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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标语范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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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标语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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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标语范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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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标语范文4
关键词:并购目标公司;资源效应;信息不对称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7)01-0058-07
一、引言
尽管国内外有关目标公司特征的研究文献较为丰富,但是鲜有文献基于资源效应的角度深入探讨。实际上,根据资源基础理论,公司竞争优势和绩效往往取决于其拥有的战略性资源,尤其是商标品牌、知识和专利技术等难以在短时期内模仿替代的无形资产(Barney,1991)[1]。而并购能够为公司填补资源缺口,快速实现资源整合和核心竞争力提升,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获取目标公司高价值的无形资产或许是驱动并购参与的重要因素之一(Kumar et al.,2004)[2]。曹崇延 等(2013)针对2007年沪深两市并购活动进行研究发现,收购公司通过整合运用自身及目标公司拥有的优质无形资产,将有助于释放其原有无形资产的增值潜力,收购公司无形资产对并购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并购绩效提高,正向作用不断加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无形资产在企业并购决策中起到的关键作用[3]。
本文将以驰名商标作为优质无形资产的变量,研究其对并购目标公司选择的影响:其一,无形资产具有种类繁多、形态不固定、价值评估困难、价值波动大、特定法律属性等特点,导致账面价值与实际经济价值存在较大差异,为研究其经济影响带来计量难题。而驰名商标自1883年《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签订,已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公认的特殊法律保护和较高的认可度。我国于1984年加入该公约,由有权机关(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或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程序进行认定,驰名商标作为优质无形资产的典型代表争议较小。其二,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竞争战略的变化,软实力和技g领先日益受到重视。据统计,自2003年国家工商总局颁布《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至今,我国驰名商标累计已超过6 000件,其中上市公司拥有驰名商标400件左右,且广泛分布于各个行业,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并购目标公司特征识别一直是并购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一方面并购动机决定并购目标选择,目标公司特征发掘有助于探寻背后真实的并购动机;另一方面识别目标公司特征后有助于寻找并购标的、开展并购预测、获取并购套利等理论研究和实务应用,因而在并购研究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林俊荣,2014)[4]。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并购目标公司财务特征考察,并注重与特定时期、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环境条件相联系。Ravenscraft(1987)[5]基于美国视角研究全球五次并购浪潮,认为不同经济周期环境影响并购活动活跃度、并购动机以及目标公司选择,各个阶段的目标公司特征不尽相同,并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并购研究进行综述,发现价值被市场低估、处于快速成长产业和低负债、高流动性等财务表现稳健的企业更容易成为并购目标。而Sorensen(2000)[6]和Müslumov(2001)[7]的研究表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目标公司呈现出流动性差的特征。Gurvinder et al.(2009)针对1992―2003年欧洲及跨境并购目标公司特征研究发现,规模小、价值被低估、流动性差、营业收入成长低是其共同特征[8]。国内相关研究早期成果体现出明显的“壳公司”特征,股权分散、规模较小和财务资源有限等(赵勇 等,2000[9];李善民 等,2003[10]),这与我国企业上市相对困难、壳资源稀缺导致借壳上市行为较为普遍的特定制度背景有关。近年来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虽然同样呈现业绩差的特征,但是目标公司规模较大(张金鑫,2012[11];高振明 等,2013[12])。
