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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1.1税权分配过于集中。由于财务税收关系着国家的命脉，是决定国家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因此，我国对于财政税收实施中央集权的管理方式，即所有的财政税收都要上缴国库，并有国家中央统一调配管理。这样虽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财政税收的利用效率，但是也会对地方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前我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地的经济各具特色，过于集中的税权分配管理体制使得社会资源配置率难以提高，不利于调动各地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1.2税收管理体制的法制性较弱。我国虽然是一个法制性国家，但是在财政税收管理体制上，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水平还相对较低。很多税收管理条例并无法律依据，或者一些有法律依据的税收管理条例的法制性较弱，很难在税收管理工作中真正落实相关法律法规。这就使得税收人员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难以顺利开展税收工作，而也同样因为法律法规不健全，使得税收人员的工作行为无法受到有效约束。不利于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有效性提升。
1.3财政税收管理的监督体制不健全。尽管我国已经进行了税制改革，也放宽了部分税制的收取范围，并且减免了部分特殊的税种。但是在实际的财政税收工作开展中，还是存在较为严重的偷税漏税行为，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这也反映出了我国当前财政税收监管力度较弱，监督体制不健全的问题。同样能够反映这一问题的是财政税收人员缺乏责任感，在工作中以公共谋私，贪污受贿现象屡禁不止，工作积极性不高等多种问题和不良现象。
1.4财政税收转移支付体制不规范。实施财政税收转移是我国通过税收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其主要是将财政税收所得补贴给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平衡发展。但是由于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的数额较大，涉及因素较多，再加上监管不力，转移支付方式不规范等多种问题，更的使得财政税收转移支付中存在多种漏洞，不但不利于财政调节政策的实施，还会造成较大的不良社会风气，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2、如何完善财政税收管理体制
2.1合理下放一定的税权。虽然中央集权具有便于统一管理的优点，但是过于集权也不利于各地经济的良好发展。为此，在财政税收管理权限中适当的下放一定权力也是完全可行的。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要下放一定税权，必须要在严格的法律法规体制下进行，并由国家统一指导税收调整政策，以免放权后地方不懂如何使用而造成滥用权力的不良局面。
2.2加强税收管理体制立法。建立我国税收的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的划分的法律依据，做到有法可依，如中央和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包括权限的体制和范围）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更，也一定要遵照法律规定的执行，不能藐视法律，采取其他手段来代替。税收管理体制的权限实施法律依据，提高实施过程中的权威性和高效性，消除执法人员人为因素造成实施税收混乱及不公平等现象。
2.3贯彻税收的政策、制度及法规。完善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体制，在中央财政税收管理体制的基础上，根据各地区区域特色建立相应的地区财政税收管理实施细则，合理规划税收管理和税收收入的分配，明确我国各级政府的权责、职能等，平衡税收执法力度，使各地区纳税企业和个人依法纳税，公平竞争，平衡各地区经济发展。
2.4加强税收监管力度。建立科学、完整的税收考核机制，加强对税收征管质量的考核，补充查补入库、准确率等税收征管质量的指标。提升税收监管人员的素质，通过培训、深造等措施，大力培养一批责任感强、使命感强、专业能力过硬的专业人员，提高税收监管人员的综合协调能力，税收监管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执行，避免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
2.5建立合理的财政税收转移支付体系。中央财政部应当将转移支付的款项分为专项支付和一般支付，支付方式上，两种支付合理搭配，一方面可合理分配资金；另一方面可稳定资金来源。首先，中央财政部应合理调整转移支付款项的比例，适当调整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并适当提高一般性支付的比例；其次，转移支付所需资金的来源，可通过分享增值税和返还财政税收；最后，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资金分配体系，分配财政税收要公平、公开、合理。
2.6提升财政税收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实施绩效评估措施。在我国财政税收管理工作之中，管理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着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效率以及发展，它是财政税收管理工作在主要执行者，是财政税收管理效率的力量之本。财政税收管理运作的好优劣直接依靠管理人来决定。因此，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直接影响着财政税收管理的最终效果。所以，提升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要建立规范的财政税收内部秩序，并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对管理人员进行学习、教育、培训等；然后要强化财政税收管理的培训指导，优化其知识结构，使得管理人员均具有管理与服务相统一的意识，提升其综合协调和组织能力，为百姓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推进我国财政税收管理事业的发展。另外，在我国十七届三中全会中指出，要建立新型的公共管理体制，深化和推进农村公共财政的实施。因此，财政税收部门的工作职能设置就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实行“精兵简政”，尽可能的减少机构设置，降低财政支出负担，营造宽松的财政发展环境；并且也要建立相关的“评估管理”政策，实施绩效评估，提升财政税收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
