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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待定合同范文1
效力待定的合同，只有在有追认权的当事人进行补正，或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进行撤销，再视具体情况确定合同是否有效，与合同相对方的意愿并无太大关系。
【法律依据】
《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
效力待定合同范文2
（一）无效合同指虽经当事人协商订立，但因其不具备或违反了法定条件，法律规定不承认其效力的合同。有下列条件者合同无效。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二）可撤销合同，指当事人订立的合同欠缺生效条件时，一方的当事人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做出裁定，从而使合同内容变更或合同的效力消灭的合同。有以下两项：
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2、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三）效力待定合同，指合同虽然成立，但因其欠缺生效要件，因此其效力能否发生尚未确定，须经有关权利人表示承认才能生效的合同。有以下情况：
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人认定后，合同有效
2、无权行为人代订合同的效力待定
3、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越权订立合同的效力待定。
4、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效力待定。
二、我国法律对可撤销合同、效力未定合同和无效合同的规定
（一）《合同法》规定的可撤销合同
主要有五类：因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在订立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54条）。可撤销合同须经撤销，始溯及地无效。而撤销权之除斥期间是，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合同法》第55条（1项）。 而《民法通则》中无有规定。《意见》第73条第2款规定， 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一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
（二）合同法规定的效力待定合同
有三种情况：(1)、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订立的合同。合同法第47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人追认。由此可见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即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犯者签定的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不相适应的非纯获利益的合同，因为行为人缺乏缔约能力，在其法定人未追认前，属于效力待定合同。(2)、无权签定的合同。合同法第48条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权终止后以被人名义订立的合同，未经被人追认，对被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责任。此类合同因为行为人没有代订合同的资格，在被人未追认前处于效力待定状态。(3)、无处分权人签定的合同。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未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即缺乏处分权人签定的合同在经权利人追认前或本人取得处分权前，为效力待定合同。认定效力待定合同要把握其构成要件：一是合同有成立效力，但无效果效力;二是合同存在缺陷但可以修正;三是必须属于《合同法》规定的三种情况，与附期限附条件、可撤销可变更合有严格区别。
（三）关于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之法律后果
《合同法》颁布以前，《民法通则》第61条是有关于合同行为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的基本规范。该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恶意串通，实施民事行为损害国家的、集体的或者第三人的利益的，应当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集体所有或者返还第三人。”
三、效力待定合同与可撤销合同、无效合同的区别
(一)效力待定合同与可撤销合同的区别
可撤销合同是指已成立的合同，因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不真实，允许合同当事人撤销该合同，使已成立生效的合同溯及既往地归于无效的合同。效力待定合同与可撤销合同都属于相对无效合同，它们在合同效力方面的欠缺要件往往只涉及合同当事人及合同有关人员的利益，一般不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两者的主要区别如下： 1、合同有效要件欠缺的性质不同。可撤销的合同一般只是欠缺“意思表示真实”的合同生效要件或严重违反公平原则如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而效力待定合同欠缺的是合同当事人主体能力方面的合同有效要件，如无行为能力，无权、无处分权等。
2、效力状态不同。效力待定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状态，既非无效，也非有效。其有效还是无效取决于第三人或善意合同相对人的是否追认或撤销。而可撤销合同在合同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并经法定机关确认无效之前，仍是有效合同；但当合同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并经法定机关确认无效后，为自始无效合同。
3、有权主张并影响效力变化的当事人不同。效力待定合同可由法定的第三人追认或拒绝追认，或由合同的善意相对人撤销，此追认或撤销直接向合同当事人进行，无须向法院或仲裁机关请求；而可撤销合同只能由受损害的合同方向法院或仲裁机关请求撤销，不能直接向合同另一方当事人要求。
4、受时间限制不同。效力待定合同，第三人应在法律规定的催告追认期间内（我国《合同法》规定为1个月）作出追认或拒绝追认的意思表示；而可撤销合同，当事人须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撤销权，否则该权利消灭。
（二）效力待定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区别
效力待定的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效力待定的合同虽欠缺法律关于合同的生效要件，但经过权利人的追认可以生效，在追认之前，合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效力待定不仅保护权利人的利益，而且兼顾了相对人的利益。而无效合同因其具有违法性，所以是自始无效的，不能经过任何人的追认而生效、无效合同不因当事人的追认而发生法律效力是它与效力待定合同的基本区别。其现实意义为：从鼓励交易、保证交易安全的原则出发，对于一些合同不能随便宣布无效，而应当注意保护善意相对人的权利和被人的追认权，采取补救的办法，尽量使其成就生效的条件。而无效合同是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行性规定或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自始、确定、当然的绝对无效合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
1、欠缺有效要件的性质不同。无效合同欠缺的是合同的根本有效要件（即合同内容的合法性），它往往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效力待定合同欠缺的是合同的非根本有效要件，即合同当事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方面的欠缺，一般不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2、效力状态不同。效力待定合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的相对无效状态，有效与无效取决于第三人的追认或善意相对人的撤销，而无效合同处于自始、确定、当然的绝对无效状态，所谓确定无效是指无效状态不可改变，无法补救，所谓自始无效是指合同一经成立就无效，所谓当然无效是指无须任何人主张，也无须法院和仲裁机关宣告就无效。