并购动机决定目标公司选择,在分析目标公司特征时理应追溯至并购动机的相关研究。并购活动不仅与企业微观决策相关,而且与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连,因而并购理论一般由微观与宏观两个视角来探讨。国外的微观并购理论中一般可将并购动机归纳为三类:实现规模效应降低成本、扩大市场份额增加收益、实现多元化经营进入新领域(朱宝宪,2007)[13]。宏观视角主要包括:经济干扰理论(Gort,1969[14];Weston et al.,1998[15]),认为经济干扰因素比如新技术出现将导致落后产品淘汰和产业变革,并购活动随之发生。市场驱动理论(Shleifer et al.,2003)认为市场对股票的错误定价是驱动公司并购的重要因素[16]。并购浪潮理论将宏观经济因素与并购活动结合起来研究,发现不同时期得出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Beckenstein,1979[17];Shughart et al.,1984[18];Lambrecht,2004[19])。我国的并购动机理论主要借鉴西方的研究视角,其中张秋生(2010)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将并购动机分为内驱力和诱因两个方面,其中内驱力可视为微观动机,除上述国外微观并购理论提到的三类动机以外,另有获取优势资产和进行产业组织两类,这与我国的自身环境特点相关,如获取“壳资源”为目的开展并购活动,以及政府鼓励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和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等驱动的并购活动。诱因可视为前述国外宏观并购理论,包括低价资产出现、有利的技术和经济状况、法律许可与管制放松、资本市场驱动等四类[20]。
综上可见,现阶段我国基于市场行为的微观并购动机主要体现为四类:扩大规模追求协同效应、扩大市场份额追求市场势力、多元化经营追求风险降低、获取壳资源等优势资产。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是其所拥有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组合(Wernerfelt,1984[21])。无形资源是唯一满足战略资源属性的异质性资源,是企业价值创造的源泉(Bontis,1998[22])。大量的实证研究亦表明,技术创新、知识产权等垄断性资源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Griliches,1981[23];Crepon et al.,1998[24]),声誉、商标、专利等独特资产是造成企业之间竞争优势和业绩差异的重要原因(Bosworth et al.,2001[25])。商标作为重要的知识产权形式,是企业提升品牌价值和培育市场声誉的基础,也是企业技术优势向市场竞争优势转化的主要载体(Millot,2013[26])。但是,由于商标的特质性,长期以来在无形资产价值评估时常常被忽略,近年来随着商标申请量大幅增加,逐渐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冯仁涛 等,2013[27])。Seethamraju(2000)基于美国企业1993―1997 年的商标申请活动分析,发现商标活动对企业销售额、市场价值有显著的正面影响[28]。Griffiths et al.(2005)针对澳大利亚企业1989―2002 年的统计研究发现,商标数量是利润的重要决定因素[29]。
另一方面,以往的研究表明,并购双方信息不对称妨碍了并购交易顺利进行,是导致并购绩效较差的重要因素之一(Hansen,1987[30];Aliberti et al.[31];Faccio et al.,2005[32])。信息不对称可能带来高昂的信息搜寻成本(Bruner,2004[33]),也容易致使收购方支付较高的并购溢价(Hansen,1987[30])。陈仕华 等(2013)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研究了并购双方董事联结关系对目标公司选择和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董事联结关系有助于缓解并购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更高的并购目标公司选择概率和更优的长期并购绩效[34]。驰名商标不仅作为企业的技术优势资产,更体现了企业良好的市场声誉,声誉对于提升企业竞争优势和经营绩效的积极作用已得到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支持(Hall,1992[35];Roberts et al.,2002[36])。Fomburn et al.(1990)的企业声誉理论表明,声誉建立在公众对企业所处行业相P信息之上,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中是社会地位的象征,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一种手段[37]。驰名商标享有广泛的知名度和社会声誉,能够发挥市场信号的作用,有助于缓解并购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并购交易成本。总之,从微观视角分析,驰名商标作为优质无形资产,有助于收购方资源整合,发挥协同效应,实现规模经济、扩大市场占有和降低经营风险等并购目的。作为市场声誉的信号传递机制,有助于降低并购过程中风险和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并购绩效。
从宏观视角分析,并购活动受到经济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黄炎(2011)借鉴国外的并购浪潮理论分析了我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并购活动,指出并购动机逐渐转向获取核心资产、实现优势互补和提高核心竞争能力,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并购日益成为企业重要的长期发展战略[38]。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爆发,国务院同年11月推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即“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连续下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转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证监会《关于破产重整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定价的补充规定》,为并购重组定价做出更为灵活的安排,良好的政策支持促进了并购活动开展。