸性缓冲液，不需要像旧标准中那样严格配制3mol/L的硫酸，新标准要求浓度约为3mol/L，硫酸和水的体积比以1：5混合即可。与硫酸不同，0.02mol/L的高锰酸钾溶液必须严格配制，新标准明确规定了配制方法，并引用了JIS K 8001标准（试剂试验方法总则），规定了标定方法。
6 金标签
为了提高羽绒寝具的质量和方便消费者选择商品，日本制定实施了金标签制度，发行3个等级的标签：填充用的羽毛绒品质根据蓬松高度分为新金标签New Gold Label（蓬松度120mm以上）、超级金标签Excel Gold Label（蓬松度145mm以上）和皇家金标签Royal Gold Label（蓬松度165mm以上）。2006年，日羽协（日本羽毛寝具制造业协同组合）在中国大陆、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三方羽绒行业交流恳谈会上提出对最高等级蓬松度的羽毛绒规定超值金标签Premium Gold Label（蓬松度180mm以上）。随着羽绒寝具普及率的提高，以往一直在急剧扩大的市场规模逐渐趋于稳定、成熟。在日本经济不景气、个人消费停滞的背景下，导致羽绒寝具市场出现萧条。通过制定超值金标签，期待能促进开发更高附加值的高级化、差别化商品，来增加新的需求，保护羽绒寝具市场的稳定发展。
2008年5月，日羽协在原有金标签制度的基础上，完善了羽绒制品的产品标准并对那些符合标准的产品提供质量推荐标签，以保证羽绒制品的质量水平和可信度。一是羽绒寝具金标签产品标准，其中包括①羽绒含量不低于50%；②填充物蓬松度要求（有4个等级的填充物标准）③清洁度不低于500mm；④含氧计数不高于4.8mg/100g；⑤面料达到标准；⑥羽绒种类描述（若标签标明鹅绒，鸭绒含量不能超过10%）。二是羽绒服产品标准，其中包括4项强制条款：①羽绒含量不低于50%；②清洁度不低于500mm；③含氧计数不高于4.8mg/100g；④油脂成分不高于1.0%。
2011年执行的新的日本国家羽毛检验方法JIS L 1903：2011中采用新开发研制的羽绒蓬松高度检测装置代替原有的检测设备，检测蓬松高度时采用的前处理方法也发生变化。因此，日羽协在修订方法标准的同时，也对产品标准进行了更新和补充。金标签标准的新旧对照表见表1，金标签与蓬松度的要求见图4。
新金标签 超级金标签 皇家金标签 超值金标签
≥300 cm?/g ≥350 cm?/g ≥ 400 cm?/g ≥440 cm?/g 图4 金标签与蓬松度的要求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羽绒及制品生产、消费和出口国。羽绒寝具是其中一大类产品[4-5]。日本是我国羽绒及制品第三大出口市场，我国羽绒及制品出口日本非常稳定，在金融危机的2009年也基本保持了数量不变。2010、2011年两年大幅度增长，2011年增长了36.29%，表现出了日本消费者对羽绒制品的喜爱。2012年1—3月份.我国出口日本的羽绒及制品以寝具为主原料也占据较大比例，服装较少。日本寝具的进口量占我国出口总量的15%。因此，日本羽绒寝具标签标准的变化无疑会给国内羽绒寝具的出口带来影响。应密切关注标签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掌握和研究相关标准信息和发展动态，规范检验方法，提高检测技术水平，争取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羽绒产品国际贸易中抢占先机、稳中求进，全面提高我国羽绒制品的产品质量。
参考文献：
[1] JIS L 1903：2011 Testing methods for feathers[S].
[2] JIS L 1903：1998 Testing methods for feathers[S].
[3]邓瑾，姚静.各国羽绒蓬松度检测方法及合格判定综述[J].中国纤检，2007（12）：52-54.
[4]曹爱玲，童兰英，夏积龙，等.中国羽绒之都出口羽绒及其制品的现状分析[J].检验检疫科学，2007（6）：71-73.
