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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范文1
12月13日上午3—4节课，我们预备党员和发展对象在教4进行了12月份的政治学习，学习主题是关于“党代会精神的学习”，在前几天，我们学校的各个学院也就党代会进行了多次的座谈会。07级分两组、08级一组先分别进行小组讨论，最后又集中起来交流意见。
在小组讨论中，大家踊跃发言，有的传达了学校党代会的精神，有的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各抒己见。不过我更多的感觉是这像是以前的我为经院建言献策。
在湖北经济学院党代会上，周元武书记的报告客观对过去五年的工作作了总结，对未来五年也做了科学规划，他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提高大学生素质与能力。作为本科院校下的高职高专，针对党代会要求，管院学生要根据学生自身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既要跟紧本科，又要有自己的特色。管院学生也是经院一份子，也要主动去思考做到为地方发展服务的方法，强化“两有三实”人才培养目标，应该出谋划策，尽到自己的义务。报告中要求勤俭办学，学生们也应从日常点滴做起，支持学校的发展和建设。而作为学生党员的我们，党代会也对党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学生党员也要在学生当中营造良好的党风，带动学风。党代会报告中对管院的要求有38个字：管理技术学院要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举，着力培养学生职业能力，办出特色，做精做强。
有的同学也结合实际谈到了我们学校的食堂问题，还有党费的缴纳要及时，同时党费的使用要实行公开制，不仅要在党内公开，还要对外公开。同时也提到了学校的资源要共享，比如实验室的英语自主学习中心，这个地方只对本科生开放，而我们专科生进去了根本做不了题目。还有的同学也提到了要加强监查力度。我们作为毕业生，要对自己有危机意识，多与身边的同学沟通，党员的考核不实。学生在学校所学和社会所需有差距，学校目前的社会实践考核较为僵化。通过社会实践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定位，通过科研实践和专业实习创造优势。希望学校能够提供平台，建立和企业的联系，提升在外影响，“不是一个人优秀，而是一批人优秀”。
我们小组讨论后，最后三组又进行了交流，综合三组的讨论意见，我觉得我们这次的小组讨论还是挺成功的，我们更深入的学习了党代会精神，并且要更好的把它们应用到实际中去。
政治学范文2
命名的政治:从文学本质论到文学体制论
反本质主义是后现代文艺理论的核心主张。伊格尔顿和卡勒都指出，文学并没有先验的、客观存在的、非历史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而只是后天建构的、受制于特定视角的、历史化、地方化和语境化的、流动的概念。丹托和迪基也认为，不存在形而上的艺术概念，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仅仅取决于某种授予它们身份的社会体制，这种体制就是由艺术家、批评家、馆长、赞助人、商、经销商和收藏家组成的“艺术界”。［11］(P17)文艺理论的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转换，即从文学艺术的内在美学特质研究转向了外在的社会惯例、社会机制和社会权力关系的研究。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文学或文学理论的内部特性，而是建构它们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即话语—权力领域，“它的视野其实就是整体社会之中的那个话语实践领域，它的特殊兴趣则在于将这些实践作为种种形式的权力和行事加以把握。”［12］(P207)显然，弗娄和本尼特确立的从文学本质论到文学体制论的反本质主义文学观是离不开这个大背景的。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主要包括反对“美学形而上学”和“文本形而上学”两个内容。众所周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是“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但在本尼特看来，两者却是矛盾的，“既重视艺术的超验性，又努力根据其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来解释它，这是传统的主要矛盾”。［6］(P25)特别是西方，如阿道诺、马尔库塞的美学自律理论，与的社会的、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原则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把审美当做一种精神与现实之间关系的不变模式来建构，这很难与作为一种旨在对所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彻底的‘历史化’的历史科学的概念相协调”，这样只能导致一种“失败的唯物主义”。［6］(P14)他进而指出，分析远不是要证实在后康德哲学中被归属于美学的普遍性，应该集中精力探讨在产生一系列不同的文学和审美效果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的各种社会和历史条件。同样的道理，像俄国形式主义那样求索文学文本内部所独具的“文学性”也是一种妄想。他指出，文学性并不存在于文本中，而存在于文本内部及文本间的互文关系中，最终依赖于文本在主流意识形态母体中所占据的地位。因此，我们要以历史而具体的方式看待“文学”，拒斥将文学作为超越历史的抽象概念来理解的“文本形而上学”。［7］(P50)总之，本尼特认为，文学更适合看成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体制建构下的文本的使用及其效果。我们应当使用一套新的概念、方法和程序，以一种非美学的方式来重新思考批评的政治学，以一种更加具体和特殊的方式来探讨文学的政治学。［5］(P10)弗娄也指出，“本质主义‘文学’的概念应该被它在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的概念，即文学的话语构型概念所取代”［4］(P83)，应该建构一门“一般诗学”，研究文学话语与法律、科学、历史、哲学、道德、宗教乃至日常语言等非美学话语之间的深层关联。
文本的政治:从文本分析