与全球并购数量和金额骤减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规模空前,除了能源、自然资源以及进入海外市场驱动以外,一个突出特点便是获取核心技术和研发能力,海外并购的强劲势头一定程度上对国内并购形成替代效应。另一方面,无形资产价值与经济景气程度、行业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尤其是驰名商标不仅仅作为企业的产品标识,更意味着企业产品质量、企业文化及其在市场上的影响力,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可能导致原有品牌价值的急剧下跌,经济走向不明亦会导致收购方对品牌效应的质疑。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目标公司驰名商标的资源优势可能减弱。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相较于无驰名商标企业,拥有驰名商标的企业更可能成为并购目标公司。
H2:后金融危机时代拥有驰名商标的企业成为并购目标公司的可能性降低。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的驰名商标管理制度始于2003年国家工商总局颁布《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可统计的驰名商标为2004―2013年数据,考虑到研究过程中采用相关解释变量的一期滞后值,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05―2013年发生的并购交易事件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共计46 541个交易事件),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本文进行如下初步处理:第一,筛选出“交易地位”为“标的方”的并购交易;剔除交易失败事件;剔除资产剥离的重组类型;根据证券代码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代码进行匹配,剔除非上市并购标的,经过此轮筛选后剩余4 869个并购交易事件。第二,按年份合并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得到并购标的公司与非标的公司样本观测量共计18 393个。
在此基础上,构造配对样本进行假设检验。具体思路是:首先将2004―2013年认定的375家拥有驰名商标上市公司与上述筛选后的并购交易事件进行匹配;其次,参照学者们的普遍做法(Capron et al.,2007[39];Bodnaruk et al.,2009[40]),将拥有驰名商标的目标公司处于相同行业(证监会2012年行业分类标准)、相同年份、规模最接近,且无驰名商标的上市公司作为配对样本。配对过程中,对于拥有驰名商标但未配对成功的目标公司观测值予以删除,最终共计形成4 689个样本观测量。具体信息如表1。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了检验研究假设,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P(TC=1│WKT)=α+βWKT+∑γControl+δ
其中,TC(Target Corporate)为目标公司变量,取值0~1,若公司为并购事件中标的公司,取值1,否则为0。WKT(Well-Know Trademark)为驰名商标变量,取值0~1,若公司拥有驰名商标,取值1,否则为0。Control为控制变量,参照以往研究,本文选取如下指标:财务杠杆、资产规模、成长性(Palepu,1986[41]);盈利性(Carponet al.,2007[39]);行业和年份虚拟变量(Kang et al.,2008[42])。同时,考虑到广告宣传对于提升驰名商标知名度和增值程度的作用(Joshi et al.,2010[43]),加入模型控制变量,并以销售费用作为变量;考虑到公司上市年限越长,信息披露越完善,可能降低并购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将其一并加入回归模型。相关研究变量及定义如表2。
四、实证结果与进一步分析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给出了驰名商标与目标公司选择所用样本的基本情况及配对样本均值、中位值差异检验。剔除所有变量缺失值之后,检验驰名商标与目标公司选择的样本共计4 401个观测值,有驰名商标样本观测值2 209个,无驰名商标样本观测值2 192个。有无驰名商标样本之间存在如下显著性差异:有驰名商标企业成为并购目标公司的可能性显著高于无驰名商标企业,均值与中位值差异均在1%水平上显著,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相比无驰名商标企业,有驰名商标企业资产负债率显著较低,盈利性显著较高,资产规模显著较大,广告投入力度更大,IPO上市年限更短。两组样本在成长性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二)回归结果
驰名商标与目标公司选择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方程1的回归样本包含了2005―2013年所有样本观测,结果表明:拥有驰名商标企业成为并购目标公司的可能性更大,且在1%水平上显著,研究假设H1得到证实。并购目标公司具有较高的资产负债率,较低的盈利性水平和较小的资产规模。IPO上市年限越短,越容易成为并购目标公司。方程2和方程3的回归样本分别针对2005―2008年金融危机前以及2009―2013年后金融危机时期,解释变量驰名商标WKT的回归系数仍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但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低于金融危机爆发以前,证实了本文的研究假设H2。此外,广告宣传力度Lnse变量在金融危机之前显著为正,广告宣传加大了驰名商标企业成为并购目标公司的可能性。而IPO上市年限越短,后金融危机时期越可能成为并购目标公司,金融危机前后并购目标公司选择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印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即并购活动与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关。