效力待定合同范文3
关键词：无效合同；效力待定合同；可撤销合同
合同效力问题是合同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它是指已经成立的合同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一定法律约束力，即为合同的法律效力。如何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正确认定经济合同效力，保障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合同法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际出发，广泛借鉴和吸收国外在合同效力方面的先进经验，对合同效力问题进行了较全面，切合中国实际的规定，较前合同法更为详尽，解决了许多长期以来困扰审判实践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合同效力涉及合同的有效、无效、效力待定及可撤销、可变更问题。
一、合同法确认合同效力的意义和原则
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减少国家的直接干预，将国家的宏观调控置于市场规划之中，直接赋予各市场主体最大限度的意志自由，从而参与竞争，求得发展。宽泛的无效合同制度，增加了财产的损失和浪费，因为合同被宣告无效后，双方当事人就要按照恢复原状的原则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互返还已经履行的财产或赔偿损失的责任，这种返还不但意味着订约目的不能实现，还会增加不必要的费用和损失。无效合同过多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合同法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不能全力保障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因此要进行改革。
对经济合同效力的确认原则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法律、政策对具体经济活动所持的态度。因经济活动而签定的合同被确认为有效，则表明法律对该经济活动的认可，而一但被确认无效，则表明该项经济活动为法律所不容许。合同法在注重鼓励交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立法宗旨前提下，确立了依法自愿原则这一确立合同效力的基本原则并赋予这一原则以全新的含义，表现在：合同法首次将依法自愿原则规定为一个独立的基本原则。自愿原则是指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是否签定合同、与谁订立合同、订立什么内容的合同，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自由意志。
二、效力待定合同制度
效力待定合同就是合同虽然成立，但其效力能否发生尚未确定，须经有关权利人表示承认，始生效力。效力待定合同有几种具体情况：
（一）关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定合同问题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和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这些人除了可以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状况及获纯利益的合同外，其独立实施的其他民事活动，合同法对此认定为效力待定合同，扩大了合同有效的范围。
（二）关于无权而签定合同的问题
无权，是指无权的人他人从事民事活动的行为，无权人以本人名义与他人订立合同，是一种效力待定的合同，但是，该行为可以因本人的追认而使无权行为成为有效。
（三）关于无权处分的行为问题
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而订立的合同。此种合同，如果未得到权利人的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在合同成立后没有取得处分权，合同应被宣告无效。但是，无权处分人事后取得权利，亦可导致无权处分行为有效，即权利人予以追认，追认是单方意思表示，目的是使无权处分的行为发生效力，在权利人追认之前因无权处分而订立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
三、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的范围
可变更、可撤销合同，是指由于合同主体因意思表示不真实，通过行使变更或撤销权，使已经生效的意思表示归于无效的合同。合同法扩大了可撤销合同的范围，即由原来的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两种情况，扩大到“一方以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定的合同。”
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在未被变更撤销前，是有效合同，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行使撤销权，则其不能不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合同法将一方以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与之签定的合同纳入可撤销合同之内，既体现了国家适度干预原则，同时兼顾受害方利益，由其自行决定是否撤销合同，若将此类合同一概作为无效合同对待，则不能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因此，该类合同从本质上看是违反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愿而订立的，但是否受到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只有当事人自己最清楚，如果当事人自己不提出来，法院或仲裁机构则很难对此确切把握。
四、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为无效合同
由于旧合同法对无效合同的法律界定很宽泛，导致的后果只能是过多的干预，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使得市场经济的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过程中，畏首畏尾，得不到法律最有效的保障。如前所述，新合同法严格界定了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方为无效。对此我们应当明确法律、法规的范畴，对于一些违反地方性法规及某些行政机关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应不在此列，不属于合同法界定的无效合同范畴。我们在审判实践中要特别注意审查的是，一方面是主体资格问题，某些特殊行业，在从事经营活动时，必须取得相关资质，或为某种许可；另一方面，要对合同的内容、标的物进行审查，是否为禁止流通物等。对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禁止行为而为之的行为，则是当然的无效。而新合同法并未对违反地方性法规及某些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做出无效的界定，在审判实践中应注意把握。
总之，合同法扩大有效合同的范围后，为审判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思维空间，重合同，尊重当事人自治的观念应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头脑。要转变过去的定向思维模式，使法律为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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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邢玉霞.我国法律体系下无权处分效力制度冲突的选择[J].法学杂志,2007(1).