禁烟标语范文4
关键词：情景表演；高效课堂；研读文本；表演实施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做是学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也就是说我们在语文教学中能够做到“教学做合一”将会收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对于小学生，听过一遍很快就会忘记，看过一遍就会有些印象，而如果能够让学生参与到语文情景当中，将会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情景表演剧是语文教学中让学生亲近文本，感悟文本，超越文本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这学期，我担任四年级的语文教学工作，所带班级的学生思维活跃，表现力强，在研读了教本的基础上，我思索了这样一个问题：除了老师繁琐的讲解，学生机械的朗读，我们还能尝试什么更加高效的教学方式呢?人教版四年级上册语文课本，选取了很多文质兼美，富有文化内涵，题材、体裁丰富多样，贴近生活，有一定的情节或意境的文章。特别是第三单元，是由几篇风格不同的童话构成。情景表演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让学生走进课文的境界，进行课本剧表演，将有利于学习积极情感和态度的产生；有利于在思考中掌握知识、丰富经验；有利于在表演中发展语言，促进交流；更有利于在多学科的贯通融合中展示精彩个性，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提高语文实践能力。在教学中，我对情景表演这种教学方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从中进行反思。
一、情景表演要在点滴中积累经验，不可能一蹴而就
开学伊始，我就尝试将情景表演融入语文课堂。课前准备时，我要求学生四人为一小组，每天表演一个成语故事，目的是增加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表现的欲望，同时达到积累成语的目的。当然，学生不是天生的编剧，更不是天生的演员。一开始尝试时，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学生表演的死板，有些学生甚至会在表演中显得十分紧张。于是，我利用课外活动时间，设计台本，指导学生进行表演。在表演成语“一毛不拔”时，学生利用了一切可利用的道具，“吝啬鬼”躺在床上(讲桌)，伸着两个手指，要求“妻子”拔掉一根灯芯，那奄奄一息的模样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次尝试之后，学生兴趣高涨，学生开始尝试自己设计台本进行表演。半学期下来，学生不光积累了许多成语，表现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情景表演应以研读课本为基础
学生在情景表演中积累了一定经验后，我尝试将情景表演带入语文教学。然而课本剧的表演与成语表演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成语故事情节紧凑，人物简单，而课本内容学生可发挥的余地小，情节也相对复杂。情景表演不能只是片面追求“热闹”的气氛，以至于让情景表演喧宾夺主。在学习童话这一单元的课文《去年的树》时，我让一组学生上台表演，目的是让学生体会鸟儿寻找树的过程中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同时，通过树桩，门，小女孩的表演，体会鸟儿和树之间深厚的友情，然而学生的表演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学生表演的积极性很高，仍有几组学生积极的举手。这时，我没有急于尝试其他组的表演，而是让学生认真研读文本，分析人-物形象，对学生进行指导。指导学生体会鸟儿寻找树的过程中焦灼、伤心的心情。同时，指导学生体会不同人物不同的特点，树桩是树的一部分，他在回答鸟儿时，应该也是担心、焦急的；工厂的大门对于树悲惨的遭遇司空见惯，预期应该是漠然的；而小女孩，应该是抱着同情的心态的。对于他们的语言，我让学生体会后知道朗读，加以评点，甚至要求他们带着表情去读。在新一轮的排演之后，我又叫了一组学生上台表，这次学生将这个童话故事演得很生动。欣赏的学生也深深地被鸟儿和树之间的友情打动了。
三、表演实施应以情入境为目标
除了童话表演之外，有很多课文同样也可以运用情景表演。但也不一定是整篇课文的表演，可是一个需要学生情感体验的片段，也不一定非得是有故事情节的记叙类课文。如：学习古诗《送元二使安西》时，我让学生分别扮演王维和元二，表演他们送别的场面。学生课前查阅了相关的资料，了解了阳关等相关的资料。两个学生“把酒”送别，想象着元二即将到那荒蛮的地方，再没有可以谈心的朋友，那种哀伤的情绪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朋友之间依依惜别的意境就这样表现了出来。
在情景表演教学过程中，我还有很多需要尝试和反思的地方。情景表演要注意尊重学生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情感水平，选择合适的材料，精心组织等，这样才能够推动和谐的动态生成，促进学生的语文学习。
参考文献：
[1]夏金秀，创设情境提高语文教学效果[J].小学教学参考，2008(6).