3、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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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基础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框架是以三个基本理论为支柱构建而成的,即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公共选择学派的非市场决策理论和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这三个理论从各自的角度解释了税收竞争存在的原因。
1、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在联邦体制国家中,多级政府形成多级财政体制,同级政府拥有同等权利且具有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如前所述,基于自身利益的驱使,地方政府会凭借自己的权利争夺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从而在联邦体制国家中产生了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财政分权理论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即税收竞争是地方政府作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
2、公共选择学派的市场决策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出现了公共选择学派,它把主流经济学对市场竞争中人类行为的分析范式引入到政治制度中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说明在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地方政府间竞争类似于市场竞争。在这个“准市场”的作用机制下,人们可以通过“以足投票”来选择能够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居住,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具有竞争意识,谋求本地区经济发展,满足本地区居民的需求,从而得到选民的支持。税收竞争作为地方政府间竞争的主要手段,在提高地方政府竞争力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人们都会选择交最少的税,而享受最好的公共产品的地方居住。
3、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演进主义认为,竞争可以实现变化、进步和创新,社会活动主体间不断的相互竞争产生了各种活动规则。哈耶克曾提出“竞争有利于制度创新”的观点。而政府间竞争主要表现为制度竞争。所以,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是高效率税收制度的发现者和维护者,它构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或中间扩散性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可以更容易的实现转型期的制度选择,从而构成财政分权制度完善的外在条件。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研究的发展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其经济效应作了深入地研究。但是,理论界对他的态度仍不一致,有人认为适度的税收竞争可以带来正效应;但也有人认为税收竞争的存在就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损失社会福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理论界广泛运用实证方法,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也对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进行了一定的论述,并针对中国实际进行了一些实证分析。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理论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1、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公共品的提供国际上,一般认为对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的研究始于蒂布特的政府间税收竞争模型。他在1956年发表的《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中,明确提出“财政分权下的地方辖区政府间竞争有利于地方公共产品提供效率”这一观点。他在新古典框架下证明了:如果存在足够多的地方政府,均衡时公共产品的提供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这是一种“类市场的理论”,他运用市场竞争理论分析联邦制下地方辖区政府间税收竞争具有效率。但是由于蒂布特的国内税收竞争有效理论存在很多太过理想化的假设条件,所以遭到了很多学者的质疑,但是它开辟了国内税收竞争问题研究的先河。目前,西方学者在“税收竞争会导致公共支出水平下降,尤其是主要服务于劳动力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一致。Oates(1972)指出由于各地政府为了吸引资本,竞相降低相应的税收,使得地方支出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之下,从而政府无法为最优的公共服务产出筹集足够的资金。
