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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1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研究方法;前景展望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4-0154-03
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和时空差异的学科,是一门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在它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与更新。从两千多年前延续至今,我们围绕着历史地理学展开的探讨也在不断地加深和拓展。21世纪,历史地理学已经成为当代一门显学。综观历史地理学发展史上的探讨热点和今天我们学习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所遇到的疑惑,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三个大方面的内容:第一,历史地理学学科归宿问题;第二,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问题;第三,历史地理学发展前景问题。弄清楚历史地理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对于我们了解21世纪的历史地理学、学习历史地理学以及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都有莫大的帮助和意义。
1 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综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史,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争论非常之大,各抒己见,众说纷纭。
西南师大的蓝勇教授将其归纳为四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第二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地理学的一门辅助学科。这种说法成为目前历史地理学界的主流观点;第三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一门交叉学科;第四种说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应是一门相对独立的、综合的科学。
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则将其归纳为三种意见:属于地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属于历史学。2000年夏季,他本人就学界同人的看法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据我所知,历史地理多数同仁都赞成第一种意见,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是毫无意义的。但我们也应该看见后两种意见的合理成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是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所以主要依据历史文献,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为历史学所利用。至于是否构成一门独立学科,这不仅取决于这门学科的性质,还取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地位。历史地理研究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这些一级学科还无法相比。”另外,暨南大学的吴宏岐教授对此也有比较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对于历史地理学科归属的争议,我们不仅要看到主流的观点,也要去思考其他看法。分析其中的合理成分,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并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比较以上学者的观点不难发现,历史地理学属性呈动态分布,在不同的时间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与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形成一个辩证统一体。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甚至是不同的研究群体都在影响这个学科的属性。因为历史时期它主要是研究沿革地理,所以它的学科属性被灌注沿革历史地理;因为它曾经为历史学研究提供辅助研究,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辅学科;因为它近年来发展方兴未艾,所以就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将来随着历史地理学进一步深入发展,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也会得到不断的更新和补充。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理解众多学者就历史地理学属于历史学或者地理学的问题纠缠不清的缘由了。
2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
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历史文献资料和野外考察。传统文献资料给历史地理研究提供大量的强有力的论证,此外野外考察也从另一个方面来支撑我们的文献论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工作的一步步深入,我们发现很多地理现象是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进行研究的,只能依靠文献记载。但是现存的史料往往都不是完整的描述,这样传统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致力于历史地理方法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值得我们去借鉴。复旦大学的葛建雄教授有过这样的论述:“提高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途径很多,方面很广,但是提高研究成果的精度是最重要的任务。固然历史地理的一些分支和不少方面还是空白,需要填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待加强,但一般来说,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增加研究力量,扩大研究领域来解决,而精度的提高不是量的积累,而是质的飞跃,必须取得重大突破。”并且他还进一步指出“要提高精度只能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只能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的努力”。另外,西南大学的蓝勇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教材也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观点,较之葛建雄先生的观点更为具体些。他认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概括起来分为三大类:即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以及数理模型法。
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矛盾体,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是有优缺点的。如何有机整合新旧研究方法以及以后出现的更新的研究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这对我们更进一步展开历史地理学习研究是很重要的。在今后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我们既要传承传统的研究方法的精华,又必须利用新的研究方法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使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共同为历史地理研究作出贡献。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比较好掌握,很好上手,但是假如要更进一步,我们必须具备良好的古文字功底和丰富的野外考察经验,这样才能应用自如;新的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看似不好掌握,不好上手,但是只要我们先补充一些统计、逻辑推理方面的知识,也会很容易接受这些新的研究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地理学在不断地发展,新的研究方法会越来越多。我们在实际操作中,要根据千差万别的情况,来选用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某种或者数种一成不变的固定法。其实万法归一,只要你找到最科学、最简便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就是最好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
3 历史地理学前景展望
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前景,绝大多数历史地理人都是乐观的。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专业在高校招生规模正一步步扩大,全国各地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人员也在逐年增加。而且国内历史地理学与国外的学术合作也在进一步加强。所有的一切都为21世纪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使大家看到了历史地理学发展的美好前景。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自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后在世界各地掀起一股热潮延续至今。21世纪伊始,我们的政府更加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也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历史地理学研究覆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而且近些年来历史地理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过程中又诞生了许多新兴的边缘性分支学科,如历史教育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学等,也验证了“并不存在唯一的历史地理学的信条”。历史地理学将发挥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在未来的社会生活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可以填补历史气候、灾害等方面的空白,成为预测未来的主要依据;历史人文地理可以填补历史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可以对防灾救灾、疫病防治等问题进行研究。这样,就可以多方面、多渠道为政府提供更有效的政策咨询,进而为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当然我们在憧憬历史地理学美好前景的同时,也要看到它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挑战就像一个个陷阱在随时等待着它,阻止着历史地理学长足的前进和更好的发展。
3.1 学术态度有待端正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历史地理学术界同样存在着功利主义。做学术的态度不端正,不是真正热爱学术,而是把学术当做通往名与利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便把它扔掉。例如,在历史疆域的研究中,常常因国家利益的改变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为了突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辽阔的疆域,不惜将不同年代的疆界拼凑在一起,搞成一幅极盛疆域地图。
暨南大学的李学武教授认为,现在学术界有三种学术态度,一是把学术当做妻子,做学术是出于一种责任;二是把学术当做情人,做学术是出于内心深处真正的热爱;三是把学术当做,用完了就扔掉。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有太多功利主义者。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做学问要坐得板凳十年冷。很不幸的是,当今的学术界充满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令人堪忧。我们从事历史地理学,必须要端正自己的态度,这一点至关重要,态度不好,一切皆枉然也。
3.2 学术水平有待提高