到话语分析霍尔指出，“社会和文化科学中的‘话语转向’，是近年发生在我们社会的知识中的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13］(P6)。在20世纪前半叶，索绪尔强调语言内部的系统和规则，将外部语言学所关注的文化、政治、社会制度、环境等因素排除不顾，给俄国形式主义、捷克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带来的是注重内部研究的“文本分析”法;20世纪60年代之后，福柯等人用“话语”概念恢复了语言的历史性、社会性、政治性、实践性乃至物质性，给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主义、后带来了侧重于外部研究的“话语分析”法。弗娄和本尼特都反对文本形而上学和文本分析法，只不过弗娄更加自觉地引入了“话语转向”的理论成果。弗娄明确承认，他的话语理论主要受启发于巴赫金、韩礼德、米歇尔•佩奇尤克斯和福柯等人。［4］(P67)这些话语理论家的一个共同旨趣就是，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转变为语用学语言模式，重建语言与历史语境、意识形态、社会实践、言说主体之间的联系。巴赫金说:“话语是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的现象”［14］((P354)。韩礼德指出，“话语类型”乃是掌控着特定社会语境中的特定意义的生产、传播和接收的规则系统。［4］(viii)佩奇尤克斯采用“话语”一词来强调语言使用的意识形态性质。［15］(P3)在福柯那里，“话语”是赋予现实世界以秩序和规则的意义系统。“对福柯来说，一个‘话语’就是我们可称之为‘一个为知识确定可能性的系统’或‘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的“规则”而存在，这些规则决定了陈述的类型，决定了真理的标准，决定了谈论的范围和话题。［16］(P32)因此，话语不但与外部权力相关，其本身也具有一种意义建构的权力。总之，话语的社会功能、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都应该成为“话语分析”的重点。弗娄直接将文学称为“文学话语”，就是要解除形式主义文论赋予文学的绝缘性，恢复文学文本的社会建构功能及其意识形态性。文学是一种复杂的、历史性的、高度体制化的话语，一方面是特定社会历史语境认可的结果，另一方面，还与道德、法律、宗教、科学等其他话语相互影响，互为话语，因此，文学话语并没有固定的界限和本质。［4］(P84)在弗娄看来，文学具有社会构型作用，统治阶级往往利用文学艺术去维持其社会和政治霸权，并使之合法化。像其他话语类别一样，文学话语在阶级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同样，弗娄也是从话语的角度去理解文学的意识形态性问题的。他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与阶级斗争相关的符号系统或话语的一种状况”［4］(P61)，就是不同话语之间产生的权力关系。所以，文学文本不是固定的给定物，而在话语冲突的过程中不断被定义，在此期间，文本的意识形态性或得到巩固，或受到挑战，文本的历史性也正由此而生成。通过重塑文学话语、意识形态、权力等概念，弗娄希望将文学文本置于更加广阔的话语范围之中。他按照文本的特殊历史地位和随着历史变化的意识形态价值来定义文本，发展出一种新的分析模式，这种话语分析的模式不是将文本囿于“文学特殊性”的范围之内，而是能够辨析文学文本各种变化形式之中的权力运动。［4］(P102)#p#分页标题#e#
阅读的政治:“阅读型构”理论
艾布拉姆斯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作为文学研究强调文化与政治这一普遍倾向的一部分，读者反映批评学家越来越多地尝试将对文本的特定阅读‘置于’其历史背景之中，试图说明读者的意识形态及固有的种族、阶级或性别偏见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构成文学解释及文学评价的反应”［17］(P521)。后结构主义以来的阅读理论认为，“读者被历史地或社会地建构，不存在抽象或永恒的本质，这必然促使人们从事阅读的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18］(P248)。弗娄和本尼特都是阅读政治学的倡导者，主张解构“文本”和“读者”的本质设定，将其置入与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的永久互动之中。弗娄明确地指出，我们可以达到“元阐释”的水平，“我们不再关注特定阅读的正确或错误，而应该注意阐释的形式的、社会的条件及其前期状况，即关注阅读的政治学和阅读的历史学(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的阐释的异质性)”［4］(P186)。根据他的分析，阅读理论的这种转向是积极有效的，这是因为:第一，它激发了差异阅读，认识到不同阅读的政治的和历史的相对有效性;第二，它打开了一条通道，可以将我们自身的政治的、方法论的、历史的情状印刻在阅读对象之上，进而成为其组成部分。本尼特也认为，批评的目的不是制造一个审美对象，不是揭示已经先验地构成的文学，而是介入阅读和创作的社会过程。站在文本面前，阐述它的真理，这已经远远不够了。批评家必须开始从策略角度思考什么样的批评实践形式才能将阅读过程政治化。这可能意味着对不同的读者群应该有不同的批评形式和创作形式。［19］(P222)为此，本尼特创建了阅读型构理论，所谓“阅读型构”，是指一整套为文本生产出读者、也为读者生产出文本的话语和制度条件。［6］(P22)在笔者看来，阅读型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打破了本质主义的“文本”和“读者”概念，将阅读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决定着阅读过程的社会条件、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斗争。他说:“阅读过程不是读者与文本作为抽象而相遇的过程，而是文本网络构成的读者与文本网络构成的文本相遇的过程。这种交往从来不是两个未受浸染的实体之间的一种纯交往，而总是一种被文化碎片搅混的过程，这种文化碎片将文本与读者纠缠在构成二者相遇领域的相关文本区域。”［6］(P109)可见，正是阅读型构具体地、历史地构建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相互作用应该被看成文化激活的文本与文化激活的读者之间的存在，这样的相互作用被物质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制度的联系构建而成，文本与读者都不可逃脱地铭记于此种联系之中。弗娄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文学话语生产的知识形式是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的一种功能，但是，文本和读者都不是独立体。他们的地位和功能由他们在文学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我们在文本中关注的东西是由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场域中的位置所引导和限制的”［20］(P30)。总之，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不但建构了不同的读者，通过他们建构出不同的文本，还建构了文本———读者之间的复杂关联，这些具有构型作用的社会、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才应该成为阅读研究的落脚点。
