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法论文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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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法论文

汉语语法论文范文1

我们在研究中还发现,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往往跟记录这种语言的文字形式也有许多关系。虽然语言是先于文字而存在,但文字的出现必然要适应并有利于这种语言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是说,一种文字与被记录的语言,必然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否则,这种文字就会失去长存的资格。当然,文字与语言的哪一要素联系得较明显,这会因文字的特点不同而有所偏重。从汉字来看,它与汉语语法的个性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字的特性适应并支持了汉语语法的意合特点,同时,汉语语法性征也是汉字得以长存的因素之一。

汉字是现代世界上各种记录语言的文字中唯一继承传统而被保留下来的文字。它与音节文字、音素文字构成当今文字的三大类型。音节文字与音素文字是通过记音而达到记义的。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则是直接记义的。它在记音方面不甚明显,也就是说,汉字在联系语音方面的功能是较弱的。在汉语圈中,同一汉字在不同方言区可以读不同音而在意义的理解上却又是相同的。所以,汉字的功能特征在于它的表义性。它是建构在音形义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的。其最大特点是既以形表音,同时又以形表义;其间音与义是通过形体建立联系的,即音与义之间是间接取得联系的。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汉字的三维结构。有如下图所示:

形体

语音……语义

(虚线表示间接性)

因此,对于汉字,就有了听音尚难辨义,识音则能解义的特点。另外,如上文所述,汉字是以表义为中心的,所以它又具有开放性特征。一个形体,在汉语中,不仅仅允许它在不同时代、不同方言中取不同的读音而获得同一意义,甚至还可以为语音系统与汉语迥异的其他民族语言(如日本、朝鲜、越南)所借用。

由于汉字的表义是体现在形音义一体化上,因此,可以说每一个汉字基本上都是音义的结合体,这与语素是音义结合体这一特点是相吻合的。传统的语文教学被称做“读书识字”,我以为这正说到了点子上。问题还不仅仅到此,关键是在于识字就能读书上。这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汉语语句构造是依赖语义勾联起来的。我们只要从掌握汉字的字形入手,了解了一个个汉字的音也就懂得一个个汉字的义,同时从这些串联成句的字义中又可领会出句义、文义。古人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也就在一个“悟”上。现代语言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在“悟”的背后的语言人文主义特点,挖掘其中的规律。因此,研究汉字和语法的关系当然也是这方面的重要课题之一。下述三个方面是我们在探索中获得的几点认识。

其一,汉字的表义性适应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我们知道,语言的组合序列有如一条长链,链链相扣,环环相接,其间每个语词乃至每个汉字都是语言中的一个链子。在汉语中,这种链式序列可以允许人们根据需要取去某些链子(语词)而不影响达意,其衔接处可以完好如初。所以说,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恰恰表现在意合性上。意达而词之多寡可随意增删。神经病理语言学实验表明,人们记忆句子和理解句子,并不记忆句子的形式。人的大脑神经系统加工处理的不是语音,而是语言所运载的信息,即语义。汉字的缺点是与语音联系不紧,但它在对于字义的理解上显然优于拼音文字。因为汉字的规律就是文字形式与概念间的联系比较紧密。拼音文字的字形是以代表音素或音节的字母连缀而成的,人们在掌握字母和拼法之后,一般可读出字(词)音来,如果其意义正好是在口语中已熟悉了的,他也可以同时明白词义。但在一些国家的阅读教学中,也常常出现会拼、会读而不知句子含义的“语义性失读症”。然而,汉字的字形和字音都服从于语义,表现出语义,因此,学习汉语的人很少出现能读音而不理解意义的现象。这就是说汉字具有知音解义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力地支持了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汉语语法表达中的重意义支点,轻形式配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字的这种表义性征。句子中的语词弹性现象主要地体现在汉字上。汉字的块状和可拼合性为汉语语法的“随表达意图穿插开合,随修辞语境增省显隐”〔2〕和以意义支点为中心的表达意识提供了丰厚条件。

其二,汉字的单音节语素性质适应了句法中的韵律需求。汉语作为一种带有浓厚文化背景的民族语文,其注重韵律的特点是这样的明显,它不但讲究句子的抑扬顿挫铺排,而且还讲究句子音节的多寡对应。一般观点认为,句子是由词组合而成的。汉语的词,在古代以单音节为主,字即是词。在现代,汉语词汇已向双音化发展,古汉语的词延传到现代大多降级为语素,因此,字又相当于语素。虽然如此,但传统的文化征性并没有因此消失。汉语语素具有灵活性,它可以根据需要而随时升格(还原)为词。据统计,汉字中仍能独立成词的约有2000字,在现代汉语日常生活的语料中,这些作为词而独立运用的字,其出现率为61%。至于那些不成词的实语素,在一定的语境中也可以成词。例如,在“夹道迎接”、“双喜临门”、“拥被而卧”中的“道”、“临”、“拥”这些字都是词,它们体现的正是字所代表的意义。另外,由于汉字的表义性,使得现代汉语双音节词在表达中既可选择单字(单音节)形式也可选择复字(双音节)形式,从而有效地调节了语言的节奏,使句子的结构匀称,音节配合和谐。如“学校”可说“校”,“月亮”可说成“月”,“时候”可说作“时”,“开始”可说为“始”,“工厂”可简作“厂”等等。有时根据表达需要,多音节词还可以随意拆合,依赖汉字表义特性加以运用,使字(语素)升格为词。如“青春痘”一词可以拆成两个词,“我们要青春,不要痘”(广告语)就是一例。汉语的对偶句对音节的选择更是显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汉字对组词成句的特有作用。这方面行家已有诸多论述,不在这里赘述了。

