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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识论文范文1
1.教师应提升自身文化素养，重视传统文化
教师作为学生英语学习的引导者，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亦或是外国文化都应该有透彻的理解和感悟，自身对文化的学习不应固步自封而应与时俱进。试想一个英语教师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一知半解，怎能正确有效地引导学生进行英语学习呢？拥有一个文化素质高的教师是学生文化意识培养的前提。另外，充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优秀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与外国人的交流与合作，而在交流的同时，传递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使中国文化登上世界舞台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和骄傲。在英语教育中培养外国文化意识固然重要，但中华文化意识的培养也是了解和学习外国文化的基础，高举弘扬中国文化旗帜，努力学习外国文化将二者巧妙融合才是英语学习的根本。
2.在课堂中重视文化渗透，对比中英文化差异
在课堂中适当进行文化渗透有利于学生在了解课文文化内涵和所涉及文化背景的前提下，更加立体直观的理解课文内容，加深印象。具体方法是：先通过教材讲解，介绍背景知识，然后在适当环节(讲解词汇或某一内容时)，结合背景，讲解相应的文化内涵，众所周知，近年来，英语课文中出现许多生词，这些生僻词汇的出现于时代进步与文化发展紧密相连。另外，在课堂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对中英文化的差异性做出对比与判别，加深文化学习。例如，“WhatamIgonnado？”英文中的后半句“gonnado”是“goingtodo”的意思，但是为了表达的简单和明了，被完全口语化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此种现象在中国教材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在培养学生外国文化意识的同时，要注重对比中英文化的巨大差异，在差异中寻求学习和记忆英语知识的最佳途径，只有对中国文化背景和英语文化背景全面了解，文化意识的培养才能水到渠成。
3.创设文化交流氛围，发展多元化的视听教育
英语的学习不能仅仅局限于书面知识的获取，要重视培养学生听说读写全面发展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与人交流的能力。教师应创设适宜的文化交流氛围，发展多元化的视听教育，满足学生与人交流的欲望。交流的最佳方式是面对面，因此，教师应该组织和鼓励学生于外国人进行交流。只有同外国人交谈才能实现中英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交流中学生可顺利了解他国文化内涵和文化背景，逐渐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另外，通过多媒体教学组织学生观看正宗的美国影视，听纯正的英文歌曲也是培养文化意识的重要手段。通过口语和视听的双重影响，学生对外国人的民族文化、生活习俗、价值表达，历史发展等有了全面透彻的了解，更有效弥补课本知识的欠缺。以这种途径可以培养学生深刻的文化意识，促使学生在以后的英语学习中游刃有余，挥洒自如。
二、结语
文化意识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灾害应急跨文化传播理念意识融合
当今世界，灾害频仍，人类该如何应付?发达的高科技，并未使人类准确地预测出巨大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更逞论阻遏如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啸,2008年的汉川大地震;制造的血腥事件也令全球人心惊胆颤，如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这些灾害带给人们巨大的的危机感。对这些突发性的特大灾害，人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在特大灾害面前，人类只有联手共抗。然而，在当今这个多元的世界里，由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在信仰、体制、价值观念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此，如何使他们在抗灾紧急关头尽快避免隔阂、达成共识、互伸援手，就成了学者们关注的课题之一。
一、问题的提出与灾害应急管理的迫切需求
人们针对灾害应急管理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了多方面的丰硕成果，如在建构并完善抗灾救援应急机制、抗灾救援的具体行动措施、危机传播等方面的研究成效显著。但是，当巨大灾害降临时，人类应如何在信息传播的第一时间得以顺利沟通;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我们应如何建构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自然互动与协调合作的有效机制?这些问题正是本文力求探讨的问题。
灾害降临时，人类在第一时间的本能反应除了逃生躲避外，便是期盼尽快抗灾救助。势单力薄的个体行为意义不大，群体联合救援才有功效。当此之际，“时间就是生命”特别凸显，因为人在断水断食下可以维持7天的生命，这7天是抗灾救援行动必须把握的“黄金”时间。因此，及时发现并通报灵区各方面实情的信息传递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科技落后、信息闭塞的时代，人们遭遇灾难时往往呼天不应、唤地不灵，而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个信息化时代，无线电通讯、卫星传感、电视、网络等等，几乎可以沟通地球上的每一角落。如在汝川"5.12”地震的抗灾救援期间，借助传媒的宣传联络，中国政府反应迅速，亿万民众同德同心，加上世界各地人们的及时支援，抗灾救援收效卓著。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一口号，形象地道出人类遭遇灾害时的心理渴求。这种心理渴求是超越地域局限的。近半个世纪来，世界某地一旦发生重大自然灾害，都能得到大多数国家的关注，得到丫定程度的救援。