问题与反思
政治学范文3
关键词： 信息技术 社会知识化 制度安排
一、信息技术必然催生社会知识化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信息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产业结构，推动了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社会对知识和知识型劳动者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进而使劳动力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出现新的态势。
1.产业结构变迁。首先，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应用造就了一大批新兴产业并使之成为主导产业。早在1967年仅信息产业所创造的价值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就已经占到46%的份额。其次，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应用给传统产业带来一次史无前例的改造。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信息技术进入传统产业部门后，使制造技术相应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实现了信息化的制造业。
2.劳动力结构变迁。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产业结构发生变迁，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必将促使劳动力结构发生变迁。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产业结构的提升性变迁，使生产中的智力因素空前强化，劳动性质因而改变。劳动已经不仅是体力劳动，更主要是脑力劳动。在这种情势下，基于产业结构之上的企业必然要提高对劳动者的技能和文化素质的要求。这样，传统产业劳动者就会被新产业结构大量淘汰出局，而知识型劳动者的需求将越来越旺盛。于是，劳动力结构将发生变迁。
3.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上述劳动力结构变迁主要表现为职业结构发生变迁：管理和技术等知识型岗位成为主要的劳动岗位。在现代社会里，职业是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故职业结构变迁必然影响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当一个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属于知识阶层，而知识阶层又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社会是知识化社会了。
二、知识化社会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紧密相关。社会分层是对社会流动某一个阶段作出的静止性刻画。社会流动在某一阶段的凝结性状态就表现为社会分层。
1.知识化社会的社会分层。排定社会成员的阶层归属或社会地位通常要考虑财富、收入、教育、权力、名誉、声望、职业、消费等多种因素。由于综合这么多因素在技术上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因此研究者往往找出一个与上述各因素相关性较强且易于作量化操作分析的因素。在社会学界的社会阶层分析中，这个通常被选用的因素就是职业。在现代社会里，职业往往涵括了排定社会成员的阶层归属所应考虑的多种因素。实际上，社会阶层差度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职业差度引起的。加之，在知识化社会里，知识更新速度比较快，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变迁周期相对缩短，因而社会成员一生中可能要多次更换工作。这样，因为社会成员的职业更换的频率比较高，所以用职业来作为社会分层的依据已经比较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知识化社会比较合适的社会分层依据可以是社会成员掌握知识的情况（掌握知识的数量、类别和运用知识创新的能力的认定）。具体操作时可以根据社会成员知识测验的结果（文凭等各种证书）来进行社会分层操作。
2.知识化社会的社会流动。社会成员要改变自己所处的阶层位序，实现自己向往的社会流动，必须获取资源，因为社会成员的阶层位序归属取决于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数量——获取的资源的数量越多，其所处的阶层位序就可能越高，反之可能越低。而获取资源必须获得权力，因为权力本质上是控制和支配资源流动的手段。一提到权力，人们往往容易把权力等同于政治权力，但广义地说，权力范畴涵盖了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资源的控制和支配权。那么，知识化社会里，社会成员怎样才能获得权力获取资源，从而实现比较自由的社会流动呢？美国经济学家加布尔雷斯从经济学角度论证了现代社会（他所指的现代社会是以美国为样本的知识化社会）中权力从资本向专门知识转移。他认为权力必然归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占有者。他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专门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所以他得出结论，既然现在专门知识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那么，权力也就转移到专门知识那里。
三、知识化社会需要强化制度安排