其三,汉字的块状整体认知适应了汉语语法的整体认知特征。汉人的思维观在于注重整体性。人体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重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性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和整体性的能力。〔3〕这些特点在汉语言文化中表现很突出。例如,汉人传统的舞台艺术表演,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令人由个体、局部想到整体、全貌。汉人对汉字的理解也是抓住整体轮廓。汉字是一种高形差度的文字,印刷模糊,残缺笔画部件,甚至遮去一半字体,仍能认读。这对于拼音文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由此,我们联想到近年来有人提出的汉字上的“识繁写简”问题。这个提法适合不适合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不妄加评论。但有一点,“识繁写简”是符合汉民族整体认知的文化心理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有过亲身体验。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在识字上就有这么一个特点,用繁体字印刷的古典作品,他们阅读下来几乎没有问题,但如果请他们写几个字,可就为难了。这里面说明了这么一种现象——他们能读能认繁体字,但无法书写出来。他们在认字时是运用整体认知原则的。这种整体认知在汉语语法中也有许多表现。从现行语法观看,有些句子是属于成分残缺的,但人们在阅读理解时并不困难。例如,“自行车下坡请减速!”“一个孩子好!”这些句子用现行语法理论都很难给予合适的分析。但在交际中却是达意的好句子。因为人们是从整体上去把握句子的,而不是像印欧语一样从形式入手去理解内容的。更有趣的是下面这两句话词序不同,意思竟然相同,交际者从来不引起误解: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闺女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亲妈一样。

│在家里我对儿媳像亲妈一样,

儿媳对我也像闺女一样。

让外国人理解,就不明白“闺女”换“亲妈”,意思怎么还会相同呢?其实这儿正好充分体现了汉人所具有的抓意义支点——“我对儿媳”、“儿媳对我”,从而进行整体领悟的能力。从上述分析可见,汉人在认识汉字和汉语语法上具有一种通约性。这也是汉字之所以从创始以来几千年而不废的原因之一。从中亦可看出汉语语法之不重形式而重意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假如有朝一日汉字的方块形体改为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汉语语法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化,走上形态特征的道路。因为汉字的见形识义、识音解义、以意义为重心的特点和汉语语法具有十分深刻的共通性,汉字为汉语语法特点的存在提供了诸多方便。

从目前来看,汉字与语言的关系在字音、字义方面已经有许多成果,但在汉字和汉语语法的关系上尚属未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希望这个领域今后越来越引人注视,会有更多的同仁参与探索、挖掘其间规律,从而促进汉语言文字的理论研究深入发展。那么,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

〔1〕拙文《论汉语语法的弹性特征》,载《汉语学习》1989年第3期P4—6。

汉语语法论文范文2

【关键词】汉字 书法 传统文化 艺术创新

书法,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也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独放异彩的奇葩。这是因为:书法所写的是汉字;汉字是书法的表现对象和造型基础,是书法的生命之源。

一、从书法的内涵看,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世界上所有开化的民族都有他们自创的文字,或参照其他民族文字创造的文字,有文字的书写,只是他们的书写都未能成为艺术形式(如拉丁文字、阿拉伯文字等)。此外,现今的汉语拼音字母,是借拉丁文字母创造的,以拉丁文书写方式拼写,人们也不能以书法的素养书写它以取得类似汉字书法的审美效果。这表明:只有汉字才是书法艺术形象创造的基础,书法艺术是汉语言文化的应有之义。

(一)书法的定义,就是特指汉字的书写。

中国书法,博大精深。关于书法的定义(内涵),至今有多种提法,尚未定论,但每种提法却与汉语言文化息息相关。在此,略举几例加以说明:其一,书法,顾名思义,就是书写汉字的方法。其二,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研究的一门学问。其三,书法,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文房四宝”为工具,通过书写汉字来抒情达意的一门艺术。它主要包括笔法、字法、章法、墨法等内容。上述三种提法均表明:书法是以汉字为基础,用毛笔书写的,具有汉语言文化特征的抽象符号艺术,汉字是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