今天，传媒新技术在世界的空间架构起了越来越完善的信息沟通桥梁。单从物质技术层面看，这类信息高速公路足以使地球成为一个村落，它点亮了人们遇难求助的希望。然而，事情远非这么简单。从意识观念层面看，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曾一度严重地阻隔着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但是，一次又一次降临的巨大灾害，超越人类族群个体的承受能力，它警示人们，在灾害应急过程中，各国政府应有宽广的视野和兼容的虚怀气度，减少纷争，共度患难。为高效地抗灾应急，历史赋予了网络传媒新技术以跨文化传播理念的新使命。
二、跨文化传播学理念及其实践价值
20世纪40年代诞生于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学”扩展了传播学的领域，有利于“沟通和建立不同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跨文化传播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如全球化、视域融合、符号世界等，在人类联手共抗巨大灾害时有着重要的实际指导价值。
全球化。全球化指人的社会关系的世界化，人的社会交往的世界化。跨文化传播学是阐释全球社会中不同文化之间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活动的知识系统。在全球社会语境中，人类具有了全球意识(globalawareness)，就有利于产生“交往欲望”，世界文化体系也能出现“同质化”趋势。
视融合。在视的遭遇、交融与沟通中发现并揭示新的意义，从而建构与时代特征相适应的科学体系，被称之为“视阂融合”。在跨文化传播学领域，“问题视ICI”应指向不同文化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对传播行为观察视觉的基本要求。
符号世界。人类处在一个符号世界里，人类的思维、语言和传播都离不开符号。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更离不开符号。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是传播的源头。由于人类族群之间语言体系的复杂性，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非语言符号”更具有实效的应用价值。
2000年1月1日，《空间和重大灾害国际》(以下简称《》)正式生效，规定各国在自然或人为灾害发生后应采取合作态度，共同救灾减灾。目前，加人该机构的有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印度在内的10多个国家，至今已经促成260多次国际减灾合作。
2007年，美国应用新媒体，如goode地图、手机、互联网跨平台服务Twitter以及各种社会网络媒体，对火灾、雪灾、龙卷风、校园枪击案等巨大灾害危机进行了报道。2009年3-4月，爆发于墨西哥和美国的甲型H1N1流感来势汹汹，有关信息经网络传递后，立刻引起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世界各国携手联防，比较有效地避免了甲型H1N1流感在世界范围的蔓延。2010年海地地震后，有20多颗国际卫星参与到救灾中。按《》规定，灾害发生后，各国应分享相关数据。以上案例，不同程度地蕴含有新媒体跨文化传播的理念。
跨文化传播理念在灾害应急中已呈现出一定的发展趋势:(1)人类的需求意识在灾害应急中不谋而合。长期以来，人类在应对巨大灾害袭击的同时，不能不思考巨大灾害发生的规律、人类自身抗灾的能力以及抗灾救援的实际有效程度等等。灾害促使人们逐渐理智、成熟起来。(2)新技术的发展奠定了跨文化传播的物质基础。高度发达的现代传媒科技为及时沟通各地信息提供了快捷通道，为灾害应急铺就了一个良好的物质技术平台。如今，人们越来越熟练地掌握和运用了网络传媒技术，越来越快捷地传递着彼此之间的信息，这对人类把握救援“黄金时刻”非常有利。(3)不同文化背景的隔阂促使人们深刻反思。尽管有了高科技发展创造的物质基础，但是，网络讯息的传递与人类意识的沟通能否完全同步、两者之间的联系能否在同一个平台上顺利有效地确立，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跨文化传播学知识系统的建构，是为了“沟通和建立不同文化中人与人之间共存关系的文化交往活动”。跨文化传播“是人类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跨文化、跨区域的一种‘延伸’过程”。简而言之，跨文化传播理念在归属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之间具有纽带联系的价值。这种纽带联系能拉近彼此的距离、沟通彼此的信息。各个文化背景之间的人类在面临某种共同利害抉择的前提下，完全可以找到在理智、情感、利益需求方面的若干相似、相同点，找到彼此意识沟通的渠道，从而维系起相互认识、了解、联系的纽带。
三、在灾害应急管理中意识融合的构想
从实践价值论的观点看，一门科学理论的价值是源于实践的。价值的实质在于实践活动中的人、物、主体、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及其所产生的效应、效益。跨文化传播理念在人类应对灾害发生过程中的实践价值也无例外。灾害应急行动获取效应、效益的关键，不仅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合作，更在于思想意识层面的沟通、融合是否顺畅。
由于语言文字、、政治利益、价值观念、教育水平等方面的较大差异，被不同文化背景隔离着的人们，即使利用网络传媒进行意识交流也会存在一定障碍。长期以来，西方文化总是坚持自己的统治和霸权意识，对东方文化几乎完全无知却又有意无意地误读。这些误读的产生，源自传播者、文本、接受者(读者或观众)等方面。这种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冲突，严重影响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例如，“龙”在中华传统中是吉祥神物，而在英美却被视作罪恶。近年来，西方总是渲染中国向美国发动“网络战”。在“谷歌风波”中，中国不希望“过度解读”而美国却要求“彻底调查”，从而引起纷争不断。在这些隔阂产生的所有因素之中，政治信仰与利益冲突最为复杂、顽固，解决起来也最为棘手。
