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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称制度论文范文1
让与担保制度是在德国民法典以外,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强烈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非典型担保，该制度因其便捷交易而纷纷为各国判例所采用。然而，该制度因其自身的理论问题而一直未被各国民法典领养，其中最具争议的是该制度的法律构成。理论界对此一直存在争议，有所有权构成说、担保权构成说与介于两者之间的期待权构成说，但上述学说都未能解决让与担保制度的法律构成问题。本文从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出发，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分为形式上的权利（公示上的所有权）与实质上的权利（真实所有权）。在对外效力上，形式上的权利只要有充分的公示，就优于实质上的权利，而在对内效力上，形式上的权利则不得对抗实质上的权利。此外，通过对传统所有权理论的反思，认为所有人对其所有物不是任何时候都具有处分权。因而实质上的权利不仅要受形式上的权利的限制，而且（在两者重合时）也要受到担保权的限制，此种限制表现为实质权利人处分担保物时不得侵害担保权。从这两点出发,本文认为能较好地阐释让与担保制度的法律构成。
让与担保是大陆法系德日等国沿袭罗马法上的信托行为理论并吸纳日耳曼法上的信托成分，经由判例学说之百年励炼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非典型物之担保制度。让与担保在德日民法上虽未规定，但学说与实务上均承认之，且在社会上甚为盛行。在德国，让与担保在实践中的作用甚至已经超过了动产质押权，成为动产担保物权中最为活跃的形式。在台湾地区，学说与实务亦承认此种担保形态。让与担保发源甚早而今仍能复苏并盛行，实与其具有积极的社会作用密不可分的。让与担保系大陆法系民法典所未予规定的担保方式，且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法律外观和债权人暴利行为的易发性而给债务人及交易第三人带来新的风险，因而该项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及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受到各国学者的批判，成为“私法交易上的私生子”。但是，让与担保以其自身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功能而逐渐被各国判例和学者所接受，并一跃成为担保法领域中的重要担保方式。按照我国台湾地区著名学者谢在全先生的总结，让与担保具有如下积极社会功能［1］：一是与动产质权与动产抵押权相比较，让与担保的动产标的物仅以具有让与性为已足，范围甚广，且于设定让与担保后，通常仍由设定人占有，保留其用益权，故正可弥补典型担保制度的缺失，适应现代商业社会活动的需要；二是让与担保可为不能设定典型担保的标的物与集合财产，提供最佳融资渠道，以发挥其担保价值；三是让与担保可节省抵押权与质权实行之劳费，并避免拍卖程序中换价过低的不利。
让与担保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让与担保包括买卖式担保与让与式担保。买卖式担保，指以买卖的形式进行信用之授受，授信者并无请求返还价金的权利，但受信者则享有通过支付一定金额而请求返还自己所让与的标的物的权利。这种买买式担保在日本被称为“卖渡担保”。狭义的让与担保，即让与式担保，指债务人将标的物财产权转移与债权人，当事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享有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权利，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就标的物取偿。这种让与式担保在日本被称为“让渡担保”。对于两者的基本区别，1933年的昭和080426大判曾明确，卖渡担保不存在被担保债权，
让渡担保存在被担保债权。[1]让与式担保，为固有意义上的让与担保，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让与担保，即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债权担保的目的，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债权人，并且仅为此目的而有移转的意思，于债务清偿后，标的物应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担保权人的就该标的物受偿的非典型担保。本文所讨论的让与担保即为狭义上的让与担保。[2]
一、让与担保制度法律构成各学说之简介
让与担保是债务人为了担保而将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给债权人，债权人在法律外观上表现为所有权人。然而，即使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了，其目的也只不过是担保的设定。因此，让与担保就表现出其形式与实质的冲突，即移转所有权的形式与设定担保的实质发生冲突。基于这种形式与实质的冲突，让与担保这种新担保方法融进民法，就有必要研究让与担保的法律构成。有学者认为让与担保是判例所创设的担保物权制度，因此在对其进行规制时，有契约自由原则可资适用，即让与担保的内容或有关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应委诸于当事人的自治。[3]但是，关于让与担保的具体问题，在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不明时，则应取决于让与担保的法律构成问题。让与担保的法律构成，直接决定了让与担保的具体效力与当事人之间及其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尽管关于让与担保的法律构成的学说众多，但基本上可以分为所有权的构成与担保权的构成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折衷说。所有权的构成主要注重于债务人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债权人的法律形式，而担保权的构成则注重于债务人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于债权人的经济目的即其作为担保债权的实质功能，折衷说则介于两者之间。
（一）所有权的法律构成理论
1、相对的所有权转移说（关系的所有权说）
该说认为，标的物的所有权在让与担保中仅仅发生相对的所有权转移，即在对第三人的外部关系上，所有权发生转移，而在当事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上，所有权并不转移。该说提倡将关系的所有权说作为承认信托人在受托人破产的场合享有取回权的根据。即在信托行为场合，所有权被区分为实质的所有权和形式的所有权，对第三人而言，受托人是所有权人，而在当事人之间，信托人是所有权人，受托人只是拥有管理他人财产的权限而已。此外，该说还认为，如果以当事人之间的意思为根据，则对于第三人而言，受信人无疑是完全的所有权人，但是其在内部关系上却并非所有权人。[4]相对的所有权转移说并未被德国的通说和判例作为信托行为的法律性质基础理论而采用，而在日本却为判例所采用。虽然该说巧妙地说明了当事人之间设定担保的意图，并且较好的兼顾到让与担保中转移所有权的法律形式与设定担保的实质目的之间的平衡。但却在德国和日本都遭到了批评。德国学者Lang认为，所有权的绝对性即所有人可以向任何人主张权利，是私法上的神圣原则，尽管法律可能因特定的理由而设有例外规定，但除此以外，应当禁止在当事人之间约定相对的所有权。此外，根据日本所承认的一物一权原则，物权的信托行为是无效的，而只应当承认债权的信托行为。［5］
2、绝对的所有权转移说（信托让渡说）
绝对的所有权转移说是以罗马法上的信托Fiducia为原型的理论。该说认为所有权等权利通过信托行为而完全地转移给受托人，但受托人受到“不能在信托目的之外利用标的物”的债权约束，即让与担保的法律构成是“所有权的让渡＋债权的约束”。德国学界一直以该说作为通说，判例也以该说作为裁判让与担保案件的理论依据。但是，该说在让与担保的内容与形式关系上过分强调形式而忽视实质内容；在当事人行为选择上过分考虑意思自治，忽视当事人在现实活动中地位强弱差别；在法律功能发挥上偏重于行为的灵活、便利及其对典型担保制度的补充作用，忽视其对社会公正、公平的损害，从而使设定人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1］此外，在债权人破产的场合，德国在采用绝对的所有权转移说的同时，将设定人的取回权作为例外情况来对待，就此而言，绝对的所有权转移说并不能对让与担保作出妥当的解释。日本学说则将绝对的所有权转移说严格地贯彻到对让与担保的解释中，从而导致设定人地位的过度弱化。
（二）担保权的法律构成理论
1、授权说