(二)书法是汉字的艺术表现。

汉字能成为艺术,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一是汉字有一个为别的文字不具有的特点。汉字既不是模拟自然的图画,也不是任何人随心所欲的抽象符号,它是“本乎天地之心,得乎自然之理”,而以象形、会意诸法创作的造型,是根据汉语的单音单词构成一个个具有独立完整意义的形体。二是汉字的形体构成充分体现了人们感悟自然万物形体构成之理。人们在自然千姿百态痕迹的启发下,创造了象形文字。有了象形文字作基础,再造其他的字就有了参照,因此,以会意、形声等造出的字就随语言的实际发展起来。这样,据单音语言创造的具有形体整体性的文字,为以书法创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形象准备了很好的基础。三是能使汉字成为艺术的关键是书写。随着实际需要的发展,书写工具的改进,书写技术方法的总结,汉字发展形成了如大小篆、古今隶、章今草乃至楷书、行书体。体势变了,笔画变了,写法变了,但充分运用书段,借汉字的基本结构,创造出具有生动的抽象形式,具备力的运动节律,具有生命机体意味的笔画,营构有生命的形象,这些始终保持着,而且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强烈。

二、从书法结构因素看,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汉字书写之所以能够成为艺术,除了书写者自身艺术创造力之外,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汉字先天便具有艺术的特质。书法是汉字艺术特质的表现。

(一)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

书法的艺术语言是汉字的笔画线条,是有着一定的限制和高质量要求的线条,即是书家用手直接写出的,具有生命活力的线条。因为汉字的笔画本身具有艺术素质,有着丰富的表现力,不仅是书法者必须依循的,而且是书法者乐于借助的。一是汉字笔画具有丰富性。丰富的笔画才能构成丰富的形体,蕴涵丰富的内容。汉字有甲骨文、金文、篆、隶、楷、行、草等诸多字体,其笔画也由简到繁,不断丰富。如以法度最为完备的楷书为例,其基本笔画就有点、横、竖、撇、捺、挑、钩、折。而且,每种笔画又有多种形态。二是汉字笔画具有意象性。汉字笔画线条,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外形的一种抽象、概括和描述,同时又是人的创造,带有某种意象性。历代每一书法的笔画中都熔铸有书家的意象。三是汉字笔画具有表情性。汉字丰富多样的笔画,与生俱来便带有丰富微妙的情感。不同笔画的线条,给人以不同的情感感受。一般来说,横线使人感到广阔、宁静;竖线使人感到上腾、挺拔;斜线使人感到危急、惊险;曲线使人感到流动、变化、柔和、轻巧、优美等。

(二)书法的艺术形体结构是通过汉字线条塑造出来的。

书法是造型艺术。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示真实。书法艺术的形象是通过汉字线条塑造出一个个奇妙的结构形体。一是汉字形体的象形性影响和促进了书法的形象塑造。中国汉字是象形的,有象形的基础,就有艺术性。汉字始终沿着表意走,符号中仍有形象,“象”的范围也更广了,称之为“象物、象事、象意、象声”。这“四象”属于象形精神,是汉字艺术性的集中体现。二是汉字形体的多样性影响和促进了书法的形象塑造。汉字丰富的笔画和复杂的结构形体,源于自然和表意的特点。书家个人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审美追求去创造书法的艺术形象,但无论如何,汉字形体的固有特点是不能忽视的。

三、从发展书法艺术看,必须坚持书写汉字的传统

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继承的目的。历代书法的创变规律,都源于特定历史时期对艺术审美的与时俱进,也由于汉字的象形结构渊源,使其中艺术创作有了极大的可塑性和创造性。

(一)书写汉字是书法自身的规定性。

书法汉字包括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是书写性,即书法是书写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也不是制作出来的,其创作过程是书写的过程。二是书写的对象是汉字而不是其他东西。两个方面是连在一起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书法艺术是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

书写汉字不仅仅是书法自身的规定性问题,还涉及这门艺术的文化特色问题。书法是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艺术,把它和其他艺术放在一起,它的中国文化身份最直接,特色最强烈、最鲜明。如果在西方看到一幅书法,哪怕是“唐人街”一块招牌,马上就会想到中国。

汉语语法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语言文字除了需要规范、标准之外,还必须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没有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规范就只能是僵死的、停滞的条条框框,也就不能更好地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无法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服务,因此,任何规范标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社会在发展,科学在发展,文字语言就必须是动态发展的,对规范标准应适时进行修订和完善。这就是文字规范、丰富和发展的记辩证关系:规范是发展的基础,丰富是发展的渠道,发展是规范的前进,三者相辅相成,互相联系,互相促进,互相转化。

1我国文字规范的形成及现状

汉字产生之前“上古结绳而治”,自然是没有规范的。后世从图画和契刻受到启示,文字“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约定俗成”便形成了初步的体系,也就是早期不成文的规范。