当今社会，人们既已接受跨文化传播理念并在网络传播活动中加以运用，那么，对这门学科体系的真理性就应该高度认同，对其理念在社会活动中可能遭遇到的障碍也应该有充分估计。关键是要坚持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跨文化传播学“视阂融合”理念的科学价值，在这里即得以体现。
人类有必要在传播领域内建构一个“跨文化网络传播意识融合机构”。其目的是尽可能藉技术手段来消弥彼此的误解和分歧。此构想虽然只是基于共同应对威胁人类的巨大灾害而考虑的，但它应该是一个常设而稳定的、超越各种政治和生活习俗局限的、在非常时期具有相当权威的机构。这里的“意识融合”包含着信息沟通、观念统一、误读解释等因素，主要立足于物质技术层面(自然也无法完全避开意识观念领域)，总之要最大限度地。其宗旨是在非常时期，为达成抗灾救助共识而暂时消洱一切固有的意识方面的隔阂。其功能在于紧急时刻避免一切无谓的纷争以求取“黄金时刻”救援的最大效率等。
文化意识论文范文3
【关键词】班组；安全文化；建设
作为企业的领导，有责任指导和帮助班组抓好安全文化建设。作为班组，特别是班组长，则应充分认识安全文化建设在班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自觉抓好安全文化建设。
一、在班组安全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错误思想
1.认为班组只要按照上级的要求，抓好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就行了，抓安全文化建设是多此一举，班组搞安全文化没有多大必要。这种认识是没有看到安全文化建设对班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的指导作用。因为通过班组安全文化建设，可以营造安全氛围，宣传和传播安全知识，增强职工的安全观念，把安全作为生活与生产的第一需要，自觉地保护自己和他人；通过班组安全文化建设，可以牢固掌握应知应会的安全科学知识，学会安全技能；通过班组安全文化建设，可以实践、开发和创新班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由此可见，加强安全文化建设与抓好班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是一致的。
2.认为抓安全文化建设是上级领导和机关的事，与班组关系不大。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显然，在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中，上级领导和机关负有重大的责任，但这不等于说班组应该负有的责任可以放弃或减轻了。因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归根到底要落实到班组，落实到每个职工，只有班组的安全文化建设加强了，整个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才会有牢固的基础。更何况安全文化建设具有层次性的要求，只有破除“上下一般粗”的做法，形成各自的特色，才能保持企业安全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3.认为班组安全文化建设只是抓虚的，不是抓实的，是物质条件不足以用精神来弥补。这也是一种错误认识的表现，安全文化即人类安全活动所创造的安全生产和安全生活的观念、行为、物态的总和，它包括安全精神文化和安全物质文化。作为班组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手要抓安全精神文化建设，向职工灌输安全理论，增强他们的安全观念，组织职工学习安全技术知识和安全规章制度，提高职工的自我防护能力，规范职工的安全行为；另一手要抓安全物质文化建设，配齐劳动防护用品、安全工器具，完善各种安全设施，改善作业环境。可见，加强班组安全文化建设，不仅要务虚，而且要务实，应使安全精神文化与安全物质文化共同进步，协调发展。
4.认为班组安全文化建设这个题目太大，应达到什么标准不好把握。实际上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的标准与日常安全管理工作的标准是一致的。比如，在安全目标上，应实现控制未遂和异常事故发生，实现事故零目标；在安全教育上，应实现教育内容、时间、人员和效果的四落实；在安全防护上，应做到劳动防护用品、用具齐全；在作业环境上，应实现隐患和危险处于受控状态。同时，要坚持改革和创新，不断总结经验，努力探索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的新做法。
二、班组安全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安全文化建设的内容如下：(1)安全生产方针政策；(2)安全法律法规；(3)安全规程制度；(4)现代安全管理；(5)安全教育；(6)安全措施；(7)安全减灾；(8)安全效益；(9)安全道德；(10)安全环境。
三、班组安全文化建设的主要途径
1.发动职工制定加强班组安全文化建设的规划。加强班组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应从现在抓起，做出艰苦的努力，因此，班组要结合具体实际制定长期建设规划和短期打算。重点内容的确定应有针对性，应注意加强班组安全管理工作的弱项。
2.要把安全文化建设与日常安全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班组安全文化建设，决不是离开班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另抓一套，而应该找准切入口和结合处。应从基础抓起，让职工了解什么是现代安全文化，什么是建筑安全文化建设及建筑企业现代安全文化包括哪些内容，怎样加强这方面的建设。
3.在班组安全文化建设中应防止出现两种偏向：一种是因循守旧，认为传统的安全文化一切都好，因而拒绝接纳现代安全文化；一种是彻底否定传统安全文化，认为传统安全文化都不行了，必须以现代安全文化取而代之。实际上，传统的安全文化与现代安全文化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强调加强班组现代安全文化建设，并不否定对优秀传统安全文化的借鉴。