该说认为债务人仍然保留有标的物的所有权，让与担保的设定只不过是将担保物的换价权或处分权授予给债权人而已，所以让与担保权人虽然在外观上是所有权人，但当事人之间并没有真正转移所有权的意思。在让与担保设定之后，由于当事人之间并无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真正意思，因此所有权实际上并未转移而仅仅使债权人具有所有权人的外观，设定人只是根据担保债权的目的赋予债权人以担保物权的处分权而已。授权说与所有权的构成相较而言，使让与担保权人的地位过于薄弱，从而导致让与担保缺乏作为担保权的实益。此外，如果采纳授权说，那么对于当事人之间的转移所有权的外观行为，只有以虚伪表示理论来否定其转移所有权的效力，才能将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还原为处分权授权的本质，而这样又将使让与担保仍然具有虚伪表示之虞。［2］
2、质权说
该说认为应以质权作为让与担保的法律构成。德国学者基尔克认为尽管立法者的最初意旨在于通过公示原则来阻止隐藏的质权，但是让与担保最终战胜了这一点并通过习惯法奠定了自己的地位；所以，让与担保的法律构成不应当再限于以往那样通过将完全的所有权委托给债权人并使其担负债权性义务的形式，即“所有权绝对转让＋债权的约束”的构成，而应当顺应让与担保的习惯法的潮流，采取赋予债权人以担保权即质权人地位的构成。［3］该说在债务人被强制执行或破产的场合不承认让与担保权人的第三人异议权或取回权，从而导致让与担保权人的权限归于弱小。并且该说完全采取从让与担保转移所有权的实质目的出发，从而完全否定了让与担保中转移所有权的法律外观，因而该说并不能完全说明让与担保的性质。此外，让与担保有转移占有的让与担保与非转移占有的让与担保两种形式，在非转移占有的场合，质权说无疑就完全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
3、抵押权说
该说由日本学者米仓明教授所倡，该说认为，在让与担保的标的物为动产是，其设定值是在该标的物上设定抵押权；在标的物为不动产时，也可以作相同的解释。抵押说在以下四个方面受到学界的批判：其一，忽视让与担保的法律形式；其二，存在虚伪表示的嫌疑；其三，公示方式的欠缺；其四，不动产让与担保方面的问题。［4］
4、担保权说
该说在抵押权说的基础上，提出将让与担保设定为担保权的构成，必须具有与担保权相适应的公示方法，而不应当承认那种以占有改定来替代的方法，并进而提出让与担保应当具有的具体的公示方法。该说由于强调让与担保以完全的担保权的基础，并且提出相应的公示方法，从而成为目前日本学界的通说。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彻底贯彻担保权的构成时，由于公示层面上的制约，让与担保的成立范围本身将被大大缩减。尽管其在识别方法方面提出了更具有操作性的运用方法，然而在解释论上却难以还原至
法律性质之上。［1］
（三）折衷说
1、设定人保留权说（二段物权变动说）
该说为日本学者铃木禄弥教授所首倡，认为在让与担保的设定中发生了观念上的二段物权变动：其一，标的物的所有权先由设定人转移于担保权人；其二，担保权人在拥有标的物的担保权能的同时，将所有权扣除该担保权能之后所残存的权利即设定人保留权，再转让给设定人。让与担保制度的本质就在于所有权即不完全属于设定人也不完全属于担保权人。但是，该说也因其存在不足而受到诸多批判。由于设定人保留权的内容是不确定的，所以让与担保权也因此而缺少具体明确的内容，从而导致如下情形：其不是从法律构成中赋予当事人各自的权限，而是从结果的妥当性中导出当事人的权限。在占有转移型动产让与担保的场合，设定人所取得的保留权也因欠缺公示方法而无法具备权利对抗要件。此外，该说在不动产让与担保方面也存在理论困难。［2］
2、附解除条件说（期待权说）
该说认为，标的物的所有权是附解除条件地转移与债权人，在担保权人违反契约时，其所取得的标的物根据物权的效力当然的复归于设定人，因此设定人拥有以回复担保物所有权为内容的物权的期待权。作为所有权构成论与担保权构成论之间的一种折衷，该理论认为，在让与担保关系存在的过程中，所有权处于不确定状态。所谓期待是指，担保权人有取得所有权的地位，担保人也根据债务的偿还，在保留所有权或使其复归的意义上，有物权的期待权。［3］期待权论有其独特的合理成分，但是在民法上，期待权存有特性上暧昧不清的缺点。此外，该说将此构成提高至让与担保一般法律性质的地位，主张在没有当事人的场合也应承认存在附解除条件的构成。这一点，遭到了德国学界的批评。在日本学界，则通过将该说与“二段物权变动说”进行比较，认为这两种学说有着同样的理论困境，从而该说的存在价值受到强烈的质疑。
二、让与担保制度法律构成之我见
让与担保制度的法律构成的发展趋势是从所有权构成向担保权构成转变，即从先前注重让与担保中设定人转让标的物所有权的法律形式逐渐发展到注重设定人转移所有权背后的实质目的，即为债权提供担保的功能。这种转变折射了近代法观念到现代法观念的转变。但是，通过上述对让与担保制度法律构成各学说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各种学说纷呈，但却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包括担保权构成的各种学说，能对让与担保制度的法律构成提供完满的理论解释和支撑。这也足见让与担保这一“私法交易上的私生子”的纷繁复杂。本文认为，若要解决让与担保制度的法律构成问题，首先必须回到让与担保的起点。让与担保，与一般担保不同，它具有形式与实质的二重性，即在法律外观上表现为债务人将标的物所有权移转与债权人，在对外关系上，债权人表现为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在实质上，债务人之所以转让标的物所有权是为债权提供担保，因此在对内关系上，债务人表现为标的物所有权的所有人。关于让与担保的法律形式与实质内容，我们都不能偏废其一，否则就不能很好的解释让与担保制度的法律构成。而上述学说恰恰不是偏废让与担保的实质内容，就是偏废让与担保的法律形式（相对的所有权转移说则较好地兼顾二者），因而不能较好地解释让与担保的法律构成。
1、形式所有权的公示
让与担保是债务人或第三人为债权担保的目的，将标的物所有权移转与债权人，于债务清偿之后，债权人返还标的物与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届期不清偿债务，则债权人可以就此标的物优先受偿的一种担保方式。由于让与担保转移所有权的法律外观与设定担保的实质目的的二重性，在让与担保中就表现出形式上的所有权与实质上的所有权的区分。形式上的所有权与实质上的所有权是以标的物所有权的公示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其中形式上的所有权是指对标的物所有权享有的法律外观上的所有权，而实质上的所有权是指权利人对标的物所有权享有能对抗形式权利人所享有的法律外观上的权利。按照所有权构成说，让与担保中设定人转移所有权与让与担保权人的行为是附解除条件的法律行为，其所附条件是债务人届期履行了债务，所移转的所有权就应当返还给债务人。［1］按此，在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时，所转移的所有权就因所附解除条件不成就而归于让与担保权人。但是，在此问题上，坚持所有权构成说的学者却认为，让与担保权人在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时，对为担保债权而转移所有权之物进行变价处分，这实际上已经放弃了所有权构成而转向担保权构成。因此，在让与担保中，无论从所有权构成说还是从担保权构成说出发，最终都会得出实质上的所有权应归让与担保权设定人所有的结论。
但是，形式上的所有权则需根据不同类型的让与担保的公示方法进行具体分析。让与担保权是以书面形式为成立要件，以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为有效要件，以公示条件的具备为对抗要件。公示方法是否具备，是让与担保制度的核心问题。根据各国物权法的通例，物权的公示方法主要体现为占有与登记，动产物权公示方法为占有，不动产则为登记。以是否转移占有为标准，动产让与担保可以分为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与非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在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的场合，因为动产为让与担保权人占有，所以该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已经具备公示条件和对抗条件，即动产让与担保权人从公示方法上而言，是动产的形式上的所有权人。在非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的场合，动产为让与担保设定人以占有改定的方式进行占有，但是“以占有改定作为非占有转移型让与担保的公示方法，是动产让与担保的最大弱点，占有改定几乎等于完全没有公示的机能”，［2］所以该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由于动产由让与担保设定人占有，从动产的公示方法上看，其形式上的所有权归让与担保设定人所有。此时，动产形式上的所有权与实质上的所有权重合。不动产让与担保的公示方法通常是采取所谓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方式。在各国的实务上，在一般情况下设定不动产让与担保时，于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转移原因大多是“买卖”。对于这种以“买卖”为外形的法律手段，在德国普通法时代与日本民法初期，皆将其视为通谋虚伪表示而被认定为无效，我国台湾初期让与担保实务见解亦是如此。目前，日本多数学说从解释论的立场出发主张应允许以“为了担保”或“为了让与担保”作为登记的原因。日本通说和实务采纳了上述多数说的见解，允许以“为了担保”或“为了让与担保”作为登记的原因。［3］但是让与担保的被使用，通常是由于债权人为主导，像债权人那样故意把对自己不利的“让与担保”作为原因作转移登记的话，一般应设定抵押权。所以，对这种登记不要有大的期望。然而，在回赎的附记登记、再买卖约定的临时登记、让与担保作为原因而进行转移登记等的情况下，让与担保的存在被明确表示是理所当然的。［4］不动产让与担保的场合，无论其进行的登记为何种登记，不动产的形式上的所有权都归于登记名义人所有，即归于让与担保权人所有。从上述对让与担保形式上的所有权与实质上的所有权的讨论，可以看出在不动产让与担保与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的场合，让与担保权人享有对标的物的形式上的所有权，而让与担保设定人仅享有实质上的所有权；在非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的场合，形式上的所有权的归属归于让与担保设定人，此时，形式上的所有权与实质上的所有权重合。
