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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角论文范文1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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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视角论文范文2
(一)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政府对公众低碳意识教育不足。
人们并不清楚什么是低碳经济，它对人类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发展低碳经济，为什么要践行低碳消费，限制自己的消费，控制自己的欲望，公众对低碳经济的认识比较茫然，意识也较为淡薄。可见，政府并没有很好地对低碳经济予以宣传，更没有给公众渗透低碳的理念，才会出现公众对低碳经济认识不足，不知如何践行的问题。
2．政府制定的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法规不健全。
首先，涉及低碳和能源的立法不够完善，涉及能源、消费和环境责任的单行法规缺失，而且也在内容上缺乏具体的规定，导致了在实际操作中，责任不明确，执法效果不佳，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无法借助法律手段来予以制裁。另外，在鼓励公众和企业进行低碳实践方面虽然已有了相关的措施和政策，如税收优惠等，通过降低税率，定期免税等优惠措施，来激励企业或公众实行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行为。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不够细化，因此在现实中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虽然目前有《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等具体的法律在实施，但还是缺乏整体性的“大法”和围绕该“大法”的配套的“小法”，有关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不完善，有些地方甚至不明确，出现问题时，法律只能袖手旁观，因此，亟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使低碳经济的顺利发展有所保障。
3．政府对发展低碳经济管理体制不完善。
政府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组织者和引导者，不但要通过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激励机制来引导企业和公众的低碳生产和消费，而且，在体制上必须建立创新的管理体制，才能促进低碳经济的全面发展。目前，政府在能源和资源的问题上，虽已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和法律制度，比如:中国的环境保护制度，具体作出规定，谁污染谁负责。但是在具体操作中，环境资源的产权问题含糊不清，导致了企业和个人在环境污染中忽视了自身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所以致使环境污染后得不到及时的治理，污染者的责任较为模糊，不利于公众和企业树立环保意识，实施环保行为。另一方面，在发展的工业化阶段，政府投资的领域倾向于高碳领域，在低碳领域的投资缺乏，造成了低碳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因此，政府应改变投资方向或领域，明确环境资源的产权，运用管理体制的创新和理念的渗透激发民众实施环保行为的积极性。
(二)企业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污染物排放、生活垃圾剧增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我们不得不考虑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企业生产的二氧化碳的排放，而只有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主体的企业深刻认识到自身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才能树立正确的伦理观，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实行绿色经营，进而实现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促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1)企业对低碳经济的认知存在偏差;(2)企业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利于发展低碳经济;(3)企业低碳技术不成熟不利于发展低碳经济。
(三)个人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公众的力量是无限的，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质是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个人在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扭曲的消费价值观和过度浪费的生活方式已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也阻碍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个人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在:(1)非理性的消费价值观盛行;(2)享乐奢靡生活方式泛滥;(3)“一次性消费”现象严重。目前关于低碳经济发展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低碳经济的发展涉及到很多利益方面，给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带来了难题，而且，低碳经济的发展还涉及到很多经济层面的问题，发展低碳经济带来的未来的收益，不容测量，但是目前的发展成本却很大，另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低碳经济发展的范围很广，很难界定。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和法律体系方面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关于低碳经济的立法不够完善，如一些能源方面的单行法规缺位，同时缺少能源公共事业法，这就导致环境和能源和谐共处的领域不够全面。(2)相关立法制定不精细，缺乏操作性。目前，在中国已有了环境保护法，但是还存在执法不佳，环境得不到有效改善的问题。(3)在企业的发展中，由于没有具体的奖励实施办法，虽然制定了优惠的措施和规定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但是没有得到广泛的影响。因此，为了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制定法律和相关的政策提供制度的保障，显得尤为迫切。
二、法学视角下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与措施