特别是对于那些对当地经济无法提供直接收益的投资项目上。所以,他担心税收竞争会使地方公共服务的产出达不到最优水平。另外,他还提出了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的“外部性”,即一地方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会影响另一或另几个地方政府管辖的居民的福利水平以及其税收收入。在前人理论模型的基础上,Keen和Marchand(1997)提出了另外一种公共产品提供的无效理论:地方政府吸引资本流入的竞争,将驱使地方政府更为关注公共投入,从而导致公共投入提供过度,而过度的公共投入必然会挤占为本地居民提供服务的公共产品数量,从而使供公共产品数量过低,过度的公共投入和不足的公共产品都是缺乏效率的。后来Matsumoto又假设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并且资本和劳动力在生产中是互补的,得到的结论是,增加公共产品的投入将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尤其是有技能劳动力的流入,劳动力的增加可以鼓励投资。这种效应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弱地方政府提供过度公共投入而偏向使资本获利的动机,但税收竞争下公共支出的总体水平依然是处于缺乏效率的低水平状态。Huber(1999)的分析则表明,如果税收竞争扣动政府间机动税“竞争到底”的扳机,会降低税收收入,当税收下降,政府被迫或者减少支出,或者提高其他税收。如果政府支出对居民产生效用或产品收益,或替代税收不好寻找,那么财政偿付能力的下降会导致地区福利的降低。
2、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德国学者何梦笔(1999)把西方政府竞争理论运用到中国,他在《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一文中,着重分析了俄罗斯和中国两个国家的经济政治转型过程,强调政府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竞争或体制竞争。他认为: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中国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周业安(2003)通过博弈的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经济分权导致地方政府围绕经济资源展开竞争,但这种竞争受到政治体制的限制,导致地方政府在选择竞争策略上的扭曲,(进取,进取)的均衡策略组合实际上无法实现,而得到其他策略组合,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
3、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要素流动税收竞争就是要争夺经济资源或扩大税收资源,所以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税收如何影响FDI。Dunning(1981)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被广泛接受。他认为,作为寻求最大化收益的跨国公司,如果其拥有所有权特定优势、区位特定优势和内部化优势,那么该跨国公司就会愿意并有能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其中,区位优势又包括自然禀赋优势和投资环境优势,税收制度属于投资环境优势的一个组成部分。ZodrowandMiesz-kowski(1986)通过四个假设分析认为,资本的流动性导致对资本的低税率;资本流动性与资本课税税率负相关;如果资本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对资本税率做微小的下调能导致帕累托改进。Wei(1997)发现税率和和外资流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Hines(1997,1999)研究认为:调高l个百分点的税率会引致0.5至0.6个百分点的FDI内流的下降,税率已经对跨国公司的决策行为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JanK.Brueckner在《政府是否加入了不动产税的战略竞争?》一文中以财产税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滞后经济模型(spatiallageconomicmodel),收集了美国波士顿主要地区的截面数据,建立当地
财产税率与竞争地区不动产税率的函数关系,证明财产的流动与税率之间存在非零的斜率关系,即投资选择对税率具有应变能力。而且这一斜率的正负还取决于其他参数。阳举谋、曾令鹤(2005)运用MacDougall———Kemp模型,采用Janeba(1995)的分析框架,结合我国税制特点,分析地区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通过他们分析表明,我国地区间的税收竞争是基于有效税率的竞争,竞争会导致有效税率降低和资本的非效率配置;如果地区间能够进行合作,资本可以实现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4、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与政府策略选择Wildasin(1988)认为,当参与税收竞争的政府个数比较少时,以公共产品的水平作为决策变量得到的均衡解不同于以税率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解。它证明了当各地方具有相同的偏好和技术水平时,用前者作为决策变量时得到的均衡税和均衡公共产品投入水平要低于后者作为决策变量时的均衡水平。ucovetsky和wilson(1991)分析了“大地区”和“小地区”之间“不对称资本税税收竞争”情况。结果是:大地区的税率相对较高,小地区的税率则较低。所以,在地区大不对称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完全资本税竞争中,小地区占据一定的优势。DepaterandMyers(1994)发现,地区间在规模、生产技术以及消费者偏好上的差异有可能会得一地区把资本输出到其他地区,资本输入地区就会具有这些输入的动机,从而得规定的资本税后利润率下降。这些地区具有提高税率以获得有利的“贸易条件效应”的额外激励。他们称这些贸易条件效应为金融外部性,正是这种金融外部性存在导致了资本输入地区的公共产品过度提供,同时又使得资本输出地区公共产提供严重不足。