翻开厚厚的著作和各种论文,却发现太多掺水的东西混于其间,使得近年来历史地理学术水准出现下滑的迹象。为学术界所不齿的抄袭现象也屡屡出现,这不仅是学术水平的问题,更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素质问题。近日,学术打假名人方舟子遇害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学术界一片污烟瘴气。历史地理研究水平的高低以及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取得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历史地理这门学科以后的命运。
3.3 对学术的投入有待加强
长期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以至于政府对人文学科的投入明显不如理工类学科。历史地理学作为崛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也明显投入不足,这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正常发展。有些学校因为教育资金不足,甚至选择关闭某些历史地理学专业。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历史地理学的交流受到了很大限制,这也严重阻碍了历史地理学的健康发展。我们一方面要建议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也要让历史地理学科为现实服务,让社会看到它的价值,为投入增加砝码。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与曲折的统一体,历史地理学也如此。我们既要看到历史地理学的美好前程,又要注意面对它所遇到的挑战。虽然现在历史地理学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无法解决或者不能圆满解决的问题,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历史地理学必将取得更大的进步,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我们探讨了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历史地理学未来发展等三个方面的问题。历史地理学自它诞生之日起,这些问题也就围着它慢慢展开了。今天我们要学习历史地理,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就不能不了解这些问题,不能不思考这些问题。试问一个连历史地理学属于什么学科都不清楚的人怎么能学好历史地理学呢?更无从谈展开历史地理研究了。反之,如果我们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脉络,了解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以及未来的发展动向,这又可以极大促进我们平时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科自身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华林甫,等.中国历史地理学五十年[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2]吴宏歧,郭声波.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
[3]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J].东南学术,2002(4).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2
[关键词]茅元仪；《武备志》；军事
茅元仪是明末的军事家、文学家，字止生，号石民，归安（今浙江吴兴）人，生于1594年，卒于1640年。自幼喜读兵农之道，成年熟悉用兵方略、九边关塞，曾任经略辽东的兵部右侍郎杨镐幕僚，后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所重用。崇祯二年因战功升任副总兵，治舟师戍守觉华岛，获罪遣戍漳浦，忧愤国事，郁郁而死。茅元仪目睹武备废弛状况，曾多次上言富强大计，汇集兵家、术数之书2000余种，历时15年辑成《武备志》。
《武备志》是中国明代大型军事类书，是中国古代字数最多的一部综合性兵书。《武备志》，又名《武备全书》，二百四十卷，文二百余万字，图七百三十八幅，卷首有李维祯、顾起元、张师绎、朗文焕、宋献、傅汝舟诸序。宋献序曰：“其所采之书二千余种，而秘图写本不与焉；破先人之藏书垂万卷，而四方之搜讨传借不与焉。”（1）其为日凡十五年，而毕志一虑，则始于万历己未（万历四十七年，1619），竟于天启辛酉（天启元年，1621），全书分五门：《兵诀评》十八卷；《战略考》三十三卷；《阵练制》四十一卷；《军资乘》五十五卷；《占度载》九十三卷；五门又分为一百八十六个子目，纲目明晰；本书自成体系地对中国军事理论进行集大成的总结，特别是对当时的国防形势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对我们研究明代后期的交通、地理、兵力、武器、海外关系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被誉为“军事百科全书”。
明茅元仪辑，240卷，文200余万字，图738幅，有明天启元年（1621）本、清道光中活字排印本、日本宽文年间（1661～1672）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流传。清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茅元仪的《武备志》因收入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图而备受关注。2005年，值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之际，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研究员潘铭桑先生撰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在郑和研究上的价值》一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武备志》的版本。
关于《武备志》的研究现状，有内蒙古师范大学姜娜历史文献学硕士论文《茅元仪与〈武备志〉》，侧重从历史文献角度研究《武备志》的成书、版本、编纂体例等。华中师范大学赵娜《茅元仪〈武备志〉与戚继光著述关系考》及其历史文献学博士论文《茅元仪〈武备志〉研究》，前者主要对茅元仪所著《武备志》大量征引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相关著作做出分析说明，后者侧重探讨了《武备志》成书背景、内容及其历史文献价值。首都体育学院刘容民族传统体育学硕士论文《〈武备志〉中武术内容的整理及其价值的研究》，系统全面的对《武备志》中的武术内容进行研究分析。许保林《〈武备志〉初探》，着重从军事学角度对《武备志》的军事学价值进行探讨。内蒙古大学云良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论文《〈武备志〉――〈译语〉中的蒙古语研究》，此文从语言学角度以明朝天启年间出版的《武备志》第227卷中的《译语》为主要材料，对《武备志》进行系统研究。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生李训样博士的《古阵新探――新出史料与古代阵法研究》，依据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上孙家寨汉简、俑坑军阵等考古资料，分别从军事技术、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阵法的结构、运用、演变进行了详细阐述，特别针对“阵间容阵”、“车战”、“八阵图”等阵法类的传统话题进行了梳理和新解，这些问题在茅元仪的《武备志》中都有所体现，对研究《武备志》的相关阵法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西北大学王路平的硕士论文《宋代阵法与阵图初探》主要研究宋代的阵法，这些阵法大多收录于《武经总要》，而《武备志》的编纂相当程度上借鉴了《武经总要》，故而其研究成果有一定意义。另有宁夏博物馆王丽华有《〈武备志〉四种清版述略》（2），考证《武备志》四种清版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周运中有《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3），文章对故宫珍本丛刊之《武备志》、清初删改版《武备志》及明末《南枢志》三本记载之《郑和航海图》做比较，去伪存真。
《武备志》的编辑、刊行对改变明朝重文轻武，武将多不知兵法韬略，武备废弛的状况有现实性的意义。它设类详备，收辑甚全，是一部类似军事百科性的重要兵书。其中存录很多十分珍贵的资料，如《郑和航海图》、杂家阵图阵法和某些兵器，为他书罕载。故该书在军事史上占有较高地位，为后世所推重。
《武备志》的价值首先在于它辑录了古代许多其他书中很少记载的珍贵资料。如一些杂家阵法阵图，这是在专门研究阵法阵图的著作如《续武经总要》中都没有记载的，但在《武备志》中却有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它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以及明代一些少见的舰船兵器及火器等，更显可贵。另外，它图文并茂，全书附图七百三十八幅，除《手段诀评》和《战略考》外，都有大量附图，生动形象，使我们可以在数百年后看到古代兵器、车船等的形制以及山川河流的概貌。其次，《武备志》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总的说来，《武备志》是历代兵学成果的汇编，虽然包含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但不能把它们都看作是茅元仪的思想。然而，在序言及评点中，也可以看到茅元仪的一些军事思想以及他精辟的看法。简单地说，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表现了要加强武备，富国强兵等思想。他认为：“人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自序》）他痛斥当时的士大夫不习兵事，遇有战事就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他提出：“惟富国者能强兵（《军资乘・饷・序》）。他还主张开矿、屯田，发展经济，军队必经常训练，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土偶之须眉耳”。在国家防御上，他主张边、海、江防要并重，不能有所编颇，使敌人有机可乘。他还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指出：“夫极盛者，必极衰，天道然也”。“然衰极则盛，理之常也。”他用这一道理论证盛世潜伏危机的道理，劝说朝廷振兴武备，提高警惕。他对历代的兵制，兵器等有自己精辟的见解。总而言之，《武备志》是一部以资料价值为主，理论价值为辅的大型资料性著作，它既保存了古代大量的军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线索，称为之中国古代的兵书宝库实不为过。毋庸讳言，《武备志》也有其不足，如茅元仪在评论《三略》时认为是周代太公所作，而不知其书为伪托。诸如此类，不在少数。
参考文献：
[1]茅元仪，《武备志》，华世出版社，1984年。
[2]许保林，《武备志初探》，军事历史研究，1988年。
[3]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2011年。
[4]姜娜，《茅元仪与〈武备志〉》，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5]茅元仪，《石民四十集》，明崇祯刻版。
[6]茅元仪，《武备志》，海南出版社，2001年。
[7]周运中，《论〈武备志〉和〈南枢志〉中的郑和航海图》，《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
注释：
（1）茅元仪《武备志序》，华世出版社，1984年5月第62页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3
摘要中国北方是不同板块或块体的拼合体，发育其上的不同盆地叠置在不同构造单元之上，具有不同的构造样式及地质发展演化历史。中生代以来受到了多期构造运动的改造和破坏。早、晚时期盆地的相互叠置，使其热演化历史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恢复各盆地的热演化史不仅可以为盆地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提供科学依据，直接为生产服务，而且可为陆内或板内大陆动力学和盆地动力学研究提供依据。本文以“活动论”及地质发展的“阶段论”思想为指导，将区域地质背景与盆地演化史相结合，应用多种古地温研究方法综合分析对比，分别对中国北方各盆地热演化史进行了恢复，对不同时期不同区块北方各盆地的古地温梯度进行了分析对比，并对不同盆地热演化史与油气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指出了油气勘探的有利区及进一步勘探的领域。
中国北方东北地区的松辽盆地、二连盆地，都为典型的裂谷盆地，具有相似的构造发展史。松辽盆地现今地温梯度为3.70℃/100m，平均大地热流值为68.65mW/m2，现今地温场具有中部高，边部低，呈环状分布的特点。多种地温研究方法表明松辽盆地古地温高于今地温，晚白垩世古地温梯度为5.00—6.00℃/100m，远高于现今地温梯度。
二连盆地热演化史研究十分薄弱，现今地温梯度在3.00～4.30℃/100m之间，其平均值为3.50℃/100m，估算的大地热流值在56.21～81.59mW/m2之间，平均为69mW/m2。二连盆地凹陷众多，分隔性强，各凹陷现今地温梯度及生油门限明显不同，生油门限受古地温控制。早白垩世地温梯度在3.50—5.50℃/100m之间，平均值约为4.66℃/100m，中侏罗世古地温梯度更高。
华北地区鄂尔多斯、沁水、渤海湾盆地位于华北克拉通之上，古生代华北盆地沉积、构造稳定，地温梯度较低。中生代晚期华北盆地经历了一次强烈的构造运动，这次构造运动使华北东部地区隆起，西部地区坳陷。东部隆起区为降温过程，西部坳陷区为增温过程。中生代晚期鄂尔多斯盆地古地温梯度在3.30—4.80℃/100m之间，主要集中在4.00℃/100m左右；沁水盆地古地温梯度为5.56/℃100m；华北东部隆起区古地温梯度约为5.25℃/100m。新生代以来鄂尔多斯、沁水盆地整体抬升，发生降温冷却，而渤海湾盆地拉张断陷形成裂谷盆地，地层温度逐步增高。现今鄂尔多斯盆地、沁水盆地地温梯度分别在2.20—3.10℃/100m和2.60—3.00℃/100m之间，大地热流值分别为63.40mW/m2和61mW/m2。渤海湾盆地地温梯度和大地热流值分别为3.58℃/100m和61.53mW/m2。