(一)政府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责任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管理的主体，既承担着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管理的职责，同时也是社会生产产品的直接的消费者。因此，政府应该在引导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树立起低碳化运行的榜样，并在发展低碳经济时遵循管理伦理的宗旨:满足人的需求，以人为本。
1．树立科学发展观，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价值支撑。
目前，低碳经济的发展在国内外的低碳实践中得到广泛的认可，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让人类意识到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困扰，面对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意识到仅靠技术的改良和当前经济结构模式的转变，已不能使人类摆脱恶劣环境的影响，我们只有通过树立正确的低碳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才能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
2．完善政府法规政策，为发展低碳经济探索可行立法模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低碳意识日渐增强，加强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制度保障，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趋势。低碳经济发展政策法规的制定要本着“发展规划、能源立法、生活消费”三个维度来进行。以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面临的主要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发展低碳经济的可行性等，面临寻求政策法律的支持。加快“低碳经济”的立法进程，完善政府法规政策，对发展低碳经济具有积极的意义。
3．健全政府管理体制，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机制保障。
目前，发展低碳经济已经被列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长远发展规划”。因此，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顺应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不断促进发展低碳经济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低碳经济力求政府治理能力的根本改变和治理模式的完善创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在生态治理的层面上要实现的境界就是“政府、企业、公民社会追求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系统趋向协同至善的公共管理过程，善治的对象不单是社会子系统，还包括自然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综合而言，发展低碳经济的最终目标是追求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多重赢利，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共处，更好地实现提高全社会国民的最大福祉。
(二)企业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社会责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社会生产的环境企业是能源消费的主体，企业的生产决定着社会消费。因此，企业在发展低碳经济时，充当着重要的角色。
1．企业要转变发展理念，潜力推进低碳节能减排。
传统的企业盲目生产，一味以追求经济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使企业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相矛盾，从而忽视了发展的价值目标。在这种不正确的发展价值理念指导下，部分企业盲目发展，拼命开采，已使有限的资源不能承担高碳经济的发展，能源消耗高，资源浪费严重，产业结构不合理还造成了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出现，这些问题的出现要求企业应转变发展的理念，实现企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走低碳发展之路。
2．促进产业转型，打造以低碳经济为指导的产业体系。
我国正在进入低碳经济发展时代，低碳经济的发展给国内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将成为我国发展的新主题。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今天，能耗高、物耗高、碳排放高等问题，已引起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气候变暖、极端天气频现等，造成其重要原因是高碳的生产已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呈现人与自然不协调、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促进产业转型，那么就无法实现中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发展低碳经济是促进产业转型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应结合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树立发展低碳方面的伦理价值观，以低碳经济发展为重点，加快改变低碳产业价值链的分布，大力发展高能效低碳排放的产业;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对农业和工业进行低碳改造，努力形成以新能源和新产业为特征的产业链条，降低GDP的碳强度，提高核心竞争力，同时把低碳发展纳入国家产业振兴规划的原则考虑和当前安排，为低碳发展创造条件。
3．加强企业管理，使低碳治理模式落到实处。
发展低碳经济，转变产业结构的同时，应加强企业的管理，使企业发展坚持3R原则，即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减少能源消耗和废水、废品的排放，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对废弃物的回收和再循环利用，实现生产领域的低碳化和低消费。企业也是低碳消费的主体，应加大对低碳产品的生产，引导企业对碳排放自我约束，制定配套的环境法制，从而利于政府的监督和管理。这样才能不断的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三)公众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公民责任
消费活动包括了社会消费和个人消费，要进行消费引导，就必须对人类的生产、生活等各种活动进行正确的引导和相关法律的约束，从而树立低碳意识。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培育公民低碳意识，牢固树立低碳生态价值观。