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通过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对我国省际间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激发了地方政府推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但不恰当的分权路径也加剧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省际间税收竞争反应函数斜率为负,说明省际间在税收竞争中采取的是差异化竞争策略;同时也意味着地方政府目前对公共产品的偏好较低。而对省际间税收竞争增长绩效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显示,公共服务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地方政府的征税努力与其财政充裕状况直接相关。殷华方和鲁明泓(2004)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分为中央政府政策和地方政府政策,运用1979—2000年的资料,研究和分析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得出了中央政府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影响力,而地方政府政策则较少或没有影响。超级秘书网
因此,地方政府之间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竞相提出过于优惠的条件是无效的。因而,地方政府没必要在政策优惠上相互恶性竞争,真正要做的是大力发展当地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企业经营环境。综上所述,不同学派从各自的角度对税收竞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理论学者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融入了自身的理解,从而推动了税收竞争理论的不断前行。关于税收竞争的利弊,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这一形式与效率间的关系。我国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研究中观点认为:税收竞争可以形成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借助这一形式,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帕累托最优,而无需政府对经济的强制性干预。对企业而言,政府间良性的税收竞争带来最直接的收益就是税收负担的减轻作为该地区的成员之一,企业同时可以享受那些提高了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最后,还可以借助经济力量维护自身的权利,如用资本、人员的自由流动迫使当地政府做出有利于企业生产的一些决策。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制定过低的税率,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但政府收入水平与支出水平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加大,使得政府“吝啬”于公共支出项目,从而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总体支出,降低了公共产品的水平。一方面,损害了国家利益,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另一方面,投资企业可能获得了暂时的经济利益,但从长期看,投资“硬”环境的制约必将最终影响到整个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效率的损失。无论谁是谁非,税收竞争的范围从最初的一国内部延伸到了全球,本身就说明其强大的生命力。从最初的税率减低,到避税港的出现,税收竞争的手段可谓层出不穷。人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税收竞争的沿用,事实上正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政府工具的实用性。那么对于税收竞争的运用,我们只能更多地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创建一个公平的竞争秩序,在这样一种秩序下寻求获得制度收益。
参考文献
[1]陈晓,肖星,王永胜.税收竞争及其在我国资本市场中的表现.税务研究,2003(6),18一23
[2]周业安.地方政府竞争与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l),97一102
[3]阳举谋,曾令鹤.地区写作论文间税收竞争对资本流动的影响分析.涉外税务,2005(l),14一18
征收管理论文范文3
【关键词】稽征车辆；车辆档案；管理
车辆档案是每一部车辆在稽征部门的户口本，是稽征人员能够及时掌握和了解车户情况、车辆动态，便于在工作中及时进行询问、提醒、催缴、追缴缴费服务的有效依据，是稽征行业档案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每位司机朋友首次在稽征部门缴费前都要填写一份新车入户申请表，提供车辆和车户有关详细资料，这便是我们稽征部门的车辆档案（简称车档），它由缴费人提供并由稽征人员建立，是车辆的“户口簿”。建立车辆档案是车辆缴费服务的第一步，也是稽征部门费源管理的开端，是稽征行业档案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通过查询车辆档案，稽征人员能够及时掌握和了解车户情况、车辆动态，便于我们及时进行沟通，改进服务，及时进行询问、提醒、催缴、追缴等。车辆档案的建立和管理是稽征部门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实践中，有的同志对车档的重要性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误认为车档管理仅仅是车辆入籍时建立的档案资料，只要车子有缴费，其档案内容就无所谓了，所以有些车辆直至报废、停征时，其车档也未曾更新过，从而使车档变成了死档。一成不变的车档不但给稽征执法带来很大困难，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还会导致费源的流失，甚至引发诉讼纠纷。因此，车辆入籍时所建立的车档随着车辆的运行，需要我们稽征人员不断地去关注、修正和充实，否则，将无法充分发挥其在公路征费中的作用。应当说，管好用活车档，让它服务于规费稽征，是我们文明服务、以车为本、和谐稽征的现实体现，意义重大，势在必行。本人以为，做好稽征车档工作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一、保证开征申请表初始资料的真实、有效