效力待定合同范文4
一、无权处分之内涵界定
“无权处分”这个词汇的核心我想应该是“处分”,而“无权”只不过是相对于“有权”而言的,“处分”则是法律上的概念;在我国法律上的处分是指按照人的意愿,在通过某种法律行为的整个过程中,对财产进行处理。无权处分行为,则可以分为广义处分和狭义处分两种。广义处分,大多数情况指的是法律上对某种行为的处分。而狭义处分,仅指我们一般所说的处分行为。“无权处分”这个概念中对于处分一词的含义,应当根据法律体系的不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无权处分的效力
在我国的法学界,对于无权处分的效力,在理论上存在较大分歧,通说认为,无权处分的效力可以包括“无效说”、“效力待定说”、“有效说”这三种观点。
(一)无效说理论基础是给付不能。无权处分合同中,出卖人对标的物并不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属于以“不能履行的给付”为合同标的之情形,因而合同当然无效。《法国民法典》及《德国民法典》均有此规定。《法国民法典》第1559条规定,“就他人之物所成立的买卖,无效。在卖受人不知标的物属于他人的情形,出卖人负损害赔偿之责”。《德国民法典》第3306条规定,“以不能的给付为标的之契约,无效”。
(二)效力待定说我国《合同法》的第51条是这么说的,当一个无权处分人处分了他人财产,如果经过了权利人的追认,或者是无权处分人在事后又取得了该行为的处分权,则这个合同是有效的,但是在权利人拒绝追认和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之前,这个合同的效力是待定的,而且如果权利人拒绝追认又或者处分人事后没有取得处分权,那么这个合同是无效的。据此,我们认定:无权处分合同有没有法律上的效力,这就要取决于权利人是否追认,或者说该处分人在事后有没有取得了处分权,为了保障交易安全以及充分保护受让人的合法权益,应将善意取得制度作为相应补充。
(三)有效说依据民法上的原理,法律上的处分行为,严格意义上来说可以分为两种,首先是处分行为,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处分行为都是该种处分行为,是指在某种行为发生时直接使权利发生变更的法律行为,这种类型又可以分为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其次是负担行为,负担行为亦称债权行为,是指当发生债法上给付义务时,这种给付效力的法律行为,一般体现为合同行为或者单独行为。如果负担行为欲生效,则需具备三项基本要件:第一,当事人得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第二,当事人意思表示要真实;第三,标的要确定、合法及正当。处分行为欲生效,除具备以上三项外,处分人还需享有处分权。台湾着名学者王泽鉴先生持该种观点。
三、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的法律冲突
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是两个不同的制度,他们都是民法中的重要的制度。无权处分行为是指行为人没有处分他人财产的权利,而订立了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而善意取得又称为即时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人将其受托占有的他人的财物转让给第三人,但受让人在取得该动产时是出于善意,则受让人取得该物的所有权,原权利人丧失所有权。
效力待定合同范文5
关键词：物权行为理论 负担行为 处分行为 无权处分
世界各国对民事行为的种类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以德国为代表的传统物权行为理论认为，民事行为应区分为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所谓物权行为，又称处分行为，是指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法律行为;而所谓债权行为，又称负担行为，是指以发生给付义务为目的的法律行为。物权行为具有独立性和无因性的特点。所谓独立性，是指物权变动的合意应独立于债权合意而单独存在;而无因性，则是指债权行为的效力瑕疵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即“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有效的”。物权行为理论旨在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的交易相对人。这一点固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该理论对于真正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往往难以充分保障。
而以法国、日本为代表的国家则主张非物权行为理论，即不承认物权行为的存在，只把物权的变动看作是债权行为进一步履行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对于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也不予认可。如果债权行为存在瑕疵，如买卖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则当然不会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很明显，非物权行为理论侧重的不是交易相对人的利益，而是保护真正所有权人。这一理论对于静态的财产安全的保障意义重大，但对于善意的交易相对人却又十分不公平。