随着社会的发展，低碳概念逐渐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面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有很多地方和很多人需要了解并认识低碳发展的重要性。从社会公民个人生活的方面来说，构建与低碳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价值观，培养人类的低碳意识，是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低碳社会的关键环节。低碳不仅仅是生活中节约一度电、节约一滴水，节约一张纸;生产中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彻底杜绝浪费现象。低碳价值观本质上是实现人的生产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存。因此，民众改变高碳社会的最大力量，是要做到低碳生活、生产，要从一点一滴做起，使人们意识到培养低碳意识与培养人们的生态伦理意识同样重要，通过每个个体的自身努力，培养人的低碳意识，从而养成勤俭节约消费伦理观，通过正确的意识，使人类能自觉自愿地按照低碳生态理念进行自律，逐渐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2．培育低碳文化生态，全社会推行低碳生活方式。
低碳经济的发展，还需要全社会低碳文化培育。低碳经济价值观倡导的是可持续、和谐的发展理念和生态文化，践行的则是低碳简单的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社会低碳文化塑造来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文化环境支撑。尤其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如果人们仍然坚持原来的浪费生活方式和理念，还是按高碳的模式进行生活、消费，那么资源的耗损殆尽将成为必然。对于普通人来说，低碳生活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能力，实践低碳生活，比如:洗衣服倡导自然晾干方式，拒绝洗衣机甩干;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等，明确“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理，其实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我们这里提倡低碳生活方式就是要求人们从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方面做起，提倡绿色、节能、环保、高效率低碳生活方式，使其成为人们的生活的新时尚和新选择，杜绝一切如“一次性筷子”和“餐后不打包”之类的铺张浪费生活，其实只要我们主动约束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这也是对低碳经济发展的一种贡献。
3．培育公民低碳德性，促成社会低碳行为习惯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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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我国现在的基本国情和经济结构组成，要想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做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
(一)调整产业结构，依靠升级构建节能降耗型产业体系
高能耗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有效途径。一是，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在政策上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对资金的引导作用，改变体制、方便机制、加大投入，全力发展诸如法律、金融、信息等低能耗、低排放，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突出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的发展，改变服务业长期滞后发展的现状。二是，从内部调整第二产业的行业结构，合理调配产品结构，使之向着低能耗的方向发展。工业部统筹协调，对产品结构以及行业结构进行有益化调整，优先发展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占有量。鼓励传统工业技术革新，利用最新的科技成果改造和提升传统工业工艺，优化产能结构，实现产品升级，降低传统工业的能耗量和排放量。三是，政策干预，严格把关，控制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过快过量增长。要想推进经济结构的改革，必须控制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规模及发展，对“三高”行业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设立的各项标准严格把关，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问责机制。借助出口退税、关税、出口额分配等手段控制“三高”行业产品的出口。
(二)大力培育新兴低碳产业
低碳产业泛指能耗低、排放少、污染小的产业，包括新型能源、节能产品、环保设备、回收资源、工业节能减排等等。这些行业都是朝阳产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只有不断的开发低排放的新能源，不断创新发展低能耗的新型产业，不断技术革新升级生产体系，才能从传统的产业模式逐渐向低碳经济转型。因此，应大力培育低碳产业，从政府角度，应给予对应的税收、政策等优惠；从金融机构角度，应丰富融资产品，为低碳产业提供足够的金融支持；从低碳产业自身角度，应充分利用良好的金融环境和政策环境，加快自主研发和创新，提升低碳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发展新兴低碳产业是中国产业转型的目标也是占据未来产业链顶端的必经之路。
(三)提高能源效率，有效调整能源结构
我国现阶段还处于经济发展之中，高污染，搞排放的重工业在工业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然而，实现绿色可循环的低碳经济是当前国际形势对我国工业化发展提出的要求，既然不能一蹴而就，就只有通过技术革新，加大现有工业体系中能源的利用率，尽可能的降低现有重工业的能耗水平减少排放，逐步发展新型经济形式。能源结构的调整，既可以通过经济结构转型，也可以通过革新产业链实现。一方面，可以缩减由石化、钢铁、建材等高能耗行业衍生出来的产业链，降低这些衍生产业的能耗和排放；另一方面，逐步减少重工业等高能耗高污染产业在国民生产中的份额，推动产业和产品的结构调整，向着利润曲线的两端拓展延伸：向前可以从生态设计着手，科技减排，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向后可以提升品牌竞争力，完善销售体系，不断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最终推动产业结构向着低碳化的方向靠拢。
