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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主要内容范文1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功能
知是人们对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关系以及处理这种关系的理论、原则、规范的理解和认识。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正确的认识，就难以产生正确的品德行为。情是人们按照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原则、规范去理解、评价周围的人和事时产生的一种爱憎好恶的情感，是认识转化为行为的催化剂。信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对一定社会的思想品德原则和规范的真诚信仰，是思想品德行为的强大动力和精神支柱。意是人们在实践理想、履行道德义务的过程中，自觉克服困难和排除障碍的毅力。行是人们在一定的品德认识、情感、信念和意志的支配和调节下，在实践中履行一定的思想品德原则、规范的实际行动。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是知情信意行诸要素从知到行的转化过程，在实施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要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受教育的过程中，教育者要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引导受教育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笃之以信、导之以行，帮助受教育者提高思想品德认识，养成正确的行为，帮助受教育者提高思想品德认识，养成正确的行为，并通过外界的支持和自己持久的控制，巩固和强化良好的行为动机，使人们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人的实践活动中，采用一定的文化方式，通过文化武装人的头脑，提高人对不同层次、不同风格文化的分辨力、鉴赏力和创造力，通过文化进一步挖掘人的知识及技能的潜力，陶冶人的情操，增强人的道德自律性，从而提高人的总体素质，达到人的全面和谐与充分自由的发展，即马克思所说的对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或本质的回归。”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文化选择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作为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它对各种环境影响进行选择和调节，充分利用环境中的有利因素，有意识地抵制环境中的消极影响，甚至转移环境影响的某些因素，将其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正常轨道，从而创设一种良好的教育条件和情景。思想教育对文化的选择是按照一定的社会、政治的需求及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特性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性本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进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教育。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把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文化确定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以它为标准和核心决定对整个社会文化的聚会，建立社会的文化体系，并通过其掌握的国家机器，大力张扬、传播和灌输，使之成为社会生活公共的文化观念，限制、排斥甚至消灭与本阶级意识形态相违背的文化观念。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决定了社会文化体系的性质，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播，其中政治教育是其主导内容。
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文化整合功能。
“所谓文化整合，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特定组织通过某种方式和手段，在容纳多种文化因子的基础上确立共同的思想信仰和价值观念，使一定群体成员在保持各自立场、看法的前提下，树立群体成员对组织的基本思想与坐标认同，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有序性的过程。”文化全球化大势和文化多元化努力的并存和相互激荡，是随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迅猛发展而来的最重要的世界文化现象。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中西方文化价值的冲突更加直接、剧烈，的主流意识被削弱，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被解构，对人们的社会行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偷道德、交往方式和人际关系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整合功能主要体现在它要在文化多元货摊背景下建设和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积极建设国家文化的凝聚力，形成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有效地传送给受教育者，内化为他们的政治认同与自觉追求，并始终引领各种文化思潮有序发展和谐共存。思想政治教育既要面对多层面、多渠道的不同声音，又要维护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整合功能充分体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计划性、目的性和主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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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英语新闻 意识形态 翻译建议
自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多元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使译者渐渐认识到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影响，翻译研究也开始出现文化转向。由于高校英语新闻扮演着重要的外宣角色，体现着学校的文化特色，故而其新闻翻译必然会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
一、意识形态与操控论
“意识形态”在英文中是ideology，源自于希腊文idea（观念）与logos（逻各斯），主要是指人们对于世界和社会的认识和见解，表现在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方面。美国翻译学家勒弗维尔在其专著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中就将这一概念引入翻译研究中，并对操控翻译的三大因素——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作了系统描述。
勒弗维尔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作为一定意识形态代言人的赞助人，利用他们的话语权力对于翻译过程进行直接干预，而熟知这一套意识形态价值参数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大多也会自觉地避免触犯意识形态的天条，在他们认为允许的范畴内，操纵他们有限的话语权力和诗学技巧。高校新闻的翻译不仅要在语言表达上符合英语新闻的特点，还受到学校外宣机构对新闻翻译所提出的原则和标准的制约。
二、高校校园新闻的特点
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校园新闻除了具备新闻的基本特征外，还承担着通过新闻舆论的感染和引导以教书育人的角色，体现着学校发展、学科建设以及学术研究的最新情况，并紧紧围绕着学生生活与学习，让人容易有亲近感和认同感。此外，高校新闻作为校园信息传播的平台，也是丰富校园文化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高校新闻作为校园文化传播的载体，全面反映着校园文化建设进程，传扬良好的校风、学风和教风，培养师生员工的思想情操、文化素养，展现校内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另一方面，通过宣传校园文化建设活动，丰富、拓展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促进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丰富高雅的校园文化。
三、高校新闻翻译的问题与现状
通过对国内高校英文网站新闻译稿的对比和整理，笔者发现其从校园新闻的取材、新闻内容的编译，到语言表达的风格都存在着诸多问题。
新闻取材的比例失重。纵观国外高校的新闻网站，其取材往往集中于各领域的最新学术研究及调查成果的报道，学生活动的宣传，以及社会热点话题的讨论。而对比之下，国内高校新闻却更多地着墨于学术会议及论坛的召开，组织机构的成立，校际名流的互访等。
语言表达的粗糙。一方面，由于当前高校的英文网站仍在进一步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中，语言表达很难满足新闻英语简洁凝练的标准；另一方面，在翻译中往往也容易忽略那些由于文化差异所导致的表达习惯的差异。例如新闻人物的头衔翻译，由于中外称谓习惯的不同，同一个词语在不同的领域中会出现多种表达。同样是“主任”一词，在英语中可能就会对应“dean”，“director”，“head”等等。因此，在翻译中为了力求准确，一般不能仅仅根据字面词语直接翻译，而要去查询其官方专业说法。
新闻内容的硬译。受国内政治形态的影响，传统新闻往往会不惜笔墨地罗列出一系列出席会议、活动的领导嘉宾名字，甚至冗长的头衔。然而，由于高校英语新闻是海外学者、机构了解认识该校的第一窗口，这种大篇幅的列举便会失去新闻点，也不符合受众的思维习惯。例如：
“2月26日晚上，我校研究生和本科生赴美国波士顿大学项目说明会在博学楼阶五教室举行。国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xxx、城市学院副院长xxx、国际合作交流处项目主任xx等陪同波士顿大学大都会学院国际部项目主管克里斯汀·纳尔逊（Cristin Nelson）就项目具体情况做了详实讲解，说明会由xxx主持。”
诸如这样将参会者详细罗列的会议类新闻，在高校新闻中颇为常见。对于译者来说，如果不加整合删减地直译，或许这篇新闻稿子还真是别有一番异国风味。译文如下：“On the evening of Feb.26th，the Boston University Programme Briefing was held in No.5 lecture theater.xxx，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xxx，vice dean of School of Urban Economics and Public Affairs，xxx，programm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made a detailed introduction on the programme to Mr. Cristin Nelson，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Office of Metropolitan College of Boston University. The meeting was hosted by xxx.”