通常我们在建档时往往会碰到一些“人”。他们或是车主的朋友或是下属来为车主办理入户，在开征申请表上车户地址栏多数填的是车户身份证上的地址，而这些地址并非都是实际住址；在联系人和联系电话栏目中经常填的不是车主本人姓名或电话，或者仅写一个手机或一个固定电话，有的甚至一片空白。一旦欠费，凭身份证的地址去催缴，增加稽查成本徒劳无功；打电话不是未留电话就是号码变更或停机，如泥牛入海。所以建档时，我们的征费人员要不厌其烦地多向车户询问，让其提供实际居住地和尽可能多的留下联系方式保存在档案中。比如不是车户本人亲自来办理的，要让其详细填写车户现住址，除了正常的手机号码和电话号码外，还可留下“人”的号码；如果是车户亲自来的还可请他多留下几位车主朋友和邻居的电话，这样不但可以准确地发出催缴通知书或通过短信催缴，还可以在当事人无法查找时，通过其朋友或邻居来转告。这样既了解了欠费车辆的去向，同时也降低了待查率。总之，磨刀不误砍柴工，详尽的车辆信息对正常的稽查工作具有实质性的帮助。
二、日积月累、加强沟通，及时丰富变更车档
由于日常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车辆买卖的频繁导致车户、车主住址、联系方式不断变更，因此在车档建立后我们要注意及时更新资料。加强与车户的交流是我们日常一项重要工作。比如有的车辆私下买卖或交警部门过户后不到稽征办理变更手续、车辆意外发生的交通事故等信息，这不但需要稽查人员通过路检户查向车户咨询，更需要窗口征费人员细心地去咨询了解，并形成习惯，从而既能不断地完善征费车档，也能使稽查工作及时、准确地掌握到第一手资料，还能为因不了解稽征政策而未及时办理过户手续或因交通事故等种种原因而欠费的车户提供政策咨询，减少车户无谓的损失，提高工作效率，树立稽征良好的社会形象。车档资料的完善是每个稽征人员应尽的义务，我们每个稽征人员不论在何岗位，都应不分彼此，互通信息。它也是对我们工作责任心和团结协作精神的检验，所以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使之日益丰富。
三、利用每年一次的年检审及时更新车档
每年一次的车辆公路规费年检审不仅仅只检查车辆缴费情况，更要核对车辆的异动内容。它包括对车辆主体变更、车辆改装、车辆使用人变更、技术参数修改等情况的检查核对。可以说是对车档的再次审核，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同志对年检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工作留于表面形式，没有抓住年检审的大好时机认真负责地核对车户提供的资料，甚至根本没有要求车户提供资料，只是按照计算机中原有的资料填写年检审表的全部内容以应付上级检查，这样就与年检审的初衷背道而驰了。应当说，年检审的意义非常重大，它是我们当前掌握车辆异动情况的最佳途径，是要求车户在车辆情况更改后及时到稽征部门办理变更的最好时机，是积极发挥稽征主动权，减少和改变送达难的可行之举，所以此项工作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
四、加强横向联系，主动更新车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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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税收入 管理 有效配置 监管
一、关于政府非税收入的涵义和特点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涵义
非税收入是指国家政府、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其他社会团体依法行使政府职能、政府声誉、国有资源、国家资产，提供公共服务，从中取得用于社会公共所需求的财政资金，是政府收入的一部分。
（二）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
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灵活性、非普遍性、资金专属性以及不稳定性。政府非税收入是与税收收入相对的，在我国法律法规的范畴内，可按照特殊环境下或特定地区的受益性原则，选择收费、筹集基金和罚款等方式，即具有灵活性。政府非税收入主要来源于特定的环境、经济等和特殊的使用用途，不针对广大全民收取，即具有非普遍性。政府非税收入的用途多与其征收的来源紧密关联，即具有资金专属性。政府非税收入与征收对象、征收多少和被征收对象的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政府非税收入是政府收入的补充，是税收的辅助形式，即具有不稳定性。
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监管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政府非税收入不断持续增长，政府非税收入的监管存在不规范制度现象。首先，政府非税收入的内部监管采用实地监缴和专项检查等方式。但是在实际监管的工作中，主要是政府非税收入种类多，而且过于分散，致使监督政府非税收入的主体不清楚，进而其主体的多元化限制了监管职能的作用。其次，政府非税收入的外部监管是指立法机关、纪委部门、新闻媒体和社会公民等。政府各部门岗位更换调动频繁，部门之间缺乏工作程序上的协调效果，同时，社会媒体和公民对相关法律制度意识薄弱，不能有效地及时举报违法等事宜。
（二）政府非税收入的预算管理存在漏洞
现阶段，政府非税收入的预算仍是使用“预算内和预算外”，预算制度没有统一化，未能贯彻部门和综合预算的管理制度，削弱了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职能，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预算管理制度没有彻底执行收支均衡，政府非税收入编到预算执行时，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部门和执法单位就返还比例问题存在着质疑，大幅降低预算的使用效果。