通过研究知识化社会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知识化社会里知识已经成为社会分层的标准，而获取知识已经成为社会流动的关键。这就要求政治系统须根据知识在知识化社会的特征和功能来考虑制度安排。西方知识化社会的经验证明，与以往的社会相比，知识化社会特别需要强化以下几项制度安排。
1.强化社会保障网络。知识化社会里，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而深入的应用，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更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的发展必将反映到产业结构调整上。所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必然相应地不断调整。知识化社会的劳动者尤其是直接从事技术工作的劳动者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可能不会像在传统工业社会那样拥有相对稳定的职业。因为有的专业可能由于科技的发展被淘汰，他们可能终生都处于一种即时就业的状态。因此，为了维护有效的社会流动，沿着历史的轨迹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安全网络就显得很重要。
政治学范文4
国内学界在研究马克思的人观问题时多从近代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阐释两者之间的继承关系，而对其与古代政治哲学的渊源关系分析较少。从反对封建制和奴隶制的立场出发，西方学者将前资本主义的欧洲历史解读为人受奴役时期，直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成功才终结了这段历史，使人的独立自主与解放得以实现。然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远未达成上述目标，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存在，劳动者向资本家出卖劳动并成为了其实现资本增殖的手段，使工人沦为了现代奴隶制的产物。据此，马克思实现了对古代政治学人观的三重超越，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传承、生产关系假象和具体的人沦为特定生产关系的参与者。
关键词:
生产关系;社会分工;马克思;人
按照西方历史学家对欧洲史演进的划分，古代西方世界通常是指西罗马帝国陷落之前的社会时期。在这一时期，列奥•施特劳斯在他的《政治哲学史》一书中为我们展示了修昔底德、柏拉图、色诺芬、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等五位古代哲学家的政治哲学著述。这些思想家直接或间接地探讨了“正义”实施的可能性，并引出了自己对于城邦公民特性的基本看法。“正义”(justice)一词不仅为我们展示了适度、适当的含义，还指出了这种自洽性应当上升为“普遍地具有”，演变为整体规范性的基本原则，即普遍的认同。考虑到“应当如何规范的问题”的前提在于“根据什么进行规范”，因而“城邦正义”的基本问题也就是城邦公民的规范问题，也就是基于“公民是怎样的”，并对其所是进行规范的主张。由此，贯穿于政治哲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将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题:(1)古代政治哲学家与马克思的“人”观的异同;(2)鉴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城邦、社会乃至国家应当如何使每个独立的城邦公民或市民恰如其分地生活在与他人发生联系的整体之中。
一、古代政治学家关于“人”的观点
总体来看，无论是在修昔底德与色诺芬笔下的历史事件中，还是在柏拉图等人就城邦正义与公民性质富有成效的考察中，每个城邦中的公民都具有欲望、理智和激情。围绕着公民的特点，正义问题需要回答的是适合于每个城邦公民的、善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是由若干公民杂而多的兴趣偏好堆积出的整体，也不是斯巴达式政体中单纯服务于特定意图的组织模式。所谓“善”的城邦就是每个人能够在其中找到适合自身需要的群体生活方式。而正义的城邦就是能把符合个人需要的优良生活模式持之以恒，并努力维护这种总体氛围，且能够在城邦公民的政治生活中不断依靠法律来延续这种组织方式。遵循这一建构路径，当某个城邦面临战争威胁时，修昔底德从延续城邦的政治生命出发探讨了城邦统治者应如何权衡利弊［1］177-178;色诺芬则从城邦统治者应当具有的优良品质入手，运用自己建构的“王艺”观分析了人们的所作所为对于城邦命运的影响［1］110;而西塞罗则从维护罗马政体的必要性出发，强调了政治家的义务与维持罗马世界正义观的重要性［1］177-178。从上述三位政治家的著述来看，他们虽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探讨了个人的品德与社会整体性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政治分析只是立足于其自身的生活经历或是与其生活经历发生密切关联的他人的生活事实，并没有以人的基本特性为出发点，探讨社会生活的可能性。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则从“人”的一般特性，厘清了城邦政制的演化进程，分析了人与其城邦生活之间的关联。尽管两人在正义问题上的看法不尽相同，不过，他们都是以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阐释正义行为和城邦正义的。其中，城邦作为每个人的联合体不仅使每个人的欲求得到满足，而且这种自足的行为在个人层面上是利己的，却在城邦总体中发挥着“利他”的功能。这就为人们共同生活找到了联结的路径。因而，只有窥探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人观的原点，即处于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个人，才能理解马克思对上述思想的批判与继承。
(一)柏拉图的“人”观