同样，新闻标题的翻译也趋于事件名称的陈述，而缺少吸引人眼球的新闻亮点。当然，高校新闻语言由于受到校园文化特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无论是内容，或是语言，多较为严肃拘谨，例如原文的题目为“xxx University与台湾东吴大学联合召开会计学术研讨会”，即为新闻事件的直接描述，其对应的译文也是“Academic Seminar on Accounting Jointly Held by xxxx and Soochow University （SCU） On April 14th" 。
另外，由于汉语表达往往较为含蓄，所以原始新闻稿中的语言修饰性成分较多，铺垫较长，这与英文表达直接简练的特点相悖。在新闻稿内容的编译中，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对“受众关注的信息给予补充，对受众无用的信息进行简化或删减，受众难以理解的信息做适当处理”，增强译文的可读性。新闻标题的翻译也趋于事件名称的陈述，而缺少吸引人眼球的新闻亮点。
四、高校英语新闻翻译策略
为了更好地提高英语新闻的翻译质量，树立良好的高校形象，在新闻翻译中，应本着“得意忘形”的原则，充分考虑译文的可读性与受众的可接受性，避免跨文化交际障碍。
首先，要做好译前准备。为了更好地把握新闻要点，在翻译前需通读原文，了解新闻事件的主要内容。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会陷入片面翻译的困境，使得译文的结构松散，中心重点不突出。同时，也要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新闻中所出现的专业性、学术性词语，一方面要在相关官方网站上了解其确切表达，以提高译文的准确性；另一方面为了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对过于专业和学术的表述可以适当注释。
其次，在翻译时应删繁就简，淡化翻译痕迹。考虑到英语新闻的受众需求，在翻译中不必对原文进行面面俱到的逐词对译，对于一些修饰性、重复性表达进行有效删节，保持新闻的简明性，避免过于冗长，造成表达的累赘感。对于一些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表述，以及高校专属的场所、机构名称等，必要时可以采取注释或音译加注的方式，避免因东西文化差异造成的理解障碍。
最后，为了提高译文整体质量，可以对译文进行独立校对与赏析。校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十分关键的一步。由于受思维定式影响，如果仍旧对照中文进行校对，往往难以发现问题，多流于字词语法的纠错。因此，甩开母语的干扰，只读译文，不失为一种良策。
此外，为了方便高校新闻翻译研究的展开和进行，还应建立相关动态语料库，积累更多的研究素材，从而不断总结出新闻翻译中的问题及对策，推动高校英文网站的建设。
五、小结
意识形态主要内容范文3
关键词：中国模式；意识形态；战略；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2―0170-05
近期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中，不管对中国模式的定义如何，也不管中国模式涉及到哪些层面，但有一点几乎为大家所公认，即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的现代化模式。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正因为仅仅涉及到的似乎是价值中立的现代化，那么中国模式研究从内涵上来说也就具有了某种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而事实上中国模式研究的早期进程中存在大量的意识形态因素；在目前所使用的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范式和概念框架中，以及中国模式产生和发展过程的研究中也充满了意识形态因素。为此，在中国模式研究中必须注意意识形态因素。
一、国外中国模式研究：以意识形态为导向
从现代化进程的意义上来说，“中国模式”并不是从21世纪开始的。广义的“中国模式”研究应该纳入到对中国近现代的现代化的进程研究中来。自19世纪末中国纳入全球化进程中后，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后，中国的发展(或现代化)进程就纳入到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视野。
就国外来说，广义的中国模式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50-80年代，以费正清、罗兹曼为代表的“西方中心”派，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对中国进行了研究；21世纪初期，以雷默为代表的“中国崛起”派，从外交战略等方面研究中国。这两个阶段的中国模式研究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导向，其立意旨归、分析范式和语义系统都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
(一) 从“冲击一回应”模式到“中国中心观”
费正清是海外中国研究的标志性人物。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提出了一个“冲击一回应”模式，这是按照西方价值观和学术规范对中国进行的研究。费正清的中国研究除了学术立场以外，其意识形态倾向也非常明显。他的重要著作《美国与中国》和《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传统的对外关系》等著作直接影响了华盛顿的政策偏向。其研究资金也来源于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福特基金会。更为重要的是，费正清的这种视角还影响了罗兹曼等一大批中国研究专家。
亨廷顿在《变革中的政治秩序》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花了重要篇幅对中国政治发展作了比较严肃的讨论，试图突破以民主化为评价标准的西方政治发展模式。这被看作是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另一种视角。这种视角被历史界称为由“冲击一回应”向“中国中心观”的转向。1970年代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研究，实际上代表了华盛顿的外交旨意。而以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ing Historyin China)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种全新转向的完成。这种观点反映了美国1970年代以来对东方各国社会研究的基本趋势，力求摆脱“殖民地史”的框架，从社会内部按照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探索其历史进程。
(二) 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