二、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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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力资本的概念及其理论研究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人力资本必须经过投资才能形成。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有政府、企业和个人。本文是从个人的角度，从经济学和财务学的视角来分析人力资本投资的两方面的决策，并提出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影响投资收益率的风险因素，试图比较全面地分析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对本领域的理论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决策风险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
“人力资本”最初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研究美国经济中物质资本存量与产出差距在不断加大，出现巨额余值时使用，并由此产生了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及以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在西方发达国家牢固树立起了“人力资源是第一资产”的理念，并掀起了人力资本研究的热潮。
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体现了个体或群体的知识、技术、能力等，并能够为其带来长期收入来源的生产能力。
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本化了的人力资源。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本质属性在于对利润的不懈追求，人力资本既然属于资本化形态，当然就不例外了。无论个人还是企业都希望能在将来获得回报（如通过增加收入或提高公司的生产力）。
本文主要讨论通过正规教育（学校教育）形成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问题。
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一）、是否继续投资的决策：
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是教育，因而有必要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
下图显示了学校教育投资的可能分析。一个人面临两种选择：需要S年全日制学校教育，在完成后如果就业，会有年收Ws,直到退休年龄，比如65岁。更一般地说，年龄T。学校教育有直接成本如学费、书本费等K。另一选择是不接受学校教育，直接工作，可赚得工资W0，（从决策开始到退休年龄T）。
这里有一个假设前提：没有能力限制，没有退学风险，收入在整个工作年限内不变。工作经验与决策无关，没有失业风险（见图1）。
假设投资成本（或教育成本）包括直接成本K和机会成本W0（可能赚得的工资）。而放弃的收益即机会成本是成本中较大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两种方案中整个生命周期贴现收入，选择贴现收入较高的方案。我们还可以将不接受学校教育的收入从接受教育的收入中减去，如果结果为正，可以预测该个体会选择投资于学校教育。在第一个S年，每年的差距为-K-W0，
该个体必须付出学费和书本费等K，并且不能享有收入W0，因此，每年的W0为机会成本，即由于选择了教育而放弃的收入。W0+K为每年的投资成本。从整个生命周期看，贴现后收入为图中的B+C，在S年之后，两种收入流改变：获取Ws（超过不接受教育的收入W0）。差额Ws-W0为教育带来的利得。较高的年收入是由于学校教育。同样考虑折现，可以发现贡献于整个生命周期的收益差额为A。
如果由教育决策带来的终生净收入为正数，或所得利益（Ws-W0，从年龄S到年龄T，贴现后）大于投资成本（W0+K，从年龄0到年龄S，贴现后），那么该个体会选择学校教育。如果人们可以以市场同期利率进行借贷，则该市场利率为折现率。
这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有以下几个结论：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则参加学校教育的人数会增加（虽然每种条件的影响大小可能不同）：（1）未来收益增加，即工资奖金对那些已经完成其学校教育的人来说增加了。（2）直接教育成本减少，比如学校降低学费或政府增加教育补贴。（3）贴现率降低。由于未来工资收益相对于以前工作阶段中的成本增加了，或者说对那些着眼于未来利益而非当前利益的人来说，贴现率较低会使人们倾向于学校教育。（4）教育筹资变得容易。如银行更愿意贷款并且降低利率甚至提供免费的奖学金。
进一步分析，如果给定受教育的年数，与工资增加Ws-W0相对应的年回报率（学校教育的回报率）是投资决策中必须知道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每增加一年的教育会产生一定收入百分比的增长，这个增长的百分比则是教育的回报（Mincer，1974）。为了计算它，理论上必须知道某人实现的收入并等到退休。
关于是否投资教育或继续投资教育已经有许多公式化研究，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恩格尔曼认为，人力投资的时间比较长，难以根据已知的投资期限来计算投入量与收入量，为此，他把投资期限限定在一个时期（例如13年），而把收益扩展到其他时期带来的收入，用来分析教育（正规学校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公式为
式中，C表示受过第13年教育的直接费用，W0表示受过第13年教育而放弃的收入，Xi表示受过12年教育的人的收入，Yi表示受过13年教育的人的收入，n表示受了13年教育之后可以赚取收入的总年数，r表示第13年教育的收益率，i表示观察的年份。根据这个公式，利用所要求的资料可以计算出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个人就可根据对投资与收益的分析，做出是否继续投资教育的决策。决策基本原则是,预期收益流量（流入量）之和不能小于人力资本投资流量(流出量)之和，否则，人们就不愿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即受过13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不能低于受过12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否则，人们只进行12年教育投资，而不选择13年教育投资。
（二）最佳投资的决策：
由于学校教育具有连续性，有的个体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学校教育，在做出最佳投资决策时，我们必须分析学校教育的最佳长度。受教育每增加一年，就会增加生命周期的收入，但并不稳定。在最初的几年，如果一个人继续增加教育年份，生命周期收入的增长幅度会增加，但以后年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投入学校教育的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Yoram，1975）。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YoramBen-Porah公式化了教育投资过程并描述了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他的模型中，个人通过已有的人力资本和他自己的时间、其他市场资源相结合来达到产出（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Yoram最佳资本积累的模型是个人人力资本生产函数：Qt表示个人在时期t人力资本的总投资；Kt表示个人在时期t初始人力资本存量；St表示个人在时期t内贡献于存量Q的时间（Q：人力资本存量总增加）；Xt表示积累人力资本（生产中）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如果初始人力资本较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首先会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也就是说，全部时间都花在学校教育上。