在柏拉图看来，社会分工反映了人们的“天然”技能，每个人作为有需要的个体需运用自己的技艺与他人的技艺寻求交换［2］23，那么，人依靠劳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是“符合自己本质的，完全正确的。”［2］24在《理想国》之中，这句话原是“苏格拉底”反驳色拉叙的一个论据。因为，在后者看来，强者的利益便是正义，利益便是迎合自己的需要。为了反驳这种观点，“苏格拉底”把技艺和利益关联起来，强调每一种技艺都是为他人所必须。因此，城邦产生于每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只有如此，人的各种需求才能得以满足［2］58。每个人都以他人的技艺作为自己需要的出发点，但并非所有人都从事直接的劳动生产。在柏拉图看来，对于那些普通的劳动者而言，他们除了需要从事直接的生产活动之外，还需要做的事情就只是服从统治者的安排。与之相反，统治者则需要节制自己的欲望［2］89。它是从事理智活动的前提，也是从事政治管理工作的基点。在他看来，知识的生产与理智活动密切相关，只有使管理者的“知”与劳动者的“行”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地使劳动者沉浸在城邦的福祉之中。显然，柏拉图希望统治者合理地安排每一种人，并且每一种合理的安排都符合劳动者自身的独特技艺的需要。正如他在“洞穴比喻”中所流露出的观点，每个人生活在洞穴中的人在影壁上看到的只是自己，洞口挥动火把的人只需要调整“光”的方向，以使他们能够在不同的方向看到合适的自我。倘若现实的情况与这种理想截然相反，这种破坏“意味着国家的毁灭”［2］56，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城邦的精神纽带———知识的消亡。为了与这种社会分工相适应，柏拉图从每个人的心灵特点出发区分了三种基本人物类型，即“哲学家与爱智者、爱胜者和爱利者”［2］368。这三种人秉持不同的快乐，其中，最富有价值、最积极的只能是追求理智的快乐，即通常所说的哲学家。他的职责在于生产知识，在于使劳动者能够在劳动过程中见证自身，而不是旨在寻求立法，因为立法的环节总要引入意见，共同确定的原则并不等同于真理或者知识本身，只有爱智者才能同时拥有实在与经验。相比之下，商人虽然也强调理智，但更追求欲望的享受;武士虽不屑于蝇头小利，但却视有理智的精神活动为浪费时间;奴隶是支撑城邦运作的基本劳动者，虽十分关键，但却与理智毫无关联，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只能被主人支配，从事劳动。在确定了这几种人的地位与其自身的优劣之后，柏拉图为他们各自设定了在城邦中所能从事的工作体系。在他看来，一个优良的城邦能使热爱理智的哲学家身处顶位，这个人不计较私利，不贪图名声，唯独将理智视为自己一生的追求;武士是这种优良城邦的守护者;而对于他人来说，他们只需按照各自的特性去生活，服从理智的安排与需要，这便是最好的城邦了。因此，柏拉图坦言，社会整体的重建并非出于实现某个阶级的幸福，而在于使每个人都能够内在地认同自己所从事的具体劳动［2］279。在柏拉图的心目中，城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仅是单纯的对外表现为文化特征的趋同性，还在于内部的分化使城邦能够以整体的方式发挥个人所不能具有的功能。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体差异只能在每个人所持有的抽象的共同观念中被消解。只能借助于人们普遍认同的知识而将人们联系在一起。其中，无论作为城邦大脑的哲学家、武士、商人、自由民，亦或维持城邦运转的奴隶仅仅是“人”作为一种既定存在物的表现。显然，柏拉图试图以“自然秩序”之名维护既存社会分工的不断再生产，无论是知识还是法，都只是其设定的意识形态的物质存在形式。
(二)亚里士多德的“人”观
从有差异的人与完美的社会分工层面，柏拉图虽然勾画了城邦政治的理想图景，但却难以对希腊城邦的现实政治生活施加有效的影响。这种困难体现在:社会分工体系的渐进性决定了有差异的个体只能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缓慢地形成适当模式;而它的历史延续性则无法在人的代际关系和自身延续的背景下完美地消除人与这种分工的不适应。与柏拉图的意愿不同，亚里士多德显然察觉到了以“知识”方式对现实生活进行政治干预的困难在于，人们会从自己的感性需要出发而直接否定知识本身。知识的瓦解便意味着人们联系的终止。因此，只有从人们当下的需要出发，从具体劳动或者生活中建构人们所认可的内容，才能使城邦的整体性得以维系。据此，他认为，现实的差异不可能依靠整体性法则的建构而消除，它们只是人们追求物质生活的必然结果［3］29。城邦只是为这种物质追求创造了便利条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管理者与劳动者只是因为物质需要而被联系到一起，他们无法相互分离，只有共同生活才能够各自发挥彼此的功能，从而达成保全自己的个人目的［3］2。在进一步解释这种原因时，他索性从劳动者的直观经验出发，将这种差异归结为由身体造成的、无法改变的情形［3］9，并将城邦类比为家庭。他认为，在家庭之中，主人要对自己的家庭成员进行有效管理，对服务于家庭的奴隶善加利用。每一种特定身份的存在都在服务于特定的物质生产。好的主人应该知道总体性目的，并知道如何将这些人按照这种意图组织起来。关于城邦，他认为这只是家庭分工的一种延续，它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作为存在的前提。只要人的需要具有正当性，就存在与其他家庭交换产品的必要［3］17。所以，鉴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城邦只能产生于具有劳动分工的地域［3］34-35。既然需要是自然的，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便不能被抹消或替代。为了避免社会冲突与混乱对分工体系的破坏，人们只能在保证完整分工存在的前提下追求自己有限的物质欲望和无限的精神快乐。由此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之间的分歧开始显现。柏拉图把人理解为既定的存在物，理解为在城邦之先被设定为各自执行特定功能的个体。人在理智的引导下使自己的身心完全服从于知识现实化的需要。而在亚里士多德这里，人的概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每个人都有现实的需要，每个人的利益都存在分歧。既然每个人都需要自给自足，那么，这只能以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差异和彼此间共识的达成为重点。并且，亚里士多德只承认“主奴”关系的现实性，认为这是一种先在性。他把被支配者作为一种可以实现的潜能存在物，由支配者规定他们的属性。这种理论分歧最终导致了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公民观的根本倒置。前者将城邦整体的物质表现理解为借助于知识而建构的内在联系，而后者则取消了优先确定各自关系的政治理论企图，转而以人们现实生活物质需要的杂多性为切入点，指出共存的必要性，使人们认识到普遍利益的必要性，从而将城邦政体与公民欲望的实现划上等号。这种目的一方面把两者彼此间的生存需要作为统一各方的基础，另一方面也使人从单一的既定物转变为可以面向多种劳动分工方向发展的个体。
二、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