河西走廊地区的酒泉盆地群是两期不同性质，不同世代盆地叠加而成。晚侏罗世一早白垩世为拉张盆地，第三纪以来为挤压坳陷盆地。酒东盆地、花海盆地、酒西盆地现今地温梯度及大地热流值都较低，地温梯度在2.51—3.00℃/100m之间，大地热流值在50—57mW/m2之间。中生代晚期花海盆地、酒西盆地、酒东盆地古地温梯度高于现今地温梯度，可达3.75—4.50℃/100m。花海盆地古地温高于今地温，烃源岩热演化程度受古地温控制，酒西、酒东盆地热演化程度主要受现今地温控制。
吐哈盆地为新疆境内三大沉积盆地之一，现今地温梯度为2.50℃/100m，大地热流值约为44.48mW/m2，地温梯度分布总体上具有东高西低的特点。古地温恢复表明吐哈盆地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地温梯度较高，可达2.31～3.61℃/100m，平均值约为3.00℃/100m；早中侏罗世地温梯度较低，小于3.00℃/100m。吐哈盆地哈密坳陷、台北凹陷、托克逊凹陷构造热演化史差异较大。哈密坳陷、托克逊凹陷部分地区古地温高于今地温，主生油期较早；台北凹陷晚侏罗世以来虽然有过短暂抬升剥蚀时期，但总体而言，一直处于持续埋藏增温过程，有利于油气生成和保存，现今主力烃源岩八道湾组、西山窑组仍处于成油高峰期，是最为有利的勘探区。吐哈盆地油气具多期成藏的特点，可明显的分为三期，分别为晚侏罗世—早白垩世、晚白垩世及渐新世一中新世。
中国北方古生代华北盆地、塔里木盆地位于稳定的克拉通之上，克拉通面积大，沉积构造稳定，沉积层厚度薄，具有低的地温梯度及低的古地温。吐哈盆地、准噶尔盆地位于哈萨克斯坦板块之上，经历了拉张—裂陷作用，构造活动性强，地温梯度高于塔里木盆地及华北盆地。
中生代晚期中国北方受周围板块相互作用的影响，活动强烈。根据其活动性可明显的分为四个区块：东北区二连、松辽盆地，岩浆活动性强，地壳发生裂陷作用，形成侏罗纪、白垩纪断陷盆地，地温梯度高；华北区鄂尔多斯、沁水盆地及渤海湾地区中生代晚期地温梯度明显升高，东部的渤海湾地区发生隆升，为冷却过程。西部的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发生坳陷，地温增高；阿尔金断裂以东的阿拉善及河西走廊地区的酒泉盆地群、银根盆地侏罗纪到早白垩世地壳发生伸展作用，形成一系列的断陷盆地。盆地构造样式与东北地区的二连盆地相似，但火山活动较弱，其地温梯度也较高；阿尔金断裂以西的吐哈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中生代为挤压坳陷型盆地，地温梯度总体上较低。吐哈盆地活动性较塔里木、准噶尔盆地强，地温梯度稍高于塔里木，准噶尔两盆地。
中生代晚期阿尔金断裂以东构造活动性强，强烈的构造活动引发了岩浆活动及地壳深部热活动，这是一次强烈的构造热事件，具有区域规模。在不同构造区块由于边界断裂的限制及调节，构造样式及活动强度有所不同，在火成岩活动区形成明显的地温异常。这次构造热事件对阿尔金断裂以东各盆地油气的生成、运移及成藏起重要控制作用。
新生代以来华北东部渤海湾地区拉张断陷形成了渤海湾裂谷盆地，地温梯度及大地热流值都较高，沉积了巨厚的第三纪地层，属不断增温过程；华北西部鄂尔多斯、沁水盆地抬升隆起，遭受剥蚀，地温梯度减小，属降温过程。华北东部区二连、松辽盆地仍为地壳减薄区，地温梯度仍较高，分别为3.50℃/100m和3.70℃/100m。中国北方西部由于印度板块的持续北移，地壳进一步缩短和增厚，吐哈、塔里木、准噶尔盆地及酒泉盆地群地温梯度及大地热流值均较低。
中国北方主要盆地热历史类型复杂多样，可分为冷却型、交替变化型、热事件型等多种类型。盆地热历史类型受其地球动力学背景及构造演化控制。不同构造热演化史的盆地，其烃源岩热演化程度、生油门限、油气主生烃期明显不同。高温型盆地生油门限浅，有利于油气的快速转化，低温型盆地生油门限深，有效勘探深度段及勘探深度加大。
根据盆地构造热演化史、烃源岩发育及保存状况综合分析，认为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鄂尔多斯、吐哈盆地是有利的勘探区，值得详细勘探。渤海湾盆地石炭、二叠系，沁水盆地石炭、二叠系，吐哈盆地台北凹陷深层二叠系及三叠系、酒东盆地的下白垩统是进一步勘探的领域。
关键词:中国北方沉积盆地盆地热演化史大地热流古地温梯度构造热事件
主生烃期热历史类型
COMPARATIVERESEARCHONTECTONICALTHERMALHISTORYOFSEDIMENTARYBASIINTHENORTHCHINA
ATRACT
ThenorthernpartofChinaisamatchingbodyofdifferentplatesandterrai.ThesedimentarybasiinthenorthChinasuperimposeonthedifferentstructuralunitsandhavedifferentstructuralformsanddifferentstructuralevolutionhistory.SinceMesozoicthebasihavebeenreformedanddestroyedbymanystructuralmovements.Thispaper,directedby“movementtheory”and“stagetheory”ofgeologyevo lution,synthesizingregionalgeologysurroundingandbasinevolutionhistory,usingmanypaleogeothermalresearchmethods,resumesthermalhistoryofthebasiinthenorthChina,analyzesandcomparesthedifferentstagesanddifferentunitsthermalgradientsofbasiinthenorthChina,makesasystematicstudyoftherelatiohipbetweenthermalhistoryandoilandgasofdifferentbasiandascertaifavorableunitsandfurtherexplorationfieldofoilandgasexploration.
SongliaobasinandErlianbasin,locatedinnortheastofthenorthChina,allofwhicharetypicalriftbasin,havesimilarstructuralevolutionhistory.The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ofSongliaobasinis3.70℃/100m,meanheatflowvalueis68.65mW/m2.ThepresentgeothermalfieldofSongliaobasinishighincentre,lowinborderandhascharacteristicofringshapedistribution.ResearchinvariousmethodsindicatesthatpaleotemperatureofSongliaobasinishigherthanpresent,paleogeothermalgradientinlaterCretaceousis5.00-6.00℃/100m,whichisfarmorethan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
ThestudyonthermalhistoryofErlianbasinisverylittle.ThepresentgeothemalgradientofErlianbasinis3.10-4.22℃/100m,themeanvalueofwhichis3.50℃/100m,theestimatedheatflowvalueis56.21-81.59mW/m2,themeanvalueis69mW/m2.Erlianbasinhasmanydepreioandeverydepreionisdifferentindeposition.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andthethresholdofoilgenerationisdistinctlydifferentineverydepreionandthethresholdofoilgenerationiscontrolledbypaleotemperature.InCretaceousthethermalgradientis3.50-5.50℃/100m,meanofwhichis4.66℃/100m.ThethermalgradientofMiddleJuraicishigher.
Ordos,QihuiandBohaiwanbasiinNorthChinaarealllocatedinNorthChinacraton.DepositionandstructureofNorthChinabasinisstableandthethermalgradientislowinPaleozoic.InlaterMesozoicNorthChinabasinunderwentaseverestructuralmovement,whichmaketheeastofNorthChinabasinriseandthewestofitsuide.Thetemperatureintheeastisonthedecreaseandthewestisontheincrease.InlaterMesozoicthegeothermalgradientofOrdosbasinis3.30-4.80℃/100m,mainvalueofwhichis4.00℃/100m.ThegeothermalgradientofQihuibasinis5.56℃/100m.IntheeasternupliftedareaofNorthChinageothermalgradientis5.25℃/100m.SinceCenozoicOrdosandQihuibasiniswhollyrisingandonthedecreaseoftemperature,butBohaiwanbasinstretchedandfaultsuidedandbecameariftbasinandthepaleotemperaturegraduallyincrease.The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sofOrdosandQihuibasinare2.20-3.10℃/100mand2.60-3.00℃/100m.Theheatflowvaluesare63.4mW/m2and61mW/m2separately.ThegeothermalgradientandheatflowvalueofBohaiwanbasinare3.58℃/100mand61.53mW/m2.
JiuquanbasingrouintheHexicorridorisformedbythestackingoftwostagedifferentpropertyanddifferentgenerationbasi.ItwasriftbasifromlaterJuraictoearlyCretaceousandsqueezedsagbasinsinceCenozoic.The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andheatflowofJiudong,HuahaiandJiuxibasiareallverylow,ofwhichthe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sare2.51-3.00℃/100mandtheheatflowvaluesare50-57mW/m2.InlaterMesozoic,thepaleothermalgradientsofHuahai,JiuxiandJiudongbasin,whichare3.75-4.50℃/100m,areallhigherthanpresentthermalgradients.InHuahaibasinpaleotemperatureishigherthanpresentandthematurityofsourcerockiscontrolledbypaleotemperature.InJiuxiandJuidongbasinthematurityofsourcerockismainlycontrolledbypresenttemperature.
TulufanHamibasinisoneofthethreebigbasiinXinjangautonomousregionThepresentgeothermalgradientofitis2.50℃/100mandtheheatflowvalueis44.48mW/m2.Thegeothermalgradientofitishighineastandlowinwest.TheresumedpaleotemperatureindicatesthatthegeothermalgradientofTulufanHamibasinfromlaterJuraictoearlyCretaceousis2.31-3.61℃/100m,themeanofwhichis3.00℃/100m,inearlyandmiddleJuraicthegeothermalgradientislowerthan3.00℃/100m.ThestructuralandthermalevolutionoftheHamidepreion,TaibeidepreionandTuokexundepreiois verydifferent.InHamidepreionandpartsofTuokexundepreionthepaleotemperatureishigherthanthepresentandthestageofoilgenerationisearly.AlthoughfromlaterJuraicTaibeidepreionunderwentashorttimeriseanddenudationbutthetemperaturehavebeenrisingasawhole,whichisbeneficialtooilgenerationandpreservation.BadaowanformationandXisanyaoformation,thepresentmainsourcerocks,isatthehighstageofoilgeneration,Taibeidepreionisthemostfavorableexplorationarea.TheoilandgaspoolsinTuloufanHamibasinisformedinmanytimes,whichcanbedividedintothreestages:LaterJuraic-earlyCretaceous,LaterCretaceousandOligcene-Miocene.