2004年5月，雷默的《北京共识》的发表，标志着西方中国模式研究的再度兴起，由于中国成功地应对了金融危机，在危机中“一枝独秀”，该报告一发表就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这一讨论一直持续至今。
雷默在报告中称：“北京共识给世界带来了希望。在华盛顿共识俏失后，在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破裂后，在阿根廷经济一落千丈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敢确定新的发展范例应该是什么样子。许多国家想求得发展与安全，但几百年来不断看到过于依赖发达国家提供援助的发展模式以失败告终，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包括创新、不对称性、对平等的关注、对有关公民权力与义务的新思想的探索等，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中国的发展是“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之路……北京共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要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
雷默报告发表以后，引起了强烈关注，多家海外媒体对此进行了评论。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了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北京共识”是帮助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工具，这是一种全球发展模式的力量在吸引其追随者，它吸引追随者的速度，几乎与美国模式一样快。墨西哥《每日报》在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中，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香港经济日报》在《“北京共识”：发展中国家的上位模式》一文中指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按照国情，走自己的路。
这些评论反映了中国模式的海外影响在逐渐增大，涉及到对中国模式政治特征、经济发展道路以及外交影响等领域。其实这些充满“溢美之词”的报道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一场社会主义的实践在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进行着，对那些现代化成功或不成功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震撼，这种震撼本身就是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力量。
但清醒的研究者也注意到：无论是“G2”的赞誉，还是“北京共识”的恭维，事实上都隐藏着美国对华战略的新调整，试图将中国绑上美国战车，是个意识形态陷阱。官方也有学者呼吁必须重视“中国模式”的外交影响②。还有学者认识到了“北京共识”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并不提倡用“北京共识”一词，认为提“北京共识”吸引人眼球的成分较多一些，更应该使用“中国模式”一词一’；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本身也是近年来民族主义抬头的一个信号。
反过来，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提法更充满着意识形态的戒备之心。近期英国教授雅克出版其新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帝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终结》，其主题就是中国文化或者价值威胁。雅克认为，如果过去二百年是欧洲模式统治世界，那么今后百年该轮到中国了。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和文化复兴，它将恢复和邻国的那种古老的朝贡依附关系。朝贡体系必将替代欧洲的“国家独立模式”。西方世界并不对通过市场化改革获得长足发展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感到惊诧和忧虑，相反“西方认为，西方世界基本上有着共同的价值体系和相似的政治制度，而中国崛起的价值取向和西方的并不一样，政治制度更有着非常大的差别，所以恐惧感顿时油然而生”。
从上述两个历史阶段来看，这场“中国模式”的讨论就是意识形态争论，否认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 站不住脚，甚至会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渐丧失话语权。
二、国内中国模式研究：意识形态缺失
从词义来说，模式就是“方式”和“道路”，实质就是发展的手段，其本身并没有太多的价值附加。“中国模式”的价值附加与中国逐渐进入国际舞台、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同步的。但对中国模式的非意识形态因素的强调在学术界仍占据一定的学术地位。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美国丹佛大学教授赵惠生，他强调，“作为一种过渡性质的中国模式并非由任何意识形态教条或是原则所驱动，而是由经济成功取向的务实主义所驱动”。这种发展模式是去意识形态化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非赵惠生一人。国内许多学者讨论中国模式时，基本上将中国模式归纳为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政治的民主化进程、社会的民生主义。鲜有涉及意识形态维度的研究。
然而，如果研究中国模式坚持去意识形态的立场，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主要表现为去意识形态化将导致中国模式产生身份认同危机。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有了近60年的历史，有过成功也有过挫折，但否认社会主义因素显然难有说服力。前30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不仅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改造了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关系，为后30年的经济腾飞奠定了物质和制度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中国模式的灵魂。去意识形态的实质就是去“社会主义”。忘却这一点我们不仅不能赶超美国模式，增强中国模式的吸引力，甚至不能找到自身的认同感。意识形态真空中从来没有发展模式，没有“灵魂”的中国模式要么被新自由主义捕获，要么被社会民主主义捕获。甚至如果亦步亦趋地追求去意识形态化，不仅不能达到一种纯粹中立的价值立场，而且还可能导致中国模式的“拉美化”。这样一来，坚持新自由主义的中国模式与拉美模式有何区别?