在完成全日制教育后，会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继续他的在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参数B是由Becker在1975年运用同一生产函数时增加上去的，它表示“有限的个人体力和智力”，使Yoram的规模报酬递减的假设合理化。原因是（1）随着个人在增加其人力资本累计的过程中，成本增加。（2）个人生命是有限的，随着受教育时间的不断付出，工作年限会缩短，这减少了获得利益的时间，结果最终是收益的增长幅度减少。而且个人继续延长其受教育时间，增加的教育年限的成本是增加的，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机会成本增加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越长，在同等教育水平下获得的工资越高，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花费（见图2）。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学校教育年限不断延长，边际收益（每延长一年增加的收益）会下降而边际成本会上升。受教育的最佳年限出现在边际成本线与边际收益线相交的那一点。如果教育年限超过S*，则产生的额外成本要大于额外的收益，此时再选择学校教育从经济上来看是不理性的。
因此，S*为最佳投资点。在此点上，投资者可获得最高的收益率，即内部收益率（IRR），是投资成本现值与投资收益现值相等时的贴现率（即教育投资的净现值NPV为零时的贴现率），也就是说图1中面积A=B时的贴现率。
这个模型也可得出几个预测（允许成本和收益曲线随个体不同而不同）：
（1）边际成本曲线较低的人（总成本线较平坦）选择更多（时间更长）的学校教育投资。如较易获得贷款的人，资金成本较低（筹资费用较少）。如图中A曲线。
（2）边际收益曲线较高的人会选择更多（时间更长）的学校教育投资。比如由于家庭关系网络、有较高的学术理论水平或智商很高而学校教育恰好能与之互补等原因较易在接受教育后找到工作的人。如图中B曲线。
三、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中的风险因素
简单的模型能反映问题的实质，却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风险，下面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风险因素。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较少被论及。但事实上,有投资就会有风险。与证券市场相同，人力资本市场包含许多资产，即各种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不仅与受教育的时间长度有关，而且与所受教育的种类有关。每个人选择与其未来收入的风险和回报相匹配的资产来获得最优选择。与证券市场不同的是，教育资产市场有几个重要的限制：首先，多样化不可能。第二，任意调整不可能。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套利来调整投资。投资于教育是不可撤回的,一旦你持有某种教育，你就不能再出售它。加之投资收益具有很强的滞后性,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充分以及市场环境等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不确定性增加。
这些投资风险概括起来说，有市场风险和个别风险。（尽管在有关研究中有关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的描述，但在本文中为了简洁起见，统称为风险。）
（一）、市场风险：影响整个市场上或一个受教育群体内所有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的不确定因素。
1．未来人力资本市场供需变化
假设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能力获得在任何教育水平的期望回报，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投资者，只关心生命周期收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选择有最高净收益（投资收益减去投资成本后的值）的教育。则我们只需观察接受每一种教育的人群。在一种教育下，每个人的净收益都是相同的。这种相同可以通过弹性工资来建立。如果太多的人选择同一种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会使接受这种教育的毕业生的工资下降。相反，如果只有少数人接受这种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短缺会使接受这种教育的毕业生的工资上升。只有当工资产生的终生收益相等时才会出现均衡的态势。
2．市场分割
YumingFu和StuartGabriel研究得出结论：教育投资在私人部门（单位）的回报要高于在国有单位的回报。另外从职业等级上看，存在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和中初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由于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岗位对求职者有着较强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要求，而大学生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并不会自然保值，如果就业时选择了中初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其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就长时期处于闲置状态，最终将逐渐贬值。因此，投资回报中包含了失业风险和由于就业于不利的行业或部门而导致的低收入风险。
此外，还有市场平均工资、流动限制等风险因素。
（二）、个别风险：只影响个体或群体中少数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因素。个体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比如智力能力、动机、兴趣等。这些因素使教育回报的估计变得不是很准确。受更多教育者获得较高工资不仅因为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还由于他们的能力及其他特征。具体地，个别风险有以下：
1.自身认识的不确定性：
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面临几种不确定性。首先，人力投资者（即潜在的学生）对其所选择的教育本身的信息了解并不充分。比如，许多教育系统在学生步入大学教育之前向学生展示越来越多的选项（如课程、专业等）。而潜在的学生并不知道哪种学科对自己来说是必要的，以及喜欢与否，能否达到学科的要求（智力水平、耐心或能力等）。第二，在完成学科（毕业）后，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同样面临不确定性。即便是接受过职业或专业教育，他仍可能缺乏职业所需的能力或其他要求。而个人并不能明确地知道他相对于职业的真实能力。AdamSmith早在1776年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任何特定的个体永远拥有资格于他的工作的可能性在不同的行业中有很大的不同。让你的儿子去当鞋匠的学徒，几乎毫无疑问他会做出一双鞋；但如果送他去学法律，精通法律的可能性与他会在此行业中站得住脚的可能性相比，至少为20比5。”