NorthChinabasinandTalimubasininthenorthernpartofChinainPaleozoicarealllocatedinstablecraton,whoseareaisbigandinwhichthedepositionandstructureisstableandthesedimentarylayeristhin,whosegeothermalgradientandpaleotemperatureislow.TuloufanHamibasinandZhungeerbasinlocatedinHasakesitanplateunderwentexteionrift,theactivityofwhichissevereandthegeothermalgradientofwhichishigherthanTalimuandNorthChinabasi.
InlaterMesozoicthenorthernpartofChinaiseffectedbysurroundplateanditsactivityisintee.Accordingtoactivity,itcanbedividedintofourunits(1).InNortheastunitErlianandSongliaobasi,inwhichvolcanismissevereandcrustisrifted,formedaJuraicandCretaceousfaultedbasinandthegeothermalgradientishigh.(2)InNorthChinaunitOrdosbasin,Qihuibasin,Bohaiwanregion,inlaterMesozoicgeothermalgradientofwhichwasevidentlyrising.AteastBohaiwanregionwasupliftingandcooling.AtwestQihuiandOrdosbasinwasdepreingandthepaleotemperaturewasrising.(3)OntheeastofAerjinfaultintheAlashanandHexicorridorareatheJiuquanbaingrouandYingenbasinextendedfromJuraictoearlyCretaceousandformedmanyfaultedbasi.ThestructuralpatternofthefaultedbasiissimilartoErlianbasininnortheastchina,butvolcanicactivityisweakandgeothermalgradientishigh.(4)OnthewestofAerjinfaultTuloufanHami,Talimu,Zhungeerbasiarealldepreionbasi,thegeothermalgradientsinlower,TuloufanHamibasiactivityissevererthanTalimubasinandZhungeerbasin,thegeothermalgradientihigherthanthetwobasi.
InlaterMesozoic,OntheeastofAerjinfaultthestructuralactivityissevere.Theseverestructuralmovementresultsinvolcanismandplutonicthermalactivity,whichisasevereregionalstructuralthermaleventandhasregionscaleBecauseoftheconfinementandadjustmentbyboundaryfaults,structuralpatternandmovementactivityofdifferenttectonicterraiisdifferent.Itresultedingeothermalaormalityinvolcanicarea.Thestructural-thermaleventcontrolledthegeneration,migrationandplay-formingofoilandgasinthebasiontheeastofAerjinfault.
StretchingandfaultingonBohaiwanareaintheeastofNorthChinaformBohaiwanriftbasinsinceCenozoic,geothermalgradientandheatflowareallhighinbohaiwanbasin,theTertiaryformationisverythickandthetemperatureisontheincreaseinthebasin.Ordos,QihuibasiinthewestofNorthChinaupliftandwasdenuded,thegeothermalgradientsareloweringandthetemperatureisonthedecrease.Erlian,SongliaobasiintheeastofNorthChinaiscrustthiingarea,thegeothermalgradientishigher,thevaluesare3.50℃/100mand3.70℃/100mseparately.BecauseofthenorthwardmovementofIndiaplate,thecrustofthewestofthenorthChinaisfurthershorteningandthickening,thegeothermalgradientsandheatflowsofTuloufanHami,Talimu,ZhungeerbasiandJiuquanbasingrouarealllower.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各类相互联系的危机日趋严重，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前后，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以及出现世界闻名的“公害事件”，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J.H.Steward)在《进化和过程》一书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试及内在联系。这一时期，一些从事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56年成立的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逐渐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经在全世界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方面，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例如日本学者石田宽就曾提出“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的景观”的主张。
第一位唤起人们关注自然环境的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现代人由于滥用DDT及其它杀虫剂，已经伤害许多生命，严重的改变了自然生态。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威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此时，原有的东方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际文件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景观的目的，指出“为本建议之目的，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引入了环境的概念。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i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生物圈。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遗址则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遗产”则包括：“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其中“文化遗产”中的“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这一在文化景观遗产地诞生的庄严，无论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观念更新，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好也在197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细则予以公布，明确提出了评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管理要求。在理论界，J.D.西蒙兹(J.D.Simonds)在《大地景观》(1978)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
1980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M.J.Wise)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美国未来学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坎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而电脑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时代，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政治准则、生活方式、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美国经济学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十个发展方向。在诸多学派中，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秩序最终是生态秩序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被组织，从而发生着类似于生物界的竞争，淘汰，演替等过程。生态主义学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人的生活要从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必须放弃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想法，变得谦虚、温和与适度。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谐共处的演进过程，启发人类在获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时，应谋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环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中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
以上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会议上，关于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予以提出并讨论。会议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级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该“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文化景观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整体环境，强调保护和延续其中人们的生活。该还归纳了保护历史地段共同性的问题，指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在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我国派往的留学生而陆续传入国内。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地进行讲授，其中以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J.Brunhes)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和以英国经济地理学家L.D.斯坦普(L.D.Stamp)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前者认为人对人地关系的形成具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导经济地理应用于城乡规划。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城市地理，边疆勘察、地区综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错。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一概摒弃”。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摸清各地区生产布局。流域区划，铁路选线，区域规划，农业区划以及建设条件，资源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于是就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结束。
近30年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并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阐释。谭其骧先生推动了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民族迁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同时致力于区域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从研究文化景观来分析人地关系。侯仁之先生倡导以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园林营建、水源开发利用，地下古河道复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点等，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议将大学历史课中的“中国沿草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探讨一个地理环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交的规律。1962年，他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与传统沿草地理的重要区别，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出版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独立探索。