2、形式所有权的公信
形式所有权与实质所有权，是按照让与担保标的物的公示方法进行的一种划分，在让与担保的内部关系中，让与担保权人不得以其形式所有权对抗让与担保设定人的实质所有权，其只能以依据设定人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实质目的而设定的担保权进行对抗，如在让与担保设定人破产的场合，让与担保权人可以因存在担保关系而享有别除权；在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时，可以就标的物优先受偿。但是，在让与担保的外部法律关系上，由于形式上的所有权具备了充分的公示条件，依照公示公信原则（在不动产让与担保中，让与担保权人的形式所有权的公信力是建立于对让与担保登记的实质审查的基础上，在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中，其公信力则以让与担保权人的占有为已足），信赖此形式所有权的表征而为一定行为者，纵使其形式所有权之表征与实质权利不符，对于信赖此形式所有权表征的第三人，也不生任何影响，第三人取得的权利不受实质权利人的追夺。换言之，即在外部存在善意第三人信赖形式所有权而为一定行为的情形下，形式所有权优先于实质所有权。由于在非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中，动产的形式所有权与实质所有权都归于让与担保设定人所有，并不会发生形式所有权与实质所有权之间的冲突，因此，在此仅讨论让与担保权人方面的第三人与让与担保设定人之间的关系。
1）让与担保权人的处分。让与担保权人在偿还期到来之前，违反约定将标的物处分给第三人的场合，德国判例和通说采所有权构成说，认为无论受让第三人是善意或恶意，都可以无条件地成为完全的所有权人；日本目前的多数说则认为应以担保权构成为根据而承认设定人对于恶意第三人具有回赎权。本文则认为因为让与担保权人是无权利人，第三人从无权利人处受让标的物，只能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条件下才可获得所有权。而恶意第三人则不能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因此设定人可以径行要求其返还标的物，而无需借助回赎权。第三人善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是形式所有权在让与担保外部关系上优于实质所有权的结果。
2）让与担保权人的一般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在此场合，关于设定人是否可以主张让与担保关系而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基本上存在三种见解。其中第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让与担保权人在与第三人的外部关系上被视为所有权人，但是在当事人的内部关系上，仍以设定人为标的物所有权人，因此设定人可以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第二种观点认为，让与担保权人至少在外观上已经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因此设定人不得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应以债权人申请执行的时间为准，在此时点之前，如其为善意，则不得主张第三人异议之诉，反之，则可以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1］本文赞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在让与担保权人的一般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时，其若信赖让与担保权人所享有的形式上的所有权的情况下，设定人不能提出异议，反之，则可以提出异议。
3）让与担保权人的破产。关于让与担保权人被宣告破产时，设定人是否可以向破产财团清偿债务而取回标的物？德国虽然始终维持所有权构成的立场，但是在让与担保权人破产的场合，则例外的承认设定人的取回权，我国台湾地区采此方法来解决，日本学说则舍弃所有权构成的立场，而转向担保权构成的立场，从而肯定设定人的取回权。［2］但是，本文认为按照形式权利的公示公信原则，在破产债权人中间如存在信赖让与担保标的物归於让与担保权人所有的善意第三人，则设定人的取回权应被否定。由于在非占有转移型的让与担保中，设定人占有动产，因此上述情形主要发生在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与不动产让与担保的场合。在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与不动产让与担保的场合，设定人也可以通过对担保关系的公示，从而阻却第三人善意取得标的物的权利。在不动产让与担保中，如转移所有权时进行了会赎、再买卖约定、让与担保的登记，那么此种登记就足以是第三人的善意、无过失的认定变得比较困难。在占有转移型的让与担保中，如动产上贴有标记或打刻，也可发生同样的效果。
3、实质所有权的限制
形式所有权与实质所有权的划分，以及形式所有权在外部法律关系上优于实质所有权，实质所有权在内部关系上优于形式所有权的权利冲突解决机制，能较好的解决不动产让与担保与占有转移型的动产让与担保中的权利冲突。但是，在非占有转移型的动产担保的场合，由于动产的形式所有权与实质所有权都归于让与担保设定人所有，因此不存在形式所有权与实质所有权的冲突。因而，在设定人不当处分动产时，就出现了如何保护让与担保权人的问题。采取所有权构成的德国通说认为，由于让与担保设定人在利用担保标的物方面，负担有应当考虑担保权人利益的义务，因此，在其违反该义务而擅自将担保物让渡给第三受让人的场合，该让渡行为无效；但是如果该受让人符合善意取得要件，则能够物的标的物的所有权。以担保权构成说为根据的日本多数说认为，在第三受让人为恶意即知悉让与担保权的存在事实时，其所取得的权利仅仅是附有让与担保权的所有权，让与担保权人的担保权可以对标的物行使追及力。在第三受让人相信设定人所处分的标的物上没有负担且无过失时，则可以善意取得不附加让与担保权的完全所有权。［1］所有权构成说认为让与担保权人享有担保物的所有权，因此当然得出设定人让渡行为无效的结论。但是，所有权构成说也逐渐被实务与理论所抛弃，并不足以采。然而，担保权构成说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按照担保权构成说，设定人享有担保物的所有权，在设定人出让担保物时，无论恶意受让人还是善意受让人，都可取得担保物的所有权，其区别仅在于恶意受让人取得的是附有让与担保权的所有权，而善意受让人取得的是不附加让与担保权的完全所有权。从恶意受让人取得附有让与担保权的所有权的法律效果来看，设定人应对担保物享有转让的处分权利。但是从善意受让人善意取得不附加让与担保权的完全所有权的法律效果来看，设定人应对担保物不享有转让的处分权利，因为善意取得是以设定人为无权处分人为条件的。由此可见，担保权构成说的此种观点乃是自相矛盾的。
从现代法保护交易安全的理念出发，法律应对善意第三人进行保护，但是根据民法上的“恶意不受保护”的原则，法律不应保护恶意第三人的利益。那么，在上述问题上如何才能对此加以协调呢？本文认为应对设定人的处分权进行限制。从让与担保设定的实质目的来看，让与担保权人所享有的权利乃是一种担保权，其实质是对担保物交换价值的支配，而非对担保物实体的支配。让与担保权的设定，其实质是设定人对其担保物进行的法律上的处分行为，而设定人的此种处分行为就是其对担保物的所有权的表现形式与实现形式。设定人设定让与担保权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设定人向让与担保权人附停止条件移转担保物处分权的行为，其所附停止条件为债务人在债务履行期内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如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则让与担保权人就可取得对担保物的处分权，如债务人届期履行债务，则让与担保权人就不能取得对担保物的处分权。设定人为担保债权而设定让与担保权，意味着其放弃了自己对担保物处分的权限。设定人设定让与担保权后，就不得任意撤回其附条件移转于让与担保权人的处分权。设定人既已将担保物的处分权附条件移转于让与担保权人，那么其对担保物的处分就不再完全没有限制了。
