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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度经济学范文1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转贴于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 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 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新制度经济学范文2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市场内部
Abstract: The internal market order system itself does not change the purpose. If the changes in order to insist that the system as a spontaneous outcome of the game market is purposeful， it is the only purpose of market participants (including government policy makers). The purpose of market participants， often not only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but to seek more trade opportunities for a better deal order and the rules of the transaction to the net more in the remainder of the transaction， that corporate profits. Efforts to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only for them to achieve the means to an end.
Key words: the new system; economics; internal market
前言
经济学人（包括笔者），常犯一种职业病：一旦形成一个核心概念，一个“套路”，就喜欢用这种概念和套路，去“丈量”和“解释”世界。更有甚者，有的经济学人，一旦发现一种“解释世界”的套路，就下意识地运用这一套路，去“套”一切，从而形成了许许多多貌似正确但实为悖谬的命题。新制度经济学家所常说的一句话，“制序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是旨在降低交易费用”，就是其中一例。
这句常挂在新制度经济学家（尤其是诺思）嘴边的话，乍看来十分在理。多年来，笔者也一直信这一命题，觉得它绝对正确，天经地义。然而，最近读一些学界同仁对我那篇“如何看待交易费用的社会功用”的评论时，使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命题可能有问题，甚至会“误人子弟”。
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先这样发问：“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进行制序变迁的实际目的，只是旨在降低交易费用么”？如果问经济学家，可能绝大多数回答是“是”。如果问实际参与市场制序变迁的任一主角--用诺思的话语，各种“政治的和经济的企业家”，以及市场博弈的各方参与者--，回答可能是“不是”。并且，大多数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还会反问道：“交易费用？那是什么玩意？”
当然，我们说在现实中大多数市场参与者并不知道交易费用这个概念，并不是说市场交换中的当事人就不在市场活动中努力降低各种交易费用。每个厂家，都会尽力寻找价格便宜的物流系统和运输公司；任一广告人，都会与广告商就降低交易费用讨价还价；每个使用律师服务的人，也会尽量寻求低的律师费，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市场参与者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自发行为。市场参与者不寻求最低的交易费用，才怪呢！但这里问题在于，每个市场参与者寻求每笔交易的低费用，与为降低交易费用而有目的地进行制序变迁，并不是一回事。
事实上，“人们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进行制序变迁”这一命题本身，就含有哈耶克所批评的建构主义气味。因为，这一提法本身就意味着所有市场制序都是人们刻意设计的结果。然而，现实中，经济秩序（如市场习俗），多是人们自发博弈的结果。商业惯例和工商行规，也一般是在市场参与者讨价还价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就连政府为规范市场而制定的某些市场法规，肯定也不是政府的政治企业家拍脑袋拍出来的，而是他们与市场参与者行为互动的产物。因此，与其说是人们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进行制序变迁，毋宁说是人们对降低交易费用的自然追求导致了制序变迁。
这里，也许有人会这样问：“市场习俗和商业惯例的形成，工商业行规的确立，市场法规的制定，难道不是都旨在降低交易费用么？”这样提问题的方式本身，也许就有问题。对此，我们不妨反问道：“以上这些难道都仅仅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才发生的？”如果我们说制序变迁一般来说并不是人们为了降低交易费用而发生的，也许有人马上会问：“不降低交易费用，还进行制序变迁干什么？”这一问法也有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人们通过讨价还价而改变市场结构、交易方式和交易规则的直接目的，往往是确保市场交易（更加）顺畅地进行；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实现更多交易的好处，即交易惠利。至于制序变迁的结果，是否达至交易费用的节约，那倒另当别论。换句话说，降低交易费用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制序变迁的直接动因。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排除有时人们会为降低交易费用而对经济组织和市场的资源配置组合方式（configuration）进行调整和改变。而这种调整和改变，虽然可以被视作为制序变迁的一部分，但至少不是全部。
另外，正如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样，也没有免费的制序运作和制序变迁。制序变迁本身就需要成本，而这个成本本身也是一种交易成本（费用）。然而，如果有预期的制序变迁所带来的巨大商机和交易惠利存在，制序变迁即使有成本，也会发生。并且，一般来说，只有在预期的制序变迁所带来的收益大于制序变迁的成本和现有制序安排本身的运行成本时，制序变迁才会发生。由此看来，把制序变迁的动因仅仅视作为交易费用的节约，岂不荒唐？
当然，我们说“人们进行制序变迁，实际上是旨在获得更多的交易惠利”，与说“制序变迁是旨在降低交易费用”一样，也只是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命题。因为，在现实中，更没有多少市场参与者知道“交易惠利”和“净交易剩余”（net gains of transaction）这些概念。但在现实中，交易者会在头脑中进行总销售价格和各种成本（包括只有制度经济学行家们才知道的“转型费用”和“交易费用”）的平衡计算，这却是事实。在此平衡计算和市场决策中，他们会寻求价格便宜、服务优良和有商业信誉的交易中介，从而导致不同的市场服务体系和商业组织的出现，并导致新的市场规则的生成。于是，市场本身的制序变迁就内在于其中了。
新制度经济学范文3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1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但“唯资本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在发展中国家资本不足的同时,广泛地存在着资本低效配置和资本浪费现象。正如麦金农所指出的,“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
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 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新制度经济学范文4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变化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方法论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诺斯也强调：“历史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
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企业’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
窘境。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转贴于
三、新制度经济学的引入在发展政策上给发展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新制度经济学范文5
关键词：企业理论；产权结构；比较研究