由于古代政治哲学家不理解人作为感性的存在物在社会中的意义，他们或者把人视为既定的存在物，说明共同生活的意义;或者把人视为单纯为满足欲望、需要借助主奴关系鞭策而被驱使的存在物，说明共同体存在的物质性基础，使人与社会的关系表现出利益上的直接对立。而马克思则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的异化现象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对于人的见解。在他看来，现实人的感性活动———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着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观念体系。在任何阶级社会都是如此。在现代市民社会中，资产阶级提出的特殊政治要求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其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体系中，资产阶级将大量的无产者组织在一起实现自己的意图，通过经济活动深刻地改变了原有社会和自然的面貌。社会面貌的改变是私人企业中劳动者劳动力量的本质体现。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产物，它的发展必然引起交换，交换把分散在社会不同角落中的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作为在各个历史阶段上普遍受到生产力制约的交往形式———市民社会，是直接从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式。在市民社会中，由社会分工引起了利益的矛盾。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使国家变成了虚幻共同体。这种表象的深层原因便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社会的普遍需要、个体的劳动与异己的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的对立。这种分裂是资产阶级国家中人民的利益和人的“类”本质不能实现的根本原因。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除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之间、社会领域同政治领域之间、市民同公民之间的分离。马克思认为，每个人都是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前提下，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的。但是，他们又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从事物质消费的生活，而只能是在现有的物质条件基础上进行生活［4］519。人为了使自己存在，就要保存和延续自己，而人在从事具体劳动的同时，也在被劳动对象所改变。在这里，马克思对于人的理解就是把劳动作为人的本质，人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前提在于人首先能够运用劳动的力量保存和延续自己，人们之间的差异是劳动的结果，而不是劳动的前提［4］520。人在和劳动对象接触的过程中，劳动对象脱离了自然赋予的属性转变为属于人的存在物，人也在劳动的过程中改变着自己。人既不是被预先设定的存在物，也不是在被驱使的情况下成为主人希望的规定物。规定人的只能是人自己，他在劳动的过程中规定了自己，社会在分工的过程中规定了每个劳动的个体，规范人的社会关系和调节人与人之间活动的政治关系的基础便在于究竟何种分工是最适合于每个人的。因此，一切人的活动只是在他存在的前提下才得以发生［4］531。人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经历时间变换的存在物，需要的开始与终结体现了这种时间的变换和关于人的需要的历史性延续［4］531-532。不过，“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4］532。这种天然的分工使人的延续成为可能。这就使人类的社会生产既取决于现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取决于现有的生产关系［4］532-533。物质的生产方式不仅制约着后者，也制约着诸如法律、道德等等人们的精神世界。有需要的个体成为人们存在的前提，满足每个人现实需要的分工成为人们共同生活的前提。分工起初表现为自然分工，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形成社会分工。早在自然分工中就存在着家庭内部的主奴关系的萌芽:家长对妻子、儿女的支配。在社会分工中，形成主人与奴隶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社会分工的矛盾“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4］535-536。其次，“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相互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4］536。在自发的社会分工条件下，“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4］537，这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物化的活劳动是资本增值的条件。在整个生产过程中，雇佣工人只是作为资本家的奴隶而被役使。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把异己的存在物重新还给人，消除人的物化状态，真正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三、立足于感性的人及其发展
在古代政治哲学家的视域中，人是什么，这一牵涉对人理解的基础理论问题，或者被天赋的属性予以规定，或者被满足人的现实性需要的目的论所规定。如果人的属性来自于其灵魂的优良与否，那么，一个正义城邦的管理者的职责便在于善于运用自己的理智理解和发现每一种灵魂的特性，并规定拥有不同灵魂的人彼此之间的分工，以及应当选择一种怎样的生活方式与自己的灵魂相对应。相反，一个非正义的城邦则是不适当的人拥有了不属于自己的社会分工，从而导致一个完美的城邦转变为一个坏的城邦;如果人的属性来自于满足公民需要的分工性目的，那么，一个正义城邦存在的目的便在于为城邦公民共同生活的基础找到一种目的论归属，也就是说，要在保存城邦公民差异的基础上维护彼此间的共同生活。如果公民间共同的生活是城邦政治生活的根本意图，那么每个人都应当参与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每一个参与者都应当运用自己的公共理性恰如其分地区别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各自的范围。