在设定人设定让与担保权时，将担保物的处分权附条件移转于让与担保权人，同时根据担保物对担保关系负有责任。在这种关系中，派生出了设定人所承担的担保价值维持义务。基于此项义务，设定人对担保物的处分不得侵害让与担保权。传统的思维进路认为，让与担保权是一种物权，所以，让与担保权人作为物权人具有物权的请求权。但是，常识地考虑，在设定让与担保权的当事人之间，比如说，设定人侵害了让与担保权，与作为物权的请求权的对象相比，还是主张以担保关系（物权合同）的义务违反更为有理。作为义务违反的构成要件，原来的违反行为的主观的要素成为中心，并以此进行行为结果综合性的判断，即使没有担保物的价格在债权额之下的确切预测，也构成违反。［2］由于设定人对让与担保权人负有担保价值维持义务，因此其对此项义务的违反应视为对让与担保权的侵害。设定人转让担保物的行为因违反担保合同的担保价值维持义务，具有侵害让与担保权的主观上的因素，即使没有担保物价值受到或将受到减损的确切预测，也应认为构成对让与担保权的侵害。设定人转让担保物的行为构成对让与担保权的侵害，因而该处分行为应受到限制。［3］或有论者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物的价值的充分实现与流通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对设定人转让担保物的行为进行限制，将有碍于担保物的流通和充分利用。本文对此则不以为然，认为对设定人转让担保物进行限制，并不会发生此种妨碍，基于恶意不受保护的原则，恶意第三人取得的利益本不应受到保护，而善意第三人则仍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之规定从无权处分的设定人手中取得无有瑕疵的所有权（在设定人占有的动产采用打刻或贴标牌等公示方法，有利于让与担保权人阻却第三受人让善意取得担保物，此为对设定人形式所有权的限制）。
【注释】
［1］谢在全著：《民法物权论》（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900页；史尚宽著：《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5页
[1][日]米仓明：《让渡担保》，第233页，转引自顾长浩：《论日本的让渡担保制度》，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0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17-518页
[2]史尚宽先生对狭义的让与担保的认识与此不同，他认为让与式担保又可分为附条件的让与担保与信托的让与担保，其中附条件的让与担保应依民法上关于条件的规定，以定其效力，无特别说明的必要，而信托的让与担保，应依特殊理论的构成以定其效力，应于担保物权中说明为宜。史尚宽先生所说的信托的让与担保即为本文所称的狭义上的让与担保。本文认为由于附条件的让与担保成立前提为物权行为理论，因而不具有普适性，且其应适用民法上关于条件的规定，所以对本文的讨论并无任何影响。参见史尚宽著：《物权法论》，第423-424页。
[3][日]四宫和夫：《让渡担保》，昭和42年11月初版5刷，第533页，转引自王闯著：《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页
[4]转引自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53页。以下各说基本上转引自此书第四章，在此特加说明。但本文认为二段物权变动说与期待权说应为折衷说，不同见解参见［日］伊滕进：《权利让渡担保立法论》，1995年《法律时报》66卷2号，转引自顾长浩：《论日本的让渡担保制度》，第536-537页
［5］转引自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156-157页
［1］顾长浩：《论日本的让渡担保制度》，第537页
［2］［日］米仓明：《让渡担保之研究》，第43页，转引自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168-169页
［3］Gierke，DasSachenrechtdesBurgerlichenRechts，4.Aufl.(1959),§43V,S.128,§62V,S.199f.转引自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177页
［4］详见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181-182页
［1］［日］铃木禄弥、竹内昭夫：《金融交易法大系（5）担保•保证》，有斐阁1984年版，第342页，转引自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184页
［2］转引自王闯：《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170－171页
［3］［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
［1］转引自孙宪忠著：《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42页
［2］［日］柚木馨／高木多喜男：《担保物权法》，第591页。转引自王闯著：《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239页。日本学者近江幸治也认为占有改定不过是当事人之间的意愿，不具有公示的机能，并且认为，没有被公示的事物作为对抗要件来考虑是矛盾的。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第261页
［3］转引自王闯著：《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259-261页。
［4］［日］近江幸治著：《担保物权法》，第254页
［1］转引自王闯著：《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426-429页
［2］王闯著：《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424页
［1］转引自王闯著：《让与担保法律制度研究》，第382-383页。
［2］［日］近江幸治著：《担保物权法》，第143、114页。
职称制度论文范文2
建筑行业是一门古老的行业，但可惜的是相应的配套学科知识却很年轻。尤其是当下国际化的环境下，加强建筑行业的学科理论研究，不仅是一件很时尚的事，还是一件具有国际意义的项目。当下中国的很多建筑方面的保险虽说已都建全了，但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与制度却还很落后，因此需要建筑学科研究迎头赶上，才能有实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尤其应该加强保险资金、保险成本、保险的费率、保险所涵盖的范围、保险的责任、保险合同条款、培养保险专业人才、工程风险的保险管理、保险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保险的规章制度等。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决定了我国保险行业相关问题的有效执行，而这一切还有赖于建筑工程相关学科研究的进一步成熟与完善。
2、制定明确法律法规
上面刚刚提到我国在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很有必要。但也不可全盘模仿，因为毕竟还有中国国情之下的现象需要因地制宜地处理。因此我们在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建筑保险法律法规的时候还是可以要参考《FIDIC土木工程合同条件》中的相关条款，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建筑工程保险方面的法律法规，引进国外保险机制的同时，责权分明，划分好业主与承包商之间的利益风险关系，如投保的项目、方式、费用等相关内容都要条款清晰，防发生相关的纠纷。把，参加相关的保险作为颁发相关施工许可证的硬性条件，以法律的形式准其入市场。
3、健全保险中介组织
同样在学习国际先进管理经验的时候，学习国际上的投保人的具体做法：如详细分析和评估保险的风险，确定保险经纪人办理保险业务。确定保险经纪人更有利投保人。因为人多数都是为保险公司的利益而拼命地推销保险的相关产品，保险经纪人却是投保人的娘家人，为投保人服务，比为投保人保险建议、制定优秀的保险方案，替投保人谈判为投保人争取最大利益。办理相应的投保手续甚至是事故之后协调索赔等事宜。一般来说，投保经纪人与投保人一种和谐的良性关系，因为经纪人是投保人的智囊，为其出谋划策，可以业务咨询。相对于保险经纪人的还有一类人是保险中介人，他们是保险市场必不可少的动力，能提高保险市场的运作效率，为两方保险人员节省时间。因此，我国应加大对保险经纪人和保险中介人的专业培养和技术培训，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的保险市场有序顺畅进行，还能提高整个市场与国际的竞争力。
4、打造有序的市场环境
职称制度论文范文3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与世界经济已经融为一体。据商务部调查统计，中国与世界的关联度已经达55%，在国家大力倡导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大背景下，必须深刻认识到成本管理在企业中的重要性，企业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成本管理制度，将使企业在竞争中占据更大的优势。
现代企业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的企业，严格来说是按《公司法》规定注册成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应该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公司制度，一个完备的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要有一个科学完整的成本管理制度作为支撑。