汉字规范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规范。旧中国长期以繁体字为正体,那么,以繁体字为代表的正体字也就成了当时的规范字。虽然当时以繁体字作为规范,但是,人民群众长期以来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手头字、俗字已经开始流行。这便是对汉字的丰富和发展。

两表的调整表明我国语言文字规范的一个立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毗而就,也没有终止的时候,需要从语言文字的自身发展规律和我国的国情出发,因势利导,循序渐进,使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使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的过程成为积极引导规范而又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

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研究了目前作为字形规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认为此表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现在把我们的意见提出来。

1.1笔形的变化规律不够统一

①末笔是横的部件作左偏旁的横变成提,“车”和“牛”作左偏旁时改变笔顺把横变成了提,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革”字作左偏旁时也应改变笔顺把横变成提。另外“黑”字作左偏旁时末笔不是横,四点上面部件的横不应该就提。

②末笔是竖的部件用作左偏旁时,竖变成撇,如:翔、邦、等,按照这种变化规律,韩、郸、韧等字也可以变,特别是“”变“艳”字,左边部件与“邦”相同,理应变撇。

③“月”字用作下部件时撇变成竖,如:肖、胃、能、俞等,但在筋、崩、葫、萌、旅等字中却没变。

④“木”字做底时,如果上部是撇捺对称且覆盖“木”字的部件,要把捺变成点,如:条、茶等。如果上部不与撇捺对称的部件为邻,则不必改变捺的笔形,如:桌、梁、棠等。可是“杂、亲、杀”三个字本属后种情况,却按前者的规律把捺变成了点。考查这三个字的来历,原来它们在繁体字时代只是该字的左边部件,简化时把右边简掉,却没有把作为整字时“木”字该有的捺恢复过来。与此相反本应根据避重捺的原则把其中的“米”字的捺变成点,然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乘”字却设计为两个捺。

1.2笔顺的规则也不够统一

汉字的笔顺基本上是按人体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点和视觉审美要求约定俗成的,这叫作自然笔顺;规范笔顺是在自然笔顺的基础上加以整理而制订出来的。规范的笔顺主要有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外到内和先外后内再封口等几条,除此之处,还有一些特殊情况,但一般都应该符合人的臂、腕、指的运动生理特性。

汉字的历史太久远,形成的因素太复杂,要想通过几条规律把它们统一起来,简直是办不到的。不过,作为汉字的规范标准,是文字继续丰富和发展的基础,这个基础越有规律、越容易掌握,推广起来就越有效率。我们应该从“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总原则出发,尽可能地使汉字难认、难写、难记的现状得到改善,使汉字构形及组合时的变化规律趋于统一,为语文教学、社会应用和对外汉语教学开创新局面。

2文字规范发展的方向和措施

汉字喜逢盛世,必须抓住机遇,尽快适应世界汉语热的需要、中国加人WTO后因交际的需要、科技发展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发展速度。

2.1调动国家与民间两个个积极性,加大汉字研究的力度

国家“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多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民间的积极性调动得不够充分。汉字产生于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又服务于社会生活,如果只有国家主管部门的研究而没有民间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只盯着民间用字出现混乱现象的消极因素,而忽视人民群众使用和创造文字的积极因素。语言文字的政策应该适当放宽,鼓励民间建立语言文字研究机构,并积极征求汉字使用者特别是语文教师的意见,吸收民间汉字研究的成果,使语言文字政策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

2.2制定对内汉语汉字考试等级制度

汉语语法论文范文4

摘要:在现代传媒多样化和社会转型期的复杂语境下,汉语诗歌在历史性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是,看似衰微的局面中也出现了许多复苏的态势。本文试从现代传媒和转型期文化的角度浅谈当下的汉语诗歌。新时代语境下的汉语诗歌。

关键词:现代传媒转型期文化汉语诗歌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中国古典诗歌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五四文学革命后,中国诗歌进入了白话诗阶段,开始了现代化进程。现代汉语诗经历了自由体诗、格律诗、象征诗、现代派诗、政治抒情诗、朦胧诗、先锋诗等探索阶段,基本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朝气,但进入九十年代至今,诗歌的创作与阅读都呈现了下滑态势。诚如王光明教授在《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中谈及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诗歌状况时所言:“灯光暗转,垂暮放下,剧情已渐新……许多东西一夜之间从悲剧变成了喜剧”“诗歌似乎直接走入了黄昏和暗夜。”这不能不使人焦虑,但是,关注当下的汉语诗歌语境,笔者也发现了一些新动态,由此浅谈开来。

一、汉语诗歌传播媒介的变化以及引发的思考。

诗歌传播是诗歌发挥艺术作用和获得自身发展的重要方式,诸如口传、抄写题跋、印刷、朗诵等,在现代科技日渐发达的今天,汉语诗歌的传播媒介有了重要的变化。

1.网络成为汉语诗歌重要的传播媒介之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文化已经成为值得研究的课题。网络文化以“虚拟性、交互性的符号自我(主体)”为基本特征,即网络用户凭借诸如网名、图片等进入虚拟的网络世界进行交互性的及时交流互动。其中,博客的兴起造就了众多网络,包括诗歌写作者,据新浪网统计,在网上开博客最多的是诗人群体。可见,网络确实对汉语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