然而，当这些思想家探求人的属性和规范性理论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人何以成为其所是。这一问题，首先便肯定了人的存在;其次，人的各种特性才会显现出来;最后，才能解决每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问题。鉴于马克思把人的存在现实性和人的生成历史性作为自己人学研究的根本立足点，我们找到了马克思扬弃古代政治学人观的基本路径:首先，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体系过程中，马克思注意到了人的自我保存和延续，阐明了人具有历史性和传承性，这就使人的自我超越和发展成为了可能。广泛的社会分工体系将所有的社会成员组织在一起，并在世界范围内扩散和传播它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种生产现状使得先前社会中具有偶然和局部性的生产活动转变为国家甚至世界性的生产活动。虽然这种活动服务于资产阶级追求利润的目标，但是在这种生产体系扩张的过程中，被满足的需要重新塑造了人的现实性需要。这就使得人的现实性需要必须以维持现有的生产力为前提。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并未使工人的需要得到相应的满足，而是成为进一步剥削工人的异己力量，从而引起工人的反抗。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以利润为导向的生产模式，周期性、“自发性”地破坏生产力的行动将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始终，而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便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其次，关于对市民社会的分析，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矛盾的现象层面，而是深入到私有制与劳动对立的本质层面。他认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4］582-583。他彻底放弃了不受客观条件制约的抽象劳动本质的说法，而是聚焦于市民社会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发生的历史条件。他认为，“积累起来的劳动”与“现实的劳动”的客观对立才是市民社会的本质。最后，马克思认为，“关于一个阶级内的这种意识形态划分:职业由于分工而独立化;每个人都认为他的手艺是真的。他们之所以必然产生关于自己的手艺和现实相联系的错觉，是手艺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关系在法律学，政治学中———在意识中———成为概念;因为他们没有超越这些关系，所以这些关系的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也成为固定概念”［4］586。人只是在他的劳动过程和他所改造的世界建立起关联，人和世界之间的关联借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关联，社会分工把每一个人都塑造成社会的一个部分。于是，在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法律制度成了维护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保证。正是利益把人同人联系起来。在人的生活过程中，在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中，规定从事对象性活动的具体人的劳动正是关于劳动的法的本身的体现。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的观点的重要价值便在于重新对人的问题进行了排序，把人何以能够存在作为自己首要解决的课题。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是为所有人找到表现的一般特征，也不是从完美制度的先验理念出发，指出各种经验层面的制度表现与这种制度的差距，而是以“生存、劳动和社会分工”三个主题回应了人的自我发展史、人的自我“革新”史和人化自然的生成史三个牵涉人学的基本问题，从而使之不同于传统西方政治哲学将规范问题和伦理问题联系起来的研究范式，扬弃了人的属性的先验性，扬弃了社会分工的恒常性，扬弃了社会制度变化的往复性，以历史和发展的视角，把一切既存的规定性视为暂时的和过渡的，从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和每个人的自我完善。
作者：经理 单位：天津工业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M］．李天然，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
［2］柏拉图．理想国［M］．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政治学范文5
一、当前新制度主义在层次分析方面所存在的分歧点
1.新制度主义功能与结构方面的问题
相关专家学者提出，制度的连接机制表现比较明显，相关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拟定相关制度的形式，展现不同微观社会背景下相互之间的层次关系，并将相同物质的功能结合到一起。
Alexander Hicks曾经也提出了与其相关的理念，认为新制度主义研究中确实存在不同分析层次以及不同分析视角，这种视角主要表现在理性选择制度和社会学制度这两方面的差异，且差异十分典型。虽然许多专家学者都陆续提出了各种新制度主义的根本性内在分歧，但是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定论。虽然这部分专家学者已经认清了问题的核心，但是尚未解决。
新制度主义在分析层次上存在一些分歧点，这些分歧点目前都集中在逻辑适宜性和逻辑结果这两个方面。新制度主义在适宜、后果这两方面的逻辑层面存在较多的不同点，而且在对制度进行分析时，如果发现制度分析与理论构建模式不同，可能会受到传统工作理念的制约。
选择性理论属于近年来逐渐被人们所重视的一种理论，侧重于工作制度主义内容，产生在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项目当中。虽然和主流的各种新古典经济学有许多相互违背的地方，但是二者之间依然可以通过一些理论进行假设，同时这也属于不同经济发展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方式，让结果更加满足其偏好。但是在此过程中，社会学研究开始确立，并且在确立之后，其方法论也开始占据优势，因为目前我国在进行相关社会学研究时，最常见的研究方式就是利用各种方法来构建社会要素及相关发展问题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个人行动塑造问题。