一、我国目前企业成本管理现状的某些误区
1.重视降低成本求效益，忽视了投入必要的成本求效益。
我国企业普遍比较重视引进和模仿，忽视发明、创新和生产力的转化，忽视企业创造性的发展，其结果只能是在依赖现有生产力的基础上，从挖潜节约的角度去控制和降低成本。而一项新技术、新发明的运用所产生的市场效应和成本竞争力，远比我们通过内部挖潜及低廉的人工成本带来的竞争优势大得多，降低企业成本不是单纯的减少支出，如果把单纯的减少支出作为企业管理成本的指导思想，那企业对新产品的研发就会产生一种排斥心理，因为害怕研发失败而固守成规，长此以往企业必将失去竞争力。
2.单纯重视控制物质消耗成本，忽视控制人力资源成本。
进入21世纪以来，企业人力资源的成本增加的速度已经远远大于物质消耗成本的速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①受工资调整影响，职工工资和福利费逐渐增加；②近几年来物价飞涨，相应的奖金和津贴也相应增加；③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相应职工的费用增加；④某些大型企业甚至还有医院、学校等间接的费用，因此人力资源成本必须得到有效的控制，尤其是新《劳动合同法》颁布以来，要求企业一切用工规范化，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更是增长惊人。但事情又是反面的，如果企业一味地压低企业的人工成本造成留不住优秀的人才，很多企业中一些相对优秀的人才，因为工资相对较低而跳槽转行就是一个例证，这种两难的选择就要求企业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以利于发挥企业的优势。
3.重视降低消耗成本，忽视降低储备成本。
在生产经营企业，各个生产环节存在着大量的原材料、半产品、产成品，其储备成本包括：积压存货的资金利息、机物料消耗、保管费等等，这些费用累加起来也很惊人，是企业成本管理不可忽视的方面。
二、企业提高成本管理能力的途径
在市场上，真正有意义的是整个经济过程的成本，企业自身必须清楚与产品有关的整个价值链中的所有成本，而不是单一的产品制造过程成本，我国企业目前多数偏向单一成本控制，针对目前实际情况，企业必需从单纯核算自身的经营成本转向策略成本管理和价值链分析，核算整个价值链的成本，与处于价值链上的上下游厂商合作共同控制成本，寻求最大收益。
企业科学有效地降低成本，笔者认为应做到以下方面：
1.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反映人们在生产中劳动效率高低，提高劳动生产率也是企业降低产品成本的重要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有以下几方面：
①强化企业在职人员的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发挥更大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企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②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加大技改投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③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劳动效率。一方面，改进劳动组织，搞好定员管理，压缩非生产人员，发挥技术优势；另一方面，改进生产组织形式，合理使用和调配劳动力，建立健全劳动管理制度，提高出勤率、工时利用率和工作效率。
2.提高产品质量。
产品质量好坏，是反映企业技术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是企业生存、市场销售的体现。企业必须狠抓产品质量，减少废品损失，提高产品合格率。在各生产环节中，严把质量关，执行操作规程，健全质量检验制度，生产出用户满意的产品，产品质量好了，返修率低了，其实也是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3.降低材料消耗。
降低材料消耗，是增加产量的前提和降低产品成本的重要途径。为此，必须狠抓原材料、燃料等的材料节约。严格控制材料第一成本关，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和浪费，提高材料的综合利用率，作为企业一定要推行清洁生产，实施节能降耗，倡导绿色生产。
4.提高设备的利用程度。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生产的实践经验，设备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企业的设备在进行综合利用下，要充分发挥设备的效能，不断提高利用效率。为了提高设备利用程度，要加强设备的技术改造，完善设备管理制度，提高设备利用率。
5.严格控制、节约费用开支。
企业应遵守财务管理制度，坚持勤俭办企，反对铺张浪费，尽量降低可控成本三费，压缩非生产费用。尤其是企业必须严格执行《会计法》、《企业财务通则》、《企业会计准则》，加强企业财务管理和经济核算，强化企业内部审计和完善内部经济责任制。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成本开支范围和费用标准，形成一种“自讨苦吃、自出难题、自加压力、自强不息”精神。
6.加强生产经营过程中价值链的管理。
我们在成本管理时比较重视对成本费用发生的控制，而忽视价值链的管理，主要原因是成本费用发生较直观，而各制造程序、作业程序附加值大小和物流选择对价值变化影响只有通过计算、比较才能发现。事实上，成本费用的发生有很多不是我们能控制的，而制造程序、作业程序以及物流的选择则是我们可优化组合的，它们对成本的影响也是长期的。因此，企业应对其制造程序附加值大小进行计算分析，通过价值链分析优化资源配置。
7.运用作业成本法降低成本。
作业成本法是以作业为核心，确认和计量耗用企业资源的所有作业，将耗用的资源成本准确地计入作业，然后选择成本动因，将所有作业成本分配给成本计算对象（产品或服务）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
作业是成本计算的核心和基本对象，作业的划分是从产品设计开始到物料供应，从生产工艺流程的各个环节、质量检验、总装到发运销售的全过程。通过对作业及作业成本的确认计量，最终计算出相对准确的产品成本，同时，通过对所有与产品相关联作业的追踪分析，尽可能消除不增值作业，改进增值作业，优化作业链和价值链，增加企业价值的目的。
成本动因是决定成本发生和资源耗费的真正原因。针对传统的以数量为基础的成本分配方法在制造费用上分摊不精确的情况，它采用多重动因二维成本模型分摊方法来计算各种目标的成本，作业成为资源和产品的中介，作业链分析和价值链分析成为成本管理的基础，这有利于揭示企业各环节上的问题。
作业管理从成本发生的根源上展开分析，区分增值作业和非增值作业，建立最优的动态增值标准，从财务和经营两个方面对作业业绩进行评价，不断改进作业成本效益方式，从而达到持续降低企业成本的目标。
8.寻求企业成本优势的战略途径。
企业获得成本优势的途径有两条：A.针对以上提出的影响成本的结构性诸因素，选择、控制或改变影响它们的结构性因素，来获得成本优势；B.再造原有的价值链，采用效率更高的方式来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
A.控制影响成本的结构性因素。
①选择规模优势。根据市场需求选择规模，企业规模又决定成本结构，如苏宁电器将国外先进管理理念和中国国情相结合，始终保持着对连锁经营模式的创新，从“3C”模式到“3C+”模式，从“横向扩张纵向渗透”策略到“旗舰店战略”，从“苏宁海尔经营推进公司”到SSMS经营管理学院，从中国零售业最早上马ERP信息化管理到开发世界零售业最先进的SAP/ERP系统，苏宁始终成为行业经营的创新先锋。目前，苏宁电器已经在全国180多个城市拥有连锁店600多家，去年年销售规模超过600亿元，位列全国连锁二甲。依托强有力的后台支撑和标准化的作业流程，苏宁电器正继续规划每年保持200家店左右的增长速度，争取到2010年踏入世界500强的行列，为中国连锁业的发展再次起到表率作用。
②控制地理位置的因素。
地理位置因素在企业生产空间组织、原料和产品运输分配方面将对成本发生较大影响。选择地理位置要考虑：靠近原料产地；能源供应充足；运输成本相对低；人力资源分布；接近消费市场等。
③均衡生产作业和调节市场需求波动。
企业可从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予以控制。生产过程控制的目的是保证生产的均衡和稳定。在销售上，通过策划在一定程度上调节需求波动，如把产品拓展到周期性、季节性不明显的产品中去，研究需求量稳定的客户，旺季撤淡季夺，把竞争者挤到需求波动大的细分市场。
B.再造价值链。
职称制度论文范文4
一、现行职称评审制度存在的问题