[2]陈东东，教于情，学于境[J].考试周刊，20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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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 表达 交际 训练 规范 语言行为 提高表达能力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03-0059-01
语言是人类促进思维发展、人际交往中表达思想感情、进行知识经验交流所必需的工具。只有掌握了表达语言的方法，才能表达清楚内心的想法。语言分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
一 写话教学
书面语言是由一定数量词汇组成的——写话。《语文课程标准》对于写话的要求是：对写话有兴趣，写自己想说的话，写想象中的事物，写出自己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和感想。在写话中乐于运用阅读和生活中学到的词语。根据表达的需要，学习使用逗号、句号、问号、感叹号。
那么怎样提高书面语言的表达能力呢？我认为：记日记是较好地锻炼学生书面语言能力的方法。教师要给予指导，告诉学生怎样记日记，记什么内容，要求用语言表述一件事发生的经过。如记放小鸭子，要想清楚星期天你在家里做了些什么？你今天怎样去放小鸭子的？要求学生仔细回忆事情的经过，再按事情经过的先后顺序连贯地把它说出来。对学生的语言表达要求清楚、有连贯性，句子要完整，如果表达时有断续、跳跃的情况，要启发他去想事件发生的先后关系，提示他如何把事情联系起来，并做出语言示范。如你把小鸭子从哪里放出来？它们又怎样到沟边去？等等。梳理整个事情的经过，让学生自己去复述，促进学生语言的连贯性和逻辑性，从而达到学生所想表达的效果。在表述中，要善于从具体的动作或行为上着手，深入挖掘，使学生从小养成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习惯。
二 口头语言教学
口头语言的教学是指在学习中应该注意学生语言的正确发展，说话时注意语言的正确性，主要是要加强口语表达的能力训练，能够充分运用口语进行交际。《语文课程标准》对于口语交际的要求是：学讲普通话，逐步养成讲普通话的习惯。能认真听别人讲话，努力了解讲话的主要内容。听故事、看音像作品，能复述大意和精彩情节。能较完整地讲述小故事，能简要讲述自己感兴趣的见闻。与别人交谈，态度自然大方，有礼貌。有表达的自信心。积极参加讨论，针对感兴趣的话题发表意见。
我们在教学实践中要求学生：用词恰当，表述清楚，使学生有能力辨别词语的恰当性和准确性，能根据环境好坏、情绪高低及行为的善恶，运用不同的词语进行表达。我们知道听话是接收、理解、吸收口头语言的信息过程，也是听者把说者的语言转化成自己的语言的过程。听人说话稍纵即逝，要迅速听懂对方的话语，把握主次、分清是非、品评好坏、理出头绪就要培养学生良好的边听边思考的习惯，集中精力，排除干扰；但小学生的注意力往往不够集中，易走神，这就要适时把握学生课堂上的情绪变化，让学生把他这一变化用语言进行表述。如在教学《介绍校园》一课时，我先创设情景让学生以“小导游”的身份出现，比一比谁最会说话，能把学校介绍给每一位来参观的“客人”。然后引入生活，寻找话题。从出示的校园图片中认识这是什么地方，因为每一个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里活动，对校园是最熟悉的了。从最熟悉的事物开始，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说、会说、有话说，照顾到每一个学生。让他们按照从整体到部分、从远到近、从内到外……的顺序，选择一两个能反映校园主要特色的内容重点介绍。再通过小组评比出说得有特色的同学，激发其成就感。也可以请“小导游”带大家去游校园，比比谁讲得最好，讲得生动形象，吸引人。讲的时候态度大方，声音响亮。介绍的内容有重点，有特色，有创意。最后拓展延伸，介绍一个新的景点或事物，以巩固所学到的知识，发展能力。
三 构思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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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综合收益;经济学收益;资产负债表观
一、引言
经济学以财富的创造为研究基础,会计学则是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的。会计既要反映经济,又要服务于经济,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学以为消除企业与外界各利益关系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充分披露企业的财务信息,并始终坚持以满足投资人等信息使用者的信息使用需求为己任。2009年6月11日,我国财政部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财会[2009]8号)中明确规定,企业应当在利润表“每股收益”项下增列“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和“综合收益总额”项目;于2009年12月24日的《财政部关于执行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企业做好2009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09]16号)中提出,企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其解释第3号的规定编制2009年利润表,同时对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进行了调整,并对在附注中需详细披露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规定了统一的格式。表明我国虽然没有单独增设综合收益表,但是,综合收益概念已经被正式引入了企业会计准则。本文首先设定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环境下的会计收益确定模型;然后逐步引入各种影响因素,分析会计收益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为了反映经济学收益而作出的具体选择,解析会计收益指标选择的演进过程、理念基础和实现技术等问题。
二、传统会计收益指标是经济学收益的具体表现