文化意识论文范文4
关键词：改写 意识形态 诗学
一、翻译研究的学科发展
20 世纪70 年代以前，西方翻译理论界主要采取文艺学和语言学两种研究模式，前者视翻译为艺术，强调译作的文学价值，后者视翻译为科学，把翻译理论和语义、语法作用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从语言的使用技巧上论述翻译。两者都是要把原文和译文进行文本对照。70 年代以后，翻译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他们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认为翻译是译入语社会中一个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从文化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有着明显的优势，研究者借用各种当代文化理论去考察、剖析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在译入语社会中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从而展现出翻译研究的巨大空间和发展前景。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翻译研究学派”。
1972 年，客居荷兰的美国学者holmes 发表了重要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首次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概念，他认为翻译研究应当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holmes 也成为翻译研究学派的奠基人。翻译研究在20 世纪80 和90年代得以迅猛发展。我们从维也纳大学教授、知名学者snell-hornby 的论述中能看出其发展轨迹。1987 年snell-hornby 指出翻译研究无疑是属于未来的学科，到了1995 年她在《翻译研究——综合法》修订版的前言中已经把翻译研究称为一门发展速度惊人的独立学科了。
很多学者为翻译研究后来的发展做出了贡献，lefevere 就是翻译研究学派的一位杰出代表，他的改写理论对翻译的文化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改写理论
改写这一概念是lefevere 提出的，他认为翻译、编史、选集、批评、编辑等等都是不同形式的改写，它们都从某种程度上对原文进行了改变和操控，其中翻译是最为明显、最有影响的改写，因为它在另一种文化中树立了作者或者作品的形象，让他们突破了原文化的界限。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的前言中，bassnette 和lefevere 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而所有的改写，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体现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也同样对文学进行操控让它在某个社会中起到特定的作用（viii）。在这本书中，lefevere 多次提到改写同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关系，翻译作为最明显的改写形式也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限制。
（一）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有广泛的意义，是一个关于社会文化的概念。当我们谈论意识形态的时候，可能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情况、民族的文化导向甚至某个社会的文学体系。意识形态在翻译中起着重要作用，决定了译者将要采取的基本策略。lefevere 在他的另一本书《文学翻译：比较文学背景下的理论与实践》中，明确指出译者都想出版自己的作品，如果译作同目标文化中人们接受的行为标准，也就是这种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不冲突，那译者的目的就容易达到。翻译过程中最为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限制来自于政治，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敏感的社会或者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译者必须做出决定选择哪些类型的文本以及翻译的策略。
（二）诗学
诗学包括两部分，一方面指文学手段、文学样式、主题、原形人物、情节和象征等一系列文学要素，另一方面指的是观念，即在社会体系中，文学起什么作用，或应起什么作用。不同文化中的诗学会相互冲突，目的语文化中处于主导地位的诗学必然会影响到译者的翻译，所以为了达到某种诗学要求，译者必须做出让步，因为一种文化中人们广泛认可的诗学可能在另一种文化中并不受欢迎，这时候就需要译者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比如遵循目的语文化中的叙事方式或者改变原作的结构等等。
改写理论有着很强的适用性，它不同于以往文本对照的研究方法，而更关注翻译的“成品”，为研究文学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 the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shanghai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文化意识论文范文5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67-02
一、文化生态学的起源