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是现代生产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遵循不同的思路研究企业问题，形成不同的企业理论。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有助于从不同的视角深化对企业制度的认识，为我国企业改革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生产问题的内容之一，生产的进行和效率的提高离不开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断创新。从微观层次上看，这一矛盾运动过程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与企业制度的演变。
(一)企业的起源
马克思以生产力发展为基本线索来说明企业的起源。他认为，企业的产生源于生产力发展而导致的社会分工和协作。社会分工包含两个层次：一是社会各产业之间的分工，这是宏观层次上的分工。二是生产某一产品之间的分工，这是微观层次上的分工，与企业的产生相联系的社会分工是微观层次上的分工。社会分工的发展，首先使生产者彼此独立，每个生产者只是专门生产一个产品的某个部分。这种分工使生产专业化、工具专门化，从而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的生产效率。但分工使生产者彼此独立并不能完成整个产品的生产，在分工的基础上还必须使彼此独立的生产者之间形成密切的协作关系，只有分工与协作的统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生产。这就需要有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企业就是因分工与协作的需要而产生的生产组织形式，它既形成了分工，又实现协作。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是企业生产的起点。因为企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分工与协作生产的客观要求产生了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同时，企业的出现又实现分工与协作的统一。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与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形成生产力发展与生产组织形式发展的良性循环，生产力因有企业这一生产组织形式而不断得到发展，企业也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向其高级形态演进。
(二)企业的性质和功能
马克思认为，企业的基本性质和功能是进行财富的生产，并能利用分工、协作及由此带来的多方面好处进行生产。企业是因社会生产需要出现的，不进行生产的组织就不是企业。当然，这是就企业的最初形式而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企业不再局限于只生产物质产品，从事流通和提供服务的经济组织也被纳入企业范畴，但这并没改变对企业性质和功能的定位，而只是其性质和功能内涵的进一步扩大。
从生产角度来定位企业的性质和功能，是对企业本身属性的界定。企业的这一性质和功能不会因为企业的经济性质不同而改变，无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企业本身的性质和功能都不会改变。马克思对企业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企业本身的属性，而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来研究企业理论。从生产力角度来研究的是企业本身的性质和功能，是关于企业的一般理论；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研究的是企业的经济性质，即企业的产权性质。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制度，其经济性质由产权结构的性质决定，不同的企业产权性质决定企业的不同经济性质，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从生产力角度研究企业要解决的是这一组织怎样提高生产效率，从生产关系角度研究企业要解决的是在不同条件下应建立怎样的产权结构。马克思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理论的这两方面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企业的生产效率受企业产权制度制约，企业产权制度的变化，从根本上说为了使企业发展具有更高的制度效率。从这一意义来讲，研究企业的产权制度最终要落实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三)企业的产权结构
马克思对企业产权结构的研究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一是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原因；二是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
第一，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原因。马克思认为，企业产权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生产力发展对企业规模扩大的要求。当机器大工业在社会生产中确立主体地位后，企业就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由于机器普遍应用于生产，使生产的技术条件得到彻底改变。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的进一步发展，企业规模也不断扩大，企业发展需要的投资量也越来越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劳动组织本身，从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要求生产大规模地进行，从而要求单个资本家预付大量货币资本。”企业规模的扩大，要求投入资本的最低限额随之不断提高，这使单个资本的能力难以满足生产力发展这一要求。为解决企业扩大规模需要大量资本的问题，企业产权结构逐渐由单个业主的产权结构向股份制产权结构演变。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要求在较长时间内预付较大量的货币资本。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资本的界限。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马克思遵循生产力发展——企业规模扩大——对单个资本数量要求提高，从而使企业产权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这一思路来揭示企业制度由低级向高级不断演进的原因。从最初的单个业主制企业，发展为合伙制企业、工厂制企业、股份制(公司制)企业。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决定产权结构变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
第二，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带来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企业产权结构变化对企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首先，企业产权结构变化使企业规模的扩大突破单个资本数量的限制，从单一产权向多元产权变化，企业也从个人企业向社会企业转变。马克思指出：“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其次，企业产权结构变化使企业内部的各种关系趋于复杂化。因为产权结构变化，产权主体多元化，必然导致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资本所有者并不是资本使用者，而实际使用资本的，又不是资本的所有
转贴于 者。正如马克思所说：“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所有者不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经营者不是企业的所有者，企业的产权关系就必然涉及多个经济主体，从而在企业中就出现委托关系。如何处理好企业中的产权关系及委托关系，成为现代企业发展必须要处理好的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
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
企业理论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阿尔奇安的团队生产理论及所有权与控制权理论最具影响力。
(一)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
企业为什么存在?这是科斯的企业理论首先要回答的问题。科斯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协作能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那么，为什么这样的组织是必需的呢?为什么会存在‘自觉力量的小岛’呢?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取代，企业家指挥生产。显然，存在着协调生产的替代方法。然而，假如生产是由价格机制调节的，生产就能在根本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面对这一事实，我们要问：组织为什么存在?”