(1)发表和阅读作品的便捷度和自由性。在传统观念中,诗歌是少数“精英”方可享受的高级精神品,同时受到体制影响,普通写作者更是很难发表作品,而网络解决了这个问题,在自己的博客上可以快速而自由地发表作品,这就为更多的诗作者进行艺术探索、发表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也为读者阅读作品提供了方便。

(2)阅读的交互性。网络“交互性开放的界面”使读者的阅读活动与众多不确定的其他读者共同进行,并通过留言回复等方式与其他读者和作者进行交流,便利的传达阅读和创作感受成为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创作激情,同时也为作者修正、调整自己的作品提供了有利条件。

(3)接受环境的立体化。网络平台具有“超文本界面”,它是纸张以外的电子文本,不再是传统文本的线性的或平面的结构,而是网状的多维立体结构,有着“超文本链接”,用户点击文本中加标注的一些特殊单词或图像,就能打开另一个文本。在这样的环境中阅读诗歌,可以增强接受信息的灵活性和综合性,相关内容的便利提取也有利于诗歌的理解和扩充阅读。

(4)表现形式的多媒体化。不同于传统文本,网络可以提供文字、图片、音乐、动画等多媒体支持,阅读过程中会有相关的音乐图像等元素,比如在一首写春天景色的诗歌里,可以配上诸如青草、桃花、冰化的溪流等图片,还可以配上清新的音乐,这就构成了一个形象生动的接受环境,增强了阅读诗歌的趣味性,吸引了更多的读者。值得思考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读者的想象力。

2.从诗朗诵等活动中谈汉语诗歌的音乐性。

近年来,配乐诗朗诵、诗歌电视、央视新年新诗会等活动的举办为诗歌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汉语诗歌的接受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可见,汉语诗歌的发展,音乐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诗歌与音乐有着悠久的同源关系,中国古代许多的诗歌都是可以入乐演唱的。中国很早就有所谓的“歌诗”,即能谱曲配乐配舞表演的诗歌,如《诗经》、楚辞等。与音乐相近,抒情诗也有着声音和谐的音调和节奏,有较高的心灵自由度和情感表现力。中国的古典诗歌有着优美的韵律,为人们所熟识和喜爱的现代诗歌也往往有着音乐美,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舒婷的《致橡树》、余光中的《乡愁》。

诗歌研究者吕进曾言:“中国新诗是一种看的诗,依赖吟唱和朗诵是越来越少,”这或许是当下许多人否定和轻视新诗的重要原因。诗歌不同于小说、散文等其他文学样式,音乐性是诗歌的重要因素,新诗虽不必延续旧诗的平仄等严格限制,但是节奏和内在的音乐性是必需的。如何使现代汉语诗歌尤其是现代汉语抒情诗具有音乐性,如何使得好的汉语诗歌在新时代得到有效的流传,这些都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努力探索。比如,当代优秀流行歌曲的歌词(如谢冕先生赞赏的崔健的《一无所有》)、古诗改编的歌曲(如《明月几时有》)就是有价值的尝试。

二、转型期文化语境下汉语诗歌的接受以及引发的思考。

著名学者杨乃乔教授2008年来保定学院讲座,在回答笔者关于“现代汉诗”发展状况的提问时说到:“在后工业文明时代,诗歌——文学中的“贵族”的阅读是没有环境的。在这个读图时代,追求审美感官的速度与刺激成为趋势,诗歌注将没落。”杨教授从当下环境的反面因素指出了诗歌衰落的原因,笔者在这里想反其意用之,探讨一下新时代语境对诗歌发展的有利影响。

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诗歌生存的社会语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多元而矛盾的时代中有着诸如中西文化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生存与道德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反差等,人们所焦虑的是更为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的无根感。信仰多元侧面导致信仰缺失,灵魂的漂泊使人们内心出现了矛盾郁闷颓废无聊彷徨的情绪,这一点在大学生群体中也具有普遍性。历史仿佛回到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浪漫激情后滋生的是面对理想和价值失落的苦闷与迷茫。与现代物质日渐丰厚构成反讽的是现代人的精神空虚。可以说,整个社会在渴望着一种灵魂的栖居地,人们需要生命性情的滋润,需要心灵的休憩与安慰。

而诗歌作为一种极具感情的文学形式,集中了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充满了对真善美的向往,对人生的吟唱,对生命的珍重,对崇高精神和道义的担当,对心灵故乡的永恒守望,其中现代诗歌更是有着现代人生存的丰富情感和经验,等等。这些都可以抚慰当下人的心灵,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和阅读期待。