上述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皆成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国关于区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探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分布情况，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实际上也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区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学导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互相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30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1950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不仅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今天“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谭其骧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而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区差异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年代谱系，在全国各地就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细化。长期以来，人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史前时代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看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也了解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远，成份之复杂。“多元一体”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认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观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着眼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区域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区域特性，以及发展演变的时空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成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着眼于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从全国范围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点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己、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即“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区域差异，也阐述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这一学术思想在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动了国内区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论及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甘肃，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张光植先生也曾将龙山时期文化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山东，良渚、黄河中游、齐家河。清龙泉五个区。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而进行的区划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区域性。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多采，正如苏秉琦先生言简意赅地概述为“满天星斗”。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随着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等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198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考察我国申报项目――泰山时，发现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遗产项目的独特价值，即它不仅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也同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促使了在世界遗产类别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一新类别被认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最终确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法国的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这是文化景观遗产在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适应文化遗产的整体区域与多样化类型，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评估标准，并总结出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等方面规定，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中的特殊类型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联，被明显重视起来，衡量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与调整。其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与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纳入，以及对其不断深入的思考直接相关。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使世界遗产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遗产所代表的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附录中，把文化景观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关联性文化景观”以其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证为特征。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文化与自然的纽带，更加体现出“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都柏林举行“有关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文化景观的专家会议”，提出了“未来行动计划(文化景观)”。该行动计划总结了有关提供“成员国在确认，评价，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观进八《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方面的指导”，以及准备“对文化景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建议。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与平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并认为主题研究可以作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方法。人们意识到，欧洲建筑与宏伟，壮观的人造景观等古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具有深度，复杂度和与环境建立多样化联系的传统文化却鲜有代表。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过去将“文化”与“自然”遗产过于简单地一分为二所造成的，新纳入的文化景观遗产显然可以作为调整失衡的杠杆。同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断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扩充世界遗产的类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价值。1977年～2005年间，《操作指南》先后修改达17次。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复合特征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遗产，均成为国际社会探讨加大保护力度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态导向”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此期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成为人们步入21世纪的共同行动纲领，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例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我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为重要。同时，在21世纪，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即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文化景观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赋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也应该成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的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最早通过设立“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制度，坚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学性，将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地收归国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积的、类型丰富的国家财富；在意大利，一般强调不改变文化遗址现状，尤其重视环境要素的保护，例如在庞贝遗址的保护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英国约克郡曾通过“地下古迹分布图”的编制为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免遭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破坏，在日本，通过国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护实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为历史史迹保护区被整体保护下来：在德国，结合现代航空测量，遥感技术，频繁对国土范围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普查。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逐渐达成共识。2001年2月，来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考古，建筑、市镇规划及遗产地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相聚越南会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研讨会，探讨建立和颁布最佳保护范例的区域性标准，以确保亚洲遗产地的内在价值得到应有的保护。会议强调了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亚洲，天然和人造遗产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有着不解的联系和渊源，同时也是更多非物质性文化传统的表现背景。因此，与会专家尤其强调了自然遗产地，非物质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规范间的相互关联性”。针对文化景观，会议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机哲理和观点，必须得到了解和保护”。同时，“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安通过了《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期间，曾就拟在维也纳“中央车站项目”场址建造三栋高层塔楼的问题，以及就世界各地历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及其附近，出现的高层建筑建设这一常见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辩论，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就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05年5月，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实地考察了维也纳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状况。维也纳的历史城市景观以中、低层公寓楼为特点，楼房普遍为4―6层，整个城市的屋顶采用19世纪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形成协调的城市文化景观。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顶和尖顶，从城市的各个角度清晰可见，发挥着地标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几栋高层办公建筑，由于位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当时并没有被视为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侵扰。2001年，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高了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的认识，他们对新的高层建筑可能对城市轮廓线和文化景观遗产产生的影响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维也纳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北京、加德满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维拉和危地马拉城等世界遗产城市的高层或当代建筑的案例，这些城市一直在不断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办公场所，且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并进而对城市文化景观构成长期威胁。