科斯从现实世界出发，以现实世界中存在企业这一组织的客观事实为依据，从理论上解释在生产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什么会存在。科斯认为：“可以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就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科斯对企业性质的这一界定，要说明的是，在现实世界中，价格机制和企业这一组织(企业家)都具有协调功能。那么，为什么在有的情况下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协调，而在另外的情况下是由企业家来协调?对此，科斯把价格机制和企业组织这两种协调方式的特征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人们想要控制别人和指挥别人，他必须支付给别人多于这些人在价格机制下所能得到的报酬，目的是能指挥这些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企业存在的目的是赚钱，而不只是付钱。企业之所以能存在的理由就是，它进行生产的成本要小于通过价格机制的生产成本。通过价格机制进行生产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最明显的就是所有发现相关价格的工作而形成的成本。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都会构成生产成本。虽然这些成本可以最小化，但不可能消除这些成本。当企业出现时，虽然契约不会被取消，但却可大大减少。通过一个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这一定限度就是对企业家指挥生产要素权力范围的限定。通过对价格机制和企业组织这两种协调方式的分析，科斯的结论是：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如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的成本。企业家必须在较低成本的状态下行使他的职能。因为企业家可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就要回到由价格机制来协调的状态。
科斯企业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对企业的性质做出界定：企业是一种协调机制，是一种能替代市场价格机制的组织。企业能存在是通过企业(企业家)的指挥协调，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来进行生产。当企业不能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来进行生产时，这种协调机制又会让位于市场价格机制。把握科斯企业理论的要义，一是企业是否是一种具有与市场价格机制同样功能的生产协调机制；二是企业是否能以低于市场价格机制的成本协调生产。科斯就是从这两方面展开对企业的研究并形成他的企业理论。
(二)阿尔奇安关于团队生产和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理论
阿曼·阿尔奇安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企业理论的重要代表，他有多篇关于企业理论的论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他和德姆塞茨合写的《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他们认为：“对经济组织理论来说，有两个重要问题——要解释是什么条件决定了专业化和合作生产的好处，是从像企业这类组织的内部还是通过市场获得更好，同时还要解释这种组织的结构。”
第一，关于团队生产的问题。阿尔奇安认为，从生产的角度看，企业就是一种专业化合作生产或是团队生产。作为团队生产，必须解决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考核投入要素的生产力；二是确定对要素的分配报酬。如果报酬不与生产性努力相对应，那么该组织就没有提供生产性努力的激励；如果报酬与生产力为负相关，那么该组织将遭到破坏。阿尔奇安认为，考核投入要素的生产力问题，在通过市场竞争的产品交换中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如果经济组织考核得差，报酬和生产力之间仅是松散地相关，那么生产力将较小；但如果经济组织考核得很好，生产力将会很大。所以，考核和分配问题是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首先要解决好的两个重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阿尔奇安重点分析了企业作为一种团队生产的特点。由于进行合作的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不能直接被观察出来，一个团队给市场提供的东西可能被当作这个团队的而不是这个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考核或确定团队成员的边际产品是需要很大成本的，这种成本呼唤新的组织和程序。如果没有成本就能观察到团队中各成员投入的行为，那么没有一个成员会有偷懒的动机。但由于互相监督必然会带来许多成本，所以当每个投入所有者作为团队一份子而工作时，他会有更多偷懒的动机。要克服团队成员的偷懒行为，就需要有很大的监测成本。所以，怎样才能降低这种监测成本，就成为团队生产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阿尔奇安认为，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降低监督成本的制度效率是不同的。其中，古典企业的效率最高。古典企业具有的特征是：“为使团队成员有纪律和减少偷懒，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人一定有权力修改个体成员的契约条款和激励，同时没有必要终止或改变所有其他投入的契约。因此，寻求增加他们的生产力的团队成员不仅赋予监督者剩余索取权，而且赋予了他改变该团队的个体成员资格和行为的权利。当然每个团队成员可以终止他自己的成员资格(即退出该团队)，但是只有这位监督者可以在不必终止这个团队本身或他与这个团队的联系情况下，单方终止任何其他成员的成员资格，并且他能单独决定扩展或减少成员人数，改变成员的成分，或卖掉这个团队监督者所拥有的剩余索取权。正是这个全部权利的集合定义了古典企业(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所有权(或雇主)。”因此，古典企业的所有者或雇主是这个组织的当事人，他有着与其他投入所有者签订契约的权利，拥有剩余索取权，这样的制度安排增强了对团队生产中联合投入所有者偷懒行为的监测能力，从而降低检测成本。
阿尔奇安的团队生产理论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生产的专业化具有比较优势。这种比较优势形成了一组联合投入的团队生产，当由一个
转贴于 中心缔约人和许多投入者签订一个双边契约来代替全部投入者的多边契约时，就形成能促进团队生产的有效组织，这就是企业。二是团队生产的优势在于联合使用投入资源的产出要比分别使用这些资源的产出总额要大。但由于不同所有者联合投入的产品具有不可分性质，增加了评估每一位投入者边际生产力的成本。这就要监督和考核投入者的生产力，以使边际生产力与投入成本相匹配，从而减少偷懒行为。因此，出现企业内监督生产的问题。三是古典企业具有的特征使这一组织形式具有最高的效率。企业不仅是更有效地回报投入的一种设置，而且是在投入资源的集合之间加强竞争的一种设置。企业被认为是一个私人拥有的市场，我们可将企业和普通的市场看做互相竞争的市场类型，私人所有的市场和公众的或公共的市场之间的竞争。
第二，关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理论。阿尔奇安首先对认为现代公司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这样一种观点提出疑义。这种观点认为，随着小股东数量的增加，持股进一步分散。股份分散在更多的持有者手中，以致没有哪一个股份持有者握有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份。这种股份的分散，实际就是所有权从控制权中分离出来。阿尔奇安指出，股份越分散，所有者就越多，他们具有的知识也越多，这有利于知识的专门化，这会对企业带来好处。如果管理集团不能代表所有者的利益，所有者就可对管理者进行调整，因为在管理者之间也存在竞争。所有者对自己的利益不会无动于衷，他们总要争取自己的利益。
总之，阿尔奇安认为，公司股份的分散，并不意味着对价值后果的承担已与决策者的有效控制分离，股东的财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对这一结论，阿尔奇安用现实中的现象来提供支撑。他说：“既然存在着公司所有权的不断分散，我们就很奇怪，其利益很少受到高层管理者关注的股东们为什么还要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或许经理日益背离股东利益所加在股东头上的损失，被公司形成的其他优势所抵补并且有余。这种说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所有权确实不断分散这一事实并不会支持这个一般论断，即在这样的情境中管理活动与股东利益缺乏一致性。”