现行的职称评审方式是年确定的。从确立之初至今起到了拨乱反正、促进学术繁荣、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吸引人才、盘活人力资源等积极作用。但职称评审制度作为一把双刃剑，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近年来对于职称评审制度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由于受学历、地域、所有制、行业、岗位、系列等因素的限制，职称评审制度及标准也不一样。以目前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为例，专业技术人员的初、中级职称资格由企业的评审机构来确定，符合有关文件规定的基本上都能通过，职数基本上不受限制，需要达到的条件也不算苛刻，此阶段虽有竞争，但不激烈。真正的竞争在副高或相当于副高以上职称的评定上。后者和前者的区别在于，企业的高级职称职数主要根据企业的人员规模，按一定的比例来确定聘数，由聘的数量决定评的数量。由于受每年人员变化的影响，每年的聘数大都不一样，但总量基本上是个定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聘职数正在趋于饱和。另外，高级职称和初、中级职称在待遇等方面的差别很大，所以这一阶段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职称评审制度作为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部分，它使职称评审制度及过程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成为一项有章可循、易于操作的日常工作。然而也带来了一些弊病，据笔者观察，近年来这些弊病主要表现:
1.在职称的非学术化倾向。其中包括:（1）州评审范围过宽、过滥，使得职称原有的学术化指向逐渐淡化；（2）远离了它的学术背景，成了个人分享社会资源的一种依据，成为一种年资或阅历的自然积累；（3）职称的评定逐步演变成了对一个人的综合评价或行政性评价。
2.评聘不分，以评代聘。评上了就等于聘上了，从此就端上了铁饭碗，其结果是不公平的人才竞争环境，人才素质的下降，职称的贬值等等。
3.对专业技术任职资格实行申报指标和条件的双向控制。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事制度限制，评聘不能彻底分开，所以升职称既控制职数又控制条件或水平，不能实行条件或水平的单向控制。
4.岗位设置或岗位聘用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严重脱钩，岗位设置不科学及比例失调。人事部门一纸同意聘任的文件一经下发，有职称的人员便和一般的员工区别大了区别仅仅是相应工资、福利待遇。持专业技术资格聘书干岗位工作，岗位人才积压，岗位又缺人。哪些岗位需要哪些专业职称，需要哪一级的职称，这些人员应该占多大比例，很多单位不得而知。甚至有些单位根本没有制定各类、各级专业技术岗位的职责、权限及聘任条件。
5.重条件轻能力的倾向严重。比如，外语、计算机、论文、学历在一定程度上、一些行业或企业成为所有人员申报职称的先决条件。尤其是申报副高级以上的职称更是如此。评审条件缺乏实事求是、分类指导、按岗区别对待的灵活性。由此带来的是替人写论文、逼论文、抄论文、替考混证、混文凭、买文凭、造假文凭、窃他人成果等不正之风。
评审的服务范围过窄。受身份、地域、所有制、学历、岗位、系列等因素的限制，许多人长期或终生拿不到职称，只能望“职”兴叹。
现行的职称评定方式，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由于其与工资、福利待遇挂钩而且评与聘基本不分离，从而使职称的评定演变成了一种利益之争。
二、对策建议
随着我国加入丁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各行各业对人才的竞争更加激烈，对人才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更是迫在眉睫。职称改革作为完善人才评价体系的一个有效措施巫待深化。为此，笔者从推动职称改革的角度提出如下建议：
1.职称评定应逐步向社会化过渡。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其好处在于评定的标准是“独立”的，而且与原单位无关，摒弃了评审的条块分割以及职称与待遇直接挂钩等因素。独立相同的标准，给同一领域的科技人才提供了一个“同台竞技”的平台，也给人才市场提供了一个统一而且权威的参照系。
2.评聘分开。评聘分开是当前职称改革中一项必须而且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二者的分开，疏远了职称与经济利益的直接联系，从而减少了学术以外的干扰，有利于保证评审的公正性。对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逐步实行放开申报，改申报指标和条件的双向控制为条件或水平的单向控制。在聘任上打破铁饭碗，引入竞争机制，按需设岗，按岗聘任，全员竞争上岗，实行动态化管理。逐步推行人事制度，实现人事关系管理与人员使用相分离。
3.推行执业资格制度。按照统筹规划、科学论证、急需先建、逐步推开的原则，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应抓紧制定执业资格制度及相关法规文件。
推行执业资格制度有利于加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建设，同时也淡化了职称的概念。今后我国应逐步扩大执业资格制度的实施专业范围，尽快形成比较完整的执业资格体系。
职称制度论文范文5
1.通过广泛的文献检索和兄弟院校的实地考察，召开专题研讨会，集思广益，正确认识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问题；明确注册工程师制对人员素质、业务能力、知识结构的要求。
2.在前期调研考察的基础上，针对现有土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方案进行问题研讨，设计适应注册工程师制度要求的土木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1）适应性的教学管理工作改革
建立教学管三方共同参与的教学管理新机制，努力开发和利用人的创造力，给教师和学生充分的教学管理决策权、监督权，实现教、学、管三方在教学管理中的目的共同、手段互助和平等协商。
（2）人才培养方案、课程建设等核心教学工作
A.进行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专业核心课程课时量适当增加，非核心课程课时量适当减少，增加实践环节课时量，包括课程实验、课程设计、企业认识实习等，达到总学时的30%。B.鼓励教师进行课程教学改革，采用案例项目教学、现场教学等多种教学形式；进行精品课程建设，以精品课程建设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C.鼓励教师根据生源状况和人才培养的目标，编写适合的应用型本科教材。教材建设作为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支柱和基础，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在培养应用型人才中的作用显而易见。
（3）师资队伍建设
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首先要提高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为适应应用型教育的需要，组建校企结合、职责分明、梯队合理的工程教育师资队伍。A.倡导教师把论文写在项目上，研究做在实践中，成果转化在企业里。B.要求教师具备“企业工作经历、名校进修经历”两种经历。C.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措施（引进来，就是引进施工设计等生产单位具有丰富理论及实际经验的工程师来校办讲座和指导实践教学；走出去，就是鼓励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到生产企业兼职、学习或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提高教师的工程能力）。
二、预期实施效果
将土木工程专业课程设置与注册工程师制度有机结合，明确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定位，加强青年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实践教学为主线、基于项目的学习，培养适应注册工程师制度要求，具备扎实的本专业的专业理论、专业基础知识，还应该具备相关或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并尽可能做到一专多能或多专多能的复合型、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三、结语
职称制度论文范文6
1.建国前
金山地处太湖流域东南隅，大小河道交织成网，黄浦江为主要的引、排河流。东南高亢地区历来多患旱，西北低洼地区历来患涝。金山水利历史悠久，相传最早的水利工程是春秋时吴国行人伍子胥凿胥浦。明、清两代，三泖和散处北部的小型湖荡群逐步淤浅成陆，成为低洼地。民国时期，除集镇市河及主要湖荡外，大部分湖荡长久失修，淤浅严重。
2.建国后至80年代
建国后，贯彻“蓄泄兼治”方针，北部巩固江堤，以防洪为重点，南部疏浚河道，以引水灌溉为重点，并普修支港小河，培筑圩岸，初步改变了水利面貌。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继续疏浚骨干河道，全面发展机电灌溉；同时，对分散的圩区实行联圩并圩，加高圩堤，兴建挡潮闸，增强防洪除涝能力。60年代后期，电力灌溉普及全县，旱灾威胁基本解除。改造低洼地成为主攻方向，同时在联圩并圩基础上，通过并港建闸、配置除涝设备，从单一的挡潮，发展到挡、排、降全面治理。但许多圩堤标准不高，配套不齐，管理不善，造成不少险工缺口，每年仍须花费大量人力物力防汛抢险。