此外，如果长时段地考察一下中国模式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国模式产生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嵌入意识形态的中国模式具有的战略意义，就会发现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因素非常明显，也非常重要。
就目前的中国模式研究而言，中国模式概念本身，以及用来描述中国模式的特征、内容及趋势的语言都是属于西方分析范式的，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由于东西文化差异，尤其是学术话语系统和分析范式的不一致，以市场化、民主化、治理结构合理化等概念范畴对中国模式进行归纳，显然难以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模式，往往会将中国模式归结为“威权资本主义”和“资本威权主义”，甚至也有中国学者将中国模式视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同时，根据这些标准也有人会认为谈中国模式为时过早。
两种观点之所以存在冲突，是双方立论的标准不一样而导致的。因此理解中国模式必须要突破西方现代化的分析范式。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中国崛起带来的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一种深层次的范式变化(paradigm―shift)，一种西方现存理论和话语还无法解释的新认知。
从实践上看，从2008年以来，中国模式研究逐渐开始走向本土化，学界尝试性地提出了“中国模式”的中国特征。这是对20世纪中期以来对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一次突破，也是中国学术界自信心的提升。理解中国发展道路历来是海外中国学的关注重点。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关注都是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作为一种参照对中国发展进行研究，其概念系统和分析范式都是西方的。直到2009年，以潘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才开始了建构本土分析框架的努力。这一时期的讨论更为深入，涉及到经济、政治、外交战略等方面。但最为突出的是尝试性地概括中国气派的“中国模式”的特征和内容。
张维为认为中国模式具有“特征”，其中包括：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比较强势高效的政府；一个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集中关注民生，改善民生；能正确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拒绝休克疗法的渐进改革；确立发展的优先顺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开放的态度。
潘维认为中国模式实际上包括三部分内容：国民经济、民本政治和社稷体制，并由12大支柱组成。
潘维的分析虽然仍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西方的话语(例如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对立等分析范式)，但已经开始用传统哲学和政治的学术资源进行了归纳。显然，这种分析模式从本质上坚持了效用原则，以治理的有效性为标准。
总体上来说，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在中国气派上作了开创性的工作，但涉及到的领域大多是经济发展、政治治理和社会治理等三个层次。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因素并未纳入到考察的范围。而实际上，中国自以来的以民族独立、民族复兴和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模式探索深深镶嵌着中国传统文化因素，近6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之路更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因素。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的发展充满了曲折，也出现过失误，但排出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因素显然难以理解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中国模式的研究除了要将研究的视域扩展至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确立中国气派的分析范式，更要将研究的领域扩展至意识形态领域。
三、嵌入意识形态因素的中国模式具有战略意义
(一) 意识形态因素为中国模式增添价值附加
西方学术界和媒介大多以“威权资本主义”来定义中国模式，其原因在于西方与中国在学术语境上有根本性的差异，此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模式没有给人类文明提供一种价值附加。
几乎所有在世界上畅行无阻的现代化模式，都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因素。美国模式在拉美、前地区通行无阻，固然有经济发展成就巨大的原因，但美国模式中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以及为推行这些价值理念而采取的外交努力显然与美国模式的强大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价值理念就是新蒙昧时代的“三位一体”。
中国模式的灵魂就是中国模式具备的意识形态因素。当然这个因素里面不仅包括了中国模式所一贯坚持的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因素，还包括了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民生主义。这些都是中国模式的价值附加。除此以外，民主仍是中国模式的价值附加，这种民主具备了社会主义特征的有序渐进的民主，而不是西方议会选举制的民主。中国模式仍在完善中，任何试图一劳永逸地归纳中国模式意识形态因素的做法都注定要失败的。所以，不断地从实践、文化传统及中寻找资源，才能使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因素更加完善，更加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为做到这一点，在中国模式的价值附加中，必须坚持兼容并蓄、体用结合、逻辑自洽、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结合等原则。
兼容并蓄就是坚持“拿来主义”的方法，将西方价值理念的核心概念引进并加以改造，尤其是那些反映时代特征、在文明史中被普遍承认的核心价值理念。体用结合就是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 和已经被中国发展所印证的那些基本原则结合起来，例如公平正义等概念，它既是社会主义的，也是传统文化的。逻辑自洽就是要使意识形态体系中的概念自成逻辑，不发生逻辑层次的混乱，有核心有，有层次有张力。逻辑自洽是中国模式价值附加的方法论原则。原则性和策略性相结合实质上就是将中国模式所蕴含的策略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标签结合起来，保持两者的张力。
(二) 为中国模式继续发展提供合法性基础
提倡慎提中国模式的学者以中国目前的发展存在大量的问题尤其是以存在贫富差距和利益团体为其立论的主要依据。这些问题固然与中国模式的特征不相符合，但确确实实存在着。如果强调中国模式必然会掩盖这些问题。在笔者看来，提中国模式，尤其是有意识形态因素的中国模式，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某种条件。
其一，意识形态的一个正向功能就是为改革发展提供合法性辩护，减缓改革所带来的阵痛。在改革还未来得及内生出足以对改革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分利集团”之前，社会各阶层成员普遍形成了一个好的改革预期，正是“好”的改革预期以渐进的、渗透式的方式改变着社会成员的意识形态，使原有的信仰结构转化为一种新的与市场化趋势相吻合的信仰结构，这使改革比较“平滑”而且难以逆转。忽略或者漠视制度变迁中社会信仰结构的演变及其政治经济学含义，不能为信仰结构或意识形态偏转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提供逻辑一致的解释，实际上经济增长、社会公众信念体系的演变及其两者间的关系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演化轨迹，并为改革提供某种合法性的基础。
其二，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种价值期待，因而引导中国模式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意识形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仅作为民众承受改革成本的“减压阀”，而且也对政府产生某种软约束，促使政府实现对民众的承诺。随着大众传媒的普及、信息渠道的畅通，各种价值观念纷至沓来，谨慎对待这些价值理念也是政府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考量。官方从回避到正视，就为这些理念的实现提供了某种可能性。民众与政府双方对价值的正向判断会引导中国模式的健康发展，消解由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对抗性。
(三) 意识形态因素将中国模式与模式区别开来
正如上文指出，中国模式的标签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去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去社会主义。而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一再证明，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的价值附加显示了中国发展模式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性区别。中国模式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等方面都是对僵化的苏联模式的根本否定，“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全面突破”。然而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植根于伟大的文化传统中，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使得中国模式在精神气质上与社会主义区别开来。树立这种标签的好处就在于，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区分开来，为社会主义重新赢得声誉，更为重要的是从这种对比中发现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劣势，正视成绩与问题，为下一步改革提供一种参照和借鉴。
(四) 为树立中国模式的国际形象奠定基础
意识形态不仅对在国内的经济改革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战略外交方面更是为重新确立中国模式的正面形象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模式的标签，虽然比起上世纪来说，社会主义在亚非和拉美的吸引力已今非昔比，但社会主义对新自由主义、不公正不平等来说，仍是一种可贵的价值校正。就这一点来说，坚持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因素对树立中国模式的公平正义、照顾民生等正面形象来说至关重要。发展中国家不仅对中国现代化之路感兴趣，对中国模式的价值因素也同样重视。有海外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在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经验。它不仅是中国巨大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是对人类社会的重要贡献，必将对在探索中前进的其他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镶嵌入中国传统价值理念的中国模式对世界来说，更具备吸引力。