阿尔奇安的结论是：在大的、所有权分散的、盈利性的公司里，管理者和雇员的行为和报酬的类型与小的、封闭性的公司不同。大公司模式的监督与更改权的费用要高一些，但并不必然导致这种公司里的股东收益比在分散程度低的公司低。平均来说，这些效应会反映在预期行为中，从而会在初始资本投资的评估中或专业化转让股份的股票价格中反映出来。股东不会是得益较少者，他们的财富也不会缺少安全保证。阿尔奇安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是：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不同之处在于，企业中存在一个长期的、一般的劳务契约，这个契约无须在每次更换劳务类型时不断地重新谈判。不能把企业作为单人运行的机构进行分析，并认为这个机构内不存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竞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忽略了竞争这一重要的因素。企业内部的彼此竞争、与其他企业的竞争表明，这些竞争活动的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不是一个将市场内部化了的机构，企业的高层管理部门执行筛选雇员、技术和新产品的建议等职能，如果都是由独立的企业在外部进行时，很明显就是市场的功能。但当这些职能在企业内执行时，竞争的市场力量就被掩盖在表象背后，并经常被分析者错误地忽视。从行为分析的目的来说，比企业兴衰更重要的是企业里个人的兴衰。我们可把企业看做一个市场，企业里的个人都在进行竞争。一个企业能长久生存下去，不能被理解为在这个企业里是缺乏竞争。
在阿尔奇安的企业理论中，关于公司管理与产权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公司股份的进一步分散，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并不意味着所有者的财富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同时，所有者可对不能代表所有者利益的管理者进行调整，因为在管理者之间也存在竞争。二是传统的个人产权、市场和竞争的理论仍然有效，在所有权分散的公司里，企业内部的管理者、企业之间的管理者都存在竞争，这种竞争同样具有市场竞争的优势，同样会对公司的财富增长带来好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并不会失去这种优势。三是在不同的产权类型中，关键要看股东获取利润的权利是否受到限制，而不是看所有权是否分散。在股东权利价值不能资本化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企业高成本转移利润的现象。如果在股东权利价值可以资本化的情况下，股东就具有关心潜在的资本价值效应的动力，经理也会具有关心资本价值效应的责任感。
三、两种企业理论的比较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企业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他们既存在共通性，但也有明显差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企业起源和性质的比较
在企业起源和性质问题上，马克思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社会分工和协作这一角度来说明企业的起源，重点是以生产力发展为线索说明企业这一组织制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企业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是分工与协作创造生产力。其一，分工从生产专业化、工具专业化、操作专业化的角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企业可把为生产同一产品的各环节的分工集中起来，通过提高每一环节的效率来提高整个生产的效率。其二，协作从生产的整体性、系统性、联系性的角度提高了生产综合效率。通过企业这一组织制度，众多生产者的协作生产可完成靠个人的能力无法完成的工作，协作生产所形成的生产力，要大于单个生产者进行生产所形成的生产力总和。企业把各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生产活动，决定了它的基本性质是生产性。从这一性质看，企业与市场没有直接关系，企业生产可独立于市场而存在。因此，企业与市场之间不是取代的关系。
新制度经济学从资源配置方式的角度来研究企业的起源，他们把企业看作是一种与市场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并具有比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更高的效率，因而企业这一组织形式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说明为什么要有企业的原因，科斯强调资源配置的方式不是惟一的，而有多种方式。事实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也是采用多种方式来进行资源配置。把企业这一组织形式也看作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使人们对资源配置方式的认识视野更加开阔。市场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它对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的。企业是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通过企业内部的权威和行政决策来实现资源配置。因此，企业就其性质来说，是取代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的一种经济组织。但这并不是说企业可完全取代市场，企业可以与市场并存。采用企业方式还是市场方式，关键要看哪一种方式更能节省交易费用，在不同的条件下，它们的交易费用是不同的。采用企业这一形式来组织生产，其特点在于它的生产有组织性、有计划性，而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节省交易费用。完全用市场这一无组织、无计划的方式来组织生产是有缺陷的。要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各种问题，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只研究市场问题还不够，还必须研究企业制 度，原因在于企业制度对提高经济活动效率有直接影响。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起源的理论，它们的共同点是：论证了企业这一组织制度存在的理由或原因是能提高生产效率或经济活动效率。不同点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从分工与协作的角度来说明如何提高生产效率，新制度经济学从企业这一资源配置方式替代市场配置资源方式能节省交易费用的角度来进行论证。从共同点看，企业能提高生产和经济活动的效率，因而必须开展对企业理论的研究。从不同点看，必须对企业进行多角度、多方面的理论研究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企业问题。
比较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企业性质的理论，它们的共同点是：把企业性质界定为一种经济组织。无论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还是从资源配置方式或从契约方式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都认为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经济组织。不同点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从企业内部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企业性质，把企业看作是一个生产组织，从生产性来界定企业的性质。新制度经济学从企业外部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企业性质，把企业看作是一个与市场具有同等地位的组织，从企业内部经济活动具有的与市场经济活动不同的特点这一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性质，得出企业与市场是取代关系的结论。比较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性质的不同界定，能对企业的性质有更全面、更充分的认识。既要从生产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也要从资源配置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既要从企业内部生产的特点来认识企业，也要从企业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这两方面的结合，实际上也就是要求从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结合上来认识企业的性质。
(二)企业产权结构的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对企业产权结构的研究，其特点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生产力发展，企业规模扩大，要求企业的产权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一变化的趋势是由单一产权结构向多元产权结构转变。第二，企业产权结构的变化会使企业内部的产权关系出现复杂化，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财产权利中包含的各项权利出现分离。当企业实行法人制度后，财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就更加彻底，财产所有者与实际使用者不仅不是一个主体，而且还具有多层次的关系，使整个产权关系涉及多个经济主体。正是由于产权关系的复杂化，就会在企业出现委托关系。经理层成为企业委托关系的核心，它是连接财产所有者与实际使用者的中间环节。产权关系的这一变化，使所有者越来越成为单纯的所有者，资本本身的职能也越来越与资本所有者分离，而由经理层来承担。产权结构变化所产生的这一系列新问题及企业经理层具有的日益重要的地位，要求人们高度注重和研究企业产权结构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范文6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观