试以海子的诗歌为例,考察海子的生平及其诗歌可以发现,其中隐含着一个重要命题——对灵魂栖居地的追寻与确认。“珍惜黄昏的村庄,珍惜雨水的村庄/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村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他的抒情短诗吟唱着大地、河流、村庄、麦地……那是“永恒的人类生村和生命之庞大根快”,是一种“文化乡愁”,长于农村的海子对乡村有着独特的生命体验,他深情地吟诵着自己的诗歌理想,追寻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的诗歌是熔铸真性情的生命之诗,海子对生命的爱与信仰都给人们带来了心灵的滋润和感动,这也许是近年来海子诗歌受到重视和喜爱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在转型期复杂文化语境下,诗歌也存在着发展的有利环境。贴近心灵,抒写有真性情的生命之诗,是诗歌的本质要求,也是汉语诗歌发展的必然要求。

以上主要从现代传媒和转型期文化的角度浅谈了当下汉语诗歌的发展,汉语诗歌的发展是值得研究的大课题,当下的状况还有许多复杂性和艰巨性,有待笔者学识能力的提高,或许能够进一步深入下去。汉语诗歌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在20世纪的百年探索中又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21世纪,汉语诗歌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参考资料:

1.《写作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陈超,《海子论》,《打开诗的漂流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汉语语法论文范文5

关键词:网络文化;大学汉语语言文学;教育重点改革

一、汉语语言文学教学特点

1. 汉语语言文学是我国大学教育中发展历史较为悠久的学科,传统的汉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教育目的就是向社会输送懂得汉语文学知识的人才,并不注重培养学生对于文学技能的使用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当今汉语语言文学的教学目的转为培养高素质高能力人才,汉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主要是通过写作来体现自身的能力,常见的工作岗位一般有宣传推广员、秘书类及行政管理类等。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要在大学期间要扎实记忆掌握基础文学知识,培养自身的文学素养。

2. 汉语语言文学没有清晰的就业定位,换句话说汉语语言知识没有较强的使用专业性及实用性。汉语语言注重的是精神层面的培养提高,提升我国整体文化涵养是其教育的最终目标。传统教育重点主要是向学生传授一些文化遗产,培养学生懂得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提高的是我国无形的资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教育目标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逐渐开始向着实用型教学模式转变,尤其是汉语语言文学教育而言,在坚持传统教育内容的基础上逐渐与时下社会发展特点相融合迫在眉睫。

二、网络文化的特征

1. 内容多元化

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里,没有硬性制度限制,任何文化任何民族任何地区的网民都可以互相交流沟通,网络文化交流开放性、可选择性更强,交流内容更加丰富,网民利用互联网交流没有心理压力,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小,使交流摆脱了空间上的束缚,利用互联网交流的个体可以摆脱社会风气及传统问题的偏见,从这个层面上看网络文化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在网络文化中高雅与低俗并存,既有抽象严肃的文字也有娱乐方面的文章。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另一个不同点是网络文化是单纯以传播信息与相关知识为主要内容,超越了物质层面。在互联网世界中使用者可以最大限度的彰显自我个性,人们可以随心所欲真正按照自我的喜好来安排自己的网络生活,满足了人们对于自由的向往与追求。

2.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网络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计算机语言不同于传统定义上的语言,计算机不受地域的限制是真正意义上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基于操作系统及应用软件上的网络文化有着传统文化无法企及的统一性。就目前现状而言,网络文化的发展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尤其明显,新型的网络语言的发明及使用对象都是青少年,加之我国计划生育国策的深入,家庭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独生子女的成长过程中由于缺少玩伴,网络就成了其了解世界的工具。这也为网络文化的传播发展提供了社会环境。

3. 信息的时效性

网络文化有效弥补了传统文化传播的弊端。基于互联网技术上的网络文化,对于信息的采集处理及都能做到第一时间。可以瞬间实现向所有网络用户传输信息,用户通过互联网终端可以更加方便的了解信息,使社会变为一个信息整体,节约了不必要的时间及资源浪费。网络的时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活节奏,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内容。

三、大学汉语语言文学教学重点转变策略

1. 随着网络文化的不断强化发展,传统教育重点也必须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进行相应改变。教师不应再只重视学生汉语语言文学的基础知识的教育,单纯的知识性教育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对于汉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要求,必须结合网络文化的特征,着重培养学生的实用性写作能力,集合新闻学及现代传媒的要求,结合多种方面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实际灵活运用能力。针对现阶段学生写作能力普遍较差的现状,教师可以利用网络私人空间及论坛,从最初的命题作文变为定期的更新文章,利用互联网的特性,学生之间可以随意交流,互相欣赏彼此文章,教师定期进行集体修改点评,通过点击量的差距来刺激学生提高写作能力的积极性,在提高自身写作能力的同时还能提高自己对于文章的点评能力,从别人的问题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2. 传统教育教学重点只是注重对于学生硬性知识的培养,往往忽视了学生实践性的培养。随着网络文化的发展,汉语语言文学的教学应更加注重学生对于知识实用性的培养。要为社会培养既懂得专业知识又懂得如何运用的双重型人才。有条件的学校可以与社会网络媒体制定联合办学的目标,通过网络发展实际需要,培养定向专业人才,从根本上提高大学汉语语言文学的实用性。现代汉语语言文学的具体实用性更多的是要求学生要有基于网络技术对实时发表评论及看法的能力,要将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与网络文化的大众化特性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总结语