比较上述两种观点，笔者更倾向于物权行为理论，但对其内容也不能完全接受，而应批判地借鉴。
一、对传统物权行为理论应批判地借鉴
(一)物权行为应具有“独立性”特点，但物权合意与债权合意并非完全分离
笔者认为，“物权行为”这一概念是应当独立存在的。因为实践中确实存在着单纯的物权变动行为，如抵押权、地上权、承包经营权的设定等。而且仅靠债权行为理论也根本无法满足对物权设定、变更和保护的客观需要。当然笔者也认为将一个买卖行为拆分成三个独立的法律关系过于烦琐和复杂，法学原理也比较抽象，但不能因为关系复杂、原理抽象就否定其存在的客观性与合理性。
虽然笔者认为物权行为具有“独立性”特点，但并不同意传统物权行为理论中所主张的物权变动的合意必须独立于债权合意之外，而应是有时并存有时独立。最典型的并存情况莫过于买卖合同的签订。在这一行为中既有产生给付义务的债权合意，同时也有产生物权变动的物权合意。其中，物权变动的合意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与债权合意发生了重合而已。
(二)物权行为应具有“有因性”特点
对于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笔者有不同意见。
首先，有独立性未必一定就具有无因性。对有些学者的“物权行为有独立性则一定就具有无因性”的观点不能认同。无因性存在的前提当然是物权行为具有独立性，但反之，物权行为具有独立性却并不能必然导致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存在独立性的物权行为也可以同时具有有因性的特点。
其次，物权行为应当具有“有因性”的特点。“无因性”就是指债权行为的效力不能影响物权变动的效果。对此笔者不能赞同。因为“源于错误的交付也是有效的，也能转移所有权”势必导致出卖人丧失对物的所有权而只能行使效力层级较低的债权请求权，这对出卖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况且，此种理论也极易导致出卖人与买受人恶意串通损害真正物权人利益的情况发生，因而笔者不同意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二、物权行为理论对无权处分的效力的影响
实践中，无处分权却擅自处分他人之物的行为十分普遍。对无权处分所导致的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的效力如何认定，将直接关系到真正所有权人和善意交易相对人的切身利益。
(一)不同理论对无权处分的效力的不同规定
在物权行为理论中，由于区分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即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所签订的债权合同是负担行为而非处分行为，不以处分人必须具有处分权为生效的必要条件，因而债权合同当然有效。即使处分人没有处分权，交易相对人也仍然可依据有效的债权合同追究无权处分人的违约责任，而至于有无处分权只会影响到物权行为的效力。所以，依德国民法的规定，无权处分的物权行为效力待定。
而在非物权行为理论中，由于不区分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即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而仅把物权变动看作是债权行为履行的法律效果，因而往往只考虑无权处分对债权行为效力的影响。但对于无权处分所产生的债权合同的效力各国却规定不一。有的规定债权合同无效，如法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就他人之物所成立的买卖无效，’;有的则规定债权合同当然有效，如意大利民法规定:“如果缔结契约时出卖人不享有买卖物的所有权，则出卖人承担使买受人取得物的所有权的义务”;还有的规定债权合同效力待定，如我国《合同法》第51条。
(二)对非物权行为理论的否定
效力待定合同范文6
一、问题的提出
买卖合同，目的在于发生财产所有权之转移，为了使买受人的利益得以实现，卖方除了应当承担交付标的物并移转所有权之义务外，还需承担权利瑕疵担保义务。所谓权利瑕疵担保（security for defectsof right），就是出卖人应保证其拥有对货物予以买卖的权利（Seller's right to sell the goods），并且保证任何第三人都不会就该货物向买受人主张权利之请求。关于国际货物买卖中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41条明文规定：“卖方所交付的货物，必须是第三方不能提出任何权利或要求的货物，除非买方同意在这种要求的条件下收取货物。”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尽管《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明确规定了出卖人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但是由于公约第4条将合同的效力问题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这样，一旦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出卖人违反了瑕疵担保义务，该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便成为国际货物买卖中的灰色领域。如何解决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是一个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影响巨大的问题，而公约的回避态度则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一旦发生出卖人违反权利瑕疵担保义务之情形，一般来说该买卖合同之效力问题只能按照合同所适用的国内法来处理，而世界各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千差万别。[1]比较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以下几种：