参考文献：
意识形态主要内容范文4
[论文摘要]思想道德修养-9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这门课程，需要执教者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内容结构，表现形式等方面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问题；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即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坚持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正确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一门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和意识形态基本要求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门课程是把原“98方案”的“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两部分内容整合为一门新的课程。因此，如何处理好这两部分内容之间的联系，如何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如何处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关系问题，是值得执教者关注与探讨的问题。
1把握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关系
1．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联系
从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的内涵和实质来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与法律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都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同时又反映和作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们都是在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它们都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意志和利益的体现，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问相互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它们都是为了确认和维护对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利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广大人民最根本利益服务；它们的许多基本原则和内容也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律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提供了基础和保障，思想道德建设为法律制定提供了目标。社会主义法律贯穿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精神，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和情操，培养人们遵守道德规范的责任感。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是健全法制、厉行法治的重要因素。立法者制定法律、法规时，必然要考虑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现状和内容，把某些道德规范转变成法律规范。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可以促进人们自觉遵纪守法，促进整个社会法制建设水平的提高。
1．2“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区别
思想道德与法律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法律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而道德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的，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人们内心信念来调节控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非强制性社会规范的总和。从社会主义法律表现形式上看，法律表现为国家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或国家认可的习惯；而道德则是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东西，存在于人们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社会舆论之中。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内在结构关系法律调节的层面来看，思想道德主要涉及个体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法律主要涉及人们行为层面的问题。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调节方式来看，思想道德修养主要依据社会舆论、风俗习惯和个体内在的信念起作用，是一种“软调控”；法律是通过强制性的外在控制发生作用，是一种“硬控制”。从思想道德与法律作用的范围来看，思想道德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相对模糊；法律作用的范围较为具体，十分明确。从思想道德与法律调节控制的结果来看，思想道德着重要求人们内心世界的善良与高尚；而法律则着重要求人们外部行为及其后果。因此，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两者存在着明显的界线，具有不同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不能相互混淆。
2把握好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
2．1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而不囿于知识
当前，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教学中，存在的一个主要倾向是突出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而忽视了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从而淡化了思想理论课程的意识形态功能。诚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经由知识教育，知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或缺的环节。与中小学强调养成教育不同，在高等教育中应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高校思想理论教育要进行相应的思想理论的宣讲，解决思想理论认识问题，培养大学生理论意识的自觉性。同时，大学生处于思想意识逐渐成熟阶段，他们一般具有自己的审视行事标准。因此，对大学生的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要重视思想理论知识的学习。然而，思想理论教育始于知识却不囿于知识。思想理论教育课不是单纯的知识课，它是具有价值倾向的思想理论课。思想理论教育课程设置的目的，并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掌握知识、应用知识、发展知识，它需要通过教育对象个体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生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的信心和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实践证明，淡化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就会弱化思想理论教育的功能和任务。…可见，思想理论教育必须坚持思想政治理论的意识形态性质。
2．2思想理论知识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的同一性
我国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是高校人才培养目标的需求。新世纪，我国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而且要具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献身于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崇高理想和信念。因此，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法律素质，是保民族之本，扬民族之威的有力保障，而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是其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可见，高校大学生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教育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教育目标是一致的。