网路文化虽然是一种新型的文化载体,但是其影响正在逐步扩大,大学汉语语言文学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网络文化的巨大潜力及优势,积极改革教育教学重点,努力提高现代汉语语言文学与时代的结合度,提高汉语语言文学知识的实际应用价值,拓宽该专业生的就业范围。在享受现代技术带来的资源共享时代的过程中,完成新课标对大学汉语语言文学的教育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永军.新形势下大学汉语语言文学的教学改革方案[J].中南大学出版社.2012

[2]李仁武.如何加强网络文学建设[J].光明日报.2013

汉语语法论文范文6

关键词:文化研究 大众文化艺术 法兰克福学派 伯明翰学派

20世纪的学术界,有两股社会思潮颇引人注目,一是横贯整个20世纪的西方思潮;一是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并一直勃兴至今的英国文化研究。两者对20世纪的人文科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前者对哲学、社会学、美学等人文科学的理论研究以及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者对文化学的理论研究作出了开拓性和旗帜性的学科奠基和学术建设的作用。在两股思潮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重要学派为理论建构和发展做出了重要作用,它们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1923年成立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形成的一个学术观点大致相同的学术流派。由于他们标榜社会批判,以社会批判作为立所宣言,所以该派又称为“社会批判理论”。该派学派成员包括第一代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本雅明等人,及第二代的哈贝马斯和施密特等。

伯明翰学派,指的是一个以成立于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的一个旨在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文化研究中心为阵地的左翼学术流派。学派成员包括: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逊、斯图亚特・霍尔和费斯克。

这两个学派各处于两股明显相异的学术思潮中,耕耘着各具特色的学术花园。但是,两块园地并非完全没有交叉,园地里的学术之花也并非完全没有相似。两块花园连接的区域叫做文化,两块花园里都绽放着一支叫做大众文化艺术的花朵。对于文化,甚或大众文化艺术,二者在理论观点上有个比喻,法兰克福学派可以比作“火”,而伯明翰学派可以喻作“水”。火者,至刚至热,趋向极端;水者,至阴至柔,趋向中庸。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艺术观,正如烈火,充满火焰般的燃烧一切的批判精神;伯明翰学派,恰似流水,平静客观,随山岳河川缓缓流淌,润物无声。

水与火,一阴一阳,自然不容。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既为水火,当然更多显现的是差异。二者在理论取向上,前者极端,后者中庸。

一、对待大众文化艺术,法兰克福学派总体上持猛烈批判的激进态度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艺术的研究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坚持文化的高雅和通俗的绝对二分标准,站在精英主义的学术立场,认为大众文化艺术不同于纯正艺术的理想模式,而把对现实批判的特权归属于高雅文化,认为大众文化艺术具有高度意识形态化和同一性的特征,必然产生剥夺大众创造性思考的后果。

(一)关于文化或者艺术

霍克海默的《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一文,集中阐述了艺术同大众文化的不和谐关系。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强加给人的束缚既然必定要引起反抗,这反抗同样见于已经变得个人化的艺术领域。艺术作为超脱于现实世界的精神事物,具有一种乌托邦性质,它能够唤起人对自由的回忆,而使流行的标准显得偏狭和粗俗。总之,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大众性与艺术生产的具体内容和真理没有任何联系了。

(二)关于“文化工业”及科学技术

在对大众文化艺术的批判上,阿多诺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上。在他看来,“大众文化艺术起码存在这样几个弊端:‘大众文化艺术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大众文化艺术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扼杀个性。’‘大众文化艺术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大众文化艺术‘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

马尔库塞对大众文化艺术的关切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他在《单面人》中指出,当科学技术加盟到整个社会的运作时,文化的性质不得不发生改变,即文化的“单向度”化。马尔库塞意识到,“在工业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不仅成了创造用来安抚和满足目前存在的潜力的主要生产力,而且成了脱离群众而使行政机关的暴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

(三)关于大众文化艺术的客体――受众

阿多诺认为:“大众绝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他们是算计的对象,是机器的附属物。”他认为,在一个全面物化的时代,大众是无力和被动的。因为物化的意识已经渗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大众的抵抗力早已被软化消弭,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被收编。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指出,大众在文化工业中占据的其实不是主体地位而是客体地位,他们不是机器的主体而是附件。消费者并非如文化工业鼓吹的那样是个体面的皇帝,他们不是主体而是对象。