(三)关于关联方并购目标公司选择的进一步分析
关联方并购在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中占有较大比重,其真实并购动机和并购绩效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点话题。李增泉 等(2005)指出,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中关联性特征明显,控股股东往往通过对上市公司的关联并购对上市公司进行掏空或支持[44]。关联方并购中,拥有驰名商标的上市公司更易于成为目标公司,基于如下两点:其一,现阶段我国商标权价值评估存在评估对象混同、评估方法隔离、评估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刘红霞,2013)[45],损害了评估结论的公允性和认可度,导致并购活动中增加了交易双方的谈判难度。而对于存在关联方关系的并购双方,对于驰名商标所体现的内在价值认知具有更高的一致性,有助于减少双方基于无形资产价值计量的信息不对称,促进并购交易达成。其二,驰名商标作为无形资产形态存在,其资产本身并不能独立发挥价值,依赖于资源整合和协同作用,而关联方企业大都在产业链经营、供销关系、客户市场等资源信息方面存在相近特征或密切联系,有助于充分释放驰名商标价值和提升并购绩效。
表5中方程4~6分别列示了2005―2013年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并购事件中驰名商标与关联方关系的回归结果。正如上述分析,关联方并购中驰名商标拥有公司成为并购目标公司的可能性更大,但这一关系在金融危机前后并没有显著差异。金融危机爆发后,关联方并购更倾向于资产负债率较低、财务状况较好的公司,这与整体经济前景不容乐观、企业经营面临更大压力的宏观环境相吻合。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还做了如下稳健性测试:
第一,样本选择和研究方法上,除采用配对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外,同时还采用所有上市公司及并购事件的全体样本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第二,在_定驰名商标企业范围时,将并购发生年份早于驰名商标认定年份的企业视为驰名商标企业进行回归分析,同时仅就并购发生时已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企业视为驰名商标企业进行相同的样本配对和回归分析,或采用全体样本回归分析,研究结论仍然一致。
第三,控制变量设置过程中,参考已有研究文献,设置资产负债率、资产规模、成长性、盈利性等变量之外,基于驰名商标无形资产属性考虑,增加广告宣传费用、无形资产总额、无形资产占比变量,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资源效应视角,研究了驰名商标特征在并购目标公司选择中的作用。采用2005―2013年同行业、同年度及规模相近的公司配对样本进行Logit回归分析,主要结论总结如下:
1. 从企业并购的微观动机出发,驰名商标特征意味着目标公司具有优质资源,并基于声誉机制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降低并购交易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促使并购交易达成,拥有驰名商标的上市公司更易于成为并购目标公司选择对象。
2. 在现阶段我国无形资产价值评估体系尚不完善、企业无形资产管理意识和管理水平整体不高的情况下,驰名商标由于价值计量难度和价值波动较大,其在并购目标公司选择中的影响作用受到宏观经济环境的密切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海外并购替代以及经济前景受挫,驰名商标公司并购吸引力明显下降。
3. 关联方并购过程中,由于信息优势和资源联系更为紧密,有助于促进并购双方就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结果达成一致,且更利于资源整合和发挥协同效应,目标公司选择更倾向于拥有驰名商标的公司。
本文对于并购目标公司驰名商标特征的研究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首先,虽然无形资源在企业经营及并购过程中的重要性已被一致认可,但限于价值识别与计量等困难鲜有深入、规范的研究文献,本文以驰名商标作为切入点探讨并购目标公司特征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其次,本文采用同行业、同年度及规模相近的公司配对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方法更为严谨,更加契合无形资源特质性,研究结论更加客观。以是否拥有驰名商标作为切入点虽然规避了无形资产价值计量的争议,但仅仅探讨了企业资源特征的冰山一角,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竞争重点以技术、人才等软实力为主导,如何更有效率地运用并购重组手段整合优质资源、培育核心竞争力,仍是学术研究和实务探索的重点。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完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制度体系和运行管理体系。虽然企业会计准则对于无形资产价值计量已有原则性规定,但尚未有更高层面、统一规范的商标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制度体系。由于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估值涉及法律和经济等领域(Torres,2007[46]),因此该评估体系应在科学界定知识产权法律属性基础上,融合财务、经济学等理论体系和思想,形成一套科学完整的评估理论及方法体系(刘红霞,2016[47])。实行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和中介机构执业的归口管理,使评估行业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统一管理转变,提升评估结果的客观、公允性。