新制度经济学市场观，是指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诸如市场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其有效的运行需要什么样产权制度前提、有什么经济社会代价等有关市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分歧。他们的思想揭示并弥补了主流经济学市场观许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们对市场获得更为完整、深入、科学的认识。
一、市场是一种制度
“市场并不像它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经济学者对“市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买卖双方自由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地方，是价格存在并受供求关系影响的地方。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货物交易场所，而是指地区的全部，在这个地区中，买主和卖主彼此之间的往来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价格有迅速相等的趋势”。②斯蒂格勒也认为，“市场是一个区域，在其中一种商品的价格是趋于一致”。③普瑞尔指出，市场是“（1）买者和卖者碰面议定商品和劳务交换的过程，（2）价格存在的地方，（3）价格受到供求力影响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地区”、“区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确定的空间，也包括无形不确定的空间。④在逻辑上，价格的存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是买卖双方在自由进行商品或劳务交易时必然伴生的现象。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买卖双方对商品或劳务进行自由交易的行为是“市场”的根本。只要存在着关于某种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着关于该物品的市场的存在。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看法与主流经济学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个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时才会普遍存在和有效地进行的现象。科斯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经济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私人法律，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则和规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达成”。⑤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市场意味着一系列运作规则，“个人行为恰好是在这些规则之下在市场中产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自由交易行为并不是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是使此种行为能够有效进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则和规定”的“法律体系”。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们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安排”或一种“制度”。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个社会体系视为依靠技术、法规或习惯对稀缺资源使用导致的冲突的解决方案”，市场只是人类所曾采取的许多“解决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种⑦。张五常说，“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样，市场被创造出来在其他约束条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鲁博顿和瑞切特说，“市场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进行反复交易（与个体之间的零星交易相对应）的社会安排，‘市场’这个组织由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一种制度）和人构成，人们创造了这些规则并将它运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这些制度“决定了每个潜在交易者的产权分配并对这些产权如何使用或转让作出了规定”，其目标是使“绝大多数潜在交易方有机会参与竞争”，⑩并“有效地组织交易”。[11]
总之，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是一种制度，是价格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们所看到的买卖双方自由地确定交换物品的价格和数量的过程或行为，只是在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社会安排”或“法则和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普遍性存在的现象，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所力图促进的东西。
二、市场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
由于主流经济学把市场归结为人们自由自愿的交换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自由交换行为的发生，即意味着市场的产生。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导致交换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作为人类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14]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无论是斯密说的交换倾向，还是门格尔所说的人类经济行为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还是“分工”，都不是由人们可识辨的外在于个人的人为的有形强制行为的结果，而是自然或基于个人理性而自发生成的。把交易行为的发生或市场的产生归因于这些自发性或自然生成的有关人性或经济的事实表明，在主流经济学里，市场被看作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资源稀缺性所必然导致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这种利益冲突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产生存在的。阿尔钦指出，经济资源的稀缺性“阻碍了每个个人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它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通称为竞争。因为，按照定义，既然没有办法消除竞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竞争形式。”[15]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人类为解决这种“利益冲突”而“作的安排包揽了人类经验的全部范围，包括战争、罢工、选举、宗教权威、法律仲裁、交换和投机。每一个社会都采用过这些方法。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它们所强调的解决与资源稀缺相联系的问题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这里的“交换”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安排”，因此显然不是主要指行为，而是指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为他人拥有的财物的制度，即其所说的市场制度。