二、对待大众文化艺术,伯明翰学派总体上持客观的中立态度

伯明翰的学者们把文化的内涵放在一个更宽泛的落脚点上,并抹掉精英偶像的光环,把文化主体拓展到更为“低级”的人群。在他们的主张中,文化不再仅是“经典”,更是来自普通的日常生活。

(一)关于文化

霍加特对文化的理解,主要集中在《文化的用途》中。他默许文化的朴实、低俗性,认为家庭和邻里的文化,是一种属于工人阶级的文化。《文化的用途》以强烈的‘实践批评’精神,尝试去‘阅读’工人阶级文化,以寻求显现在其模式和结构中的价值和意义。

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对文化进行了全面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文化的概念有四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与人类追求完美的思想观念有密切关系。第二个意思是‘整体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思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其后,又有第四个意思:‘文化是一种无知、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这是威廉斯早期的文化观,在后来的《漫长的革命》中,他又进一步把文化定义予以发展,第一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第二是“文献式”文化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以不同的方式详细记录了人类的思想和经验。第三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在威廉斯笔下,文化概念终于突破了高雅文化的囿限,去掉了法兰克福学派和利维斯们的精英文化情结。文化不再是狭义的垄断,文化只是普通的。

(二)关于大众文化艺术

在消除了文化的高级与低俗之分后,伯明翰学派自然的就将文化从原来的精英调整到平民的角度来分析普通的文化,或曰大众的文化。

霍加特坚持工人阶级文化的充分合法性,“工人阶级的艺术基本上是一种‘展示’(而不是一种‘探索’),是对已知事物的一种表现。”他在《文化的用途》中避免了两点,“一是把无产阶级文化贬得一无是处,低劣或者粗糙;二是滥情的接受,这同样很糟糕。”

作为深受利维斯主义影响的新左派首领,霍加特对大众文化艺术的态度难免混杂模糊,而到伯明翰学派的舵手威廉斯这里,学派对大众文化艺术的清晰态度就真正地显现了。对于技术发明,威廉斯则认为:“只有当它被挑选来进行生产投资时,只有当它为了特定的社会用途而被有意识地发展时――即当它作为一种技术发明转向可以恰当地称为一种可以得到的‘技术’时――其普遍的意义才开始。”“被技术化了的大众文化艺术是少数派的现代主义的敌人……技术被谬误地认为必然带有这种内容,而在行动和反应两方面,少数派艺术却对它本身和一个异己的技术世界丧失了信心。”这里威廉斯要强调的是――技术本身并无罪过。

(三)关于大众文化艺术的主体――消费者

作为左派评论家,霍加特及其他“文化研究”的开创者们,无一例外地将大众文化艺术的受众指向到了工人阶级。

霍加特提出,工人阶级的宗教和政治观念充满偏见,一半是真,一半是假。但是在工人阶级大众自得其所的领域,他们个人的、感性的世界中,他们的交谈就像小说家,每一种逸闻都给描述得绘声绘色。他们交谈中的主导价值是友谊、得体的热情、豪放坦诚。正因于此,工人阶级大众可以是天真无邪的,一旦诉诸他们自己的价值,就像婴孩一般幼稚,就像广告的目标所向。所以他们也容易受到欺骗。

霍尔对大众文化艺术的解读,来自于他的那本名著《编码/解码》。该书中,霍尔清楚地感受到了受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他认为观众可能用他们自己的方式给“统治话语”解码,认为观众的反应未必一定是机械的。统治意识形态用选定的意义来编码,将往来事件的解释公之于众,似乎它们是自然的、理性的。观众却尽管用自己的方式来解码。

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对于文化尤其大众文化艺术的理论探索,更多的是鲜明的差异,它们一个高调举起精英主义的旗帜,站在勇猛批判的立场,发出一声又一声的文化哀叹,一个低调扛起平民主义的旗帜,站在大众的立场,相对客观中庸地建构着大众文化艺术的主义和内涵。前者如火,后者若水,水火相遇,不存不容――这当然是在一般情况下,在特殊条件下,有足够的温度和燃烧气体,水火也可相容。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大范围的差异,并不排除小范围的相似。比如晚年阿多诺对大众文化艺术态度的转变,对文化受众认识的细微变化;本雅明对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艺术理论的反向补充,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为了文化研究思潮的理论进化母乳。而伯明翰学者霍加特,对大众文化艺术的商业属性的厌恶,以及对无产阶级受众创造性和防御力缺乏的认识,某种程度上还是暗合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大众文化艺术批判观的。

参考文献:

[1]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教派.商务印书馆,2002.

[2]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文化研究网(http://).

[4]陈刚.穿越现代性的苦难.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5]雷蒙德・威廉斯,吴松江、张文定译.文化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