另一方面，各部门预算编制不完整，未能将各个部门的非税收入预算完全编入到所属部门或单位的预算中，所以，政府非税收入预算编制工作未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
（三）政府非税收入的征管制度不完善
政府非税收入在管理工作过程中，存在一些治理方面的漏洞；在执法人员执法期间，易出现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的情况。政府非税收入的领导和管理者对政府非税收入的法律法规政策不熟悉，当遇到问题时，凭借自己的工作经验处理问题，忽略了相关法律法规的政策。对于在缴款时出现的违法现象，执法人员没有对违法行为依法追究，也没有对相关的责任人作出处罚行为，形成执法不严和违法不予追究的现象。
三、优化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策略
（一）构建健全的政府非税收入的监管体系
构建一套完善的政府非税收入的监管体系，要做到从根源抓起，改变政府非税收入的监管思路。首先，要逐步实行各种各类的管理信息有封闭到公开，透过网络和媒体，提高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和监督的透明度。其次，在监管体系中补充多方面的主体。包括：项目建议的审批由立法机构负责，政府非税收入的监督由审计部门负责，违法犯规的处罚由司法部门负责，道德监督由社会媒体和公众参与其中。有效地协调各方监管主体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从而形成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监管体系。
（二）完善政府非税收入票据管理，加强其监管系统
基于财政票据各有不同且数量很多，应该积极研究新的票据管理方式。采取设立财政票据管理档案、搭建电子化管理系统、加强票据收发等有效措施，同时经常性地核实票据的使用情况，坚持以票控款，票款一致，从根源上发挥票据管控的有效作用。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和监督的建设，利用网络信息平台，通过计算机技术，提升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水平，实现以票控款，网络监督的高效率模式。
（三）规范和统一政府非税收入的收缴
当前，国家政府机关和各地政府强化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法律法规制度，尽早实行规范化、统一化管理方式，对于收缴环节出现的违法行为，要予以依法处理，做到政府非税收入收缴有监管。为提升政府非税收入收缴的工作效率，政府部门与银行共同合作，简化收缴流程，缴款人通过银行网点直接把款项缴纳国库，作为政府非税收入，并由征缴部门开票，制定出一套规范的科学的收缴流程。
四、结束语
政府非税收入是地方政府资金的重要来源，也是地方政府使用各项职能的根本。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非税收入也在逐步上升，但是因为管理和制度的不足，造成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呈现较多问题。因此，提高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水平，依法杜绝不良现象，从而维护了政府的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1]郑新建.全面规范非税收人管理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J].财政研究，2014， （10）
征收管理论文范文5
论文摘要：政府是高等教育质量管理领域的重要主体之一。基于历史和现实等原因，各国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扮演的角色有所差异。按照一国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的介入程度高低，可相应划分为低介入型政府、中介入型政府和高介入型政府三种类型。不同介入类型具有各自的特征和优缺点。
当前，高等教育质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实践和理论领域的焦点。探讨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究竟应当扮演何种角色时，政府的介人问题往往成为核心的议题之一。政府如何把握好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管理和干预的“度”，在“放权”与“收权”之间找到一个科学适宜的平衡点，不仅事关政府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执政能力建设，更对一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的三种政府介入类型及划分标准
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的介人程度指政府介人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纵向的程度。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分权不同，此处的介入程度是指政府下放给社会、高校的权力空间的大小。由于国体和政体的不同，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差异及教育体制的历史和现实差别等，不同国家的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的介人程度不尽相同。按照介人程度的高低，可以划分出三种类型:低介入型政府、中介人型政府和高介人型政府。
上述划分的主要依据是以下三点标准:第一，在国内居主要地位和起主要作用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组织机构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地位;第二，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外部评估的主体，以及对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介组织进行元认证或评估的主体;第三，高校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享有的自治权力空间。下文将结合典型国家的政府实践，详细探讨这三种政府介人类型的特征和优缺点。
(一)低介入型政府:“放权”多于“收权”