2. 企业并购绩效不仅与微观主体特征、宏观经济环境相关,而且与并购双方的产业周期相关(刘笑萍 等,2009[48])。因此,企业选择并购目标企业应做好战略规划,立足长远,尤其是涉及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应选择产业成长性好的目标公司,避免无形资产价值波动带来并购业绩受损。
注释:
①对于并购发生以后年度才获得驰名商标认定的上市公司视作驰名商标企业;实际上,由于驰名商标基于企业连续稳定的经营业绩及市场占有等情况综合评定,在获得驰名商标认定以前,该项商标资产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绩效和市场声誉形成正向影响。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我们同时将并购发生年份早于驰名商标认定年份的上市公司视为无驰名商标公司进行同样的回归分析,具体见稳健性检验部分。
②控制变量中,除上市年限、行业和年份虚拟变量之外,其余财务指标均进行1%水平缩尾处理,并取一期滞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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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标语范文5
首先,传统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教育目标相对滞后与单一。虽然很多高校已经意识到时展对公共管理专业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大部分高校在实际的教育体系设计与执行中却很难真正及时转换观念、转变教育模式,跟上时代的发展。而且,传统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偏重于储备政府公共部门的管理人员,强调对学生行政素质的培养,却缺乏对学生进行公共服务精神的塑造。这是由于我国公共管理教育没有完全摆脱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公共服务理念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体现。
其次,传统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教育内容上存在问题。(1)专业设置不规范且有些雷同,人才培养特色不明显。公共管理专业英文名为PublicAdministration,在国内相关专业有公共行政学、行政学、行政管理学、公共事务管理学等。不同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国内高校公共管理专业设置不规范的事实。现行本科教学设计中的“宽口径、厚基础”的特点又在客观上导致了不同高校人才培养的高趋同性。(2)课程体系不科学,专业内容比较狭窄。我国公共管理教育体系的建立时间较短,一些院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直接是从政治学、法学、哲学、经济管理等学科分化或转变而成。这导致其专业教育底蕴不足,学科基础薄弱,专业课程设置较乱。而且,传统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专业内容主要局限于培养政府管理人员,缺乏对非政府公共部门所需人才的针对性培养。(3)能力培养重视不够,专业技能训练不足。从目前国内公共管理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上看,基本原理类的课程所占的比例达50%~60%,而培养学生行政能力和技术方法方面的课程不到20%,后者比例明显偏小。
再次,从教育方法上看,一方面,传统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重课堂理论教学,轻社会实践教学。应用性和实践性是公共管理专业的显着特点。然而,现有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实践性教学主体地位仍不突出,学生的专业实践技能得不到有效训练。另一方面,课堂教学方法单一,教学效果不理想。现行公共管理的课堂教育以抽象的理论讲解居多,优秀的案例研究和教学极为欠缺,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的单向沟通方式还十分常见。
一、新形势下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原则与目标定位
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归根结底是“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的问题”。如何科学、准确地定位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构建合理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体系,搭建有效的培养平台,是现代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中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构建新型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应秉持几个基本原则。第一,必须真正适应社会的需求。建立高校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机制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前提。第二,以学科内涵为导向,遵循学科发展的规律。正确认识学科涵义与特点,充分利用学科优势,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拟定人才培养规格,是建立新的公共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依据。第三,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与综合提高。在传授多学科知识的基础上,注重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高,尤其要加强对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第四,坚持因材施教的个性化原则。在努力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前提下,更加注重学生个性的培养,尽可能满足学生不同的发展要求。