2.生命风险。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的人是有生命周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将会下降，人力资本受益期也将随之缩短,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则必须在更短的时期内得到补偿。因此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也随着主体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加大。极端地说,人力资本投资也会随着一个人的生命或工作能力的丧失而全部损失掉。
此外，还有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中个人承担的份额、个人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时间的投入（总时间=受教育时间+工作时间+用于消费的时间）、机会成本、经验等。
总之，我们在进行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需要进行是否继续进行教育投资的决策以及最佳投资的决策，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风险，能够帮助投资主体做出更客观准确和相关的决策。文章今后努力的方向是如何进一步将风险因素量化，从理论上和实证上更加完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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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过程是学生主观学习和教师客观引导，两者相互作用的过程。面对现今低级工程人才过剩造成的就业压力和高级工程人才的稀缺带来的产业发展瓶颈等等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正如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所言：“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那么，如何让学生从学习态度上有根本的改观？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不少教育者一直寻求长效的处理方法。但由于学习个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使得教育活动的过程繁复而灵活。究其根源，笔者认为理清三个问题，对促进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有很大益处。第一，为什么学？也就是学习的目的性，正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言：“没有目标而生活，恰如没有罗盘而航行”。学习目标反映了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一定时间内所有学习活动的期望结果。它往往会受到来自学习个体内部和外部客观条件的双重影响：内部主要有态度、能力、性格、身体状况等；外部主要有人际、环境、目标难度、机遇等。因而，在学习者制定目标时，除了考虑上述因素外，还应该思考学习目标的时长问题。CDIO以“工程项目”为学习目标，很好地解决了因时间过长和任务不清晰带来的影响。它从产品的构思—设计—实施—运行的整个过程中都包含了无数个阶段，学习者不妨每一阶段都设定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在不断的实现目标和自我激励中，达到预期的结果。第二，学什么？优秀的工程师除了具备的专业工程技术知识以外，还应该有相应的“延伸知识”，例如：社会、经济、文化、历史和语言等。第三，怎样去用？主要是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达到目标的途径是多种的，如何高效地完成目标是个人能力的具体体现。CDIO注重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还包括人际能力、管理能力。当然学生能力的培养离不开学校，考虑到这一点，CDIO的标准3——一体化教学计划，将个人能力、人际能力、产品过程和系统的构建能力列入了培养计划中。让学生在工程项目的完成过程中，实现“知”与“行”的统一，塑造卓越工程师所具备的职业能力。
2高等工程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高等工程教育是否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才需求？当前地方高等工程教育面临哪些困境？怎样培养具有国际化标准的工程技术人才？下文以CDIO工程教育模式为主线，探讨区域经济视角下高等工程教育的发展之路。
2.1明晰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目标
在产业升级和转型急速发展的今天，工程教育同时也面临着改革和调整，以适应全国经济浪潮带来的变化。教育部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在探寻“卓越”之路上，不少工科院校纷纷借鉴美国工程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学习CDIO工程教育模式和理念。CDIO教育培养在企业研发或市场运作环境下，能够独立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运作（operate）的高级工程师。整个教育过程强调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它以工程项目（包括产品、生产流程和系统）从研发到运行的生命周期为载体，让学生以主动实践、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工程。在学习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让学生充分把所“知”运用到社会的“行”中，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有天然的妙合。CDIO教育理念革新了中国工程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传统观念，把研究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的轮廓描绘得更加清晰。传统的研究型人才专注对学术研究的追求，定位大多是研究型人才和学术型人才，毕业后困于“学以致用”，产生了一系列就业难问题。而CDIO教育理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针对企业与社会上的不同类型和层次人才的需要，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或方法。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以各类工程项目为中心，吸引学生，调动学生的兴趣。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填鸭式”教学，变被动为主动，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积累高级工程师所具备的专业工程素养和职业能力，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除此之外，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还应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2.2优化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工程类高校在明确办学定位的基础上，必须由内至外的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来自社会或企业等用人单位的需求和当地经济的发展情况。在经济国际化发展的进程上，现代工程类高校闭门办学状况已有好转，但与社会相脱离，人才培养模式滞后，毕业生就业问题依然普遍存在，并又是亟待解决的。我们不妨把大学看成是多个板块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其中占主要人数的板块是学校、教师、学生。本文拟从这三个层面来探讨工程教育的困境与展望。