1979年后，圩区建设成为水利建设的主攻方向。1985年止，共建有圩堤182.28公里，完成土方608.9万立方米，石方30.66万立方米，混凝土方5.67万立方米；建成连片大圩区22个，零星小圩区167个；配置套闸47座，单闸42座，纯除涝站51座，排灌结合站33座，总控制面积9.85万亩。减轻了内涝威胁。
建国后，金山对水系进行了有计划的整治。1949年～1985年，除深水大港外，先后浚治骨干河道23条，其中老河改造15条，新开河道8条，并开挖乡、村河道，基本形成具有引、排、调、蓄、航多功能的网状水系。1949年～1985年，金山水利建设（不包括海塘）共完成土方1.05亿立方米，石方46.52万立方米，混凝土方39.66万立方米，总投资1.22亿元。3.90年代1990年～1992年，金山区对十万亩半低田进行改造，大大提高了除涝能力。1996年～1999年，重点建设西部圩区。“九五”期间，金山区防洪，除涝及海塘防汛工程共安排投资27003万元。西部地区完成新建、改建水闸87座，新建、改建排涝泵站20座，新建或加固加高护坡263.4公里。提高了本区168平方公里的低洼易涝地的防洪除涝标准。同时，按照都市农业发展的要求，开展了以“三高”粮田和水利综合示范区建设为重点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继续开展以镇村河道疏浚为主的冬春农田水利工程，完成土方1087.7万立方米。此间，还完成滩涂围垦、工程促淤1.75万亩。水利事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而且提高了通航能力，促进了航运事业的发展。电力灌溉的实现，普及了农村电网，为工、副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随着太湖流域总体规划的实施，从浙江入境的客水增加，金山区水利工程现有标准仍然不高，须继续提高和不断完善。4.2000年以来2000年～2004年，金山区实施了圩区达标工程，防洪除涝能力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全区五年圩区达标工程总投资5196万元，共计完成新建、翻建四米水闸71座，新建、翻建三米水闸14座，改造四米水闸7座，改造五米水闸2座，改造八米水闸1座，1.5米涵闸29座，新建、翻建70排涝泵站66座/76台套，新建、翻建50排涝泵站2座/2台套，新建、翻建圬工泵站13座/16台套、新建350ZLK排涝泵站32座/42台套。
二、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一）、河网水系现状及存在问题（1）流域概况：从整个太湖流域来讲，工情、水情、下垫面情况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太湖流域地势低平，河网众多，历来水灾频发。建国以后，随着太湖流域的综合治理，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圩区建设，有效地控制了低洼地区的灾情，但由于形成的“大控制”“小包围”，致使水系蓄水面积减小，洪（涝）水集中于河道（通道）使得最高水位不断攀升，涝水也变成了洪水压向下游，造成新的矛盾。特别是围湖造田、填没河道和机泵外排动力的增加，各区域的自身调蓄不断减少，使汛涝灾害风险性增大，防汛排涝形势日趋严峻。（2）市域状况：上海市位于长江三角洲和太湖流域的东缘，濒临东海，地势低洼，常受风暴潮和太湖流域洪涝水下泄的威胁，还受地面下沉、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城市防汛形势严峻。1977年上海市全面开展水系治理规划，为配合流域治理，加强上海抵御灾害的能力，提出了高低分开、内外分开、洪涝分治的原则，按照平原感潮河网的水流特性，考虑到地形高低、水系和边界情况等自然条件，适当照顾行政区划，在留足太湖流域排水通道的前提下，将上海划分为14个水利片，结合城镇建设和内河航运，并统筹兼顾、综合治理了洪、潮、涝、渍、盐、污、旱。经过二十多年来的不断充实完善，目前已基本形成了全市水利分片综合治理的治水格局。（3）区域近况：近十几年来，地区城市化发展迅速，大量农田被有覆盖的房屋和路面等替代，水面积减小，水面率下降，使得河道的调蓄和排泄能力锐减；另一方面，下垫面情况发生较大的变化，地面产流加大、汇流时间缩短，排水强度有增无减，河网水位雍高，排水不畅，造成内涝。根据《上海市金山区水资源普查报告》和《上海市金山区水面积变化调查说明》，金山区河道水面积在逐年减少，其中主要是村级河道的减少。从上述发展趋势来看，金山区河道水面率已大大低于2000年的6.33%（据统计水面率仅为4.25％），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为村级河道淤塞面广量大，加之水利维修经费不畅，年久而堵塞；其二为工业与市政建设的发展，不少村级河道湖泊被任意填没；其三为在道路交通建设中，村级河道被填没或埋设涵管，从而形成水系不畅，减少了水面积，也加速了河道的淤塞。（4）金山区的水系状况；金山区河网水系为黄浦江上游支流水系，目前共有河道1624条，总计长度约为2225.7公里，分别属于浦南东片、浦南西片两大水利控制片。除2条市级河道（大泖港、掘石港）为片外河流外，其它河流按水利控制片划分：浦南东片1108条，总长1525.87公里；浦南西片514条，总长699.83公里。（5）存在问题：河网水系不仅为防洪除涝的主要载体，而且兼具水环境治理与保护、水资源配置与调度、水景观及航运等多项功能，故而其安全性、可靠性尤为重要。但根据目前普查情况表明，金山区河网水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A、随着太湖流域的综合治理，形成客水入侵新的水情和工情，黄浦江上游水位也随之发生新变化，构成对金山区沿线防洪形势的新压力。B、河道水系工程未完全达标，河道引排能力和标准均较低，防汛排涝仍存在问题；另外，随着城市化面积增加，水面率逐年减少，新城区水面率更是不足，是防汛排涝安全的主要隐患。C、规划水系未能实施，现状水系布局不够理想，水利设施功能下降，引排能力不足，能达到的除涝标准偏低，难以充分发挥河网的综合功能和金山区现代化发展的建设需要。D、水系整治未能与城镇建设发展同步，导致某些闸内河道严重淤浅，甚至出现无序填河的现象，水系水体不活，河道水质恶化，水资源的保护和改善十分困难。
（二）、防洪（潮）除涝现状金山区防洪（潮）除涝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海塘工程现状金山境内海塘西起金山卫镇裴家弄，与浙江省平湖市海塘相连，东至奉贤区胡桥镇，接奉贤海塘，现有临海一线海塘全长26.203km.按照管理属性分为两类：一类为公用海塘，二类为企业专用海塘。公用海塘西起与上海石化交界的戚家墩，东至漕泾镇增丰村，与九二塘相接，长8.43km；企业专用海塘总长17.78km，分别为上海石化股份公司、申甬车客渡码头、市管九二塘、上海化工区所属。总体来说，金山区现有海塘工程经连续几年的达标建设，基本达到了百年一遇位加11级台风的防御能力。但结构大多为单塘结构，所以塘外滩地冲刷较严重，特别是六号丁坝以西至戚家墩等地段。因此，金山区海塘保滩工程迫在眉睫。（2）圩区工程现状金山区地势总体为南高北低，地面自东南至西北略呈倾斜。东南地面高程4～4.5m左右，占总面积33％，中部在3.6～4m之间，占总面积29％，西北部大多在3.5m以下，占总面积38％，其中3.2m以下低洼地近5万亩，最低处在2.5m以下，对部分低洼地区务必通过圩区建设，来保障防洪、除涝安全，控制地下水水位来保障农业生产。上海市和金山区政府通过多年来的北部低洼地带的圩区建设，目前共有圩区37个，其中浦南东片有17个，浦南西片20个，圩区总面积35.98万亩。根据2004年金山区第二次水资源调查，全区仅有12个圩区达标（即堤顶4.5m以上，堤顶宽2.5m以上），占32.4％。因此，大部分圩堤还未达标，其防洪能力还达不到防洪要求。（1）排涝泵站工程现状。金山区目前共有排涝泵站206座，除涝泵235台套，水泵总排涝流量为255m3/s，电动机235台套，总装机容量9351KW.据统计，目前共146座排涝泵站达标，达标率为84.8％（以排涝模数1.2m3/s/km2以上为标准）；22个排涝泵已超过使用年限，设备老化率为9.3％。圩区工程建设尚未达标，因此洪致涝等问题十分突出。金山西部防洪除涝配套工程已在“九五”期间实施完成，但原有圩区水利工程标准偏低，部分水利工程设施严重老化；河道淤浅，库容减少，河网调蓄能力差。如99年梅雨期间的洪水、暴雨和位“三碰头”使得金山区受灾十分严重。（2）水闸工程现状。金山区现有3m以上水闸391个（其中单闸310个，套闸81套），最大总引排能力312.8m3/s.据统计，金山区水闸达标率为86％（以防洪、挡潮和排涝规划的闸门顶高程4.2m为标准）；运行时间超过20年的有30个，老化率达7.6％。综上所述，防洪除涝的主要问题在于，泄洪河道防洪标准偏低，危、险堤岸仍然存在；圩区工程建设尚未达标，原有圩区水利工程标准偏低，部分水利工程设施严重老化；河道淤浅，库容减少，河网调蓄能力差，因洪致涝等问题突出。