在社会建设背景下,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要树立新的教育理念,瞄准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的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建构起一种新的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多层次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的目标定位于着力培养学生具有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公共管理理念、创新公共管理的知识素养、别具一格的公共事务管理运作技能,使他们成为能在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非政府公共机构以及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从事相关管理工作的高素质的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的本科专业人才。
复合型人才的主要特征是基础扎实,知识面广,应用能力强,素质全面。复合型人才不仅要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而且还应具有很强的综合素质以及基本能力、专业能力和专业技能。综合素质是指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维护正义、献身公益、服务公众的精神特质,以及健康的身体与心理素质等。基本能力是指文字表达能力、口头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公关交往能力等。专业能力是指领导能力,政策规划、制定、协调和决策能力。以及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专业技能则包括计算机应用能力、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能力、文献搜集与处理能力、处理实际公务的操作技能等。
培养应用型的人才,就是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以就业为导向设置应用型的学科和专业,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实践教学为手段,适应不同行业、岗位的需要。培养公共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在于让学生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需要,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其重要方法就是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创新型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可以通过对不同学科知识和能力的转换与融合,实现对自身原有知识和能力的超越,并能获得一种更新的思维、方法和技能,即能用一种全新的思维方法来应对所遇到的问题并提出新的解决方法。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就是要爱护和鼓励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鼓励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竞争意识和批判精神。
需要说明的是,“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这三个词语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只是侧重点有些不同。比如,具有复合知识与能力的学生更容易具有创新意识;复合型的人才必须把复合知识与能力运用到实践中去,进而成为应用型人才;应用型的人才在实践环节中比较容易激发出创新思维。
二、优化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途径
在社会建设背景下,要培养出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就必须优化人才培养的途径。
1.优化培养方案,调整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核心,也是培养方案的主要内容。公共管理专业课程体系应突出公共管理的特点和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有机结合,专业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有机结合,知识、素质、智慧、技能与社会实际情况有机结合,理论和应用有机结合,富于启发与独立思考有机结合,有利于人才全面成长。公共管理学专业的课程设置还需要保持工具性课程与价值性课程设置的动态平衡。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必然要掌握和运用高精尖的科学技术和手段,但又不能片面强调效率导向的实用性的工具理性。因为公共管理专业承担社会管理的责任,须维护和坚持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即自由、秩序、正义和责任。如果片面注重开设工具性的课程,不但误导学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可能会导致公共管理内在价值的丧失。因此,公共管理专业课程设置必须把握好工具性与价值性的适度平衡。“平衡”不等于课程的课时数量对等,而是把公共管理内涵的价值观念渗透到所有课程中,唤起公共管理者神圣的职业伦理,即通过“追求卓越的专业技术而服务于公共利益”。
2.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