（一）无效说。《法国民法典》第1599条规定：“出卖他人之物的，无效：如买受人不知标的物属于他人的，出卖人负损害赔偿之责。”
（二）有效说。英国法院把合同条款区分为“条件”（condition）和“担保”（warranty）两种类型。条件是指合同中重要和根本性条款，如果一方当事人违反条件，即使对方并未因此遭受损失或损失极其轻微，对方也有权解除合同。担保是指合同中次要和附属性条款，一方当事人违反担保，对方只能要求损害赔偿，而不能解除合同。《英国货物买卖法》一方面规定了卖方的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另一方面又明确规定，卖方对货物权利的默示担保义务属于合同的条件条款，这意味着违反权利担保的合同应当属于有效合同。[2]
（三）效力待定说。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但对权利人不追认并且处分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如果认定合同之效力，法律中存在漏洞，如何进行漏洞补充，有学者力主采用效力待定说，即“依《合同法》第51条，出卖他人之物，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所有权的，合同有效；反之，权利人不追认并且处分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无效”。[3]本文将对这三种典型的立法例进行分析检讨，重点讨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出卖人违反权利瑕疵担保义务时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以期对制定有关的统一实体规范有所裨益。
二、对无效说与效力待定说的制度分析
（一）买卖标的物之范围
坚持无效说的《法国民法典》显然认为，只要买卖的标的物是他人之物，那么该买卖合同就当然无效；而坚持效力待定说的我国《合同法》第132条也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可见，无论是无效说还是效力待定说均认为他人之物原则上不属于买卖标的物之范围。作为检讨的第一步，我们首先要分析的问题就是：他人之物可否成为买卖合同之标的物？
买卖合同显然属于债权之一种，而物权和债权的标的物范围存在重大差异。物权是对物进行直接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之支配权；而债权为请求权，不具有排他性之特点，债权之标的物可以由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决定之。简言之，物权之标的物必须具有现在性、独立性和特定性，而债权之标的只需要具有合法、可能和能够确定之特点。例如，尚未生产出来的电视机可以成为买卖合同（债权）之标的，但不可以成为质押（物权）之标的物，原因就在于物权和债权的标的物大相径庭。
债权和物权同为民法中的财产权，为何两者之标的物差异如此之大？这要进一步从合同制度的起源上加以考察。在信用制度极不发达的早期商品交易中，物物交易和即时交易必然为其基本形式。买卖双方的交易必须即时清结，且双方均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因此买卖合同之标的物必须具有现在性、独立性和特定性。此时买卖合同之标的物与物权之标的物并无不同。从严格意义上讲，虽然罗马法早期的mancipatio（要物买卖）和in jure cessio（拟诉弃权）具有合同最初形式的意义，但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合同观念。严格意义上的合同观念只有在具有约束力的意思表示无须靠即时履行来保障，并且在时空上相分离时，才可能真正形成。脱离了“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这一命题，就不可能充分理解合同的本质。正是由于合同的订立与履行之间的时空差异，卖方才得以摆脱标的物必须具有现在性、独立性和特定性的限制，从而使合法、可能、能够确定之物均可以成为买卖之标的物。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买卖契约是建立在“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基础之上的债权，因此未来之物（如：尚未生产之钢材）、尚未独立之物（如：未收割之粮食作物）、不特定之物（如：尚未划拨之散装货）均可成为买卖契约之标的。以他人之物为买卖合同之标的物，并非没有合法取得标的物所有权之可能。最为典型的就是转卖这种情形，买受人在尚未取得标的物的占有和所有权之前，再次订立合同将同一笔货物转卖给第三人，这种交易在现实生活中实属正常。乍一看来，以他人之物为买卖合同之标的物似乎不具有合法性，但细思而明辨之，其并不违背合同“法律上可期待信用”之基本特性。
（二）真正权利人之保护