（三）、农业灌溉工程现状及存在问题目前，本区共有灌溉泵站886座，灌溉水泵1105台，水泵总流量243.1m3/s，配套电动机1105台，电动机总装机容量14372KW.据统计，目前全区有391台灌溉泵已超过15年的使用年限，老化率达17.7％。灌溉工程主要问题为，灌溉输水设施简陋，淤塞和渗漏现象严重；灌区规划已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不适应；实施灌溉节水工程覆盖率不高，尤其传统种植方式仍然十分普遍。如水稻种植仍然多以漫灌为主，浪费水资源及带来相应的农业面污染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四）、水环境治理和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1）水体环境质量状况金山区河道水质污染非常严重。从综合评价结果来看，市级河道11个断面中仅有1个达到Ⅳ类，其余断面均为劣于Ⅴ类；11月水质相对较好，有1个断面达到Ⅳ类，8个断面达到Ⅴ类，其余断面为劣于Ⅴ类。区级河道73个断面中仅有1个达到Ⅳ类，其余断面均为Ⅴ类或劣于Ⅴ类；11月份水质优于8月份水质，78个断面中有1个断面达到Ⅲ类，21个断面达到Ⅳ类，其它断面均为Ⅴ类或劣于Ⅴ类。镇村级河道156个断面中仅有1个断面达到Ⅳ类，其它断面均为Ⅴ类或劣于Ⅴ类。据现状分析，出现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量污（废）水的未处理直接排放，如金山区工业污水、城乡居民生活污水及禽畜废水等排放对水体污染日益突出；河道内生活垃圾随处堆放和填没，造成河道堵塞，水体流动交换不畅、自净能力下降，水质普遍污染和严重恶化；另外，上游水质污染日益加剧，水面漂浮、垃圾和水生植物泛滥，再加上农业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致使农业面污染严重。（2）污水与污泥处置状况A、历史欠帐多，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问题突出。现有排水设施薄弱（区内各镇镇区、老区市政基础设施几乎空白），除朱泾镇及金山卫石化地区建有污水处理设施――水质净化厂，兴塔镇和干巷镇在新建地区建有污水净化池，廊下镇新建地区设有地埋式无动力污水处理站外，其余各镇镇区均无污水处理设施；B、排水体系不健全，雨污合流仍然普遍存在。老、旧城区基本上为雨污合流制，新建地区虽建有雨、污水排水管道，但排水系统不完善。C、污水纳管率、设施利用率和污水处理率都很低，未经处理任意排放现象严重。大量污水直排河道使金山区水乡水环境不堪重负，严重破坏了江南水乡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韵。D、污泥处理设施不完备，污泥处置方式单一。（3）引清调水状况金山区引清调水工程――龙泉港出海闸及张泾河水利枢纽工程――已经实施，可以通过大规模调水工程，来达到更新金山区河网水体水质、提高水体自净能力的目的，但骨干河网上的调度水闸及调度控制系统还不完备，还有待规划和统一布局。（4）水系生态修复状况金山区水系生态修复工作起步较晚，但规划建立水系生态林、休闲林、涵养林及人造湖泊、湿地的工作正在各乡镇悄然兴起。正是由于金山区水环境恶化给当地生产生活带来深刻影响，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通过水环境保护和水系生态修复，才能改善现有人居环境和江南水乡面貌，重塑金山形象。许多乡镇已经在着手千岛生态林、湿地林的建设，以期早日修复自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
三、水利工程管理制度分析
建国以来，在历届政府的关注下，金山区水利工程建设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经过60年代的农田排灌建设，70年代的水利基本建设，80年代的抗洪除涝建设，90年代的半低地改造、西部工程建设，及2000年起实施的圩区达标工程等又进一步提高了防洪排涝标准，基本形成防洪、除涝、灌溉三大工程体系。但随着太湖流域总体规划的实施，以及工情、水情的变化使金山区水利建设尚存在一些问题，急需采取相应的的对策措施。工程建设不是目的，重要的是通过管理手段，使工程达到预期的效果，取得明显的效益，甚至通过管理还可以挖掘规划工程的潜力，提高水利工程在防洪减灾、水环境建设、水资源的保护和合理配置等多种水功能的综合开发与利用，总之，应从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角度来提高水的系统管理水平，寓除害于兴利之中。俗话说“三分建、七分管”，因此，我们在一方面抓好水利规划，完善水利设施，进行合理水资源调度的同时，更要进行水利工程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充分发挥水利工程效益。
（一）水利工程管理创新的成功经验随着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我区认真总结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形成的泵站三职人员岗位责任制度、灌溉管理制度，探索排灌管理和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管理新路，全面推行灌溉泵站承包经营。1996年开始，金卫镇水利排灌站在永联、永久、新圩三个村进行了灌溉泵站承包经营。1998年兴塔镇政府把农业服务体系推向社会，兴塔镇水利排灌站对15村66座固定灌溉泵站全面实行了承包经营。通过三年来灌溉泵站的承包经营，明确了所有权，搞活了经营权，打破了大锅水，使灌溉成本大幅下降。兴塔镇3.41万亩耕地可减轻农民负担68万元，提高了灌溉服务质量，受到了村干部和农民的好评。2001年金山区排灌管理所对兴塔、金卫和松隐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交流，推广、学习灌溉泵站承包经营做法，各镇排灌站结合本镇实际，全面推行了以村属灌溉泵站（或称为灌区）为核算单位的承包经营。目前，我区农业灌溉泵站主要有两种管理模式：一种是集体经营模式，一种是承包经营模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灌溉服务体系和灌溉管理制度，如灌溉值班制、三职人员岗位责任制、春耕备耕检查制、折旧费使用制等。在排灌管理服务体系中，区镇级管理人员90名，村级三职人员3543名，其中灌溉泵站（俗称机口）主任229名，电工机工811名，放水员2503名组成了以泵站为中心的电力灌溉体系、以泵站责任制为核心的管理体系，为确保农业生产用水、抗旱保丰收、为我区的农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二）、水利工程建后应采取的管理模式水利工程是保障工程，体现的是社会效益，“三分建设，七分管理”只有加强管理，摸索出一套先进管理经验，才能保证水利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广实施。应该采取“谁建、谁有、谁用”的原则，在区水务局的指导下，工程管理权交由镇排灌站统一管理，建立相应的水利工程管理制度，落实专人总负责，按农户各自承包田的范围，自行承担水利工程设施的管理、维护、维修的职责，并与乡（镇）、村、组签订协议书，责任落实到户、到人。全区域实行计量用水，计划用水、有偿服务，走以水养水的商品化道路，并从收取的水费中按10%的比例提取水利设施维修费，用于水利设施的维修，使水利事业得以健康、有序的发展。
（三）、建后应加强制度建设和落实保障措施水利工程建设是涉及广大居民生活、生产安全的一件大事，必须建立一整套法律、行政、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推进机制和保障体系，以确保水利工程的顺利实施和长效管理。
（1）建立健全水利工程的政策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水利工程的政策法规体系，首先应严格贯彻《上海市河道管理条例》、《上海市防汛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具体实施时按照《金山区水务总体规划》、《金山区水功能区划》的要求进行规划建设。在此基础上制定与水利工程建设相配套的专项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如《金山区低洼圩区管理办法》、《金山区镇村级河道整治管理办法》、《金山区农村桥梁建设管理办法》、《金山区水资源调度管理办法》等相应政策和办法。建设时应从工程的规划审批、建设立项、工程建设、工程管理等方面严格管理，保证水利工程的顺利推进。另外,应加大执法管理力度,落实法律责任,真正做到按程序建设，依法管理。超级秘书网
（2）建立水利工程的行政推进机制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水利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土地规划、财政、水务、农业、环保、市政建设管理、行政执法等部门，并且由于涉及范围广，又是长期任务，应成立由相关职能单位组成的金山区水利工程管理协调组,定期联系，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根据己有机构的业务范围,明确管理的责任单位，分别对有关方面进行管理，形成强有力的组织保障系统。
（3）建立多元投入机制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资金筹措实行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筹措的方法。一是公共财政投入（区、镇财政），按照引导性、补、扶持性原则进行；二是地区和社会配套投入；三是受益者投入。
（4）建立社会宣传教育体系对社会加强水利工程重要性的宣传教育，树立人人监督与保护意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为了保证工程的效益最大化,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全民的支持和参与,需要开展多渠道、多形式的保护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和增强广大市民的关心程度,形成公众参与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与保护的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