维也纳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地区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满足持久投资需要的同时不破坏城市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征；如何确定文化景观可以接受的变化限度，如何建立适用的评估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会议形成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维也纳备忘录)，并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通过。《维也纳备忘录》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侧重于当展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城市整体景观的影响，其“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国际和相关建议中通常使用的“历史中心”，“整体”或“环境”等传统术语的范围，涵盖的区域背景和景观背景更为广泛，综合考虑了当代建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完整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提倡采取综合方法维护城市景观的重要声明，并作为《内罗毕建议》的补充性区域级指南。在此基础上，2005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宣言》，宣言“强调将当代建筑恰当地融入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必要性，并强调在计划进行当代干预时开展文化或观赏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缔约国”将《维也纳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则纳入各自的遗产保护政策”。
在2005年版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一直以来沿用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相关标准进行了合并，规定，“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会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1、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2，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3，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4，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5、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6，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7，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10，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5
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刘复等提出在方言调查的基础上编绘汉语方言地图的宏伟设想［4］;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中的“语言区域图”是我国最早的方言地图，由中研院历史语言所提供;最早的汉语方言特征图首推赵元任等在《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收录的66幅方言地图(1938年成书，1948年出版)［5］．贺登崧将西方地理语言学引入我国，在大同、宣化等地进行方言调查，于1945～1958年间发表了多篇附有方言地图的论文．此后，许多方言调查报告、方言志和方言研究论著都附有多幅方言地图，说明方言分区或方言特征的地理分布;陆续出版了王辅世的《宣化方言地图集》、叶祥苓的《苏州方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社会科学院的《中国语言地图集》、金有景的《中国拉祜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的《汉语方言地图集》等多部专门的语言/方言地图集，甘于恩的《广东粤方言地图集》也即将出版．列举并对比了我国典型的语言/方言地图集的基本情况．经过几十年的方言调查和方言地图/地图集编制的探索，在方言地图的数据调查、地图设计、绘制和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方言调查方面，通过大量方言调查和方言地图/地图集编制的实践，方言地理研究者认识到根据现代政区来确定方言调查和研究范围的局限性，开始探索新的方言调查分区方案，以便揭示方言地理接触和扩散、结构叠加和替换、历史演变和发展等方面的原因［6］．在方言地图设计和绘制方面，为推广方言地图的研究方法，早期的方言地理学者围绕方言地图的概念、类别、作用、绘制方法和步骤等方面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7-9］;随着方言地图方法的成熟，方言地图更加注重反映一定区域内各种方言的专题现象以及方言差异与水系、山脉、交通网、政区、居民点等要素的关系［6］，并开始设想编制区域性方言地图集、汉语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地图集．甘于恩结合广东省闽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现状，指出应开展调查编写潮汕地区闽方言地图集［10］;周磊提出绘制汉语方言与阿尔泰、藏语等语言接触历史地图集的设想［11］．在方言地图分析方面，王辅世、李芳元等通过方言地图探讨地理环境、社会经济、历史政区和移民等对方言语音、词汇及地理分布的影响［7，12］;张振兴、杨江崇从扬雄《方言》中提取语言信息，通过绘制西汉时期的方言地图，结合方言的共时状况推断方言的历时动态状况［13，14］;曹志耘强调方言解释地图在方言分布和演变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指出《汉语方言地图集》与《汉语方言解释地图集》具有互补作用，并以《汉语方言地图集》为依据，从宏观角度将汉语方言的地理分布类型划分为对立型和一致型两种［15，16］．方言地图问题分析目前，虽然出版了一大批方言地图/地图集，但是方言调查、方言地图绘制方法与技术、方言地图理论、方言地图分析研究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1)方言调查、方言地图编制注重数量，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挖掘不够．现有方言地图/地图集多强调方言调查点的数量、调查区域的范围和密度、调查项目的数量以及语音、词汇、语法项目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调查的数据越详细，编制的地图质量越高．从方言地图的种类来看，主要是方言特征分布地图，只是原始调查数据的地图可视化;而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挖掘，编制方言分区地图、方言发展演变与分布规律地图、方言差异与非语言要素的关系地图的研究较少．(2)方言调查以政区为单位，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从方言的地理分布规律来看，方言分区与行政分区存在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种方言跨越多个政区以及多种方言并存于一个政区的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对于一些使用人数较少、使用地域范围较小的方言，此种方法不太适用．(3)制图方法、手段落后．早期的方言地图主要采用手工绘制或者复印行政区划图加以改造、勾勒，绘图复杂、难度大、质量低．近年来开始采用软件绘制，但大多采用的是Photoshop等图形图像处理软件，而不是专业的地图制图或GIS软件．(4)地图要素不全面、不规范．数学要素、地理要素和整饰要素是地图的基本组成要素．现有绝大多数方言地图/地图集都缺乏必要的数学基础(控制点、坐标网、比例尺、地图定向等)，整饰要素(图名、图例、图解和文字比例尺、三北方向等)表示不全面或不规范．(5)地理底图问题．方言地图属于专题地图，地图内容主要包括地理底图要素和方言专题要素．现有方言地图的地理底图要素大多只有单一的政区要素，缺乏与方言分布具有重要联系的山脉、河流等地理要素;政区要素又以现代政区为主，而实际上方言研究往往涉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方言现象以及根据历史政区来研究现代的方言现象．地理底图编制的时间和方言研究所需地理底图的时间不同步，造成方言现象在方言地图上的位置不准确甚至是错位，影响了方言地理学研究的精度，甚至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6)方言专题地图符号问题．地图符号的视觉变量主要包括形状、尺寸、方向、色彩、结构和位置等．视觉变量及其组合形成丰富多彩的地图符号，可以生动、形象地表达各种复杂的方言现象，通过符号之间的关联可以体现方言现象之间的关联．但是，现有方言地图/方言地图集的符号主要是圆圈、三角形、正方形、菱形()等及其变体，形式单一，主要运用了地图符号的形状和色彩变量．(7)基于方言地图的综合研究较少，也不够深入．方言调查、方言地图编制是方言深入研究的基础，而对方言地图上所表现出来的方言分布特征、变异特征进行解读，分析方言差异形成的原因和过程是方言地理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方言地理信息系统(GIS)
方言GIS发展演变随着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地图逐渐成为人们获取地理信息的重要途径．与传统纸质地图相比，电子地图具有信息丰富、动态性、交互性强、易于共享的特点．几十年来，传统纸质方言地图在保存我国方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于海量方言信息的存储、管理和表达始终没有较好的解决方案．电子地图的出现为方言地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与手段．方言地理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电子地图的优势，认为方言地图数字化是方言研究和方言地图制作的新趋势，提出开发中国数字方言地图软件的设想［17，18］，尝试建立方言电子地图．王文胜以处州方言为例，研究利用现代电子音像手段来保存、保护和展示方言的基本方法，初步构建了吴语处州方言电子音像地图集［19］;曹志耘等拟组织力量编写《汉语方言语料集》和电子版《汉语方言地图集》，为研究者提供方言检索、显示、比较、分析等功能［4］;国家语委正在积极推进中国语言资源有声资源数据库建设，计划于10年内建成国家电子语言地图［20］．随着研究的深入，以查询浏览功能为主的电子地图已经不能满足方言地理学研究的需求，集地理空间数据采集、存储、管理、分析和表达于一体的GIS成为方言地理学研究的新方法和新工具．在利用GIS辅助方言分析方面，张维佳指出GIS是进行方言成片比较、方言历史关系、方言接触方式、方言差异与地理要素的关系研究的有效方法和技术平台［6］;沈力等将历史语言学的比较分析法与GIS空间分析方法相结合，得出地理条件对吕太接壤地区方言特征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21］;郑锦全以家户为方言调查单位，结合GPS和GIS技术研究族群杂居的语言地理微观分布，为区域方言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22］．在方言GIS资源库和平台建设方面，初步建立了陕西方言地理信息系统［23］、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24］、中国历史方言地理信息系统(CHDGIS)［25］等典型示范性系统，为方言GIS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方言的共时与历时、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提供了方言资料和分析平台，但在方言地理底图、方言GIS数据模型、数据格式、地图投影方式和比例尺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规划，以便进行方言资源的交换、共享与整合［17，24，26］．闾国年、刘俐李等提出综合运用互联网、3S(GPS、GIS、RS)、有线/无线通讯等技术，建设面向公众服务和专家研究的多层次、开放式的“文、图、声多模态一体化”的方言信息化平台，实现方言研究和方言资源保护开发的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初步构建方言地理信息学的设想［27］．方言GIS问题分析进入21世纪后，随着GIS的推广和应用，我国方言数字化、信息化发展迅速．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成功研发了具有代表性的方言电子地图和方言地理信息系统，利用GIS分析方言差异与相关因素关系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但是，结合GIS的基础理论和发展前沿，我国方言GIS研究尚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或完善的问题．(1)GIS认识观念问题．大多数方言学者将GIS当作类似Photoshop、CorelDRAW等图形图像处理软件使用，主要用于地理底图制作、方言资料的图形查询．GIS软件的使用主要限于ArcView，甚至将Arc-View等同于GIS，而对MapInfo、Intergraph、SuperMap、GeoStar等商业软件以及GRASS、QuantumGIS、uDig、Mapbuilder、SharpMap等开源和免费软件缺乏基本的认识．(2)方言GIS系统研发主要处于方言GIS数据库建设阶段，建立了几个典型的带有点位坐标的方言资料库，GIS主要用于方言调查资料的存储、简单的查询和显示，GIS的重要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远没有达到GIS应用系统的水平．(3)现有方言GIS主要是单机系统，而对网络方言GIS系统的研究和开发不多．起步较晚的方言GIS可以充分利用GIS领域成熟的网络GIS、分布式GIS、服务式GIS、时空GIS等技术构建多层次、开放式的方言地理信息服务和共享平台．(4)方言GIS系统开发研究较多，而基于GIS的方言分析研究不多．GIS具有叠置分析、缓冲区分析、空间统计分析等多种空间分析功能，可用于综合分析方言差异与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之间的关系．(5)基础地理数据建设和共享问题．在GIS、历史地理领域，我国已建立并共享了多种比例尺的基础地理数据，包括基础历史地理数据．而方言GIS建设过程中大多重新采集所需的基础地理数据，一方面存在数据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数据的重复建设导致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使得研究者不能集中精力关注方言与GIS本质问题的研究．(6)方言GIS研究人员主要是方言专业人员，缺乏GIS专业人员的参与．