由于在历史上或在现实中，人类还常用许多非市场手段如战争、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来解决经济利益冲突问题，所以他们强调，人们选择市场作为解决因资源稀缺问题所导致的利益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17]自由交换要成为一种现实的普遍的行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权力来加以补充”，[18]需要得到“以国家暴力或惩罚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没有政府的协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用于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经济问题即由于稀缺资源使用而发生的利益冲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强调它需要公共权力的“补充”表明，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市场不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而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或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是基于集体理性人为建构的，具有强制的性质。这一点在新制度主义所提出的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三、市场是确保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实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要对为什么市场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就需要对他们赖于解释的市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对于人类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换这个倾向”，斯密本人和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没有予以解释或证明，也是难以证明的[21]。分工的程度与市场范围是相互依赖的[22]，所以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独立于市场对其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人类经济行为遵循“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只是经济人假设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西方经济学家至今都没能对该假设的普遍存在性进行严格的逻辑证明。所以，总的来说，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里，还没有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
由于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选择的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安排的一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就从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较的角度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他们认为，之所以是市场而不是“战争”等其他手段成了人类社会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为总的来说，市场制度的运行成本较低，能确保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率。
德姆塞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产权制度其实就是一组界定行为的原则，它规定了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而具体规定“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与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他说，“依靠暴力进行竞争一般不受称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许使用暴力，就看不清这种竞争的前提，即无法估计其净收益了”。而在市场上“通过‘自愿’谈判进行的竞争”之所以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就是因为它“提供了权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术手段，同样还提供了排除造成净损失的手段”，[23]即“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这就使得它“要比通过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竞争，更能为社会增加实际财富”。[24]德姆塞茨还认为，如果不经过市场协调就使用民主政治体制的集体决策或法庭裁定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就无法得到通过自由市场交易所揭示的为确保经济的高效运行所需要的信息，这样“不管它们采用哪一种效率标准，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痒’，还很容易错判”，导致比市场更低的效率。总之，在他看来，“恰恰是由于要掌握这些关于效率的先决性条件过于困难，才使得通过自由市场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权及资源使用方式成为一种很实用的方法”。[25]
张五常指出，市场上的竞争“汇集了所有潜在所有者的知识——即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知识和资源使用的知识”，而“合约当事人之间的竞争”又“降低了执行合约的成本”，这样就“降低了寻找和追求最有价值的选择来签定合约把一种资源用于生产的成本”。[26]他还认为，市场价格是“唯一已知的几乎不导致或完全不导致租金消散的标准”，[27]所以在他看来，“一般来说，管理决策是不可能优于通过价格机制作出的决策。当价格信息引导从事的每一种活动时，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必然减少”。[28]因此张五常认为，正是由于实施自由市场制度社会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场制度的社会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经济生产力，才使得市场能广泛地拓展到原来排斥市场的国家。[29]
很明显，德姆塞茨和张五常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从市场更能促进经济效率或生产力的角度来解释，而后者则是从市场更能节省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但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来说，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这表明，他们二者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场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为根据来解释市场的普遍存在性。这种解释也进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集体理性和集体选择的基础。
四、界定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是使市场有效运行的一个前提条件
市场运行是买卖双方的自由交易过程，也是物品价格的形成和决定的过程。价格形成和决定的理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运行的理论。从该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主流经济学家把任何经济物品或劳务的价格描绘成了只是由那些与其产权制度安排无关的诸如偏好、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资源结构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函数，因此，完全忽略了产权安排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另外，在该理论里，“交易成本被假定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界定不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会影响市场运行的效率。这表明，主流经济学蕴涵着产权与市场运行效率是不相关的市场观。