2．3思想理论知识的教学与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统一性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开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对高层次人才素质的需要，也是大学生成才的需要。在坚持思想理论教育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时，应注意两种倾向：一是一讲学科建设，就把它朝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上靠，把思想理论教育课程当作一般的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知识课程；二是一讲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就把它等同于传达党的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同于“政治德育”。由于视角不同，高校德育确实存在不同的研究模式。有人强调学科德育，从纯粹理论的角度建设德育，突出了德育的学术色彩；有人主张生活德育，努力体现一种与生活本身一致的道德教育的特色；有人强调心理学德育，从价值中立和无批评原则对德育的借鉴出发，使德育诠释在心理学的模式之中；也有人从文化德育的角度，从古今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文化和道德的关系中诠释德育，政治德育则由于凸现德育的政治功能成为特定年代的标志。高校德育教育模式作为学术问题，各种研究实验和设计都应当鼓励，但是德育教育教学的意识形态性不能由于不同德育模式的存在被消解，不应当回避价值观问题，不能淡化各种意识形态的分歧。在中国高等教育还不普及的情况下，大学毕业生将来势必会在国家重要的岗位上担当责任，或者成为各个领域的领导者、管理者、建设者和劳动者。探讨思想理论课程的知识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统一是理论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这一学科主要研究整体性、中国化、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现实问题和大学生理想的关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等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而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是全面加强课程、教材和队伍建设的学理支撑，又是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和改善教学手段必须围绕的根本。不加强学科建设，只是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识形态性质出发来强调它的重要性，也不可能提升它在学校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其师资队伍也难以得到稳定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既要借助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优势，又要潜心于自己的学科建设，开拓学科的研究空间。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要兼顾党的意识形态的需要和大学生成才需求，寻找两者的结合点，以育人为本，贴近学生；要兼顾理论性和生活性，既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理论课的属性，又贴近生活，以此选择教学内容和构建教学体系。
3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实践教学
这门课程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和实践性。其教学目标不仅要解决学生对社会道德基本要求和法律规范的知不知、懂不懂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信不信、行不行的问题。这一教学目标的实现，完全依靠理论教学是难以奏效的。因为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教学具有重要作用。要想取得这类课程的实效性，必须在教学方法和途径上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研究与实验。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实践教学，主要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基本要求和有关知识点，通过开展学生亲身参与、体验的实践教学活动实现教学目标的教学模式。它包括课堂的实践教学、社会实践和有关德育活动等。
3．1实践教学的功能和作用
实践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其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施加影响，使其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内在心理要素发生变化，通过内化和外化的动态过程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以便提高该课程的实效性。大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需要经过道德法律意识与行为实践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反复内化和外化的运行、发展过程。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是指外在于受教育者主体的体现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的社会舆论，加上学校的道德教育、法制教育等形成的合力，在主体知、情、信、意等内在心理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心理机制的作用下，使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被受教育者主体所接受和认同，并通过实践体验和感悟内化为其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即精神力量。外化过程是指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配下，将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转化为行为实践，相对稳定地调节主体外显的行为。这一过程是道德法律意识和行为等要素不断运动、发展、变化，由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量变到质变，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动态过程。受教育者主体的道德法律行为作用于外部环境，往往会产生某种社会评价，即人们在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过程中依据社会道德法律的准则和基本要求，对其行为实践所作的价值判断。其功能是以善恶和法律规定为标准，形成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的正确价值观。其实质是对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和法律行为的动机、效果和价值的判断，是人们道德和法律行为选择和坚持正确行为习惯的外在力量。
3．2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
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两个飞跃。“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实践教学的最终目标是激励、促进受教育者主体的社会道德和法律基本要求的内化和外化两大飞跃。受教育者主体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的内在心理要素，包括认知、情感、信念、意志等，属于意识或精神的范畴，在它没有客观化、外在化时，还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是内在心理要素和外在激励要素的统一，是观念、意识和行为实践的统一。它需要经过两个飞跃：一是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的社会道德法律原则、规范、基本要求等内化为道德和法律意识，从而实现从社会的外在力量到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即精神力量的飞跃；二是实现从受教育者主体的内在力量到客观化、外在化的行为实践的飞跃。实现这两个飞跃离不开人们的行为实践。受教育者主体只有通过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与发展的内化和外化的整合才能实现上述两个飞跃，从而形成其道德和法律行为的相x,-t稳定的特质和倾向。
上述两个飞跃并不是一次实践教学或理论教学就能够完成的，而是需要经过反复多次，分层次、分阶段的实施才能够实现。其中，认同、信奉是重要的层次与阶段。
认同，即受教育者主体通过后天学习和实践体验，将外在于个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内化为个体的道德法律意识及其精神需要。它是行为主体在认知、情感上，对外在于主体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的实施价值、意义的认识趋同，并指导自身自觉行为的一种心理倾向。认同阶段的重要功能是受教育者主体将外在于自身的社会道德法律意识和社会需要内化为自身意识、自身需要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并转化为其自身内在的知、情等心理要素。该阶段是确定更深层次内化的基础，是完成内化和外化运行过程，实现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形成发展两大飞跃的动力源泉和心理基础。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是实施道德法律行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自觉性即受教育者主体实施道德或法律行为的主观动机发自其个体的自我需要，并使这种自我需要与社会需要、社会道德法律基本要求相趋同，它区别于特定情势下的盲从，也区别于在特定外部压力下的被动服从。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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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一、本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1.理论上，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这一命题的基本问题进行哲学研究和分析，有助于正确处理基本问题与其他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构建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理论构架体系。
2.实践上，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路径选择问题，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当中的培育和践行，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的实现和教学实效性的提高，有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
3.学科建设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宣传和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阵地，属于理论二级学科范畴，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路径，有助于丰富理论二级学科建设的内容，从而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二、国内外关于本问题研究的现状
本课题研究既需要梳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又要梳理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均能为本课题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关于意识形态教育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研究