社会学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在面对特定形式制度下的人类个人行为时，一般都比较偏向于坚持适宜性逻辑，但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思想却会让个人偏向于选择后果逻辑。不论是瑟伦还是斯坦默，都将该意义当成研究的基本要素，并根据工作开展的情况，分别提出不同层面的政治学内部理性制度以及相应的社会主义论点等。
2.新制度主义层次分析
（1）将文化路径和新制度主义的计算路径当成主要的路径来对待，同时二者也是新制度主义最关键的特征之一。部分新制度拥护者认为，适宜逻辑比较强调个体总数，并将个人总数论点集中到文化或者是相关的组织路径当中。这种自我利益、个体效益会受到文化、组织等方面的影响。在进行组织分析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多关注新制度主义内部的文化要素、社会要素等多种构成因素，结合认同要素，分别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界定。目前我国的历史制度主义一直以来都比较信奉社会发展背景要素，所以研究人员在对理论立场上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进行研究时发现许多相似之处。
（2）从文化路径的角度出发，对计算路径加以评论。个体在做出决定时，一般情况下并不会建立效用函数，并按照这个函数，分别对成本与经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新制度主义进行研究发现，新制度主义在层次方面的分歧也比较明显。从实际工作情况来看，其工作的本?|是一种能动与直观结构相互关联的处理模式。如果在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新制度主义可以得到一定的发展，就必须不断构建可以和结构、能动相互关联的考察面。以该认知方式为基础，William Roberts Clark按照结构和能动二者之间的关系，将新制度主义划分成了不同的分支，分别为agency-centered institutionalism、structure-based institutionalism。该划分方式比较简单易懂，可以从根本上分析出不同动能之间的特点，同时还从侧面体现出这两种要素所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的根本分歧点。对待结构与能动、客体性、主观性关系不同的认知问题上，要多考虑社会科学核心要点问题，利用相关论点来回答究竟是个体还是整体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取向
在对逻辑清晰理论进行构建或者对严格规范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会凸显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通之处。但社会科学并不是一种徒劳无功的紧随自然科学发展而发展的学科。虽然社会课程和自然科学的内容有许多交叉点，但是毕竟二者的整体大方向不同。国内的专家学者也根据这一要点，提出了政治学科的特殊性。政治学科和其余的自然科学有本质性不同，虽然也有一些交集。政治学与自然科学都需要关注知识的获取方式，并且政治学科和自然学科基本相同，都需要对不同形式的变量进行全面研究，通过对变量进行分离、对变量进行控制的方式来获取各种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知识点。在研究对象方面，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严格，同时也没有重复性。政治学科在确立了以后，科学化历程也代表了行为主义革命的后续发展，体现了政治科学在科学化方面所遇到的困境。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必须不断吸收来自传统工作制度的研究成果才能长期发展。政治学在我国的发展时间比较长，而且在新制度主义发展之前，政治学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研究制度之一，而制度研究也是当时政治学最关键的一个研究部分。政治学当中的新制度主义，尤其是历史制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旧制度主义的研究成果。
政治学范文6
度假听起来是个轻松惬意的事，但在我的国际邻居中，每年夏天去哪里度假，以及度假的规模档次，都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如现在中国人中很流行的英剧《唐顿庄园》里的一句台词- - -“贵族和平民的区别之一是，对于贵族来说，夏天是个动词。”
每到五六月，派对、饭局或小区里碰见邻居，闲聊的话题都是，今年去哪儿度假？呆多久、住哪里？如果是全家将去欧洲某乡间古堡大宅，或者是太平洋上某个海岛，那家的主妇说话的底气似乎也更足了些。如果只是去东南亚或回老家，听众们一般都会礼貌地笑着说，噢，那也不错- - -言下之意，聊胜于无吧！
我们刚来上海的五六年前，夏天度假还是国际社区居民的专有话题。那时候，无论七八月如何流火，中国人都还在挥汗如雨任劳任怨地上班。我们当时最不解的一点是，为什么中国的公众长假不是在最热的夏天，而是在秋高气爽的10月- - -假期的意思，不应该是让人在工作效率较低的时候调节身心，以便在更高产的时候蓄势待发吗？
时间如飞。这些年中，中国的公众长假仍然是在秋天，但身边夏天休假的中国朋友越来越多，而且度假的档次规模日益有超越国际社区之势。一开始他们还只是一般游客，喜欢什么10天欧洲10国游之类的走马观花式的行程，但现在他们已经越来越专业了。
我身边的中国朋友中，夏天休假基本已是自助游。今年有去东欧三国（波兰、捷克、匈牙利）自驾的，有租度假大宅在爱丁堡海边读书的，还有带孩子去肯尼亚看野生动物的- - -度假的路途之远，想象力之丰富，令我觉得备受启发和鼓励。
反观身边的国际友人们，夏日度假的选择倒显得越来越普通。除了带孩子回家之外，大多数欧洲家庭一般就是去欧洲某地- - -通常是意大利和法国- - -租个度假屋，过上一周，就打道回府。这大概与欧洲目前整体的“节俭”大气候有关。因为经济增长乏力，大部分企业和家庭可支配收入都不多，度假也随之从俭、从易、从近。
而中国正处在一个高速成长期，中国人对世界的好奇心正在无限扩大。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去欧洲和美国的大城市走马观花，他们还想去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更广阔的海洋、湖泊和湿地去开阔眼界。更重要的是，他们现在有足够的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