对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来说，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该经济理论的最为核心的命题。它认为，在该假设条件下，产权界定会通过影响市场交易成本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所以，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的关系是该学派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根据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强烈的动力以最有价值的方式使用其产权”，[33]而个人产权即个人对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等的任何弱化，如产权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无法获得有效的保护，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场价格信息质量的下降，[35]从而使得以市场出清价格的交换不能实现，影响资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37]。要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产权界定必须首先高度稳定”，[38]“要求不存在对合约条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对合约选择的限制”，以确保每一个人即“可以自己将物品或资源用于他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用途，也可以与其他人进行合约安排达到这种用途”。[39]由于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要靠国家，对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来自国家。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对尊重私有产权给以可信的承诺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40]严格限制政府剥夺财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础是繁荣的市场所必备的。[41]
五、市场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
为给市场经济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除了宣扬社会利益会因为个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为得到有效促进的“无形之手”原理之外，他们还不断地提出各种不同的学说或定理来证明，在市场经济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普遍和谐。如萨伊定律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利害是休戚与共的；[42]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则更是把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能让每一个人“凭自愿对它作出贡献，而获得的则超过他的贡献，并且总是增加着他的满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个人独立完全协调”的“美丽组织”；[43]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把自由市场经济描述成为没有剥削的正义的世界。[44]在目前，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把介绍阿罗和德布鲁等所证明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作为微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来宣扬任何一个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因竞争性市场的存在而变得更差的观点。[45]
新制度经济学家明确反对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这种和谐论。在他们看来，市场并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益冲突是市场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还在于他们认为：
1. 市场并不能消除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冲突，任何交换都必然包含着冲突或竞争的方面。阿尔钦说，由于资源“稀缺”这一“约束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资源不能同时用来满足竞争性的需求”，[47]“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在每个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必然地”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市场”是“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在市场制度下，“交换行为是一种手段，借助于这种手段，买者就能够为了从卖者那里获得商品而同别的买者展开竞争”。[48]因此，市场交换固然可能因为它是每个买者和卖者借以达到更理想境况的手段而具有协作行为的性质，但它具有竞争行为的性质也是显然的。所以，阿尔钦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该只把交换当作协作行为来考察，忽视它的“竞争方面”。[49]
2. 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说‘自由市场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也能使社会效用实现最大化’就不正确了”。因为“市场在权衡比较得益和受损时，是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自由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举例说，“当新产品进入市场时，自由市场在运作中承载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种新产品能给其消费者带来多大的益处，人们购买了这种产品，则被它取代的、原有产品的生产者就受到损害。”所以，他强调指出，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或认为 “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的观念”，是出于“对市场功能和运营”的“完全错误”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必须摒弃”[50]。
3. 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场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认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常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种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那样，那么也会因其无法容忍的非实用性（即没有效率），而很快就让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场“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该制度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尔钦认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个完美无缺的标准是有效的”。“市场”的这种“不完美”或“缺陷”是人们要获得它的“更大优点”所必须承受的“代价”。[52]
从其反对市场和谐论的最后一个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反对市场和谐论，揭示市场的不和谐性，特别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点，其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自由市场制度，而是为了反对那些一看到市场有缺陷就认为应该用政府来取代市场的干预主义。从这一角度讲，它的目的其实和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和谐论一样，都是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辩护的。