国外学者不仅始终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而且也十分关注意识形态的教育问题，主要集中于德育课程理论和德育课程实践的研究上。对如何把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作了一些研究，并有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如杜威的《教育的道德原理》、查赞・巴里的《当代道德教育理论》等，基本观点认为，把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是道德教育理论的核心，在教学方法上，反对灌输，强调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继而党的十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二十四个字，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也随之繁荣起来。国内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教育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如韩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周中之和石中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探索》等等。论文方面数以万计，如陈力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国外学术维度》、周中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韩振峰的《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基本途径》，等等。研究的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质和内容、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经验总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教育的路径和方法等。
2、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理论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如周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个转向及实现》，刘峥《大学生认同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等，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义、方法、对策以及路径方面的研究。
（1）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关系研究
做这方面基本问题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其中钊旭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系研究》一文中做了初步的探讨，他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具有相当紧密的联系，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辩证统一的。[1]
（2）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难点及存在的问题研究
薛明珠、陈树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考》一文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难点进行了深入地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增加了融入的难度；要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层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进行重新定位和梳理；教学方法陈旧、形式单一；教学效果评价困难。并提出了具体恶实施途径：以实践活动为载体，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拓展第二课堂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行多元化评价方法。[2]
陈延斌、周 斌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查与思考》这篇文章中，分析了当前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信仰存在一定程度、范围的弱化；实用主义增强与理想信念弱化交织；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性的认识显现出两重性的倾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政治、理论素养有待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亟待改进的问题与环节，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于实现有效融入具有极大的意义。
（3）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施路径研究
胡绿叶、何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路径探索》一文中提出三条路径选择：以提升教师素质槠鸬悖展开理论研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现为主线，精选教学内；以大学生认知律为导向，创新教学方法。以校内外教学资液为载体，拓展教学途径。邵 银 、余 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侧重点》分别从四门思政课特点出发，提出了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侧重点问题：“基础”课重在帮助大学生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结构，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资源；“原理”课教学重在帮助大学生理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纲要”课教学侧重于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历史积淀 ；“概论”课教学重在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属性，提高大学生对价值观的鉴别和选择能力。陈宗章在《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思考》一文中设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现路径：规范化路径，即合理规范设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计划大纲，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依据，使之成为总体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际效果，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效果要有制度化的考核评估机制；生活化路径，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体现生活内容，在生活叙事中展开实践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成为大学生生活的新常态；社会化路径，即搭建社会化的教学实践平台，展开广泛的社会实践调查研究，加强大学生面向社会的志愿者活动等。王占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研究》一文中，提出以下几条途径：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及内容体系，从根本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感知；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从手段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认同；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撑体系，从环境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接受。
三、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以上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基本范畴、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开展本课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支持。但是已有的研究尚存在不足：
1、鲜有对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点及局限进行研究。
2、主要集中于“融入的路径和策略等方法论上”的研究，体现出一种急于求成的倾向，而对一些基本的理论维度和文化维度问题缺乏细致的思考和探索。
3、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性条件研究不足，对融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缺乏足够的重视。
4、技术性路径研究呈现出简单重复的研究状态，缺乏可操作性的创新。
5、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存在误区的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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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语言和社会历史角度探讨了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仔细分析了他对大众传媒批判的主要内容，揭示其批判理论存在的缺陷，并对它进行了反思，从而挖掘出阿多诺大众媒介批判理论研究的价值。
在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中，阿多诺的媒介批评理论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尽管他没有对大众传媒进行专门系统的论述，只是在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时，把现代大众传媒当成了他的一个基本的切人口，但他对大众传媒的批判是非常尖锐的。仔细阅读《启蒙辩证法》和他1963年写的《文化工业再思考》，就会发现电影、电话、收音机、无线电广播等等都进人了他的批判视野，而且这一切是与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分不开的。
一、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生成原因