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要密切联系实际,关注学科发展动向。首先应反映出我国政府管理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出现的新变化和新进展,并运用公共管理知识对我国部门行政和基层行政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深入分析和研究;其次是关注国外公共管理学发展的新动向、新成果,在教学过程中给予概括总结。因此,要适时改造公共管理专业旧的课程体系,大量增加跨学科、前沿性和应用性的课程;要及时删除或合并过时、重复、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课程和教学内容,大量增加作为学科新基础或反映学科前沿的实践性、应用性强的课程。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内容涉及多门学科领域,相当一部分知识具有直接应用性和极强的实践性,因此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教学方法。(1)研究讨论式教学法,即教师按照教学要求从拟讲内容中抽出若干重点作为讨论题目,并指定相关参考书目,要求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并发表自己的见解,老师最后归纳总结。(2)专题式教学法,即老师将本学科中最基础、最核心或最受关注的内容以专题的形式进行讲授,以突出重点,将内容讲透。(3)开放式教学,如通过组织学生到政府部门进行调研,了解政府具体运作。(4)案例教学,即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析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或要求学生就某一知识点写出相应的案例。(5)网络教学,即利用信息网络化,开设专业网页和远程教育教室以及公共管理专业模拟实验室等。
公司标语范文6
一、本部门工作情况
今年作为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我区实现五年基本建成的目标之年。作为项目建设推进的业务部门,一直把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当成首要任务来抓。在项目招标采购过程中一直秉承规范高效,成本节约的原则,按照既定时间节点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部门至2019年成立以来,累计组织实施完成项目招标采购349项,招标采购金额达10190.99万元。其中公开询价240项,竞争性磋商102项,竞争性谈判6项。基本实现招标采购零违规违纪、零投诉、零差错。
同时,为促进文化集团及下属子公司招标采购流程标准化、规范化管理,部门参照政府采购流程和制度,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办法。其中主要包括:《限额标准以下项目招标采购管理制度》、《工程招标管理制度》、《工程合同管理制度》、《招标机构管理办法》、《评标专家管理实施办法》等。在项目招标采购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管理制度进行采购活动,并在实施过程中针对实际工作情况对制度进行不断调整完善,抓好制度执行,促进部门规范管理。
二、2020年和“十三五”时期亮点工作
一是逐步建立了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集团公司统一招标采购平台,统一由我们部门统一监管,避免了之前招标采购各自为阵,标准不统一,缺乏有效监督的现象;
二是参照政府采购模式,创造性地将限额标准以下招标采购方式逐步调整为竞争性磋商方式,目前已实行竞争性磋商全覆盖;
三是提前编制招标采购计划,使招标采购具有前瞻性,系统性,正确处理好规范与效率的关系;
四是针对招投采购文件的编制,从集团公司层面明确统一要求,以此固化基本规定,规范招投标文件的制作,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行集中、合理、规范采购;
五是建立了集团内部评标专家库,并与专家签订承诺书,组织培训等方式确保评标专家严守工作纪律,对于评标专家的抽取使用严格按照《海司评标专家管理实施办法》的要求执行;
六是对招标前现场踏勘、澄清答疑、专家随机抽取、开标、评标等全过程进行全方位监管;
七是建立全程录音录像的标准化的开评标室,终身留痕,抽查回放,依据录音录像及相关招投标文件,对评标专家的评标行为进行动态核查,对发现有碍公平的言行按照惯例办法严肃处理。招投标结束后对相关资料进行汇编存档,建立电子台账,随时备查。
三、2021年和“十四五”时期形势研判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十四五”时期社会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
对于我们部门而言,强化底线思维,树立红线意识仍然是主旋律。增强廉洁从业意识,提高拒腐防变能力,保证公司各项招标采购规范高效运行。同时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对招投标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挑战进行总结,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集团内部招标采购制度,保证每一个程序有制可循。逐步树立集团公司规范化、标准化招标采购形象。
四、2021年重点工作安排
一是进一步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在现有的管理制度下,结合各项法律法规和文化集团采购过程中实际遇到的各类问题,听取各采购部门及子公司意见,进一步细化招投标制度,为后续的招标采购工作提供更好的制度依据;
二是加强对内部评标专家的管理,对内部评标专家定期进行政策宣贯、评标纪律培训,提高内部评标专家的综合素质;
三是进一步加强第三方服务机构的管理。建立健全供应商考核及奖惩机制,严格按照相关管理办法,结合各采购单位的意见,不定期对项目第三方服务机构履职尽责情况进行督查,并对第三方服务机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实行奖惩制度,充分调动了第三方服务机构的工作积极性,提升服务质量;
四是完善异议投诉处理机制,畅通异议投诉渠道,公布异议投诉电话,设置意见箱,网上设立举报信箱,接受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五、工作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