通常,人们将经济学里的收益概念称为经济学收益。强调“经济收益是建立在实物资本保持上的企业所有者财富的增加,是在实物资本保持前提下的企业本期可以消费的最大金额”。事实上,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收益的概念,却不能具体解决收益的核算问题,核算财富增减变化量的任务就自然而然地由会计学来承担。会计学一直把及时、有效地反映经济学收益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会计学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会计收益指标。可以说,每一个新的会计收益指标的推出都是经济学收益的具体选择。传统的会计收益指标主要包括净现金和净利润。
(一)收付实现制选择净现金
据史料记载,在早期的航海贸易中,盈亏是按每次航程来计算的。每次航程终了,商品正好卖完,将船只也卖掉后,只要数一数启航前后的现金变动额,盈亏自然揭晓。每次贸易的现金变动额就是该经营者的财富增减额,累加起来就是该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的财富增减变化额。假设在一个静态的、完全封闭的经济环境中,物价是绝对稳定的并且任何技术进步所引起的物价变动都不存在;任何交易完成之后风险与报酬完全转移并且只通过货币现款交易;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没有任何不确定性并且企业也不需要考虑各种风险等。在这种环境下,通过“现金收入
-现金支出=现金净额”模型就能基本真实地反映经营者在一个期间经营活动的净收益,而且,与通过两期净资产对比的方式(期末净资产-期初净资产=净收益)确定的净收益额基本相同,也就是经营者在某一期间内“财富的净增加额”。上述的经济环境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但是与早期的经济活动却非常相似。这就是早期的“收付实现制”,简称“现金制”。在此情况下,作为会计收益初始表现形式的净现金与经济收益基本上是一致的。
(二)权责发生制选择净利润
净现金的选择前提是企业的经济学收益“按次”来考量,然而,企业经营活动大多是周而复始地交错进行的,无法像航海贸易似的一次次地切割开来,除非企业停产清算,否则,似乎等不来营业周期的真正完结。出于对企业“财富增加量”考量的需要,产生了“会计分期”报告盈亏的要求。在前述假定经济环境的基础上,如果企业的经营活动是连续的、跨期进行的,赊销或赊购交易时有发生,并且企业购置了大量非流动性资产等,那么,企业在每一期间增加的财富是多少呢?显然,如果仍以收付实现制下的净现金增减变化额作为会计收益指标,就会与企业当期实际获得的经济收益相去甚远。于是,“权责发生制”,简称“应计制”便应运而生,即不论当期是否实际收到或实际支付现金,只要属于在当期已经发生的权利和义务,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予以确认。通过“收入-费用=净利润”模型反映经营者在一个期间经营活动的净收益。净利润指标涵盖了净现金指标,并且,净利润=净现金+非现金净利润。由于这里的费用是历史成本计量的,而收入却是当期发生、当期或以后期间才会收现的,并且不考虑企业所处经营环境因素等的变化,尤其是职业判断使净利润的可靠性与相关性产生一定背离,因此,此时的净利润只能做到比净现金更接近经济学收益,仍然不能完全等同于实际的经济学收益。
可见,无论是净现金还是净利润,作为传统的会计收益指标都力图尽可能真实地反映企业财富的增减变化量,并且,会计收益指标也有可能在特定的经济环境和技术水平下实现与经济学收益的暂时性一致,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新情况、新业务的不断涌现,使传统的会计收益越来越偏离经济学收益。事实上,作为传统会计收益指标的净利润,是以历史成本为绝对计量属性并建立在单纯交易观(即权责发生制下的收入费用观)基础上的会计收益,对于动态的市场经济环境往往缺乏表现力。一方面净利润与企业的实际经营净现金流量经常会产生偏差;另一方面,随着企业在资本市场或其他领域运作表现良好,净利润同样存在着不能全面反映股东财富实际增减变化的问题。
三、综合收益指标是传统会计收益指标的演进
在前述假定经济环境的基础上,如果企业的经营活动引入风险和不确定性等因素,例如,企业从事虚拟经济运作,购买股票、债券和基金等并且金融市场交易活跃,物价指数、利率和汇率等不确定因素变化频繁;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处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企业拥有大量的处在不断生长变化中的生物资产等,那么,企业在每一个期间财富的增加量又是多少呢?对此问题,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缺陷已经暴露无遗,收入费用观核算下的净利润不但不能正确回答,而且容易引发信息使用者的短期行为,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新会计收益指标的提出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一)财务报告目标是综合收益概念提出的内在动因
在财务报告目标方面,强化会计信息决策有用的要求在国内外会计界已达成共识,并且,由于投资者是企业资本的主要提供者,如果财务报告能够满足这一群体的会计信息需求,也就可以满足其他使用者的大部分信息需求。因此,各国企业会计准则均将保护投资者利益、满足投资者信息需求放在了突出地位。既然企业投资人被认定是企业会计信息最重要的使用者,那么投资人最关注的会计信息就理所应当成为会计核算最应突出反映的内容。企业投资人最关注的会计信息是什么?显然,是财富的增减变化量,这也正是经济学收益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这里的财富的增减变化量应该是全面的、综合的,既包括因交易发生而形成的净收益,又应包括企业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因自身价值变动带来的净收益。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80年在第3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SFAC3《企业财务报表的要素》)中的解释,综合收益是指“一个主体在某一期间与非业主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和情况所引起的权益(净资产)变动。它包括这一期间内除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项外,一切权益上的变动。”在1997年,FASB又了SFAS130《综合收益》,综合收益被定义为“在某一期间内,除所有者投资和向所有者分配以外的原因所导致的权益的全部变动。”2007年,在我国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的第31章《财务报表列报》中也首次提出,综合收益是企业在某一期间与所有者之外的其他方面进行交易或发生其他事项所引起的净资产变动。