早在1870年，“生态”一词就被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使用，当时主要是指生物的聚集。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文化地理学之父卡尔・苏尔从景观出发，研究文化景观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对文化生态学的方法论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伯克利学派”，又称“文化生态学派”。1921年，美国学者卜欧克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首先提出了“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这一学术术语，他和伯杰斯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带领研究生展开对该问题的研究，被称作是城市科学的“芝加哥派”。[1]同时，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和克罗伯提出了文化的“环境决定论”和“环境可能论”，为文化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态方向。目前学界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文化生态学诞生于美国，由美国人类学家J. 斯图尔德提出，他在1955年出版的专著《文化变迁理论》中完整地阐述了文化生态适应理论。在该书中，斯图尔德认为文化变迁就是文化适应，这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过程，称为文化生态学。[2]这一观点的出现也被认为是文化生态学学科正式诞生的标志。文化生态学比较重要的观点是“文化生态适应”理论、“文化核心”与“文化余留物”理论。
二、文化生态学的发展
斯图尔德正式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整个50年代，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局限于人类学领域，并且没有形成一套正式的方法论和学科范式。直到60年代末，在斯图尔德的影响下，三部重要的文化生态学著作问世，即R・内廷的《尼日利亚的山地农民》、R・拉帕波特的《献给祖先的猪》和J・贝内特的《北方平原居民》。这些著作丰富了文化生态学的内容，界定了研究范围。
70 年代，霍利对赞比亚的多加人继承模式的变化进行研究，哈里斯提出“文化唯物论”，这些文化生态问题的成果，大大地深化和拓展了斯图尔德的研究。[3]在这段时期，文化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也开始扩宽，如加拿大心理学家伯里认为，生态背景与社会政治背景通过人类的生物适应与文化适应发挥作用，人类个体接受生态影响、遗传传递、文化传递及文化融合等的作用，产生可观察的行为和可推测的心理特征。[4]
80年代，美国学者哈里斯创立了文化唯物主义，并出版了同名著作《文化唯物主义》，这标志着文化生态学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主要强调“基础决定论”，即基础结构决定结构、结构和上层建筑构成文化体系。[5]
90年代，美国学者罗伯特・F・墨菲指出，文化生态理论的实质是指文化与环境（包括技术、资源和劳动）之间存在一种动态的富有创造力的关系。[6]同时期，文化生态学也成为了美国人类学系和人文地理系的核心课程。1994年，芬兰总统M・阿赫蒂萨里在国际传播研究年会的致辞中首次用“文化生态”来表现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造成的严重问题以及在“信息有产者”与“信息无产者”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7]1995年，日本学者发起了关于文化生态学的国际研讨会，并于1997年出版了D・克里克的《文化生态学：文化中的传播》。1999年9月在吉隆玻召开了“文化生态学国际讨论会”，来自亚洲和欧美等国的学者分别对本国的研究情况进行了交流。
三、文化生态学在中国
我国早在20世纪初，就有学者开始关注文化生态，如、冯友兰、梁漱溟等人在研究文化生成机制时，就试图从生态环境角度说明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进而进行优劣比较与选择。[8]尽管这些属于静态研究，但是启发了我国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与反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民族调查的兴起与发展，我国文化生态研究也呈现出一片热潮。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关于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迅速增多，学者们不断对斯图尔德的理论进行补充和完善。如江金波提出，现代文化生态学理论应包含进化论、人地关系论、文化时空耦合论、系统结构论、生态功能论、景观感知与映射理论等。[9]尤其是21世纪，文化生态学在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生态学、教育学、传播学交叉的新兴学科，文化学是其研究对象，生态学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
四、文化生态学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意义
（一）有助于深刻认识地方文化资源的本质与特征
一个地区的文化资源由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在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地理位置有关的文化特征。如燕赵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就是不同自然环境下产生的文化资源。在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研究不同的文化，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的整体性、延续性和发展性。