六、结语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主义市场观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观有深刻的差异。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新制度主义市场观是一种新的市场观。在笔者看来，无论从推进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来说，还是从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能够确保经济持续有效运行的稳定均衡制度的社会来说，这种新市场观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综合起来，它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它强调市场存在的制度基础，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自由交易并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样是仅仅依赖个人理性就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的行为，它需要某种特定经济制度的支持，好的市场（sound market）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完全自发的秩序，它包含并体现着某种人为的秩序，它需要建构理性主义的努力。其二，它指出市场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这一性质，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一个社会选择市场，首先并不是由于市场拥有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那些美好的性质，而是因为该社会存在着需靠它来解决的由于资源稀缺所导致的无法消除的使用冲突。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需要——但为他人所拥有的物品的市场行为，首先并不是如正统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是一种个人自发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强制的行为。其三，它较为深刻地阐明了市场在确保经济的普遍效率方面所具有的为其他任何社会制度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优势之所在，弥补了主流经济学的不足，有助于人们更为充分地认识到在现实社会经济条件下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四，它对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所具有的影响的揭示，有助于政府认识到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制度对确保市场运行效率的重要性，意识到滥用国家权力——这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唯一能够合法地对个人产权进行侵犯的权力——对经济的可能的危害性。其五，它较为客观地揭示了那些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消除的社会冲突以及由这些冲突所导致的为有效率的市场所不能加以制止的有害后果的普遍存在性，有助于人们较为充分地意识到，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市场和谐论是不现实的，市场效率不是免费的午餐，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来应对市场经济的不和谐甚至危机，才可能实现市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谐。
注释：
①【美】e•曼斯菲尔德：《微观经济学：理论与运用》，郑琳华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6页。
②【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18页。
③【美】j•斯蒂格勒：《价格理论》，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3页。
④【美】f•l•普瑞尔：《东西方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指南》，钱伟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1-172页。
⑤r.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sep.， 1992）， pp. 713-719，p718。
⑥brennan，g.，and j.m.buchanan，1985，the reasons of rules.cambrie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⑦[16][17][33][36][47]a. a. alchian， h.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3， no.1，（mar.1973）， pp16-27、p16、pp19-22、p22。
⑧[27]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527、436页。
⑨⑩[11][18][20]【美】e•g•富鲁博顿、【德】r•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范式》，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4、350、365、343页。
[12][2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13、16-20页。
[1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20页；【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2月版，第18页；【英】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版，第81页。
[14][21]【奥】c•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00、97页。
[15][19][46][48][49][52]阿曼•阿尔钦：《产权经济学》，载于盛洪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68-80、68、69、68-69、79页。
[23][24][25][38][50][51]【美】h•德姆塞茨：《产权制度中的道德与效率》，载于【美】h•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段毅才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26-351、346、337、338、336-337页。
[26]张五常：《佃农理论》，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版，第83页。
[28]steven n. s. 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o. 1 （apr.， 1983）， pp. 1-21，p5。
[29]张五常：《共有产权》，载于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430页。
[30]r. h. 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3，
oct.，1960， pp1-44。
[31]科斯：《科斯的评论》，载于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469页。
[32][3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70、pp56-58。
[34]h. demsetz， 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7， may， 1967， pp347-359.p354-359.；steven n. s. cheung，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17， no. 1 （apr.， 1974）， pp. 53-71，p64。
[35]h. demsetz，the exchange and enforcement of property right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7， oct.，1964. pp11-26，p19-20。
[37]r. h. coase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 （oct.， 1959）， pp. 1-40，p27。
[40]d. c. north，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jun.，1994， pp.359-368.：p366，p361；d. c. north：《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62-178页。
[41]b. r.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secure market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转引自【美】e•g•富鲁博顿、【德】r•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范式》，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44页。
[42]【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10月版，第141-149页。
[43]【法】巴师夏：《经济和谐》，载于季陶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1963年9月版，第205-220页。
[44]【美】克拉克：《财富的分配》，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2月版，第1-16页。
[45]【美】安德鲁•马斯-科莱尔等：《微观经济学》（下），刘文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737页。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