根据前述的三个标准，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低介人型政府具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居主要地位和起主要作用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组织机构是独立的法律主体，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对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并且独立于政府或其他组织。第二，主要由与高等教育发生联系的专门性组织和具有民间性质的社会中介组织承担高等教育机构认证以及质量评估。对上述社会中介组织的元评估和元认证，也可以由独立的中介组织承担。第三，政府没有制定统一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高校的自治权很大，院系设置、课程设置、人学资格、教师聘任等都可自主决定。
美国是非常典型的政府低介人型国家。美国负责高等教育管理的最高政府行政部门是美国联邦教育部(U.S.DepartmentofEducation,USDE)。但相对其他国家的同级政府部门来说，USDE权力较小，主要通过相关政策立法、财政拨款以及对高等教育质量认证的社会中介组织进行元评估和信息分享，来促进高等教育质量，协调联邦教育计划和改善联邦教育活动的管理。而州和地方政府虽然握有法律赋予的高等教育管理权，但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面仍相对薄弱，主要通过州和地方立法、财政拨款、州对私立学校的许可证评估，对公立学校的绩效评估等方式加以最低限度的干预，同时负责将相关信息反馈给联邦政府。可见，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州和地方政府都不涉人具体的院校或专业质量评估及认证事务中。
在美国，进行院校认证和专业认证的主力军是外部认证机构，它们作为社会中介组织，自筹资金，独立运作，并将认证结果和相关信息提供给联邦和州政府。借助这些社会中介组织，美国政府成功地实现了对高等教育质量的间接管理。
元认证是指对认证机构的再认证。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认证机构可以选择接受USDE提供的官方认证或美国高等教育质量认证委员会(CouncilforHigherEducationAccreditation,CHEA)提供的非官方认证，也可以选择接受双重认证。这种对认证机构的元认证同高校接受外部认证机构的评估一样，并无立法或政策强制规定，而采用自愿申请原则。但是，联邦政府有效地利用了财政拨款这一间接调控方式，使大部分认证机构选择联邦教育部的官方认证或双重认证。一方面联邦政府规定，只有在已通过认证的高校报名的学生，才能申请联邦政府的各项奖助学金和贷款。田这间接地使学生在择校时倾向选择经过认证的高校。再加上高校须向公众证明其教育和科研质量来提高声誉、通过认证的院校间学分才可互换等原因，美国高校往往积极接受认证。另一方面和CHEA的元认证不同，只有经USDE认证的认证机构，政府才会将其对院校和专业的评估结果采纳为高校获得联邦政府各种助校助学资金项目的依据。高校需要联邦政府的上述拨款和项目资助，这就间接地使认证机构不得不接受USDE的认证。
虽然要求外部认证接受元认证，相当于存在一个相对统一的评估程序要求和质量最低标准，但是对高校的质量评估而言，政府并无统一的官方质量准则。评估准则由认证机构自行制定。此外，也未对高校建立内部质量管理制度做要求，只在各州政府对各高等院校的办学条件有一套最低标准，据此授予各院校以办学许可。
(二)中介入型政府:“放权”与“收权”相当
中介入型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的介人程度较低介人型政府有所加强，但高等教育机构仍然有比较大的自治空间，因而该介人类型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政府往往将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权下放给独立于政府的、非官方或半官方的认证组织或机构来进行，并给予它们资格认证。这些机构最初往往由政府建立，或是由政府与高等教育行业协会联合组建，并且在国内的高等教育外部质量管理中占据主要地位和起重要作用。政府通过提供资助、指导、政府人员参与等方式对它们施加影响，避免直接或高介人的僵硬或刚性。
从法律性质上看:负责为英国的高等教育提供整体性质量保证的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ualityAssuranceAgencyinHigherEducation,QAA)是一个独立的中介性组织;澳大利亚大学质量署(AustralianUniversitiesQualityAgency,AUQA)是一个独立于政府和高等教育部门的、非营利性的国家机构;法律性质介于两者之间的是日本大学评价·学位授予机构，该机构作为独立行政法人，既脱离政府机构，又非民间机构，是日本独创的一种法人类型。
从与政府的联系来看:在英国，成立于1997年的QAA整合了原官方评估机构—质量评估委员会(QualityAssessmentCommittee,QAC)负责的学科层次评估和非官方评估机构—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HigherEducationQualityCommittee,HEQC)负责的院校审计。因此，该机构是英国政府与学术组织达成妥协、为统一管理全国高等教育质量而紧密合作的产物。英国政府于1997年咨询报告《学习社会中的高等教育》(即《迪尔英报告》)，建议强化QAA的功能，由其承担质量保障、公众信息、标准确认和证书框架的管理责任，并为各高等教育机构申请政府拨款制定可操作的规范。可见，政府政策对QAA运行和发展起到指导性的作用。在经费来源方面，除合同和会费等收人外，QAA也可以接受来自政府的资助。
此外，有些中介人型国家会通过立法或出台政策，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接受外部质量保证机构的评估和认证。如日本规定2004年4月后，所有的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都必须定期接受外部认证机构的认证，并且这些认证机构须经文部省的鉴定。
第二，中介入型政府会制定或认可一整套国家高等教育质量标准，以规范国内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证或评估规则、准则。