（二）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保护的意识，使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文化生态学主要侧重于研究在自然、文化、社会等环境中各种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等内容。将文化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融入对地方文化资源的研究中，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文化生态保护理论是一种系统的、整体的保护，在保护过程中既要保护文化资源本身，也要注意环境对文化资源的作用，使文化资源与环境处于和谐状态。
（三）有利于提高对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防止出现庸俗化开发
纵观我国现在的文化资源开发现状，无不是依托地方文化资源，以地方文化资源为主体。这种资源依托型开发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对资源无节制地利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资源的重复浪费。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庸俗化开发，如对古镇的开发，全国各地的模式如出一辙，毫无新意。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提倡文化生态学中对文化的尊重和认可，让文化资源体现出它的生命特征与价值。提高地方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就保证了文化资源在时间上的传承和在空间上的扩布，文化资源也会因此而更多元和丰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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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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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识论文范文6
从学术发展和创新的角度来说，这方面的研究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有待于进一步的开拓和深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应进一步加强景区公示语翻译的基本理论研究。虽然近几年逐渐有学者开始从语言学、符号学、心理学等角度对景区公示语翻译展开讨论，但是大多数文章往往都是从旅游资料的文体特征入手，讨论也多限于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从整体上看，具有开拓创新意识、有深度的力作不多，不少文章停留在司空见惯的例证上，交叉重复较多。其次，应进一步加大统一术语的步伐。术语是以明确定义的科学概念为基础的，它是描述和传播科学概念、定义和规律的基本要素，也是促进学科建设的有力工具。景区公示语译文术语不统一不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翻译学科的构建。第三，尽管越来越多的业界学者认同功能目的论对旅游景区公示语翻译的指导意义，但如何将该理论真正应用到旅游翻译的实践似乎还缺乏完整系统的调查和研究。此外，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多见于学术论文或一些翻译书籍的某一章节，但专门针对旅游翻译进行系统而全面研究的专著仍不多见。
二、文化差异问题导致的景区公示语翻译障碍
第一类是由文化空缺、文化冲突和文化缺省引发的词汇层面上的空缺冲突现象而带来的翻译障碍。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演变、、价值观念和社会习俗等等使得两种语言的词汇多以文化负载词的形式显现出来非对应、非重合等现象。此外，汉语中的某些词汇即便能在英语中找到指称意义相同的词，但其联想意义或隐含意义也不同。第二类是由语篇层面上的行文和修辞的差异引起的翻译障碍。不同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反映在语言中，形成了汉英民族在谋篇布局、修辞方法等行文习惯上的差异。汉民族主张天人合一，喜欢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书画、建筑、诗歌等文艺作品讲究意合，注重神似，风格趋向简隽空灵，反映在语言上体现为汉语行文辞藻华丽，情感横溢，声律对仗，音韵和美。此外，受中庸哲学思想的影响，从美学角度讲，汉族观念别强调平衡美，频繁地使用对仗、成语等修辞格，尤其在旅游资料介绍中大量使用四字句。然而，西方哲学强调的是分析型的抽象理性思维，反映在语言上体现出英语重逻辑、重形和、重写实的特点，其句式结构严整，思维缜密，用词强调简洁自然，描述突出直观可感。
三、目的论与景区公示语翻译的文化差异问题处理
目的论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的对等或者趋于完美，而是强调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的处理方法从文本类型和功能方面来讲，旅游资料属于信息文本、表情文本和祈使文本的综合体，同时具备信息功能、美感功能和祈使功能。景区公示语的翻译，目的就是要向国际游客介绍景点，传递信息，让他们读懂、看懂，并且喜闻乐见，从而顺利地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景区公示语翻译中文化差异问题的处理应该遵循如下原则：以传播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以国际游客为导向，在处理文化差异问题时应以中国文化为取向，以译文为重点，尽量保留中国文化特色，既要忠实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让国际游客容易读懂、理解并接受。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