阿多诺出生于德国，从小受到德国古典语言的熏陶，由于希特勒的极权统治，他和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同志被迫去了美国，在那里大众文化简易、直白的表达方式强烈的冲击着他的习惯性话语，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痛苦，正如他在解释为什么离开美国而要返回德国时所说:“返回德国的决定不是因为简单的主观需要和思乡病，这些因素是微不足道的。也有客观原因，这就是语言。赵勇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中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把语言归结到印刷文化中批判主体的生成原因，认为语言把他构造成了批判话语生产者。实际上，语言也是构成他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语言是与其思想分不开的，卡西尔在他的《语言与神话》中说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组合和关联我们的经验材料，因而造成完全不同的理解模式。两种语言的词汇决不可能相互贴切，锚株不差，也就是说，它们包含着各种不同的思想领域，阿多诺在去美国以前一直是使用德语进行思维和表达的，在德语的领域中孕育了他真正的自由思辨能力，然而当他转移到了美国以后，他遭遇到了语言上前所未有的尴尬场面。美国大众文化通俗、直白的表达方式深深的影响着阿多诺所故有的思考和思想，于是他站在了传统型知识分子的立场，对产生这种大众文化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从大众文化的语言的视角出发，把大众传媒纳人了他的批判视野。他认为大众传媒是大众文化的帮凶，大众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制造了当时语言上的“灾难”—人不能自由自主的思维;媒介中那种图式化、直观式的表述，使“个体”语言逐渐沦落成了“大众”语言等等。可以说，语言思维上的障碍造就了阿多诺对大众传媒产生批判，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语言只是建构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思想的一部分，而绝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想全面考究阿多诺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生成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
我们从阿多诺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传统的统治结构是把人的基本需要和高一层次的需要(体育、娱乐)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把资本剥削增加到最大的限度。然而，今天的统治结构变成了使大众的各种需要和资本需要相一致，废除基本需要和第二层次需要之间的差异，从而使统治增加到最大限度。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在物质层面上的统治已经被文化层面所遮掩了。阿多诺认为文化之所以能够成其为统治者的手段，主要是他们利用了大众传媒这个文化传播工具，大众传媒造就了大众，刺激了大众观念上的一种虚假的需要，把社会统治阶级的规则内化为自我的典范。另一方面，当时希特勒统治集团利用无线电广播大肆进行法西斯主义煽动，鼓吹种族优劣，残酷的迫害犹太民族，使得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迁移美国。“带着这样一种精神伤痛和思维模式来到美国，阿多诺在打量这个高度发达的的资本主义国度的大众文化时，不可能不带上一种冷峻、阴郁甚至仇恨的目光，也不可能不用他那种既成的思维模式去整合那些在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而“美国人看来是引以自豪的东西”不仅包括了大众文化，也包括了大众传媒，正是因为美国发达的大众传媒使大众文化无处不在，使得阿多诺把故有的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情结转嫁到对美国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批判。
二、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主要内容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的批判主要夹杂在对大众文化批判之中，但只要我们认真去分析，就会发现阿多诺对电影、电话、广播等电子媒介的批判是非常尖刻的，同时对大众传媒的性质也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首先，阿多诺认为大众传媒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传播和统治工具，带有很强的霸权性质。“大众传媒这一概念是专门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已经把重点转到了无害领域。它既不存在一个首先关心大众的问题，也不存在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它存在的只是一个使大众自我膨胀的精神的问题，一个他们的主人的声音问题”。在阿多诺看来，大众传媒的“主人”是掌握着政治权利、有着经济实力的统治阶级，大众传媒不是为大众而存在的，它只是统治阶级控制大众的精良武器，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在《启蒙辨证法》中，阿多诺说“《文化工业》一文阐明的是启蒙意识形态的倒退，这一点在电影和广播里表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些传媒里，启蒙主要表现为制作和传播的效果和技术的算计;而就其具体内涵而言，意识形态集中体现为对存在者和控制技术的权利的偶像化。也就是说，大众传媒使大众从神话的世界苏醒过来，却又使他们走进了另一个技术理性主义创造的神话。统治阶级正是利用了媒介来制造偶像化。标准化模式的电影、电视节目等不断重复的打击大众的耳目，使他们放弃对现实的深层次的思考，以为荧幕看见的都是真的，认为电视里那些明星跟我们大众一样是个凡人，他们的成功也不过是偶然。马尔库塞在讨论大众传媒时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这里所谓的阶级差别平等化显示了他的意识形态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览同样的娱乐场……那么这种同化并不意味着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维护现存制度的需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大众传媒把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制度巧妙的隐藏在了电视节目里，让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阿多诺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资本主义大众传媒形式上虽然是企业，本质上却是为现存的社会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其次，大众传媒成为了资本利润的生产机器，完全资本化了。阿多诺看到了大众传媒与一般的商品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为资本家营利的。在《启蒙辩证法》中他列举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电影院是为极权的康采恩进行营业的，无线电广播中所宣传的商品也是如此。人们用50个铜币可以看到百万富翁所看到的电影，用10个铜币可以买到一块口香糖，而出售这些电影和口香糖的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他们通过推销这些商品而更加强大和富有起来。大众传媒帮助资本家实现了商品的利润的回收，资本家通过媒介愚弄了大众，使自己的财富越来越多。在资本主义商品制度下，一切东西都纳人到了市场交换的轨道上，大众传媒也毫无例外为价值规律所统摄。阿多诺说:“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情况下，也会被灵活的消费，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文化工业的一切产品都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投射到大众传媒之上，从而披上一套漂亮的外衣销售出去。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大众传媒的主体虽然是人，但是从业人员却没有什么主体性，他们只是被资本家雇用的奴隶，是实现资本利润程序上的一个操作员。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他们必须依靠强大的资本，因此，大众传媒必然受资本所操纵，为实现资本利润服务的。
最后，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了其独立自主的个性。“在阿多诺看来，现代艺术以凌乱破碎的图景体现了否定的辩证法，宁愿极端的丑，不要虚假的美，以‘反形式’来反讽装扮出来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甚至用孤立来保卫自己的个性，以自身的无意义来显示有意义。他认为文化工业通过大众传媒这种生产渠道，制造了虚假的个性，“从即兴演奏的标准爵士乐，到用卷发遮住眼睛，并以此来展现自己原创力的特立独行的电影明星等，皆是如此。阿多诺还认为，艺术的个性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要想取得个性的进步，实际上都是以牺牲艺术的个性为代价的，“所有电视节目所提供的含蓄的信息促进了对个性的压抑，并助长了与现实的同一。传媒技术使每个事物看起来是自由自在，非常的与众不同，其实它是将偶像化的东西普遍化了。大众传媒使艺术丧失个性还表现在，它改变了以往的艺术生产方式，使艺术创作进人了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标准化、统一化的艺术生产，使得艺术的固有性质发生了改变，大量的技术复制品淹没了艺术的唯一性、权威性，也让艺术从过去的神堂跌回了人间。艺术创作者从创作出他的艺术作品后，就与作品产生了分离，而进人到了一个模式的机器生产领域。通过复制，艺术作品维护、肯定了现存的生产程序，从而扼杀了对艺术异在的、超越的批判。艺术因此而缺乏对自身的反思，无法取得个性化的创作。再说，艺术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通过媒介批量的生产，其内容循环固定，格式化到人们在看艺术节目时候就知道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了。阿多诺正是认为在媒介时代，艺术的自主性没有了，所以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为维护传统的艺术形式而对大众传媒展开了批判。
三、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的反思
阿多诺对大众传媒批判理论是丰富、驳杂、极，具特色的，同时，其理论也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体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点和局限性。首先，阿多诺是一个极其悲观主义者，有着很浓厚的悲观主义色彩及情绪化的理论偏激，他只看到了大众传媒所带来不利的一面，却没有辨证的看待媒介这一现代文明工具所带来的便利和舒适。如阿多诺认为电视信息只是统治阶级的宣传工具，一切节目都是被控制者已经制定好了，观众所拥有的权利就是要无条件的接受它，而且认为电视图像直观的、客观的表述，抹杀了观众思考的能力。我们应当辨证的来看待这种现象，电视节目固然具有“意识形态性”的一面，同时，电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种休闲的选择方式，大众在选择电视节目的时候，有绝对的自由权，他可以避免那些政治意识强的节目，而去选择那些娱乐、轻松的频道。而且大众也并不是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电视产品及其所期许的意识形态内容，他们在观看时，也是带着自己的思想去思考，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我们在讨论媒介作用的时候，既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也要了解其有利的一面，以便我们更好的利用它来为大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