中国历史地理论文范文6
随着高考制度的改革和综合素质评价的推行，校本课程的开发将拥有更大的空间，但当前中学历史校本课程的发展还是面临诸多问题，如体系散乱，大多数学校只依靠个别教师开发零星的课程；选题单一，大部分还是局限于地方史的内容；重复建设严重，同一地区不同学校都在挖掘本地历史，却缺乏交流和共享；实施方法单调，讲坛式的授课方式难以发展学生多方面的能力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当前迅猛发展的公众史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给予了我们莫大的启发。笔者认为中学历史校本课程的开发，要充分借鉴和利用公众史学的理念、资源和操作方法。
“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是当代美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它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此后发展迅速，目前全美有近百所大学的历史系都设置了公共史学的研究生学位项目，甚至列入了本科教学课程。Public History有多种译法――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公众史学等。我赞同钱茂伟的观点，倾向于使用“公众史学”这一概念，因为“公共史学”是空间层面的概念，“大众史学”是人群内部的划分，“公众史学”是强调以人为本位的概念。①
尽管美国公共史学的兴起是为了解决高校历史专业学生的就业问题，但在过去4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影响力方面它将历史知识和历史分析方法引入到公共领域的许多方面，以新的知识结构改变了公众对美国历史的认知。在研究方面，它拓展了美国史研究方法和史料的种类，促成了史学与其他学科（包括博物馆学、考古学、城市规划、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等）的结合与相互借鉴”，并且创造了新的历史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②
Public History的概念虽然起源于美国，但有的学者们认为，它并不存在实现中国本土化问题，因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一直沿着这个路径在努力。早在1985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蒋大椿研究员就提出把历史学科分为“基础历史学”和“应用历史学”。1986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近年来，公众史学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2013年5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召开了“全国首届公共史学研讨会”；6月，台湾师范大学召开了“应用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11月，上海师范大学主办了“中国首届公共史学会议”。
结合我国中学历史教学的内容，笔者认为中外公众史学在以下八个方面取得了蔚为可观的成果：
（一）公众个人史学
公众个人史学研究的内容是普通个人对生平经历的书写。当前，个人史的写作已经成为了出版界的一大亮点，佳作频现，让读者觉得亲切和真实的同时又保留了大批宝贵的一手材料。如1937年出生的姜淑梅，1997年才开始认字，2012年才开始写作，2013年出版的处女作《乱时候，穷时候》就入选新浪好书榜2013年度三十大好书、豆瓣读书2013年度最受关注图书。侯永禄是陕西合阳的一位普通农民，60多年如一日，一手拿锄头，一手握笔杆，留下了400多万字的珍贵史料。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260万字鸿篇巨制“农民五部曲”：《农民日记》《农民家书》《农民笔记》《农民家史》《农民账本》。湖南省退休中学生物教师沈博爱出版的《蹉跎坡旧事：一代中国农人的耕读梦》获“国家记忆2013・年度公民写史”奖。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事件是到中国支教的美国人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写成的“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这被认为是反映中国近30年沧海桑田变化的最好作品之一。
（二）公众家族史学
中国古代留下了海量的家谱，因为文字古奥，连历史专业的学生都视为畏途。其实，家族史是跟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的，而且这种需求并非中国人所独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个人，都希望了解自己的家族史。2004年，英国广播公司开播了名牌节目《你以为你是谁？》，该节目模式迅速被美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南非等国家采用。中国也深受影响，2011年湖南卫视推出《非常靠谱》，2012年，河南卫视推出《知根知底》，南京电视台制作了《摆谱》，而最为轰动的是2014年，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真人秀纪录片《客从何处来》，易中天、马未都、陈冲、曾宝仪、阿丘在节目中寻求自己的家族历史。2015年11月2日，《客从何处来》推出第二季，为萧敬腾、谢娜、佟丽娅、撒贝宁、钮承泽、金士杰探索家族的历史。为名人、普通人寻根问祖的过程，其实就是把家族史的专业知识向大众普及的过程。在中学层面，深圳市红岭中学的吴磊老师已组织了多届学生进行家族史的写作活动。
（三）公众社区史学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区域，中国历史上有修县志、村志的传统，而地方史也往往被列入中学的地方史课程。从公众史学的角度来理解社区史，不再局限于过去的过分看重行政管理史和大人物历史的做法，而是从更广阔的视野和普通人物的角度去理解区域历史。在村史研究方面，我国台湾掀起了“大家来写村史”的活动，影响深远。而大陆也涌现了许多撼动人心的作品，如景军的《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从社会记忆、历史记忆、恐怖记忆、苦难记忆、仇恨记忆、仪式记忆和族谱记忆等多方面切入研究，极大拓宽了村史研究的视角；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等则饱含着文学家的深情，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大多数中学生的祖父辈其实都是来自乡村，让中学生关注社区，关注乡村，其实就是关注身边的历史。
（四）公众口述史学
口述史学就是通过传统的笔录或现代的录音、录影等技术来记录历史当事人或目击者的回忆而进行研究的学问。口述史学的发展源远流长，但现代口述史学的兴起却是在二战后。在此过程中，中学生写史的活动格外引人注目。由于中学生的人生阅历有限，他们对身边历史的认知大多数是通过跟长辈的交流中获得的，所以口述史学在中学的层面有非常大的实施空间。美国有著名的中学生写史的“狐火计划”，①而我国的“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从2011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六届，每届参赛学生均超过万人，涌现出很多的优秀的作者和作品。
（五）公众影像史学
影像是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强势媒体。历史学与影像的结合，将产生珠联璧合的巨大冲击力。如备受争议的历史电视剧《走向共和》以及被中学历史教师广泛运用于课堂教学的《大国崛起》，都是历史学家与影视媒体深入合作的产物。影视史学在美国相当成熟。如美国导演、编剧、制作人奥利弗・斯通拍摄了大量历史题材的影片，包括《华尔街》《金钱永不眠》和被视为迄今为止美国人反思越战最为深刻的《野战排》。2012年，斯通与美利坚大学历史系教授彼得・库兹尼克联手，历时4年，集资500万美元终于推出十集纪录片《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斯通自掏腰包100万美元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为了孩子――在2011年联邦政府对美国高中生的一次调查中，仅有12%的学生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该纪录片的翔实文本《躁动的帝国：不为人知的美国历史》在2014年也被重庆出版社翻译出版。
（六）公众文化遗产史学
在收藏市场极其火爆的今天，大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和研究水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把考古等同于挖宝、保护等同于翻新的大有人在。如何让大众走出钱眼，用心呵护人类的文化遗产，是公众史学的重要使命。与此同时，尽管近年来我国的私人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但总体水平不高，对大众的吸引力不大。许多师生都并不知道每年的5月18日是世界博物馆日，甚至许多历史教师也不认为博物馆跟自己的专业和教学有关系。其实，现场教学是最好的历史教学方式之一，历史遗址、历史博物馆是公众史学的主战场，也应该成为历史教学的主阵地。
（七）公众网络史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上出现了海量的史学资料和评论。这些资源对中学生产生的影响不容低估。如不少中学生啃完了七大部的《明朝那些事儿》，有的学生坦言是因为看了《盗墓笔记》才立志读考古专业的，而这些书都是先从网络上流传开来的。当今微博和微信已成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公共历史传播平台，其影响力也令人瞠目，许多历史学名家如钱文忠、葛剑雄、于赓哲等所开的微博都拥有庞大的粉丝队伍，而微信上诸如“国家人文历史”“明清史研究资讯”等公众号也极富吸引力。然而，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微博上‘公共历史’传播，基本是与传统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斗争’。”①这些史学信息在给中学历史教师带来阅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困扰，因为难以面对学生的种种提问。
（八）公众普及史学
公众普及史学是通过演讲和写作等方式向大众普及历史知识的活动。当前既有顶尖的史学家就通过《百家讲坛》等平台参与其中，也有大量业余的网络投身其中。就中学而言，现在面向小学和初中生的历史课外读物还是非常丰富的，如林汉达的《上下五千年》、陈卫平的《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美国的《希利尔讲世界史》都属于经典作品。令人遗憾的是，专门针对高中学生编写的历史课外读物基本空缺。无论是高中生还是普通民众，最为欠缺的倒不是历史知识，而是科学的历史观念和正确的思维方式，这应该成为公众史学普及的重点。
在历史教育中，现在的中学生面对着两个世界，学校提供的历史教育体例完备却枯燥乏味，而社会提供的历史教育生动活泼却又支离破碎。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历史知识从来是与价值相关联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既可以促成社会的有序和健康，也可以导致社会的混乱和病变。”②结合以上所述，我认为公众史学的发展绝非理论层面的事情，已经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实践运动，它对中学教育的冲击也是异常巨大的，我们必须正视它、研究它、利用它，为中学历史教育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中学校本课程的开发，首先要考虑的是课程的目标定位，即开发这门课程的意义何在？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
一般说来，确定校本课程目标有四种方法：一是目标主导法――校本课程目标必须服务于学校的办学目标；二是学生需求法――根据学生的需求来开发课程；三是问题解决法――根据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开发课程；四是情境分析法――根据教师的兴趣特长和学校的现有资源开发课程。①除此以外，我认为还有第五种方法――根据学科的新发展来确定校本课程的目标，例如就历史学科而言，公众史学的发展就给了我们全新的校本课程开发目标。以上五种方法并非彼此独立、各自为政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同时并存的。就公众史学而言，它给予我们五方面的新启示：
第一是新的研究态度。公众史学要求研究者要以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积极主动的参与意识和科学严谨的专业精神服务社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面对歪曲历史的信口雌黄，遗忘历史的胡乱行为，我们不能够充当一个围观者，发几句牢骚式的评论就转身走开，应该牢记我们的使命是“为国家民族提供认同的基础、解决国家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历史认知问题；为普通人提供历史知识引导民众‘历史地’认识过去、理解现在、思考未来”。②
第二是新的研究对象。公众史学以普通民众的小历史为研究对象。如果说传统史学是把帝王将相的历史无限地放大，公众史学则关注每一个普通个体的历史。如美国退休教师Phil Chernofsky出版了一本由一个单词Jew（犹太人）重复600万遍、厚达1250万页的书And Every Single One Was Someone，以纪念二战中被屠杀的600万犹太人。Chernofsky说，书中的每一个单词Jew，都是生命，可能是你的亲人、同学、朋友，也可能是你，以此唤醒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由此推而广之，跟每一个生命相关的历史，都可以成为公众史学研究的内容。