2.2.1基于学校的角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下，中国工程教育顺应历史发展，取得了跨越性的成绩。各级各类教育部门高度重视对人才培养的定位、方案、模式的摸索和锐意创新。2013年11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通用标准》的通知，通用标准中明确了对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的工程型人才的基本要求，为工程类高校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面向社会和企业敞开了大门。但从工程教育部门的层面上来讲，存在的困难依然很多。首先，工程类高校的办学模式与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相适应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国的工程教育起步较晚，始发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以开设天文、算学、化学等科为开端。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中国的工程教育且行且停。受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工程教育模式先是依照苏联的工业教育模式，尔后又学习或借鉴了美国、英国、欧州的大学制度，让中国的工程教育渐近世界。2013年6月，在国际工程联盟大会上，中国成为《华盛顿协议》的签约成员。这是对中国工程教育改革的充分肯定，迈出了培养具有国际化标准工程师的重要一步，也加强了工程类高校与产业界的密切联系。但工程教育会受到来自当地政策、经济水平和传统文化的制约，它们之间相互适应、持续发展需要社会和学校付出更多的努力。其次，工程类高校的具体操作细节包括教学大纲、课程设计、实践条件、教学方法和手段等等。教学大纲是学科的教学纲要，所有的教学活动和准备工作都围绕着教学大纲展开，是评定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基本依据。CDIO对教学大纲做了专门的阐释，即CDIO教学大纲建构了大学工程教育改革基础的现代工程知识、能力及态度等规范。CDIO教学大纲中，首先要求学生的专业技术知识和推理能力，这是解决工程问题的基本能力。在此基础之上，来锻炼学生职业素养和团队协作能力，以完成产品从构思—设计—实施—运行的整个生命周期的工作。在此教学大纲的框架之下，对照现代工程类高校的教学内容。现有的教学内容太过老套，一些教师数十年如一日地重复同样的教案，没有创新，远落后于工程技术的发展。相关产业需要什么，最新的专业技术是什么，学生们无从得知。所知所得仅源于教科书上的文字描述，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没有新奇感，缺乏主动的实践空间。同时，这些教学内容重专业知识轻素质教育，突出个人能力的表现，忽略团队协作和职业道德规范的教育。其忽略部分正是现代工程师所必须具备的，也是产业界强烈要求的。CDIO课程设置有效地弱化了上述问题，其主要措施在于：（1）学科间互相支持；（2）课程体系间互相支持；（3）知识与能力的统一。最后，为了给学生提供一个自由创作和团队学习的空间，高等工程教育需要积极搭建实践教学的平台。实践教学除了人力资源的投入外，还需要更多的经费投入和物质支持。这不仅依赖于高校自身的运作，还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
2.2.2基于教师的角度
教师是知识和经验的传授者，在几千年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扬中，教师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中国历来有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但在物质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传统逐渐被淡化。归根结底是学校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教师无法树立在学生心目中的楷模。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教师考核的标准。现在高校的考核或职称的评定多以教师的科研项目、论文、出版书籍等可量化指标为考核的标准，所以众高校教师纷纷以申请科研项目为奋斗目标，而疲于教学，对教学水平的要求较低。除此之外，社会服务工作也在考核之列。二、教师缺乏工程实践经验。大学对教师的学历或学位极为倚重，引进的教师大都直接来源于高校，使得学历不足但有丰富工程经验的人很难进入大学课堂。但来自产业一线的工程经验是培养工程师的可贵“教材”，于是学校一方面引进多素质型教师，另一方面又鼓励教师外出进修，并加强校企合作与培训。但同样面临很多问题：首先，引进教师在学术领域的权威性，对学科建设和工程师培养的贡献率。学校对引进教师考核制度的适用性和可执行性，以及重视程度。其次，教师进修或培训大多选择在国内外高校，而少有去工厂、企业或行业相关单位进行实践学习。近年来，来自高校与企业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产学研合作已较多地提到日程上来讨论。这对教师的实践能力有不小的促进作用，与此相关的教师考核标准仍相对滞后，重形式轻质量的现象依然存在。改善这些问题，建议有三：首先，考虑各行业精英或专家加入考核的队伍中。只有他们了解当前国际社会本专业的前沿，能够把握专业的最新动态和未来方向的需要，同时也了解教师们的学术水平和教学意义。其次，加大对“创新性”、“应用性”研究成果的支持和评价。第三，注重教师队伍的多元化和考核标准的多样化，充分发挥教师个体的优势，使其在科研、教学、成果转化、实践经验等各个方面扬其所长，不被既定的、一统的考核制度所累。
2.2.3基于学生的角度