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制定了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Australi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AQF)，这是澳大利亚学校、职业教育和培训及高等教育部门的质量保证国家框架，其中包括对高中、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及高等教育部门印发现行国家资格证明进行指导的国家准则。在英国，则是由QAA与英国高等教育部门共同制定一套建立和维护质量及学术标准的准则和参考点。在荷兰，2002年议会通过了《高等教育和研究法案》，要求对大学和高等职业教育学院提供的学位课程按照一套教育、文化和科学部制定的标准进行认证。”
第三，推动高校内部质量管理制度建设也是中介人型政府间接管理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方式。政府往往通过立法或出台政策，督促高等教育机构建立完善的内部质量管理机制，但不过多施加行政干预，给予高校较大的自治权力。
在日本，1991年修订了《大学设置基准》，其中第2条规定大学必须尽力进行自我检查和评价，还要准备适宜的体制。在英国，1985年政府绿皮书《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中要求高校建立明确而公开的教学质量监督和控制制度及可由校外机构进行教学质量评价。其后在1991年的政府白皮书《高等教育的框架》中也提出每一所高等院校承担着保持和提高教学质量的主要责任。
(三)高介入型政府:“放权”少于“收权”
在政府高介人型的国家中，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体系中处处体现着国家和政府的意志，因此该介人类型具有如下特征:第一，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机构作为国家行政权力机构，自然要对国家负责，并且统一控制全国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活动。其成员任免、经费来源等都带有强烈的官方色彩。第二，高等教育质量的外部管理力量明显强于内部管理力量。高校内部质量管理制度无论在建立目的、运作方式还是质量指标和标准上，或多或少都受到政府的影响，因而高校的自治权相对较小。
法国政府是典型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高介入型政府。根据1984年法国《高等教育法》成立的法国国家评估委员会(Comitenationaldevaluation,CNE)是一个独立于其他教育部门的，负责评估所有科学、文化和职业公立高等学校的国家行政权力机构，直接向共和国总统报告。i13它评价一切公立高等学校合同执行的结果，拥有对每件事到现场调查研究的权力，可以建议旨在改进学校管理、提高教学和科研效率的措施。2006年，法国政府因参与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Process)而建立了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机构(Agencede1''''evaluationdelarechercheetde1''''enseignementsuperieur,AERES)，该机构同样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权力机构，以4年为一个周期，总体评价高等教育和研究。CNE和AERES的经费都由政府提供。CNE的董事会中有25名成员，其中4名成员来自政府有关机构。AERES中董事会也有25名成员，其中2名来自政府有关机构，主席由总统任命。
另一个典型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高介人型政府是俄罗斯政府。俄罗斯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体系由许可、评定和鉴定三个环节组成，根据1992年《俄罗斯联邦教育法》的规定，许可是指教育机构必须获得办学许可证，评定是指评估教育机构毕业生培养工作的内容、质量与国家教育标准的要求水平是否一致，鉴定是指确定教育机构为完成教育过程所提供的条件与地方提出的要求是否一致。俄罗斯教育部组建认可、鉴定和评定部，其主要职能包括接收并审查来自教育机构的需要进行认可、评定和鉴定的申请;组织并协调一切与教育大纲和教育机构活动质量评价有关的程序;颁发教育活动的许可证和国家鉴定的证明。}''''9e2003年，俄罗斯签署了《博洛尼亚宣言》(BolognaDeclaration)，由此，俄罗斯引入新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和要求，并创建了新的质量评价体系—全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新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体系和鉴定指标体系及其他相关文件，为俄罗斯高等教育质量提供了规范上的保证和执行依据。
二、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三种政府介入类型的比较分析
根据前述划分标准，目前世界各国政府大致都可分别归为低介人型、中介入型和高介人型三种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介入类型。但随着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及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各国都十分重视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因此有必要对这三种政府介入类型做一个比较分析。
政府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实现低介人的优势在于:一是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使政府减少直接的干预，且节约了行政资源，转而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力量。二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了高校的自治权利，高校通过对认证机构的自愿选择和自觉接受评估，实现个性发展。其缺陷在于:一是对法律的健全度和中介市场的成熟度要求很高，一旦存在法律漏洞或出现市场失灵，可能对高等教育质量管理造成不利影响。二是导致高校往往要接受双重乃至三重认证，增加了负担。加之没有统一的质量指标和标准，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难以做到均衡和平稳。超级秘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