第三是新的参与对象。依据公众史学的理论，“人人都是历史的记录者”，“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力记录历史、诠释历史。但另一方面，近年来屡屡发生的“民科”（民间历史学科爱好者）恶搞正统历史的事件又使我们担忧――真的每个人都有资格记录历史、诠释历史吗？事实上，大多数的“民科”们在中学时代都是接受过历史教育的，为何会提出那么多逻辑混乱、结论荒唐的观点呢？这恰恰说明了向公众普及科学的历史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第四是新的服务对象。有学者指出：“与传统的专业历史学家相比，公共历史学家所面对的受众是不同的。他们必须同时面对学术界和学术界以外的‘公共领域’中的不同群体。他们的研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知识追求，而是必须为满足现实的需求提供线索和答案。”③许多历史教师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无法应对学生或非历史专业的朋友提出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多年所学的知识不一定是普通人所感兴趣的，而普通人所感兴趣的事情也往往是我们回答不了的。即使是面对自己的学生，他们也是全新的对象――因为他们可能对书本以外的知识更感着迷。
第五是新的研究路径。公众史学的研究成果不再局限于引经据典的学术论文，而更看重富有操作性的实践成果，如提交政府部门的城市规划、保护文物遗产的实施方案、寻根问祖的旅游策划、记录历史的影视脚本等。例如，位于美国波士顿的犹太人大屠杀遇难犹太人纪念碑和走廊就是公众史学的杰作。全世界纪念二战中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纪念地有多处，波士顿本身是个与犹太人屠杀没直接关系的地方，但其建筑设计让人触目惊心，其碑文更是发人深省、众口相传。这就是公众史学的魅力所在。
这五方面的理念都能够成为我们选择课程并且确定课程目标的依据。例如，在公众史学的研究范畴中，历史影视剧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它融合了历史与戏剧双重要素，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历史知识、传递正确的价值观念。甚至有专家认为，历史影视剧是公众接受历史再教育的基本方式。在其启发下，历史舞台剧完全可以成为中学校本课程的开发内容，因为历史舞台剧的诸多要素与历史影视剧是共通的。
从2007年起，广州市教育局教研室就致力于“戏剧元素融入历史教学”的研究，提出“关联中外，小舞台演活大历史；融通古今，中学生感悟新课程”的目标。2008年、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先后进行了五届“广州市中学生优秀历史剧目汇演”。为了加强研究、培育队伍，广州市第一中学、执信中学等学校都把历史舞台剧开发成校本课程。笔者汇总分析各学校的课程方案后，提出了如下的课程目标：
例1：《历史舞台剧的编剧与表演》的课程目标
一、总体目标
1.学会选取历史上有意义的人和事作为编剧的内容。选取的标准为价值导向正确、有较强的故事性强和思辨性。
2.学会编写历史剧本，力求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统一，做到基本史实真实可靠，虚构部分合理想象。
3.学会舞台表演的基本技巧，做到语言清晰洪亮、动作自然到位、感情收放自如、配合协调默契。
4.学会设计和实施舞台剧表演的各个辅助环节，包括海报设计、服装设计、舞台设计、音乐设计等。
5.学会宣传和反思，思考如何让更多人观赏戏剧，以及戏剧在编剧、表演、与观众互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二、阶段目标
（一）初级阶段
1.学会借鉴或改编现成的历史剧本。
2.能够准确地背诵台词，并进行清晰洪亮的表达。
（二）中级阶段
1.学会在借鉴的基础上编写历史剧本，做到史料可靠，没有严重的硬伤。
2.能够与同学密切配合，表演过程中有语言、动作、眼神的交流。
3.能够初步考虑表演中的辅助手段，如服装、道具等。
（三）高级阶段
1.学会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自主创作历史剧本，情节、台词、道具中的细节都经得起推敲。
2.创作的历史剧本有较高的思想性，能给观众带来启迪和思考。
3.学会在表演中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投入并把控好感情。
4.能够充分考虑表演中的辅助手段，如海报、服装、道具、音乐等。
在广州市近十年的历史剧实践中，由于通过校本课程的推动，师生的编剧和表演水平不断提高。从公众史学的角度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强调思想性，不断地加大剧本的思辨内涵。如广州市四十七中学编演的《民主的天空》，深入反思雅典民主的局限性。事后，广东省教研室魏恤民老师邀请国家话剧一级演员梁国庆先生给老师们培训，他带来的西方国家长演不衰的历史剧《哥本哈根》极大地开阔了师生们的视野。这部反思原子弹研制的历史伦理剧极富思辨色彩，本身就是公众史学研究的典范。
第二，强调对普通人物的关注。尽管目前大多数剧本还是以大人物大事件为主题，但由于每个剧本都会有大量的配角出现，学生们为了演绎好这些小角色就必须琢磨他们的言行和思想。
第三，学生是历史剧的编写者和表演者，能够极大地调动他们的参与热情，满足他们的表演欲。
第四，历史剧的观众是师生和市民，对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有积极的意义。
第五，历史剧的创作和表演是一个浩大的实践性工程，充分锻炼了学生的统筹策划能力。
按照正统的历史学原理，像历史剧这样的活动并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必须使用公众史学的理论来加以分析，才能彰显其社会教育功能。同样，像中学生写史、中学生DV制作等课程，也需要从公众史学的角度来明确其价值定位。
当前，中国的学者正致力于建构中国公众史学的学科体系，这对于中学历史校本课程的开发来说，无疑是提供了一份可以直接选用的菜单，有助于中学转换成为适合中学生的校本课程内容。
尽管高校学者对公众史学体系的架构意见不一，但也不乏共通之处。如姜萌提出“中国公共史学应该包括口述史学、影视史学、应用史学、历史通俗读物四个部分”。①钱茂伟认为应包括通俗普及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历史写作、公众影像史学、公众文化遗产等六大块。②校本课程的打造根据学校的特点而各有不同，所以中学可以借鉴高校的公众史学课程体系，却没有必要照搬高校的体系。作为高校的学科体系，只需要考虑学科的组织逻辑，而作为中学的课程体例，需要同时考虑学科逻辑和学生心理逻辑。在具体操作上，中学课程内容的组织形式一般分为垂直型和统整型两种。③
（一）垂直型的课程组织
垂直型的课程组织有四种方法：一是依照时序来组织，即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二是依照远近来组织，即同心圆扩大法，以学生身边的事物为中心由近及远地扩展到区域、国家、世界；三是依照难度来组织，由简单到复杂，或者由学生感兴趣的事物扩展到相对枯燥的事物；四是依照关系来组织，由部分到整体或者由整体到部分。
例如，影像史学是公众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如何构建其学术体系，学者们有不同的思路，下面是其中一例：
例2：《影像史学研究》的学术体例④
第五章：“用影像书写历史”的尝试
第一节：影像中的人物：个人命运的历史投影
第二节：影像中的战争：暴力的见证者
第三节：影像中的城市：都市变迁的生动写照
第四节：影像中的乡村：衰败落后的缩影
第五节：影像中的历史文化：探寻古老文明的源流
这种体系只考虑了学科的逻辑组织，并没有考虑到教学的逻辑组织，所以并不适宜直接应用到中学里去，但当中的内容却是可以为中学借鉴的。下面例子（例3，见下页图1）是中学的校本课程《影视剧中的历史真实与谬误》，⑤它抓住了影像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影视剧的内容进行课程开发，因为对于中学生来说，平时接触影视剧机会要比严肃的纪录片多得多，通过解剖学生熟悉的历史题材影视剧，更容易普及正确的历史知识，提高思辨分析能力。本课程分为五个单元，第一单元的“导入”与第五单元的“展示评价”相呼应，核心内容为中间的三部分，分别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细节进行教学，而“人物―事件―细节”之间的关系就是从易到难、从熟悉到相对陌生的逻辑关系。因此，中学课程的开发，无论是题目的设计还是结构的组织，都要充分考虑中学生的特点。
（二）统整型的课程组织
当前校本课程的开发，统整型的课程组织更受到重视。一方面，中学的课时有限，为了不增加学生的负担，有必要进行学科的整合；另一方面，学科内容的统整更有利于发展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
统整中学课程的内容，首先要确立鲜明的主题。主题通常要求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只有这样才更容易融合各学科的知识。在这一点上与公众史学的追求是相一致的，两者都把目标指向大众的需求。近年来，不少教师以历史学科为中心，与其他学科联姻开发出许多引人入胜的校本课程，如《广州文学地图》《历史博物馆奇妙夜》《唱片中的历史》《传记文学的写作》《我来当侦探――历史谜案跟踪》等。下面以《历史地图的发现》①为例做一说明。
历史地图是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交融的产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又融入了大量高科技的内容。同时，在现代生活中，地图已经成为了人们交通出行必不可少的工具。从公众史学的角度看，历史学家对地图的关注也远远超出历史地理的范畴，是从多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地图对人类的作用。如英国安妮・鲁妮著的《世界人文地图趣史》、英国杰里・布罗顿著的《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加拿大卜正民著的《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这些都决定了“地图”是进行学科综合的好题材。见图2所示：
本课程内容融合了多个学科，但在最终的呈现方式上，还是需要考虑学生的接受心理，依据同心圆扩大法，由近至远，从学校到中国，从中国到世界，从世界到地球，构建出10课时的课程体系。见下例：
例5：《历史地图的发现》课程结构
公众史学的学科资源异常丰富，但公众史学的学科体系还处在争议和构建之中。中学课程内容的组织，可以借用其资源，却不宜生搬硬套，必须按照学生的需求和教育规律来搭建课程结构。
基于公众史学来设计的中学历史校本课程的实施方法与传统的课程实施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从内容上来看，它以手脑结合为特点；从形式上来看，它以活动课为主要课型。概括起来，“做中学”成为了课程的主要特色。
所谓“做中学”包括两方面的含意：第一，课程内容有强烈的实践导向，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能够掌握多项实践技能；第二，课程实施有丰富的操作方式，教师必须通过实践教学法来帮助学生掌握相应的技能。课程的这些特色是由公众史学本身的追求所决定的，也是完全有别于传统课程的地方。
（一）校本课程内容的实践导向
公众史学认为，“历史学家必须将自己的史学知识与技能应用到与公众相关的事务中去， 大学历史系必须承担起一种社会责任， 为社会培养掌握历史知识、能够为公众事务提供具体和现实帮助的人才”。①技能层面的内容是我们开发校本课程的时候需要重点关注的。
例如，影像史学是公众史学的重要领域。人类对图像的保存历经绘画、照相和录像三个阶段，对技术的要求则是跨越式的提高。与此相对应，当前中学开发的校本课程有《历史数字故事的制作》《历史微电影的制作》和《历史DV制作》等。
“历史数字故事”是把历史题材的内容与多种媒体工具（图片、声音、视频、动画和网页）结合在一起的讲故事的方式。由于只需通过自动播放的PPT技术就能实现，所以在初中乃至小学阶段都可以向学生推广。
DV就是数码摄像机，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进入普通家庭，它使到普通人也可以通过摄像的方式记录当代历史。2009年，广东省电教馆以研究岭南文化为目的，鼓励师生们带着DV记录社会变迁，策划了“魅力岭南”学生DV创作活动，至今收集了大量优秀作品，其中不乏初中学生的佳作。可见中学生足以掌握其使用技术。
“微电影”又称微影，是指能够通过互联网新媒体平台传播、时长在30分钟之内的影片。微电影制作技术较为复杂，包括前期视频资源的拍摄和采集，以及后期的合成制作，涉及DV拍摄技术、网络搜索下载技术、“会声会影”软件使用技术等。高中阶段的学生完全可以掌握相关技术。
此外，中学生写史的采访和写作技能、口述史学的访谈、整理和保存技能、文物遗产学的鉴赏和鉴定技能、博物馆学的解说和宣传技能都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二）校本课程实施的实践导向
依据国外的经验，“公共史学教学应做到：保证学生拥有史学研究和写作的过硬技能，并熟悉至少某一领域的史学发展；学生应掌握在某一公共领域（如博物馆、档案馆、公司或企业、历史遗址）进行研究和工作的理论原则和操作技能；学生应该拥有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从事实践的机会”。②笔者认为，历史教师要达成这些目标，需要抓住四个关键词：资源、工具、流程和教法。
首先，要教会学生掌握某项技能，需要有实践教学类的资源。例如，笔者设计的家族史校本课程《你从哪里来？》就要求学生到广州图书馆“广州家谱查询中心”查阅资料。模拟百家讲坛的课程《谈天说地》需要学校装备微格课室。研究历史图片的课程《以图证史》需要配置较高的计算机及图片处理软件。研究金融发展史的课程《历史向“钱”看》需要有古今中外的货币收藏品。通过邮票普及历史知识的课程《邮票中的历史》需要邮票收藏品和《斯科特邮票目录》等工具书。
其次，要制作和设计学习与评价的工具。工具的功能是指导学生如何操作以及达成怎样的目标。例如，在《历史DV制作》课程中，涉及撰写脚本、拍摄和编辑等一系列技能，广州市第一中学的杨穗福老师就设计了脚本撰写的表格工具：
例6：《历史DV作品创作脚本撰写表格》
再例如，当前教育部门倡导的研学课程也可以看做是公众史学在中学的实践，如笔者设计的《世界任我行》课程中，要求学生自行设计研学的方案，为此制作了方案的评价工具，目的是让学生明确努力的目标。该评价工具分为“研学内容”“研学路线”“后勤保障”“成果展示”和“团队合作”五大维度，往下再细分为20个子项。
第三，确定完成学习任务的流程。所谓流程就是做事情的先后顺序，相当于操作指南。例如，文物遗产类校本课程《当个考古学家》实施中需要使用“皮诺考古玩具”，但玩具厂家并没有详细说明使用的方法，我就参阅了相关考古教材，撰写了考古学家如何使用铲子和毛刷把一件文物从土里挖出来的流程。《历史模型制作》介绍了20多种文物和重要发明的模型制作方法，每种方法都提供了操作流程说明。同样，实施《历史DV制作》课程也需要把摄像机的安装、使用、维护流程详细地写出来告诉学生。
第四，教学方法的使用必须让每个学生都动起来。为此可以朝着三个目标努力――体验、运用和合作。“体验”是指让学生亲自尝试、观摩和感受各种历史资源。如家族史的课，就让学生触摸一下古代的家谱；影视史的课，就让学生观看影片；文物遗产的课，就让学生到现场参观考察。“运用”是指让学生掌握某种技能，如舞台剧的课，就让学生逐一表演；档案史的课，就让学生上网搜索整理资料；口述史的课，就让学生现场采访人物。“合作”既指学生之间的互助，也指学生与外界的交流。公众史学既然是面向大众，就不可能是个人的单打独斗，合作应该同时成为工作的方法、工作的态度和工作的目标。
总之，以公众史学为基础的中学历史校本课程实施模式是对传统的历史教学的巨大变革，无论是观念上、内容上、资源上和方法上对历史教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