根据无效说，法律禁止以他人之物为买卖合同之标的物，将他人之物排除在买卖合同的标的物范围之外，即只要出卖的是他人之物，该买卖合同就为无效。而根据效力待定说，买卖合同之效力取决于出卖人事后是否可以取得权利人之追认或取得对标的物之处分权。如果权利人追认或者取得了处分权，那么买卖合同就有效；反之，如果权利人不追认并且出卖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买卖合同就无效。由此观之，无论是无效说还是效力待定说，其立法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真正权利人之利益，从而维护财产的静态安全。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立法者的这种制度设计究竟在多大的范围内具有保护真正权利人之功能？出卖人违反其权利瑕疵担保义务，首当其冲受到侵害的就是真正权利人。不过，必须注意的是，真正权利人的利益是否可以得到维护，关键问题并非取决于该买卖合同之效力，而是取决于买受人是否可以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尽管出卖人违反其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对他人之物进行无权处分，但是，如果买受人可以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真正权利人势必会丧失所有权，即使我们认定该买卖合同无效，也无法使真正权利人的所有权得以恢复；相反，如果买受人不能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那么真正权利人就仍为买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其自然可以基于所有权而获得保护，即使我们认定该买卖合同有效也并不会当然导致真正权利人丧失其所有权。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实际上真正权利人是否可以得到保护和买卖合同的效力并无关系。如果试图通过规制买卖合同的效力来达到保护真正权利人之目的，这无异于隔靴搔痒。
（三）买卖合同之履行
如果出卖人违反权利瑕疵担保义务，以他人之物为买卖合同之标的，不仅有侵权之嫌，而且有违人们的法律情感，似乎也为社会道德所不容。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因出卖人违反权利瑕疵担保义务而侵害所有权人利益之情形，也存在出卖人因违反权利瑕疵担保义务而无法履行买卖合同之情形。如果立法上把这类买卖合同按无效合同或效力待定合同对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制裁无权处分行为之目的。不过，“有光的地方就有阴影”，将他人之物排除在买卖合同的范围之外，固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后果也不能忽视，它不仅会大大减损市场的交易效率，而且也损害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
1．以标的物的处分权作为买卖合同效力之依据，与现实脱节甚巨。从理论上讲，如果出卖人违反权利瑕疵担保义务，这与违约责任有关，但与合同效力无关。如果卖方因为权利瑕疵而无法履行合同或是不适当履行合同，出卖人自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但这不能否认买卖合同的效力。如果法律要求卖方必须在订立合同之际享有处分权，或者在订立合同以后取得处分权，否则即按无效买卖合同处理，这样恐怕会导致立法与现实经济生活的脱节。在国际货物买卖中，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交易的迅速、便捷，买受人在货物交付之前将买卖标的物转卖，此类连环买卖在流通领域中大量存在，完全属于正常现象。如果仅仅因为出卖人尚未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就认定其订立的买卖合同无效或效力待定，这无异于要求买方只有在交付完成以后才可以订立下一份买卖合同，这显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更与国际货物买卖的需要相距甚远。
2．以他人之物为买卖合同之标的物与合同之履行并无必然联系。立法者之所以否定以他人之物为买卖合同之标的物，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这种合同会导致合同的履行不能，但以他人之物为买卖合同之标的物并不必然影响合同之履行。事实上，尽管出卖人在订立买卖合同时并不享有对标的物的处分权，但不可否认，出卖人的确可能在合同订立以后履行期限到来之前通过合法渠道取得处分权。卖方完全有可能在订立合同时对标的物没有处分权而在履行合同时拥有了合法的处分权，也有可能在订立合同时对标的物有处分权而在履行合同时丧失处分权（如：财产被法院冻结或扣押），更有甚者，有些出卖人始终拥有处分权却拒绝履行合同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鲜见。可见当事人的信用如何与处分权并无必然的联系。出卖人没有处分权，并不意味着出卖人就必然不能履行合同；出卖人拥有处分权，也并不意味着出卖人就必然能够履行合同。将他人之物排除在买卖合同的范围之外，并不能加强合同之信用，相反却会降低市场交易之效率，大大降低了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对于买方而言，他关心的只是卖方履行合同的信用以及卖方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承担问题。至于卖方承担违约责任是因为有处分权而拒绝履行还是愿意履行而没有处分权，对于买方而言这种区分并无多大法律上的实益。一旦出卖人因为权利瑕疵而导致对合同无法履行或不适当履行，自应依照合同承担违约责任，买受人也并未遭受不测之风险。