(二)资产负债表观是综合收益会计的核心理念
资产负债表观最为本质的特征是对资产和负债要素的关注程度要高于收入和费用要素。之所以说对资产、负债要素的侧重实质上是对企业净资产的强调,是因为资产减去负债等于净资产会计恒等关系的存在。可以说,强调企业某一时点上的资产与负债的真实就是强调静态的净资产的真实;强调企业某一期间的资产与负债的真实就是强调动态的净资产的真实,即综合收益的真实。以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之基本准则对企业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条件为例。资产首先应当是企业的一项资源,但并不是企业的全部资源都是会计意义上的资产,只有那些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才是会计意义上的资产。即企业的资产和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确认为资产同样不是一个概念,只有那些既符合资产的定义又很可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并且带来的经济利益具有可计量性的资产才应当将其确认。即使一项资产已经确认并进行初始计量后,该项资产当初的入账金额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外部市场环境因素等变化既定的账面价值将很有可能不再自始至终地真实反映该项资产的将来经济利益流入情况。会计学出于资产负债表观的考虑,必须对资产进行界定、确认和计量并对变化情况进行及时反映。由于会计学的资产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学的资产,即使会计学收益已经考虑了资产的价值变动额,综合收益与经济学收益还是存在着差距。
(三)公允价值计量是实现综合收益核算的前提
当企业动态考虑资产、负债的真实价值时,总是要站在今天看未来,寻求真实价值并用其调整当前账面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反映企业财富的动态变化,给投资人等信息使用者提供与其决策更加相关的信息。从经济学角度看,一项资产的真实价值可以从其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方面去考虑。交换价值是一件商品的社会属性,它反映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社会劳动的经济关系。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外在反映,在会计上是公允价值的最佳表现形式。有些时候,企业持有资产的目的不在于出售,其真实价值的确定应该侧重于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物品的效用,如粮食能充饥,衣服能御寒。使用价值在会计上表现为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在实务中,当某项资产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只能可靠确定其中的一项时,这一项金额就作为在这个时点上的资产的真实价值;当某项资产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都能可靠确定时,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考虑,选择较高者作真实价值,并且,资产的真实价值未必一定都低于账面价值,当真实价值高于账面价值时,从理论上来说,也应该将超出部分确认为资产的增值。但是,出于谨慎和监管水平有限的考虑,在我国目前只将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等资产的增值和以现值计量的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增值予以考虑。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应用使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在非交易状态下的价值变化情况(利得和损失)得以反映,使资产负债表观取代利润表观成为现实,使综合收益指标取代了净利润指标的核心地位,从而使会计收益向经济学收益迈进一大步。
正如净利润涵盖净现金一样,综合收益也同样涵盖净利润,即综合收益=(收入-费用)+(利得-损失)。综合收益是会计收益指标在经济收益目标指引下的一种发展和演进,综合收益比其他传统会计收益指标更接近于经济学收益,但仍然不等同于经济学收益。
四、结论和建议
综上所述,会计收益指标一直以来是以反映经济学收益为目标的,并随着社会经济环境和科技水平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演进,由净现金到净利润,再由净利润到综合收益。每一次发展都是对以前指标的补充和包容,并不排斥和否定。每一个会计收益指标的侧重点都不同,净利润包括净现金但不代表净现金,综合收益包括净利润也不能代表净利润。即使人们已经接受综合收益能够更全面地反映企业财富增减变化量的、更接近于经济学收益、更有利于对未来作出决策的信息,但人们仍然不能否认净现金才是企业当期最具流动性的真金白银,净利润才是企业已经在当期实现了的经济学收益。因此,在实务中对企业财务信息的分析、使用还要兼顾每一个会计收益指标。同时,还应清醒地看到,综合收益也同样只是会计收益向经济学收益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选择,并不是最终结果。综合收益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为前提的,受公允价值计量自身存在的缺陷影响,综合收益会计理论研究同样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和加强。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