传统的工程教育模式多观注对教师的评估和考核，而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多见于考试后的分数中。学生“分数至上”的价值观，使得学习脱离了生活，也远离了社会。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约翰•杜威（JohnDewey）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在学生从业前占据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它是学生的成长和生活过程。教育的目的与生活的目的一致，“生活也即是教育”。教育的本质是人的生活和发展，工程教育的本质是为工程师的生活奠定基础。因此，应把实践能力作为学习效果评价的重要因素。当代中国工程教育的模式下，高校学生应从学校学到哪些知识和能力？如何检验大学生已获得的能力？问题的核心在于对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能力水平的评估。评估的标准是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的细化反映，因此，它必须在社会人才需求的框架下，符合工程教育中各专业利益相关者的切实要求。这些专业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来自产业界的精英，也包括在校的和已毕业的学生，以及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我们可以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渠道来收集业界利益相关者的建设性意见与形势分析，并与教师和已毕业的学生讨论教学内容、课程设计中需优化的部分，通过对归纳总结各利益方的意见，评判学生在解决工程问题的时候，所反映出来的技术基础知识、操作能力、推理能力、社会人际关系，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考虑到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和隐性因素的不可量化性，评估标准在制定时，应加强专业技术知识和实践能力的权重。评估的方法或形式亦可以是多样化的，诸如：笔试、口试、目标问题的解决、学期中的独到意见和创新发明。学生学习效果评估旨于对教学的适应性进行改进，最终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就业质量和社会认可度，以满足社会对工程技术人才的需求，加速中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步伐。
3结语
经济视角论文范文6
1.借鉴其它高校实践教学经验，强化合作办学
一些理念先进的高等院校对实践教学给予了相当高的关注，主要通过下述内容加以呈现。
（1）对专业课教师的实践经验给予高度关注。优先选择具备实践经验且获取乙级以上专业技术执照的教师作为实践环节的指导教师，缺乏实践经验的教师应当进入高等院校或者企业进行实践培训。
（2）此类高等院校的实践设施优良，并且在校园内部设有诸多匹配的实习岗位。既能够完成必要的理论教学，又能够强化学生的综合技能。
（3）此类高等院校会定期开展职业技能比赛，并且带领学生参加各类相关的世界比赛，学生的技能证书数量将成为对学校考评的关键指标。借助技能比赛，强化学生获取知识的自主性。
（4）对学生的校外实践环节给予高度关注。校外实践可以有多种方式：轮调式（理论知识的传授在学校进行、实践技能的培训在校外实践环节进行，并且每月定期开展轮调）、实习式、进修式、走读式等。在上述校外实践方式当中，应用最广泛、收效最佳的当属轮调式。例如，可以同理念先进的高等院校开展联合教学的模式。国际经济贸易专业应当有效借助此模式提供的优势，将专业课教师派到合作院校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并依照本院校的现实状况加以选择性的应用和吸收，将国际经济贸易专业的教学实训实践体系加以有效的健全和完善。
2.突出国际商务单证实训重点，打造一专多能
国际经济贸易牵扯到诸多部门、诸多流程、诸多手续，是一个繁琐的流程。国际经济贸易要求其工作者既要了解并熟知国家制定的国际贸易政策，又要了解并掌握外贸单证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单证实训的重点在于强化国际经济贸易单证的制作，对国际贸易业务的普遍性环节加以深入的了解，强化对单证业务的实践技能。通过系统化的国际贸易业务实践培训，能够为日后顺利的从事国际贸易业务工作奠定稳固的基础。作为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理应了解并掌握国际贸易业务的具体操作。因此，出于使学生对国际贸易业务形成更加牢固的知识框架，并能将理论知识顺利的应用于实践的思考，应当为学生安排一定周期的国际贸易实训环节。使学生对国际贸易业务的实践操作形成零距离接触，从而有效的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在国际贸易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商品均以单据的形式完成买卖，贸易双方都是以单据作为货款的结算凭证。因此，单证制作质量的优劣对于国际贸易业务以及利润的实现具有直接性决定作用。单证的准确性、完整性、清晰度以及实效性对于结汇的顺利与否存在重要的影响，有关工作者应对其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耐心。所谓“一专多能”人才，就是说既要掌握本岗位的专业技能，并且具有一定的水平，又要对相关岗位的实践技能有一定的了解和掌握。对于“一专多能”型人才的培养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应当纳入企业的整体战略规划之中。在“一专多能”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应当坚持“分步实施、整体推进”的原则。将人力资源管理机构的特殊优势加以最大程度的施展，制定目标并建立规章制度，为计划的切实落实提供必要的保障。应当建立专门的“一专多能”型人才的管理部门，将部门优势做以有效发挥，使企业整体倾向于“一专多能”型人才，从而向企业员工提供有利的多技能学习的机会。当企业工作者实现了“一专多能”后，其岗位落实和薪资待遇都应做出相应的调整，并且有清晰的制度作为保障。对于拥有过硬的多技能工作者，企业应为其办理国家从业资格证书，将工作者的作用发挥到最大程度。
3.融合校内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提升就业质量
在实践教学的全部内容当中，认识实习、课程实习以及毕业实习是能够强化学生实践技能的关键步骤。然而，上述关键步骤一定要借助校外的力量和资源才能实现。正因如此，上述关键步骤成为了实践教学当中的弱化点。因此，着重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是健全实践教学的必要步骤。实践教学基地建设通常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方式。首先，将学生派到实践基地进行参观、实习和就业。并利用对实践基地的考察和与实践基地进行联合研究等的手段，对学生的实习状况和社会需求状况加以及时的了解和掌握，从而实现对学生的实习和就业进行指导改进的效果。其次，利用对实践教学基地工作者授予可作资格的方式，强化实践教学基地工作者主动服务国际经济贸易专业的意识。除此之外，对国际经济贸易专业的学生定期开展培训讲座，并邀请实践教学基地的负责人员和国际贸易机构的专业化人才进行客讲。一方面，能够强化学生对业务实践的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就业指导，从而为国际经济贸易专业的教学实训实践体系建设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秉承相互扶持的理念，在借助国际贸易企业（尤其是农产品国际贸易企业）的力量向学生提供实习机会的过程中，应当将企业的实际需求纳入考量。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由教师为其提供相应的策略措施；在企业的人员配备不足时，可以由学生为其提供相应的岗位帮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运营压力。通过上述做法，高等院校能够同企业形成稳固的信任度和长久的合作关系。强化实践教学基地的管理，对每个实践教学基地设置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并执行对实践教学基地的数据实时追踪机制。现实表明，利用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引发的就业创新，能够有效地处理企业同学生之间信任度低的问题，并实现学生就业和企业用工的双重稳定。
二、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