三、对有效说的实证分析
如果出卖人违反其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在没有处分权而对他人之物进行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在考虑买卖合同的效力时，必须要考虑真正权利人、出卖人和买受人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尤其要注意保护善意买受人之利益。基于对货物买卖的不同情况进行实证分析，笔者认为采用有效说是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一）出卖人和买受人均为善意
假设有这样一宗国际货物买卖，甲是广州某进出口公司，从美国纽约乙公司处购买1000吨钢材，在乙方将货物运抵广州交付之前，甲又将该宗货物转卖给新加坡丙钢材公司。在本例中，甲方与丙方在订立买卖合同之际，根本没有取得买卖标的物之占有，也没有取得该宗货物的所有权，该货物的所有权仍属于乙所有，但甲并未向丙隐瞒其尚未取得标的物之占有和所有权的真实情况，丙也明知甲在订立买卖合同时尚未取得所有权。买卖双方均为诚实信用商人，均无欺诈之恶意。如果甲在订立转卖合同以后顺利地取得了货物的所有权并将其依约交付给丙，合同便得以顺利履行；如果甲最终因未能取得货物的所有权（例如货物在海洋运输中沉没）而无法履行合同，自然应当按照合同之约定承担违约之责任。由此可见，订立以他人之物为买卖标的的买卖合同，风险与利润同在。一旦卖方无法取得处分权，就必须承担违约责任。这种交易形态根本不违反诚实信用的基本精神和商业道德，也丝毫没有损害真正权利人之利益，买卖双方均认可其约束力，该买卖合同自然应认定为有效。如果仅仅因为卖方在订立买卖合同时尚未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就认定该买卖合同无效或者效力待定，这不仅与人们的合同观念不符，对出卖人和买受人均无利益可言，在实务操作中恐怕也难谓合理。
（二）出卖人为恶意而买受人为善意
假设有这样一宗国际货物买卖，甲是上海某钢材进出口公司，有一宗钢材交与广州另一家公司乙保管，但不料乙竟向新加坡公司丙谎称该宗货物为自己所有，并与丙订立买卖合同，约定30天后交货，其中有违约金之约定。在本例证中，出卖人乙在订立买卖合同之际，对标的物有占有权而无处分权，但其隐瞒无处分权之真实情况，谎称自己为所有权人，使买受人丙误认为其为真正权利人而订立买卖合同。这种情况就属于出卖人有欺诈之恶意而买受人为善意之情形。
1．买卖合同之效力与真正权利人之利益状态。在确认该买卖合同的效力时，真正权利人的利益是一个重要的衡量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出卖人已经将货物交付给善意买受人，善意买受人根据善意取得制度自然应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已成定论；如果尚未交付，标的物所有人不仅不丧失其所有权，而且可以依据自己之本权（所有权）向出卖人主张返还占有，固属无疑。从客观效果上观察，善意取得制度所要解决的是真正所有权人和善意买受人之间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而买卖合同所要解决的则是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问题，这就表明善意取得制度和买卖合同分别解决的是不同领域的法律问题，而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和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实际上并无直接关系。如果标的物已经交付并由善意买受人取得所有权，标的物的真正权利人已经丧失其所有权，其可以获得的补救方法仅限于向出卖人索赔，标的物的真正权利人并不能够借助买卖合同的效力而使其所有权失而复得。如果标的物尚未交付，标的物的真正权利人基于所有权，当然可以对抗善意买受人的债权而向出卖人主张返还占有。至于买卖合同是有效、无效还是效力待定，与真正权利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因此，从真正权利人之利益状态人手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真正权利人而言，其利益之保护取决于买受人是否可以根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所有权，而不是买卖合同之效力。简言之，真正权利人利益之维护与买卖合同之效力无关。
2．买卖合同之效力与善意买受人之利益状态。真正权利人的利益是否可以得到充分维护，与善意取得制度密不可分，而与买卖合同之效力几乎毫无关系。但是，对于善意买受人和出卖人而言，如何认定该买卖合同之效力却与之息息相关。试想，如果出卖人已经将货物交付给善意买受人，但买方却发现部分货物的质量没有达到买卖合同之要求，那么买受人是否可以根据买卖合同之约定向出卖人追究违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至关重要。为便于分析，我们仍然以上述买卖钢材的例子为例。假设在合同订立后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形，30天后，乙与丙均完全履行了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和付款义务，但丙在获得货物占有以后，发现该货物有部分质量不符合合同之约定，遂根据买卖合同向乙要求减价或支付约定的违约金，乙表示同意；第二种情形，在合同订立后，乙担心履行买卖合同会受到甲的追诉，经犹豫再三，决定不予交付。遂告诉丙自己无处分权之情形，丙要求乙依照合同支付违约金，乙依约支付；第三种情形，在合同履行前，丙得知乙因无权处分不能交货，于是主动要求以乙所有的另一宗货物代替履行，乙欣然答应。通过以上情形，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认定该买卖合同有效，上述问题均可以迎刃而解；相反，如果认定买卖合同无效，或者真正权利人不予追认，这些问题就会陷入“没有合同依据”的境地。事实表明，在标的物已经向善意买受人交付的情形下，尽管标的物的所有权已经根据善意取得制度的直接规定发生了移转，但合同本身的效力对于明确买卖双方的法律关系仍至关重要。善意取得制度只是对出卖人违反权利瑕疵担保义务进行了强制性补正，买卖合同仍然是明确买卖双方当事人其他权利义务关系的重要依据。退一步讲，即使出卖人因违反权利瑕疵担保义务而导致该合同无法履行，该合同之效力对确定当事人之权利义务关系同样不能忽视，显然，如果按有效合同处理，则买方就会享有较大的灵活性，既可以要求替代履行，也可以决定给予卖方宽限期以促使出卖人力争继续履行，当然买方也可以解除合同并追究卖方的违约责任。在追究违约责任时，由于违约赔偿之范围以及赔偿金额之计算方法均已经在合同中订明，买卖双方均未遭受不测之风险；反之，如果按无效合同或效力待定合同来进行处理，反而使善良之买方丧失根据自己的利益作出灵活选择之机会，其向卖方索赔也因缺少明晰的合同基础而代之以赔偿范围模糊不清的缔约过失责任。
由此可见，依照法律之强制性规定，将买卖合同视为无效或效力待定，并不一定能切合善意买受人之利益，而按照有效合同处理显然更为合理。
（三）出卖人和买受人恶意串通
在物权变动中，立法者确立善意取得制度和公示公信原则，以牺牲真正权利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偏重保护善意买受人之利益。其之所以将保护的天平倾向于善意的买受人，目的在于维护交易秩序之安全，杜绝善意买受人在市场交易中的顾虑心理，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但这种立法选择并不意味着各方的利益得到均衡的保护。实际上，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只是立法者在彼此相互冲突的利益无法得到全部满足时所作出的相对合理的理性选择，它绝对不是一个双赢的方案．至多只是一个忍痛割爱的结果。它本身就蕴涵着对善意第三人的厚爱和对真正权利人的不公。假如出卖人无权处分，而买受人对出卖人无权处分的情况又明确地知道，在这种情形下，双方仍恶意串通订立买卖合同，显然买方已不是立法者意图保护的善意买受人。例如，在国际海运诈骗中，如果不法船长侵吞货物，非法将货物转卖给第三人，且第三人明知该货物存在权利瑕疵而仍购买。在这种情况下，就真正权利人和恶意买受人之间，立法者所应保护的无疑应该是真正的权利人，而不应当是恶意买受人。即使财产已经交付，财产的所有权仍归属于真正的权利人，法律也不应当认定该买卖合同为有效。
以上几种情况的分析表明，在买受人为善意时，无论货物的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按有效合同处理，只是明确了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于所有权人的保护并无不利之影响；相反，由于强调买卖合同的有效性，交易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得以明晰。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对于双方责任之确定、违约金额之计算也都有据可循，这无疑有利于增强判决的确定性，降低案件的审判成本。基于此，笔者认为，除非买受人在订立合同时即具有恶意，买卖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有效。
四、结论
由于世界各国对于合同的有效性问题分歧较大，很难统一，因此《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采取了“知难而退”的回避态度，将合同效力问题整个排除在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然而笔者认为，就出卖人违反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对合同效力的影响问题，公约具备制定统一规范的可能性。无论是英美法的国家还是大陆法的国家，在市场交易中必须保护善意买受人的利益，对此各国的立法态度基本一致。为维护市场的交易秩序，保护善意买受人之利益，立法者应当将买受人作善意和恶意之区分并确立善意取得制度。既然立法者在决定标的物的所有权归属时已经将保护的天平倾斜于善意的买方，那么这种立法意图同样也应当一贯地贯彻到合同法领域，否则就无法保持立法意图的延续性和一贯性。试想，如果在确定标的物所有权的归属时侧重于保护善意的买受人，使善意买受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但在合同法中却侧重于保护真正的权利人，使善意买受人所订立的买卖合同无效或效力待定，这势必使法律的保护重心动摇不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困难，从而导致善意买受人的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护。正是因为世界各国在立法上对保护善意第三人方面具有基本一致的立场，所以笔者认为，如果公约采用以下制度设计可能对促进国际货物买卖更为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